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美国开始，最近三十年来世界上许多地方社会气氛都有道德保守化的倾向，公众对道德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香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与性有关的议题近来动不动就成了社会分歧的引爆点。更准确地说，这还不是道德的保守，而是道德的偏向。因为我们虽然很关心包括政客在内的公众人物有没有嫖妓，有没有婚外情，但却从不理会他们有没有同情心，是否仁善公正。对一些力倡道德重建的团体来讲，一个政治家是同性恋的罪恶甚至比他毫不关怀弱势群体的麻木不仁还要重一个议员可以言而无信，实际投票结果与他事前 所言截然两样，但他却绝对不能有婚外性行为，仿佛他的性生活和公众更有关系似的。莫非只有性才是道德领域的议题吗？
其次，媒体的琐碎化与相应的 “政治化术”(Spin)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报刊固然越来越喜欢政治人物的小故事，说说他们放假去何处旅行，孩子又在什么地方上学工作。同时政治人物也越来越不介意公开一点自己的私生活好营造一个立体的人格形象，让百姓觉得他 很亲民。加起来的效果就是把公众视线从更严重的政治议题转到政客的个人身上，如果今天的政客比从前少了私隐，狗仔队像追明星一样跟随他们，这也实在是大势所趋，咎由自取。
说回中国政治的现实，我们历来就很关心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直到今天，中央政府仍不时三令五申，要官员端正品行，可是，各级干部腐败失德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原因之一是许多品德的要求陈义过高，没有从官员实际拥占的职权出发，反而像是要先找一个君子才请他当官似的，非常不切实际。更重要的是，这些道德要求没有被翻译变化成具体的制度制约，根本就难以操作。例如我们都不想再看见官员为了一己私欲就大兴土木，为自己修筑豪华办公楼，为地方铺张大而无当的形象工程，可叫他们放弃浮夸作风就管用了吗？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品德的问题，而是预算如何编订如何管控的权力监督问题；与其奢言道德，还不如贯彻分权制衡的精神。
比起内地，香港或许胜在传媒上，但说到官员道德水平的准则，大家在观念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对政治人物操守的要求有多空泛，这条路就有多远。
原题为“对政治人物应有怎样的道德期待”，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 07月 21日
问责：飞机失事，部长下台
7月 25日，有一条对中国人来讲不大显眼的国际新闻：巴西总统卢拉炒掉了他的国防部长皮尔斯。直接原因是 7月 17日，有一架民航客机撞向圣保罗机场的一幢建筑，死了将近 200人；而航空交通正是国防部的管辖范围。有些巴西博客批评皮尔斯不识相，他早该在空难的第二天就自动辞职，根本不应该等到总统出手炒他鱿鱼，显得他很眷恋权位似的。
对中国读者来讲，这种说法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随着国际新闻的开放与增加，那种下头出事导致部级官员辞职的消息我们都听得太多了。例如2002年，英国教育大臣莫理斯就因为“高考”(A－Level)评分出了问题而挂冠求去。陌生的是我们很难理解这里头的道理，难道设置考试评分标准的是教育大臣本人吗？飞机失事，既不开飞机也不直接管理机场安全的国防部长又凭什么要下台呢？
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成文法律的要求， 倒不如说是种不用明言的国际常规， 它的根源就是“西敏寺体系”(Westmins Styesrtem，源于英国的议会内阁制)里的“部长问责”了。所谓“部长问责”，意思是一个内阁部门里头只要出现了贪污、政策失当和行政措施的失误，不管它的部长事先知情与否，也不管他是不是直接参与了那些犯了错误的决定，他都要负起责任；而负责的终极体现就是自己辞职了。
“部长问责”表面看来好像很不讲道理， 很不近人情， 但这个规矩其实是有源头的。 发源自英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讲究“二官分途”，亦即制定政策或为政策拍板放行的政务官，与负责政策建议和执行政策的公务员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享有决策权因而负有政治责任，后者专注于既定政策的实施因此负有行政责任。前者出错，受到的最大处罚就是断送政治生命；而后者则要按照既定规章调处。在 “西敏寺体系”里面，只有部长要上议会接受民意代表的质询，替下属部门回答一切疑难。遇上任何问题，他都不能说自己不知道；遇上任何挑战，他也不能推到属下的头上。理由是他乃民选的政治任命官员，有责任为全民监督那庞大的行政机器。
这是种常规，理论上你可以置之不理，可是你要是真的什么都不管，好官我自为之，那么接下来可能的政治危机就要拖累整个政府，结果就算不是立刻垮台，也会让执政党在下一轮大选中遭到选民的投票处罚了。由于有这么巨大的负担，内阁各部就得加紧监督下属，保证不出乱子，不让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
既然如此，何以实行总统制的巴西也要学这套英式的“部长问责”呢？这是因为这套“二官分途”的原则已经成了民主国家共有的金科玉律了，那位不幸的巴西国防部长虽然不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他到底也是民选总统自己任命的。更不用说美国偶尔会发生州里出事、州长辞职的情况了，因为那些州长根本就是州民直选的。
最近有些网上的舆论还在谈论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查处情况，觉得涉及官员只到县级好像还不够高，并且还动辄引用上述那种外国事例作比较。在我看来，这种比较实在是太不符合国情了。别的不说，就拿文官制度来讲吧，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务员制度，理论上所有级别的公务员都是有政治任务的，所有层次的官员也都有政治责任，因此用不着像西方那种“二官分途”、“部长问责”，动不动就“刑上大夫”(SARS时期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去职只是特例而非常态)。所以，有县级官员为黑砖窑事件负责也就很够了，山西省长于幼军公开道歉实在是超额完成了他的本分。
原题为“政治责任的国情差别”，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7年 08月 06日
喜事：中国政治仪式的风格
最近网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江苏省邳州市的李连玉书记开完十七大返乡，全市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的盛况了。光是看照片，就 知道百姓们真是高兴得不行了，不只铺上了平常明星专用的红地毯，挂上了写着“热烈欢迎李书记载誉归来”的标语条幅，更有腰鼓秧歌阵加上舞狮舞龙。至于公安交警的立正敬礼，医院护士的掌声花朵，那就更不用谈了。
网友们再追查下去，才发现除了这烟花处处飞的“欢迎仪式”，原来在李书记进京开会之前，当地也倾全市之力搞了一个极庄严极热闹的“欢送仪式”。于是一时之间，“土皇帝”和“劳民伤财”这些字眼就纷纷往这位照片里总是笑眯眯的书记身上招呼去了。
要批评这位地方官的“政治文明意识不强”很容易，说他肆无忌惮地过足领导瘾就更简单了。但我以为这个个案其实还折射出了一个更普遍的现象，而要认识这个现象，就得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听起来或许不是那么“政治正确”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会是件“喜事”？
的确，十七大召开之前，社会上的负面新闻和意外事件都少了很多，颇有天与人归的吉祥气象。看代表们投票的场面，也循例有欢乐的音乐当背景，与一般国家的国会要不喧哗闹腾，要不鸦雀无声的情况大异其趣。可是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十七大作为中国执政党最重要的决策会议应该是件正事，而不是结婚生小孩一类的喜事。
十七大是影响中国未来路向的重大会议，大家尽可以为新登场的一代拍手道喜，但这个会议本身却是庄重严肃的，用“喜事”二字形容反而只会贬低了它的真正意义。像李连玉书记这样的代表去参加会议，本是他分内的责任，再正常不过，又有什么值得热烈欢送兴奋欢迎的呢？一个学生上学，一个工人上班，皆是应有之义，他们的家人用得着天天在门口点鞭炮恭贺上学成功上班胜利吗这位李书记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好大喜功，也不在于劳民伤财；他的根本问题在于忘记了自己是个代表主人的公仆。我们何时见过有主人因为仆从做对了他该做的事，就兴奋地又放烟火又奏乐的呢？
原题为“政治责任的国情差别”，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 11月 08日
政府：它的界限在哪里
海外观察家在谈论中国的时候有一组固定的词汇，这组词汇表达了一整套框架。比方 “开放”与“保守”，他们很喜欢把这两个价值意蕴饱满的形容词加诸中国政府的领导层身上，辨识出谁是开明派谁又是保守派；而开明自然是好的，保守当然很坏。这套二分法依据的是一系列标准，例如开放舆论是开明管束私人企业则是保守。同样的形容词、同样的判准和同样的观察框架还可以套用在任何政策与事 件之上。就以刚刚落幕的“两会”来说，有人就说中国更开放了，但也有人反过来说中国变得保守了。
说中国开放，主要是因为《物权法》的通过，英国的《经济学人》甚至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在许多人心目中，社会主义国家居然要保护私有产权， 这难道还不是开放吗？说中国保守的， 则注意到了政府在加大教育与医疗投入的同时， 还会加强约束这两个领域的“自主”。更何况增加政府资源的投入往往也意味着政府规模的扩张。一个规模更大权力更强的政府难道还不是保守吗？
这些判断的前提来自于对中国数十年的历史观察。 回顾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的变化， 我们可以总结为“集权的弱化”或者“政府的撤退”。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府是“全能主义”的， 也就是政府全面介入了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 文化、 经济和社会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与社会空间是和政治领域高度重合的。自从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政府就逐步撤出各个领域、还市场自行运转的 空间，还社会自主管理的可能，还文化自由表达的机会。所以在海外观察家的眼中，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一段由保守迈向开放的进程。政府越后退，人民越自主，国家就越开放；相反地，政府介入得越深，社会就变得越不独立，国家自然就是保守了。
这种判断的根本问题就是太过简化，把个人与政府对立起来，分别放在天平的两端，仿佛只要一头重了另一头必然就轻中国不是 更开放就是走回头路。正好碰上近年关于改革开放何去何从的大讨论，本届两会变得格外令人瞩目，大家都急于从会议的决策看出中国未来的轨道。看见《物权法》通过了，就说这是官退民进，开放了；看见政府重新介入教育、医疗甚至房地产市场，就说这是官进民退，保守了。
其实今天中国政府真正面对的不是开放或保守的是非选择，而是另一个政治学上的根本难题，那就是应该如何定位政府的角色。假如改革开放前的全能主义政府是一个极端那么一个彻底退缩“最小国家”就是另一个极端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光谱是很宽阔的，要把自己放在其中的哪一个点则是既脆弱又敏感的选择。
很多人说过去近三十年来中国追求的经济发展是种不计环境成本与社会代价的“粗放型发展”，其实过去近三十年来的开放又何尝不是一种粗放型的政府撤退呢？教育医疗、住房和一连串的社会需要都不能没有政府的位置新自由主义梦寐以求的最小国家也未曾真正出现过。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问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子，都不是太过“保守”的结果，而是政府退得太远太快。
所以一方面订立了《物权法》 ，另一方面强化自己在教育与医疗上的功能的中国政府既非更“开放”，亦非更“保守”，它只是更敏感地在摸索自己的新角色。
原题为“摸索新角色的中国政府”，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 03月 29日
合法性：政府起码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就像以往的“东亚四小龙”，国家机器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形式保证的民众授权之上(如选举)，而是在于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至于大家认识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意识形态，其实只是一道黏合剂，让百姓感到自己生活的富足安定是国家的赐予，民族的自豪。假如民生凋敝，社会不安，再多的爱国宣传也挽救不了统治的危机。
难怪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这正是官方共产主义破产之后仍然力保政权不坠的不二法门。其中的等式是这样的：经济发展等于百姓生活无忧，百姓生活无忧就等于政府长治久安。
明乎此，便能了解近日“毒奶事件”的严重了。纵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商人的贪婪无良，还是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集体缺席。
早在今年二月，就有消费者向工商局投诉“三鹿”奶粉的质量有问题。但当局的回应竟然是要该名消费者先给两万块钱人民币，才能替他检测相关产品！作风就和救命得先缴订金的无良医院一样。如果政府连它该尽的本份也要收钱才做，谁还需要政府呢？何不干脆让民间自行开办产品检试实验室？说不定取价还能便宜点呢。
能够预先测知并且处理牛奶问题的部门有一大串，但它们全到哪里去了呢？至于地方政府，从石家庄市到河北省都曾接过投诉，他们的响应是什么？就算出动到了新西兰政府，他们依然默不作声。我很难想象新西兰总理打电话给温家宝，对他说“你们那里的牛奶出事了，他们没告诉你吗？”的情景。我只感到政府好像不见了。这是不是个体制问题？当然是！但它甚至已经和民主不民主无关了。就算是在“东亚四小龙”式的威权体制之下，这种无政府状态也很难发生。不要搞错，就算是邓小平式的强人统治，也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整体管治失效的情况。
政府已经不能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它还能够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吗？由次按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必将打击中国来年的出口贸易，我们的内需再怎么扩大也补不上那巨大的缺口吧？
如此一来，这个国家的合法性能不遇到空前的危机吗？到底有没有人在管治这个国家呢？肯定有，最起码还要有政府部门勒令媒体不得擅自报道毒奶事件，更不能发布类似这篇文章的评论。这是我最能感到政府存在的环节。
原题为“有人在管制这个国家吗”，发于“牛博网”2008年 09月 23日
特供：怎样区分君主立宪与共和
很久以前，有人递了一根烟给我，他神秘兮兮地叫我赶紧尝尝：“这是特别做给‘上头’抽的，外面没得卖”；这就是我的第一根“中华牌”了。后来，“中华牌”变得一点也不稀奇，满街都是，而我们这些 “港灿”此时也早已发现，真正做给 “上头”的其实是一种叫做 “熊猫”的烟。孰料去年开始，连香港机场免税店也在卖“熊猫”了，而且还是那种传说中的黄色包装。起初大伙儿还不相信，怎么“上头”抽的烟就能这样拿到街上卖呢？果然，又有一个朋友（同样很神秘地）提醒我：“别傻了，真正的‘特供’哪能这么容易让你见着。”
“特供”，特别制造以供应上峰的产品简称。 多么奇怪的东西呀，我小时候还一直以为英国才有这种事呢，因为英国是个有皇室的国家。想当年，香港不少商品都喜欢标榜自己是“皇室御用”，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我们小老百姓也能随便买到女皇她老人家的专用货呢？后来我才知道皇室“御”用原来不是皇室“专”用，一字之差，其异远矣。
其实，许多君主立宪国都还保有“皇室御用”的货品，英文叫做 RoyalWarrant，字面的意思是“皇家认证”，和“特供”不可同日而语。且以英国为例，它最早起源于1155年的亨利二世，是一种颁给商人和某些专门服务业者的荣誉。按照“皇家商人认证委员会”的规定，商家若是想得到这个头衔，它必须连续服务皇室成员至少五年，方可具备入围的基本资格。女王、王夫和太子 看得上的，当然是好东西，所以拥有这项荣誉的商人莫不以之为质量的保证，品牌的广告。
因此“皇家认证”绝对不是“特供”，它不是专门做给皇家专用的物品，因为这玩意的宣传效力正正在于让你知道你买回去的一块肥皂和女皇御用的完全相同。例如“皇室认证石油产品供货商”林顿能源公司，难道它会为了皇室特制一批街上买不到的石油吗？又如 “皇室认证报刊供货商”琼斯?雅留公司，本来就是英国最有名的报刊零售递送行；我想他们发给女皇的《泰晤士报》该不会和我看到的不同吧。而且这琳琅满目的商品服务全部都要付费，就算天王老子也一样要掏出真金白银。
前阵子网上流传“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的消息，许多网民都很愤慨，凭什么有些人喝的牛奶就是和我们不一样呢。后来官方还特地出来否认有这个机构。其实我就知道这是个谣传，好歹我们是共和国，怎么可能会有比丹麦、英国和日本这些君主立宪国还不如的“特供”呢？
可那些“没有包装的熊猫”与“瓶底印了面小国旗的茅台”又是怎么回事？莫非它们全是子虚乌有的民间传说？万一它们是真的，难道我所理解的“共和国”概念竟然是西方霸权的产物，和我浩浩中华的语境颇有不同？又假如这都是谣言，假如我那些说话特别小声的朋友原来全在撒谎，为什么我们又一直愿意去相信“特供”的存在呢？也许这说明了大家的国民意识有问题，分明活在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心里却总还残留着君高民卑的封建思想。
原题为“英国才有特供”，发于“牛博网”2008年 10月 07日
民主：一种自我修正的漫长道路
马英九赢得了选举，几乎所有人都说这是场“民主的胜利”，原因之一是台湾人民在这次选战中表现出来的高度理智。从前盛行的买票与“奥步”渐渐退隐，选后曾经会因愤怒而聚众闹事的群众也都静静归家。经过一轮政党轮替，过往长期执政又熬过了八年在野岁月的国民党，如今应该变得更谦卑，更懂得行使权力应有的戒慎之心；曾经由异见分子一跃成为掌政团伙的民进党，现在也总算尝过了手握大权的滋味和权力带来的诱惑，应该可以在未来的岁月里检讨己过重新出发。
然而，很多人赞赏这次台湾选举的理由却是：绿营等急独分子终于下台了。换句话说，是这趟选举的结果令人满意。且让我们问一个假设的问题：假如赢的是谢长廷，那是否就代表台湾民主没有胜利呢？假如台湾人选出了绿色的民进党执政，那是否就表示民主始终是一个不大好的制度呢？
没错，台湾过去八年来的种种乱象的确叫许多人看傻了眼，不少心仪民主选举的人都为此感到痛心疾首，大家盼了那么久的民主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吗？台湾著名评论家杨照曾经在《10年后的台湾》中说过一段令人感伤的话：“……我清楚记得，自己年少时候，被美丽岛事件与军法大审震骇，领受到那股历史性的悲剧感。国民党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 ……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前面，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台湾的民主就是这么来的，是由一代又一代像杨照这般的知识青年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来的。可是，最后他却发现：“我们万万也没料到，民主制度建立之后，我们当年持守以信仰民主的价值，人的价值，文化的价值，所有崇高的、伟大的、深邃的、美丽的，竟然都被民主给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了……多么大的讽刺！”
如果连杨照这种曾经打算身殉民主的人都对民主感到心灰， 我等隔岸观火的看客岂不更该深思民主何价？于是又有些抱持政治实用主义的论者，乘机指出民不民主为其次，只要政府确保国泰民安，领导层清廉有为，任何制度都是可以的。若说集权导致腐败，难道民选的陈水扁就很廉洁吗？可见民主实在保证不了什么。
正当大家都在关注台湾选举的时候， 不丹这个小佛国的第一次大选却好像被我们忽略了。 要说“和谐社会”， 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标榜“国民快乐指数”的不丹更和谐的了，虽然也有驱逐少数民族和限制资讯自由的事，但它大体上还是个人民生活安稳的地方。曾经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国王凯撒尔年轻英俊， 深受国民爱戴， 他一力推行民主选举， 要把百年帝制终于己手。 不丹国民不只不欢迎， 还感到非常疑惑，“我们的国王那么好，为什么要民主呢？”铁了心的凯撒尔硬生生地把下属大臣训练成两个彼此竞争的政党，甚至命人“演出”一场“街头示威”，好叫百姓习惯民主生活(事后，有些淳朴的不丹国民居然受惊报警)。对于国民的不解，他的答案很简单：“你们今天或许拥有一位好国王，但是谁能保证以后的国王也会这么好呢？ ”诚哉斯言，就算现在的政府再好，谁能保证以后的政府也会这么好呢？陈水扁确实很糟糕，但民进党毕竟还是给人唾弃了，不是吗？这不就是民主选举的自我修正吗？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算民进党再次赢得大选，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失灵，我们就能否定民主选举的价值了吗？过去八年以来，不断有人拿台湾当作民主的坏榜样，从高层的腐坏到底层的盲目，从媒体的恶俗到“立法院”武斗，一切问题都可以算到民主的头上。如果这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粗暴推理，那么我们还有另一种比较精致的诡论，那就是说中国文化并不适合民主选举。近年流行一种近乎清谈的 “文化分析”，总是玄而又玄地高谈“文化特质”和“民族性”，总是动不动就从个别的现象迅速上升至“文化层面”，貌似很有深度，实则反映了基本社会科学知识的匮乏。我们真能如此简单地把民主失效归因于文化吗？
依据最一般的历史见识我们知道现代民主其实是种很年轻的政体，而且远远未臻完善。美国的民主不是突然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早在独立以前，北美十三州已有过百年的地方自治经验。英国的民主更是从大宪章以来，匍匐前行地实验了几世纪，才有今天的格局。饶是如此，英美的进步人士仍觉得现行的体制缺陷重重，提出了种种对治的方法。例如针对当前公关手段横行，选民不熟悉各候选人政纲实质差异的情况，于是有了“审议式民主”的理论和投票前政策讨论日的建议。由于财团势力高涨，政圈权贵勾结商界精英的问题日渐肿大，所以才有左翼学者勾勒出种种代议政制之外的“激进民主”构想。可见即便是国人心目中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也还大有改善的空间，我们又怎能奢求台湾地区在十几年间变得毫无瑕疵呢？
民主或者不民主，从来不只是有无之间的是非题；我们不能以为从威权体制到民主政体就是个从无到有的简单一跃，或者开电灯般地一按按钮就有了光。相反地，民主没有终点，它是一条漫长的演进过程。不只如此，民主也是一种十分脆弱的机制，一个业已民主化 国家不仅要面对种种问题，甚至还会往后倒退。因此，政治学界除了研究民主化的进程之外，近年也越来越关注“去民主化”这种昔日不受重视的现象了。
其实，单是从各路记者在台湾大选期间得到的透明化招待，与各派政治人物的开放态度，我们就该为台湾短短十多年间的变化感到讶异了。可别忘了，不过二十多年前，参加示威游行还是一件令许多如杨照这般反对派要打从心底发慌的大事。
台湾在过去十多年间产生的各类困难， 多是民主转型的问题， 多于民主体制本身的毛病。 民进党和绿营分子喜用“转型正义”(transintailojustice) 去包装诸如“中正纪念堂”更名等刺激民粹的行动，固然是滥用和误解了此一概念。不过话说回头，“转型正义”本身确实是很值得重视的课题，由威权体制蜕变为民主政治，一定会有许多前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隐疾需要省思清理，绝对不是一两场选举解决得了的。例如民进党政府最爱用来“消费”国民党的党产问题、白色恐怖与 “二二八事件”，这全是两蒋在位时埋下的政治包袱，民进党借之炒作固然不对。但要是国民政府当年早早自行了断党国不分的恶习，早早清理自己犯过的错误，连战和马英九等后人又何须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受辱呢？台湾的民主实验充分显示出了转型的艰难。如果迟早要踏上这条不归路，那么一个具有威权性格的政府就该及早准备，明智并且负责地为未来铺下更顺畅的路基。
说到基础， 很多人会说民主很讲究人民素质， 以台湾当年的平均教育水准和财富积累， 一路走来尚且跌跌撞撞， 更不用说其它地方了。这也没错，实行民主是很考究人民的 “公民能力”(civilciteracy)；但我们又不能等到大家都把书念好了，考试也及格了，才开始试行民主。因为“公民能力”的培养，除了教育之外，更要依靠实践。例如“公民能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理性沟通与妥协的能力，它不是从书学来的，而是来自言论开放的环境中的日夜浸染来自参与决策过程的经验积累。就像游泳，没有人是在陆地上学会游水的，你不大胆 下水摸索，你就一辈子也别想成为游泳健将。
如果这回台湾选举的胜利者是八年来劣迹斑斑的民进党，顶多也只能说是台湾人民民主学步的临时顿挫，前路漫漫其修远兮。从这种历史的宽度来看，台湾人现在表现出来的成熟反而是奇迹了，社会变化的过程竟然可以快到这个地步。我想起了人人称羡的香港廉政，其实它也只不过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罢了，在我成长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香港还是个警察四处索贿的地方，你能够相信吗？政治的改革，社会的变化，固然要放在足够长远的尺度下衡量；可一经启动，它有时又会迅速得出人意表。
原题为“假如民进党赢了，民主就是个坏东西吗”，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 11月 14日
民意：官员需要公布自己的电话吗
据说中国的政治越来越开明，越来越注重民意了。证据之一是有些地方官员开始公布自己和下属的电话欢迎人民随时致电。证据 之二是两会期间，各大网站论坛都开了专页让网民提意见给领导人，因为领导人会上网收集民情。
可是在我看来，在国家两大民意代表机构正在召开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大会这些好消息简直就是最好的讽刺。假如政协和人大真能如实代表全国各地各阶层的民意的话，假如他们全都有机会把自己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收集到的意见带到最高层级的话，假如整个政府的决策真的来自于对这些意见的尊重和分析的话；我们还用得着让那些用心良好的官员忙着接电话，还用得着领导人在网上“微服出访”吗？
没错，即便是号称最民主的国家，也会有民情不能上达，政府行动不完全依循民意的时候，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讲，这叫做 “政治沟通失效”。无奈的是，只要有一个规模不算小的行政部门，只要走的是代议民主政治，这种政治沟通的失效就必然存在，问题是程度上的大小。那么，中国的政治沟通失效是严重还是轻微呢？
理论上讲，中国的民意传达机制应该是很厉害的，因为我们根据对两种政治力量主轴的分析，分别建立了涵盖面极广，层级相当精细的两大套体制，也就是人大和政协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会不时听见有些地方的百姓要高呼“请温总理过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还会看见有那么多的网民在论坛上声称自己要反映底层最真实的情况呢？
也没错，任何政府都要在既存的议会和民意机构之外另开蹊径，或者经常委托专业机构做民意调查，或者仰赖专门的智囊组织时刻跟踪舆论以归纳民意的走向。然而，这一切要不是为了比反对党更快更准地掌握民心，就是要弥补既有机制的种种不足。而原来那些正式的民意代表始终是政治沟通的骨干，再不济也不能变成纯粹的装饰。
每次看见那些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大代表在镜头前端坐听讲或者埋头笔记，我都会生起奇异的感觉。这些代表平常也会这么穿戴吗？我想不会。我知道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如此着装其实是个很重要的表态，他们要在这一年一度的盛会里昭告天下：我是代表
每次看见美国媒体煞有介事地在报刊的小花边上报道总统如何亲笔回复一个七八岁的小孩的来信，甚或打电话去和他聊天，美国的读者大概也会莞尔。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白宫几成习惯的表演老招，明明有现成的民意机构在运作着，总统他老人家偏要来这招表现自己的亲民，表现自己率领的政府是何等地重视民意。
其他人当做花招的东西，在我们这里竟然有点“玩真”的意思。如果官员非得要回复电邮和接听电话才叫做开放问责，我们是不是出了点问题呢？
原题为“听电话的政治学”，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 03月 09日
投票（一） ：为什么有时候它是不道德的
想像这样一个情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地方的居民突然全部迷上了生命意义的问题。他们不只躲在家里沉思，而且还在街道、商店和公园这些公开场合里热烈讨论做人有什么意义。日复一日，如此下来，这个社区的上空仿佛蒙上了一层阴影，大家都活得非常沉重，甚至生无可恋。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那一天，这个社区的主管部门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方案，与其继续沉溺在无边而磨人的争论之中，不如以实际行动解决大家的痛苦。什么实际行动呢？那就是以公投的方式去决定全体居民日后的生命走向，要不就是忘掉这个问题然后行尸走肉般地生活下去，要不就是集体自杀一了百了。
这叫不叫民主呢？假如我们宽泛地把民主界定为一种集体决策的方式，那么全民公投当然是民主的。这又算不算是一种合理解决问题的办法呢？那就要看它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了。如果这个社区的公投结果出来了，五成多的居民都选择了自杀，剩下那四成多的居民是否也该遵照民主原则跟着去死呢？当然不能，因为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再怎么讲究民主，也不能让其他人替我决定做人活着到底还有没有意义。这个例子当然很极端也很荒谬，现实里不可能有机会出现。可是我想用它说明的道理却适用于最近发生的一个新闻事件上那 就是北京酒仙桥“危改拆迁”的全民公投事件。
居民迁拆是近年中国面对的一大社会问题，许多矛盾和冲突都来自政府和发展商的权力过大，而最受到影响的居民则根本没有说话表态的机会。其实整部人类城市空间发展史就是一个权力分配与斗争的历史。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笼罩下，哪些建筑应该拆掉建新楼，哪些人可以住进城中心，几乎全是国家机器由上而下的 “神目式”(God’sview)规划观与资本的逻辑来决定的。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居民参与的规划方式开始在西方兴起。许多城市都有过成功的经历，既能民主地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也能在维护老区和城市更新之间找到平衡之道。今天的中国，最宜大规模地引进这套已经发展了数十年的规划方式。
然而在酒仙桥这个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改拆迁”工程里，发展商和当地政府部门却破天荒地想到了“全民公投”这一招，让居民决定要不要接受当局提出的方案， 是该搬还是不搬。 很多人都说这只是“表面民主”甚至“假民主”,把原以为会博得一片掌声的当局骂得十分不堪。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民主真假的问题，而是投票这种决策手段适用范围的问题，例如个人房产的归属到底可不可以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集体来决定呢？在这个问题的背后， 我们会看到一个更深层也更根本的概念， 那就是权利了。 现代权利观其实包括了一揽子的基本人权，其中最核心的自然是一个人对自身生命和身体的自主权由之派生的最重要权利则是财产权了。但在现代民主运动史上，财产权起到的 作用反而更大。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构思的契约论， 就是假设人民为了维护自己身家性命和产业的安全， 才愿意把部分权力让渡给君主与国家。而在实践上，现代民主强调的人人平等则是来自罗马法有关财产的规定，中古封建时代延续了这套规定，保证有田土的领主也拥有相应的司法地位和政治权利，使得后来迫使英国国王签署《大宪章》的贵族们有理有据。总而言之，财产权是一种核心人权不能被人用 “民主”的方式削夺，因为它正是民主的基础之一。
因此，用公投决定一个区的居民接不接受拆迁，其荒谬程度仅次于用公投来决定大家要不要自杀。酒仙桥“危改拆迁”事件是一个上好的教科书案例，可让大家上一堂人权课。
原题为“西方传媒持有什么偏见”，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 06月 21日
投票（二） ：不是民意的表达，而是民意的决定
平均一个星期就会接到一次这样的电话录音 “你好，我们是××报业的调研中心，现正进行一次电话民意调查……”每一次我都立刻挂机。如果是真人打来的，我也总是有现成的理由拒绝：“对不起，我在媒体工作，按照问卷调查的常规，是不能接受访问的。”
活在香港，有哪一个人没碰到过这类调查？香港人每天都在发表意见，而且是对每一项事物都有意见。民意调查已经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这周日就是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投票日。据调查显示，这一届的投票率有可能会比上一次低一位茶餐厅的茶客告诉我：“那是因为民意调查做得太多。既然我们的意见早就被反映过了，干嘛还要去投票呢？”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教书时，一个学生的疑问： “如果民意调查做得够科学，那种针对单项议题的公投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 其实，各国大选的票站出口调查早就准确得渐渐迫近真实的选举结果，会不会真有这么一天，民调成为民主制度的主要工具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先绕个大弯，谈谈所谓的“网络民意”。
近年来，内地许多政府部门纷纷在网络上公开征求人民的意见。各地各级官员领导，也不时上网会会网民，回答几条网友提问。我真心相信，他们平常有空是会上网的，浏览各大论坛，看看热议话题，观察网友的思绪和倾向。这是不是件好事呢？当然是好事。只不过，所谓的“网友热议”其实也可能是个迷思。网络论坛里往往是看的人多，留言的少；而且是极少。且以知名博客和菜头为例，他说：“以我的Blog为例， 日均访问量是一万个独立IP， 这意味着每天有一万个人来访问。 在这一万人里， 回帖发表意见的人有多少？平均每天不超过100帖，也就是说只有 1%不到的人会参与讨论。”如果仔细查看所有网络论坛上最受追捧最受争议的帖子我们将不难发现部分网民其实都 是沉默的潜水艇。他们来了，他们看见，但是他们不说话。潜水艇为什么不浮出水面呢？有可能是觉得想说的话都已经被别人说完了，也有可能只是没兴趣，或者懒得打字。至于那些留了言的，不管他是片言只语还是长篇大论，则一定是比较有情绪有意愿也比较有闲的人。真能把后者的话当成前者的心声，以部分网民的留言为全体网民的民意吗？然而，我们还是很笼统地说“网民认为××××”。也许有一天我们真能找出一套工具去精准地分析网民留言从里头 萃取出全民的意志。也许有一天，民意调查的方法已经进步到了误差极少极少的地步，不用投票，我们就知道选举的结果。
即便如此，选举还是必要的。因为投票和民调的分别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本质的。人的意见浮动不居，今天喜欢吃苹果，说不定明天就爱吃橘子了。对于一项公共议题，刚开始，我可能有一个粗糙的感觉，所以我的反应也是初步的。等到后来消息更多，所知更全，我的立场可能就不同了。而民意调查总是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至于投票，则是这个过程的决断时刻。面临一次投票，我必须很自觉地主动搜集资讯主动思考辨析，因为我知道它不是简单的意见表达，而是一次决定性的抉择。餐馆点菜，餐牌刚到手，你大可以左挑右选自言自语，但是当侍者记下菜名转身而去时，一顿饭的好坏就这么定下来了。菜不好吃可以退回去，但选出来的人不理想就只能等下回了。
马英九现在的民意再低，台湾人也不能叫他随便下台；当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不顾高达七成的反对民意，悍然出兵伊拉克，英国人能奈他何？除非发动罢免，而那是另一次的决断了。为什么选票常被认为是“神圣”的？那是因为它是一个你必须承担后果的决定，它不是你兴之所至的一句感叹一则留言。“尊重民意”和“人民决定”的政治之不同，就在于前者的人民其实不必负责，后者的人民却要背上千斤重担。尊重民意的施政当然很民主，但它和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恐怕还是不同的。所以我对那位声称不必投票的茶客说：你这周日还是要去投票的，除非你觉得不用负责的人生真是幸福真是轻松，只想当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看客；又或者你认为代议政制还不够民主，那么就该站出来大声要求更激进的民主实践。
原题为“投票不只是为了表达民意”，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 11月 14日
历史：一种中国式宗教的衰亡
中国国家主席最近提出了包括“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等八项教条在内的“八荣八耻”， 目的是要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 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 一时之间，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八荣八耻”这个最新的“中央精神”。
提出这样的道德信条，学习这样的“中央精神”，背景当然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败坏得可以；为官的欺上瞒下，贪污不过百万不成新闻；经商的不信不实，伪劣仿冒几如必然常态；至于所谓的“重大”工业意外、刑事案件和非法征地，更是无日无之。“旧社会”的四维八德和各种传统宗教给摔了个稀巴烂，“新中国”倡导的马列主义价值观则沦为口号，中国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的局面老早就不是新闻了。
美籍印裔学者杜赞奇(PrasenDjuiatra)曾在其名着《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至 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传统中国社会基层有自己的文化网络，调节了各方的权力，维持了民间村社的自行运转。但是进入 20世纪之后，国家权力深入拓展到各个地方，却出现了“政权内卷化”的现象；也就是国家政权愈是加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地方的社会愈是破败，政府愈是腐化。原因之一就是原有的文化网络失效，政府的威权取代了传统士绅族长赖以维持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比如说关帝。崇拜关帝不只是民间的“迷信”，也是传统帝国认可的行为；对种地的农民来说，关帝可保风调雨顺；对皇权来讲，关帝是忠君价值的终极体现。政府不只不破坏民间的祭祀结社，反而积极介入出一把力，于是一个关帝，政府民间各取所需，互相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