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页

上世纪（八）八十年代，泾原战区（甘肃泾川）兵变，第十二任皇帝李适对将领们疑心更重，于是把禁军（左神策军、右神策军）交给宦官率领，两军司令官（中尉）也由宦官担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措施，从此禁军掌握在宦官手中，形势为之一变。第二次宦官时代与第一次宦官时代，在此分野。第一次宦官时代宦官的权力来自皇帝。第二次宦官时代宦官的权力，前期来自皇帝，后期来自他们所统率的禁军。

宦官掌握军权之初，对皇帝还存有敬畏，所以李纯还可以大言不惭地形容他们是家奴和毫毛。但时间累积下来，宦官在禁军中布置成功，培植下不可动摇的威望之后，就发生变化。李纯在夸口后不久的本世纪八二○年，即被宦官陈弘志谋杀，没有人知道使用什么凶器。接着，为了继位人选，宦官内部发生火拼。右禁军司令官梁守谦，把左禁军司令官吐突承璀和吐突承璀打算拥立的亲王李恽，一齐杀掉，改立太子李恒。这是一个开端，继任皇帝不由前任皇帝决定，而由宦官决定。前任皇帝即令生前决定了的，他死了之后也要经过宦官集团重新审查。

于是李纯所称的家奴时代和毫毛时代，成为过去。皇帝被杀被立，都身不由主，连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这种现象越到以后越甚。

//

---------------

中国第三次宦官时代

---------------

明王朝自“靖难之役”后，国内安定三十余年。此三十余年位于本世纪（十五）初期，是中国人民在明王朝统治三百年中，惟一的比较幸福的日子。郑和下西洋，交趾省（越南北部）设立，和朱棣五次亲征，以及长城运河的建设工程，也都在这三十余年中完成。宦官的灾难虽然已经萌芽，像交趾监军马骐竟逼使交趾脱离祖国，即是一个恶兆。可是马骐终于受到惩罚，社会还有一线光明。而三十年代之后，宦官时代降临，连这一线光明也都消失，而终于完全黑暗。

这是中国第三次宦官时代，距第一次宦官时代（二世纪）一千三百年，距第二次宦官时代（九世纪）六百年。我们姑且说，第三次宦官时代始于本世纪（十五）三十年代一四三五年王振当权，终于下下世纪（十七）六十年代一六六一年明王朝覆亡，历时二百二十七年。──注意一个现象，宦官时代的结束，一定是王朝的覆亡。

──肯定时代的起讫时间，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但为了对社会形态有一个了解，必须如此，才可以有明确的印象。事实上二百余年间，宦官并不每年都在作怪。像下世纪（十六）第十二任皇帝朱厚熜在位的四十六年中，宦官就没有什么地位。

明王朝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他亲信并掌握权柄的宦官。没有特别亲信宦官的皇帝，如朱厚熜，则有特别亲信的贪官。

当三十年代朱祁镇即位时（一四三五年），年方九岁，还是一个顽童。由司礼太监王振带着他游戏，他对这个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最初，朱祁镇的祖母张太后，经常派人到内阁查问政事，发现王振有假传圣旨的情形。大怒之下，亲自主持内阁会议，要杀王振，一批乡愿大臣代为求情，才算幸免。但张太后不久逝世，王振的威风日增，没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第三次宦官时代，遂由王振揭幕。

首先受害的是皇家教师（侍讲）刘球，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即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肢解，扔到荒郊。另一位受害人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京师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有一天，王振前往视察，李时勉对他并没有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把他在大学门前带枷示众三天，大学生数千人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还是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何太后向朱祁镇询问，朱祁镇惊愕说：“一定是王振干的事。”才下令释放。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薛瑄，在大庭广众下没有先向王振行礼。王振即逮捕薛瑄，下锦衣卫诏狱，以贪污受贿罪名判处死刑。处斩前夕，王振一位老仆人在厨房流泪，王振问他为什么时，老仆人说：“我跟薛瑄是同乡，深知他的为人。”并举出若干事证，王振才把薛瑄开释，但仍被贬谪至边疆铁岭（辽宁铁岭）。然而锦衣卫一位名王永的兵士，却没有这种好运。王永看不惯王振为非作歹，写匿名传单加以指责，事发后被捕，磔死。

权力所在，谄媚必然集中。工程部副部长（工部侍郎）王佑没有胡须，王振问他什么原因，王佑说：“老爷没有，儿子辈安敢有。”

──注意王佑这件事，这是第三次宦官时代的特征之一，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无耻地争向宦官卖身投靠，是第一第二两次宦官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

***************

*中国历史上的迂儒

***************

儒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

---------------

他们死守着那可怜的儒书

---------------

儒家因职业上的需要，对产生“礼教”的那个古代，有一种强烈的崇拜感情，对于非古代的事物，则加排斥。问题是古不能复，在小场合的典礼上，人们还可以勉强遵守。但在大场合的典礼上，便格格不入，因而产生出许多不必要的笑柄和纠纷。用一个例子可作说明，下世纪（前五）二十年代纪元前四七八年，齐国国君姜骜和鲁国国君姬蒋，在蒙邑（山东蒙阴）举行高阶层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骜向姬蒋叩头（在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地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以所谓叩头，只是深深地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地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交场合你伸出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点一下头一样。姜骜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傧相引经据典地说：“按‘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纪元前四七四年，两国国君又在顾邑（山东鄄城东北）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骜叩头。这时“礼教”排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曾编了一首诗歌：

鲁国人冥顽不灵

多少年都不清醒

使我们难以为情

他们死守着那可怜的儒书

引起无谓的纷争

//

---------------

惊人的孝道

---------------

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九十年代时，滕国（山东滕州）国君姬定公逝世，他的儿子姬文公即位，向孟轲请教：他应该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孟轲指示姬文公首先应该“服三年之丧”，必须为死去的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间，不准吃肉饮酒，不准听音乐，不准跟妻子同房，不准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不准处理任何公私事务——这一项最重要，一处理公私事务，便是功利，不是仁义了。更不准从事任何劳动，只准穿粗布衣服，盖粗布被，睡在草地上或木板上，专心专意地悲哀，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口吐鲜血或昏迷不醒。这种行为被称为“孝道”，是达到仁政的必要步骤，也是仁政的具体表现，国家由此即可治理。

//

---------------

儒家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

---------------

周王朝有两种专属于贵族阶级的文字游戏，第一种是避讳制度，依儒书的规定，地位高贵的人的名字，神圣不可侵犯。地位低微的人必须提心吊胆地不去触及它，即令同音的字也不允许在文字上出现，有时候更不准说出口，否则便是“犯讳”。凡是“犯讳”的人，轻者要受处罚，重者可能处斩。嬴政大帝所以没有明令取消这个制度，大概它在本世纪（前三）还没有造成特别灾害的缘故。第二种就是谥法制度，依儒书的规定，一个尊贵的贵族死后（不够尊贵的贵族，如官职稍小和普通平民，都没有资格），他的儿子或部下，即根据他生前的行为特征，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如周王朝第一任国王姬发，被称为“武王”，即武功盖世之王；如第十二任国王姬宫涅，被称为“幽王”，即黑暗不明之王。周王朝认为谥法制度是礼教的一部分，一个人为了顾虑死后的恶劣绰号，会主动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个构想太天真了，它没有想到，满身罪恶的死者，如果权势仍然存在，便没有人敢提出恰当的形容词，而摇尾系统还会把字典上所有的高贵字句，全部堆到他头上。秦王朝灭亡后，儒家当权，谥法恢复，遂成为一个小丑表功制度。我们举一个例子作为说明，十七世纪明王朝那位吸毒的断头政治皇帝朱翊钧，他的绰号是“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二十世纪那位把清王朝搞垮了的老太婆那拉兰儿，她的绰号是“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仁献崇熙显皇后”。这种必须喘一口气才读得完的头衔，使人倒尽胃口。

//

---------------

圣人的功迹

---------------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的那些大臣将军，都是当初一块当流氓的黑社会朋友，在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家里一样，大吃大喝，喝醉了放声高歌，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不但一团糟乱，而且潜伏着可能被野心家利用的危险。刘邦知道应该改正，但他不知道如何改正。儒家学派的机会来了，这正是他们的专长。博士之一的叔孙通就请求由他制定朝见皇帝的仪式──简称“朝仪”。刘邦对儒家学派的复杂繁琐，深有戒心，所以他吩咐说：“你可以尝试，但要简单，在我能办得到的范围内去做。”叔孙通特地到儒家学派发源地的故鲁国首府曲阜，请了三十余位专家，连同自己的门徒一百余人共同拟订规章，并加以演习。一个月后，再集合大臣将军们演习。到了本世纪（前二）第一年（前二○○年），长乐宫落成，群臣朝贺，正式启用“朝仪”。大臣将军们在宫廷官员引导之下，顺序入殿（宫，指整个建筑；殿，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分为两班，在两厢坐下（那时候的坐，是坐在跪着的自己的双腿上，一直到纪元后九世纪以后，中国才流行椅子凳子）。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然后听见一连串官员从远到近的传报：“皇帝驾到。”刘邦坐着特制的用人拉的“辇车”，像舞台上的镜头一样，适时地缓缓出现。宫廷官员引导大臣将军们按照官职大小的顺序，一一念出他们早已背诵得滚瓜烂熟的祝贺言词。这时，宫殿上沉静肃穆，人人震恐。接着，宴会开始，大臣将军们都向前伏着身子，仰头上望，任何人都不许可挺直脊梁，端端正正地向前平视──必须趴到地下，再仰颈抬眉上看。这是一个使人起鸡皮疙瘩、自我斫丧的猥琐姿势，但儒家却正用它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宴会进行中，再顺序地向当了皇帝的老流氓刘邦敬酒祝寿，连续九次。最后，宫廷官员大声宣布：“宴会礼成。”监察官（御史）出现，把动作不合规定的大臣将军，一一赶出殿外，指控犯了“失仪”之罪，提出弹劾，要求处罚。这种情形往往只罚钱了事，但皇帝老爷也可藉此良机，予以免职或砍头。于是一场宴会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再喧哗吵闹。刘邦大喜说：“天老爷，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立即擢升叔孙通当九卿之一的“奉常”（祭祀部长），赏黄金五百公斤，门徒们也都一一升官。久处在穷困而又绝望环境中的那些门徒，禁不住大声歌颂他们的老师：“叔孙通真是圣人。”

──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就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

---------------

君子与小人

---------------

儒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可用下列的不同文字表达：

君子 正人耿直忠良木讷光明磊落胸襟坦荡

小人 奸邪倾险卑鄙污浊偏激挟诈任数险贼害物罔上欺下

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

---------------

儒家荒唐事之濮议事件

---------------

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于是收养他堂兄——封爵濮王的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为子。

六十年代一○六三年，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什么？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谘议部长（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副急来的眼泪所感动。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和监察部委员（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欧阳修、韩琦一下子就纳入小人系统，小人当然没有活的理由，于是请求把二人处斩，以谢天下。当赵宗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终于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要求辞职。

这就是有名的“濮议”，我们可藉此对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综合认识：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击一旦开始，人类两分法立刻登场，而所运用的表达文字，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说明他们字汇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勇于内斗的特质。

//

---------------

祖宗之制不可违

---------------

宋帝国不成文法，皇家教师（侍讲、说书）给皇帝上课（经筵）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变法的前一年（一○六八年），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这个建议马上遭到反击，大臣刘邠认为教师站着讲书，是祖宗所定的制度，已实行五十余年，绝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吕诲更有趣，他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奴性非常坚定的人，使我们叹气。

//

---------------

韩琦七项奏折

---------------

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山后）代州（山西代县）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提出意见，退休宰相韩琦（即好水川战役“军中有一韩”的一韩）建议说：“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已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的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湟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个目标一定是它。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榆树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五、黄河以北各州县，积极修筑城廓，掘深护城河渠。六、我们又设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湟地区交还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止人民军事训练。黄河以北州县城廓，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停止修筑。撤销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销黄河以北三十七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的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陛下再养民爱力，选贤与能（他跟司马光），疏远奸邪（王安石），进用忠良（他跟司马光），辽帝国自然心悦口服。”

这就是有名的“韩琦七项奏折”，于一○七四年呈给赵顼。韩琦因“濮议”一案，已被纳入小人系统，现在因反对改革的立场跟司马光他们一致，又被送回君子系统。

//

---------------

司马光

---------------

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议”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纪元前四○三年到纪元后九五九年，一部很详细的中国政治编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纪，这部大约四百万字的巨著，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道路。可是，当他一旦接触到实际大权，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性格。当他决心撤销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他后来也当宰相），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色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但这一切不足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

//

---------------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

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迫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理学的另一特质，那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慷慨激昂。

//

---------------

圣贤和禽兽

---------------

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圣人是一种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份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份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以后又称为“名教”）。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

//

---------------

所谓道学

---------------

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浙江临海）州长（知台州）唐仲友争夺一位漂亮的妓女严蕊，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对满面道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爱情），朱熹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跟程颐对付苏轼的手段如出一辙。他们在感情激动时，都不能实践他们对人的要求，其他人当然更为困难。于是产生下列两种现象：

一，道学家在礼教甲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几乎全部都是外销品。

二，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中受苦。这种心理背景，产生一种愿望，就是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脱责备。这种偏差的行为，当然引起反感。道学与反道学双方都向皇帝争取支持，反道学的一派在宰相韩领导下，获得胜利。九十年代一一九六年（已是本世纪尾声），第十五任皇帝赵扩下令，禁止道学传播，担任国立图书馆官员（秘阁修撰）的朱熹也被免职。但只禁止了六年，到下世纪○○年代一二○二年，即行解禁。但道学家却掌握着两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学白鹿洞书院当校长，学生遂成为道学的主要传播者；另一是考试，国家考试大权始终握在道学家之手，它只录取赞扬道学的人，知识分子遂大批被引到他们指定的道路上。

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道学家，则必须全神贯注于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

---------------

大礼议事件

---------------

二十年代一五二一年，朱厚照结束他烂污的一生，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位。因为朱厚熜是以亲王的身份入承大统，于是发生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大礼议事件是十一世纪宋王朝濮议事件的翻版，不过濮议时代，儒家中的理学学派还没有兴起，而本世纪（十六）理学正在兴隆，所以也特别热闹和特别有趣。

濮议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宗实，是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抱到宫里，当作儿子抚养。大礼议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熜则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个人从没有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议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再发生，但它竟然发生。儒家系统的理学家，根据古老的纪元前五世纪使鲁国国君被按住叩头的儒书规定，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熜虽无法做朱厚照的儿子，却必须做朱祐樘的儿子，然后大宗才算不绝。一切奇异的办法，都由此奇异的论断而生。那就是说，朱厚熜应称伯父朱祐樘为父亲，应称伯母朱祐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当此议论最初提出时，刚刚即位年才十五岁的朱厚熜，便直觉地感觉到不对劲。他说：“父母怎么可以如此颠倒？”朱厚熜的父亲早死，他是一个独子，他的寡母蒋氏从亲王封地安陆（湖北钟祥）前往北京，走到通州（北京通县）时听到这个消息，即拒绝前进，因为她不但当不了皇太后，而且还失去了儿子，她气愤地说：“这是什么话，怎么把我的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

这一次跟濮议事件最大的不同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宰相杨廷和跟教育部长（礼部尚书）毛澄，合著了一篇《崇祀兴献王典礼》，自称是万世不易的经典，向文武百官宣布：“大家的行动都要以此作为根据，敢有异议的，就是奸邪。”──那就是说，凡是反对他的意见的人，一律纳入小人系统，这就是传统的古老法术。想不到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礼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他向副部长（侍郎）王瓒说，朱厚熜是继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继帝统，不是入继大宗。朱祐樘自有他自己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朱祐樘立后，而应该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熜不应改变称呼。王瓒认为他的理由充分，略微向大家透露。杨廷和立即气冲斗牛，唆使监察部门的官员，寻找王瓒的毛病，提出弹劾。王瓒不敢再开口，但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张璁，索性直接向皇帝上奏章申明他的主张。杨廷和大怒，把张璁贬到南京，警告他说：“你要听话，不要唱反调。”恰巧宫中发生火灾，杨廷和庄严地指出，这正是天老爷对违反礼教之徒的一种惩罚，朱厚熜必须称父亲为叔父，称母亲为叔母，天老爷才会龙心大悦。朱厚熜母子自问不能抗拒天老爷，只好照办。

但朱厚熜母子的屈服是短暂的，在火灾的震撼平息后不久，就旧事重提。朱厚熜坚持要恢复正常称呼，杨廷和用辞职作为要挟，朱厚熜毫不挽留，立即批准，而把张璁召回北京。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全体高级官员在内政部长（吏部尚书）乔宇领导下，杯葛张璁，并阴谋用酷刑把张璁处死。他们的方法是来俊臣的《罗织经》上的一套，纷纷地上奏章攻击张璁，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赵鉴下令给他的部属，只要有一份奏章交下来查办，就逮捕张璁，不加询问，立即用廷杖拷死。朱厚熜对这个恶毒计划有所风闻，所以不但不把奏章交下查办，反而擢升张璁当翰林学士，后来更索性擢升他当宰相。

二十年代一五二四年，朱厚熜即位的第四年，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尤其激烈，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注意“国家养士”这句话，中国历史上以明王朝对人民（包括所谓“士”）摧辱得最为残酷，却竟然出现与事实恰恰相反的“养士”论调，说明奴性不但使人恬不知耻，更能使人颠倒是非。

杨慎的奴性狂热得到了响应，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尚书）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宫门之一）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祐樘的帝王称号。王元正的表演更为出众，他像一个委屈万状的无赖一样，用拳头擂着宫门，拉起连老天爷都听得见的喉咙，放声大哭。大家发现如果不跟着他也如此大哭，就有被指控为离经叛道的危险，于是一片哭声，使金銮殿上的瓦片都摇晃起来。他们宣称之所以如此号哭，是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濒于毁灭前夕。虽然有宦官奉朱厚熜的命令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熜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哭声绝不停止。

朱厚熜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廷杖，其中十六位官员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廷杖后被贬谪到蛮荒边区。

//

***************

*历史上最丑陋的王朝：明王朝

***************

代替蒙古人而起的是中华民族组成的明王朝，一个纯中国人的王朝。

不过，这并不等于中国人噩运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

---------------

朱元璋的大屠杀

---------------

明政府统一中国，中国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

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中国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的合法屠杀，完全采用七世纪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

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干部不能并存。八十年代一三八○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参考来俊臣的《罗织经》，就可了解，当权人物决心除去某人时，自会“有人”告发此人谋反）。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

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九十年代一三九○年，朱元璋的兽性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现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七十七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

三年后，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立即逮捕下狱。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名《逆臣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遭到朱元璋的毒手。然而，这两次大屠杀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谪而死。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汪广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汪广洋贬谪，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被赐死。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是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命武士摔死阶下。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地就病死。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得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

本世纪（十四）最后三十年，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根据统计，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下，和南直隶（江苏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做苦工的，每年都有数万人。而严厉的追缴赃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几乎全部破产。

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死囚的财产不足以赔偿赃款时，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毁。如果仍不能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转存到另一家若干。辗转牵引，千里外素不相识之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

//

---------------

人权的蹂躏

---------------

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来应对。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南周王朝开国皇帝武的处境更为严重，但也只是个别打击。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捉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然而，仅只屠杀，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就在这里。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我们分下列三项，叙述这罪恶的内容。

一人权的蹂躏

二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三文化酱缸的加深

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为耻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他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

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称为“三法司”，是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下世纪（十五）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下下世纪（十六）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本已布满全国的秘密警察，遂相互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杖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在廷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捽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权的图画，朱元璋用它来对付中国人民。

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腐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断裂，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英国于一百年前的上世纪（十三），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诏狱和廷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