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缺乏自信，心存疑虑，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偏见和要求时，这种情绪的表达是不会管你地震不地震的。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浮现。因此震撼全国的灾难也就成了让我们尽情表露偏见、区分人我，从而自虐图乐的时机。
原题为“灾难时期的自虐”，刊于《am730》 2008年05月30日、2008年06月02日
“爱”：撕裂社会的爱
原来陈水扁还是个老师，意外地给所有中国人上了一堂启蒙课。
自从他汇款瑞士案曝光以来，天天都有新消息，日日都有新发展，情节比电影还要好看。他的死忠支持者要不是改弦易辙大呼上当，就是痛心疾首垂头丧气。最可圈可点的，是其前度亲信，现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一席话﹕ “原来过去传闻证实是真的，……大家太信赖阿扁的权威及权力，将一切都交给阿扁，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导致一个人的错误，造成民进党的危机 ”
过去那么多年，陈水扁政府有过那么多弊案传闻，为什么蔡英文和民进党的支持者全都没起过半点疑心？难道就真的是因为大家都太信任他吗？他们之所以“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与其说是陈水扁太有权威太具魅力，倒不如说是一连串更宽广的基础因素。这里头或许有同坐一条船的党性作用，或许有外人不可察的共犯关联；更重要的，可能是种思考方式的盲点。
正如台湾评论家南方朔先生所说的，在民进党执政的 8年里，台湾社会已经被一道轴线切割为两半了，你要不是爱台湾，要不就是不爱台湾；支持陈水扁就是爱台湾的表现，而反对陈水扁自然就是不爱台湾的明证了。这条轴线的成立，不只是靠陈水扁个人的功劳，甚至也不单是其核心团队的责任，它还是一种建基在“本土主义”的民粹情绪。陈水扁团队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民间恐共的情结、日益狭隘的本土化倾向，和各路媒体的商业操作，一一扣连整合起来罢了
“爱台湾”不只是民进党政府的旗帜，还是台湾许多“地下电台”的招牌。听过那些电台节目的人，都晓得他们讨论问题的模式。任何对于政府的批评与质疑，哪怕是多么局部的问题，都会轻易地被人扣上帽子，觉得那是蓝营的偏见甚至阴谋，而提出这些意见的人则一定是蓝营的同路人；蓝营的人都不爱台湾，他们爱的是中共，他们根本是一群台奸；所以他们一切挑战和疑问背后的真正目的就是出卖台湾在这样的舆论气候当中，所有问题都被移形换影地替置成“爱不爱台湾”，“是不是台奸”的伪议题。你觉得“三一九”枪击案还没查清楚？那么你一定是不爱台湾。你觉得扁嫂吴淑珍既然收到传讯，就该好好上庭受审？那么你一定就是巴不得台湾灭亡。有些商人甚至只是指出政府经济政策紊乱，都会被人怀疑他们是不是被中共收买了。于是提出任何一个问题，提问者都得先澄清自己的忠诚；任何一个批评，都像打在棉花堆上的拳头。于是社会论述变得愈来愈空洞，宛如一片沙漠。论述没有寸进，社会又怎能不空转呢？
这些人为什么会“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只不过是把一切问题都思考成了一个问题把所有判 断都变成一种价值的判断。这才是大部分陈水扁支持者的病灶。
回过头看，近年大陆的民间舆情难道不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倾向吗？一道切割社会的轴线正在隐约成形，你不是落在“左愤”(左派愤青)那边，就是落在“右愤”(右派愤青)那边。且不说特别敏感的政治话题，有时候就连 “范美忠老师遇震先逃”这么单纯的社会现象，就连某条河道污染治理这么实际的环境问题，都能在网络上演化出爱不爱国的抽象争论。彷佛只要你有一点不同意见，你就是在用外国传媒的角度看事情，你就是洋奴，你就是不爱国了。反过来说，如果你赞成政府的某项政策，你就是被当局洗脑的愤青。在这种环境底下想要客观地探讨一些东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把所有问题都上升到很高层次的爱国之争，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好谈呢？如果所有议题都被简化成一个议题，那么大家又能学到什么？又能怎样利用“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呢？
原题为“灾难时期的自虐”，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08月21日
反华传媒：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
乔姆斯基是我最敬仰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揭发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对抗美国历届政府和主流传媒的霸权，不只使 得他的政论著作只能透过小型出版社独立出版，更令他长期遭到《纽约时报》等主流传媒的刻意漠视（至少在 “九一一事 ”以前） 。所以当我知道他的著作陆续中译出版，而且粉丝众多之后，我真的是非常高兴。可是渐渐地，我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劲了。原来乔姆斯基的许多中国追随者只看见了他狠批美国的那一面，却忘记了他也是个美国人这一点的启 ……
同样不大对劲的感觉出在内地一些朋友对我的看法上。本来嘛，我从马克思追读到齐泽克，思想上一直自认是左翼分子，香港还有人批评我想复活共产主义呢。偏偏内地却有人见我老讲民主，于是将我归类为右派，甚至推测我一定是美帝走狗。查“左派”一词本来就源自法国“三级会议”上坐在国王左侧的激进民主派，左派不讲民主难道还要让右派讲吗？至于美帝走狗一说，那就更是天可怜见了，美军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我不只先后参与了两次反战游行，更是其中一些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到了香港主办世贸部长级会议时，我也参 加了反对欧美主导的全球化的示威运动。假如这也是走狗所为，我就不大懂走狗的意思了。
近日不少西方主流传媒在报道拉萨事件的时候频频犯错造假，结果一群中国网民和海外留学生联合办了 “Anticnn” 网 来纠错打假，我也觉得异常兴奋，因为大家终于认识到一向标榜客观中立的西方主流传媒其实也不乏坏种，而且还自发地搞起了独立媒体式的行动。可是再细看下去，那股熟悉的不对劲的感觉慢慢又浮现了。
有些人似乎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很含糊的 “西方反华势力”，以为西方主流媒体一定也是听命于政坛的反华派甚至政府本身。其实那些媒体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它表现出深植的偏见和意识形态机器的共识运作。首先，那些西方主流传媒实在不是政府可以直接管控的，就算是国营的“BBC”也有相对于英国政府的一定独立性。根据乔姆斯基等人的长期观察，西方主流传媒、大企业和政治势力等三者之间固然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和公关网络，但有时更要命的或许是媒体人那种未经反省却又自命正确的价值观。照他们的价值观形成的潜在共识， 中国政府是个压迫人权的政府， 中国传媒也是不可信的宣传机器， 所以中国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省自觉 （因此才会有人诬蔑Anticnn有官方在背后做手脚） 。于是在西藏和人权等议题上，他们往往就失去了客观的坚持，不惜以截图等手段扭曲真相，好持续控诉中国，并且获得“政治正确”的自我满足感。
事实上，西方也有不少专门和主流媒体对着干的独立媒体，常常揭发前者系统化的偏见，尤其针对默多克这类强行把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利益取向灌入旗下媒体的大亨； 当然， 这些网上的独立媒体通常也是左翼的。 关于西方主流媒体制造共识的复杂内情和独立媒体的概况，以后还可以再向大家介绍。我现在只想再次提醒大家，那些独立媒体的确很少批评中国的传媒，因为他们得先忙着监察自己国家的主流传媒，看它有没有自我审查甚至造假。
原题为“西方传媒持有什么偏见”，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4月10日
反法：反一项政策还是反一个国家
时间过得真快，再过几天就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1999年5月7日）九周年的日子了。想当年，也曾有群热血青年上街示威，在美国驻华使馆外慷慨激昂。那批年轻人现在在哪里呢？那位剃光了头，在顶门上画了炸弹标靶，人群中格外显眼的学生如今到了哪里？回首那段日子，这群热血过的年轻人不知又有何感想？九年以来，中国的年轻人经历过两次反美浪潮，一趟反日大游行，以及最近抵制家乐福的反法运动。或许将来的某一天，这些运动将会成为几代学子的集体记忆甚至身份界标，于是当大伙聚在一块初次见面的时候，不用自报年岁，只需说一句“我是反日那一拨的，你是反法的吧”，便知彼此长幼有序了。
也就是说，“反×”（“×”为某一个国家）成了九年间许多年轻人的共同背景。问题是，这是个什么样的共同背景？所谓“反×”指的又是什么？这两天，中央政府递出了橄榄枝，愿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会面；法国总统又派出了政坛元老拉法兰当媒人，前来中国修好。这一切和缓紧张局势的迹象正好能让我们有点呼吸的空间，好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
现代民族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它无限扩展国家范围的能力，不只往日发生在现今国土范围内的历史是国史，所有的人民是国民，即使是大自然中与世无争的景观和物种也能一一纳入国家的范围和民族拉上了神秘的联系。例如朝鲜的金刚山，它不单是座雄伟的高山， 还“象征”了朝鲜人民的民族精神。又如四川的大熊猫，大家都知道它是“国宝”。从一个个的人直到花草鱼虫，莫不共享了一种人人皆能感得到却又不容易解释得清的“国族精神”。这股超越个体的“国族精神”不只贯穿了一切，反过来，那些被其涵摄的个体也能随时代表“国族精神”的整体。这抽象的“国族精神”与无数个体之间的关系，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与多的状态。
所以当法国有人试图抢夺奥运火炬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自动觉得这不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而是准许这些事件发生的法国有错。当巴黎的市政府打算把“荣誉市民”的衔头颁发给达赖喇嘛时，这也不只是一个市政府的错，而是全法国人民的责任。当法国媒体非议中国政府的个别政策，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是法国与中国的全面对决了。
依照这样的逻辑，反法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愤怒的网民们针对的不再是持某种政治主张的团体，也不再是一个城市的政府，更不再是几篇媒体的报道，而是整个法国和它所涵盖的一切。因为任何一个拥有法国国籍的人，任何一件来自法国的事物，都神秘地代表了法国。反对法国就是反对那些我们所不满的个体和单元，而反对那些个体与单元就是反对法国全体。
经过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韩的风潮洗礼，内地不少青年学到的就是这种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当然这绝非中国的独有产物，而是一种普世的现象。美国人和韩国人也会反过来以为海外侨胞和留学生就代表了全中国，看见部分情绪激动的留学生痛扁了自己的记者一顿，就觉得这是全体中国人要入侵国土了。只不过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短短九年间就已经历了数次 “反×”运动。这些运动就像一种集体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其中通过言词和行动的反复操演，可以从实践中习得这种极度简化的思考方式与想象力，把个别的东西和意见迅速地无限上纲成玄而又玄的“国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也就是说，越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对立面，就越会以同样的态度为自己寻根，尽量寻求和肯定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再简单点讲，就是反对对手的所有，同时肯定自己的全部。
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爱国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一切。所以柏杨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人为“死了一个汉奸”而鼓掌，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 ，说自己国家有问题的人，又怎能不是汉奸呢？
原题为“一即一切的民族主义逻 ”，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5月03日
汉奸：一团模糊的历史现象
《色，戒》走红，连汉奸也重新成了热门话题。有人说李安与张爱玲丰富了汉奸与爱国志士的形象，还他们人性的本来面目；也有人说这叫做美化汉奸，所以不只本来就很成疑问的张爱玲要因此罪加一等，甚至李安都快变成新汉奸了。
我们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任何人物一出场，首先要问：“他是忠臣还是奸贼？”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条路。这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对还是不对？只要把同样的眼光挪向我们此刻身处的现实测试一下就行了。你说马英九是忠的吗？他为什么也要赞成台湾“重返联合国”呢？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尾随美国入侵伊拉克，八成是奸的了吧；那你又怎么判断他恢复英国经济活力的政绩呢？你能肯定地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
俗话说，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即白，我们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宽容一下自己的贪心和过错。可是一转头，我们竟不能以同等的宽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了。我的意思不是要宽大地对待汉奸，而是要历史地对待历史。什么叫做“历史地对待历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历史的境况之中，看人的转变，事件的出现。谈论汉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汉奸”这个概念放回历史里头，审视它的生成与演变。
忠奸之辨远非全然相对、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论大部分的汉奸在他生前是不会轻易接受“汉奸”这种称号的；所谓“汉奸”，多半是后人的判断，而后人的判断则往往依据了不同的标准甚至某些个人的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陆各国也纷纷掀起了肃清“通敌者”的风潮(“通敌者”一般英译为 Collabormt，他们似乎没有“德奸”、“日奸”和“荷兰奸”的概念)。那是个百废待举的废墟年代，广厦已毁，人才难求。于是在现实的需要下，许多货真价实的“通敌者”一一重回舞台，重操故业，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可是这里头也有一些人为求自保，就大力检举昔时友伴，因为他越是慷慨激昂地揭发其他人的罪行，他自己就显得越清白。更有一些战前在事业上极不得意的人，比方说没什么天分的年轻指挥家，这时以爱国者的姿态出击，狠批几位造诣非凡的大师曾经出任纳粹伪职，主理过一批大牌乐团或者歌剧院。他们的言论很正义，但是他们的心态很阴暗：既然我在专业上爬不过你的头，我就要在爱国的问题上绊倒你，取而代之。
这些往事，皆有史可考。关于“通敌者”的糊涂账，西方史学界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实况绝非历史剧里那般正邪分明。反观中国，几乎所有超越简化、二元对立模式的声音都成了异议，甚至也成了一种“汉奸”的雄辩。可是，另一方面，也还是有很多人觉得事实不是如此简单，比如说汪精卫到底是不是汉奸呢？这就是一个令很多人感到困扰的问题。大家都很难想象，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搞革命，因谋刺满清摄政王而入狱，且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 ”的好汉子，怎么就会成了一个与日本议和，成立南京伪政权的大汉奸呢？于是坊间就有许多传说了，其中一种最令人神往的版本是这样的其实汪精卫是假装的，他早和蒋介石串通好了，俟时 机一至，他就会起兵反日。
其实这种美妙的民间故事依然不脱传统忠奸二分的历史观，它反映了大家心底的渴望和想象。大家不只希望能够准确地把汪精卫嵌在一个简单的范式里面， 还很希望一个好人能够由头忠到尾;既然汪精卫一开始是条好 ，他就应该继续好下去， 这才符合我们既有的世界观。
但是什么叫做好人呢？我们能够稳当地判定一个人是真正的爱国志士吗？去世不久的美籍中国史权威魏斐德曾在其名著《上海歹土》里面指出，孤岛时期的上海有不少业余特工，他们平常可能是文员，也可能经营家小店铺，收入不大好的时候就受雇去施袭暗杀。假如事败被捕，说不定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烈士。更常见的或许是李士群和丁默邨等有名的汉奸，你说他们亲日倒不如说他们是想谋利。就像托洛斯基所说的“职业革命家”，搞革命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谋生，革命于他们而言不外乎职业。为什么李士群等人可以一生游走于国 共和汪伪之间，最后又秘密地替重庆政府办事呢？这就是因为他们全是职业的特工，谁给活干就帮谁，处身乱世，但求苟存。加拿大著名的中国史学家卜正民在他的近著《Collaboration》(且暂译作《合作》)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有些人曾经帮侵华日军指认出匿藏于平民中的败逃国军，结果害死了这些抗日军人，看来这应该是最罪大恶极的汉奸了，但这种恶行却起到了保护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使得他们免遭日军滥杀的厄运。那些汉奸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无辜百姓，还是纯粹无耻的自私呢？我们很难判定，因为我们往往只是看了表面的行为就定了他们的罪，没有兴趣去翻箱倒柜查档案深究他们的口供和心理。
或许是外国人的缘故， 没有太多包袱的卜正民甚至还举了很多实例说明现实情况复杂。 比方说历经屠城之后的南京就有一个典型汉奸，城里的洋人称之为“famous Jimmy”，这个王姓汉奸在日本人手下负责分配粮食给市民，同时提供一些妓女慰劳日军。卜正民认为，若是不看目的，你很难判断其行为的好坏。一方面他极力向日军争取最大限度的粮食配额，使许多百姓不挨饿；但另一方面这也曲线地强化了日军占领的合法性。一方面他找来中国女子供侵略者享乐，同时这却也使得日方不再有借口任意欺凌妇女。
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的立场有关了。大家都知道，中国抗战史至今仍是一块荆棘满布的森林，两岸曾经各有不同的诠释，连国民党共产党谁的功劳大都还是问题，不过两党都以领导民族抵抗外侮的成就论证自己的合法性。既然如此，双方的官方史学就都必须以一套分外分明分外严格的标准辨识那混淆灰暗的年代与人物，不容半点含糊。因为历史教育始终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有责任生产一批符合标准的好国民。何谓好国民？典型在夙昔；何谓坏国民，汉奸簿上斑斑可数。
只不过这种符合国民教育目标的史学不一定就是套上好的道德教材。因为道德教育不能只是传授一堆抽象的原则，提供几个完美的人物典范，还要给出一些复杂的处境，让学生知道怎样在现实的环境(尤其是黑白难判异常艰困的处境)下明智地行动，把道德原则应用在实践的需要之中。多年以来，中国和海外的史学界对抗战的历史研究已经推进了不少，可是大家的成果仍然没有进入大众的意识和教育的层面，特别是汉奸那一段往事。今天换上更客观的目光重新审视他们，不是翻案，也不是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为了更好的道德教育。可别忘了，所谓的“是非不分”，并不是指有些人不知是非为何物，而是他们虽有是非观念但不知怎样实践在具体的时空当中。汉奸的历史不就正好说明了这点吗？
原题为“焉能辨我是忠奸”，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11月14日
移民：假如老外成了央视主播
如果一种公共议题反复被人拿出来探讨辩论，那么理论上大家都应该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发展出更理性的自我了解，学习到更丰富的认知方式。可是一种议题的循环再现，有时候也是病理性的。
例如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这件事，网民迅速把它变成一场关于爱国与“汉奸”的辩论。为什么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人想当“汉奸”？大家又为什么如此关切爱国这个课题？这种议论方式的重复乃至于垄断，很容易就会阻碍了看待事情的不同角度，甚至包括一些或许会更有趣也更有建设性的角度，比方说人才的竞争。
没有一个国家不想保有更多的人才，而人才的来源则不外乎自己培育与对外引入两种。我不知道巩俐移民新加坡算不算是为新加坡增加了人才，但我知道新加坡在国际人才市场的竞争上从来就处在一个主动出击的位置上。它固然也着力于培养自己的年轻人，但更擅长把握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 去为自己取回一批短期内不可能制造得出来的生产力。 与它本是同根生的马来西亚自从实施“新经济政策”开始，就在教育和就职创业的机会上排挤掉不少优秀的华人精英；而新加坡则近水楼台，很方便地就把这些无法在祖国大展拳脚的精英吸纳了过去，使他们成为这个弹丸之地的发展动力。近年中国崛起，新加坡又把目标锁定在中国身上，不只用奖学金吸引中国学子，还让他们不用费太大功夫就能取得移民入籍的资格，反过来变成前进中国拓展新市场的先锋部队。它的策略如此大胆激进，乃至于本国老百姓开始心生不满，屡有怨言。
这也许是一个岛国的生存之道；对他们的政府来讲，问题不单是新加坡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人，而是能不能把这个世上最优异的人也变成新加坡人。相对而言，中国人口庞大，人才的储备层次也远较新加坡丰富多样，似乎用不着学新加坡那套如狼似虎的猎头狠招。
不妨再看一下美国的情况。今天的美国人口数目排名世界第三，人均教育水平也属世界前列，可以说是要用什么人就有什么人；为什么它还要持续拉拢移民，甚至出到网上 “绿卡彩券”（TheGreen Card Lottery）这种怪招？其实在对待国民身份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策略可说是新加坡的老祖宗；只要你有才华，有我需要的能力，不管你出生在什么地方，我都欢迎你，比起新加坡，美国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制度和土壤的开放；假如一个非洲移民的第二代都能当总统，那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虽然自从“九一 ”事件之后，很多人都感到美国的大门正在日渐收窄，但是只要看看它各行各业高端人才分布的那种族群纷杂肤色参差的景象，便能发现美国始终是一个移民传统深厚的国家。
美国还是诺贝尔奖的大赢家，它生产出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数目乃世界之冠，这里头起码有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第二代。就拿所有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中国人来说吧，在得奖的时候他们几乎全都拥有美国国籍，其中有的生在中国，有的甚至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但最后给予他们良好研究环境和资源的，却是这片大洋的彼岸。
为什么美国能让这些中国人摘取学界桂冠？何时我们才能见到一位在中国本土的学术机构做研究的中国学者得到这份殊荣呢？这是很多爱国心切的中国人都曾问过的老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其实还可以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提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到一位 任教于中国大学的日本学者、英国学者，甚至一位美国学者赢得诺贝尔奖呢？如果有那一天，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也是中国的骄傲呢。
假如我们的学术体制和文化环境非常优秀，不只可以吸引已成名的外国名家来这里过上半退休的优渥生活，还能引来一群正处黄金岁月的青壮学者到此钻研学问，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孵育出顶尖的中国籍学者。只不过到了那时候，“代表”中国去领诺贝尔奖的人在人种上是不是中国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壤丰美，社会开放，真真正正不负大国之名。
面对人才流出和移民的现实，要思考的课题不只是他们爱不爱国，也不只是怎么留住他们，更是如何不让中国成为全球人才竞争的净出口国。同时，我们也许要调整一下心态，换掉那种常见的种族爱国主义；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个长得像“外国人”的人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播台上，甚至当上了国务院的部长；我们是不是承受得了？
原题为“从巩俐想起李白”，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12月03日
运动：奥运并没有烧旺民族的热火
在北京奥运会举行之前，很多外国传媒认为，渐趋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将要再上一层楼。如果中国在金牌数目的竞赛上真的一举超过了美国，那就更是火上加油势不可挡了。诚然，运动竞赛从来都是巩固国族认同的理想场合。自己国家的选手得胜，自然会深感骄傲；就算败了，也能在那难过的瞬间体会到「小我」和「大我」的融合。不论输赢，只要是国际性的较量，都能凝固出国家的认同感。比如说我是 NBA湖人队的球迷，但是当 Kobe对上了姚明带领的中国队，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在心理上站到姚明这边，盼望 Kobe失手。
可是，如果以为京奥就一定会催生出一种失却理智的民族主义把中国人全都变成一帮心理狭隘的群氓，那也未免太小看运动自身 的逻辑了。尤其在体坛最神圣的奥运会上，运动本身的逻辑甚至会对那种预想的狂热起到意料之外的调节作用。
身为美国女排教练的郎平回国，恰巧同在机场的棋圣聂卫平发了顿劳骚，觉得她跑去教导外国人很不象话，简直不是中国人。结果棋圣反而引来不少批评，理由是在充份全球化的体育世界里，请外国人当教练根本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中国自己也有不少「外教」 ，难道他们都是自己国家的叛徒吗？
当年为中国取得奥运第一面剑击金牌的「扬眉剑客」栾菊杰，如今是代表加拿大参加京奥的选手。本来依照近年部份愤青的逻辑，实在没有比这更叛国的了。可是在她于赛后亮出「祖国好」的横幅之前，在偶现的讥刺声中，更多人却为她以五十高龄仍然奋战场上而感动。我们固然怀念她当年替中国赢回的光荣，同时也总是佩服那些永不言倦永不言退的选手，因为那是体育精神。
在一场团体赛事之后，有网友注意到拿银牌的日本队上领奖台时只和拿铜牌的加拿大人握手，却不理会中国冠军队。这位网友立刻被人讥笑。因为依照次序，金牌得主是最后登台的，难道你要日本队在上台前先绕到后头找中国队握手吗？有一位网友留言： 「先多看几场比赛，摸清楚奥运的规矩，再来这里说话吧！你这个狭隘的小愤青」 。
更妙的是当日本「蛙王」北岛康介得到第一面金牌之后，很多论坛上的留言不是外人想象中的不屑以及对日本的惯性批评，而是「亚洲的骄傲！祝贺北岛，希望中国也要加油」 ，简直友好得一塌糊涂。可见体坛从来是块英雄地，这块地方胜负分明，只要裁判公正没人耍诈，不管成绩如何人人都是要服气的。在大部分的赛事里面，就算事先很被看好的中国代表输了，观众也只能叹声可惜，然后照样会为胜者鼓掌甚至叫好。这也是体育精神。
反过来看，总是挑剔中国民族主义和国民性的人这时就会遇上滑铁卢。在国篮对阵美国与西班牙的时候，有些人批评中国球迷自我中心太没风度，老在对方射罚球时大喝倒采，嘘声满场。内行的球迷马上回击： 「你懂甚么？这是篮球常规，不管是NBA还是国际赛，主场球迷一定会想办法干扰客队罚球。不懂篮球就少说两句！ 」 。说得好，奥运确实让人更爱国，但也别把所有爱国的观众当成被洗脑的儍蛋；运动，到底是有自己规矩的。
原题为“奥运一定会让民族主义更狂热”，刊于《am730》 2008年08月15日
日本（一） ：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
一提到近日席卷中国各地的反日浪潮，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个思想陷阱：要不义愤填膺地在旁吶喊打气，全力支持；要不就是站在一边，抱着怀疑犬儒的态度冷嘲热讽。以上两种非此即彼的立场并不足取。此外，当然还有很多论者会同情中国民众的情绪和立场，同时呼吁游行人士和部分激烈的“愤青”保持冷静理性；但又往往失之于缺乏思想的深度，点到即止。究竟我们应该怎样看这场反日浪潮，又怎样确切地去掌握在它背后浮现的所谓“日本问题”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怀疑各处反日游行和行动的诸种论点有什么问题。有些论者（包括我的好友）认为发生在过去一周内的各处游行只是官方暗中发动的虚假“民间行动”，因为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允许真正由人民自主发起的抗议集会。我觉得这种说法实在太过想当然耳，纯粹来自对于中国社会的刻板印象，脱离实际甚远。凡有机会采访过当年在北京抗议美军“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集会的记者，都知道那一次游行不只得到了官方默许，甚至还有学校加入组织，派校车接送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可是这一趟游行却大不相同，不只没有官方介入的迹象，甚至找不到一些像样的组织单位（如“爱国者同盟”） ，完全是一次由三两个网友以网上留言和手机短信动员起来的“聪明群众”（Smart Mob）行动。而且几条游行路线的设定也是临时“走”出来的，充满了随机应变的色彩及意外。
其实只要看多点内地新闻就知道，这一两年来由民间发起，但政府事先一无所知的群众运动不在少数。有的是官方不能容忍的，有的是官方默默接受但又不愿正式称之为“示威游行”，于是叫做“上访”和“请愿”的。我并不是要说中国政府已经大开游行自由之门，只是想指出今天的中国的确可能出现既非官方策动，亦非官方可预先阻止的民间群众集会。最近的反日游行就是这样一种集会，只是官方明显地没有干预介入。
也有些人强调政府不介入就是一种默许。从 19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的潮流开始，一股势力愈来愈大的新民族主义就日渐成形，并且助长了所谓的“愤青”现象。在这个过程里面，官方的确有一定的角色。倒不一定说是积极的倡导，而可以是左右透过传媒报道信息的种类和范围的细致，就可以构成助力。不过如果过度重视官方的角色，可能就会忽略了民间自主及社会内在的种种因素，可能就会轻视了政府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构成了当前民族主义的热潮。关于这点，我以后还会另文细谈，现在暂且不表。
当然，还有朋友提出历史反省的责任问题，认为中国不能一方面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认真道歉，同时却掩盖自己历史上的失误。我赞成这个说法，可是在同意之余也有必要指出，中国自己的历史忏悔意识不足，不等于日本也自动地不用忏悔。同样地，就算当前民间反日情绪是由中国官方鼓动，就算北京、深圳、成都和广州的游行是由官方组织，也不等于批评日本修订教科书就是错误的。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官方默许”和“官方引导”，就要否定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和它所针对的问题。
还有一种看法在内地也相当流行，就是主张“抗日不如自强”。与其罢买日货，不如先搞好国货的质量和信誉；与其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散布仇日言论，上街焚烧日本国旗，不如集中精神检讨自己的社会体制，壮大国家实力。这种想法的第一个问题是假设了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强化中国本身，于是可以漠视仍然在世的慰安妇继续得不到合理赔偿，而且还要受到日本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侮辱（按该书的说法，慰安妇其实是自愿的军妓） 。第二个问题更是严重，因为它很容易就会导致一种“今天我且哑忍，瞧明天我强了之后谁狠 ”的复仇心态。什么叫做“自强”？我们“壮大国力”之后要干什么呢？这里脱不掉一种把中日历史问题看成两个彼此竞争总得分出敌我高下的简化国际观，不只解决不了眼前的历史罪恶如何分析如何解脱的问题，且徒添了威权式的国家主义。我们根本随时都要反省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目的是为了民众更民主更理想的生活，既不因日本而起，更不因胜过日本就可终止。
简单地说，所有怀疑反日情绪的看法就算全部正确，也无法遮盖明摆在这里的“日本问题”。但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反日情绪，所有那些包括抵制日货和伤害日本留学生的反日行为，就都是正确的呢？当然不！“反日”从一开始就反错了对象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日 本意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与美国军事联防和钓鱼台问题一股脑地混成一团 并且连接各种各样的“日本人论”，本质化成了对日本的整体否定。南方朔在其专栏就指出了要反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罪恶，可说非常精准。但如何区分反日与反罪？怎样分析反日情绪？“日本问题”又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上面我强调不能把当前席卷中国的反日游行活动看成是官方鼓动的结果，除了还民间自发行动的清白，正视国民情绪之外，同时也想提醒各种不同立场的论者，把这一连串的集会说成是由政府鼓动和操纵，正好中了日本保守派的下怀。因为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保守派甚至部分进步分子，一直有这么一种印象，认为中国是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社会，没有独立自主的司法系统、传媒机构和学术界，也没有可与政府分离甚至对抗的民间社会。 这种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 但它却很巧妙地被利用成右翼的工具。 比如说在战争历史的事实争论上，日本右翼就很喜欢先从中国的学术界不够自主不够自由开始， 进一步推论所有学术研究都脱不开政府影响 而结论就是中国学界所说的“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和“南京大屠杀”无非皆是政府的仇日宣传。同理，他们也不愿意相信中国百姓会有不经政府组织的游行；就算有，他们也会认为这是政府反日教育的结果。
这种中国印象是冷战结构的产物之一，战后投身“自由世界”的日本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其主流社会把日本与中国的区分，界定成自由民主开放的世界和封闭专权的铁幕世界之别。如今日本右翼与战时军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一就在于它把这种 “民主”话语从传统左翼手中抢了过来，移置成自我肯定的一种资源。透过这套话语资源，日本右翼可以一方面试图复兴天皇权威，但另一方面吊诡地以民主和开放的旗帜再次宣扬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性。所以当日本保守阵营指摘中国学者虚构史实、官方暗中发动示威的时候，不只是否认战争责任这么简单，而且是再制造日本的优秀先进和中国的专权保守这种特定印象。
令人气馁的， 是所谓的反日糊里糊涂地把所有的事情混成一团， 情绪胜过理性， 对于日本政府和右翼的种种过当行为， 除了左一句“日本人不知悔改”右一句“小日本天性就坏”之外， 就再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 因此才会有抵制日货、 袭击日本留学生乃至于破坏日本餐馆等种种行为。照这种全面否定日本的逻辑来看，现代中文里所有来自日本的外来语，如“广告”、“现金”、“干部”和“建筑”，是否也全都应该扫地出门，自此禁用呢？
反倒是日本的左翼学者在谈起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和政府右倾化背后的理路时，要比一般中国知识界来得更深入更精到。例如近年相当走红的小森阳一，就在其最近的作品《天皇的玉音放送》里面，指出了日本自卫队赴驻海外、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保守派试图修宪与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等四项事端的因果逻辑。他认为日本政府派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担任“盟军”后援，明显是要把自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军事同盟，同时也是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试探手段。而修改宪法使自卫队成为名正言顺的军队，则是想把日本变成“正常化国家”。这里所说的“正常化国家”，几乎完全是由军事力量的正名来界定的，可说是把军队当成了国家的资格证书。至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它的一个小秘密是为了预防有自卫队员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因为如果真有这么不幸的事件，日本国民肯定会质疑他们的子弟何以要去为美国人的战争送死。可是只要根据传统，把死去自卫队员的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有天皇的威权笼罩，他们就成了为国捐躯的英魂了。
所以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一拜再拜 就是想再度巩固靖国神社与天皇国家的关系， 而且这也有助推动修宪。 日本不能拥有正式军队，日本的宪法要有第九条这么一条，全是来自它过去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是想让日本成为“正常化国家”，想让日本国民接受修宪（须经半数公民投票通过） ；把靖国神社从一个供奉战犯的地方，转化成一个供奉所有为国捐躯者的正常军祠，就是很重要的象征工作了。修改历史教书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采用扶桑社新出版教科书的学校少之又少；但是相关组织的普及历史读物却是市场上的畅销书，而且抱持类似史观的出版物也愈来愈多。在小森阳一看来，这是日本右翼与政府里应外合的文宣行动，目的就是给大家洗脑，酝酿半数国民支持修宪的理想土壤。
可见日本政府和民间右翼的诸种举措并非毫无关联， 不是一句“日本人玩嘢”就可以概括得了的。 而所谓“历史问题”也不像某些倡导“对日新思维”的学者所言，是一种可以放在脑后、与现实利益无关系的包袱。缠绕着中日双方的历史问题不只仍然在世的受害人与加害者双方身上，也不只仍然活在双方后人的集体记忆与民族感情之中，而且还是一股可以影响现实政治的力量。否则日本右翼尽可提倡修宪尽可提倡建军，又何须汲汲于修改历史掩埋史实？如果历史真的可以轻易地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为什么 1980年代看《龙珠》长大，1990年代沉迷村上春树的那些内地年轻人，现在怎么会把怒气烧在日本头上？
“反日”必须弄清目标，一方面针对战争历史的罪恶，另一方面要把历史和现在的政治局势联结起来分析，才可以对准日本右翼和保守派的全盘计划。对于“反罪”的问题，碍于篇幅有限，只好下次另文再论。
原题为“既不犬儒，亦不激愤——分析日本问题”， 《明报·笔阵》2005年04月16日、2005年04月20日
日本（二） ：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恶
【二之一】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
蜂拥一时的反日浪潮在政府的全力压制底下，看来暂时是平息下来了。为了遏止人民的愤怒，许多机构采取了非常粗暴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报章干脆把“日本”二字列为禁忌，不要说不能发表反日言论，就算一篇介绍日本餐厅的文章也得暂时禁刊。但是在民间酝酿多年的仇日情绪是否就这么简单地烟消云散了呢？当然不。既然如此，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迟早还是要再拿上台面，所以许多民间人士倡议的“反罪”运动因此还是得继续推动，有关的论述也必须继续深化。
说到反罪，说到日本的战争责任，很多人会直觉地以德国在二战之后的表现来做比较，追问日本人为何不像德国人那般深切忏悔。得出的答案往往归结到日本文化的本质或者各式各样的“日本人论”，例如人类学家本尼迪特(RuthBenedict)经典着作《菊花与刀》里的着名判断：日本的“耻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这种化约的文化解释不只大而化之摆脱了历史细节，而且过度强调了日本的特殊性，反过来正好证明了日本人无论如何不会认错，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如此。因此这类很知识分子的论述方式，竟然与大陆网站上激进的平民言论不谋而合。那些被认为很民粹很粗暴的愤青同样觉得日本是 “死不认错”的，因为“日本人骨子里就是这么贱”，只不过知识分子懂得使用一些学术词汇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