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确可以也的确应该把日本拿来与德国比较，只是我们不只要问 “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那般痛切自悔 ”，而且还得自问身为战争受害者的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像纳粹受害者那样去追究加害国的责任呢？纳粹德国在波兰、捷克、俄罗斯等多国犯下的罪行，不是互不相干的“德波历史问题”、“德捷历史问题”与“德俄历史问题”，而是被视作一组跨越国境的“反人类罪恶问题”。当一个波兰犹太人在战后痛斥当年纳粹暴行的时候，他会很清楚这不只是两国之间的历史仇恨，而且是发生在波兰的一件重大罪恶，这个罪恶也曾降临在其他国家之中。反过来说，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在抗日战争以外，曾经有过万菲律宾战俘受虐至死？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日本在整个中南半岛杀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中国人有兴趣去了解日本帝国在韩国怎样推行皇民化运动？中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把日本当年犯下的罪行狭隘地理解成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而非祸及整片东亚的反人类罪行。
同样地，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许多西方知名媒体也倾向淡化日本的战争罪行，将其描述成 “日本与亚洲多国的历史矛盾”，并且详列战后日本官方曾经作出的道歉次数，证明日本业已清除罪责。日本国内也有许多意见认为他们道歉道得够多了，不懂中国干吗还老叫他们认错，觉得这是一种利用历史的勒索手段。问题是，如果今天认错认得实在很彻底的德国出了一个政客去希特勒灵前致意，或者有一本教科书将种族灭绝说成是人类纯化，大家又会怎么样呢？恐怕不只各国传媒将严辞声讨，德国政府和一般百姓也会义愤填膺，暴跳如雷吧。所以关键并不在于日本作过多少次官式道歉，也不在于那是普通的道歉还是深有悔意的谢罪；而在于尽管有今天，居然仍有人敢于公开声称侵略亚洲其实是解放亚洲，却不用担心任何后果。
至于成为中国人抗日战争记忆坐标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历史学界的争论之一是死亡的确切人数。中国史学界大多坚称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超过 30万；而日本方面则有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不可靠，因为当时南京城内根本没有30万人。历史事实的确要客观地发掘研究，但是无论当年死者的确切人数有多少，都不可能改变屠杀事件的邪恶性质。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难人数直至今日仍有争议，但它灭绝人性的恐怖本质却毋庸争论，更何 ?根本地去否认它的存在呢？可是如今日本有些右翼学者要不干脆宣称 “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要不就是把焦点放在罹难人数等“无关宏旨”的技术问题上。
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这是因为中国人、日本人乃至于世界各地的主流媒体，都没有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当作是纳粹德国那般的反人类罪恶来看待。当然，有很多论者以为纳粹的罪恶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类型，而日本军队的暴行则只不过是所有战争都会出现的暴力加大码罢了。下次我将说明这种观点的错误。
【二之二】我们无罪 我们只是小零件
“手下不留情的残忍之事是用匕首挖出母亲胎内的孩子。看到乳儿的话就抛到空中，在母亲面前用刺刀接住乳儿给母亲看。”这是二战时期曾在中国服役的日本军人服部弥一的证言，他接 ?说：“到战场之前连一只小虫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兽性的内部潜伏 ?以杀人游戏为乐的不知深渊的魔鬼生命。”这段话最可怕的，在我看来并非那种残杀婴儿的手段，而是一个曾经连小虫也不敢踩死的人，怎么会成了以屠杀为乐的凶手。
另一位日本军人在 1937年9月10日接到召集令，加入了“华中特遣军直属部队野战瓦斯第二中队”，由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支毒气作战部队。因为国际法禁用毒瓦斯，所以它是秘密行事的特种部队。这名军人参与过当年进攻南京的作战，在部队里很受尊敬，因为他的性格温厚，被认为是个“忠实而正直的士兵”。南京大屠杀之后的 3个月，他进驻定远，写下这么一封信：“……现在眺望定远城外，风景异常清明秀丽。柳吐新云，河水淼淼，油菜花一片金黄。平原千里，一望无垠，远处迷迷蒙蒙，但见白云如絮……明丽的春光任何汉字的形容词都可当之无愧。尤其是杨柳之绿、油菜花之黄，颜色鲜艷近似原色，极为悠然自在的构图……”转战异国，犹能寄兴春光的这位士兵，就是我深深景仰的一代大师、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
研究小津安二郎的佐藤忠男曾经指出：“实际上小津只是不能够积极赞成军国主义，决不是消极地不赞同军国主义。”小津的为人“可以侃侃而谈个人道德问题，但一提到国家、民族、社会、政治之类，就有些羞于开口。如果说小津的道德是平民百姓的道德，那么这个平民百姓的道德基础就在于此。谈论个人道德个人能够负责，然而社会、政治问题即使谈论个人也难以负责”(佐藤忠男： 《小津安二郎的艺术》)。那么，参与南京之役和施放毒气，到底是个人的事，还是社会政治的事呢？我不清楚小津安二郎会怎么想，因为在他那些贯注了人道精神与平民关怀的电影里，没有直接的答案。在描述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对比起粗野不文的美军，德国军官总是一派儒雅，喜欢诵读歌德甚至能够弹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参与如此骇人听闻的冷酷残杀呢？这大概也是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鄂伦(Hanna Ahrendt)去耶路撒冷旁听纳粹党徒艾克曼(Adol Efichmann)受审时，心里带着的疑问。她惊讶地发现“艾克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席上。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的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 ”。艾克曼所做的一切都来自遵从命令，顶多就是特别热心军阶晋升罢了，所以艾克曼形容自己只不过是“一座机器里的螺丝钉”。
“平凡之恶” 错在放弃
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平凡之恶”(eviol fbanality)。人类不需要是个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难以想像难以言传的邪恶。“真正困扰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朋友的行为。持续一生的友谊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就因为害怕错失了加入历史的潮流。他们只是在纳粹的威势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 (Hanna Ahrendt《 Re-sponsibilityand Judgment》)。
很多学者形容纳粹的罪行是史无前例的“极端之恶”(radiceavlil)，其规模其内涵超出了人类想像力的边界。而汉娜?鄂伦独到之处，就是指出即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是个在地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恶”。正是因为这个“平凡之恶”的观点，我们可以讨论在独裁专制的政权底下，个人的道德责任问题。去逼问当年的德国人何以不反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反省巨大的邪恶是如何由每一个人不经意的每一步逐渐积累而成。 纳粹党卫军不都是痛下决心要做凶手的， 他们可能平凡如你我， 他们甚至可以是个熟读康德知书达礼的“好人”，他们只是渐渐地交出了判断的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拿日本与德国相提并论，因为在二战期间，它们的社会都是极权主义盛行，“平凡之恶”浸淫了整个国度。服部弥一是个好人，小津安二郎也是个温情脉脉的谦谦君子，但是他们都在那一刻交出了自己思考“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能力。
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其实是建立在天皇制上的一种社会制度， 以神格人身的天皇为中心， 由上而下一层层地构成了整个国家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面，个人没有自主的自由可言，他的行动完全是上级替他规定的。因此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称之为 “不负责任的体系”。可是得注意这套秩序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什么日本民族性，而是明治维新之后才透过各种文宣教育手段建立起来的新事物。如果要日本人彻底接受战争责任，就得揭穿天皇制的神话，使得大家重新认识到那部大机器里的小零件，到底是个有自省能力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对于推说“我也是个被国家欺骗的受害者”或者“我只是奉命行事”的人，必须像对着错愕的艾克曼一样，指出他埋没理性终于与邪恶合作的历程。
配合冷战 日皇逃过战争罪责
可是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指挥部，却为了即将开展的冷战，选择保存日本“国体”和社会稳定，不去触碰天皇制的核心，一方面免去了裕仁天皇的罪责，将首相东条英机列为A 级战犯；另一方面则努力让日本国民感到自己也是无辜的受害人，被政府的宣传所骗。于是非常诡异地， 曾经有一半人口驻在海外的日本， 却从未大规模和系统地反省自己殖民海外的经历， 彷彿它从来不曾是个殖民帝国。 一切罪责，全在那极少数的战犯身上。而直至今日，发表过《人间宣言》的日本不只没有动摇过天皇的无上地位，他的神圣价值甚至死灰复燃，再次成为右翼尊奉的对象。顺带一提，近日很多人谈论的《菊花与刀》 ，本来是人类学家潘乃德(Ruth Benedcit)战时为美国官方写作的“敌情分析”。她认为天皇在日本是个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政治的神圣领袖，超出了价值批判的范围，受人尊重但不一定与战责相关。战后美国统治当局保持了天皇制，理据之一就是这位人类学家的分析，尽管她不懂日文也未曾到过日本。
1967年5月30日一位叫做许恭生的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园内逃跑的时候不慎绊倒，他的同学们立刻上前用自制的长矛对着他乱刺，他身上被刺中二十多处，腿股动脉和肝脏破裂之后死亡。几分钟前，他的另一位同学卞雨林因为中了涂上氯化钾的箭矢死去。这两人都是文革期间着名的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受害者，杀他们的人和他们一样，是全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最近有人常说除了日本以外，中国政府也要反省，也要承担历史责任。其实要反省的，又何止政府，除非我们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零件”。
原题为“告別反日，深化反罪”， 《明报·笔阵》2005年05月04日、2005年05月11日
多元：不同的中国
说起民族文化，原来还有人相信粗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为各个民族间的关系也一定是彼此竞争优胜劣汰。再加上斯大林式的民族消亡论的影响，于是就有人主张汉人的“中华文化”硬是了得，其他各族不得不服，早早汉化方为上策。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拜读人类学者蔡华教授《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时的震撼经验。虽然纳西摩梭人的故事早已名闻遐迩，“走婚”的传说也令许多人浮想联翩，但却是这部着作令我第一次发现摩梭人社会结构之独特，没想到就在中国，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改写整个人类学的无婚姻社会的存在证据，它让我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原来没有我所想的那么自然那么标准。
假如我有一个孩子，我一定也要让他知道摩梭人的故事。让他晓得，我们习惯的正常其实不是惟一。
如果孩子稍微懂事了，开始和我一起听我心爱的爵士乐唱片我一定要告诉他，我当年第一次见识到新疆 “木卡姆”的感受。那是上个世纪 80年代的事了，我还在读中学，“香港大会堂”有几场“十二木卡姆”的演出。音乐会结束之际，那几位乐手突然来了一大段即兴演出，在场的资深乐迷一下子全热起来了。孩子，你或许不知道，中国也有这么一种音乐，它的即兴火花完全不下于历史上第一流的爵士大师。
孩子或许会开始翻我的书，觉得几本禅宗漫画入门真有意思，里头的公案怎么会如此古怪。然后，我会告诉他一则伊斯兰苏非派的圣哲传说。
有一天，老师正在闭门静修，一个冒失的弟子跑去敲门。老师问 “是谁？”小徒弟想也不想便答：“是我呀，师父。”于是老师把他打发走了。隔了一阵子，徒弟略有所悟，又去敲门。老师就问：“是谁？”这回小徒弟福至心灵地答道：“是你。”老师很高兴，然后告诉门外的弟子：“进来吧，因为这间房子容不下两个我。”
怎么样？孩子，想不到伊斯兰也有这么“禅”的东西吧？你知道苏非派曾经在新疆显赫一时吗？
如果孩子长大了，居然和我一样迷上了哲学，他或许也会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嫌中国哲学不够理论化，逻辑的成分不足。这时，我将向他介绍藏传佛教格鲁派开宗祖师宗喀巴的着作，让他了解藏传金刚乘的知识论是何等地复杂何等地严密，然后他将明白为什么西方学者会把宗喀巴称作“东方的康德”。
当然，身为汉人，我也会掌握机会教他一点儒家的道理，虽然我可不敢要他走我幼时走过的路，天天吃力地背诵四书。但是，我一定会尽力告诉他什么叫做“和而不同”。陆象山说得好，“千古圣贤若同堂合席，必无尽合之理”。而焦循解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时把“攻”训为治学的“治”，也就是要告诉我们面对异端的说法时不要执一，于是冲突之害自然就能避免了。
假如你问：“什么是中国？”孩子，这就是中国了。你我何其幸运，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度，同时拥有儒家、道家、伊斯兰和藏传佛教等深厚的传统可以学习，有几十个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可以继承，有大陆的本土左翼思想脉络，有香港的英式法治文化，有台湾的民主实验……这一切一切都是中国想象一下，它们的交流冲撞，会爆发出何等巨大的能量呢？我们为什么热爱中国？那是因为它的多元是如此地美丽。
原题为“生物尚求多样，况乎文化 ”，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04月23日
世界：我们的地图里没有第三世界
虽然中国人曾经喜欢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我们对世界人民其实是不大感兴趣的。例如三年前在香港举行的世贸部长级会议，明明来了那么多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农民，明明有那么多代表弱势来自草根的团体；但当我提议某大传媒机构的新闻主管去采访一下他们时，他却不置可否。直到一群韩国农民和香港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这家传媒的记者才亢奋地跑到前线，把港岛街头当作战地，务求捕得最刺激的画面。
自从 1999年“西雅图起义”开始， 俗称的“反全球化运动”就从来没有退潮过。 哪里有富裕大国召开高峰会，哪里有跨国财团举办大型论坛，挟着“我们到处都是”（We are everywhere）口号的示威者就会跟到哪里。无论是世界经济论坛、世贸组织会议，还是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这群反对派几乎无役不与，力图争取曝光机会，甚至直接举行破坏会议的游行。他们的背景复杂，议题不同，但一般学者皆以为这是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左翼大结合，是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美国主导的新帝国的最新力量。
中国不只是世上最后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大国而且有着丰富的反帝传统以及第三世界联结合作的经验；可是十年以来，这等国际 级反帝盛会却从来不见中国人的身影（少数香港代表例外）。不只如此，我们甚至连人家到底是谁都搞不清楚。因为中国的主流传媒和受众都不是很有兴趣，我们大可在国内反精英反权贵，但只要一到了国际场合，我们却变得比谁都精英，只关心最传统的大国政治和最保 的外交战略。
例如刚刚在日本洞爷湖落幕的 2008年度“八大工业国高峰会”，主流传媒最注意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加入其中，似乎都把这趟混水当成了国家地位提升的证明，丝毫没有想过这个会议的虚伪和霸道。至于那些示威者，我检索了一下中文网页，全是他们如何游行的花边，几乎没有人深入介绍他们的议题，分析他们反抗的理由。
在报道今年八大工业国高峰会时， 最有内容的就是说一下会议的成果， 批评一下他们怎样无心解决全球暖化， 如何无力应付油价高涨。可是大部分传媒都忽略了“八国峰会”反对者的声音，如此一来，我们廉价的批评反而会蒙蔽了大家的眼睛，看不见“八国峰会”的很多问题不在于它有没有响应全球关切的危机，而在于它响应的方式。
比如说，一般传媒都会质疑美国等农业出口大国有没有增加对外粮食援助，好像只要它们援助的数额够大，就算尽到富国责任了；如果它们的援助力度不足，大家就批评它们没有良心。如此取态根本就是被八国峰会集团设定的议程牵着鼻子走，毫无独立批判的能力。可是只要听听民间团体和示威者的声音，我们就会发现所谓 “援助”其实是个陷阱。因为美国一向破坏公平贸易的原则，大量补贴本国农业，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结果养出了不少肥大的农产商团，打垮了第三世界的无数小农。
它现在的“援助”只不过是个掩眼法， 先用钱买下本国农产品， 再拿去转赠他国。 于是美国的大农场主照样享受了国家给出的另类补贴，穷国的农业则始终无力自立，不能竞争。请问，这样的援助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生产不足的难题吗？也就是说，即使美国非常慷慨地大施援手，也不表示它真正“协助”第三世界的饥民。
自从“拉萨事件”以来，中国今年最流行的话题就是西方传媒的偏见和霸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在 “八国峰会”这样的场合里面，在这种和国家尊严无关但却实在影响到了全球弱势平民的议题上，中国主流传媒和热血网民却突然变得很不在意西方主流传媒的偏向，并且很愿意跟着人家设置的路子走呢！
话说回来，幸好中国没有加入“八国集团”，否则说不定连仅有的示威花絮也要消失于中国传媒的眼界之中。你知道，那些示威者总是喜欢拿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开玩笑；要是他们也拿中国领导人开玩笑，那可是侮辱我们国家形象，伤害民族感情的重罪。到时候，所有批评“八国集团”为富不仁的话恐怕都得反过来讲了，不是他们突然都变得很善良，而是我们也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原题为“全世界无产者不见了”，发于“牛博网”2008年7月29日
大国：温柔的必要
运动和政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答案是没有。然而，正因为大家都相信运动和政治没有关系，运动的政治效应才能发挥到最大程度。情况就和艺术一样。当纽约爱乐乐团破天荒往赴平壤演出时，它的指挥马捷尔也是如此回答记者的问题:“我不想谈美朝关系，我们是来演奏音乐的。”可是大家都晓得这次旅程不简单，效果一如昔年的乒乓外交，要是把音乐家和运动员换成了外交官，不只成效截然不同，甚至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些人人称道的美事。
中国再三强调奥运和政治无关，人家偏偏就越是要利用它来为难甚至羞辱中国，因为他们看见中国确是以举国之力来承办奥运，确实想藉着北京奥运展现国家新貌。英文的“torch”本来只是火炬的意思，在中文里则变成了“圣火”，于是有人就觉得抢夺“圣火”果然可以掉中国人的面子了。其实，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参加过国境外的奥运开幕式，但布什既然受邀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典礼，于是三位总统候选人就都要拿住这点做文章了，好像布什来不来真的很重要似的。
我的意思不是要中国人都带着点阿Q的心态，一起不把奥运当回事；我只是想指出一点很简单的现实，那就是你越紧张什么，别人就越会把它当成目标。
过去短短几年之间，中国崛起突然从科幻式的预言变作现实，不仅许多西方人一时接受不了，连不少国人好像也适应不及。没错，我们好久没做过“大国”了，所以还不大明白当大国的代价与心理准备。做一个大国，必备的心理条件之一就是要明白别人会怕你，会因为你的体积庞大而加倍注视你，会因为你的影响深广而格外提防你。十年之前，英美等地的报刊还只是偶尔报一报中国来的消息；到了今天，任何一份有点自尊的国际大报都不能忍受一天没有中国新闻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老是在电视上看见美国的一桩枪击案甚至微不足道 的小花边呢？如果不是现在，至少也是不久的将来，中国境内的治安事件也将会得到这等级别的对待。同样地，美国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被人针对的国家了，从年头到年尾，从东半球到西半球，全球的反美示威加起来大概能够组成一条全年无休太阳不落的链条。终于，在最近的反北京奥运示威浪潮之中，我们总算也感到了身为世界第二强国的滋味。
所以，当大家不满西方的反华示威，愤恨于部分西方传媒的偏颇报道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还是那个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的羸弱小国；恰恰相反，中国已经是个令人畏惧的世界强国了。又由于中国跃升的速度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别人的疑惧就更是深重。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心态方能恰当转换，方能更好地应对当前处境。
看近日的西方媒体，从独立的网站到主流大报，虽然批评中国人权问题与西藏政策的仍占多数，但另类的声音也开始渐渐出现了。例如英国《泰晤士报》著名的专栏作家西蒙·伯恩斯就指出，反北京奥运的浪潮其实隐含了种族主义的逻辑。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从关注西藏问题开始上升到针对整个中国人权状况的氛围里面，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种非常简化的倾向。最初只是批判中国政府，后来则仇视一切在海外声援圣火传递的华人，以为他们全是受到洗脑的官方传声筒，最后更闹出了CNN主持人卡佛说中国人是“一群五十年不变的呆子和暴徒”的事件。伯恩斯反问他的英国读者:假如有外国人跑来揍你一顿，说你们英国人有份侵略伊拉克，你会有什么感受？由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变质为反华情绪，从批判中国政府的集权跳跃至仇视所有中国人的集权性格，这里头潜伏的正是对中国崛起的恐慌。以前有人害怕中国这座世界工厂会抢走大家的饭碗， 现在则无法接受这座工厂背后的价值观和自己的不同。 他们怕的不只是个一般的大。面对这种情绪，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以为与其用强悍的防卫姿态去刺激出更大的反应，倒不如学学狮子的步伐，轻缓一点。不是说抗议不对，而是平心静气的柔性态度可能更合身份，更有效果。假如别人冤枉你是暴徒，你会用暴力恐吓他的方法去叫他认错吗（例如某些网站上声称要痛打外国驻华记者的帖子）？
北京奥运是一次消除偏见缓和对立的绝佳机会，靠的不是宏大的新机场，也不是惊世的奥运场馆，而是真正的大国风范:宽容、开放和自由。 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用不着再夸耀， 那是人尽皆知甚至因此忧虑的现实； 现在要宣扬的该是中国的政治开明、 思想解放和民情理性。毕竟世界的同一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说英文，而是公认的普世价值。
原题为“大国的温柔与世界的梦想 ”，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4月17日
口音：“港台腔”错在哪里
听陈水扁用国语演讲，会发现在那挥之不去的闽南口音之中，偶尔有几个字他咬得特别用力，音发得特别标准，听来反而叫人更觉突兀不协调。这令我想起幼年在台湾上学的经验，很多本省籍同学在家里说惯了闽南话，在学校突然要讲标准国语，多半都说不好，这意味着他在国语课永远拿不到高分，更意味着他永远登不上台，代表学生发言致词。可是很奇怪，在不断的苦练之下，这些同学永远有几个字的发音特别准确，就像今天的陈水扁一样。这几个字是他们在当年的政治气候底下力争上游的结果跟痕迹。
最近有些广州本地网民发出了抗议，他们投诉本地报纸的标题和内文日见“北方化”，充满了广东人看不懂的北方俗语，结果惹起了语言与地区关系的文化争议。其实何止用语，地方口音的位置在更早时候就成了这几年来的热门话题。广电总局曾经多番下令，约束各省市电视台和电台的方言节目，而主持人则更应尽量避免说话带着“港台腔”。但怪的是，即便中央台节目本身也充斥了大量的“京腔”和其他北方俚语，难道北京口音就不算口音，只有台湾和广东的口音才叫口音吗？语言从来都是政治的。世界各国使用的标准语言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为的创造。现代标准“国语”的概念是经济和政治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产物，很多学者对这个过程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去探视“标准国语”或“普通话”的兴起。根据这种路线的研究，标准语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为了保证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内部沟通的无误，成为全国通行的正式语言，然后再确定它的语条、文法及发音 “标准语”和“方言”的差别因此在纯粹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差别主要还是一种政治的区分。
当一个国家的标准语确立了，国境以内的其他语言当然也就成了方言至于这个标准语内的字条发音，本来从人类声发的自然机制 看来，就算是同一个字，也不可能有两个人的读法是一模一样 (因此治安情报机关才有可能用“声纹”去鉴别对象)；可是通过现代电子传播技术，官方还是可以尽量推广一种标准的发音方式腔调。这项任务通常交由各国公共电子传媒承担，例如中国中央电视台与英国 BBC(英国广播公司)。
你很难从一个人相貌判别他的出身、籍贯和阶级背景，但是你却可以从他的口音听出这一切。由于说话口音最能表达一个人身份 所以许多关于出身背景的偏见及歧视就能围绕着口音发展起来了。比方说大量与地方方言口音有关的笑话，除了是发挥沟通误会这种经典喜剧课题之外，有时候也是在拿大家对某些地区的刻板印象来开玩笑。而在香港，粤语口音的准确与否也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土生土长香港人的准则，因此一直是歧视“外江佬”、“阿灿”、“表姐”和“新移民”的重要依据。
因为从大众传媒到教育系统，大家都在推广和维护一种标准语和它的发音方式，久而久之，乃至大家都忘了即便是最正确最标准 说话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口音”，进而将其它一切偏离正轨的发音都判读为“口音”。所以我们才会说某些说话有“口音”，却从不抱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有种“中央口音”。这情况就和美国白人忘了白色也是一种颜色而把其他人种叫做“有色人种”一样。
正当中国还有许多关于口音和方言的争论甚至官方禁令之际，我想起英国 BBC前年开始的一项重大变革，那就是正式招聘了一些带有“苏格兰腔”和“威尔士腔”等不同地方不同阶级口音的播音员。 大家都知道BBC向来标榜字正腔圆的“女皇英语”， 是英式英语的标准尺度，因此其他国家的人常常通过收听BBC节目来学英语。但是 BBC发现它在维持标准之余却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间接催生不少地域偏见和阶层歧视，社会和谐， 也跟不上英语全球化时代英语发音正在日渐纷繁多样的趋势。 所以他们下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让各色各样的方言口音涌进这个重要的平台。其实只要是在一个可以听懂可以沟通的范围之内，不同的口音和不同的地方俚语不只可以促进宽容与理解，更能够激活和扩张标准语的生命与内容。BBC这个极有远见的改革应该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点启示吧。
原题为“方言与口音的政治学”，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1月18日
形象：中国人是哪一种龙的传人
中国该不该继续用龙来代表自己的形象呢？没想到这个问题竟然成了近期的热门话题。事件的缘起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吴友富，自称受到委托， 要研究设计的是“dragon”， 而“dragon”在西方人的文化里恰巧是种穷凶极恶的怪兽， 基督教传统更以它作为魔鬼的象征。 所以，中国要是想在这个世界里树起强大但不霸道、崛起但是友善的形象，就不能固守“龙的传人”这个身份了，至少得把这条龙修改一下。
消息传出之后,民间反应大极了。最可料见的，当然是种种民族主义的回响，大家纷纷痛骂这位吴教授数典忘祖，为了献媚洋人竟可牺牲民族尊严，置千年传统于不顾。另外还有人从学术角度入手，分析龙图腾的源流，指出此龙不同彼龙，咱中国龙不仅不恶，还吉祥得很。
在我看来，这场争论来得太急太快。它太急，急得根本还没弄明白吴友富研究的全盘真貌；也忘了问到底是谁授权他做这项研究，以及这个研究的结果又会如何应用。它太快，快得大家没有时间去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什么是更根本的问题呢？那就是在讨论龙是否适合代表中国之前， 我们要不要先搞清楚什么叫做一个国家的形象代表？它的作用是什么？产生这种形象代表的恰当程序又是如何？跳过这一连串问题，我们关于龙的种种说法都只不过是闲谈温谈罢了。
自从商界开始关心品牌效应以来，企业的“身份标识”(CI)就越来越受重视了，大至企业的标志，小至一个信封，都成了商业设计师大展拳脚的地方。流风所及，连国家也变得可以当做一家企业来包装，大家希望为整个国家和它的不同政府部门设计出一套视觉语言以 准确传达它们的价值、文化和理念，以及它们想让人看到的那一面。
在这股新潮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丹麦的例子了。在二十多年前，丹麦人民常常上街示威，他们讨厌政府的官僚作风，讨厌政府那种高高在上与民对立的作风。于是丹麦政府开始在原有民主体制的基础上厉行改革，一方面想要加快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想要重新拉近人民与政府的距离。在这场改革运动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形象再包装。所以丹麦政府找来了著名的设计师林内曼 (BoLinneman)，为政府和国家重新打造一个时髦而亲民的形象。他和伙伴们如今遍见于丹麦的大街小巷，从政府大楼顶上的纹章到路边邮筒都是改造的对象。
在这项庞大的计划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丹麦那顶著名的皇冠了。皇冠一向是丹麦人最熟悉又最认同的象征其地位与中国的龙 差不多。但是皇冠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带有太强的皇权威势，而且过于古老土气，所以林内曼从皇冠下手，为它设计出几种徽调变形，把它放在不同的字款之中作出多样的配搭，又尝试着上各种颜色，结果就是丹麦官方各部门的新标志了。
林内曼的设计令人耳目一新，它们的线条充满简约的北欧风味，还给人时尚可亲的感觉。这次改造充分突显了丹麦想要强调的政府透明度和友善的施政作风，可以说是真正的形象工程，与中国某些地方争建堂皇大楼的区别不可以道里计。
从丹麦的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身份标识”只是它的外观，想要创造崭新的形象，首先要有新的政治作风。企业管理学告诉我们，一家企业的形象是它企业文化的面孔，这个道理放在国家的层面上也是说得通的。没有根本文化的改变，一切外形的换装都只不过是皮相的伪装而已。
其次，国家的形象设计首先针对的一定是内部的国民，只有国民支持和认同，一个形象标识才能彻底地体现出国家的性格和品位。事实上，近年丹麦旅游产业和国民外交种种宣传工作，也是建立在这套原来针对国民的形象工程上的。国家的形象设计，不只是为了给外人好印象，更是为了要凝聚本国民心。
至于什么样的形象才是国民认同的形象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拥有众多的方法和工具去寻求答案了，其大要不外乎本着民主精神的研究和调查。国家形象不能只是少数专家闭门造车的结果，更不能任由官员发挥主观意志；它必须来自由下而上的意见表达，经过公开的讨论再渐渐成型于专家之手。
最后，我们发现再古老的形象也可以焕发全新的气息，威权霸道如皇冠也能够变成可爱的象征。问题只在于有没有想像力，有没有敢于突破陈规的创造勇气，有没有真正的高手去执行工作。
再回到中国龙的争论,我们的问题就很清楚了。 新形象的念头来自何处？它有没有全新的施政风格去配合呢？这个形象是做给自己人看的呢， 还是纯粹指向外人？国民认同这个新形象吗？又有什么程序去保证这点？谁有资格去负责这项重要的计划呢？就是吴友富教授吗？
原题为“不是龙的问题，而是形象的问题”，发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12月08日
文化入侵：故宫星巴克的伪问题
我还记得当年第一次走进北京故宫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一阵错愕。 我以为这座世上最大的皇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建筑瑰宝，今天就算丧失了卢浮宫的奢华，少了东京御苑墙外的静穆，至少也是体面的。最起码，它得有世界级国宝博物馆的庄重。
然而， 在穿过故宫大门之后， 我看到的却是几块绘上了清宫人物画像的木板， 脸部挖了孔洞， 好让游客把脸凑进去扮演皇族拍照留念。这明明是三流仿古游乐场的恶俗玩意，怎能放在堂堂紫禁城内呢？再看两旁的商店，蒙尘窗口上贴了几张摇摇欲坠的红纸片，拼出 “纪念品”和“商店”等字样。 且不要拿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专营商店来比了， 这等门面恐怕连一般中等商场里常见的连锁成衣店都不如。当时我看见这等光景真是又难堪又心痛，但是我又安慰自己，国力不强，文化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一时达不到世界第一流水 也是正常的。假以时日，必有改善。
十几年过去了，再进故宫。那种胡闹的乐园式配套设计依然没有多大改善，只是多了一家星巴克（Starbucks）……
最近中央电视台主播芮成钢在博客里炮轰星巴克，说它把分店开进北京故宫是明目张胆的文化入侵。于是引来内地网民的热烈讨论，有人支持他，要求星巴克滚出去；也有人反对他，说这是不尊重合约精神，人家签好了约就有权留在此地。
其实在判断这是否文化入侵之前，大家的讨论不应忽略一个重要的基础层次，那就是故宫管理部门的责任。星巴克在商言商，哪里有游客就哪里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问题是场地管理者为什么会放它进来呢？我说的还不单是文化入侵这类很容易引起情绪反应的 “民族大义”问题，而是管理机构想为场地营造出何种整体形象的问题。
好比一家商场，主事者自会为它选择合适的商店，以配合整家商场的形象与格调。北京半岛酒店不会让永和豆浆进去开业，香港置地广场也容不下麦当劳，哪怕它们出得起再多的租金；而一间针对低消费阶层的百货公司则根本不会费心拉拢高端客户。同理，一间有水平的博物馆也必须明白它营造出来的环境就是它留给游客的印象了，更不消提故宫这种世界文明遗产。
主事者在设计整体形象的时候要先回答几个问题，首先是整个场地的定位：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神圣的地方，还是一个老少咸宜的教育中心呢？它是一个面向全球游客的国际化休闲场所，还是一座纯粹的民族文化圣殿呢？然后就要探讨里面该有的配套设施了，例如它可以像韩国故宫那样完全杜绝商业活动，也可以学习卢浮宫的顺应潮流。接下来他们要顾及细节，从导游手册的平面设计到厕所的环境安排，全是整体形象的一部分，半点也不能马虎。
以故宫的现状看来，它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让美国连锁咖啡店轻易进场，甚至也不是我之前所说的没有品位；而是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晓得要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与其争论高而大的文化入侵，大家不如一齐探讨故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原题为“慎谈文化入侵，多谈故宫定位”，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2月09日
正面形象：政府形象不能只靠计划
虽然有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计划经济体系翻案，认为它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么一无是处，甚至还起过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可是今天，仍然相信并且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到底是寥寥可数了。中国也曾是个奉行计划经济的大国，但是过去 30年的改革开放难道不就是一个国家逐步退出经济生活让市场机制代替政府计划的历程吗？除了仔细掌握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分寸，把握好政府在这个 程中的角色和定位之外。我们现在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中国会不会也渐渐放弃“计划形象”的老路，不再硬性地经营政府和国家的形象，也不再为了所谓的“正面”效应而任意难塑舆论环境的生态呢？
什么叫做“计划形象”？什么是“正面”效应？我们看看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两桩“造假”事件就知道了。
首先是那场先声夺人的巨型足印烟火秀。原来北京奥组委深怕现场效果不如理想，所以预先以计算机动画技术录制了这个场面，然后把它加插在当晚的实况直播里头。虽然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在事后的访问中立刻承认此事，但我们还是不能不说，这个手段已经完全改变了大家对“实况直播”四个字的一贯认知。顾名思义，“实况直播”就是实时地把发生在某一地点的事件直接传送给观众。如果主办机构明明知道自己会在这次演出里插进如此一段加工画面，但又不立即以字幕等形式坦白声明，这晚的“实况直播”难道还不是一个骗局吗？
其次则是赢尽全球观众欢心的林妙可被揭发只是那段《歌唱祖国》的幕前替身，真正在演唱的其实是背后的杨沛宜。按照中国媒体的习惯说法，这是不折不扣的“假唱”，不止有违职业操守，甚至还可能触犯了国家为打击 “假唱”歪风而专门订立的政令。就算退万步讲，你也总该还幕后代唱的杨沛宜一个名誉，让全球观众知道是谁在演唱吧。即便是电视电影这些娱乐产业，也总会把替身演员的名字全部列出。如今一场史上最多观众收看的电视大秀怎能公然做出这么不公平的劣行呢
根据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的说法，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利益”。因为林妙可虽然长得很漂亮，但歌声的音域却不够宽；而杨沛宜的演唱美则美矣，却又坏在正处换牙期，形象不佳。也就是说，无论是一个相貌可爱但歌唱得不好的小女孩，还是一个声比天籁但样子不够动人的小女孩，都不能恰当地满足“国家利益”。这番话传出之后，舆论哗然，大家都不能理解这等小事何以会上升到“国家利益”的高度；更有许多人为杨沛宜抱不平，觉得她清丽可人，丝毫不下于林妙可。
音乐圈的人都晓得贵为现代音乐大师梅湘 (Olivi Meerssiaen)关门弟子的陈其钢，实乃当世华人作曲家中的佼佼者，艺术成就甚至要比他的同学谭盾还高。而且他一向爱惜羽毛，从不苟且，是个很有个性的艺术家。这回怎么会做出这等既违反艺术原则又不符国际常规的事呢？其实陈其钢也把答案说出来了， 那是因为一名政治局委员表达过意见。 后来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 他更明言自己有责任道出真相，要还杨沛宜一个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