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检视一下，打开电视看看，有多少东西是有成见的？其实大部分的人，对大部分的事物都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成见。
所以我说要扮演不同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坚持百分之零点一的角色会非常非常辛苦，他可能是伤风败俗，他可能众所嘱目，也可能是众矢之的。但我相信，社会里的思考者可以承担这种孤独。
孤独是思考的开始
在本书里，我一直说着一件事：这个社会要有一个从群众里走出去的孤独者，他才会比较有思考性，因为他走出去，可以回看群众的状态；如果他在群众当中，便没办法自觉。我自己也是一样，当我在群众中，我根本没有办法思考。所以孤独是思考的开始，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让自己孤独？就像大陆朋友所说，「不要做前面几个，也不要做后面几个」。在群众里面，我们会很安全；跟大多数人一样，就不会被发现。
大凡思考者都是孤独的，非常非常非常孤独。例如庄子，他孤独地与天地精神往来，不与人来往。他从人群里面出走，再回看人间的现象，所以他会思考：爬在烂泥里的乌龟比较快乐，还是被宰杀后供奉在黄金盒子里的乌龟快乐？（是走出人群的人快乐，还是努力追求名利做官的人快乐？）他在思考，也在悲悯着这些汲汲管营的人。
庄子其实讲得很清楚，他愿意做在烂泥巴里爬来爬去活活泼泼的乌龟，因为那是他真正的自己，而不是用黄金装起来供奉在皇宫。别人觉得那意谓高贵，却与他无关，被供奉表示已经没有生命，已经不是活着的了。庄子宁愿活着，以他自己的状态活着，即使别人觉得活着很穷困、很卑微，在烂泥巴里爬来爬去，却是他真实活着的状态。
这则寓言所阐述的，正是一个真正好的哲学家，应具备的缜密思维，也教给其民族了不起的人性之传承与发扬。
但今天，我们看不到像庄子一样的孤独思考者，也看不到他在另一则寓言里说的「大而无用」的人。我们都好希望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如果比喻成树，就是希望自己能被拿去盖房子、造船，庄子却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他提醒我们说，你可不可以扮演无用的部分百分之零点一？先回来做自己，然后你对社会的「有用」才有意义。如果你自己都不是自己了，只是被社会机器利用，没有思考能力的角色，对社会的贡献只是「小用」。
庄子长期以来保持一个高度，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他几乎从未成为文化的主流，大概只有在魏晋时候昌盛一点，其重要性亦不如儒家。可是他追求个人的解放、追求个人的自由、追求个人在孤独里的自我觉醒，都是非常重要的思维。
无法形成思维的台湾
写作小说〈猪脚厚腺带体类说〉时，有点感慨台湾徒有许多事件（或称之为「乱象」，乱象是检查思维最好的机会），却无法形成真正的思维。
小说中假设了一个地名叫「万镇」，其实就是指万峦。我每次经过万峦，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奇怪，有好多好多卖猪脚的店，每一家店都强调自己是「唯一」的正统、是「唯一」有国家领袖去过的店，而且都有领袖与自家猪脚的合照。去过的朋友会告诉我：「你要小心喔，很多店是假的，只有一家是真的。」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具体说出哪一家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我也无从判断起，因为对现代人而言，合成照片并非难事，那些挂在店家前的「证据」无法证明什么。
为何会选择猪脚做发挥？我在《因为孤独的缘故》这本小说集里面，写了舌头、写了头发、写了手指，我觉得人身上有很多肢体的局部，平常都被当成身体的一部分，你没有办法思考当它作为独立的主体时，到底要怎么办？今日人类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就是我们身体的任何器官都可以替换，这会不会让你想到「到底人是什么」的问题？过去，人之所以为人，好像有一个固定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我们说不出来。但是当器官可以替换时，人变成由许多零件组装起来的一个整体，那么组装的局部到底是我，不是我？〈猪脚厚腺带体类说〉这篇小说，从市民广场上的猪脚塑像说起。塑像设计者是艺术家李君。我觉得在台湾社会里，艺术家往往代表特立独行的人，就是大家都剪短头发的时候，他就留长头发，大家洗澡他偏不洗澡的那一类。艺术家好像都有一点怪癖，他不会遵守社会的共同规则，艺术家是以其特立独行的角色或者用肢体语言去做某一种思辨。
留条小辫子像猪尾巴的艺术家李君，他觉得万镇既是以卖猪脚有名，这个市镇的公共艺术也应该是猪脚，于是他完成了以两千七百四十一只猪脚构成的塑像模型，送到镇公所。会计人员告诉他，一定要删掉一个。为什么？因为两千七百四十是个整数，比较好算。
这是我在〈猪脚厚腺带体类说〉这篇小说的开头，所用的好玩又荒谬的冲突情节，镇公所会计人员与艺术家的争执，其实只是为了一只猪脚。会计人员说少掉一只会少掉什么？（我们的社会少掉百分之零点一的意见，又会少掉什么？）可是艺术家却如丧考妣，认为少一只猪脚就是破坏了整件艺术品。（艺术家所坚持的往往是其他领域的人无法理解的）。
冲突发生了，李君这个艺术家也不是好惹的，他脱了上衣在猪脚模型前拍照，做出被迫害状，贴出很多大字报（有一段时间，台湾很流行表现出这种受迫害的感觉），等到城市领袖出面处理。城市领袖信基督教，很聪明，他觉得这个城市根本是一个无可救药、堕落、败德的城市，可是因为他是城市领袖，必须做出一个让大家有信心和有希望的姿态，所以他每天早上去晨泳，让大家看到他对生命非常乐观。当别人问他，对于艺术家与会计人员的抗争，有什么看法时，他不直接回答，只说：「地方有才华的年轻人，不可以埋没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大家猜到最后，觉得他是要保护这个艺术家，所以一只猪脚通过了。
台湾很多新闻事件不就是如此？在领袖讲了一句大家似懂非懂的话以后，就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而事件就在荒谬的结论下，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愈滚愈大。
最后万镇完成了一座铜制的猪脚塑像，两千七百四十一只猪脚紧紧拥抱在一起。在塑像揭幕那一天，艺术家李君剪掉了辫子，穿上了西装，因为他觉得受到领袖宠爱，应该要比较像个中产阶级吧。
这一段的灵感来自报纸上的真实事件，当时台湾有个画家，遇到我们岛屿领袖说：「你们艺术家为什么老是不穿西装？是不是没有西装？」领袖送他一套西装，这个艺术家以后就常常穿西装了。看到这则新闻时，我觉得好惨喔，那百分之零点一的特立独行都没有了。
特立独行的困难在于只要一点点不坚持，就放弃了。因为这个社会里，有一个耶和华，一个无形的巨大的权威，你不知道祂在哪里，如果你希望自己受到耶和华的恩宠，祂摸摸头你就很高兴，你自然会开始放弃身上跟祂不同的地方。
小说里的艺术家，当然不懂「无用之用」，他最后放弃了。扮演了领袖要他扮演的角色，从这个时候开始，他那由两千七百四十一只猪脚构成的艺术品，丧失了意义。
无人理解的孤独
思辨本身并没有很困难，只要你不把每个问题都变成了是非题或者选择题。
思维开始于「无」，这是庄子最爱讲的一个字。无中生有，对哲学家、思维者而言，所有的「有」意义不大，真正有意义的是「无」。
不管是老子或庄子，都重视「无」远超过「有」。无，为万物之始。
所有的万物都是从无开始。而在思维时，「无」代表的就是让自己孤独地走向未知的领域，那个还没有被定位，没有被命名的领域。由你为它命名、为它定位。如果你是真正的思考者，你命名完就走了，你必须再继续出走，因为前面还有要再继续探索的东西。庄子说：「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人活着，他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他的知识是无限的，意思是说你怎么学都学不完，你必须不断地航向未知的世界。
可是大部分的人半路就停下来了，不肯走了。唯有真正的思维者坚持着孤独，一直走下去。最后，那个孤独的人，走在最前面的人，他所能达到的领域当然是人类的最前端。
所以，思维的孤独性恐怕是所有的孤独里面最巨大的一个任何一个社会皆是如此。当你坐着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绝对保有一个巨大的自我的孤独性。所有的思考者，不管是宗教里的思考者、哲学里的思考者，他的孤独性都非常大，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将他描述为一个绝对的孤独者。他赞成民主，他坚持民主，他坚持用民主的方法做一切的决定，最后这个民主的方法决定他必须要喝毒药死掉，大家都知道他的下场。学生对他说：「你可以逃走，不要接受这个民主，因为这个民主是有错误的。」可是苏格拉底决定要喝下毒药，他成为历史上巨大的思维孤独的牺牲者。民主不见得都像我们想的那么理想。苏格拉底留下自己的死亡，让所有的民主崇拜者对民主做多一点的思考。
宗教哲学家亦会陷入巨大的孤独中，如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进入自己的冥想世界，那是旁人无法进入的领域，无法领会其思维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过程，只有他自己知道。在艺术的创作上也是如此。耳朵聋掉之后，贝多芬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作曲；莫内在八十岁眼睛失明之后，凭藉着记忆画画，他们都变成绝对的孤独者，是相信自己的存在与思维，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理解的那种孤独。
登山可以体验这种孤独感。登山的过程中，会愈来愈不想跟旁边的人讲话，因为爬山很喘，山上空气又很稀薄，你必须把体力保持得很好。爬山的人彼此之间会隔一段蛮长的距离，很少交谈。行进中，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听到自己的呼吸。休息时，则是完全静下来，看着连绵不断的山脉，浩浩穹苍，无尽无涯，那种孤独感就出来了，孤独感里还带点自负。你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跟所有周边的存在，形成一种直观的亲密。
《小王子》书里常常讲到这种孤独，是一种巨大的狂喜，会听到平常完全听不到的声音。我相信，贝多芬在耳聋之后，听到的声音是在他聋之前完全听不到的；我也相信，莫内这么有名的书家，在失明之后，所看到的颜色是他在失明之前完全看不到的。我更相信，我们心灵一旦不再那么慌张地去乱抓人来填补寂寞，我们会感觉到饱满的喜悦，是狂喜，是一种狂喜。
就像气球，被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气体充满，整个心灵也因为孤独而鼓胀了起来，此时便能感觉到生命的圆满自足。
孤独圆满，思维得以发展
禅宗有一则有趣的故事。小徒弟整天跟老师父说：「我心不安，我心不安。」他觉得心好慌，上课没有心上课，做功课没有心做功课，问老师父到底该怎么办？师父拿出一把刀，说：「心拿出来，我帮你安一安。」心一直在自己身上，心会不安，是被寂寞驱使着，要去找自己以外的东西。可是所有东西都在自己身上了，一直向外追寻，是缘木而求鱼，反而让自己慌张。
我想，思维与孤独的关系亦是如此，回过头来认识孤独的圆满性时，思维就会慢慢发展。
也许对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岛屿，尤其是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媒体而言，孤独太难能可贵了，我们盼望一个不那么多话的领袖，可以在刹那之间透露一点孤独的思维，就像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静静地拿起一朵花，弟子们就懂了。
在〈语言孤独〉篇，已经谈到语言的无奈，愈多的语言就有愈多的误解，愈多的语言就有愈多的偏见，愈多的语言就有愈多纠缠不清的东西。这个时候更需要孤独的力量，让大家沉淀，然后清明。
我们不要忘了，波平如镜，水不在最安静的状况下，无法反映外面的形象。以此比喻，我们居住的岛屿，每天都波澜壮阔，没有一件东西会映照在水面，没有办法反省也没有办法沉淀。
孤独是一种沉淀，而孤独沉淀后的思维是清明。静坐或冥想有助于找回清明的心。因为不管在身体里面或外面，杂质一定存在，我们没办法让杂质消失，但可以让它沉淀，杂质沉淀之后，就会浮现一种清明的状态，此刻你会觉得头脑变得非常清晰、非常冷静。所以当心里太繁杂时，我就会建议试试静坐，不是以宗教的理由，而是让自己能够得到片刻的孤独，也就是庄子说的「坐忘」。
现代人讲求记忆，要记得快记得多，但庄子认为「忘」很重要，忘是另一种形式的沉淀，叫做「心斋坐忘」。忘是一种大智慧，把繁琐的、干扰的、骚动的忘掉，放空。老子说空才能容，就像一个杯子如果没有中空的部分就不能容水。真正有用的部分是杯子空的部分，而不是实体的部分。一栋房子可以住人，也是因为有空的部分。老子一直在强调空，没有空什么都不通，没办法通，就没办法容。
物质的「空」较简单，心灵上的「空」恐怕是最难。你要让自己慢慢地从不怕孤独，到享受孤独之后，才能慢慢达到那样的境界。
孤独一定要慢，当你急迫地从A点移动到B点时，所有的思考都停止。生命很简单，也是从A点到B点，由生到死。如果你一生都很忙碌，就表示你一生什么都没有看到，快速地从A点到了B点。
难道生命的开始就是为了死亡吗？还是为了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与孤独相处的时候，可以多一点思维的空间，生命的过程会不会更细腻一点？让自己有一段时间走路，不要坐车子赶捷运，下点雨也无妨，这时候就是孤独了。
伦理孤独
伦理是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据我观察，也是困扰社会的一个议题。
就文字学上来解释，伦是一种分类，一种合理的分类。我们把一个人定位在性别、年龄或者不同的族群中，开始有了伦理上的归类，父亲、母亲、丈夫、妻子，都是伦理的归类。甚至男或女，都是一种伦理的归类。
人生下来后，就会被放进一个人际关系网络中的适当位置，做了归类。在人类学上，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去检查这种归类的合理性以及不合理性，或者说它的变化性，当归类是不合理性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词叫作「乱伦」。这个词在媒体、或者一般阐述道德的概念上常会用得到。如果做一份问卷调查：「你赞成乱伦吗？」大概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说不赞成。延续上一篇提到的，在思维孤独之中，社会上百分之零点一，或者是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人的想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也许觉得不应该立刻说赞成或者不赞成，而是要再想想什么是乱伦？
道德是预设的范围
乱伦就是将既有的人际关系分类重新调整，背叛了原来的分类原则，甚至对原来的分类原则产生怀疑，因而提出新的分类方式。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古埃及文明距今约有四千多年，其中长达一千多年之久的时间，法老王的皇室采分类通婚，在人类学上称为「血缘内婚」，也就是为了确保皇室血缘的纯粹，皇室贵族不可以和其他家族的人通婚。
直到有一天，古埃及人发现血缘内婚所生下来的孩子，发生很多基因上的问题，智力也会比一般人差，于是演变为「血缘外婚」，也就是同一个家族内不可以通婚。
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所谓的「伦」和「乱伦」，其实是一直在适应不同时代对道德的看法。在血缘内婚的时代，埃及法老王娶他的妹妹为妻，或是父亲娶女儿为妻，是正常的，如果娶的是一个血缘不同、其他家族的人，那才叫作乱伦。
道德对人类的行为，预设了一个范围，范围内属于伦理，范围外的就是乱伦。而在转换的过程中，所有的伦理分类都要重新调整。我相信，人类今天也在面对一个巨大伦理重新调整的时代。举例而言，过去的君臣伦理已经被颠覆了，但是在转换的过程，我们还是存在一种意识形态：要忠于领袖人物。这个伦理在我父亲那一辈身上很明显，在我看来则是「愚忠」，可是我无法和父亲讨论这件事，一提到他就会翻脸，忠君爱国的伦理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不能够背叛。在古代，君臣伦理更是第一伦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不论自理不合理。如果从君臣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乱伦了，我们都背叛了君臣之伦。
必须度过的难关
五伦之中，最难以撼动的是父子伦，也就是亲子之间的伦理。儒家文化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意思是在所有的善行中，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孝；而所有的罪恶中以情欲最严重。所以汉代时有察举孝廉制度，乡里间会荐举孝子为官，认为凡是孝顺的人，就一定能当个好官。但是我们看东汉的政治，并没有因为察举制度改革官僚体制，反而有更多懦弱、伪善的官员出现。连带地，孝也变成伪善，是可以表演给别人看的。
但是直到今日，台湾还是可以看到，丧礼上丧家会请「孝女白琴」、「五子哭墓」来帮忙哭。孝在这里变成一种形式，一种表演，一个在本质上很伟大的伦理，已经被扭曲成只具备外在空壳的形式。
我们谈乱伦，其实里面有很多议题。今天我们可以说都乱伦了，因为我们违反了君臣伦理，也推翻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第一伦理。可是，最难过的一关，也是我自己最大的难题－－父母的伦理，还是箝制着我们。
中国古代文学里，有一个背叛父母伦理的漏洞，就是《封神榜》哪吒。哪吒是割肉还父，割骨还母，他对抗父权权威到最后，觉得自己之所以亏欠父母，就是因为身体骨肉来自父母，所以他自杀，割肉还父，割骨还母，这个举动在《封神榜》里，埋伏着一个巨大的对伦理的颠覆。近几年，台湾导演蔡明亮拍电影《青少年哪吒》，就藉用了这个叛逆小孩形象，去颠覆社会既有的伦理。
相较之下，西方在亲子伦理上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在希腊神话中，那个不听父亲警告的伊卡罗斯（Icarus），最后变成了悲剧英雄。
他的父亲三番两次地警告伊卡罗斯：他的翅膀是蜡制的，遇热就会融化，因此绝不可以高飞。可是伊卡罗斯不听，他想飞得很高，如果可以好好地飞一次，死亡亦无所谓；就像上一篇提到的飙车的年轻人，能够享受做自己主人的快感，死亡也是值得的。
伊卡罗斯和在某一段时间里地位尴尬的哪吒不一样，他变成了英雄，可是我相信在现代华人文化里，哪吒将成为一个新伦理；他割肉还父，割骨还母不是孝道，而是一种背叛，是表现他在父权母权压制下的孤独感。
我从小看《封神榜》，似懂非懂，读到哪吒失去肉身，变成一个飘流的灵魂，直到他的师父太乙真人帮助他以莲花化身，莲花成为哪吒新的身体，他才能背叛他的父亲。最后哪吒用一枝长矛，打碎父亲的庙宇，这是颠覆父权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在传统的伦理观中，父权是不容背叛的，我们常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也是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可是这句话如何解释？如果家族中，父亲说他要贿选，你同不同意？如果父亲说要用几亿公款为家族营私，你同不同意？许多政治、企业的家族，就是在「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前提下，最后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包庇犯罪。
延续上一篇〈思维孤独〉的观点，我一直期盼我们的社会能建立一个新的伦理，是以独立的个人为单位，先成为一个可以充分思考、完整的个人，再进而谈其他相对伦理的关系。如果自我的伦理是在一个不健全的状况下，就会发生前面所说的，家族伦理可能会让营私舞弊变成合理的行为。刚刚那一句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话：「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可能就因为家族里的私法大过社会公法，恰恰构成社会无法现代化的障碍。
孔子碰到过这样的矛盾。有个父亲偷了羊，被儿子告到官府，别人说这个儿子很正直，孔子大不以为然。他觉得：「怎么会是儿子告父亲？」这样的矛盾至今仍在，台湾许多的事件都是这个故事的翻版；家庭内部的营私舞弊能逃过法网、家族的扩大变成帮派，都是因为这样的矛盾。
如果我是孔子，听到这样的事，也会感到为难。这个「为难」是因为没有一种百分之百完美的道德；一个社会里，若是常发生儿子告爸爸的事，表示完全诉诸于法律条文，这样的社会很惨；一个社会里，若是儿子都不告爸爸，那也会产生诸多弊病，「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样的讲题会继续延续。
这种为难就造成上一篇所说的思维的两极，如果你和孔子一样，关心的是道德，就会觉得儿子不能告爸爸，如果你关心的是法律，就会觉得儿子应该告爸爸。但是作为一个思维者，他会往中间靠近，而有了思辨的发生。
可是，孔子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结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你可以拿这八个字去检视在台湾所发生的大小弊案，他们没有错啊，他们都照孔子的话做了，可是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我相信，即使现在儿子按铃申告父亲舞弊，还是有人会指责他乱伦。但是如果能不要急着下结论，不要走向两极，多一点辩证，让两难的问题更两难，反而会让社会更健全、更平衡。
孔子会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他在两难之中做的选择，我看了也很感动，因为一个只请法律的社会是很可怕、很无情的社会，而我相信这是他思考过后的结论。我不见得不赞成，但是当这个结论变成了八股文，变成考试的是非题时，这个结论就有问题了，因为没有思考。
道德和法律原本就有很多两难的模糊地带，这是我们在讲伦理孤独时要度过的难关，这个难关要如何通过，个人应如何斟酌，不会有固定的答案。
活出自己
我记得年少时，读到哪吒把肉身还给父母，变成游魂，最后找了与父母不相干的东西作为肉体的寄托，隐约感觉到那是当时的我最想做的背叛，我不希望有血缘，血缘是我巨大的负担和束缚。父母是我们最大的原罪，是一辈子还不了的亏欠，就是欠他骨肉，欠他血脉，所以当小说描述到哪吒割肉还父、割骨还母时，会带给读者那么大的震撼。可是，这个角色在过去饱受争议，大家不敢讨论他，因为在「百善孝为先」的前提之下，他是一个孤独的出走者。
哪吒不像希腊的伊卡罗斯成为悲剧英雄，受后人景仰。野兽派大师马谛斯有一幅昼，就是以伊卡罗斯为主角，画了黑色的身体、红色的心，飞翔在蓝色的天幕里，四周都是星辰，那是马谛斯心目中的伊卡罗斯。虽然他最终是坠落了，但他有一颗红色的心，他的心是热的，他年轻，他想活出他自己，他想背叛一切捆绑住他的东西‥‥伊卡罗斯的父亲错了吗？不，他是对的，他告诉伊卡罗斯不要飞得太高，飞得太高会摔死，可是年轻的伊卡罗斯就是想尝试，他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问题，我们的身体是属于谁的？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一个前提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所以连头发都不能随便修剪，否则就是背叛父母。
但在〈暴力孤独〉和〈思维孤独〉篇中，我提到，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暴力的冲动，所以会去刺青、穿孔、穿洞，做出这些事的人，他们认为身体发肤是我自己的，为什么不能毁伤？他从毁伤自己的身体里，完成一种美学的东西，是我们无法理解的。那么，究竟肉体的自主性，要如何去看待？
伦理的分类
像公式在《因为孤独的缘故》这本书里，有很多背叛伦理的部分。在〈热死鹦鹉〉中，医学系的学生爱上老师；在〈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里，读建筑设计的大学生回到家里，爸爸对他说，他要跟他的男朋友charlie到荷兰结婚了；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伦理所能理解的事情，可是正因为有这些只占百分之零点一的冰山一角，才能让我们看见，原有的伦理分类是不够的。
任何一种伦理的分类，就像是一道公式，很多人其实是在公式之外，可是因为这是「公认」的公式，大家不敢去质疑它，所以许多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伦理都有很大的问题。
在〈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中，大学生的父亲有妻子、儿子，完全符合伦理，可是他却引爆了一个颠覆伦理的炸弹，他要建立的新伦理是一直存在，却不容易被发现的事实。它可能就在你身边，可能就是你的父亲或丈夫，可是你不一定会发现，因为这个伦理是被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所掩盖了。
然而，当这个社会有了孤独的出走者，有了特立独行的思维性，这个伦理的迷障才有可能会解开。
另一种形式的监控
谈到伦理孤独，我想以自己的小说〈因为孤独的缘故〉作为例子。
当我在写作这篇小说时，身边有些故事在发生。八○年代后期，绑架儿童的案件层出不穷，每天翻开报纸都可以看到很耸动的标题，而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就是原有的社区伦理结构改换了。
我记得小时候，居住在大龙峒的庙后面，社区里的人常常是不关门的。我放学回家时，妈妈不在家，隔壁的张妈妈就会跑来说：「你妈妈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拿药，你先到我家来吃饭。」那个社区伦理是非常紧密的，紧密到你会觉得自己随时在照顾与监视中－－照顾与监视是两种不同的意义；张妈妈在我母亲不在时，找我去她家吃饭，这是照顾；有一次我逃学去看歌仔戏，突然后面「啪」的一巴掌打来，那也是张妈妈，她说：「你逃学，我要去告诉你妈妈。」这是监视。
传统的社区伦理有两种层面，很多人看到照顾的一面，会说：「你那个时代的人情好温暖。」可是就我而言，社区所有的事情都被监视着，发生任何一件事情就会引起漫天流言耳语。那个时候，电视、广播没有那么流行，也没有八卦媒体，但因为社区结构的紧密，消息传播得比什么都快。
到了八○年代，台北市开始出现公寓型的新社区，愈来愈多人搬进公寓里，然后你会发现，公寓门窗上都加装了铁窗，而相邻公寓间的人不相往来。当家庭中的男人、女人都出去工作时，小孩就变成了「钥匙儿童」－－在那个年代出现的新名词，儿童脖子上挂着一串钥匙，自己去上学，放学后自己回家，吃饭也是自己一个人。
改变的不只是社区结构，我在大学教书时，从学生的自传中发现，单亲的比例愈来愈高，从三分之一渐渐提高到了二分之一。这在我的成长过程里，是几乎不会发生的事情，不管夫妻之间感情再不睦，家庭暴力如何严重，夫妻两人就是不会离婚，因为在道德伦理规范下，离婚是一件很可耻的事。但在八○年代后，即使女性对于离婚的接受度也提高了－－不只是女性，但女性是较男性更难接受婚姻的离异。
这段期间，整个社会在面临一种转变，不仅是经济体制、社区关系，还有家庭型态也改变了，我在〈因为孤独的缘故〉这篇小说中，试图书写在整个社会伦理的转换阶段，人对自我定位的重新调整。
小说用第一人称「我」，写一个四十六、七岁左右，更年期后期的女性，她的身体状况及面临的问题。当时有点想到我的母亲，她在四十五岁之后有许多奇怪的现象，当时我约莫二十出头，没有听过什么更年期，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只是觉得怎么妈妈的身体常常不好，一下这边痛，一下那边不舒服。那时候几个兄弟姊妹都大了，离家就业求学，最小的弟弟也读大学住在宿舍，常常一接到妈妈的电话，就赶回家带她去看病，持续了一年多。有一天医生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你的母亲可能是更年期，她并没有什么病，只是会一直说着身体的不舒服。」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更年期」这个名词，也去翻了一些书，了解到除了生理的自然现象外，一个带了六个孩子的专职母亲，在孩子长大离家后，面对屋子里的空洞和寂寞，她可能一下无法调适，所以会藉着生病让孩子返家照顾她。
就像医生对我说的，她的心理的问题大过身体的问题，她的一生都在为家庭奉献，变成了惯性，即使孩子各有一片天了，她一下子也停不下来，因为从来没有人鼓励她去发展自我的兴趣。所以我在小说里用「我」，来检视自己年轻时候，对母亲心理状态的疏忽，我假设「我」就是那个年代的母亲，卖掉公家的宿舍，因为孩子都离家了，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和父亲一起住在一栋小公寓中。
「我」和丈夫之间的夫妻伦理，也不是那么亲密，不会讲什么心事，也不会出现外国电影里的拥抱、亲吻等动作－－我想我们一辈子也没看过父母亲做这件事，我们就生出来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代生小孩和「爱」是两回事。我相信，我爸爸一辈子也没对我妈妈说过「我爱你」，甚至在老年后，彼此交谈的语言愈来愈少。回想起来，我父母在老年阶段一天交谈的话，大概不到十句。
小说里的「我」，面对比她大两岁的丈夫，戴着老花眼镜，每天都在读报纸。她很想跟他说说话，可是她所有讲出来的话都会被丈夫当作是无聊。她住在三楼的公寓，四楼有两户，一户是单身的刘老师，一个爱小孩出名的老先生；一户则是单亲妈妈张玉霞，带着一个叫「娃娃」的孩子。
张玉霞是职业妇女，有自己的工作，可是小说里的「我」，生活只有丈夫和小孩，当她唯一的孩子诗承到美国念书后，突然中断了与孩子的关系，白天丈夫去上班时，她一个人住在公寓里，很寂寞，就开始用听觉去判断在公寓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她从脚步的快慢轻重，或是开锁的声音，听得出上楼的人是谁。例如张玉霞「开锁的声音比较快，一圈一圈急速地转着，然后框当一声铁门重撞之后，陷入很大的寂静中。」如果是张玉霞的儿子娃娃，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回来时就会像猫一样轻巧，他开门锁的声音也很小，好像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回来或者出去了。
小说里的「我」分析着公寓里别人的心理问题，自己却是处在最大的寂寞之中。如果你有住在公寓里的经验，你会发现公寓是很奇怪的听觉世界，楼上在做什么，你可以从声音去做判断，可是一开了门，彼此在楼梯间遇到，可能只有一句「早！」不太交谈，因为公寓里的伦理是疏远的。
小说里的「我」正经历更年期，丈夫也不太理她，所以她试图想找一个朋友，要和张玉霞来往。她碰到娃娃，问他姓什么，他说姓张。
所以有一天她碰到张玉霞时，就叫她张太太，没想到张玉霞回答她：「叫我张玉霞，我现在是单亲，娃娃跟我姓。」「我」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在她那一代的伦理，没有单亲，也没有孩子跟妈妈姓这种事情，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当场愣在那里。
而小说里的张玉霞，是台湾一个小镇里的邮局女职员，她认识了一个在小镇当兵的男孩子，两个人认识交往，发生了关系，等到男孩子退伍离开小镇时，她怀孕了，可是却发现连这个男孩子的地址都没有。
她找到他的部队里去，才知道男孩子在入伍的第一天就说：「这两年的兵役够无聊，要在这小镇上谈一次恋爱，两年后走了，各不相干。」张玉霞在这样的状况下，生下了娃娃，在唯一一次的恋爱经验里，充满了怨恨。可是她还是独立抚养娃娃长大，并让娃娃跟她的姓。
这样的伦理是小说中第一人称「我」所无法理解的，但在八○年代的年轻女性中逐渐成形，而在今日的台湾更是见怪不怪，我们在报纸上会读到名人说：「我没有结婚，但我想要个孩子。」这样的新伦理已经慢慢被接受了。
但对「我」而言，这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所以当天晚上睡觉时，她迫不及待地对先生说，「楼上四楼A的张太太丈夫不姓张唉！－－」等她说完，她的先生「冷静地从他老花眼镜的上方无表情地凝视着」，然后说了一句：「管那么多事！」仍然没有表情地继续看报纸。
这让「我」感到很挫折，他们一天对话不到十句，十句里可能都是「无聊！」、「多管闲事！」可是这是她最亲的人，伦理规定他们晚上要睡在一张床上，他们却没有任何关系，包括肉体、包括心灵，都没有。
我想，这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一张床是一个伦理的空间，规定必须住在一起。可是在这张床上要做什么？要经营什么样的关系？却没有伦理来规范。也就是有伦理的空间，但没有实质内容。
我常举三个名词来说明这件事：性交、做爱、敦伦。我们很少用到「性交」这个词，觉得它很难听，可是它是个很科学的名称，是一种很客观的行为纪录。「做爱」这个名词比较被现代人接受，好像它不只是一种科学上的行为，还有一种情感、心灵上的交流，不过在我父母那一代，他们连「做爱」这两个字都不太敢用，他们会说「敦伦」。
小时候我读到《胡适日记》上说，「今日与老妻敦伦一次。」我不懂敦伦是什么，就跑去问母亲，母亲回答我：「小孩子问这个做什么？」直到长大后，我才了解原来敦偷指的就是性交、做爱。「敦」是做、完成的意思，敦伦意指「完成伦理」，也就是这个行为是为了完成伦理上的目的－－生一个孩子，所以不可以叫作「做爱」，做爱是为了享乐；更不能叫作「性交」，那是动物性的、野蛮的。
很有趣的是，这三个名词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却是三种伦理。所以你到底是在性交、做爱，还是敦伦？你自己判断。这是伦理孤独里的一课，你要自己去寻找，在一个伦理空间里，要完成什么样的生命行为？是欲念、是快乐、是一种动物本能，还是遵守规范？你如果能去细分、去思辨这三种层次的差别，你就能在伦理这张巨大的、包覆的网中，确定自己的定位。
伦理是保护还是牢笼？
当小说里的「我」面对巨大的寂寞，寂寞到在公寓里用听觉判别所有的事物，丈夫又总是嫌她多管闲事时，有一天她想出走了。她想，为什么张玉霞可以那么自信地告诉别人她是单亲妈妈，而「我」不行？既然小孩都长大出国念书了，「我」也可以离婚、也可以出走啊！她走出去了，走到巷口，就遇到眼镜行的老板，她和丈夫前几天去配眼镜，还在店里吵起来。眼镜行老板对她说：「回家吗？再见哦。」这个「我」就一步一步走回家去了。她发现她过去所遵守的伦理是被一个巷子里的人认可的，她要走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她根本不是一个「个人」。
一个中年的妇人，在一个地区住一段时间，她不再是她自己，她同时也是某某人的太太，当她走在路上遇到人时，别人问候的不只是她，也会问起她的先生。她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没有收入，也不敢去找旅馆，她唯一拥有的是一把钥匙，家里的钥匙。
对一个习惯伦理规范的人，伦理孤独是一件很可怕、让人不知所措的事，就像在茫茫大海之上。所以对这个中年妇人「我」而言，她最伟大的出走，就是走到巷口，又回头了。这次出走，除了她自己，没有人知道。眼镜行老板也不会知道她曾经有出走的念头。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我的大学同学告诉我，她有一天跟先生闹得不愉快，想出走，可是站在忠孝东路站好久，发现没有地方可去。
我想，她不是真的无处可去，而是她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告诉任何人，她可以出走，因为她没有任何信仰支持她这么做，因为当一个人的自我长期消失了三、四十年之后，怎么也找不回来了。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篇小说会用第一人称，而且是写一个中年妇人，我的想法是能够设身处地去写这么一个人，假如我是一个这样的女性，我的顾虑会是什么？我自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人，随时包包一收就飞到欧洲去了，我无法想像我的母亲一辈子都没做过这样的事，甚至连独自出走一天都无法完成。伦理对她是保护还是牢笼？这又是另一个两难的问题。
她有没有一个去寻找自我的机会？我们从来不敢去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拿这个问题问父母的话，我相信她会哭，她会吓一跳。
我有一个学生，在国外住很久了，每隔几年会回来探望在中南部的父母。他的母亲不打电话则已，打给他就是抱怨他的父亲，爱赌博、把积蓄拿去炒股票都没有了‥‥他的记忆里，从小开始，母亲就一直在抱怨爸爸。后来，他到国外去，再回国时，一样听他母亲抱怨，抱怨到最后就是哭，然后说：「我受不了了，我没办法再跟他生活下去。」这些话一再重复，重复到我这个朋友也受不了，他就跟母亲说：「好，我明天就带你去办离婚。」结果母亲哭得更大声，很生气地骂他：「你这不孝的孩子，怎么可以说这种话？怎么可以这样做？」这就是伦理的纠缠，她无法把离婚这个行为合理化，只能抱怨，不停地抱怨，把抱怨变成伦理的一部分。她认同了抱怨的角色，她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扮演这个角色。你看电视剧里那些婆婆、媳妇的角色，不也都是如此？这种剧情总是卖点，代表了伦理孤独里那个潜意识的结一直存在，而且大部分是女性。
所以她会选择哭、选择抱怨，她拒绝思维；如果她开始思维，她不会哭的，她会想怎么解决问题？可是她选择哭，表示她只是想发泄情绪而已。
孤独的同义词是出走，从群体、类别、规范里走出去，需要对自我很诚实，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才能走到群众外围，回看自身处境。
今天若有个女性说：「我没有结婚啊，我没有丈夫，只有一个孩子。」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她还需要体制的支持，才能够做这件事。
台湾的确处于转型的时刻，使我们在面对各种现象时，可以去进行思维，如果我们可以不那么快下结论的话，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厘清伦理孤独的状态。
心理上的失踪
「我」这个中年妇人出走到巷子口，又回家了，她继续关在公寓里，继续听每一家的钥匙怎么打开，怎么关门。
有一次「我」和张玉霞聊天时，提到她很讨厌住在四楼B的刘老师。张玉霞说，「他很爱孩子唉！」「有几次我和娃娃一起，遇见了他，他就放慢脚步，跟娃娃微笑。」但是这个「我」还是觉得刘老师很怪异，身上有一种「近于肉类或蔬菜在冬天慢慢萎缩变黄脱水的气味」。
这个单身的刘老师，从小学退休之后，常常在垃圾堆里捡人家丢掉的洋娃娃，有一次在楼梯间刚好遇到第一人称的「我」，他拿着一个破损的洋娃娃头，向「我」展示，说这洋娃娃的眼睛还会眨。刘老师经常捡一些破损的洋娃娃头、手、脚回来，放在黑色的木柜里，而这件事就和社会事件中频频发生的儿童失踪案连结在一起。
失踪不一定是具体的失踪，可能是心理上的失踪。如果你有看过法国超现实导演布纽尔（LuisBunuel）的作品《自由的幻影》（LeFantomedelaliberte），里面有一段以超现实的手法，处理儿童失踪。那一段是老师在课堂上点名，点到了Alice，Alice也喊了「有」，可是老师却说她失踪了，马上通知家长来。她的父母到了学校，Alice说：「我在这里。」但爸爸妈妈说：「嘘，不要讲话。」然后转头问老师：「她怎么会失踪？」失踪在电影里变成了另一种现象，其实人在，你却觉得他不在。
例如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对彼此而言却是失踪的状态。我们一直觉得被绑架才叫失踪，可是如果你从不在意一个人，那么那个人对你而言，不也是失踪了。
电影启发了我把失踪转向一个心理的状态，表示失踪的人在别人心里消失了，没有一点具体的重量。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单亲妈妈，孩子很小的时候，她的工作正忙，晚上应酬也很多，她没有太多时间陪小孩，就让小孩挂串钥匙上下学。她也很心疼小孩，却没办法陪伴她，又很担心孩子被绑架，所以她就在每天晚上回家时，孩子己经写完功课准备要睡了，她硬拉着小孩一起练习各种被绑架的逃脱术。有一次，她就在我面前表演，戴上绑匪的帽子、口罩，让孩子练习逃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