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巴丢不是郊区里贫苦的移民,他是备受尊重广为人知的学者,他住在巴黎一栋不错的房子里,他唯一的问题是有个非裔养子。当时,主管全法警政和治安的不是别人,正是内政部长萨科齐,他顺理成章成了法国青年骚乱针对的对象。当年引起不满的是总理德维尔潘的青年就业政策,他提出雇主可以不用提出任何理由就在两年内解雇青年员工。当时外间都认为这个做法很正常,批评法国新一代好吃懒做。可是大家忽略了萨科齐的火上加油,忽略了他怎么清理郊区的“人渣”和他批评青少年的言论。他的竞选纲领之一就是要加强警察执法的权力,对付罪犯。
要怎么做才能维护治安呢?2007年 3月 20日,法国宪法法院通过了《萨科齐法案》 , 禁止记者以外的任何人拍摄和散布暴力行为的影像。推动这条法案的萨氏认为,年轻人 “快乐打耳光”(happy slapping)等网络欺凌行为很不恰当,所以要立法禁止。问题是这条法案同时也禁止了所有人拍下暴力场面的权利,萨氏相信 2005年骚乱扩大的原因就是有人刻意散布警员追打移民青年的短片。自此之后,所有个人和网站要是拍下或上传了暴力行为的影像,就要面对五年的有期徒刑或将近十万美元的罚款。
这就是萨氏的竞选对手罗雅尔声称他的当选会引发骚动的原因,也是法国左翼媒体一直妖魔化萨氏的原因了。他们想把萨氏描绘成一个希特勒般的人物。可是,为什么萨氏又能赢得这么多法国公民的支持呢?难道法国不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现代人权观念的老祖宗吗?除了他的种种改革措施之外,萨科齐还有别的板斧。
200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极右分子勒庞(Jean-Marie Lepen)意外地淘汰了社会党对手,挺进第二轮选举,震惊全世界。五年之后的今天,这位反移民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连第一轮选举都过不了关。这是否说明了法国人厌弃了极右,不再仇视非法移民,也不再厌恨来自北非的穆斯林与其他地方的“外国人”呢?恐怕不是,根据法国媒体的票站调查,三分之二的勒庞支持者转向了萨科齐。就连勒庞本人都愤愤不平地指摘萨氏“偷了我的理念”。什么理念?首先他改造了勒庞上届大选的口号“法兰西,要不是爱它就是离开它”,不断强调移民的可怕。然后他甚至宣布要在缩减政府规模的同时成立一个新部门——移民与国族认同部,好教导大家怎样做个纯正的法国人,同时收束移民的拥入。而这正好对上了勒庞支持者的胃口,他们一向认为说话带口音的外来人口要为法国的高失业率负责,而聪明的政客总是懂得如何把内部的问题转移到对外人和他者的恐惧之上。
萨科齐是个聪明而复杂的人物,他具有反移民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同时又主张和美国交好,鼓励国民学英语。但基本上他是个想要维护法兰西国家身份的民族主义者,例如他曾提出政府应该资助穆斯林兴建清真寺,培训本土的教长。虽然在竞选期间,他害怕赶走右倾的选民,对此避而不谈,但这个举措其实是为了切断法籍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一方面避免“恐怖主义”的散布,另一方面把伊斯兰教国家化,纳入政府可以管控的范围。
单方面强调萨科齐的经济政策和劳工政策,却忽略了他对治安和民族身份的看法,我们就不能掌握其右翼本色的完整面目。萨氏真如许多媒体所说的,是个新自由主义教条的追随者吗?即使是《经济学人》也指出了在工业政策上面,萨科齐是个国家干预的忠实信徒。其实他向来也是个“经济民族主义者”,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反对印度富商拥有的 Mittal钢铁公司去年提出的 Arcelor收购案。正如大部分政坛里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一方面强调开放竞争以促进发展但是在面对外国农产品的 “倾销”和国家标志性企业被收购的时候,却又变成了保护主义的卫士。
萨科齐在竞选期间大力攻击所谓的“六八遗产”。很多人认为 1968年的左翼革命是今天法国经济停滞不前、社会生机停顿的祸因,所以觉得萨氏的说法有理。但是,我们也知道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有着血脉关系的 “六八遗产”,乃是现代法国的宝贵遗产,它批判殖民主义的遗毒,重振自由、平等和开放的共和国精神,拒绝歧视、尊重人权。不过,这一切或许真的已成过去。正如萨科齐那名称古怪的“移民与国族认同部”,“国族认同”(nationiadlentity)对不少经历过“六八事件”的人来讲曾经是个贬义词,他们当年相信的是“共和国认同”。
原题为“萨科齐会否远离共和国”,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 05月 13日
泰王总是政变的赢家
才不过几个月之前,就在泰国前总理他信和反对派闹得最不可开交之际出面协调并逼使双方让步的泰王普密蓬被许多国际传媒歌 颂为“民主的保卫者”。有些评论还因此回想起梁启超当年的建议,如果有个甚孚民望的皇帝,君主立宪制会不会要比共和体制更稳定也更适合亚洲人呢?
然后,2006年 9月 19号,泰国军方发动不流血政变,迅即掌握局势,他信成了个流亡政客。大家看得目瞪口呆,这一场兵变怎么会获得那么多曼谷市民的支持呢?而且政变军头们组成的“军营团”小动作还越来越多,他们甚至打算在未来的宪法内赋予军方罢免民选总理的权力。这还算是民主吗?
除了他信本身不受城市中产阶级欢迎之外,很多人都注意到这场政变获得了 “合法性”,是因为有泰王普密蓬的祝福。还有些消息指出泰王的角色绝不简单,他不只是事后默许军头的行动,更可能是整件事的隐密策划人。如此一来,泰王还算是“民主的保卫者”吗?一个民主的保卫者可以赞成推翻民选领袖的军人政变吗?数个月前把泰王捧得至高无上的那些传媒和评论人现在又躲到哪里去了?
所谓立宪君主可以担任民主保卫者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为它并不真心相信民主体制本身的权力制衡原则,不相信元首渎权的时候有恰当的机制可以应变处理,却幻想平衡权力的大任可以托付在一个别具威信的个人身上。
假如一个民主政体的领袖出了问题, 比如说英国首相贝理雅面对大部分国民的反对, 依然决意出兵伊拉克, 我们应该寻找修复的方法,逐步完善体制自我健全的能力。它可以是增加民选领导的问责程度,也可以是削弱元首的权力,我们甚至可以反思民主体制自身的局限;但是我们万万不能把希望寄在一个世袭君主身上。因为那到底是一个人,如果大家运气好的话,他可以是个圣君明主;但假如他不是呢?我们怎么可以容让一个凭血统而握有权位的人去监督人民普选产生的领袖呢?
以泰王普密蓬为例,他勤劳爱民,生活作风、文化品味俱有足以为天下法的崇高声誉,他甚至曾以个人威望逼走了政变军头,但这是否表示他永远正确?他的继位人也是永远正确呢?在这一次的军事政变里,他容许军方逼走几个月后就要下台的总理,难道是维护了民主的正常发展吗?他信纵有百般不对,到底不是当年杀害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的军头,难道就不能多等几个月让国民决定他的命运吗?
所以泰国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到了几近拥握实权的君主,不只不是民主体制之福,还是它的风险所在。
原题为“支持政变的民主卫士”,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 10月 04日
国王与我
泰国王室何以有那么崇高的声望和权力,一直是政治社会学界的议题。许多人把原因归在普密蓬个人身上,说他爱民如子,引进多项改革,促进了泰国的现代化。其实这种讲法既没有看到曼谷王朝百多年来的历史作用,也忽略了泰王在开放西化之外的保守与传统。
和所有现代民族国家一样。泰国人也很喜欢强调自己有种与别不同的“泰国性”(Thainess),并且认为这是从传统那里自然而然地承传下来的,值得自豪,需要捍卫。但是也和所有民族国家的民族性传说一样,所谓的“泰国性”其实也是种历史很短的现代产物,是它从传统王朝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时一并构造出来的。
著名的东南亚史学家、 前泰国学运领袖彤才·维尼察古(Thongch Waiinichakul)在他的经典著作 《绘图暹罗》 (Siam Mappe:d A HistoroyftheGeo-bodoyfa Nation)里说的就是这个“泰国性”的生产过程。其中有几个地方提及泰国王室,相当有趣。
原来泰国王室虽然一直是暹罗地区的最高强权但它并非唯一的王室,至少在泰北就有驻都清迈的兰那王朝。虽然后者也得向曼谷 称臣。但是彼此各有权限,边界模糊。在欧洲列强侵入东南亚之后,各方势力逼迫暹罗成为一个疆界清楚确定的现代国家,曼谷王室才成为泰国不可争议的唯一统治者。因此在泰国人的心目中,从自有“泰国”这个称号始。王室就和佛教并列,成为界定“泰国性”的传统支柱。
泰国在政治上真正特别的地方,是她乃整个东南亚唯一未曾沦为正式殖民地的独立国家。在官方的历史教育里,这个值得骄傲的奇迹是泰国历代国王的成就,他们审时度势,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做最精明的决定;在与英法和随后的日本等列强周旋,进退有据。因此泰国的独立,本身就离不开泰国王室的存在。
看过《国王与我》的,想必也知道片子里那位非常开放,接受英国女教师教育长大的太子就是后来曼谷王朝最有名的朱拉隆功大帝(Chulalong k1om,853-1910)。他和他的继承人都从西方引进了许多新观念新技术,就和今天的普密蓬一样,因此有不少外国人以为泰国王室在紧守传统价值之余,也是泰国西式的“现代化”的推手。
诚然,王室是外国文化进入泰国的阀门之一只是他们同时也过滤和障蔽了不少事物。例如朱拉隆功,就曾宣布政党和议会政治并 不适合泰国。他的儿子瓦栖拉兀(Vajiravudh,1881-1925)更认为现代经济学也是违背传统的,因此禁止第一本泰文经济书的出版。可见王室在协助建立“泰国性”的时候是很小心的,他们自有一套什么东西适合、什么东西不适合泰国的标准。
泰王的地位,因此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它的历史.其作用已深深植入泰国社会的基础。时至今日,泰国的“国家身份委员会”依然把王室列作国民身份的要素之一。
原题为“泰王的地位”,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 10月 06日
索尔仁尼琴的最后悲剧
一点说明:奥运期间,原来连普京都要去哀悼的索尔仁尼琴也是我们的禁忌。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先后在三份媒体间流过,从广州去到上海,每回都是在最后一刻被撤了下来。谢谢《财经》的杨大明兄,让它最终能以缩略版的面目在纸媒上和大家见面(缩略的原因纯粹是版面字数所限) 。也要谢谢中间经手过的各位编辑;你们的理想我尊敬,你们的局限我同情:真的。拙作本已错过最佳面世时机,但有鉴于大部份人都单向地为索氏叫好,故再以完整原貌贴在此处求正方家。
我们都很敬佩索尔仁尼琴,我们都很仰慕索尔仁尼琴,所以我们都说他是 “俄罗斯的良心”、“作家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甚至“人类的良心”。当然拥有一颗非常了不起的心脏,带动着患了癌症的身躯,它不只熬过了劳改营中的苦寒,克格勃下的毒乐,还挺过了苏联的压迫与流放,西方的漠视和耻笑,直到他的敌人苏维埃垮了,他怒视的叶利钦也走了,才终于停止跳动,永远沉默。问题是他这颗心到底是谁的“良心”呢?假如索尔仁尼琴就是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表,那么他就实在还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所不可避免的悲剧。
起初, “西方自由世界”以为他是“人类的良心”,因为他暴露了“东方极权主义”的可怕。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极权体制就是 种连它的领导人都要私底下拿这套制度的意识形态开玩笑的体制。 没有人相信它宣称的真理真是真理, 连它的最上位者自己也不相信。 因此,我们不能轻易说某一个出卖自己的邻居是邪恶的, 某个在劳改营里折磨自己的狱警是邪恶的; 不是他们无罪, 而是这套制度令人变得邪恶。我们必须放弃对明君的幻想,必须放弃对潜在改革派的幻想,这套体制除了崩溃,别无自我更新的机会。这就是当年西方世界某些人对极权主义的判断了,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尤其是《古拉格群岛》 ,则以宏大的篇幅和巨细靡遗的细节最好地证明了这点。
其实直到目前为止,苏维埃体制和它的历史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正如匈牙利史学家伊斯特凡.雷夫(Istva Rnev)所说的,许多发生在身边的往事,他们这些过来人要到现在才知道,而且要在前国安单位的秘文件与审讯纪录里一片片地拼凑复原;可是历史彷佛真的终结了,20年前的事,现在已经没人有兴趣再问。原因之一是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懂了,有《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巨著,谁还想知道更多?
尽管索氏的见闻其实相当有限。就和大部分极权体制内的异议作家一样,他们有说真话的勇气,可是非常可惜,他们能够看到的真相却是那么地少。这是索氏的第一个悲剧,没有非常的尊严与自信,他撑不下来;然而正是这非凡的尊严与自信,使他很容易忘记自己的生活经历其实只是一座庞然大物中的某个环节。在那种体制底下的每一个人都只能瞎子摸象地试着掌握全局,特别是被隔离至一隅的异见分子
索尔仁尼琴曾是“自由世界”的英雄, 是他们批判冷战对手的最佳利器。 可是在他到了美国之后, 他们才发现这是个天大的误会。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演讲,猛烈批判西方文明的虚无与堕落,叫大家看傻了眼。根据一种至今不衰的二元光谱,一个人要是批判共产主义体制压抑人性违反人权,那么他一定就是亲“西方”的了,因为后者正是自由和人性解放的乐园圣域。不,索尔仁尼琴不是这一类型的异见分子,他并没有因为自身的经验而高呼 “来生不做俄国人”,也没有因为主人家欢迎自己就替他说尽好话。他居然很不识时务地痛骂美国的肤浅与“西方世界”的道德沦丧。
这本来可以叫西方左派大舒一口气。因为正如西方最后一个相信斯大林的大知识分子沙特所说的 “索尔仁尼琴是最危险的”。他的著作不只使得“古拉格群岛”这个虚构概念变成专有名词,为后来勃兴的人权外交奠下了感性基础,更震撼了所有仍然以为“现存社会主义”是条好出路的西方左派。他们一向知道铁幕那头传回来的消息,只是他们沉默迟疑,直至索尔仁尼琴带来最坏的证言。许多人后来回忆,都说索尔仁尼琴是他们转向觉醒的关键。他令那么多人右转,但他自己却没有变成大家预想的右派。转向了的老左不能理解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不干脆和他们一起全面拥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没有改宗的“新左派”则一方面庆幸他不像其它异见分子那么天真,一到美国就成了美国人;另一方面却不满他不像哈维尔等东欧知识分子,不试着找出符合左派真精神的新路线。
这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个悲剧。他坚持住了自己独立判断的精神,没有轻易换边,以致于苏维埃阵营视他为叛徒,正统西方自由派嫌他保守顽固。甚至连西方左派也不知该如何定位他才好(他不相信 “背叛了祖宗的现存社会主义”,不相信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但也不相信马克思) 。无论何处,格格不入。这本来是知识分子的荣耀,不能算作真正的悲剧。可惜,他却选了树林里较少人走的一条路
他隐居于美国佛尔蒙州郊野,一个冷得最像俄罗斯的地方。足不出户,拒接电话,住在一个类似传统俄罗斯乡间小别墅的田舍里。他不说英语,他要躲在这里为俄罗斯招魂。众所周知,他痛恨苏维埃体制;但又不像许多从苏联流亡出来的学者与作家那样,把病因追溯至沙皇的恐怖专制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他以为一切错误都是共产主义造成的,原来的俄罗斯不是这个样子,原来的沙皇比较仁慈,原来的俄国还有伟大的东正教传统。大家终于明白,搞了半天,原来索尔仁尼琴是种更顽固的右派,是宗教上的保守主义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信徒。他批判苏联,不只是为了人权和自由,更是为了它的无神论,为了它全面瓦解掉俄罗斯传统。批判西方,不是因为他保有最后 点左翼血脉,而是因为这个文明失落了上帝的指引,道德沦丧得无以复加。
难怪苏联思想史专家列斯里·钱伯伦(Lesle Cyhamberlain)说他是真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把自己的命运和俄罗斯的命运紧紧连系在一起。
在漫天风雪之中,他被人遗忘,独自怀念俄罗斯的昔日光荣与未来复兴,成了一具过时的大钟,发出没人注意的鸣号。对文学界来讲,他晚年的作品累赘无趣,就连曾经备受好评的早年名著现在看来也只剩下历史价值,还不如同代的格罗斯曼(Vasil Gyrossman)那么浩瀚全面,文笔精美。回到了祖国,忙着赚钱发财的新贵觉得他荒谬得离谱,年轻一代则嫌他喋喋不休甚是扰人。他曾经拥有一个评论节目,电视台高层却居然不耐烦到了在录制中途把电源拔掉的地步。索尔仁尼琴,可是颗良心呀。
好在还有两个人欣赏他,而且是两位总统;这就是索尔仁尼琴最后的悲剧了。
美国前总统列根喜欢他。因为彼时冷战气氛稍缓,欧美政坛学界大吹和风;索尔仁尼琴则大有一士谔谔的气概,警告大家不可心存幻想,不是消灭苏联,就是被苏联消灭。这种主张太合列根的胃口了,他需要这种言论,好为冷战再添把火,直到拖垮 “邪恶帝国”。更妙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情怀,简直与列根的新保守主义如出一辙,同是主张回归基督教精神,同是谴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辈子都没法化身为完美政治武器的索尔仁尼琴,这时竟然变成了列根式“新保”的助力。
俄国前总统普京也喜欢他。因为普京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大俄罗斯神话的传人;对外,他力拒北约东扩和美国的独大;对内,他还原了圣彼得堡的旧名,重振东正教教会的权威。这一切作为,都让索尔仁尼琴感到梦想有实现的机会,所以先后拒绝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颁发奖章的他不只欢迎普京送上的荣誉,甚至不认为普京先当总统再做总理是弄权专断。他曾经斥责前苏联的高度集权,却不觉得普京把媒体一一收归国有的做法是个问题
我们不能夸大索尔仁尼琴的影响力,在列根带动的保守革命里,他只是个蹩脚的配角;在普京发起的大俄罗斯复兴运动中,他起到的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然而,要是我们相信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从头至尾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话,就不能不为他感到难过了。他晚年的种种言论被大部分人视为荒诞不经的传说,可是两位总统却感到很受用(特别是普京) ,能够拿来当做自己的小手枪。普京真心相信索尔仁尼琴深深沉迷的那套神话吗?未必;但它的确合乎他的政治需要,合乎他想推动的意识形态。
生前已经无人理会的索尔仁尼琴,死时却得到国葬的荣耀。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拒绝各种政治诱惑一辈子,却无法在身后抗拒政权利用他的梦想,将他树立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导师。更可悲的,是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来,他晚年种种有关俄罗斯历史的著述似乎真的只是个风中的幻影。
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 08月 09日
世界到底有多平地球始终是椭圆的, 所以任何一种地图都是不可能完美。 换一种投影方法, 就会得出一张不一样的世界全图 无聊哪一张,都有它不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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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游戏的规则
足球也许不是英国人发明的,但他们的确创造了现代足球的形式与规则,例如把一场球赛分成上下半场。十九世纪初叶,从哈罗公学到伊顿公学,从牛津到剑桥,几乎没有一家学校的学生不玩足球。问题是他们不只没有共通的玩法,甚至连足球和橄榄球的区别也还没开始区分清楚。于是一遇到校际比赛,你用脚踢,我用手接,大家闹得不可开交,混乱非常。所以他们想到了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将球赛划成上下两截,上半场依你的规矩,下半场就按我的来。
在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里头,除了奥巴马那动人的胜选演说之外,我觉得麦凯恩的认输演讲也绝对不容忽视,那可能是近年同类讲辞中最令人佩服的代表作。麦凯恩告诉他的支持者,这次失败 “是我的错,而非你们的”;还压制倒采,极度宽宏地呼吁大家要支持奥巴马,说“他是美国总统,我的总统”。他没有否认双方的分歧,但是他也看到了对手胜出的意义与民主的真谛,认为这一次选举证明了每一个公民都不该忽视自己那看似微弱的影响力。最令人动容的,是麦凯恩到了这个时候仍然不忘慰问刚刚失去外祖母的奥巴马。为他的演讲加上了一个格外有人味的注脚。
这篇演讲极为特出,但它的基调却不罕见。在所有以民主选举产生领导人的国度里,大选落败的那一方总是要致电对手道贺,总是要发表一次落落大方的退场感言尤其是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些举措已经成了一种必不可免的惯例。麦凯恩的演讲固然表现出一位政治家 的格调(“格调”,在今天的政治世界里,这是多么陌生的字眼呀!),但这种个人风格的美善其实来自于背后一个客观的习惯存在,那就是要尊重游戏规则。既然大家都下场参与了民主普选,就该明白“愿赌服输”的道理;只要双方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对规则本身提出异议 而且跟着它一路玩下来,便要接受这场竞技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输打赢要。
为什么出来的结果明明不合己意,却还不能表达不满甚至反悔覆盘呢?原因绝不仅止于风度尊严等人格因素,还包括了更深层也更真实的愿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足球规则制定和普及的历史中得到启示。假如当年那些学生只想关起校门自己跟自己踢球,他们用得着发明上下半场这种点子吗?假如那些不同的学校只想办一次校际比赛,以后再也不打算搞下去的话;他们还用得着约束自己去服从规则接受结果吗?
民主选举其中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面向,就是它乃如此一套游戏规则:参与各方皆有自己的目的和偏好,但是大家都很明白自己必须和其它人共同生活,而且恐怕还得一起生活下去。于是要想出一些各方都能同意,也都觉得还算公平的规矩,然后按规矩办事。在这意义上讲,选举乃至于任何被大家接受的政治游戏方式,其实都是为了解决人我共存的问题,都是为了达到社会团结的目的。
今天我们有不少自由主义者喜欢宣扬民主选举的价值,觉得这是最能体现公民自由的政制设计;也有一些保守派从道德立场怀疑 由主义可能会令个体无限膨涨,最终导致社会的瓦解。大家很容易忘记个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多元只是自由主义的前提,而政治自由主义真正想要处理的问题却是如何让众多分歧甚巨的个人好好活在一起,如何在保存个体自由的情况下还能使不同的人生愿望并存不悖。这就是规则的作用,也是尊重规则的意义。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个老牌的民主国家。它这么热衷于推动学校体育运动,这么喜欢为各种运动设计规划,或许不只是巧合。
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 11月 19日
气候的分配正义——美国与《京都议定书》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自从布什政府上台之后,它就一直高举“气候变化是全球责任”的招牌,硬要把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拉下水,认为它们也该和发达国家作出相同的减排承诺。于是这就成了刚结束的岩里岛气候变化峰会的主战场了,结果双方僵持不下(“双方”其实就是美国与世界绝大部分其它国家) ,最后弄出了一个白马非马,只有时间表但不设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共识”。到底是美国的讲法有道理,要减排就大伙一起来,还是中印等国家的主张说得通,你们发达国家应该先走一步呢。
基本上这是一个“分配正义”(Distribu Jtuisvteice)的问题,也就是先假设大气层吸收废气的能力乃一种有限的资源,然后再去判断怎样分配这项资源才最公平。
《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先行一步大幅减排,着眼的是种分配正义的 “历史性原则”。意思是谁过去排放废气最多,消耗大气层的吸收能力这项稀有资源最多,谁就应该先降低自己日后排放的废气
举个实例,根据一项调查,在1950到1986年的全世界含碳废气排放总量里面,常时占全球人口5%的美国居然就贡献了30%的废气。反观占全球人口 17%的印度则排放了 2%的积累废气。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Sringer)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这就如同某一村落的20个居民全都共用一间浴室,其中一个人所掉落的毛发占了阻塞排水口毛发总数 30%,而有三个人在使用浴室时几乎完全没掉过任何毛发”。如果要请工人清理这条淤塞的排水管,这费用该如何摊分呢?依据“历史性原则”,那个毛发掉得最多的人就应该按比例交出整笔费用的 30%了。
虽然《京都议定书》大体上依循了历史性原则,但它对发达国家相当宽容,并没有按照大家过去的排放总量严格要求它们的废气减排量。即使如此,美国还是不愿意,还是退出了温和妥协的《京都议定书》 。
美国之所以反对“历史性原则”,不愿意被它过去的废气排放量绑住,其中一个说词是“不知者不罪”。它承认自己的确是历史上温室气体排放得最多的国家,也不讳言因此得到了莫大的经济利益;可是它认为温室气体会导致全球暖化的原理只是很近期的发现,在工业化的早年阶段,根本没有人知道石油的燃烧会带来这么多问题。
回到毛发阻塞排水管的例子,这等于是说当初大家在使用洗手间的时候不知道身上掉下来的毛发会塞住下水口,甚至不晓得洗澡原来会洗掉毛发,所以就算有一个人的毛发脱落得特别多,也不能因此要他分担更多的水管修理费。
换句话讲,美国主张大家一起向前看,忘记过去那段无知的岁月。因此美国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它一起承担责任,要减排废气就大家都减排,而且目标和数量也得平均摊分。
好吧,就让我们不要追究这种“不知者不罪”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一起着眼现在。既然要“著眼现在”,我们就要引入“分配正义”的“共时性原则”了。办法是把废气排放量按人头平均地分配给全球 60亿人,每一个人可以排出的温室气体都应该和其他人一样,不多不少。这应该是最公平的计算方式了吧?不,美国依然反对。
根据《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设下的目标,分配给每人每年的排放量正好是1吨,理论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不该享有比其它国家人民更高的排放量。然而事实却是美国人均年度排放量高达 24吨!美国有任何理由要比世界上其它国家得到更多的大气层使用权吗?当然没有。美国官方和部分传媒不断渲染中国空气污染的情况,强调中国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废气排放国,而且很快就要超越美国。可是它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那就是中国有13亿人口,相当于全球人口的1/4(中国人均排放量只有 3.7吨) 。你怎好意思拿 3亿人去和 13亿人比较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高峰会里面,发展中国家的态度都要比美国积极,他都愿意接受一些减排指标。而美国除了要求它们作出和发达国家相同的减排承诺之外,还要事后反悔,质疑得来不易的大会共识,声称减排目标要按各国“国内具体情况”弹性调整。
什么叫做“具体情况”?具体情况就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十分昂贵,全地球环境付出重大代价,而且他们还不愿意轻易改变。具体情况就是美国现政府想要保障其能源产业的重大利益,不想牺牲他们的生财之道。
在上述最明显的道理上说不通, 白宫和其支持者就不断生产出各式各样的古怪理论来自圆其说, 但又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事实倒。例如其中一套曾经流行的理论就认为我们根本什么都有用不着做, 因为建立在电脑和高科技上的“新经济”会渐渐取代以重工业为主的“旧经济”,所以随着经济进步,废气问题会自动消失。但是在“新经济”崛兴的过去 10年里面,温室气体不只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因为那些常开视频会议的人并没有少搭飞机。
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这个举世第一强国自私的真面目,这个自诩为世界领袖的超级大国不但不主动承担责任,反而还强词夺理,拖着大家的后腿。它的表现,我们只能用令人作呕去形容。
原题为“不负责任的第一强国”,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 01月 02日
美国的“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总裁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的丑闻发展到今天还没有结局。他到底是会被迫下台,还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好自为之,暂时也还看不出端倪。但是我们倒是能从这个事件看出世界银行的根本缺陷。
沃尔福威茨的女友丽莎一直任职于世界银行,不过自从沃尔福威茨走马上任之后,根据世行的内部伦理指引,他俩的亲密关系使得她必须暂时借调到其他地方,以避嫌疑。结果本身是阿拉伯裔的丽莎给调去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东地区的事务。虽然她现在是为美国政府打工,但领的薪水却还是来自世行。现在的问题就出在沃尔福威茨亲自写了条子,要求世行人事主管为丽莎大幅加薪,使得丽莎的工资比美国国务卿赖斯还高。所以大家就纷纷指责福威茨以权谋私,不再堪担如此位高权重的职务。
然而在这桩关系到腐败问题的事件上,大家却忽略了另一个重点,那就是身为国际机构的世行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的员工借调给美国政府使用呢?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 IMF)都是 1944年布列顿森林会议的产物, 它的原意是集合先进国家的资金, 协助落后国家的发展。近几年来,世行一直把消除贫穷当成它的首要目标,提供贷款给各项发展方案,例如修建水库和铺设铁路。依照惯例,世行总裁一向由美国总统提名,因为美国是世行的最大股东;而其他股份持有国组成的董事会则多半会认同老大哥提名的人选。
所以丽莎才会这么轻易地被“借调”去美国国务院,福威茨基本上把世行和美国政府看成是一家人了。但世行到底还有其他股东,凭什么要国际社会拿钱去为美国办事呢?更重要的是丽莎的新工作包括:要替美国改善它在伊斯兰世界的恶劣形象。换句话说,福威茨现在是借着给自己的女友加薪,大慷国际社会之慨,去帮美国为它自己这几年反恐反出来的烂摊子抹屁股,而沃氏本人正是这场反恐战争的主要建筑师(他在担任美国副国防部长时的最大功勋,就是提出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
讽刺的是,沃氏自就任世行总裁以来,大力提倡要严格执行反腐标准,任何想要获得世行贷款的穷国都须遵照世行的指引,改革自己的政治体制,清除贪腐发生的机会。这套做法本来是很有道理的,许多贫困国家之所以沉疴不起,援助贷款恍如泥牛入海,正是因为它们的政府太过腐败,给多少就用多少。但是也有一些记者指出,福威茨提出的管治及反腐策略随意性太强,可能与美国的外交利益并轨,结果得到贷款的不是清廉的国家,而是积极改造自己以配合美国意图的国家。包括曾在世行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 (Joseps htiglitz)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曾批评世行的权力倾斜。虽说改善不发达国家的境况是它的目标,但这些受援助国家却完全没有发声的机会,做股东的富国自己闭门造车替它们决定了一切。而在这群股东里,可以只手遮天的当然就是美国了。
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4月21日
买军火好比买玩具
不知道为什么,大部分的商业财经杂志都很少谈军火贸易。看足半年的 Busine Wsesek,几乎没有一篇报道分析某家军火公司的业绩;每天盯着彭博财经频道,你也很少见到某个武器展的消息。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军火武器不是一种买卖,不是一种生意吗?
其实军火何止是一种商品呢?它简直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生意之一。根据 “国际战略研究所 ”(Internat Iinosntaifltuotr Setrategicstudies)的估计,光是美国今年就可能会在国防上花掉 7000亿美元,排第二的是中国(请注意这只是该机构单方的预测而已,不一定准确),再下来则是法国、英国及俄罗斯。这些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除去人员开支之外,你猜有多少会掉进军火商的钱包里呢?
就以阿联酋的阿布达比主办的“国际防卫展”(Internat Dieofnean Elcexhilition,简称IDEX)来说吧,主办者在今年的展览开始前预测将会达成总值 20亿美元的买卖。这很多吗?当然不,因为大部分的军火交易都不会在这类武器展中现场交易,否则阿联酋又怎会在展览开头的第一天就宣布今年它已签下两亿多美元的武器买卖合同呢?
武器展大概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商贸展了。虽然它是做买卖的,一来它高度敏感,并非来者不拒(比方说朝鲜就不会受邀参加 IDEX);二来它的现场不是用来供人订货,主要是用来吸引潜在买家的。如今的军火展是办得越来越像样了,例如盛大的 IDEX,你在里头看不到杀气腾腾的制服人员,来往的几乎都像西装革履的生意人。每个摊位除了军事迷最喜欢的战车与飞机之外,就是设计得新颖亮丽的多媒体展示装置。一不小心,你大概会以为这是高科技玩具展,里头每一件可爱的玩具都在引诱着你,对你说:“想要我吗?快回家搞定你的政府和议会吧,我可是很好玩的。 ”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Herbe Mratrcuse)有一部轰动一时的名《单向度的人》 (One Dimcnsio Mnaanl),里头有一章分析现代语 的设计,看来至今仍未过时,尤其适用于IDEX这类展览。马尔库塞说,20世纪的建制越来越喜欢使用缩略语,一个看起来很吓人的东西掩饰得十分专业非常有技术性。例如 “国际防卫展”简称为 IDEX,又例如本届 IDEX中很引人注目的 UAVS,它的全称其实是“无人飞行载具”。马尔库塞又进一步指出,权威体制还喜欢转化语词的意义,使杀人的东西变成带有善意的无害专业工具 。例如明明是展示最新杀人武器的展览,名字却叫做“防卫展”。又如另一项展品“协商者策略性监视机器人”,其实是一种可以在各种地形上来往然后将情报传回指挥中心的间谍机器人,但它偏偏叫做“协商者”。
今年 IDEX的其中一名参展商公关人员对记者说:“这真的不是军火展, 它是防卫展……它和任何其他生意没什么不同。”但是很奇怪,会关注这些商展的全是“詹氏防卫年监”一类的媒体, 而非那些专门介绍营商之道的财经刊物。 他们到底是良心发现不屑双手沾血的买卖,还是不当它是门生意呢?
原题为“军火买卖也是干净生意”,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 04月 11日
有钱不一定有权
每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都是大家茶余饭后的好话题,对我等平民百姓而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羡慕一下也好。但有另一个榜的实际意义可能更大,却常常被人轻轻略过,视而不见,那就是《福布斯》对国家元首、独裁者以及国王财富的统计排行榜了。
或许是因为这个榜的历史太短,形式及内容常变,更未发展出一套稳定可靠的标准,所以也就无法形式常轨,可以让人前后追溯,比较议论了。
今年在“国王与独裁者亿万富豪榜”上名列榜首的是坐拥 210亿美元的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其次是文莱苏丹,再次则是阿联酋总统哈利法。 这个结果可说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惊讶。 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名副其实的王国, 君主既有实权还享受到天然资源的原始占有权,国家土地里出油,国王自然也富得流油了.反观一度被传为欧洲最富的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实际上只有 5亿美金的身家,屈居第八,活该她的王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
在我们的常识里面.说一个人有权有势总会联想到一个富人的形象似乎人只要有钱就能买回巨大的权力,反过来一个人有权就自 然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财富。简单地说,钱权是可以彼此交换的。但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想把这个必然的连接斩断,使得它们的转换变得不那么容易。因为我们预设了政治和市场是两块不同的领域,各自依循不同的逻辑来运作;又预设了公平是这两个领域都得遵守的价值,尽管它在不同领域体现的方式有异。
在市场活动里面,我们希望见到一个发展商得到土地的原因是他在拍卖会中出价最高而非后台够硬。在政治场域里面,我们期盼 一个政治家能够领导群雄,是靠公民的信任,而不是因为他有够多的钱可以收买人心。
为了达到这样的理想,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普遍发给占有政治职位的专业政治家一笔不错的收入,就算不能使他致富,起码也能保证退休后体面的生活,因为大家不想看到他以权力投入市场来赚取金钱。同时大家又相信对于政客而言,权力已经是最好的奖赏了。
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 05月 10日
富豪治国
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信念,就是每个人参与政治的机会都应该是平等的。一个人不能只是因为比我有钱,交的税比我多,就可以拥有多过我的政治权利,进而得到更多的权力。西方民主国家在过去两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这个原则的渐次展现。起初,只有拥占某个数量资产的人才有投票权,后来扩大到了所有纳税人;最后,则全部成年公民不论贫富,都有一张可以决定国家命运的选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