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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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与就业
暑假到了，又有几万个青年人从中学校里毕业出来，在“升学"呢，或"就业"呢，这两叉路口徘徊了。
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自然无所用品"徘徊"。挟了饱满的钱袋——虽然不饱满的是他的书包，他照样可以"升学"，反正学校就好比"游戏场"，混上三年五载，出来时便是"学士”“硕士"，就有钻谋差使的资格。说不定他的父母早已给他准备好什么拿钱不办事的好位置了。
很为难的是中等人家出身的中学生。翻开报纸一看，满眼是中等以上学校招生的广告，但是满报纸的夹缝里却又影影绰绰刊满了九个大字：知识分子失业的恐慌。而这些知识分子又多半是曾经"升学"过来的呀！
有些贤明的父母把很大的希望放在儿女身上，觉得中学毕业生简直是"郎勿郎，秀勿秀"，于是多方省俭，甚至借①贷，使儿女"升学"。他们自然以为将来方帽子一上头，职业就有把握了。然而这样的希望毕竟比"航空奖券"的头彩有多少把握，那也只有天晓得罢哩！
①"郎勿郎，秀勿秀"俗谚。意为既非平民百姓，亦非名门显贵。
照片通的情形说，中等人家的子弟在中学毕业后，对于“升学"与"就业"的一问题往往走了这样的"连环套"：——
中学毕业了，因为无业可就，姑且"升学罢"；所以今日之"升学"即为他日之"就业"着想；然而今日拿出钱去“升学"，或可易如反掌，他日要"就业"而拿进钱来，竟至难如上天了，于是大学毕了业以后就真真成为无业，或者甚至于长期失业了。
依这情形，所谓"升学"也者，实在也就是"就业"的意味。大抵十个中学生内至少有九个的"升学"是含了这样的"就业"意味的。因而一般中学生的"升学"或"就业"的问题只是一个问题：谋生！
然而青年人的知识欲是强烈的，幻想是丰富的，所以问题的核心即使只是个"生计问题"，而问题的外层却很复杂，——强烈的知识欲和美满的幻想，一层一层交错包围着；而于是乎青年人在中学毕业后往往是非常烦恼地面对着这“升学"或"就业"的问题了。
大而言之，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现社会一切不合理的状态尚未纠正以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是有志气有魄力的青年也犯不着为这问题哭丧着脸终天发闷。我们敢为可爱的青年进一解，我们应拿高尔基的青年时代的经验来看一看罢。
高尔基是连中学都没有进过的，他自修到了中学的程度，十五岁那年，他忽然想到加桑①去进大学。但要进学校，第一要紧的还是钱。高尔基没有钱，大学进不成，就流落在加桑；他做码头上的小工，他又做过小小的面包店里的学徒。……这些，都是"业"，不是"学"，然而后来高尔基自己说：“这，我就是进了大学校了！"
①加桑通译喀山。
学问并不一定要在学校中才有，才能学到。高尔基就是一个例。不过千万不要误会，光在码头上面包店里混，就会学问长进。高尔基那时也靠了自修。他一方面谋生，一方面还是"手不释卷"地自修。
并且千万不要误会，我们引高尔基的故事是在暗示中学生诸君都去做"文豪"。这里，不过举一个例；因为高尔基是想进大学的，但结果是做工，而且他自己后来又说"这，我就是进了大学校了。”——这句话，刚好对于"升学"或"就业"这问题给了个很"幽默"的解答。实际上，中外古今有不少伟大的事业家都不是"学校”“科班"出身，甚至科学家也有从没进过什么理工科大学的！
何必哭丧着脸呢？”升学"或"就业"这问题犯不着叫你烦恼！进了职业界，同样也还可以自修，只要自己意志坚强。可是还有一句话：假使有一位中学毕业生决心要"就业"了，而又脱不下自己的竹布长衫（假定他找不到穿长衫的职业），于是失业，于是怨天尤人，于是垂头丧气，那么，自然又当别论，而我们上面的那些话他也一定听不进耳朵。对于这样的青年，我们只能引用一句俗语：“做过三年当票朝奉，出来卖油条都不行呀！"
我们以为有骨气的青年人决不会做了几年中学生就弄成了一个"公子哥儿"。在必要的时候，他那件竹布长衫可以脱掉，而且脱掉了竹布长衫后，他依然不忘记自修。在这样的青年人，"升学"或"就业"，都不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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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与装饰
说来也并不奇怪，为什么到了夏天，关心世道人心的先生们对于男女之大"防"要突然加紧。夏天的女人的装束实在太富于挑拨性。而"挑拨"的焦点在于肉体部分呈露得太多。所以取缔女人露腿赤脚的官文正是扣准了题目的得意之作。
我们的祖先在山林子里过"野蛮"生活的时候，本无章身之具；大家光裸裸看惯了，并不觉得什么。然而这正是野蛮人之所以为粗浅。"文明人"头脑复杂得多了，凡事都讲究个"含蓄"，"有余不尽"；从此而"联想"也特别发达，见一光露的小腿就觉得有点那个了。其实腿只是腿而已，远不及眉毛能说话，眼睛会"送媚"。说到这里，就不能不佩服从前土耳起女人上街要戴面纱这一办法为能真正彻底。
至于露了腿还要搽什么油膏，扑什么粉，赤了脚还要染红指甲，从贪图简便凉快一变而为要麻烦要好看，——这真是更骇人听闻。自然，这样搽搽扑扑染染的腿，恐怕只是光腿中间极少数的一部分，它们的目的，和普通光腿完全两样。此等腿不但不许它"光"，彻底些不妨投畀煤窖。所可惜者，此等腿大都坐在汽车里，奉公守法的警察先生只好朝它看看罢了。
再从反面一想，腿主人不怕麻烦而搽油扑粉，无非为要好看。把腿弄好看了，也不是自己欣赏，而为的是那个抓权禁止光腿的男性社会需要这等样的装束修饰。据说从前有过女性中心的社会。那时候，男人们是不是也像现在的女人那样刻意艳妆，我们还不大明白。但是吴敬梓却在《镜花缘》里给我们一个回答。《镜花缘》里女儿国的男人即使是一部大黑胡子也还要搽脂抹粉。然而现在关心世道人心的先生们读《镜花缘》到这一段时不肯掩卷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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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蝇
左拉在小说《娜娜》里借一个新闻记者——也算是剧评家的嘴巴说，娜娜好比是金苍蝇，它从龌龊的地方飞出来，停在"高贵"的人们的身上，散布了毒害。
其实像娜娜那样的金苍蝇，并不多见。世上"金苍蝇"多得很，但大都跟娜娜式不同；它们不是从龌龊的地方飞到“高贵"人们身上，而是从高贵的粪窖里飞到茅草棚里散布它们身上十万八千的病菌的。
表面一看，它们红顶金袍，胖胖的，就像要到跳舞场去似的，——要是那样，倒也好，因为那边原是一些病菌的制造场，然而不，它飞到了孩子们的头上，停在孩子们的饭碗边，它又专同装不起纱窗的穷小子为难，你一个不留心，它身上的病菌已经下了种了。
不过金苍蝇的为害还是容易了然的。就是没有科学知识的人罢，因为早就见过它喜欢住在粪窖里，而且拍一下，它身里满满的粪汁就射了出来，所以对它早就有了戒心。一般人容易忽略的是青蝇，俗名饭苍蝇。它来时并没金苍蝇那么嗡嗡嗡声势煊赫，它那一身的麻衣也颇有"平民"式的意味，或者你也可以说它俨然"处士风度"。它似乎卑谦，悄悄地钉在一个角落里会许多时候一动不动。它又好像很能战斗似的，看中了一个酒糟鼻子的时候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进攻，不是荷马就称赞过"勇敢的苍蝇"么？你拍一下，它也不像金苍蝇那样射出一泡粪，它肚子里好像干净得很。而且平常时候它亦只在饭篮旁边爬，表示它并非趋腥附膻之徒。
要是你不用显微镜去照，你就不会知道这位"处士风度"的勇敢的苍蝇，它身上原来带着和金苍蝇所有同样的十万八千病菌！
在阴沉的天气，这种饭苍蝇特别多。我们偶尔静下来用心听，就会听得它们嘤嘤地叫道：“杂文，杂文！不要杂文！"
原来它们也颇能自知它们是经不起显微镜来照的，而杂文却是专检查无论地方的病菌的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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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健康的笑"
记得叶浅予先生的鼎鼎大名的漫画《王先生》中间有一组画是讽刺上海的"弄堂小学"的。王先生忽然想办小学校了，这跟他的开饭店原是同样的做生意。他招考学生，只有一个人报名；他招聘教员，却来了一大群，结果他只好关上大门，不让那些愿为人师者挤进来。
最近又读到了《论语》的"西洋幽默专号"。这全是翻译。中间有一篇《我们需要健康的笑》，前面有译者小羊先生的几句话：“在苏联最近出版的《火花》杂志上，载着一篇莫斯科第一医药专门学校附属神经病院的医生阿巴拉姆才甫的短文，题目就是现在所用的这个：'我们需要健康的笑'。《火花》杂志是很有名的文学与一般科学、政治的杂志，虽则我们不知道阿巴拉姆才甫是怎样一个人，但这篇文章能登在这种杂志上，大概总还有一顾的价值罢，看了这篇，也可以给我们看看幽默文学在苏联今日的文坛上是处于怎样的地位。"行！我一定要先读这一篇了；特别是我还记得林语堂先生在前几篇的《论语》里讲他"工作"后到杭州去玩几天，在偷闲"赏菊"的当儿遇见几个年青人嘴里衔着"俄国香烟"，吓得（？）林先生赶快装出忧国忧民的样子来。自然啦，林先生既已那样地"幽默"在前，而这回《论语》上特登载了《我们需要健康的笑》，"给我们看看幽默文学在苏联今日的文坛上是处于怎样的地位"，而且，大概就是"市场的苍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引见《论语》西洋幽默专号林先生译尼采著《萨天师语录》卷一章十二《市场的苍蝇》）我就有点觉得《我们需要健康的笑》之被译登，好像就是揪住了林先生"幽默"中的口衔俄国香烟的青年人的耳朵，跟他们“对证古本"似的。
好了，我读了《我们需要健康的笑》到最后一行，我忍不住——哦哦，忍不住来了个"会心的微笑"了。原来这一句是：
“末了，我声明：笑——幽默和讽刺并不是危险的东西，关键就在你是高尚的用它，还是下流的用它。"（也要声明：字旁黑点是我加的）。
哦哦！"笑——幽默和讽刺"，原来有条件。"关键就在你是高尚的用它，还是下流的用它。"想来要"给我们看看的"这一句也在内。至少我个人是非常感谢的。倒并不是因为这个道理第一次让我看见，——《人间世》刚出版不久的时候就有人指出这同样的"关键"过了，所差者未曾很尖锐地用了"高尚的"和"下流的"字样而已，我所真心要感谢的，是发见了《我们需要健康的笑》这篇文章之被登载，而且在《论语》上，却实在是天字第一号的"幽默"！倒也并不是因为这篇《我们需要健康的笑》，其实本身不是一篇幽默文章而竟登于"西洋幽默专号"，所以成篇为"幽默"；而是因为对照着《论语》全般的内容（连林先生遇见口衔俄国香烟的年青人也在内）看起来，这篇《我们需要健康的笑》之被登载，实在是罕见的"幽默"！
话得说回来。本文开头讲到的叶浅予先生那一组讽刺上海的"弄堂小学"的漫画，我就要投它一票：“健康的笑"。记得从前《教育杂志》（是不是它，恕我记不准了）登过一个统计，——国内许多大学内教职员与学生人数的比例；这统计指出了某大学是一个教职员"挑"两个学生，另一大学是两个教职员"扛"一个学生，而第三个某大学却是三个教职员“抢"一个学生。虽然是板起脸的统计罢，可实在有点"幽默”。然而比起叶先生那个漫画来，我以为还觉不及。
叶先生的漫画集《王先生》里头，有许多"笑"似乎也不大"健康"，可见即使把"健康的笑"当作职志的人有时“笑"的也未必"健康"。比如林先生罢，他现在不是《论语》的专任编辑了，但在他聚精会神创办《论语》的时候，《论语》上的"笑"也不能全是"健康"的。"笑"多了，而且非有多少"笑"不可的时候，"健康者"也会变得"不健康"。此时倘有人"健康地"笑他一下，而他不能报之以"健康的笑"，那他的"笑"就会发生"下流的用它"的危险。否则，现社会似乎陆续在制造"健康的笑"的材料，干么林先生就刚刚单看见了西湖边有什么口衔俄国香烟的青年？
不但一个人自己的"笑"一个不小心就会"不健康"，或者竟至于到了"下流的用它"的危险，便是借用别人家的“健康的笑"罢，有时也未必能够恰恰适当，而且也有入于“下流的用它"的危险。因为凡"笑"之是否健康，每每因时，因地，因人，并且因对人的关系，而不同的。例如前面说过的叶先生的讽刺上海那些"弄堂小学"的漫画，假使没有我们现代的上海那种特殊的背景，——知识分子失业者的众多，学龄儿童无力就学者的众多，以及"弄堂小学"的等于烟纸店，报上常见有"小学召盘"那样奇怪的广告，——我们就不会觉得叶先生那一"笑"是"健康"的了。”幽默"的成立，大都跟"时”“地”“人"有重要的连带关系。假使到了一个什么时候，上海的成年人全有小学教员的师资，上海的学龄儿童没有一个人失学，而那时候却有什么花先生果先生之流，抄了（借用了）现在叶先生那一组漫画，想给读者一个"健康的笑"，那末，结果恐怕适得其反罢？再举一个手边的例：尼采的《萨天师语录》卷一章十二《市场的苍蝇》，有它所讽刺的当时的对象，就是尼采那时候的一些不了解“德意志民族是天之选民"——这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哲学基础的"庸俗人"。尼采的"哲学"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尼采的为人却不是颓废者，逃避者。尼采所关心者，大得很，远得很；尼采总是从正面向他所憎恨者"挑战"。尼采所谓"苍蝇"跟我们去年来争辩不休的"苍蝇"并不相等的。所以倘使有人以为尼采所刺的"市场的苍蝇"就是去年来我们这里争辩的"苍蝇"，那他就未免"幼稚"了；反之，倘使有人以为借尼采这话可以来"幽默"一下那些反对苍蝇的"苍蝇"，那他亦是借错了"幽默"。这只要看《萨天师语录》卷一章九，《死的说教者》（ThePrenchersofDeath）就知道尼采是怎样憎恨那些从生活路上逃避的"高雅"的人了。”他们抓紧了好吃的东西，于是讪笑着他们的孩子气；他们抱牢了生活的细秆，于是讪笑着他们的还是抱牢了不放手。"（见上举之《死的说教者》）凡是从严酷的现实面前躲避开去而自解嘲的人们，尼采是并不认为"好朋友"的！
我的结论是：要"笑"得"健康"些，固然不容易；要借人家的"健康的笑"来笑一下，似乎也难，借得不大适当时，就好比朝天放了一枪，子弹落下来会打中了自己的！
“我们需要健康的笑"，但"关键"也在只有"健康的人"的"笑"才是“健康"的。
1935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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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拉》的纠纷
南京有一位小学教师王光珍女士，因为在磨风社公演的《娜拉》新剧中担任了女主角娜拉，就被学校当局解除了职务。同时还有三位女学生也因为同样的"罪名"或被开除，或被记过。其中有一位只得十四岁，是南京女中的学生，学校当局开除她的理由是"行为浪漫"。
这件事发生后，就引起了许多批评，自然都是"仗义"的正论了，然而到现在为止，解职者依然未曾复职，开除者也未能重返校门。
在这年头儿，"娜拉"也会惹祸，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娜拉"在今日的中国也还是危险分子，因为她胆敢反对传统的为妻为母的责任。
十多年前，《娜拉》剧本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上没有妇女的地位；十年以后的今日，我们看见凡是公共的场所已经到处有妇女，而且少不了妇女，我们看见女子不但做律师，做记者，而且做官，而且警察也有女子。十多年的时光，似乎已经使得妇女的社会地位大不相同。然而这是表面的变化。这不过是传统地要靠男子养活的妇女现在也能够自己养自己，或者反过来倒能养活男子而已。在这范围之内，"娜拉"是决不会闯祸的。如果想跨出这范围一步，妇女们想在家庭关系中建立起"独立的地位"，一想使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附属于男子的女人，那她就被视为危险分子了。这是十多年来始终如一的"真实"，并不是今年特别"复古"。
从前妇女问题初初喧腾于口头的时候，许多人都说妇女的社会地位的真正提高须待妇女们有了独立生活的时候，所谓独立生活，自然指自食其力，不必依靠男子。那时候有些“新女子"开口一个"经济问题是妇女问题的中心"，闭口一个"妇女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她们大抵是太太小姐，她们那时好像并没知道有些——而且许多够不上太太小姐身份的妇女不但自食其力而且还要养活丈夫，然而她们何尝有"地位"。现在似乎更加弄得明白些了，单单是不靠男子来养活，还不够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还有比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中心的问题在那边呢！演几次《娜拉》，不会就将那更中心的问题解决了的。何况那出走的"娜拉"实在自己也不明白跑出了那"傀儡家庭"以后应该到哪里去。不过现在的兴中门小学校长之类委实是神经太衰弱，见了一点点就会大惊小怪，所以扮演"娜拉"的王光珍女士还是敲破了饭碗，而其他三位女士受了开除。
于是乎应该不会惹祸的"娜拉"在民国二十四年的开头就惹了一次祸。校长之类即使拿出"行为浪漫"的理由来做口实，然而他这"浪漫"二字的意义跟普通所谓"浪漫"是不同的。"浪漫"的，并不是危险。一般的社会意识以及分有此意识的校长之类，何尝会那样糊涂呢！君不见浪漫的交际花自由自在真天真！
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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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的解剖
从前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十三世纪那时候，有些青年人——大都是那时候几个新兴商业都市新设的大学校的学生，是很会寻快乐的。流传到现在，有一本《放浪者的歌》，算得是"黑暗时代"这班狂欢者的写真。
《放浪者的歌》里收有一篇题为《于是我们快乐了》的长歌，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且生活着罢，快活地生活着，
当我们还是年青的时候；
一旦青春成了过去，而且
潦倒的暮年也走到尽头，
那我们就要长眠在黄土荒丘！
朋友，也许你要问：这班生在"黑暗时代"的年青人有什么可以快乐的？他们寻快乐的对象又是什么呢？这个，哦，说来也好象很不高明，他们那时原没有什么可以快乐的，不过他们觉得犯不着不快乐，于是他们就快乐了，他们的快乐的对象就是美的肉体（现世的象征），——比之"红玫瑰是太红而白玫瑰又太白"的面孔，"闪闪地笑着……亮着"象黑夜的明星似的眼睛，"迷人的酥胸"，"胜过珊瑚梗的朱唇"。
一句话，他们什么也不顾，狂热地要求享有现实世界的美丽。然而他们不是颓废。他们跟他们以前的罗马人的纵乐，所谓罗马人的颓废，本质上是不同的；他们跟他们以后的十九世纪末年的要求强烈刺激，所谓世纪末的颓废，出发点也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要求享乐现世，是当时束缚麻醉人心的基督教"出世"思想的反动，他们唾弃了什么未来的天堂，——渺茫无稽的身后的"幸福"，他们只要求生活得舒服些，象一个人应该有的舒服生活下去。他们很知道，当他们的眼光只望着"未来的天堂"的时候，那几千个封建诸侯把这世界弄得简直不象人住的。如果有什么"地狱"的话，这“现世"就是！他们不希罕死后的"天堂"，他们却渴求消灭这"现世"的活地狱；他们的寻求快乐是站在这样一个积极的出发点上的。
他们的"放浪的歌"是"心的觉醒"。而这"心的觉醒"也不是平空掉下来的。他们是趁了十字军过后商业活动的涨潮起来的"暴发户"，他们看得清楚，他们已经是一些商业都市里的主人公，而且应该是唯一的主人公。他们这种"自信"，这种"有前途"的自觉，就使得他们的要求快乐跟罗马帝国衰落时代的有钱人的纵乐完全不同，那时罗马的有钱人感得大难将到而又无可挽救，于是"今日有酒今日醉"了；他们也和十九世纪的"世纪末的颓废"完全不同，十九世纪末的"颓废"跟"罗马人的颓废"倒有几分相似。
所谓"狂欢"也者，于是也有性质不同的两种：向上的健康的有自信的朝气蓬勃的作乐，以及没落的没有前途的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纵乐。前者是"暴发户"的意识，后者是“破落户"的心情。
这后一意味的"狂欢"我们也在"世界危机"前夜的今年新年里看到了。据路透社的电讯，今年欧美各国"庆祝新年"的热烈比往年"进步"得多。华盛顿、纽约、罗马、巴黎这些大都市，半夜里各教堂的钟一起响，各工厂的汽笛一起叫，报告一九三五年"开幕"了；几千万的人在这些大都市的街上来往，香槟酒突然增加了消耗的数量，……真所谓满世界"太平景象"。然而同时路透杜的电讯却又报告了日本通告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美国也通过了扩充军备的预算，二次世界大战的"闹场锣鼓"是愈打愈急了。在两边电讯的对照下，我们明明看见了"今日有酒今日醉"那种心情支配着"今日"还能买"酒"的人们在新年狂欢一下。
我记起阳历除夕"百乐门"的情形来了。约莫是十二时半罢，忽然音乐停止，跳舞的人们都一下站住，全场的电灯一下都熄灭，全场是一漆黑，一片肃静，一分钟，两分钟，突然一抹红光，巨大的"1935"四个电光字！满场的掌声和欢呼雷一样的震动，于是电灯又统统亮了，音乐增加了疯狂，人们的跳舞欢笑也增加了疯狂。我也被这"狂欢"的空气噎住了，然而我听去那喇叭的声音，那混杂的笑声，宛然是哭，是不辨哭笑的神经失了主宰的号啕！
我又记起废历年的前后来了。这一个"年关"比往年困难得多，半个月里倒闭的商店有几十，除夕上一天，又倒闭了两家大钱庄，可是"狂欢"的气势也比往年"浓厚"得多。下午二点钟，几乎所有的旅馆全告了客满。并不是上海忽然多了大批的旅客，原来是上海人开了房间作乐。除夕下午市场上突然流行的谣言——日本海军陆战队要求保安队缴械的消息，似乎也不能阻止一般市民疯狂地寻求快乐；不，也许因此他们更需要发狂地乐一下。影戏院有半夜十二时的加映一场，有新年五日内每日上午的加映一场，然而还嫌座位太少。似乎全市的人只要袋里还有几个钱娱乐的，哪怕是他背上有千斤的债，都出动来寻强烈刺激的快乐。在他们脸上的笑纹中（这纹，在没有强笑的时候就分明是愁纹，是哭纹），我分明读出了这样的意思：“今天不知明天事，有快乐能享的时候，且享一下罢，因为明天你也许死了！"
而这种"有一天，乐一天"的心理并不限于大都市的上海呵！废历新年初六以后的报纸一边登着各地的年关难过的恐慌，一边也就报告了"新年热闹"的胜过了往年。"越穷是越不知道省俭呵！"这样慨叹着。不错，从不穷而到穷，明明看见没有前途的"破落户"，是不会"省俭"的，他们是"得过且过"；现在还没"穷"，然而恐怖着"明天"的"不可知"的人们，也是不肯"省俭"的，他们是"有一天，乐一天"！例外的只有生来就穷的人，饿肚子的人，他们跟发疯的“狂欢"生不出关系。
我又记起废历元旦瞥见的一幕了。那是在"一二八"火烧了的废墟上，一队短衣的人们拿着钢叉、关刀、红缨枪，带一个彩绘的布狮子。他们不是卖艺的，他们是什么国术团的团员，有一面旗子。我看见他们一边走，一边舞他们的布狮子，一边兴高采烈地笑着叫着。我觉得他们的笑是"除夕"晚上以及"元旦"这一日我所听到的无数笑声中唯一的例外。他们的，没有"今日有酒今日醉"的音调，然而他们的笑，不知怎地，我听了总觉得多少是原始的、蒙昧的，正象他们肩上闪闪发光的钢叉和关刀！
“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狂欢"，时时处处在演着，不过时逢"佳节"更加表现得尖锐罢了。我好象听见这不辨悲喜的疯狂的笑，从伦敦，从纽约，从巴黎、柏林、罗马，也从东京，从大阪，……我好象看见他们看着自己的坟墓在笑。然而我也听得还有另一种健康的有自信心的朝气的笑，也从世界的各处在震荡；我又知道这不是为了"现世"的享乐而笑，这是为了比《放浪者的歌》更高的理想，因为现在到底不是“中世纪"了。
1935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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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饥荒
去年有过一部"好评啧啧"的国产影片，名字记不清了，①也没有上影戏院去看过，只在报纸上连天看见了广告和"影片"，现在还记得一句警句，说是"青年失学，失业，失恋的三部曲"。
①指《十字街头》。
我相信这部影片一定是好的。因为只要翻翻报纸上的“社会新闻"，就知道这"三失"是普遍的现象，而且严重到每天有悲剧。然而我又敢悬揣这部影片尽其能事亦不过做到了"暴露"，"建设"二字还谈不到；因为也只要翻翻报纸，就知道我们的社会或国家还没有对于这"三失"做过什么救济的工作，影片的编者和导演如果要忠于现实便只好暂时受一句责骂：只有暴露。
但同属文化事业的出版界却抓起了小兄弟电影界所提起的这问题，来谋救济了。当然不能三管齐下。"失业"是极大的社会问题，全世界除了苏联都没有办法，何况上海的出版界？"失恋"呢，问题更复杂了，其中包括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而它在中国之所以成为普遍而严重的问题，主要的还是社会的原因，区区出版界当然对之爱莫能助。剩下来只有"救济"失学。出版界有办法！
这办法就是为失学青年大开方便之门的自修自学的丛书、定期刊、小册子滚滚而来，成为去年下季到现在的上海出版事业的洋洋大观。
给失学的青年开一方便之门，谁说不是功德；虽然印行自修自学书籍的出版业者也有同时制造大量的"色情文化"的（这，是否为了想安慰青年的失恋呢？），而且自修自学书籍之竞出，本意亦在薄利而多卖，但他们肯在失学问题上投机，也就足见可与为善。虽则大批的自修自学书籍其中岂不乏误人的粗制品，即幸而免于错误却又不免是高深学者所嗤笑的“未能自度而先度人"，但是在这知识饥荒的现在，"小先生"的即知即传的精神应用到出版界，总是好事一件，即使教人以"人之初"者，自己亦刚刚读到"性本善"，只要"人之初"是该教的，谁能说他的工作是有害而无益？
中国的青年群感到知识饥荒，不始于今日。前清末年，辛丑前后，是第一次；"五四"前后，是第二次；一九三○年前后是第三次；这最后一次依客观情势之转移而日渐深刻而普遍，到去年遂成为出版家营业竞争的目标。
这三次的知识饥荒，其主体及其所要求的对象，并不相同。在第一次，感到饥荒的，只是少数的知识分子而且尤以世家子弟为多。他们要求的对象是西欧的政制法律和声光化电。第二次的范围可就扩大了；主体是大多数的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所要求者是西欧的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政治思想和社会问题了。最后最近这一次却在青年学生而外加进了大群的失学青年——店员和小职员乃至小学教员和一部分的青年工人，他们的要求更实际而具体，而且有选择；他们要求能指引他们到自由解放并能激励他们的要求自由解放情绪的哲学、文学、艺术，他们要求能使他们认识自己民族地位及使命的政治思想、国际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了。主体的广大既如彼，而其所要求者之实际而具体又如此，"小先生"们的责任是并不轻的。
对于目前的自修自学的书籍，我觉得有一缺点，即讲述国际形势与初步的社会科学、社会问题、文艺知识的书籍多于建立思想基础的著作。并不是说前者不重要，然而后者是人生各种问题的钥匙，是行动的指南针。三十年前的志士，要求西欧政制法律和声光化电的知识，但此所谓"新学"后来变成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了；十五六年前的志士谈"新文化"——易卜生主义，实验哲学，罗素……，但"新文化"也成为攀取利禄的垫脚凳；甚至马克思主义，普罗文学，也会被聪明的冒险家用作投机的资本。这些教训，使我们知道知识固然重要，但尤岂不可缺的，是作为行动的指南针的思想基础。
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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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来的好音
住在大都市的朋友们大概时常可以从新闻纸上看见"农村经济复苏"一类的好消息罢？敬爱的朋友，我打算用十二分的至诚告诉你：新闻纸上这一类的记载，倒也不是完全说谎，甚至于也可以说，不是"粉饰"。这"复苏"的消息，是在去年夏秋之交开始出现的，那时候，江浙两省的春茧丰收，田稻也是数十年来少有的大熟，而长江流域下游其他二三省的收成也不坏；中国是太大了，所以即使去年同时河南山西陕西以及山东等处还有不少农民把榆叶和榆钱当作主要的食粮，但长江下游以及太湖流域几个省区的丰收已经够使新闻纸上洋溢着"农村经济复苏"的佳讯了。
而且，朋友，假定你到那些"复苏"的区域走走，那么你也许会当真乐观起来。你如果同一些小商人谈谈，他们就会带着回忆的愉快告诉你：“去年各业都有起色！"而这所谓“各"业，确是不打折扣。布店、衣庄，都有盈余；有一家三万元资本的衣庄去年一年中竟净余了八千多！因为一般小农在过去三年里实在穷得太枯了，去年手头略有几文，不能不添件把布衣。绸店也做了好生意，那是富农们作成的。日用品店，更不用说，它们反应着农民经济的荣枯，竟比风雨表还灵些。至于各业之首的当票，最近四五年是只有当进去没有赎出来，因而使得住在都市里的大老板们时时愁眉苦眼的，但去年大老板们也笑逐颜开了，——因为从夏到秋，赎当者如潮拥至，而从冬初到年尾，当当者又常常挤满了一天井。乃至于专卖"饮片"的药店，也是生意兴隆；他们的感谢"老天爷"是双重的，为的"老天爷"不但赐给了丰年，也赐给了"暖冬"，使流行病大增。最后，甚至于米店，也大赚其钱。不是丰收么？但农民们刚刚收了新米，催陈粮的公务员就上门了，农民只好把收成的大部分拿出来卖钱，献与国家，到了冬季，他们颠倒要去买米来吃了。至于他们买米的钱从何而来呢？敬爱的朋友，请不必着急，农民们有他们惯用的救急法门：一是把刚刚赎出来或制成的衣服送进当票去，二是指着今年的收入（主要是春茧）去借高利贷。而那样的"慈善家"在乡镇上是多到不可胜数的。
新闻纸上虽然屡次报告"农村经济复苏"，然而去年一年内"复苏"区域内的农民究竟收入多少，却没有个统计。我也找不到这种材料。但我偶然知道了去年一年内农民们主要的支出。这是T县的一位公务员说的：“去年下忙，全县所收粮银，约计十五万元，其中半数是陈粮。全县全年粮串本为十二万元许，去年连陈共收三十余万。"敬爱的朋友，我带便告诉你：县全县人口不过十六万六千，而种田人至多亦不过T十二三万人，倘以平均每户五口计算，则为二万四千余户。
我们再假定T县农民去年一年用以维持生活的钱，——主要的就是流进了各业小商人的荷包使他们欣然色喜相告"各业都有起色"的，——也有这么三十万罢，那么，朋友，这笔账请你自己去算罢。
所以，报馆里的访员如果根据了各业的盈余和公家的税捐收入来估量去年的"农村经济"，则说一声"复苏了"，当然是理由十足。
然而，事实的真相怎样呢？我可以把说过"各业都有起色"的小商人们的下半段话语也写出来罢。"不过，今年呢，"他们脸上的喜气消散了，"生意可就难做了！各项物价都在飞涨。去年下半年比春季已经涨上了三分之一，但今年春季又比去年下半年涨上三分之一了。今年一块钱只能当三毛钱用呵！即使今年春秋两收也能象去年一样好，可是我们的生意比起去年来，一定要打个折扣。物价涨的太猛了，乡下人靠年成得来的几个钱经不起一化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