我们提到革命的孤独都会联想到政治，但真正困难的革命往往是道德的革命、礼教的革命。我将卓文君视为一个革命者，就是因为她听到父亲的威胁后，当场与父亲决裂，和司马相如私奔。最厉害的是私奔也不跑远，就在爸爸家门口当鑪卖酒，直是把爸爸气死了。《史记》里还写到：「相如身自着犊鼻禈」，「犊鼻禈」是有点像丁字裤的衣着，因为是卖酒的劳动阶级了，穿着当然不可能太漂亮。
卓文君所进行的革命，恐怕是比项羽、荆轲更难的。我们看到男性的革命者总会以决绝的姿态出走，情绪非常悲壮，得到许多人的认同；而女性的革命少了壮烈的气氛，却是加倍困难，因为捆绑在女性身上的枷锁远多于男性，当她要颠覆所有的礼教、道德加诸在她身上的束缚时，是一场伟大却不容易被理解的革命。
所以，我觉得司马迁真了不起，他为这个文化找到许多出口。今日我们还在议论一个女人的贞洁，表示我们都不如两千年前的司马迁。他没有用道德议论卓文君，他用真正自我的出走去歌颂这个敢做敢当的女子，至于「敢做敢当」是对或错，是她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很多人说司马相如最后还不是变了心，而嘲讽卓文君「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可是我认为卓文君对她自己的选择清清楚楚，这就是一个革命者，而革命者不管承担的是政治的压力、道德的压力，都无怨无悔。
那么，为什么革命者都是失败者？为什么不把「革命者」这个角色给成功的人？因为成功的人走向现世和权力，在现世和权力中，他无法再保有梦想。
我观察当年在我家里喝酒唱歌的朋友，当他变成政府高层之后，很多的考量都不再是出自于梦想，这个时候我们大概知道该和他保持一段距离了。其实我对他有同情，我知道在权力当中，人不见得完全没有梦想，但他的梦想必须收敛，讲得好听一点，就是「务实」，讲得难听就是没有梦想了，也不再是诗人了，更不会再高声歌颂聂鲁达的诗。
完成美学的诗需要孤独感，可是现世的繁华难以保持孤独感。所以我说「革命者」是现世的失败者，因为他们没有成功而保全了革命的孤独。
自己无法控制的状态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古今中外许多令人怀念的革命者都是诗人。我想这是因为诗人一直在追求激情，当他发现写诗不如革命激情时，他就去革命了。所以你可以感觉得到好多这一类的人，屈原是一个例子，他的诗写得极好，〈九歌〉、〈离骚〉是用文字在写诗，当诗人的孤独发展到极致时则是用血泪写诗，所以屈原和托尔斯泰一样，写得最好的一首诗，是他在最后出走前的告别。
近代有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汪精卫，他在十七、八岁时，梦想着中国的改革，所以他去刺杀慈禧太后、刺杀五大臣，后来事泄被捕，在狱中写了一首诗，末两句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年轻的头就是要去革命，何必留在脖子上？何等豪气。因为很多人欣赏他的诗，他被免除死刑，反而造成悲剧性的一生，他被释放出来后走向现实政治，与他所有的梦想、所有的诗发生矛盾，他的革命孤独也因此破灭。
革命孤独其实是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控制的状态，比起当时同样怀抱着梦想的另一群人，林觉民、徐锡麟、秋瑾、陈天华、邹容‥‥被后人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汪精卫恐怕真的会想「引刀成一快」吧！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去国父纪念馆看廊上的黑白老照片，当我看着那些照片时，我看到了青春。他们大多是二十出头岁，生命就没有「后来」了。虽然有时候生命有「后来」反而是更大的难堪。
我想，青春的美是在于你决定除了青春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了，也不管以后是不是继续活着，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挥霍。
我在翻开早年的日记时，吓了一跳，我竟然曾经在生日当天写下：「我决定不要活过二十一岁，活过二十一岁是很可耻的。」我在十几岁时写下这句话，可以说我后来都是「可耻」地活着。
年轻就是会有这样的梦想，相信青春逝去之后，就不会再有任何会让你动心的事情了，所以会有一种挥霍的心情，对于现实完全不在意。所以秋瑾走向死亡，林觉民走向死亡，徐锡麟走向死亡，都是相信青春背后没有东西了，就此了断。我当时会把他们当作偶像，就是因为他们带给我一种青春揉杂着悲剧的感动，就像一首最美的诗。
如果你看过秋瑾的照片，你一定也会觉得：「怎么那么美？」而且你注意一下，她的美是超越性别的，很少有人的美可以超越性别。
照片中的她英气逼人，穿着日式和服，手里拿着一把匕首；我不知道她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拍下这张照片，但这张照片一直放在我书桌玻璃垫下。那是一种把生命活出极致的美！其实秋瑾来自一个保守的大家庭，他的父亲做官，替女儿选了一个当官的夫婿，他们结了婚，夫妻感情也很好。有人猜测秋瑾是婚姻不幸福才会去革命，其实不然，革命者往往是受到最多的宠爱，当他感觉到要与人分享这份宠爱时，他的梦想就出现了。前面提的克鲁泡持金、托尔斯泰都是如此。
不要忘记托尔斯泰是伯爵，不要忘记托尔斯泰拥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农奴，可是他内心有一个无法完成的梦想：他想要与人分享他的财富和地位，最后他只能对自己进行颠覆和革命。
活出自我的秋瑾
很少人提到秋瑾的家庭，她其实还有孩子，一家和乐美满。有个朋友写秋瑾的剧本时，把她的先生写成一个很坏的人，我向他抗议，请他重新去查资料。在一个女子要缠足、丈夫可以纳妾的社会里，一个丈夫为了成全妻子的好学，愿意拿出一笔钱送妻子去日本留学，我相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
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后，视野打开了，不再是一个旧社会里封闭的女人，她认识了徐锡麟、陈天华等优秀的留学生，经常聚会喝酒、聊新的知识，并且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当时，同盟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加入者都抱着被杀头的准备，唯有充满梦想的人才会参加，也唯有年轻才不会在意杀不杀头。
秋瑾到日本之后，意识到东方的女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被当作弱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对女权革命的觉醒与伸张。秋瑾在日本学武士刀、练剑，所以会拍下那么一张照片，象徵女性的解放。
而一个可以容纳解放女性的男性团体，也必定是开放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在一堆不成材的男性团体里，女性要解放非常困难，她会被男性的观念所捆绑，由此推测，徐锡麟、陈天华等人都是优秀的男性，而秋瑾的丈夫也绝不是坏人。
不过，秋瑾觉察到自己与丈夫在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镳，她无法再回到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所以她为自己的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择－－提出离婚。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对比，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中，向来强调夫唱妇随，鲜少有夫妻不同政党，或是太太去革命、丈夫去选举的事例。我们在政治圈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秋瑾。
当然，秋瑾的孤独不论在当时，甚至在今日，都鲜少有人能理解。
幸运的是，秋瑾还有一群可爱的朋友。这些与她把酒言欢的留学生，知道秋瑾很喜欢一把剑，决定凑钱买下来送她，当他们在小酒馆里把剑送给秋瑾时，她当场舞了一回。我不知道那张持剑穿和服的相片是否为彼时所摄，但在秋瑾的诗中记录了此事，她说：「千金不惜买宝刀」，原来那把剑所费不赀，耗尽千金，以至于一群人喝酒喝到最后付不起酒钱，于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要和朋友们喝得痛快，诗的下一句便是：「貂裘换酒也堪豪」。
在秋瑾这首〈对酒〉诗中，第一句是男性对女性的馈赠，第二句是女性对男性的回报，由此可以看出这群年轻革命者的情感。而最后两句：「一腔热血劝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意思是即使有一天热血全部流尽，也会变成惊涛骇浪，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是革命者，这就是诗人呀！后来，这群留学生回到中国，潜伏在民间，伺机而动，随时准备革命。心思缜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也有理性，可谓当时回国革命者中最成功的一个。她隐藏了同盟会的身分，摇身一变为军校的校长，这所军校是受命于清朝官吏直接统辖，而这名官吏就是她的乾爸爸，你看她多厉害！这是一个女性革命者的智慧，她可以柔软的身段同时扮演多重的角色，不若男性革命者的刚烈。
然而，很少人想到，离婚以后的秋瑾要面对生命里巨大的孤独感。我相信，她和徐锡麟之间的感情是革命，也是爱情。所以当徐锡麟冲动起义，因为没有详密的规划而失败被逮捕，并惨遭清朝官员恩铭将胸膛剖开，活活地掏出心肝祭奠时，听闻徐锡麟死讯的秋瑾立刻起义，因此被捕。
我读秋瑾传记时，深深觉得秋瑾的死和徐锡麟有很大的关系，而徐锡麟就是当年提议买宝剑送她的人。这使我联想到，革命里有一部分的孤独感，也许是和爱情有关。
在革命里纠缠的情感非常迷人，非小儿女的私情可以比拟，他们是各自以「一腔热血劝珍重」的方式，走向诗的最颠峰。
在徐锡麟死后，秋瑾的起义可以说是一种自杀的形式。
秋瑾被捕之后，受尽所有的酷刑，被逼要写下所有参与革命者的名单，她只写下一个字：「秋」，表示只有秋瑾一人。她顿了一下，接着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又是一句诗。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
我第一次到绍兴，几乎是为了秋瑾而去，在那个街市口，我站了非常久，现在那里还有一个秋瑾的纪念碑。
我想，她是一个文学上、戏剧上尚且无法全面说出其影响力的女性，她一定会变成传奇，变成历史的传奇，变成如荆轲、屈原的不朽人物，因为她的生命活出了惊人的自我。
生命最后的荒凉
前面提过，鲁迅的小说〈药〉就是以秋瑾为主角。鲁迅也留日，且是绍兴人，他从小就在秋瑾被砍头的街市口走来走去，其内心受到的震撼不可言喻。所以，我认为鲁迅是一个非常了解革命者孤独的小说家。
鲁迅自己却不走向革命。当时每个党都希望鲁迅能加入，因为他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可是，从头到尾，鲁迅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党。
他保持高度的清醒。只是写文章感念年轻的革命者，他的学生柔石、胡也频都是在白色恐怖时遭到逮捕的年轻诗人，鲁迅为文时，甚至不能写出他们的名字，只能以散文〈淡淡的血痕中〉追悼。
一九一七年俄罗斯列宁革命前，帮助列宁的也多半是诗人，其中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他们在革命前奔走呼号，写了几首诗让大家在酒酣耳热之际可以高声朗诵，激动人心，但是在革命成功后，这两个人相继自杀了。
有一段时间，我的书桌玻璃垫下压着叶赛宁自杀后的照片，太阳穴上一个窟窿。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大概是警告自己，这就是革命者的下场，或者，是纪念诗人与革命者的孤独之间非常迷人的关系。
这些人的诗句多年来感动着每一个人，而他们的生命却多走向了绝对的孤独。
何谓绝对的孤独？就是当他走上刑场时，他感觉到自己与天地之一切都没有关联了。
而这部分，历史不会说。
后人讲到林觉民、讲到秋瑾、讲到徐锡麟、讲到陈天华，是从一个政治的角度称他们为「烈士」，所以他们慷慨赴义，死而无怨，历史不会写到他们也有孤独的一面，更不会提到他们生命最后的那种荒凉感。
秋瑾是在黎明之前被拖到绍兴的街口，对她而言，不但再也看不到真实的日出，也看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日出，漫漫长夜何等煎熬，这是生命最后的荒凉。而她的尸首曝晒数日，是不能去收的，谁去收谁就是同党，直到一两个星期后，她的好友吴芝瑛冒着九死一生偷回尸体，把尸体运到杭州埋在西湖岸边。
吴芝瑛也是不得了的人物。秋瑾很多资料能保留下来，就是归功于她一生的知己吴芝瑛。这些清代后期的女性，其所作所为，我们今日读来都要觉得瞠目结舌。
回到九○年代台湾的学运，当时我在东海教书，担任系主任的工作，从电视新闻与报章媒体得知有那么多的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过夜，有那么多的学生占据台北火车站，发表演说，要求与政府高层对话。而再晚一点大陆的天安门广场上，也有一批学生集结，大家是否还记得？吾尔开希穿着睡衣去与李鹏对话的书面。
他们让我想起在巴黎的年代。
一旦革命成功，便不可能再是诗
但是，革命者若不是最后画下一个漂亮的句点，其实蛮难堪的。
这是我一直想讲的矛盾，革命者的孤独应该有一个死去的自我，可是革命不就是为了要成功吗？为什么所有的革命者都是以失败者的角色在历史上留名？革命者本身包合着梦想的完成，但是在现实中，一旦革命成功，梦想不能再是梦想，必须落实在制度的改革，以及琐琐碎碎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务上，它便不可能再是诗。
如果你坚持革命者的孤独，就必须是像司马迁写《史记》所坚持的美学意识形态。并不是说不能当刘邦，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刘邦而不是项羽，都想成为成功者而不是失败者，但是在美学之中，留下的符号总是一个一个出走的孤独者、失败者。
现在我经过台北火车站、经过中正纪念堂，十多年前学运的画面还会跃入脑海，而十多年前学生对我说：「我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参与这些东西」时，我说：「这不是政治，你那么年轻，去旁边感受一下那种激昂吧！」说这话时，我一直回想到二十五岁时在巴黎所受到的震撼。
这么说好了，你的生命里有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梦想？没错，就是不切实际，因为青春如果太切合实际，就不配叫作青春了。
因为青春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梦想的嘉年华。
参加学运的人不一定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包括我在巴黎一起参加学运的朋友，有些人就是因为男朋友或女朋友参加而参加，他们甚至不知道游行的议题到底是什么。但是，曾经感受过那份激昂的人一生都不曾忘记。
我还记得当年经过中正纪念堂时，看到一个约莫大二、大三的男学生，有一张很稚嫩的脸，已经被推为学生领袖了，他必须向大家发言，他必须懂得组织，这么多的学生光是吃饭问题、卫生问题就叫人头痛了。当他在台上讲话时，有时会羞怯，有时会说得不好，有时还会拨一下头发让自己漂亮一点；然后跳一个时空，这张脸可能到了立法院、总统府，仍然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这两张脸要如何去叠合？对我而言，就像秋瑾那张照片的问题。
后来这些人都变成很熟的朋友，也常常会碰到，我总是试图在他们脸上找回革命者的孤独感，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丝丝的孤独，我会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个梦想，使他的官做得不伦不类？这可能是我的问题吧！也许我应该再写一篇有关台湾学运的小说，因为世界上很少有学运这么成功。当年参与野百合学运的人，今天都身居要职，这时候对于学运的反省和检讨，以及对参与的革命者内在孤独感的检视，会是一个有趣的题目。为什么十年来没有学运了？是社会都改革了吗？还是所有的梦想都不再激情了？
梦醒时分
七○年代我在巴黎参加安那其组织，带头的是一个姓蔡的香港学生，记忆中他的头发很漂亮，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男性有这么美的头发，我发现他每次在跟大家谈克鲁泡特金的时候，旁边围坐的人都在看他的头发。就在那一刹那间，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领袖应该要很美的。
革命这东西真的很奇怪，它的魅力总是来自一些你无法说明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记得组织里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很迷恋他，每次他讲话讲到困顿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很奇特的表情，柔弱的、自责的‥‥你可能会想，一个革命领袖怎么会是柔弱的，应该是很刚强的呀？事实就是如此，你可以注意一下，有时候我们投票给一个人，就是因为他的柔弱使你觉得心疼。
这位蔡姓领袖是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学运领袖，他所带领的团体整个变成美学。我们那时候住在巴黎的一个地下室中，大家睡在一起，有一台打字机，大家轮流打字，办了一个刊物叫《欧洲通讯》，里面有很多克鲁泡持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很多人出去工作，例如我去做导游，赚了钱回来就放在一个筒子里，大家一起用。
我跟很多朋友讲过，后来我退出是因为发现有人偷筒子里的钱。
那大概就是我的梦醒时分了吧！我觉得，如此高贵的团体里怎么会有这么肮脏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革命者的孤独是革命者迷恋自己年轻时候的洁癖，而且深信不疑。你相信理想是极其美好的，而且每个人都做得到，你也相信每个人的道德都是高尚的，会愿意共同为了这个理想而努力。
我现在读克鲁泡特金的作品都是当作诗来读，因为他一直相信人类终有一天会不需要政府，自动自发地去缴税、去建设，不需要他人来管理。我年轻的时候相信他，现在的我则相信这个社会一定会有阶级，一定会有穷人与富人。
也就是说，当你有一天说出：「哪一个社会没有乞丐？」时，就表示你已经不再年轻了。
然而，即使你已过了梦想的年岁，年轻时候的洁癖仍然会跟着你，在某一刹那中出现时，还是会让你寝食难安，让你想问：「是不是已经老了？是不是已经放弃当年的那些梦想？」如果说年轻时的梦想是百分之百，过了二十五岁以后会开始磨损，也许只剩下百分之八十、七十、五十或是更少，但是孤独感仍在。
即使都不跟别人谈了，仍是内心最深最深的心事。
所以在我的小说〈安那其的头发〉里，我描写野百合学运的领袖有一头美丽的长发，而一个叫叶子的女孩迷恋着他，可是他们之间的男女情感不会激昂过革命同志的情感，因为革命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共同的梦想。因此，叶子可以怀着身孕，仍然在广场上没日没夜任劳任怨地做着所有学运的事情；可是背后有一件事连叶子自己都搞不清楚：她迷恋的是头发，还是头发下面的信仰？在古老的基督教神话中，大力士参孙的头发被剪掉之后就失去力量；而军队、监狱管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光头－－我清楚地记得上成功岭的第一个晚上，当所有人的头发都被剃光时，我感觉到大家都变一样了。
头发好像是个人独特性的一部分，一旦失去头发，个性就消除了。有人跟我说，监狱里再厉害的老大，一剃掉头发，就少了威势。
头发好像有一种魔力，像是符咒一样的东西，影响人类的行为。
我在这篇小说里用了超现实的处理；在月圆的晚上，一阵风吹来，领袖缓缓拉下那一头异常美丽的头发，竟是一顶假发‥‥从来没有人发现。
其实克鲁泡特金是一个秃头，他在瑞士写《一个反叛者的话》时，拍下一张照片，当时他已经没有头发了。这让我想到把头发的意象和革命者的孤独结自在一起，于是写下〈安那其的头发〉这篇小说。
革命者的自觉
我个人很喜欢这篇小说里的一段是关于夜晚的广场，这个场景是我在参加野百合学运时，坐在夜晚的中正纪念堂上得到的感受。在白昼的激情过后，到了夜晚，广场上年轻革命者的叫嚣都沉睡了，我看到广场上一个一个的睡袋，一张一张稚嫩的脸，有的睡袋里是男女朋友相拥而眠，我突然有了另一种省思，并且感觉到自己与这些年轻生命的关联。如果说我爱上了革命者，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刻。
做为一名女子，如果对所爱恋的男子的意见不断猜测，相信是坚决的要那其主义者的他所鄙视与反对的吧。
有一次叶子问起他有关女子头发长短的问题时，他有些不屑地回答说：「解放的安那其的女性是不会以男子的悦乐为自己生存的目的的。」他说完之后，似乎也自觉到对问话者不屑的表情。长久以来和平的安那其主义的内在训练使他立刻对自己的行为有了反省。他平息了自己的情绪，有些抱歉地抚爱起叶子的一头长发，安静地说：「叶子，有关头发的问题，并不是安那其主义的重点。」叶子同时感觉着党人的与男子的爱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大部分时间，她仍然无法调整好那来自肉体的悸动的贪恋与头脑思想中理性信仰的关系。
但是，结果她还是把一头长发剪短了。
她这样想：头发既不是为了取悦男子而存在，过去存留长发的许多近于梦幻的联想其实可以一并剪除。头发的确如领袖所言是最接近人类思考部位的产物，也因此沾带了最多与思想有关的意识型态的辩证在内。
叶子对着镜子，把一片及腰的长发拉成一绺，吸了一口气，决绝地一刀剪断了。叶子剪完头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彷佛被剪去的不是头发，而是她属于过去没有觉悟的女性的种种。
「革命，真正的革命并不是动刀动枪，而是革除掉脑中腐败、霸道、堕落的部分。」党人们不是常常这样说吗？叶子因此觉得从女性中解放了出来，第一次感觉着安那其不仅要解除人类在历史伽锁中有开「家庭」、「国家」、「民族」、「阶级」等等腐败堕落的观念，也同时连带地要将历史加诸于性别上的差异与主从性质也一并解放了。
写这一篇小说时，我其实没有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我想很多读者对这一个领域相当陌生，原因之一是台湾在二次大战后，思想是被垄断的，缺乏不同信仰之间的辩论，在戒严时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我高中的英文老师陈映真先生，因为翻译了一篇马克思理论的小序言，印给他的朋友，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缺乏思想思辨的习惯。不如巴黎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时，谈到一个政治事件就能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甚至夫妻之间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当年参与学运的领袖都不一定拥有思辨的习惯。学运成功得非常快，大部分的学运领袖可能三十出头岁就变成政府重要的官员，他们没有时间继续保有革命者的孤独，去酝酿对其社会理想进行思辨的习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一下子从受压迫者变成执政者，没有办法继续发展革命者的孤独感。
当我重读这篇小说，有一个待别的感触：一个社会里的失败者角色，其意义与重要性为何？司马迁的项羽、司马迁的荆轲，留在历史上，使失败者知道他就是该扮演失败者的角色，使他能发言去对抗成功者，才有所谓的思辨。
对于台湾学运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会庆幸对一个保守到开始腐败的政权，在最短的时间内引起社会的反省与检讨；可是另一方面，新的力量立刻取代旧的，反而无法延续反省与检讨。所以在小说中，叶子怀孕后离开领袖，她好像发现了原来自己是因为爱上领袖的头发才变成安那其的党人，当她离开后，又开始穿起小碎花的裙子、蕾丝边的袜子，回复到受安那其主义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的小可爱女性形态，但她觉得，她还是要回来做自己。
我当时隐约觉得，如果革命者不是因为充分认识自己而产生的自觉，革命会变得非常危险。
佛学与革命的纠结
清代末年有很多动人的革命者形象，其中之一就是谭嗣同，他是康梁政变六君子之一。他是学佛的人，却走向激烈的革命，康梁政权失败，满清政府在逮捕党人时，他其实有充分的机会可以逃跑。但他对梁启超说：「你一定要走，我一定要留。没有人走，革命无以成功；没有人留，无以告所有曾经相信这次革命的人。」他决定扮演走向刑场的角色。
我相信，谭嗣同内心里有一种空幻、一种虚无、一种无以名状的孤独，使其将佛学与革命纠结在一起。当他觉得生命是最大的空幻时，他会选择用生命去做一件最激情的事情，如同我在敦煌看到六朝佛教的壁画那些割肉喂鹰的故事，我想，那是非常激情的。
谭嗣同让我们看到一个孤独的革命者最高的典范吧！其性格延续到了共产党成立时另一个有趣的革命者：瞿秋白。台湾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号人物，他的书《饿乡纪程》在台湾也不容易买到。瞿秋白是一个学佛的文人，会刻印、写书法、搞诗词，但是他突然对文人世界的委靡感到不耐，决定出走，所以在一九一七年听到俄国发生革命时，尽管对俄国一无所知，他还是进了同文馆开始学俄文，然后坐火车一站一站慢慢到了俄国。《饿乡纪程》就是记录这一段过程，描述与他同行的清朝官吏在车上打麻将，和小太太玩得一塌糊涂时，他却在苦啃俄文，相信俄国革命成功了，中国革命也一定能成。
我们看到一个学佛、浪漫唯美的文人，却是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最重要的一首歌〈国际歌〉翻译为中文（原来是法国巴黎公社的歌曲，后来译成各种语言为全世界共产党党员所传唱）。瞿秋白回到中国以后，就变成共产党的领袖；但他终将成为《史记》里的失败者。在他成为领袖后，他突然发现自己不是一个领袖，他是爱美的、他是柔弱的，他也闹出了一些「传闻」，听说他和沈从文、丁玲、胡也频等人在一起时，共产到连婚姻爱情都共产。
八一年我在美国见到丁玲，曾经亲口问他这件事，她矢口否认。
不论传闻真假，革命者之间的感情原本就是世俗之人难以理解的。
胡也频后来被国民党枪杀，丁玲被安排化装成一名农妇连夜送到延安，蔡元培和瞿秋白都是保护她北上的关键人物。后来在剿匪时期，瞿秋白因为领导无力在福建被抓，关在长汀监狱，这时候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作品，后来在八○年代由香港明报登出，叫做《多余的话》，这是他临终前的作品。
现在谈瞿秋白很少人知道，在台湾他是一个共产党，在大陆他则被当作共产党的叛徒，就是因为他写了《多余的话》。在《多余的话》里，他谈到自己根本不适合作为共产党，更不适合当一名领袖，他无法抛弃内心对唯美的追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饿乡纪程》和《多余的话》这两本书，就能看到瞿秋白从坚定的信仰到信仰的幻灭，竟有这么大的落差。我想，如瞿秋白一样的人，将来都会是新《史记》里的重要角色，他们都是矛盾人性的组合，在整个时代的变迁中，其丰富的性格是最值得书写的。
瞿秋白最后要枪决时，行刑者要求他转身，他说：「不必。」就面对着枪口，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结束生命。他留下一首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一个共产党领袖最后写出来的绝命诗，根本就是一个高僧的句子。
从谭嗣同到瞿秋白，他们都是失败的革命者，后面继承的人或许成功了，但就像《史记》里的刘邦，成功的人不会可爱，可爱的一定是这些失败的孤独的人。
文学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边缘的东西，不一定是在当代论断。包括我自己在写〈安那其的头发〉这篇小说时，我一直在想着从清末民初到现代学运革命者之间纠缠与复杂的关系。
如果还有文学‥‥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美丽岛事件？我当时从垦丁到高雄，正好遇到这个事件，卷入事件的人有很多是认识的朋友，包括小说家王拓。王拓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渔民，相继丧生海上，他在小说里写八斗子家族的故事，却在那个年代被套上「鼓吹阶级革命」的罪名受到挞伐。我刚从法国回来，天真烂漫，就写了一篇序支持他，因此被大学解聘。这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过瘾－－我为自己相信的东西，做了一个无怨无悔的选择。
王拓是当时的受压迫者、失败者，原本怀抱一个苦闷的梦想，为渔民的悲苦发声，使人相信文学应该要涉足生命的领域，但是今日的文学，如果还有文学，它的触手应该伸向何方？前阵子，我打开电视看到两个人，一个是王拓，一个是诗人詹澈。
詹澈在台东农会，是二○○二年农渔民大游行的总干事，我在编《雄狮美术》「乡土文学」时认识他，向他邀稿，当时在服兵役的他每次放假就会穿个军装跑到雄狮的办公室来找我，我们会一起谈他写的诗。后来他娶了女工叶香，回到台东从事基层的农工运动。在电视新闻里，我看到王拓和詹澈同时出现，前者代表执政党，后者是民间的声音。看到这个画面，我有一种好深好深的感触，他们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可是目前他们代表的其实是两种对立的角色。
这个社会当然需要不同的角色，也必须要有「务实」的人，可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的对比立刻反映了角色的荒谬性。
二○○二年的选举，我看到选前宣布退选的施明德，想到在美丽岛事件发生时，我天天急着看报就想知道他有没有被抓到？他一直在逃，就像一个小孩子与一个巨大机器的对抗，他的逃亡变成我的一种期待，我好希望他不要被抓。我想如果我要写新《史记》，我该如何定位这一号人物？他究竟是一个荒谬的过气人物，沾带着一个被人嘲笑的梦想，还是代表一个巨大梦想破灭后孤独的失败者？我不在意政党政治，就我所相信的安那其信仰而言，安那其永远不会存在于权力之中，永远是在一个边缘、弱势的对抗角色。就像施明德，在那个年代曾经一度被喻为「廖添丁」一样的人物。廖添丁也没有做过什么事，不过是劫富济贫，可是民间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可爱，因为他用了一种顽皮的方法去对抗统治者这座巨大的机器。
巨大政治机器的角色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可是谁会是下一个廖添丁？或者，大家以为像廖添丁的角色是可以不存在了吗？我不在意政党政治，我在意的是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在政治中，那个克鲁泡特金自称的「反叛者」角色，还在不在？反叛者不会是政党里、家庭里、学校里、社会里那个「听话的人」，而是一个让你恨得牙痒痒的人，他扮演的是平衡的角色和力量。有的社会认为反叛者是急欲除之而后快；有的社会则是把反叛者视为「你」和「我」互动所形成的推力，我想，后者是比前者可爱多了。
同时，反叛者也不应该是被当政者所赞扬，或者说「收买」、「收编」的。《水浒传》里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是因为各种遭遇而了解到自己与政权之间绝对对立的关系最后被逼上梁山。可是，在小说最后作者留下一个很有趣的谜：到底宋江有没有接受招安？有人认为宋江接受招安，成为政府的正规军，也有人认为他继续在梁山上替天行道；这两种结局使得一百零八条好汉的角色定位有了分际。
安那其主义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梁山泊，你自己知道内心里那个反叛者的角色，永远不被收买，永远不被收编。
难道学运到此为止？
学运昙花一现，但是社会里性别的问题、阶级的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都还需要有更多反叛者促使其觉醒，为什么不再有学运了？难道学运到此为止？下一个觉悟的学生会是谁？如果我要动笔写一本现代《史记》，我将要记录谁？是荆轲，荆轲在哪里？是项羽，项羽在哪里？是卓文君，卓文君在哪里？我该如何书写这些决绝者在革命时刻的孤独感？「革命」这个字义长期以来与「政治」划上等号，但我相信它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就是如克鲁泡特金所说的「反叛者」，是对自我生活保持一种不满足的状态进而背叛，并维持背叛于一个绝对的高度。
所有的政权，不论是如何起家，最终都会害怕革命。可是厉害的政权甚至连革命都可以「玩」，全世界大概没有人玩革命比得上毛泽东，他可以把革命变成一部戏：戴上红臂章（不要小看这个象徵性的动作，代表了毛泽东也是红卫兵的一员）支持坐在天安门前的学生，并且说了一句全世界执政者都不敢说的话：「造反有理」，因为他这么一讲，没有人想到他就是要被造反的对象，所以全部的人都被反了，除了他。这是极高明的招数，只能等历史去算这一笔帐。
革命会被篡夺，革命会被伪装，革命会被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对真正的革命者是更大的考验：要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去保有革命的薪火相传，才能把孤独心念传递？我真的觉得革命并不理性，是一种激情。而古今中外的革命者，都是诗人，他们用血泪写诗，他们用生命写诗，他们所留下的不只是文字语言的美好，更多是生命华贵的形式。
而对台湾的学运，我总有一种矛盾的情绪，既高兴它很快的成功了，又难过学运成功得太快，人性里最高贵的情操不足历练，人性的丰富性也来不及被提高，是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吧！每每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在国会议堂中发言，我就会想起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光采，想起他们谈起理想时热泪盈眶的表情‥‥我只能说，是不是有一个生命在他们心里消失了？在短短几年之中，他们忘了自己曾经相信过的那个巨大的梦。
我相信，现实的政治其实是梦想的终结者，如果现实的政治能保有一点点梦想，将是非常非常可贵。
至于书写者？当司马迁在汉武帝年代写楚汉相争时，已是在事件发生七十年之后，这本禁书在知识分子间流传，让知识分子们有所警惕，知道自己的操守是会如此被记录的，我相信，这便是文学书写者所扮演的角色。
暴力孤独
在世俗的角度里，尤其是汉文化中，「暴力」两字一向不是好的字眼，如果你有注意到近代或现代的西洋美学，会发现有一个不陌生的名词，就是「暴力美学」。暴力美学用在绘画上、在电影上及戏剧上，指的是什么？我想以此作为暴力孤独的切入点。
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六○年代之间，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在作品中画上一些不是很清楚，但感觉得出来的人体，彼此挤压着，好像是想征服对方、压迫对方，或者虐待对方。
那种人体和人体的关系，那种紧张的拉扯，培根不完全用具象事物表达。观看弗朗西斯．培根的画，画面上有一种侵略性的，或者是残酷性的力量，这个力量很大，观赏者并不清楚里面所要传达的真正意涵，却可以从画面中得到一种纾解、释放，感觉到快乐，这就是「暴力」和「美学」的结合。
暴力美学使得Aesthetics（美学）这个字，不只表达表象的美，还包含着人性不同向度的试验。如果暴力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在美学里，如何被传递？如何被思考？如何被观察？如何被表现？这些都变成重要的议题。
在培根之前，大约一九二○年代左右，有很多德国表现主义的画家，就已经有暴力美学的倾向，画面上常常有很多爆炸性的笔触，有非常强烈的，使视觉感到不安的焦虑性色彩，这些都归纳在暴力美学的范畴里。
潜藏的暴力本性
我们一向认为艺术是怡情养性，记得我小时候参加绘画比赛得奖，颁奖人对我说：「你真好，画画第一名，将来怡情养性。」听完，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我发现我在画画时，并不完全是怡情养性，我像是在寻找自己，揭发自己内在的冲突，所谓怡情养性，似乎是传统对于美学概念化的看法。
现代美学的意义和范畴愈来愈扩大，不只是一个梦幻的、轻柔的、唯美的表现，反而是人性最大撞击力的呈现。和德国表现主义同一时间出现的是法国的野兽派，曾经在台湾展览的马谛斯就是这一派的画家，他的画作用了许多冲击性的色彩，巨大的笔触好像是要呐喊出一个最底层的、快乐的向往，这些都跟我们要谈的暴力美学有关。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暴力美学在西方美学领域，开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六○年代法国的「残酷剧场」（TheatredelaCruaute）创办人阿铎（AntoninArtaud），在小剧场的舞台上，用很多碰撞人性的元素，在剧场中造成惊悚和震撼的力量，和传统戏剧所表达的概念非常不一样。一直到现在，残酷剧场的表现形式在西方剧场中，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例如之前来过台湾的德国现代舞大师碧娜．鲍许（PinaBausch）。
碧娜．鲍许的作品部分延续了七○年代残酷剧场的东西，例如舞者从很高的地方往下跳，下一次的表演再从更高的地方往下跳，她一直在挑战观众对舞者在舞台上肢体难度的惊悚度。
小时候我很爱看马戏团，记得民国四十年左右，有一个沈常福马戏团，驯兽师为了让观众知道，这只狮子已经完全被驯服，就将自己的头放在狮子的嘴巴里，在那一刹那，我竟然出现一个很恐怖的想法，希望狮子一口咬下去！当时我的年纪还很小，当天晚上做的梦，就是那只狮子真的咬下去了。这个不敢说出来的、属于潜意识里的恐布性和暴力性的念头，会让人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我想，应该有一种奇怪的暴力美学潜藏在我们身体里面，只是大家不敢去揭发，并且让它随着成长慢慢视之不见了。
喜欢看马戏团表演的人就会知道，空中飞人若是不张网演出，那是最高难度的表演，往往会让当天的表演票卖得特别好。那些人意图去看什么？就是去看自己在安全的状态中，让他人代表着你，置身于生命最巨大的危险中。我们看高空弹跳、赛车、极限表演，都是藉助观赏他者的冒险，发泄自己生命潜意识里的暴力倾向。
暴力美学可以探讨的议题，绝对不简单。一九○○年，佛洛伊德发表《梦的解析》，他认为性是人最大的压抑，所以潜意识当中很多情欲的活动，会变成创作的主题跟梦的主题，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暴力也是人的压抑。如果从人类的进化来看，人在大旷野中过着和动物一样的生活时，最暴力的人就会成为领袖，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原始民族，身上会戴着凶猛动物的獠牙，表示他征服了这只动物，他是部族的英雄，这些獠牙饰品就是在展现他的暴力性。
我到阿里山的邹族看丰年祭，仪式进行中，他们会抬出一只捆绑的猪，让每个勇士上前刺一刀，让血喷出来，表示仪式的完成。一旁的人看了觉得难过，因为那只猪毫无反抗能力。但是这个仪式在最早的时候，不是用一只驯养的猪，而是一只冲撞的野猪，如西班牙的斗牛，人与动物要进行博斗，这不就是暴力？我们现在称为「暴力」，但在部落时代却隐含人类生存最早的价值，和高贵的情操，部落的领袖都是因为暴力而成为领袖，他可以双手撕裂一只山猪的四肢，可以徒手打败一只狮子或老虎，过程绝对都是血淋淋的，在血淋淋的画面中，还有部族对成功者和领袖的崇拜与欢呼。
那么当领袖进入文质彬彬、有教养的时代，这个潜藏的暴力本性到哪里去了？
人类内在的黑暗
暴力美学其实隐藏了一个有趣的角色转换的问题。几年前，美国华盛顿发生恐怖事件，有人持枪在街上扫射，使大家都不敢出门，这是一个暴力事件，所有的媒体都谴责这项暴力。可是当我们注意到行凶者的背景，其实是波斯湾战争的英雄，也就是说，这个人有两个角色，当他在伊拉克杀人的时候，他是被鼓励的，他是合法的杀人，他杀得愈残忍，获得的勋章愈多，当他回到自己国家时，他变成不合法的杀人犯，那么暴力到底是该鼓励还是恐惧？我想，我们可以把暴力分成两种：一种是合法暴力，一种是非法暴力；我们都在鼓励合法暴力，但是在战场上，鼓励士兵杀敌，一旦战争过去了，他回到了一般人的生活，该如何延续他的生命？在越战的时候，就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七○年代的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柯波拉（FrancisFordCoppola），其作品《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Now）也在探讨暴力美学的角色转换，影片依据康拉德（JosephConrad）的原着小说《黑暗之心》（HeartofDarkness）所改编，小说其实是虚拟了一个战场，探讨人类内在黑暗暴力的部分，柯波拉改以越战为背景，成就近代一部了不起的史诗性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