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关羽演变为神的历程，是中国历史发挥宗教作用的经典示范。一般不识字的百姓或许看不懂《三国志》 ，但是尊崇汉蜀的小说《三国演义》却能透过戏曲等各种民俗文艺，把一套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人物角色与是非判断灌注到帝国全境。帝王不需要提倡任何 “荣辱观”，他只需要认可早在民间流传的人物典型和正统的历史观。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惹起了中国知识界和网民的激烈争论。这部电视剧把叛明降清的施琅美化成民族英雄，因为他率军攻克郑成功后人治下的台湾，“维护了民族的统一，神圣领土的完整”。 这样的主调当然会引来非议。 首先， 除了在福建沿海的少数地区之外， 施琅一直都被人称作“汉奸”。 因为他曾两度背叛南明王室，先随郑成功抗击清军，最后又倒向满清收拾了明朝的最后据点台湾。 其次，郑成功是两岸共尊的“民族英雄”，如今若连施琅也是民族英雄，那么该置郑成功于何地呢？第三，郑成功现在也被台独抬作建国先祖，施琅则是他们贬损的“小人”。中央台这套剧集针锋相对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 此剧最早的倡导者陈明被认为是大陆“新儒家”的代表， 他直言不讳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 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
关于施琅的历史定位，可以牵扯到中国历史“正统”观的理解，和民族主义形成的问题， 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在这里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件事来侧击中国社会价值真空的原因，那就是传统史学作用的沦丧，和独立知识分子的缺席。
我们先要了解，满清对于向自己投诚的明室旧臣并不客气，干隆 41年甚至编纂了《贰臣传》甲乙两篇，列出了 157个“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大节有亏”的人物， 其中包括了洪承畴这些大清洪业的功臣。 反过来， 倒是郑成功逝世之后， 康熙亲书挽联一副：“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其间褒贬对比，一目了然。这种做法摆脱了一时的功利计较，肯定了中国历史中永恒的忠奸观念，其政治智慧之高，比起今天某些人仍不愿全面认同抗日国军功绩的态度，相差岂止道里？
满清入关，面对一些儒生基于种族立场的华夷之辨，不得不追求文化上的正统。例如雍正就在《大义觉迷录》里说： “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群聚，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 …… 舜为东夷之 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有时候还得加倍努力，要比前朝做得还多。比方说康熙就每日找儒臣入禁中为自己讲经，他亲诣曲阜孔庙的时候更是“步行升殿，跪读祝文，行三献礼。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实为历代帝王所不曾有”。
饶宗教授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尝言： “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 ”清初诸帝明显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统，让自己的统治得到毫无疑义的合法性。但是要有这个正统，其前提是独立于王权和现实政治利害的史学， 及维持这个史学道统的知识分子。 所以饶公又说：“……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 道德评判，其由来甚远，实为中国史家之优良传统…… 历史上之裁判，既为史家应有之责任。所谓 moraljudgement，“西方或者决于神断，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为裁断，凡人之终，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谓神断之秤，不如历史之秤。”
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历史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教育，这种想法骤听起来很迂腐也很不科学，却的的确确是中国“旧社会”价值维续的枢纽。所以历代王朝都很注重历史，希望自己的政权合乎历史中的正统，赢得百姓的认可。但吊诡的地方就在于政权既要利用历史，又不能过度扭曲它，尤其是贯通其中的褒贬原则，否则就会弄巧反拙，混淆是非之余还断送了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有“史权”的说法，表示中国史家和知识分子秉笔直书，自成一独立系统，可以制衡皇权。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阅更不能更动内史书写保存的“实录”。
可是自从 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国政府发动以无产阶级的立场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之后， 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就被彻底颠覆了。它不只翻转原有的褒贬原则， 孔子变为不学无术满腹祸心的“孔老二”,秦始皇成了只可颂扬不得损抑的明君；而且还把历史化作完全服务于眼下政治需要的奴才。且看这场革命的两大口号：“厚今薄古”和“先红后专”,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现实的需要去了解过去，后者则是要站稳党的立场去解释历史。 到了文革， 梁效等笔杆子甚至说写历史可以“七真三假”﹗于是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就说文革集团“抓史学， 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捧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见逯耀东《史学危机的呼声》)
我没有兴趣去争论施琅的问题，只是想指出，如果一个号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者为历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眼下的政治需要，那就实在太可悲了。但再转深一层，就知道这不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整个世代史学地位沦丧的结果，知识分子群体堕落的表现。当历史可以尽管利用， 它的利用价值就会破产： 当知识份子放弃了自已的批判角色， 他们对政权的美言也就不再可信。 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政府以全能的姿态强推一套道德观，我们又怎么知道它明日不成黄花？
原题为“春秋既亡 贼子何惧 ”，刊于《明报·笔阵》2006年 04月 19日
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历代史官以 “实录”的方式，尽力客观地记录国朝上下发生的大事。虽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为尊者讳；虽有天灾人祸诸端异象，亦不必笔存忌惮。然后把一切留诸后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来。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据前朝留下来的记录，再替它修整成史。这是后人对前人的责任，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你可以篡夺人家的王位，消灭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夺走人家的记忆，以及历史。同时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将来有一天你的子孙穷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业倾颓败坏，你的一切也将为人纪念，一如你纪念前人。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若含寃而死，良民若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
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毁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有见于部分四川震灾灾民群聚法院，打算状告政府忽视学校建筑工程，导致子女魂断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发表了一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他劝告这批捧着遇难子女遗照的家长应该先让政府全力救灾，整顿好堰塞湖的危机与人口流动的问题，不要急着在这一刻诉苦申冤。余先生还动之以“大局”之情，他说：“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他又呼吁团结，因为“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要是“横生枝节”的话，“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 ”。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立刻惹起一片争议。我想余先生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独立文人的位置，袭用了近日非常流行的“震灾大局观”。根据这种观点，灾难当前，全国人民应以大局为重，有任何质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暂时不提） ，以免阻扰救灾。问题是相信这种观点的人从来没有解释过“异议”到底怎么阻缓了救灾，难道有人怀疑地震预警没做好，军警搬石头的手脚就会慢了下来吗？难道有人要监督捐款的使用， 地方政府就不再理会幸存的灾民？最奇特的一点是这些论者似乎以为整个政府乃至于全国十三亿人都在忙着防洪 所以大家要“团结”，千万别分心。例如这批家长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诉，余先生为什么会觉得这叫做不识大体呢？莫非连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导堰塞湖，所以没空接受状诉？
再看余先生十分强调的“反华宣传”，我们当可发现余先生其实是怕一群家长哭诉豆腐渣工程的场面不好看，会被“反华势力”利用，有损国家形象。如果这批家长愿意忍一忍，等那些还在关注灾区的外国记者散得差不多，那么国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不过我们应当仔细地把政府从这里所说的“国家”抽出来，因为镜头下的示威场面不必然损及包括示威者在内的灾民，它真正损害的其实只是当地政府的形象罢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观”主要还是“当局观”。话说回头，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习惯，动不动就叫人“顾全大局”，虽然明明想的是当局。似乎大家都和领导人很熟，都没拿自己当外人。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见到许多他转贴的文章和来信，尽是一片称赞美誉。有的说“那些灾民被说服了”，有的认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现了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格水平”，更有人发现网民的骂声不只骂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击，结果都增添一次光彩”。余先生文彩动人，向来粉丝众多，得到读者的真心拥护，不足为奇。只是在这件事上，我建议余先生和他的粉丝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换个人民的角度。
同样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同样是替政府思虑，钱钢先生则指出 “在更漫长的救灾日子里，灾民们可能的群情波动，政府都应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他还“恳请指挥者，慎用‘破坏抗震救灾’的罪名，温和化解灾区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值此非常时期，‘和谐’二字，何其珍贵！”（ 《政府要以最大仁厚面对灾民情绪》 ， 《明报》 ，2008.05.18） 如果更进一步站在那些家长的角度来看，他们刚刚经历丧亲之痛，那种悲愤难道还要让位于政府一时的形象问题吗？何况他们只是控告政府，不一定表示政府有罪，大家在法庭上梳理真相，岂不更添依法治国的光彩？我想恰恰因为有媒体在场，无告的父母们才要更加卖力地嘶喊。这是传统智慧中迫使当局正视事件的理性行为，也是间接替全国无数学子争取安全环境的义举。
在这种时候，仍然要他们忍气吞声，回去默默流泪，无异于在公众面前删除他们的声音，在新闻构成的历史中抹消这一段不好看的记忆。提出这种要求，的确是要含泪的。
其实我们做文章的人，何尝不是在向历史交代呢？
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讲话，都会在这个年代成为存档，再交予后人查考论断。中国不算是一个宗教主导的国家，往往以历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识分子，更是不愿多言死后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许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却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原题为“历史？还是大局”，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 06月 14日
创世神话：新中国的历史问题
前一阵子北大校园出了件趣事：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央电视台合办了一场论坛，兴致勃勃地请来一批经济学家畅谈改革开放三年来的成果。在这样的场合底下，没想到有两位经济学家很不给面子地发出了惊人的尖锐言论。首先是茅于轼先生就着近日城管打死人的事件痛批城管制度。 接着是吴敬琏先生在压轴座谈会上语带嘲讽地问央视主持人：“我看茅先生刚才那番话， 你们肯定是要剪掉， 不播了吧？”然后话锋一转，吴先生又说起了央视红极一时的纪录片《大国崛起》 。他说自己只看了第一集就看不下去了，原因是里面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吴先生回头再问台下的听众和学生：“有‘三年自然灾害’这回事吗？”在大家一时还会不过意来的时候，吴先生又引述刘少奇当年的名言，且更进一步指出那三年的大饥荒几乎完全就是人祸。于是台下掌声一片，主持人尴尬地说要回去检讨，整场座谈会不久就提前结束了。
茅先生与吴先生都是常常惹起争议的人物；但这一回他俩的坦率直言我以为不管是自由派还是新左派，不管是庙堂精英还是草根愤青，都应该为他们鼓掌喝彩。因为按照自己的学术良心与知识修养说真话，乃是一切知识分子都该共同享有共同认定的根本品格。我们可以不同意一位学者的某些言论，不赞成他的既定立场；可是我们必须尊重他对着权力说出自己相信的真话的勇气和尊严
于是问题就来了，茅先生和吴先生到底说了什么真话？他们的言说面对的又是什么呢？在那一天的论坛里面最刺激的当属吴敬琏 先生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从台下的掌声看来，大家一定都很认同他的意见。可是一个人说了番人人都晓得的事实，又有什么好喝彩的呢？假如我今天煞有介事地向大家宣布太阳果然是从东边升起的， 会得到掌声还是笑声呢？换句话说， 吴先生一定是说出了大家都明白，但某些人硬是想回避甚至否认的道理或事实。
虽然有许多学者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曾为中国的现代化立过功劳，认为这些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大社会工程替今天的荣景奠下了基础；但是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坚持随之而来的大饥荒是纯粹的自然灾害了。当年平江一位农民写的那首词：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已经成为那几年最有名也最真实的写照了在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号召底下，中国出现了亩产万斤的奇迹，大如人的玉米“怪物”……那些欺上瞒下的数字甚至影像掩盖的是过千万人的死去（到底那三年死了多少人，还是个备受争议的谜团，最高的估计甚至达到四千万） 。最令人气结的，是种种政策失误造成的后果在当年不只被掩盖，还要上升为政治路线斗争的论题，而听过老农诉苦，真打算为人民鼓与呼的彭德怀却被残酷斗倒。
吴先生说得对， 现代中国史上真没有“三年自然灾害”这回事， 有的只是人祸， 所以连官方也早把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命名为“三年困难时期”了。 既然如此， 为什么大家还要为吴先生那番“太阳必从东方升起”的大实话喝彩？为何这番话果然没出现在央视的转播之中呢？原因我们都知道，因为大饥荒的真相虽然早已不是禁忌，但它始终涉及毛泽东，始终涉及历史的诠释，始终涉及某种似乎不宜言表的问题。
政府若要施行有效的统治，要百姓心悦诚服地遵从法律政令，要纳税人心甘情愿地缴税，靠的不能只是暴力，还要靠对统治者的同意与信服，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必须同意政府的统治，政府才有合法性可言，才能有效地管治。中国现代史之所以还有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是因为在一些人现有的意识中，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却是历史。为什么共产党是执政党呢？因为它代表了大多数人民(无产阶级)的利益。怎见得它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那是因为在历史的实践经验上，我们可以看见它一次又一地走对了路做对了事……
然而，不客气地说，一个永远正确从不犯错的政权，这是在传统社会里才行得通的神话。如今还有谁会认为一个政权能够只靠传统和神话般的神圣历史就能取得合法性，赢得受统治者的同意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程恰恰说明了，政权的合法性绝对不能只靠一个不容动摇的神话史观， 还要依靠凭债效而来的良治经验。 最近两年， 领导层不断强调民主的重要， 甚至逐渐推进民主选举列入改革的目标之
一，用政治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是合法性由人民同意迈向人民依程序授权的转化。由此看来，再去重复神话史观的力量不只不合时宜，简直就是开倒车了。好玩的是，吴先生那番言论得到一片掌声，仿佛他问的不是 “有‘三年自然灾害’这回事吗”，而是“太阳是从西边升起的吗”。也就是说，其实人人都已经晓得太阳是从东方冒头，但偏偏还不能畅快直白地承认这个事实。
原题为“破除忌讳错误的神话史观 ”，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 01月 30日
城管（一） ：汽车的城市还是人的城市
昔年，当高速公路在中国仍是一件新鲜事，当遍布各地的绵密公路网仍然只是抽象的蓝图，我们都曾见过许多好奇的农民站在路旁护栏之外驻足旁观，有时他们甚至冒险横越，来回于车道两端。于是，高速公路延伸之处，农民被车撞死的消息时有所闻。很多人在慨叹之余还不免谴责村夫野妇的无知：你以为那是村里的土路呀？高速公路上的车速有多快呀，你们怎能视若无睹随意穿行！于是有人就强调教育和执法的重要。后来也不知是教育有效，执法很严，还是生命血淋淋的见证已经够惊吓，农民在高速公路上被车撞死的消息渐渐少了。
今天，中国特有的“城管”制度遭到舆论广泛批评，因为那些妾身未明的城管队员总是拿着“执法大棒”――― 执的不知是什么法，击向他们眼中的“城市毒瘤”，从街头乞丐、流动小贩甚至到过路的看客都无一幸免，受害于他们的人说不定比受害于那些“毒瘤”的人还多。可是又有人说了，原来“城管”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清理城市秩序时也常遭人辱骂，还有过被小贩刺杀的事。所以大家就很关心这套制度的存废问题了，有人说应该彻底让它消失，也有人担心“城管”消失之后城市秩序将荡然无存，比较理性的方法是规范法规，让它更正规更合理也更制度化。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还没触及更核心的基础问题。假如“城管”是城市秩序的管理者，那么所谓的“城市秩序”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具体地说，在何种城市美学的观点之下，在哪些人的眼中，小贩和乞丐才成为一种不符合秩序的异常事物呢？
且让我们以小贩为例再细致点挖下去。在许多亚洲城市的现代化历程当中，小贩都被市政当局视为必须规管扫除的对象。那些自以为见识超前的官员和规划师相信一座现代城市应该是整洁有序的，最好像那些美丽画册里的设想图一样，人有人路，车有车道，休憩聚会有公园，消费购物在商场。因此，像小贩这种混淆了功能分区，搞混了街道用途的人群，就像风景油画中的垃圾，必须除之而后快。换句话说，这是漠视历史脉胳、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的纯粹美学观点。城市秩序的界定者（往往是官员）把它硬套在一座又一座活生生的都 之上，就像他们喜欢林阴大道和壮阔广场一样，认为好看美观的城市就是现代的城市。从这个角度而言，“城管”扫荡小贩其实也是一种形象工程，罔顾市民生计、削足适履的形象工程。
当然，流动小贩的存在也会实际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例如地产商和铺面商店的经营者。流动小贩不用缴纳租金，甚至不用缴税，所以他们卖的货物注定要比一座大商场里的连锁店便宜。因此在香港这类地产业发达的城市，流动小贩等于是商界公敌，是一定要取缔的。至于小贩交不交税就更是一个令人头痛的课题。
让流动小贩恶名昭彰的另一罪名则是阻碍交通， 我们知道， 交通在现代城市是何等重要， 它就是人流、 物流以及资本流动的具体血脉。虽然街头小贩是最古老的市场形式，但这到底是汽车的年代，为了让汽车高速穿梭于市区之间，为了人流和物流及时达到目的地，我们必须把挡在马路边的人群隔开，将吸引人流成群停留的小贩当做打击对象。
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交通畅通，但是我们往往忘记其实这也和权利的分配有关。早年高速公路人车相撞的悲剧屡有发生，不是住在路旁的农民落后无知，而是因为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地方。在公路开通之后，他们的自然路径被截断了，现在就一定要走上更远的路程，才能找到安全的天桥或者隧道。换句话说，为了让那些使用汽车的人更方便，他们就得牺牲自己的便利；凡是还不能适应这种新生活的人，则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这不是客观的交通问题，而是两种路权的冲突。
中国各大城市如今正一迈进 “汽车社会”，为了让车主和使用汽车的人更方便，道路的使用权一定要搞清楚。行人就该使用人行道，汽车就要走公路，两者间的矛盾常常以前者对后者的“礼让”来解决。坐在汽车上的官员往来各处方便舒适，风驰电掣，最难受的就是遇上堵车；这些人是不会知道市民乘公交或步行要花上多少时间精力才能到达马路的对面，也不会知道有多少残疾人士和老人会望路兴叹，更不可能知道在许多市民步行范围内的小贩是何等地便民利民；他们只知道流动小贩就是使得他们座驾行驶不快的祸首之一。
更进一步言由于许多流动小贩是外来人口，它难免又涉及到不少城市居民对外人的恐惧。他们先是完整地接受了现代城市美学观 念的熏陶，觉得市容比百姓的生活还重要；又未经反省地认同了汽车主导的交通规则（说不定他们就有不少人是车主） ；加上对治安不靖的感同身受及时有所闻的流动人口犯罪消息；于是，一股脑地把那些操着外地口音的小贩当成所有罪名的承担者，认为流动小贩就是自己城市的外在威胁的现实象征。
总而言之，“城管”问题的本质既非他们的行为是否文明，是否合法；亦非他们的存在合不合理；而是他们负责维持的秩序到底是谁的秩序？他们管理的这座城市又是谁的城市？它只是车主的城市吗？它只是地产商和商店经营者的城市吗？它只是不用依靠小贩被迫上街谋生的中产阶级城市吗？它只是一群拥有本地户籍的市民城市吗？它只是规划设想图中的美好图像吗？它只是官员政绩形象的光辉见证吗？我没有答案， 我只知道城市秩序的界定权从来不在每一个市民的手中， 从没有人问过每一座城市的市民， 他们到底想要座怎样的城市。
原题为“城管到底维持谁的秩序”，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 01月 30日
城管（二） ：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
当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都宣传自己要和国际接轨，要建立既文明又现代的新城面貌时，它们大概不知道其实自己又落后了。2006年去世的教母级都市学教授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她的经典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所致力推翻的，乃一种自20世纪初叶以来横行全球的“现代主义城市观”，那正是当前主导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理念，早已被欧美各国批判摒弃的一种意识形态。
根据雅各布斯所言，这种意识形态期望一个城市有四通八达的宽大马路、光亮整洁的市容、恰到好处的公园和装饰。整个城市的布局仿佛是为神而设，好让它从上而下把一切看得一目了然在这个城市里面，该工作的地方有人工作，该生活的地方有人生活，所有商业 活动也都局限在划定的区域，彼此之间分得清清楚楚，绝不混淆也因此毫不混乱。
如此完美的城市真是合应天上有，人间只在规划展览馆；一旦变成现实，难免就会衍生无数的意外，进而腐烂破败，成为无法管理的一连串问题。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它虽是一种规划师和建筑师的梦想，同时也符合为政者那种高高在上控制全局的欲望；却偏偏忽略了民众的根本需要，又不经思考地排除了社会上可能存在可能出现的所有变化。
什么是居民的根本需要？流动无牌小贩就是答案了。他们卖的东西价廉，满足了许多人捡便宜的心理，尤其是那些想省下更多生活开支好把钱花在医疗和教育上的低收入市民。他们总是能敏锐地掌握市场动向，哪一种货物流行就卖什么，这一阵子大家想什么他们就给什么。而且他们够机动，上下班的要点他们存在，人流多的时候他们出现。可以说流动小贩这种行当之所以屡禁不绝，正是因为一种市场的需要，人性的需要
什么又是社会的变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待业人口却不断上升；城乡之别无法弥平，进城民工则越来越多。这就是中国社会变化的趋势了。在这样的趋势底下，流动小贩群体的形成不是必然的一件事吗？当小商贩岂不是千百年来无权讨生活的穷苦百姓很自然就会想到的一种职业吗？
小贩本来没有无牌有牌之分，这牌照是政府放发政府管制的。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里面，例如香港，收紧牌照打击无牌是为了保障那些付出高昂铺租的商户和大型连锁店。但在内地，除了利益分配原则之外，许多城市考虑的还有一些说出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的理由。比方说“保障治安”，又比方说，整顿市容。说到治安，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份无牌小贩和治安关系的严谨研究，所以也不知道小贩增加和治安恶化有没有因果联系。但是凭常理推断，我却晓得你赶绝了基层谋生的活路，就会把人逼上梁山。
至于“整顿市容”， 就更纯粹是一个审美的问题了。 我们凭什么为了要让城市看起来更有秩序更美观， 就断绝部分市民自力求存的机会，就阻碍市场的自然需求，就粗暴地在表面上平抑贫富与城乡之间差别日大的动向呢？
如今中国城市面对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局部的城市管理所能解决的，但是我知道，利用城管队员消灭无牌小贩一定不是解决方法，反而是制造更多问题的祸根。流行于中国城市之间的“现代主义城市观”最具体的代表，就是那些老惹起民愤，甚至还被愤民暴打刺杀的城管人员了。错不全在这些老是处于风口浪尖的执法人员，而在于那套落伍的管理观念。历史上有太多城市的经验可以借鉴了，它们从规划开始就是错的，直到无牌小贩这类破坏了规划和管理原则的噪音出现，直到他们干扰涂污了规划展览馆中渺无人烟的美丽蓝图；城市的主管人遂采用雷厉风行的手段驱离他们，好还城市本有的梦想面目。然后同样的情形不断循环，每一次循环，问题却变得更大，终于闹到一个城市失效失范的地步。
最近针对城管队员的暴力事件接二连三，而投诉城管粗暴执法的个案更是无日无之，甚至有人因此丧命。这样的消息叫人听了格外伤心，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是死在一个十分抽象又十分无聊的概念手上，那个概念就叫做“市容”。
原题为“城管死于抽象的市容概念”，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 09月 04日
公共空间：谁是它的真正敌人
1992年，我首次参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人民公园”朝圣。那时的“人民公园”已经和电影、照片里所见大不相同了，一片绿草就与一般的北美公园无异，除了有几个不知是老嬉皮还是流浪汉的男子躺在上头。路灯的柱身上贴满各式各样布告，固然有学生活动的宣传海报，也不乏租房家教一类的小广告。“人民公园”似乎只剩下了名字，再不见当年风起云涌的盛况。
这块地方是学校拥有,本打算用作停车场的。但到了 1969年 4月 20日,几百个学生和当地市民响应一份地下小报的呼吁,自己带来了草皮、花朵和树苗，要把它变成“人民的公园”。那是全球青年反抗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高潮岁月，对伯克利的学生和附近的居民而言， 个完全由人民自己建造自己维持， 可以在里面睡觉、 闲聊、 野餐、 唱歌、 跳舞、 演说和集会的自由交流空间,要比一片灰色的停车场有趣得多。
正当学校终于筹够资金可以开工之际，“人民公园”已经成了天天有活动的世间小乐园了。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要比温吞的大学校长强硬多了，他认定这是一群占领了公地的暴民，并且指责加大伯克利分校变成了 “共产党同路人与性恋态的避风港”。1969年 5月 15日星期四，后来的美国学运史称作“血腥星期四”的这一天，里根下令军警开入校园，驱赶“暴徒”，结果有 100多人受伤， 一个并非示威者的学生中枪死亡， 一位无辜木匠永久失明。 接下来的几天之内， 里根更是宣布伯克利进入紧急状态， 实施宵禁。5月30日，只有 10万人口的伯克利有 3万人不理当局警告，参加了殉难学生的纪念集会，他们的口号是“让一千座公园绽放”。
“人民公园”终于还是保留下来了，和加大伯克利分校一起载入美国自由派的史册，成为火红年代的象征。尽管新一代的学生已经不再觉得它有什么了不起，尽管它早已失去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的实际价值（虽然还有零星的演说和集会） ；但不论是如今负责管理它的市政当局，还是校方，都不会想到要毁弃它，更不可能搬走后来市民自发摆放的纪念碑。因为“人民公园”不只是个具体的公园，还是学校自由精神与当地社群的象征空间。
我第一次去北大，心里的头号景点不是未名湖，而是“三角地”。本来一般香港人是不会太在意这块小地方的，说不定连听都还没听过呢。但这里正是当年北大学生集会的重地，多少思想界精英，多少学生领袖曾经在此慷慨陈辞；自从上世纪 70年代以来，又有多少激荡思潮的标语和文章在此张贴，多少猛烈的论辩在此发生呢？“三角地”是北京大学迁入燕园后，展开它现代旅程之后最重要的象征之一 它代表了一座大学应该具有的自由、开放和观念交锋的本色。又由于这里是北大，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中央，所以“三角地”不只是北大的，更是中国的。其意义相当于加大伯克利分校的“人民公园”，值得保留下来，成为一座文化的纪念碑。
然而，北大校方最近却以它太过杂乱太过商业化为理由把它拆除了，怕它影响学校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先进的电子布告板
所谓杂乱，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既然是学生与周边社群可以自由使用的空间，表面的无序是必然的。国外大学不知有多少类似的角落，柱子和墙上贴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大海报小广告，但它们非但不会破坏大学的形象，反而成了大学风格的一部分。至于 “商业化”一说，就更是可笑了。 大学向商业靠拢， 不只是北大独有的问题， 是蔓延全球的现象 （也有人认为是瘟疫） 。 如今的北大， 最商业化的地方不是“三角地”，而是一幢幢挂上了企业名号的建筑，“学企合作”的计划，在外挂职赚大钱的教授，及无心向学专业打工的学生。到处贴满了商业广告的“三角地”不是病因，而是病症。校方不只无力阻止商业浪潮的大势，甚至还主动构思种种“创收”方案，如今却指责“三角地”铜臭味太浓，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如果说网络论坛早已代替了“三角地”的旧角色，本来也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失去了原有功能的“三角地”难道就不能是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标吗？伦敦的海德公园也早就不再是个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论坛了，伦敦市政当局怎么又不禁止市民再抬肥皂箱进去发表演说呢？
拆了“三角地”，换上电子布告板，这个行动最大的象征意义，就是用一个由上而下的校方宣传渠道代替了由下而上的学生发声平台。也许，这就是北大想要彰告世人的新形象了。
原题为“人民公园还在，但三角地没了”，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 11月 25日
血汗工厂：打工妹没有流血的自由
有些来港活动的女性性工作者总是不忘服用避孕药，不只是为了避孕，更是为了控制月经，使它更有规律，同时还可以减少经期的痛楚。对于性工作者来说，月经是阻碍她们维生的大敌，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理解。只是我们很难想像，原来某些地方的工厂也常发避孕药给女工，其目的也是为了控制月经，减少月事引致的工作效率下滑。但和性工作者自愿服药以提高产能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些工厂的管理者是怕一个女工的不适会带来自己的损失。他们付了月薪聘人，自然要把工人利用至尽。对他们来说，女工对工资的要求通常不高，又柔顺听话，简直是最理想的劳动力。最大的麻烦就数月经了。
月经从来都是个麻烦事，而且见不得每个女人都自小被教导把它仔细藏好，每个女人也都难免以耻辱的心态去看待这些按月流出的污血。正因如此，所有卫生巾的广告都得强调自己防渗防漏的妙效。这些广告的拍摄方法本身就说明了人对月经的恐惧达到了什么地步，它们的色彩总是一片轻柔的无垢雪白， 好完全回避任何与血液有关的联想。 就算真要用液体在镜头前示范卫生巾的吸水能力， 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液体也一定是蓝的。难怪我有个电视看得太多的小侄子到二十岁那年，还以为月经是蓝色的。
去年离世的美国政治哲学家艾莉斯·杨，在其遗著《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中专开一章来谈月经的问题。她敏锐地指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正常的身体、预设好的身体、每个理当如此的身体，都是不会从阴道中流出血来的身体。因此要‘成为’自然，就得被视为自然，来经的女人不可提及自己流血，还得藏好一切证据”。
这当然是因为所谓“自然的身体”，其标准是以男人的身体来设定的。这种男性的身体标准无处不在，尤以工作场合为最。艾莉斯·杨又说：“月经使得学校和职场等公共体制中的女人有其特别的需求。学校、职场及其他科层式平等的公共体制，预设了一种有着标准需求的标准身体，而这样的身体是没有月经的。 ”结果自然是一系列的不公平，比方说美国某些工厂限定了工人上厕所的次数与时间，完全不考虑女性的生理需求，没想到经期中的女性使用厕所的方式有别于一般男性
这位女性主义健将或许不知道同样的情况在某些地方只会变得更糟。在这些地方，大部分工厂也都严限工人上厕所的时段，它们比起美国的同业幸运的地方是几乎用不着担心给人起诉性别歧视的风险。至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发药给女工的厂商，更是毫不掩饰他们视工人为单纯生产工具的用心，直接而粗暴地管训女工的肉体，尽其所能地使之成为没有月经的标准身体。香港社会学家潘毅在其一部研究打工妹的重要著作里说过，她们当前活在双重的压迫之下，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兴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父权制度。看这些发避孕药给女工的工厂，就知道潘毅所言不虚。把工人的身体当做纯粹的生产机器，这是无良资本家及管理者的惯技； 以男人的身体标准要求女人， 则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体现。女工何罪？竟连最私己的生理现象也要接受管束， 而且投诉无门，无法可依。看来除了血汗工厂，还有不准流血的工厂。
原题为“有血汗工厂还有不准流血的工厂”，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 02月 13日
企业责任：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温家宝在论及“毒奶粉”事件的时候，特别提醒企业要尽社会责任。这让我想起上个礼拜和一位教工商管理的教授聊天，她也批评中国学院里的工商管理系不注重社会责任，人家外国的管理学院不只专科教导学生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甚至还把它列为必修课，确保学员将来都成为有良心的管理人。
但这真是“毒奶粉”事件的要害吗？翻翻国外企业社会责任课的教材，里头说的多是如何平衡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与社会公益间的矛盾，生产过程不发生污染，产品要达到环保标准，劳工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甚至尊重多元文化主张等热门课题。那些课程会教学生不能在食品下毒吗？当然不会，因为这么简单的道理根本不用教，更谈不上是什么企业该尽的社会责任；它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正如针对年轻人的性教育，会不会训诫学生不能为了宣泄性欲而强奸他人呢？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国家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这种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归诸于商人无良、官商勾结，也可以追溯至监管体系的缺失，行政队伍的失效；可是寻根究柢，它仍然是个基础道德的问题。
平心而论，全世界任何一个乳品制造商都不会好端端地为了三聚氰胺而设计一道检验程序因为他们压根就想象不到居然有人会在 牛奶里下这个东西。如果全中国所有产品的生产商都要为了各种超出常人想象范围的有害物质设置检验工序，那么“中国制造”的品管成本一定会是全球最昂贵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兴起实在是它后半十五年里的事。区区十五年如何打造得出这许多独霸一方，冲击全球市场的名牌呢？许多商家靠的不是兢兢业业地踏实工 作，不是苦心经营自己的产品质量，日积月累地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而是仰仗那些舶来的商贸潮流知识及术语，鹦鹉学舌地大谈什么新世代市场推广与现代品牌形象的建立。说穿了，就是搞公关卖广告；舍本而逐末。伊利和蒙牛等出了问题的大型乳品企业为了挽回公司的命运，连手推出一个堂皇的宣言要消费者重新回到他们的怀抱，其情可悯；但是这份 宣言无论怎么看，还是不脱他们过去十多年来用惯的老招，徒有危机管理之形，却不得其神。什么是那个“神”呢？很简单，看看管理人们平常喜欢引用的外国经验吧，那就是最高领导层自行向股东请辞，去一人以存大局
我常在媒体上看见某些企业老总夸夸其谈，对着访问者说一堆很时髦很慑人的营商哲学、品牌理念，一派高瞻远瞩的架势；后来却又听说他们的公司出事，这些老总们甚至还得为此琅珰入狱。搞了半天，没想到他们居然就坏在最低级的错误上。这情况就和对着一批在牛奶里添加有害物质的家伙大谈社会责任一样无异于告诉一帮连汽车都没坐过的人该怎么选择最佳航班座位是种无聊而虚幻的泡沫。从这个角度看，“毒奶粉事件”就是过去十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某种泡沫爆破了。它揭出的真相是：原来我们连站都还站不稳，居然就想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