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仍未结束。这个事件曝光之后，不只令外界对美轮美奂的京奥开幕式的印象打了折扣；也让当局非常尴尬。于是两日之后，这条消息就迅速地被内地各大网站删去，变成一则失踪的事故。
这个故事恰巧说明了中国政府“计划形象”工程的盲点。 所谓“计划形象”， 我指的是一种由官员主动构想出来的抽象的政府和国家形象，然后以各种刚性手段将它套在现实之上的工程。
首先我们要理解“抽象”的活动本来是现代国家能力的证明，一个政府愈是能够借着图表、统计和各种调查去简化复杂庞大的现实，它就愈能完好地治理国家。依据今年故世的社会学大家查尔斯．梯利(Charl Teislly)的说法，在这种现代化的国家里面，统治阶层总是难免要脱出他们身处的社会脉络和其它被统治的群体，依赖那些抽象的活动及其结果去预知社会的走向，发现潜在的隐患，从而制定出种种响应现实与导引发展的决策。问题是当这些抽象活动的依据不是各种可堪检证的科学工具，而抽象的领域也不限于可以量化的事物时，它很容易就会变成一小撮官员离开现实的空想了政府和国家的形象正是一种最难量化管理的领域要测知它们的工具也是最不齐备的；偏偏今天中国各级政府官员都以为自己知 道辖地和国家该有什么形象，也都以为自己明白怎么样才能实现心中所想的形象。
说穿了，这就是形象工程。许多地方政府不顾所在县市的实际情况，也不管社会的整体需要，又不屑于使用少数可堪利用的调查工具先去研究人民对自己的看法，就随意耗用公帑大兴土木，以为一两座巨大的政府建筑物就能在人民心目中制造出美好的形象，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同样地，京奥开幕式上这一连串事件其实也可看作是一种形象工程的败笔
一直以来，不少中国官员都以为自己是艺术家，觉得自己官位大了，审美品味也就比别人高了。在经济领域上，他们或许会承认自己不是专家；但是说到政府形象和地标设计这些事，他们却自觉要比任何专家都还内行，总是意见多多指手划脚。有趣的是当你再问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视野时，他们却又答不出个所以然来，通常只能报以“正面”二字。
为什么那段烟火足印要假装是实况直播？是为了“正面”。为什么一个小女孩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假唱玩双簧？也是为了“正面”。为什么不准媒体再报道这段消息？还是为了“正面”(亦即俗称的“正面报道”)。
假如城市只是一面地图，政府当然可以大胆规划，任意在上面修大道开运河；假如社会只是一张白纸，政府也能够为所欲为，在上头画出自己理想中的“正面形象”。 但是现实社会不是地图也不是白纸，尤其现在的社会，阶层分化，媒体发达，所有人都有不同的渠道去发放和获得各种信息。就和计划经济总是难以掌握全部经济信息一样，计划形象也不可能获知和垄断所有和政府形象有关的信息与反馈。
为了所谓的“正面形象”，你可以安排杨沛宜为林妙可代唱，但是你不能控制陈其钢要说什么话(陈其钢可能拥有法国国籍)，你也不能完全抹除一切传媒的报道，更加不能控制境外的传媒。于是当初的一心求好，反过来又成了外间批评“中国专门弄虚造假”的另一罪证。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然而计划形象的主事者就是不能预知一切后果，正如为自己盖 “白宫”的地方官也不知道原来这么做会捱骂。与其苦心经营正面形象，然后弄出个破绽重重，实质与表象反差巨大的结局，何不以一个最正常的真实面目坦然示人？为了正面，牺牲正常，别人是看得出来的。形象当然可以规划，也可以设计；但再怎么规划设计也不能脱离正常的现实。你能想象可口可乐的广告公司为它弄出一套恍如顶级法国葡萄酒般的形像包装吗？当然不能，因为可乐就是可乐，无论它的老板再怎么希望自己卖的其实是红酒，那个瓶子里装的还是可乐。更何况可乐又有什么不好呢？它可是全球最赚钱的饮料呀！同样地，难道一个拥有 13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正在崛起的经济强权，竟然容忍不了一个7岁女孩再正常不过的换牙吗？
原题为“也谈造假——计划形象的贫困”，发于“牛博网”2008年 08月 18日
争光：谁有资格代表我们
虽然在柏林、戛纳和威尼斯等世界四大电影奖项中，奥斯卡金像奖是最不国际化的一个但凭着美国电影工业雄霸全球的实力，它 还是最受瞩目的。所以李安得奖与否一致被华文媒体看作是华人在世界影坛的重要关头。特别是在近年大陆急躁的民族主义情绪背景下，李安得不得奖，更已是个牵涉中国人文化身份的大问题了。
2006年的奥斯卡奖的确特别值得中国人关注，因为起码有三个人、三部电影与三种情绪在它和中国之间拉上了关系。第一个是李安和他导演的《断背山》 ，一始就备受华人重视，而且果然不负众望，夺得华人导演的首座奥斯卡金像奖，被认为是华人扬威国际的壮举。第二个是获邀颁奖的章子怡与她主演的《艺伎回忆录》 ，章子怡向来是娱乐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而《艺伎回忆录》更被视为是“中国女人跑到日本当妓女”的媚外烂片，二者加起来堪称“国耻”。第三个是陈凯歌及其《无极》 ，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名，但制作单位一直声称要“冲奥”（冲击奥斯卡），并且得到官方的协助，可惜最后在一面倒的民间嘲讽声中成了笑话
当三地一致地把李安描绘成“华人之光”的时候，其实是在传达一种“代表关系”，也就是说李安代表了全体华人，所以他的光荣也就是我们全体华人的光荣。同样地，当我们把饰演日本艺伎的章子怡说成是“华人之耻”的时候，也是把她当成了代表，她的耻辱就是大家的耻辱。但是我们却很少去追究这种代表关系是怎么形成的，正如我们从来不用质疑刘翔、杨利伟和李政道带给我们的荣耀感，仿佛这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是不证自明的，他们用不着先问准我们，我们也不用投票去选举他们出来。
李安和章子怡之所以能够代表全球华人，最浅显的理由自然是他们确实具有华人身份。但是所有稍经现代社会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族群与民族的身份不是一种客观实存的条件， 而是人为主观地参与构想的产物。 也就是说， 我必须经过一番联想才能把李安和我都放进“华人”这个范畴里面。所以不妨大胆点推论，不是李安和我们都是华人，才使得他代表了我们全体华人上台领奖；而是我们把李安推为代表这番言语这种行动本身，使我们共同分享了华人的认同。并非代表关系立基于已有的身份，而是代表关系塑造了身份。
因此，重点不在李安如何为华人争光，也不在他争了什么光，而在我们借着把他推许为华人之光这个行动能得到些什么？把一个人当成一整群人的代表，总是有透过那个被推许出来的人树立整群人身份与形象的作用。简单地讲，我们希望温文儒雅又才华横溢的李安就是全体华人的形象代言人。所以李安虽然是一个弹性十足的导演，拍《理智与感情》时有英国味，拍《冰风暴》与《断背山》时又十分地道地掌握了美式风貌人情，但我们还是愿意强调他的含蓄，因为这是大家心目中的中华格调。另一方面，陈水扁也极乐意强调李安是台湾代表的身份。可见代表的意义，决定于被代表的人怎么塑造他的身份，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于是我们就很能体会称呼李安那代表身份之四种方式的差别了． 说他是“台湾人的光荣”、“中国人的光荣”、“华人的光荣”乃至于 “亚洲人的光荣”，其实是在表述四种不同的身份。至于说章子怡是“中国人之耻”的人（例如许多大陆网民），往往又爱补充一句“她不配当中国人”之类的气语。这表示虽然依据常识她是个中国人，但大家也不愿她成了中国人的代表，不想和她分享同样的认同。褫夺章子怡的代表身份，就是反面地界定了中国人的内涵与意义；排除一种代表形象，就是维护一份良好的自我感觉
在大陆官方的眼中，最好的代表当是陈凯歌的《无极》 。难得陈觊歌从当年“丑化中国社会”的《黄土地》作者，蜕变成一个能够集合中、日、韩三地影星炮制出“中国式国际大片”的导演。于是虽没有当年张艺谋《英雄》那种在人民大会堂首映，全国其他电影不准同期上映的特殊待遇， 但还是得到了官方其他形式的支持。 例如 《无极》 在四川全国首映， 当地有关部门就下令媒体不得在那段期间刊登“负面宣传”，也就是不许说它不好。原因不难想象，这部耗资巨大，动用许多特技效果的电影很有大片格局，很能代表新时期的大国气象。一时之间，关于它能问鼎奥斯卡的传闻也在官方媒体上炒作得甚嚣尘上。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无极》连摸一摸奥斯卡边的机会都没有，反倒是因为涉及“宣扬同性恋”而被大陆禁止上映的《断背山》成了“华人的骄傲”。官方媒体很小心地把李安描述为 “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华人 ”，而非“第一个荣获奥斯卡的中国导演”。欢迎什么，拒绝什么；想用谁代表自己，不希望谁代表自己；认同何种形象，不认同何种形象——真是一目了然，却又何其尴尬。
这就像当年苦苦盼望的第一座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到了高行健手上，却要被迫称呼他为“法国作家”一样。不同的是，大陆百姓不一定都喜欢高行健，甚至可能不认识他，他的盗版书也不容易畅销。如今的中国观众却都自动过户地把李安封作自己的代表，虽然没法从正式渠道看到《断背山》 ，但每个网民讨论起来照样头头是道，这当然是托遍布大江南北的翻版碟之福。此等局面不仅暴露了文化和传媒管理策略的可笑，以官方力量强推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徒然；更突显了官方与民间对于谁能代表自己，又代表自己什么的理解差异。获官方护航的代表遭到百姓的耻笑，被官方打压的形象却被民间自己树立起来，这到底是谁跟不上谁？
原题为“华人的代表 官方的无语”，刊于《明报·笔阵》2006年03月08日
中国威胁（一） ：我们到底出口了什么
太湖污染，香港人最关心的大概就是今年大闸蟹的情况了。听来凉薄，却也是事实，而且这螃蟹问题不只影响了食家的口福，还有一连串蟹农、中介商、出口商、零售店与食肆的生意。最惨的是有些国际媒体也很关注太湖，很不巧，这正是全球都把焦点放在中国食品，乃至于一切其他中国产品安全上的时候。
前一阵子，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团赴美经贸谈判，还真是件大苦差。因为这个谈判的对手不单是面上的美国政府，更是背后那日渐庞大的反华情绪；所以吴仪等人必须两面作战，一面和对方官员算账本，另一面则要软化从四面八方袭来的“中国威胁论”。平常谈到“中国威胁论”,我们想到的总是中国军力的扩张、中国正在抢夺美国工人的工作和中国倾销货物等种种不理性的指责。然而，这次中美经贸谈判却隐隐出现了一种最新版本 “中国威胁论”， 而且还是中方最难招架的一种那就是美国农业部长约翰斯在会谈首天提出的食品安全问题了。
其实，早在“毒牙膏”和“有毒宠物食品”事件之前，美国学界就已开始担心中国会不会向全球输出问题产品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加州大学尔湾校区教授彼德·纳瓦楼(Pete Nravarro)那本耸人听闻的新著《来临中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他假想了许多诸如中国假冒疫苗如何害死全球人民之类的可怕情况，更断言中国的污染也将“温柔地杀死”全世界，可说是这类新版“中国威胁论”的代表作。
为什么说这种“中国威胁论”不好招架呢？原因之一就是人家说的并不是全错。过去几年来，有关假酒、假药甚至假鸡的新闻可说无日无止，这是全中国都知道的事实。中国既然是世界工厂，我们凭什么说那些有毛病的产品都只供内销，而好东西却都出口了呢？
更大的难题在于产品安全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长串的问题组合。略过出口产品检验这第一关不谈，中国产品其中一个最让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它的质量不稳定，第一批货过关不保证以后每批货都合格，所以许多老外现在就有大把理由要在中国产品身上施加更长期更严苛的质检程序。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说起来简直就像现代中国企业管理文化大分析，可以十分长篇，简单地讲就是生产和管理水平的不足，和它们背后的营商原理。
好吧，就算中国商人全都童叟无欺，不卖假冒伪劣产品，并且极力维持生产标准；而工厂管理阶层和原料供货商也都成了尧舜，绝不偷工减料掉包冒充；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难关，那就是环境问题了。大家都知道，环境污染可以直接影响依赖环境的原材料生产，尤以食品为最。之前炒得很热的“宠物食品事件”，问题不就是出在原料上吗？现在的太湖污染事件也应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湖水水质恶化，包括大闸蟹在内的水产自然也就难逃一劫。然而，这湖水的问题真的就只是官方所说的“天气炎热，水位下降”那么简单吗？
每逢自然环境出现变化，许多地方政府总是本能地把它解释成人力不可阻挡的天灾；可是每回大家事后细究下来，就常常看见人为的痕迹。或许我们仍然没有直接证据指出太湖的蓝藻暴增与湖边工业发展的关系，可是，湖畔居民都晓得原有的竹林几乎殆尽，他们都目睹了十几二十年来无锡工业化的猛进，也同时感受到了本来歌曲里“又香又甜”的太湖水怎样渐渐变得又臭又浊。
为什么明摆在眼前的环境恶化，大家却像久入鲍鱼之肆，慢慢习惯以至于麻木了呢？这自然又是为求经济增长而不顾环境代价的粗放式发展的结果。可是难道官方和民间就没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吗？倒也不是。曾经被中央电视台列为 2005年“感动中国”候选人之一的吴立红就曾奔走多年，为太湖的污染多番投书鼓呼，还赢得了“太湖卫士”的称号。可惜他后来被告“敲诈勒索”，近日即将出庭受审。
这一路说下来，我们就明白中国产品安全问题的深远了，以太湖大闸蟹的个案为例，它背后牵扯到了无数人的生计、环境的恶化、发展策略的失衡、政府权责的行使、民间监督的有无等多重环节。这就是产品不安全这个新版中国威胁论难以应付的原因了，它不只是外交层面的课题，也不是光靠经贸谈判就能处理掉的项目，它涉及了太多中国内部的困难。
国际社会一旦形成了中国食品和产品都很危险的印象，不只拆解起来很棘手，各种保护主义和主张对华贸易壁垒的声音也会变得更加雄壮。这个局面的出现，恐怕是一般地方政府难以预料的，但我们都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内政和外交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年代
原题为“中国‘威胁’的不只是饭碗”，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07月25日
中国威胁（二） ：外国人的生命就在我们手中
中国到底有多可怕？“因为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大量外移往中国，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的中产阶级都因此毁灭，因为中产阶级工作机会随着外包机会消失了。”这是著名经济学家、 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前院长梭罗(Leste Cr.Thurow)在他近著 《当中国成为第一》 (台湾《商业周刊》 1024期)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精简准确地把自从《世界是平的》一纸风行以来的全球共识，用相当骇人的方式说了出来：中国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大敌。
外包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 只不过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从未见过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吞噬那么大量那么多样的工作机会和工作程序。今天的中国以一国之力吸纳了二三十年前由东亚四小龙等新兴工业经济体瓜分的市场，它又怎能不成为众人注目甚至怨恨的巨大目标呢？你以为中国只能生产低端消费品吗？ 2007年初，当英国名牌服饰商 Burberry关掉它本土最后一家工厂，宣布将全部生产线移往中国之后，大家就知道中国的潜能远在意料之外了。
对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受薪阶级来讲，他们面对的是一场严酷的竞争。以一个普通美国工人为例，虽然“没有阶级的社会”早就成了一个褪色的神话，他可能还会在民意调查里面声称自己也是“中产阶级”；但现在他发现和他抢饭碗的原来是大洋彼岸一批住在条件差劣的宿舍里、月薪只有一百美金左右的中国人，他能不直觉地生起一种解释不清的不公平的感觉吗？如果他减薪了，甚至失业了，你觉得他会相信“中国正在倾销产品”还是“经济正在转型”？哪种说法更直接、更简单、更明确呢？
这种切身的经历和原始的感受正是一切中国威胁论的基础。相比之下，所谓的中国军事扩张和“中国式殖民主义”根本就是小儿科。建基于这样的感情基础，“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说法才会拥有巨大的市场；就算有再多的经济学家力陈利害否定简化，但还是有很多政客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可见，要化解中国威胁论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宣传工作就可奏效，即便中国政府喊出再多的和谐口号，从和谐社会一直和谐到全世界， 你一天消除不了人家那种最切身的不公感 它就总会改头换面找到第二个出口。 果然， 这个新口子出现了。
最近中国产品的安全问题成了全球媒体的焦点。上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更以此做了个封面专题，把读者的视线从中国出口的商品拉向中国内部的市场，似乎是要告诉大家“毒牙膏”和“毒宠物食品”还不算什么，中国老百姓自己过的日子才叫苦呢，从食水到空气无一不毒；中国真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危机四伏，你买的东西几乎没有一样是可以完全信得过的
在这片“中国产品威胁论”的浪潮中，最高兴的大概就是那些正被“中国消灭的全球中产阶级”了，尤其是那些被“中国价格”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厂商，他们终于找到喘口气的机会了。过去这些厂商和工会利用的是“人民币汇率被操控”和“中国政府透过出口补贴搞倾销”这些理论，向政府和政客施压，要他们出头干点事。但是这等说法一来会招惹“保护主义”之讥；二来又明显和消费者的钱包有矛盾，因为中国货确实是便宜，你凭什么要大家为了你的饭碗多花几块钱呢？
现在可不同了，这批厂商和他们雇员的饭碗问题首度和消费者那碗饭本身结合起来；中国货不只威胁工人饭碗，还威胁到所有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这种最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固然也可以用作游说政客的利器， 要他们对中国产品施加更严格的检验程序(美国已经有国会议员这么提倡了)； 更厉害的是它直接诉诸消费者的个人利害， 能够渐渐形成中国产品不可靠的普遍印象。 换句话说， 它的对象不再是政府高层，而是普罗大众。因此对付这套新版威胁论要比对付老式的威胁论难多了，它不只是谈判和游说的技巧问题，而是深远广阔的信心问题。更不妙的是一定有些商家会借此推波助澜，把它变成促销自己产品的商机。早在中国渐成世界工厂之初，就有个别欧美厂商打出 “本地制造，质量更好”的旗号了，这也呼应了许多企管专家的建议：对付中国价格的唯一出路就是转型，若要坚持制造业，就得迈向更高端的市场。如今的中国产品安全问题等于为他们卖了一场免费广告，使他们省下不少工夫，自动造成一个市场区隔，换了是我们自己，能不利用到底吗？
国家质检总局在中国“毒牙膏”传闻初起之时，立场站得十分坚定，不只屡次出面澄清，还要香港特区政府放行那几个被禁入口的牙膏品牌，差点引起有关一国两制的权限争论。这种反应是典型的防御性反应，人家批评我们了，首先就得自卫。有关部门所持有的自卫理由是那些牙膏的二甘醇含量没有超出国家标准，对人体无害。但问题是，就算它们符合你的标准，却不合人家外国的标准呀。这种解释不只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还变相地公告全球，我们中国的产品质量标准就是和你们老外不一样，而且是低一点的标准。果然过不了多久，质检总局又下令禁止牙膏使用二甘醇了。
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中国的产品要想出口的话，就不能只是关起门来按自己的规矩办事，还要看看那些进口国的标准。在这风雨飘摇的非常时期，中国不只要参考各项产品的外国质量标准，更要不怕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指标，唯其如此方能挽救“中国制造”的声誉于水火。
这是个资讯流动四通八达的时代，外国传媒要揭发中国产品的问题并不困难，他们只要定期翻译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就行了。按照传统习惯，官方也许会感到一种轻巧方便的诱惑，那就是直接严管少数传媒，而非严控数之不尽的产品，似乎只要医生都闭上嘴，病人就好像很健康了。
针对这点，英国的《经济学人》周刊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报道明智地指出，只有越多的传媒监督，中国产品的质量才会越有保证。 他们甚至叫读者要做好心理准备，随着中国政府决心的增强，短期内必将爆出更多的骇人丑闻。然而，我们却不应该从此彻底丧失信心，反而要把那些与日俱增的坏消息看成好兆头，因为它就像一场痼疾的彻底爆发，重药治症总比苟延残喘来得好。
其实战后的日本,以及 1970年代末的台湾地区与韩国，也都分别做过次货的代名词，当时的台湾甚至因为冒牌产品的盛行而被人称做“海盗之岛”。但是它们后来都成功地扭转了形象。日本汽车的工艺水平如今甚至远远超出了美国老大哥，广受美国消费者认可。参考这些地区走过的道路， 我们就会发现，力求最严格最完美的质量标准 坚持更开放的更自由的舆论环境， 就是回应中国产品威胁论的王道妙法。
原题为“中国‘威胁’的不只是饭碗”，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 07月 25日
“人格魅力”：领导人一定有魅力吗
政治家是可怜的，因为他的一切都属于政治。即使是他的休闲爱好，也是舍命贡献出来的。就以温家宝总理的日韩之旅来说吧，他必须把每日的晨跑变成一种软性外交，一方面要展示自己公职身份之外的常人生活；另一方面则要把自己所代表的国家人格化在自己身上，亲切地和外国百姓交流往来。在这种情况底下，身为一个常人的温家宝与身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已经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了。这 就是政治公关的高级境界。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 但大家却又很避讳去谈领导人的政治公关， 似乎一讲公关就是虚伪就是造作， 冒犯了领导人的人格。 与此相反，我们喜欢说的是“人格魅力”，一种玄而又玄、没有人能界定清楚的特殊禀赋。于是一切在其他国家能堂堂正正地以公关技巧去分析的 语行为，到了中国这里就都成了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周恩来，他大概是过去数十年里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最出色的中国领导人，关于他如何在外交场合中保持立场也不失风度地与人交手的故事，一直传颂至今。那些故事几乎都能用来当做传授政治修辞与谈判技巧的教材，但是无一例外地，这些故事的结尾总是“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再一次地折服了对手”。
这种说法不仅无益于政治才能的专业培训，还反映了我们对于政治领袖的看法依然摆不脱老一套的政治家理想。根据传统，政治领袖虽然要精通形势，但他到底是个 “真人”，必须具备旁人所不及的上善性格绝世才华。而这些才华和性格是学不来的，因为它们是天生的。故此一个领袖越有“人格魅力”， 就越能证明他果然天生就是领导人的材料， 而我们则注定要拜服在他的魅力底下。 所以我们很容易有错觉，以为中国每一个政坛领袖都得是韦伯所说的 “克里斯玛型统治”（魅力型） 。所以周恩来的外交工作为什么干得好呢？原来不是他的手段高超口才了得，而是他有“人格魅力”。为什么他有那么巨大的“人格魅力”呢？原来是因为他是个天生的领袖！
坦白说，温家宝在这趟外访行程中展现的技巧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不得不服。他一到日本就吟了一首自己创作的俳句后来又跑去 打一场棒球，立意要借着日本文化的骄傲与日本人最喜欢的运动，拉近日本国民与他的距离。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都是精心设计的公关手法。可是在内地媒体的一片赞赏声中，我们却极难见到有人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虽然有人已经说出了温总理是在搞“慢跑外交”,但就是不愿点到“公关”二字， 反而还要再三祭出“人格魅力”这个中式政治语言。 这除了是传统的心习限制，恐怕也和温总理自己的行程主题有关。
温家宝的行程主题大抵可以用个“真”字总结，多掌声的国会演讲，他就极为罕见地公开披露整篇讲稿由头到尾都是他亲自操刀以 显其诚。 更厉害的是他还把经历过抗战岁月的九十岁老母亲也搬了出来， 说自己演讲完毕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她， 结果得到她的赞赏：“孩子，你说得很好，因为你说的是真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稿对日本的态度相当温和友善，如果连一个面对过日军刺刀的老太太 说它真诚，那么它就真能代表中国人和平宽大的诚意了。此举不但突出了温家宝的温情，还强化了他真诚的形象。
每个政治人物都该好好规划自己的形象，给它一个鲜明且有说服力的性格。身为一个政治家，温家宝选择的定位就是真诚。所以我们在电视荧光屏上看见的他总是面带诚挚温情脉脉，他的韩日之旅也不脱这个基调，因此方能令人信服。想想看，一个人要是老无谓地开玩笑，突然之间却又态度诚恳地说起自己的母亲，这会是什么效果？他能够叫人信任吗？可见任何外交场合上的公关手法还是得建立在一贯的形象规划之上。
由于温家宝这么注重真诚， 媒体就更不愿也不敢说他的公关了。 因为我们相信真心诚意和仔细的计算是彼此矛盾的两回事， 互不相容。既然温家宝是这么真诚的一个人，他的一切言语行动也就都 “发自内心”的了，怎能让“公关”二字给玷污？
真诚就一定容不下公关吗？天生的性格与后来加工的设计就一定是矛盾的吗？从政的政治家明明内向就不能强装张扬 明明木讷最好就别故作风趣。成功的政治家不该为自己规划一条违背自己性格的形象道路，相反地，他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突出强项掩饰弱点。
所以我们不应该回避温家宝的公关策略这个话题， 反而要从专业政治技巧的角度加以分析。 别小看政治报道和政治评论的语言现代化，这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
原题为“被神化的‘人格魅力’”，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 04月 19日
角色：一出好戏代替不了制度
不知从何时开始， “人格魅力”成为国内媒体一个形容政坛人物的常用词。怪的是尽管大小媒体成天到晚 “人格魅力”来“人格魅力”去，但从来没有人说得清到底什么是“人格魅力”。顾名思义，“人格魅力”指的应该是某种人格产生的魅力，但什么样的人格才会产生魅力呢？还是不同类型的人格都有发放魅力的可能？更堪琢磨的,是我们平民百姓有多少亲炙这些据说十分有魅力的大人物， 知道他们的为人如何？
以先后在一年间去世的辜振甫先生和汪道涵先生为例，他们就是媒体口中“人格魅力”的典范，但是我们却极少有机会去亲身感受他们的魅力。 我不敢也没有任何凭据去怀疑他们的人格和魅力， 我怀疑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媒体受众会如此轻易地接受关于这两位先生的描述，以至于他们成了传说，以至于“汪辜会谈”成了传奇。我们迫不及待地相信这些传说，是否反映了我们自己的愿望和投射呢？
从头细阅多年来的记录，每当谈到“汪辜会谈”，除了必然盛赞二老的身份地位、学识风度，另一项摆不开的要素就 “中国传统”。这种“中国传统”的味道不仅被说成是他们自然散发的雍容气度、儒者风范，而且还是交往过程中刻意营造的机巧。例如晚宴菜单的名堂与排序，双方引用的诗句，以及辜振甫唱戏的曲目，莫不带有传统中国色彩。更要紧的是这种借着菜名和诗词迂回地传情达意的做法，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在外交场合、谈判桌上最优而为之的技巧。所谓“汪辜会谈”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重点不是那些共识和原则，而是这场会谈的方式和过程本身就很有格调，本身就体现了国人久违的中国风味，堪称“佳话”。
分隔数十年， 两岸首回接触最宜采用这种古典中国的交际手腕， 把复杂的局势用一种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戏码呈现演出。 要演好这台戏，汪辜二老自是不二人选，但身为观众的我们更是愿意搬出我们的历史蕴藏去丰富他们的关系。举个例子，几乎所有对他们二人的回忆都很强调汪辜是知己知交，即使在后来相当不妙的情势之中，仍旧忧心为国；在关山大海的阻隔底下，依然体谅对方。但只要冷静一想，就会发现他俩实际上只见过两回，这份深厚的情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我们当然不可否定他们一见面即成知己的可能，不过在我们看来，二老最好是知交，因为这才符合我们的心愿，符合历史上经典故事的模式。
我们的心愿是什么？我们暗地里的期盼是把两岸关系当成兄弟般的关系，政治的纷扰化成自家人的误解；只要是兄弟，又怎能不一笑泯恩仇？只要是自己人，又有什么是谈不拢的呢？ “汪辜会谈”之所以成为传说，是它的个人色彩掩盖了政治本质，少了明刀明枪的硬朗，多了曲折朦胧的蕴藉。这正是中国式的政治协商谈判，把一切公共的都转化成私人的，将两个阵营的事压缩成两个朋友的轻酌浅唱。在这个意义上，“汪辜会谈”不只是一出当年两岸合演的好戏，还是投射了中国人集体记忆的两岸关系之具体而微的象征。
俱往矣，所有人都知道，“汪辜会谈”已成绝唱，这更增加了这个历史事件的传奇性，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二老“人格魅力”的感知。听说汪道涵先生曾托人送了一个筷子筒给辜振甫先生，辜振甫先生微微一笑，知道这是汪老的心愿:两岸“快统”。流言传闻自是不能尽信，但重点是关于二老的这类传说实在太多， 而且它们也只能发生在这两位老先生身上。 想想看， 这是一个何等“中国”的故事:凭物寄意， 取字谐音，真是风雅妙绝，换了别人换了其它场合，我们就未必愿意轻信了。
“汪辜会谈”之不可再，不仅是再也找不到这等分量这等身段的角色，也是大环境使然。从1992年至今，台湾社会在民进党“去中国化”的工程下，越来越强调台湾人的“主体性”。如果今日能够重开谈判之门，如果台湾仍是民进党执政，他们还会用这种形式本身就很中国的手法来与大陆谈吗？
我们最该问的问题，不是二老的接班人何在，而是以后要用哪种方式谈下去。假如世上仍有汪辜这般人物，自然不坏；但正式正常的机制对处理国家大事民族前途更是必不可少的。
原题为“汪辜会谈何以会成绝唱”，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 01月 07日
接班：为什么年龄是中国政治家的死线
看日本、英国、美国等几份大报的社论，他们对于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并没有给出什么特别的评价。相反地，香港传媒则注意到了一个重点，那就是胡锦涛在新一届常委亮相时特别介绍 “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
习近平与李克强的确是中国政坛的下一代，两人都不过五十多岁的年纪，大家在这年纪的问题上看到的更是中国政界新老交替的常规化，未来的中国高层政治将会变得更制度化，更有常规可循，而且更注重权力来自职位而非个人威望的正常原则。既然如此，为什么许多惯用怀疑眼光看中国的外国传媒仍然不为当前的局面所动？仍然奢于给点掌声呢？
说到年纪的问题，这可真是当今世界政坛的迷思，似乎大家都认同张爱玲的名言“成名要趁早”，觉得政治人物也是越小越好。俄罗斯总统普京固然年轻到了退任之后还要再当国会议员的地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过早退休”之后更是展开了政治生涯的第二春。这些领袖级人物的经历似乎证明了越年轻就越有活力越有创意，因而也越容易得到人民欢心的说法。难怪法国和英国现任内阁班子里也不少四十出头甚至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而下届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大卫·卡麦隆更是刚到四十岁的“娃娃脸”。
在这平均寿命拉长、人口渐渐老化的时代，世界政坛却出现了年轻化的异象，这是为什么呢？许多人呼吁延迟退休年限，再看一下这些国家的政治环境， 我们就会发现其背后的动力可能是年轻选民普遍的政治冷漠和逐年下降的投票率。 所以许多政党为了得到青年的认同，争取他们的选票，就纷纷推出了年龄和他们相去不远的新星，好把他们拉回票站。
其实，一个政治人物的能耐与他的年纪实在没有什么必然关系，日本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安倍晋三的短命任期就是个反面示范。年轻确实是卖点，但它不一定就是优点。综观这些产生了不少青年领袖的国家，它们和中国最大的不同是对从政者的年龄往往不设上限，反而只有下限。例如美国，你起码要到了三十五岁才有资格竞选总统，因为一国大任无论如何也不能交到乳臭未干的小子肩上吧？可是你若有办法赢得人民的信任，让他们觉得你老当益壮，你甚至可以像传奇性的参议员特尔曼(Stro Tmhurmond)那样一干干到一百岁。换句话说，纪在今天的选战里可能是耀目的招牌，争论的话题，但是在制度上，只有选票是老大。
中国政治的接班问题渐渐制度化了，但那些外国传媒却看不到。
原题为“政治人的年纪”，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 10月 30日
好官：一个人要有多好才能当官
我本来以为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辞职只是香港这小茶杯里的风波而已，没想到原来有不少内地媒体也很关注这事，不只报道，并且评论。它们的角度自然是要突出香港媒体的自由与发达，香港社会民意力量的强大，以及香港人对官员道德水平的高度要求。
的确，同样的事件要是发生在内地，首先就不会有媒体擅自发布甚至拍摄一名高官与性工作者把臂同游的照片。其次，所谓的“民意”也可能发作不起来，如果不是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不以为意的话。最后，官员更是犯不着为了这点小事就自行求去，除非是上级有压力。因此，朱培庆的丑闻反倒见证了香港体制的优点。
可是再细想下来，香港社会对官员道德水平的要求难道就绝无可议之处吗？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该如何要求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它该高到哪个程度？我们又有什么方法确保公职人员不会失德呢？回顾关于这次事件的讨论，可以发现，其实有不少人赞同朱培庆的解释，觉得他在公余时间自己花钱冶游是他自己“私人生活”的问题，与“公务”无关，所以他没有理由向公众交待详情，在这事上真正该问责的其实是他的太太。但与此同时，很多人又觉得他主动请辞是正确的决定，因为他的形象已经受损，而 “社会对于官员道德水平的要求是应该比一般人要高的”。
为什么当官的人一定要比普通人有道德呢？这其实是一个沿袭传统但未经推敲的共识好像从政者都该是圣人，不只比一般人聪明 能干，刻苦耐劳，还要比一般人更能抵得住欲望的诱惑，在道德操守上堪为天下表率。我相信任何人只要静下来想一想，都会觉得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 从政治权术的角度考虑， 如果一个政治人物不只从政成绩优秀， 还恰巧是个大善人， 那么他的声誉和威信自然更能令人拜服。但万一他只是个普通人，齐备了普通人皆有的七情六欲，而且不时有逾矩的行为，那么他是否就此丧失了从政的资格呢？我们该记住即使是孔子，也曾盛赞私德不够检点的管仲，说他有功于天下。难道我们竟然要比孔子还讲究道德吗？
但这又不表示政治家或者公职人员在操守上只要和一般人看齐就行了，因为他们占据了特殊的职位，享有非常的权能，与社会大众有特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应该抽象地要求他们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要从他们的职位和权能里推导出一组特定的道德规则，我们不能说官员的地位高所以品德也一定要高；我们该说因为官员占有特别的职位权能，和公众有特别的权责关系，所以才要有相应的伦理信条。简单地讲，从政者该遵守从政的专业伦理。如果一个官员破坏了这套专业伦理，他不只对不起他的职位权能，更会伤及公众利益。这才是我们应该睁大眼睛盯清楚的。
就以朱培庆这件事为例，他犯的错误大概有三条：一是光顾声色场所；二是被记者拍照时惊惶失措；三是事后透过属下香港电台的公关发表声明，说当晚他身边那名女子只不过是朋友的女伴。第一条错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是私生活的事，既与公众无关，也与其权能职位无关。如果我们接受性工作是正常的工作，性交易是正常消费活动的话，他甚至根本就没有犯错。第二条错误就更只是公关反应的技巧问题了，我们可以说他处理得不够机智不够成熟，破坏了他一贯的稳重形象，但这实在和道德扯不上边。
直至目前，香港传媒与大众最关心的就是这两条了。朱培庆被记者拍到的丑态固然是市民讪笑的题材，当晚他和那名女子到底干了什么事更是越挖越细，大白于天下。可是，那第三条错误却被大家轻易放过了，恍如过眼云烟。若按照前面所说的从政专业伦理来看，这第三条错误才是最严重的。首先，这是一个谎言那名女子根本不是朱培庆口中的 “朋友的女友”，而是他花钱请来的性工作者。政治人物公然说谎，当然会令人联想到他是否也会在关涉公众利益的事务上欺瞒大家了。其次，就算我们采取最宽容的态度，觉得这个谎言与公众无关，但它是一个很重大的错失，因为这个谎言是透过政府部门—— 香港电台的公关发出的。换句话说，朱培庆冶游也好，失仪也好，都和他的职位权能无关，反而他事后回应的方法才是真正违反了公职人员专业伦理，因为他利用职位和政府机器去撒了一个谎，与滥权无异。
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谎言看做焦点，却都跑去关心他那私人生活的作风问题呢？除了朱培庆担任公职三十年来建树颇多，尽忠持重，大家不忍多加追究之外， 这里还有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 且以美国战后两次著名的弹劾总统案为例， 第一次是尼克松， 第二次是克林顿。在尼克松案里,弹劾的理由分别是他隐瞒水门事件的窃听内情，以及动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等国家机器去针对政敌;在克林顿案里,弹劾的理由则是他在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上公然撒谎。任何人都能明显看出 ,尼克松所犯的罪行要比克林顿严重多了 ,他滥用职权破坏了美国的国家体制,而克林顿犯的却是一个严格来讲与公众无关的“私德”错误。为何在短短 20多年间,美国议会弹劾的理由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