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军入侵之后才被招募进组织里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意识形态极端保守，禁绝娱乐的塔利班呢？除了阿富汗当年赖以击退入侵苏军的强悍战士传统，美军自己的策略要负上绝大部分的责任。
首先，我们知道美军的地面部队在长期征战中已经陷入了神经紧张的敏感状态，不时传出敌友不分的滥杀消息。更可怕的是他们的频密空袭，这些轰炸造成的平民死伤甚至到了一个连欧洲盟国都深感不满的地步。无论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是北约组织发言人，近日都曾公开批评美军既不节制又不精确的空袭为联军工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果。 原来标榜极端伊斯兰思想的塔利班这时反而可以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动员受害的无辜平民。
更现实的问题或许出在鸦片身上。我们知道，目前全球九成的鸦片都来自阿富汗；而塔利班在正式执政的时期就很依赖鸦片贸易的收入。鼓励农民种植鸦片，使得鸦片的种植、生产和运输成了塔利班组织的重要命脉。无论是为了切断塔利班和其他军阀的财源，还是为了打击美国深恶痛绝的毒品问题，美国都要好好对付鸦片。于是美国政府把当年用在中南美洲 “反毒战争”身上的那套手法照搬到阿富汗，不只逼迫农民停种鸦片，还用空袭轰炸的方式毁灭连山遍野的罂粟。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策略的根本失误，那就是以打击塔利班的微观战术思考取代了重建阿富汗的宏观战略考量。当你焚毁了无数农民赖以维生的罂粟，却又不能提供其他更佳生计的时候，你叫那些农民该往何处去呢？有那么多的阿富汗百姓靠种植鸦片过日子，你不但不把资源重点地投放在经济转型之上，反而急速摧毁他们的生活来源，这不是变相地在帮助塔利班召唤支持者吗？
其实早有很多研究机构指出，阿富汗的问题不在表面的反恐，而在深层的重建；就算一时提供不了鸦片种植的替代方案，也应该想办法从农民手中收购鸦片，使之从毒品转向药物的用途。可惜被战争冲昏头脑的美国鹰派政府对此置若罔闻。阿富汗沦落到今天这个局面，责任属谁，岂不是一目了然？
原题为“阿富汗的沦陷或许在于鸦片”，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 07月 29日
民族分裂的巴尔干示范
其实科索沃不是第一次独立了。早在 1989年，当时的塞尔维亚领袖米洛舍维奇宣布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以只占人口总数 10%的塞族人去统治这片土地上绝大部分的的阿尔巴尼亚人时；科索沃的反对力量就曾自行宣布独立，成立了平行政府，甚至还建立了包括学校在内的一整套平衡社会体制。请注意，这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和平的杯葛运动，他们只是不愿和充满民族压迫情绪的米洛舍维奇合作。有人甚至形容，这是甘地以来规模最浩大的一场和平抵抗运动
如今凛然大义地支持科索沃独立的几个国家在当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坐视米洛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看着他大肆捕捉异见分子，看着他镇压示威、虐囚甚至未经审讯地处决犯人。他们吝啬到了连外交手段都不大愿意给出的地步。其实这次“独立”和平运动的本来目的不是独立，它的领袖只想回到原来自治状态。不过，它到底是失败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更激进的“科索沃解放军”(KLA)，以恐怖袭击和极端的口号为手段，争取货真价实的彻底独立。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了，双方最激进的头脑碰在一起终于演变成两个民族彼此仇杀的战争。直到这一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才开始介入，而且不顾 “科索沃解放军”自己的残暴行动，单方面地挑了塞尔维亚做对手，打垮了米洛舍维奇，扶起了 “科索沃解放军”。而手沾鲜血的“科索沃解放军”领袖正是最近一轮独立运动的主导人物那么十年前的温和派在哪里？他们早已不成气候，其中有不少 人死在身为同族的“科索沃解放军”枪下。
至于塞尔维亚，可别忘了它后来的政府正是北约诸国眼中的温和派，当年以群众民主运动赶了米洛舍维奇下台。对于科索沃，他们的要求不多，只想它以高度自治的形式保留在联邦之内。可惜回头路已断，这时的科索沃不只要独立，甚至还以各种方法骚扰沦为少数的塞尔维亚裔居民，迫走其中近半人口。
接下来，右翼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激进党”果然在大选中赢得较多议席。可以预见，北约和美国越是支持科索沃，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就会越得势，为未来埋下了计时炸弹。这是政治上典型的激进派主导大局的悲剧，你硬我更硬，最后使得一切呼吁和平的理性力量都变成了微弱少数(如不是叛徒的话)，渐渐蒸发。
所有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都会同意，“民族”这个东西的最大谜题，就是在于每一个民族都宣称自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偏偏从历史上仔细去看的话，每一个民族实际出现的历史却又是不成比例地短。
就以科索沃问题涉及到的两个民族来看吧，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宣称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很独特，足以区分彼此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仿佛自古以来他们就是两种人，只不过在过去的时间里出了些错误，所以他们才很无奈地被迫混居同一块地方。民族主义的政治逻辑之一是，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同一个民族应该统一而一个较大区域里的某个少 数民族就该独立建国。这些民族早在统一或者独立这些政治过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过去一直被压迫被蒙蔽，当他们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后，他们就要建立国家，实现自己的天命。
可是，这种几近常识的说法其实只是个神话。在所谓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的存在。例如在奥图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巴尔干半岛的时候，如今所知的各族原本就混居得相当好，对大部分农民来讲，什么“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如果不是完全陌生的名词，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概念。当年唯一足以区分帝国臣民的概念是宗教，人们只知基督徒与穆斯林的不同。
这么说不是否定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存在，而是说它们不构成政治上有意义的区别。建立在文化与语言差异上的族群概念不是自然天生的，或者用英国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EriHcobsbawm)的说法，它们不是“先在”(primordial)的。既然如此，今天包括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这些前南斯拉夫国民，为什么突然会如此热切地拥抱民族概念，为了本来不太重要的语言及文化的差异拼个你死我活呢？
捷克历史学家赫洛奇(Mirosl Harvoch)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他说上个世纪 90年代后的巴尔干民族主义复兴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很像。这个著名的“欧洲火药库”原来分属奥匈、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辖下，当时各个老帝国的原有体制分崩离析，很多城市精英感到自己熟悉的政治与生活环境完全变了样，前路茫茫。正好民族主义思潮从外涌入，于是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语言文化是个可以拥抱的东西，所以就生起了民族意识，纷纷争取建立自己的国家。
二次大战之后的南斯拉夫是个共产党政权，建立在各民族“共和”统治的基础之上，它不只巩固了几十年前突然出现的民族身份，甚至为了方便统治而“发明”了几个新民族。但是等到柏林围墙倒下，南斯拉夫等政权一一垮台老局面又复活了。对许多适应不了剧变 的人来讲， 比起民主、 自由这些外来的抽象观念， 语言和文化乃至于血统要来得扎实多了。 所以一度被压抑了民族身份的各个族群再度奋起，要不是想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各族的老大，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外族居住的纯净国家。
顿然迷失于礼崩乐坏之世的人民不顾一切追求稳定的认同，加上激进派政客夺取权力的野心推波助澜，就酿成了我们现在在科索沃看见的乱象，多么吊诡又多么可悲。更令人忧心的是，政治激进派与虚妄的族群意识造成的悲剧好像不独是巴尔干的专利。
原题为“巴尔干悲剧的教训”，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 03月 03日
民族分裂的伊拉克示范
为什么萨达姆·侯赛因在世的时候，潜伏在伊拉克的宗派冲突搞不起来呢？那当然是他强力压制的结果，但这个压制绝不能从其表面观察，就遽下定论说是他以少数逊尼派分子打压了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
虽然萨达姆·侯赛因是逊尼派人，而他的执政社会复兴党也以逊尼派为主；但他的政府从来都不像沙地阿拉伯那样，用一套逊尼派的宗教意识形态治国。侯赛因极力寻求的其实是一种现代民族主义。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面，型塑中东政治局势的除了传统宗教冲突断层线之外，就是受到西方影响的民族主义潮流了。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到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再到萨达姆 ·侯赛因，相信的都是一种与宗 教派系无关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不论信仰，只要是同一个民族，就应该不分彼此地统一在同一个国家之内一个伊拉克人可以是逊尼派，也可以是什叶派，但他在政治上效忠的对象只能有一个，那就 是伊拉克民族建立的这个国家。
所以萨达姆·侯赛因一方面残酷镇压想要分离独立的库尔德人，同时又紧紧控制和伊朗关系密切的什叶派，为的不是让逊尼派独大，而是要达成他民族统一的梦想。在其任内，他大力重建巴比伦王国时期的遗址，宣扬古巴比伦的荣光，这些动作完全没有宗教色彩，就和意大利政府推崇古罗马帝国国威一样，是大部分现代民族国家都会干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时期的伊拉克反而是比较“现代”的，是一个西方国家比较懂得应付的角色，起码大家的立足点接近。但是当美军收拾了萨达姆·侯赛因，他的政府和整套伊拉克民族主义也就彻底崩溃了，随之冒起的则是缠扰千年，西方世界看不懂也不知如何处理的古老宗派冲突了。
这就是美国如今陷入的泥沼的真相了，想要令什叶派和逊尼派放下成见，和平共处于一个民主政制之下，是一个千年来未曾实现过的大计。如果美国办得到，她才真正是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强权。
原题为“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崩溃”，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7年01月10日
朝鲜也是一个正常国家
朝鲜核试，全球震惊。
虽然缺乏足够数据证明，但一般相信朝鲜是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要挨饿过日子。即使如此，朝鲜政府还要 发展核武和维持庞大的军力，看来真是不可理喻。其实我们当能理解:对一个内外交困的政府而言核武器乃是振奋弱者民情，长威风壮志 气的尊严工具。
自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核武器一直就是种象征的和心理上的武器，因为没有人会真正使用它，几乎连想都不敢想。为冷战时代核武恐怖平衡奠下理论基础的谢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在《广岛的遗产》一文中析述这个禁忌的生成过程。他指出，美军在韩战陷入危境和法军在奠边府遇困的时候，都分别有人很认真地建议使用核武，可是这些建议都不被采纳。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时代，核武的“非常规武器”地位就更是不可动摇了。 东西两大阵营制造出足以毁灭地球数十次的核武， 全是为了保存第二次打击对手的威吓力，也没想过要真正应用在战场上。即使是苏军在阿富汗陷进了泥沼，西方的分析家和媒体也没有提过苏联使用核武的可能，因为大家都相信对方明白核武是种只能拥有不得投放的绝对禁忌。因此谢林提出了一个“怪论”:当年美苏双方在欧洲部署了大量的常规兵力，又各自投入巨资扩充军备的举动，其实也是种“限核”行为。发展常规武装，正是为了表明限制非常规核武的决心。万一有一天真的要打仗我们 大家也不能用原子弹，所以最好弄些精良的飞机和战车出来。
在冷战的时代，或者某些地区性的敌对情形下，核武的作用就是要发挥这种威胁的力量，然后在国家对国家的基础上冷静考量彼此可能采取的行动，通常就会达至一个恐怖但是平衡的稳定状态。冷战之所以没有变成热战，就是因为大家都有默契，知道核武是个不可开启的潘多拉盒子，甚至连使用它去炸开运河深挖地道都不行，怕门槛一过，就再也没有限制了。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愿意相信对手是正常的理性的，和己方一样，不会随便牺牲自己国民的利益与福祉。
朝鲜的问题在于很多人都不相信它是正常的，不觉得它会遵守国际上的游戏规则，当然包括关于核武的这套规则。围绕核武的禁忌与默契，是过去 60年来“正常国家”互动的结果；而朝鲜却是一个长期孤立的化外之民，它的政府怎么可能和我们一样理性？由于它的反复，由于它的不合常理，国际社会对它也就束手无策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它要的是什么？
朝鲜到底要什么？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却很奇怪地也是最少人去谈的问题。大家更关心如何可以使它让步，如何回到六方会谈中来；是应该彻底中断它的外汇来源，完全经济制裁？还是全部做齐再加上军事恐吓？我们不去探讨朝鲜一直以来的真正意图，却把它当成一个完全无法沟通，不能按常理认知的国家，又会不会引出更严重的后果呢？
假设朝鲜是个打不了交道的国家，为求自保，日本可能会加速“国家正常化”的步伐，不只把自卫队升格为军队，甚至发展核武器(其外相麻生太郎早就公开表明有这种可能)。然后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乃告展开另一条路就是加强施压的力道， 用更广泛的制裁和封锁去对付朝鲜。但这又会不会逼得朝鲜采取极端措施呢？
可见，基于朝鲜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假设，无论采取哪一种行动去响应当前的局面，都是有风险而且不可知的。这时候与其盲目地反应，不如回到最基本的课题，把朝鲜当成一个有理性的国家，找出它连串行动的逻辑，找出它的真正目的
原题为“要把朝鲜视作正常国家”，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 10月 17日
种族问题往往只是阶级问题的伪装
从文化角度去分析时事，不只是简单的，有时候甚至还是危险的。以近日发生的法国暴乱为例，由于它在媒体上常被定位作 “种族暴动”或“移民骚乱”，所以大家就会追索下去，看看那些种族是什么种族，那些移民是哪里来的移民。一见是北非移民，有些评论家就想当然地把它变成“伊斯兰极端主义阴影的另一次扩张”。其实只要多看几份报纸多听几个播客，就算身在香港，我们也不难发现骚乱主角之一的年轻人并不是什么北非阿拉伯人。虽然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北非，但他们是黑人，不只对伊斯兰教没有多少认识，在法国出生的他们往往也只能说法语。
可怕的不只是一些半吊子专家习用了最方便最就手的宗教文化冲突语来理解这场骚动，把它上升到一个玄之又玄的文化层面，很有“深度”地分析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法兰西文化，如何与蔓延全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水火不容；而且竟连法国政府的部分官员也戴着这种眼镜，用对付恐怖主义的心态来面对 “敌人”。早前法国治安部门声称这场骚乱 “不排除有组织在幕后操控”，就是在暗示这点，他们的证据是“暴徒”们很会利用手机短讯通讯联络。这个判断和今年夏天中国政府某些官员对反日风潮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们都不懂得在这个流动通讯技术如此发达的年代，搞一场集体运动并不需要多了不起的地下组织去串连煽动。正如 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我们收到的电邮和短讯，难道也是一个幕后黑手在全盘操控的吗？
亨廷顿(SamueHluntington)之流的学者厉害的地方，是有把解释变成预言的本事。当他们用文化冲突论去分析国际形势，而且还受到信任欢迎的时候，结果就会变成真有这么一回事。同理，如果法国真把它的市郊暴动看成“移民暴动”，甚至“有黑手策划的宗教文化冲突”，然后顺着这条思路去解决它的话，它就可能真的被逼成一场移民文化之战了。
回顾这场发起了十多天的骚动，其源头是两个非裔青年在逃避警察追捕时意外死亡。这两个年轻人是第二代北非移民，可说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 但他们还是惧怕警察， 因为据说警察常常针对“他们这种人”，犹如我们的警员会截查一些口音衣装不像“本地人”的家伙一样。所以他们在一宗爆窃案现场附近看到警察时转身就跑，不慎碰到电站触电身亡。问题是警察为什么要针对这些年轻人呢？这就得从他们聚居的社区说起了。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法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又严重欠缺成年男性工人，于是开始从它的北非殖民地输入移民。这些移民工人对工厂老板来说别具好处，因为他们毕竟是外来的新人，人生地不熟，不像传统法国工人阶级那样有加入工会和搞罢工的传统，听话得多。为了安置这些突然增加的移民人口， 法国政府在市郊工厂附近兴建了大量的cites(也就是“公共房屋计划”)，因此形成人工规划的移民社区，这也就是今天法国市郊暴乱的主战场了。直至上个世纪的 70年代末，巴黎近郊的雷诺车厂还有八成的工人是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
法国主要城市的郊区都有这些移民住宅地带,除了连结市中心的运输系统， 它们没有太多的公共设施， 就连医院和学校的经费也不足够。数十年下来， 这些社区的房子日久失修， 更呈一片破败景象,所以它们早就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已故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尔(PierBroeurdieu)曾率领一群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质性研 ，探讨法国的“社会苦难”(SociSaulffering)问题，其中不少受难的案例就是来自这些 cites。
经济发展兴旺的时候，问题还没那么严重；不过当法国经济表现迟缓，右倾政策抬头，原来的移民就会突然面临身分降级，变成了二等公民。 布迪尔采访过的一对葡萄牙移民夫妇， 尤其能够说明问题。 这对夫妇在1970年代来到法国， 男的当建筑工人， 女的做家务助理(葡萄牙移民亦是法国移民大宗，家庭佣工则是葡裔妇女在法国的热门工种)，二人克勤克俭，每日工作 14小时。多年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过着不错的日子。由于丈夫是个很好的足球员，所以公余还在地方上教孩子踢球；而太太因为工作的关系，也结识了一些对他们友善的法国中产家庭。至此为止，一切十分美好。丈夫甚至说﹕“我听不进半句诋毁法国的话，这是一个团结友爱而且同情穷人的国家。”
但是到了 1985年，太太突然中风，丈夫则因工作断肢，整个经济的表现则日益差劲。更惨的是他们发现新推出的社会政策对他们十分不利，而太太根本不在社会保险的覆盖网下。过去对他们不错的本地人一一疏远没有伸出任何援手。要靠援助度日的这对夫妇开始 发现“自己原来还不算法国人”，到处受到白眼。20年后突然打回原形，成了外来的寄生虫。
这对夫妇的遭遇说明的不是法国文化的虚伪，而是身分问题和阶级问题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很多情况底下，移民的身分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当它结合了经济和阶级的变化之后，就会突然成为一个以移民身分标识的问题了。所以法国的市郊暴乱绝不只是“移民骚动”，它还是个错误社会政策和经济转变的结果。当然，文化不是不重要，身分也不是毫无关系，但它们不是单独决定一切的因素。正如今天还有很多香港华人嫌弃南亚裔居民，说他们“身上有阵味”，但有多少会说夏利里拉家族大宅旁“有阵味”呢？
我们看法国的市郊暴乱不能只是带着一种隔岸观火的心态， 还要学着回过头来反思自己。 香港所谓的“新移民”问题到底有多少成是“移民”的问题呢？内地大城市的外来民工和流动人口愈来愈多，“都是外地人搞砸了北京(或者广州、深圳)”之类的言论也日益猖獗，法国的现况难道不也是中国的警号吗？
原题为“法国的骚乱 我们的警号”，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7年 07月 06日
缅甸比丘为什么要上街
前一阵子缅甸的僧侣上街游行，抗议军政府的独裁恶政，有不少人看了之后觉得很疑惑，不明白出家人怎能这么关心世事。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出家为僧就是要远离俗世，静心修行，政治这等肮脏的事情更是连碰都不该碰。和尚要是扯进政治，那就不够清净了。
这种说法反映了大家对佛教的误会，以为佛教是彻底出世的一种宗教，和尚尼姑最好全部躲在山里，就算在世间弘法也只能教人自救解脱，追寻心灵上的宁和。如果真是这样，佛教为何还要搞慈善事业，又为何还要办学做教育呢？
再说政治， 今天有些僧人当上了政协委员， 这算不算是搞政治？中国的佛教在国家宗教局的管理之下， 这又是不是和政治沾上了边呢？为什么做政协委员，或者善颂善祷地与高官同场敲钟念佛不是搞政治，而缅甸僧人为了受苦百姓冒雨示威就叫做搞政治呢？
如今我们都爱说佛教是个讲和谐的宗教，最近香港还有一群高僧大德办了一场 “和谐”为主题的大会，与胡锦涛主席主张的“和谐社会”十分配合。而这“和谐”二字在很多人看来也的确就是佛教与政治之关系的恰当描述，比起老是喜欢谈政治甚至发动游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佛教与政权的关系要好得多了。所以我们总是看到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人拜访佛寺，甚至参加佛像的开光大典，但却从未见过他们去教堂参观。其实佛教和政府的关系也不是自古就和气友好的。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护教者慧远就曾经和东晋的独裁者桓玄展开过一场著名的辩论。慧远主张“沙门不敬王者”，意思是僧侣乃彻底的方外之人，有自己的理想和行为模式，因此不只不该和世俗的权威沾上边，甚至见了皇帝也不用行俗人之大礼。他甚至认为反而是王者要多加尊敬僧人，好好把他们供养起来，因为比起他们带给俗世的好处，王者的区区供养根本算不了什么，正所谓“濡沫之惠复，焉足语哉”。
不过这段维持了数十年的辩论很快就有了结论，因为对向来尊重天子权威的中国人来讲，一批不守世俗礼法，不结婚生子因此不孝，不纳税服役因此不忠的家伙实在是不能忍受的。现在你竟然还想见了皇帝不下拜，这岂不是目无王法？所以在世俗王权的淫威底下，佛教要想在中国好好地生存下去，实在不能不屈服。
除了汉传佛教不得不“敬王者”,其实自从推广佛法最力的印度阿育王开始各地的佛教就都已经逐步找到了自己和政权间潜在的紧 张关系的调解办法了。例如武侠小说里头常见的 “法王”，它指的绝非什么武功高强的番邦国师，而是以护教传法为己任的国王本人。原始佛教本来没有这种概念，它纯粹是大乘佛教兴起之后，为了适应政治现实才发展出来的说法。
直到今日中南半岛一带的南传佛教在政治上还是享有很高的地位，泰国和缅甸固然以佛教为国教，尤其前者更有备受礼遇尊贵非常的所谓“僧王”。可是就在这块佛教传统最稳固、政府对佛教最友善的地方，却发展出了一种关怀弱势社群，参与社会运动，甚至不惜抗衡当权者的“左翼佛教”。“左翼佛教”乃“EngageBduddhisin”的汉译，“EngageBduddhisin” 一般又被译作“人间佛教”，以强调佛教入世人间的性格。可是在中国佛学界里，“人间佛教”通常指的是由太虚大师开启，当今的星云法师所推动的那种佛教传统。这 种“人间佛教”或许会教导生意人修心为善，甚至透过静坐修持来增进自己的工作效率，但通常不会参与太过对抗性的激进活动。所以复旦大学的刘宇光教授主张把南传佛教与欧美流行的那种“EngageBduddhisin” 译成“左翼佛教”，好和政治倾向截然不同的“人间佛教”做个区别。
早在 20世纪的 30年代从对抗殖民政府开始，南传的“左翼佛教”就已经发展得很兴盛了。著名的越南高僧一行禅师曾经领导过反战和平运动，泰国的素拉·司瓦拉差是坐过牢的反军政府运动领袖，印度的安培德卡尔则是印度贱民解放运动的旗手，这些著名的佛教徒全都走上了一条不与当权者轻易为善， 反而站在受压迫者那一方的激进道路。 就和我们最近看到的缅甸僧侣一样 他们的表达方式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而且他们采用的方法也和一般社会政治运动不同，他们强调人心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一样重要，要改变社会的不公就不能忘记深藏在人类意识之中的偏见与执著。所以他们虽然也是一种反抗运动，但却是很有特色的反抗运动。
根据刘宇光教授的研究，“左翼佛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为我们不能再按传统观点，把贪、嗔、痴等三毒单纯地放在个体层面，因此也不能以为个体的解脱就必然能导致集体的解脱。相反地，在现代世界里面，“无明”(delusion)已经制度化了，成了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举凡市场经济带来的阶级剥削，种族偏见导致的社会隔离甚至屠杀，专制政府的压迫，甚至工业化引起的环境破坏，这都不再是个人修行所能解决的问题， 真诚的佛教徒更不能轻忽它们对世间解脱的束缚。 故此， 好些致力于“左翼佛教”的学者如肯·琼斯(Ken Cones)甚至提出了佛教的社会理论。
缅甸的和尚不一定都拥有一套十分完整 “左翼佛教”的社会理论， 而且他们修持的多半是近代南传佛教大师马哈希禅师的内观禅修。在中国佛教徒眼中，这是典型的小乘佛学；根据由来已久但却很粗糙的简化偏见，只有大乘佛教才会教人普度众生，小乘佛教求的则是个人的涅槃；为什么一群天天静坐寻求智慧的和尚却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众生的名义走上街头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要理解南传小乘开出了“左翼佛教”的根本原因， 绝对不是一两篇小文章可以解答的;但是我们可以例举一点来说明。
所谓“内观”，在政治上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对现世涅槃的强调。修习内观，静坐冥想，为的不是“积累功德”，然后摆脱下一辈子的轮回苦业，它的根本目的在于觉悟，并且是此世的觉悟，因此参与政治行动的僧侣都很关注此时此刻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禅修不是脱离俗世，而是在世的修行，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他们内观的材料和对
贪念、愤怒与愚昧都是他们应该在日常修行中去除的障碍。假如这些障碍正是来自政府的作为、政治的结构和社会的体制，那么他们是应该好好地继续清修，还是设法改变现实呢？很明显，“激进”的僧侣走上了后面那条道路。在他们看来，参与社会行动就是一种布施，因为这得耗去个人的精力、时间甚至生命；参与社会行动更是一种修行，因为它是从现实世界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方法。从静态的内观禅法到非暴力的政治游行之间，实在有一以贯之的逻辑。
介绍这些南传“左翼佛教”的故事，目的不是宣扬他们的理念，我只是想指出佛教的广大多样，绝非一般媒体呈现出来的片面形象所能概括。佛教自然是和平的宗教，但它和政权和不和平，却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我们觉得缅甸僧侣的行径奇怪，是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少。
原题为“沙门可以不敬王者吗”，刊于《am730》2007年 10月 24日
反对吸烟的纳粹党
看到如今声势浩大的禁烟热潮，看见政坛诸公为人民健康着想的慈眉善目，我实在不能不想到纳粹德国，也实在不能不想起希特勒。
在整个 20世纪的历史，最痛恨吸烟的政治领袖是希特勒。所以最急于推行反吸烟运动的也正是纳粹德国。在1930年代末期，纳粹政府先是禁止国民在公众场合与交通工具上吸烟(以当时的标准来说，这算是很严苛的了)，跟着则不许空军成员与孕妇抽烟。到了最后，他们不只征收惩罚性的烟税，还下令严禁柏林市民在户外抽烟。最后这个动作尤其大胆，因为它令人容易联想到 1848年的往事，那时柏林曾经发生过一场大革命，推翻了当朝政权，而革命的理由之一竟然是霸道的政府剥夺了市民公开抽烟的自由
可是希特勒魅力十足，又掌控了全国的传媒和通讯渠道，不单不怕烟民革命，更可以反过来大打禁烟宣传战。纳粹政权最擅长制作海报。其中一款把一根香烟画成食人怪，底下写一行字 “不是你吃它。而是它吃你”；另一款干脆让一只党军铁靴 踤一个烟民的脑袋。为什么纳粹党这么反对抽烟呢？主要的原因是希特勒本人痛恨抽烟。希特勒年轻的时候曾在维也纳学艺术，其时文艺圈一片烟雾缭绕，不管是颓废的维也纳画派还是崇尚简约理性的新派设计潮流．莫不人手一烟，可惜我们的阿道夫太过贫穷，抽不起烟。有一回，他好不容易弄到了烟，于是不理学校禁令在校内抽烟，结果给人捉个正着，受了处罚。自此之后，他就彻底弃绝香烟，而且反对人家抽烟。看来，这又是一个自尊心受创的悲惨少年故事。玩不起想要的潮流玩意，偶尔玩一回还要出事，于是因爱成恨，翻脸无情。
不过这种故事当然不能拿出来作为公开禁烟的理由，所以纳粹党必须发动机器，叫智囊和学者研究一些堂皇的说法出来。l939年，弗朗兹·穆勒(Fran Mzuller)采用日益精致的流行病学首次证明了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他发现肺癌发生几率的增加与吸烟数量的成长有正面的相应联系。这个发现的意义极其重大，不仅是人类史上第一回从科学的角度说明吸烟危害健康，更是希特勒要创造优秀雅利安人种的重要助力。现在，第三帝国的元首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臣民吸烟了，那就是为了整个民族更加完美。
有一种古怪的历史解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结局基本上是帮不健康的人打赢了一个很健康的人。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个人都抽烟；而希特勒不只不吸烟，甚至还吃素。可是如果你说丘吉尔不健康，他肯定不同意。在非洲战场上打赢了“沙漠之狐”隆美尔的蒙哥马利元帅一向和丘吉尔不大对劲，有一次他对丘吉尔说：“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每天睡很多觉，所以我的身体百分百健康。”然后丘吉尔如此回答：“我抽很多烟，喝很多酒，但是睡得极少，所以我的身体百分之二百健康。”
且不要理会这种烟民发明出来自慰的高层理论，下到战场，吸烟与否还倒真有影响。当时美军把香烟列为战时必需物品，一般盟军每周可以获取五到七包的香烟，美军拿到的要比这个标准更多。另一方面，德军每天就只能取得可怜兮兮的六根烟了。虽然他们获准每月可以自掏腰包额外购买五十支香烟，但必须同时付出比一般零售价高出90％的特别税。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战争末期物资缺乏，而是因为希特勒主张军人更不应该抽烟，万不得已，也是抽得愈少愈妙。
这种香烟的配给状况对战事有影响吗？有的。想象一下在炮火连天的岁月，士兵们朝不保夕，今天活生生的弟兄们说不定明天就只剩下一堆尸首和兵牌了；这时候告诉他们小心肺癌爱惜健康，岂不是笑话？再说战场上子弹横飞，战壕里血迹与泥污混成一片，战火一起昼夜不分；对许多士兵来讲，唯一可以舒缓神经，让人暂时忘却现实惨况的，恐怕就是手上的一根烟了。此外还不能忽略这根烟是什么牌子的烟，比方说美军获取的就全是“好彩”、“骆驼”等常见的大厂名烟，这让他们在这非常状况底下依然保有与故乡和平岁月的最后联系，恍如家书，提醒他们战后回家的美好生活正在前方等待。
俱往矣，坚决拒烟的希特勒最后死在自己的手枪之下。他一生中最后闻到大概就是枪管喷出的火药味了至于那些策划反吸烟运动 的大将们，也没一个好死。例如纳粹的健康部长，他在狱中自杀；党部书记弗里茨·索克则因为犯下了反人类罪行，于 l946年被处死刑。
刊于《快周刊》，2006年 12月
一个国家的梦想与现实
对很多中国人来讲， 美国不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国家， 而是一个用来对照和界定我们自己的镜像与坐标。 要不是以其仍未完全实现的理念遮蔽了它的阴暗面； 就是无限放大它的这一面， 然后把它的理想看作纯粹的谎言。 于是批评美国就等于批评民主，毫无保留地称美它才算真正掖护普世价值，搞了半天，我们其实是在谈我们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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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版本的美国人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米雪 ·巴赫曼在 10月 17日的一个电视节目中把奥巴马形容成 “非美国人”。使得“非美”这个说法声名大噪的，当然是麦卡锡。五十年前他在美国国会设立 “非美调查委员会”，以揭发共产党同路人为己任，不只无辜牵连了许多思想左倾同情基层的各方人物，还成功地将“社会主义”和“非美国”划上了等号。虽然麦卡锡版的白色恐怖业已破产，共产主义也不再是美国人的头号大敌，可是那种社会主义绝非美国本性的印象却已深深种在他们的意识深层了。因此，麦凯恩最近也才会在逆境中想出了把奥巴马称做“社会主义者”的办法。
在过去几十年来的美国选战中，共和党右派一直喜欢拿 “真正美国人”的定义出来说事，将对手打成 “非美国人”或“假美国人”，使选战的主题从实质的政策辩论变成一次捍卫美国甚至定义美国的抉择。早在上世纪 60年代，里根就在加州州长选举的拉票活动中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抉择的时刻》 ，试图引导选民把注意力放在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之上，令他们相信对手其实是红色阴影的先头部队。
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邪恶帝国”已是旧日的废墟。
他们现在最怕的是恐怖主义。所以在两个星期之前，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公开指控奥巴马和恐怖分子有关。她说：“这个男人看待美国，不像你我看美国一样，我们的对手认为美国非常不完美，不完美到他要和攻击自己国家的恐怖分子厮混。”他们不只将奥巴马和恐怖分子扯在一起，并且积极操作那种恐怖主义总和伊斯兰有关的偏见，利用他曾在印度尼西 亚居住的经历，硬把这位虔诚的基督徒说成是个隐性的穆斯林。这是恐惧政治的老路，他们想努力唤起美国人心中那种虚幻不实但又挥之不去的梦魇。
这种恐惧政治的基础就是美国人的身份问题。麦凯恩选择佩林当副手，除了她的女性身份之外，就是看中她的形象和主张简直就是保守派眼中完美的“美国人”。这种美国人应该是个非常忠诚的新教福音派，相信 “创造论”多于演化论。他们很注重家庭价值，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道德错误不是社会的不公正，甚至不是用人唯亲以权谋私，而是堕胎和同性恋。他们 赞成个人有拥枪自卫的自由，不屑于任何环保的主张(佩林最有名的行动之一就是在电视镜头前 乘坐直升机追杀不小心走到阿拉斯加保育区外的麋鹿， 而那块麋鹿保育区一向是石油公司的眼中钉)。他们很爱国，从不怀疑战争的理由，甚至愿意把亲生儿子送上战场。最后，他们还要视政府为必要之恶，把一切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行为都当成迈向社会主义的踏脚石，至于大公司高层领取的巨额花红与劳工阶层日益萎缩的福利则是经济的自然规律。
在这样的策略布局底下，总统选举选的其实不是什么政策上的分歧，而是你是不是美国人的问题。针对奥巴马提出的种种措施，麦凯恩不去正面响应在富人身上加税会有什么不良后果，也不去讨论医疗保健政策的改变到底能不能造福一般大众；而是把这些建议全都放进“大政府”的帽子里，再依据右翼的一贯逻辑，从加税和扩大公营业务的规模推导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于是提出这一连串建议的奥巴马就很自然地成了“社会主义者”，一个“非美”的美国人。
虽然这套政治操作手法荒谬得令人发笑；虽然美国在布什政府治下已经走到了内忧外患的地步，这种曾经有用的招数多半不能再奏奇效；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它的社会基础其实是多么深广，它激起的恐惧又有多么真实。回头想想，尽管美国大部分传媒都觉得麦凯恩找佩林当伙伴是愚蠢的错误，但若不是她很能代表某些选民心目中的美国人的话，又何必在那么仓促的 时间里挑出如此一位政坛新丁呢?纵然像鲍威尔这样的老将也都是为了佩林才终于离弃共和党，但每次她一现身，仍然有那么多人激情地喝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和党举办的选举集会里面，甚至已经先后有 23次在人们听到奥巴马的名字时喊出“杀了他”的事件。
对这些人来说， “非美”的奥巴马如果真的当上美国总统，那就是美国的末日了。所以，“真正美国人”的争议不单单是右翼的一个竞选手段，还是一个让人看清某种“真正美国人”的机会。
原题为“真正美国人”，发于“香港独立媒体网”2008年 10月 29日
美国的右翼与上帝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自从布什政府上台之后，它就一直高举“气候变化是全球责任”的招牌，硬要把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拉下水，认为它们也该和发达国家作出相同的减排承诺。于是这就成了刚结束的岩里岛气候变化峰会的主战场了，结果双方僵持不下（“双方”其实就是美国与世界绝大部分其它国家） ，最后弄出了一个白马非马，只有时间表但不设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共识”。到底是美国的讲法有道理，要减排就大伙一起来，还是中印等国家的主张说得通，你们发达国家应该先走一步呢。
基本上这是一个“分配正义”（DistributiveJustice）的 问题，也就是先假设大气层吸收废气的能力乃一种有限的资源，然后再去判断怎样分配这项资源才最公平。
《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先行一步大幅减排，着眼的是种分配正义的 “历史性原则”。意思是谁过去排放废气最多，消耗大气层的吸收能力这项稀有资源最多，谁就应该先降低自己日后排放的废气
举个实例，根据一项调查，在1950到 1986年的全世界含碳废气排放总量里面，常时占全球人口5%的美国居然就贡献了 30%的废气。反观占全球人口 17%的印度则排放了 2%的积累废气。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Singer）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这就如同某一村落的 20个居民全都共用一间浴室，其中一个人所掉落的毛发占了阻塞排水口毛发总数 30%，而有三个人在使用浴室时几乎完全没掉过任何毛发”。如果要请工人清理这条淤塞的排水管，这费用该如何摊分呢？依据“历史性原则”，那个毛发掉得最多的人就应该按比例交出整笔费用的 30%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