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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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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韩宋帝国，中央政府设立下表所列的三个机构，作为中枢。由中书省首长担任宰相，作为皇帝的助理。中书省内设立六部，负责全国行政。

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擢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更绝对的专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示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大学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

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助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

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本世纪（十四）末年，朱元璋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

内阁大学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学士都可签注意见，必须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学士毕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大学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签注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露面，大学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趋膨胀。而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政府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们可用下表来显示明政府在下世纪（十五）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须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

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变为凡宦官都称太监。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四十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司礼太监仅只是四十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太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位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根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注意见，他只有照办。到了以后，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

──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中国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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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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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

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的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讥讽自己的秃头，因而老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颉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现在举出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讥讽他做过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是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罢了。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下世纪（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地，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这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地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五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惟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阴，即使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地震惊。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和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

明王朝统治阶层曾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本世纪（十四）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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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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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难军跟中央军的战争，历时四年。最后，皇帝朱允炆失败。他本占有各方面的优势，甚至拥有最好的将领，但他缺少周亚夫那样杰出的统帅。黄子澄极力推荐李景隆，当总司令李景隆一败再败时，黄子澄又为他掩饰，希望他能扭转局势，李景隆反而溃不成军。黄子澄仍不主张处罚他，只撤职了事，无法挽救的颓势就这样造成。

○○年代一四○二年，靖难军渡过长江，挺进到应天（江苏南京）城下，撤职居家的李景隆率领他的家丁叛变，开城门迎接。朱允炆得到噩耗，纵火焚宫自杀。

──不过民间坚信朱允炆并没有死，据说，朱允炆在危急时打开祖父朱元璋留下的秘密铁匣，里面有一把剃刀，一份度牒（和尚证明文件），一件袈裟（和尚衣服），和碎银币若干（逃亡时零用）。于是剃发为僧，从宫后水门逃出，浪迹江湖三十余年。到四十年代一四四○年，当时的皇帝是朱棣的重孙第六任皇帝朱祁镇，恩怨已消。朱允炆才表明身份，回到宫中，终其天年。

朱允炆既死，朱棣继位。他可以说因祸得福，如果不是削藩，他不过仍是亲王。但他对力主削藩的黄子澄等一批人，并不因此而予宽恕。他效法老爹朱元璋的手段，展开合法的屠杀。在这次屠杀中，刑事诉讼法中的“瓜蔓抄”，发挥强大的威力。那就是，逮捕行动像瓜藤须蔓一样，向四面八方伸展，凡是能攀得到的，就攀住不放，辗转牵引，除非当权人物主动停止，否则能把天下人都网罗俱尽。

黄子澄当时担任祭祀部长（太常卿），处斩，全族被杀。齐泰，前任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处斩，兄弟全体被杀。方孝孺，教育研究官（文学博士），朱棣对他特别厌恶，屠杀十族，连朋友学生都包括在内，八百七十三人死亡。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卓敬，处斩，灭三族。现任国防部长铁铉，磔死。教育部长（礼部尚书）陈迪，磔死，六个儿子被杀，亲属一百八十余人，廷杖后贬谪蛮荒。总监察官（御史大夫）景清，磔死，用“瓜蔓抄”法，逮捕所有可能逮捕的他的家属和亲戚朋友，以及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使他故乡一连数个村庄的村民，全数处决，房舍一空。监察部副部长（左副都御史）练子宁，磔死，家族一百五十一人处决，数百人贬谪蛮荒。最高法院秘书长（大理丞）邹瑾，自杀，家族四百四十八人处决。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胡闰，绞死，家族二百一十七人处决。

靖难的合法屠杀，大约死一万四千余人，比起朱元璋来自然大有逊色。不过有一项要特别提出的，即罪犯的妻子和女儿，除了斩首了的外，大都发配给家奴或奴隶，或发配给妓院卖淫，百般侮辱。生下的孩子，世世在妓院当龟奴。

──“瓜蔓抄”和妻女发配，不起于朱棣，而起于朱元璋，但在朱棣手中建立成为一种血腥制度。朱元璋就是用“瓜蔓抄”的刑事诉讼法，把仅只两个所谓的罪犯，牵引出五万余人的同党。至于眷属沦为娼妓，以朱元璋的性格，他绝不会放弃凌辱他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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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与刘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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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年代一五○五年，明王朝第十任皇帝朱祐樘逝世，把十五岁的儿子朱厚照托孤给两位宰相谢迁和刘健。

然而朱厚照是一个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他冥顽不灵的曾祖父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事实上刘瑾一直崇拜老前辈王振的风范。

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仅只这个名词就使人不寒而栗。不过八虎最初并没有干预政治的念头，他们只是引导朱厚照日夜不休地沉湎于声色犬马。于是谢迁、刘健跟各部部长（尚书），联合要求朱厚照排除“八虎”。宰相兼托孤大臣的威望，使“八虎”大为恐惧，他们只要求保留性命，愿意被放逐到南京，永不回到皇帝身旁。但谢迁、刘健根据“君子小人不并立”、“除恶务尽”的格言，坚持必须全体处斩。“八虎”环跪在朱厚照面前，哀哀哭求，当然加上一番足使一个大孩子跳起来的挑拨刺激，于是朱厚照果然发现谢迁、刘健的阴谋原来是要使皇帝陷于孤立。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以为皇帝一定会下令把“八虎”砍头时，皇帝却下令把谢迁、刘健撤职。

政府大权立即落到刘瑾手上，他用皇帝名义公布“奸党”名单，包括谢迁、刘健和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中央政府全体官员跪在金水桥南，恭听此项谕旨。刘瑾对朱厚照的控制力量，从下列事件上可以看出：一天早朝时，殿阶上忽然发现一封信，朱厚照命拣起来看，原来是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控诉状。朱厚照就在状上批示：“你所说贤能的人，我偏不用。你所说不贤能的人，我偏要用。”但刘瑾仍大发雷霆，命部长以下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在奉天门（宫门之一）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国防部科长（兵部主事）何釴，进士陆伸，跟北京地方法院法官（顺天府推官）周臣，焦渴过度，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状来自宦官内部，跟政府官员无关，才把他们释放。

上述的事件显示出刘瑾已威不可当，自然而然地，他的摇尾系统迅速成立。宰相焦芳、刘宇，内政部长（吏部尚书）张彩，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曹元，几乎跟刘瑾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私宅决定，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下列的两项：

一、设立内厂和创立罚米输边制度刘瑾为了加强对政府的控制，特别成立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内厂。诏狱系统除了锦衣卫、镇抚司、东厂、西厂外，又多了一个内厂。五个血腥的杀人机构并立，凡拒绝跟宦官合作的官员和人民，一律被宣称贪污有据，照例地廷杖拷打。同时刘瑾还发明了另外两种刑罚，即戴重枷和罚米输边。巨枷的重量达七十五公斤，一个人如果被判决戴枷示众三日，他就死定了。罚米输边，从数百石到数千石，由“罪犯”家属直接运到九边要塞，作为军粮。它只是一种从刑，主刑往往是廷杖或贬谪，如退休的前任国防部长刘大夏，被贬到军营做苦工，附带罚米二千石。一个人一旦得到这种处分，就等于破产，但破了产也不能免除输边。如果没有地方借贷，他跟他的家人就会死于追赃的拷掠。

二、建立镇守太监定期调任制度我们回忆上世纪（十五）交趾省（越南北部）的丧失，对肇事的宦官马骐一定还有印象，他的官衔是监军太监。这种制度有它的历史性，可以上溯到八世纪。但上世纪（十五）与监军太监同时并设的，还有一种镇守太监，却是明王朝的发明。到了本世纪（十六），已成为一种“祖宗制度”（祖制），而祖宗制度的特点是：永不可以变更。即由皇帝派出亲信宦官，到各省和各重要城市，长期驻留。这是政治性的，还有一种专业性的，如织造太监、税务太监、矿务太监。他们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是皇帝的代表，就跟一个土匪一样，所到之处，贪污勒索，甚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政府方面的惟一对策是：“养饿虎不如养饱虎”，使他们在大贪特贪之后，胃口变小，所以要求皇帝不去调动他们。但刘瑾当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旧人调回，而放出他的同党，这批饿虎迫使全国民怨沸腾。

刘瑾于一十年代一五一○年被杀，死于“八虎”的内哄。“八虎”之一的宦官张永，向朱厚照密告刘瑾谋反，朱厚照激动起来，刘瑾就活不成了。刘瑾当权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刘瑾死后，另一位宦官钱宁和边防军的一位军官江彬，接替刘瑾的位置。当人们盼望因刘瑾之死而有所转变之时，朱厚照在二人引导下，到南中国游荡，奸淫烧杀，比强盗还要凶暴。

──注意一个使人惊奇的现象，明王朝的皇帝，都好像跟明王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竞争着对它百般摧折，似乎不把它毁灭誓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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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头政治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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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在父母的称呼上，因父子至情，闪电似地爆出一线灵性。大礼议过去之后，闪电熄灭，不久他就恢复了他祖先传留下来的冥顽不灵。

朱厚熜在宦官群的引导下，信奉了道教，而且十分热切。但他并没有把道教福音传播全世界的情操，他只有一颗私心，相信如果他利用皇帝的权力，召请天下法术高超的道士，建筑华丽的祭坛，用美好的中国古文颂词，向天老爷──玉皇大帝谄媚哀求的话，一定能感动那位世界上最高的神祗，保佑他逢凶化吉，长生不死。于是，建醮（筑坛祭神）和“青词”（用红笔把拍玉皇大帝马屁的颂词，写在青颜色的符纸上，在祭坛上焚化，玉皇大帝就可以看到），遂成为政治上的两件大事。

道士段朝用曾向朱厚熜建议，如果能不跟外人接触，静心修炼，就可得到炼金的法术和纪元前三世纪嬴政大帝所得不到的长生不死之药。朱厚熜乐不可支，四十年代一五四○年，他宣布要皇太子代理皇帝（监国），而自己准备退居到一个隐蔽的地方（静宅）一两年，一两年后即可修炼成功，然后以神仙之体再出来执政。交通部长（太仆寺卿）杨最，上谏章抨击这种修炼之术，说它完全是谎话，不可相信。朱厚熜大怒（因为戳破了他的白日梦），把杨最逮入镇抚司诏狱，用廷杖拷死。朱厚熜经过这次扫兴，不再提起太子代理皇帝的事。但从这一年起，他就不再出席早朝，不跟任何官员接触。明政府又回到断头政治的混沌之境。

朱厚熜自四十年代一五四○年到六十年代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跟群臣只见过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平常完全靠“票拟”（宰相签注意见）和“朱批”（皇帝红笔批示），跟政府保持不绝如缕的联系。朱厚熜把全副精力用到追求“长生”上，对骨肉、亲属的感情，非常淡薄；对政府官员的感情，更是冷酷。大礼议事件使他疑心所有大臣联合起来跟他作对，于是，在断头政治期间──正是本世纪（十六）中叶，他只信任他认为无党无派，孤立于群臣之外的宰相严嵩。

严嵩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大政客兼大贪官之一，他完全靠精密的谄媚和撰写歌颂玉皇大帝的“青词”，而被擢升到宰相的高位，他谨慎小心地伺候着政治老板，外貌上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政敌时才露出毒牙。最奇异的是他有一个绝顶聪明的独生子严世蕃，朱厚熜写给内阁的，或直接写给严嵩的谕旨，字迹潦草而辞意含糊，没有人能看得懂。严世蕃却能一目了然，代他父亲所作的回答，无一不适应朱厚熜的心理状态。这使得朱厚熜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宰相严嵩，严嵩也一天都不能离开他的儿子严世蕃。

严嵩的惟一工作不是处理国家大事，而是研究朱厚熜的性格脾气，他对朱厚熜大脑上每一根神经都了如指掌。朱厚熜自以为十分英明，严嵩在朱厚熜面前便处处表示自己窝囊；朱厚熜死不认错，严嵩在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朱厚熜的过失。朱厚熜反复无常，严嵩就永不提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朱厚熜猜忌大臣结党营私，严嵩对任何陷于危难的朋友都拒绝援救；朱厚熜残忍好杀，严嵩正好利用它来肃清异己。君臣之间没有一点道德性质或政治见解的契合，只有无微不至的揣摩和欺骗。朱厚熜用官位玩弄严嵩，严嵩用上述的方法玩弄朱厚。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形，严嵩每逢巨大的贪污案件败露，人赃俱获，受到监察部门官员纠举弹劾，面临杀头坐牢的危险时，他就去长跪在宫门口，或长跪在朱厚熜面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罪不可逭，惟求大皇帝开恩，但他所以被那些具有别种心肠的官员围攻，却都是因为他太忠心耿耿的缘故。朱厚熜最欣赏他这种婢膝奴颜的“投案”，所以每次都不予追究。这就是严嵩看穿了朱厚熜的肺腑后的大胆适应，他知道朱厚熜认为贪污算不了什么，不过恬不知耻而已，而那么多人不断围攻，正足以证明严嵩只对皇帝一个人忠贞，这恰是朱厚熜所要求的。严嵩对朱厚熜的了解，超过朱厚熜对自己的了解。所以严嵩从不说一句使朱厚熜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这正是一个成功政客最基本的素养。

严嵩当权二十年，六十年代一五六二年，终于被朱厚熜勒令退休。并不是他的法宝有什么不灵光，而是严世蕃对他的工作日久生厌，每天沉于酒色，不再把皇帝的谕旨放在心上。严嵩年老，无法控制儿子，只好自己提笔应付，遂大大地失去朱厚熜的欢心。

严嵩虽去，但纯政客类型的政治形态，从此在中国政坛上生根，成为以后数百年间最丑陋的政治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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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头政治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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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日益加强它的掠夺，从旧大陆掠夺到新大陆，从欧洲掠夺到亚洲。黄种人、棕种人、红种人、黑种人，被侵入的白种人无情地奴役和屠杀。全世界都听到亚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的呼喊，也都听到欧洲人的磨刀霍霍。只有中国人没有听到，中国的明王朝政府正闭着眼睛，一日千里地向着使它粉身碎骨的断崖奔驰。

张居正所辅佐的第十四任皇帝朱翊钧，完全继承他祖先朱元璋和祖父朱厚熜的劣根性，而且更加愚暴。据说他又染有从海外初传入中国的鸦片烟瘾，所以他更多了一个吸毒者的特质。张居正于上世纪（十六）逝世，像撤了堤防一样，使朱翊钧的凶顽性格汹涌而出。张居正是一五八二年死的，朱翊钧可能当年就染上了嗜好，因为就在这一年，他就开始不跟大臣见面。最初，隔几天还出现一次，后来隔几十天出现一次，久之隔几个月出现一次。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五八九年的元旦，那是天经地义的必须跟群臣见面的重要大典，朱翊钧却下令取消。而且从那一天之后，朱翊钧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二十六年后的本世纪一十年代一六一五年，才勉强到金銮殿上作一次亮相。

那一次亮相，也不简单。如果不是发生了使人心震动的“梃击案事件”，连这一次亮相也不会有。那一年，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被警卫发现后逮捕。政府官员们对该案的看法分为两派，互相攻击。一派认为张差精神不正常，只是一件偶发的刑事案件。另一派认为它涉及到夺嫡的阴谋——朱翊钧最宠爱的郑贵妃生有一个儿子朱常洵，她企图使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位，所以收买张差行凶。朱翊钧和朱常洛都不愿涉及到郑贵妃，为了向乱糟糟的官员们保证绝不更换太子，朱翊钧才在龟缩了二十六年之后，走出他的寝宫，到相距咫尺的宝座上，亲自解释。

这一次朝会情形，像一场有趣的卡通电影。朱翊钧出现时，从没有见过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文武百官恭候御驾，一齐下跪。朱翊钧屁股坐定，就拉着太子的手向大家宣布：“这孩子非常孝顺，我怎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又叫三个皇孙也出来，说：“孙儿辈都已成长，不应该再有闲话。”太子朱常洛跟着说：“你们看，我们父子如此亲爱，群臣们却议论纷纷，造谣生事。你们目无君主，使我也成了不孝的儿子。”朱翊钧问大家：“你们听见太子的话了吗，还有什么意见吗？”方从哲除了叩头外，不敢说一句话。吴道南则更不敢说话，两位宰相如此，其他臣僚，自没有一个人发言。监察部委员（御史）刘光复，大概想打破这个沉默的僵局，开口启奏。可是，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翊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即扑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被锦衣卫的卫士绑到监狱。对这个突变，方从哲还可以支持，吴道南自从做官以来，从没有瞻仰过皇帝的长相，在过度的惊吓下，他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泄出来。朱翊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人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经过几天之后，听觉视觉才渐渐恢复。

这是隔绝了二十六年之后惟一的一次朝会，没有一句话说到国家大事，群臣们印象最深的只是皇帝展示威风地大喝一声“拿下”。从此又是五年不再出现，五年后，朱翊钧就死翘翘了。

——人的感情反应，有时候竟会恰恰相反。朱祁镇、朱厚照之类的活宝，把皇宫当作不快乐的地方，总是到外面游荡。而朱厚熜、朱翊钧之类瘪三，又把皇宫当作最快乐的地方，连片刻都不肯离开。对于后者，我们真不了解，在那个范围有限（不过三四十个院子）的皇宫中，每天所见的都是同一的面孔和同一的景色，怎么能自我关闭三十年，而不感到单调烦闷。

断头政治已够骇人听闻，而朱翊钧的断头政治，尤其彻底。他的祖先们虽然关闭深宫，国家事务，还利用“票拟”、“朱批”，仍在松懈地推动。朱翊钧三十年的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几乎全部停止。官员们的奏章呈上去后，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无消息。

明王朝的宰相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的权力来自他自己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二者缺一，宰相便等于没有能源的机器，毫无作用。朱翊钧时代的断头政治使二者全缺，全国行政遂陷于长期的停顿。到了一十年代一六一○年，中央政府的六个部，只有司法部（刑部）有部长，其他五个部全没有部长。六部之外的监察部（都察院）部长（都御史），已缺十年以上。锦衣卫没有一个法官，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被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囚犯的家属聚集在长安门（宫门之一）外，跪在地上，遥向深宫中他们认为是神圣天子的朱翊钧哭号哀求，行路的人都跟着他们痛哭，但朱翊钧没有任何反应。宰相们一再上奏章请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员办理，同样没有反应，全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也缺少一半以上。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朱翊钧视若无睹，对官员们辞职的辞呈，也视若无睹。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朱翊钧也不追问。一六一九年，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新兴起的巨敌后金汗国，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大败，死四万五千余人。开原（辽宁开原）、铁岭（辽宁铁岭）相继陷落，距沈阳只六十公里，北京震动。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宫门之一）外，苦苦哀求皇帝批发军事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前线战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可是朱翊钧毫不理会。大家又转到思善门（宫门之一）外跪求，朱翊钧同样毫不理会。

世界上再找不出这种政治形态，宫门紧闭，人们无法进去，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人民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声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翊钧都无动于衷。

明政府现在已成了一个断头的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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