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品牌的泡沫”，刊于《am730》2008年 05月 30日、2008年 06月 02日
富豪：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本家
中国富豪不好当
我在北京有一个朋友，开了许多年的宝马。但他最近打算换车了，理由不是宝马的性能欠佳外貌难看，而是因为宝马在内地的形象太糟了。这也难怪，我们总是听说宝马撞人，车主扬长而去。甚至还要下车再痛打一顿贫苦受害者的新闻，似乎但凡开宝马的都没什么良心。那么他该换什么车才好呢？Benz还是 Lexus？细想下来都不对劲。因为这全是有钱人开的车子，而在今天的中国，一部昂贵的名车除了惹人艳羡之外，还要招人厌恨。我的朋友罪不在车，而在有钱。
根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 8月做的一项民意调查，3990个受访者里头有 66.75％的人认为中国富人的整体质量“很差”，觉得富人质量“好”或“较好”的则只占 3.95％(这3.95％的受访者本身会不会就是富人．或者自以为是富人呢？ )。这项调查后来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仇富讨论，战火还涉及一向为人敬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因为一向关心贫穷问题的茅老居然 “为富人说说话”。
且让我避开富人的形象何以会这么糟这个大问题，把它留给更敏锐的社会学家去解决。我更替富人们担心的是实际的问题。也就是他们该做些什么去补救自己低落的形象呢？于是我们就不能不谈到贵族了。
翻开任何一本时尚杂志我保证你在每一期里都准能发现 “贵族”这个词出现一次以上。可见这些杂志的对象，那些有消费能力而且追求品位的读者们，应该都很关心贵族到底怎么过日子。其实这不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大规模地对贵族感到好奇了。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当欧洲资产阶级的财势渐渐超出贵族阶级，他们就开始学习贵族般的生活品位了。直到法国大革命，贵族统治正式被推垮，资产阶级的忧虑与自卑仍然无法消除。虽然他们开始掌握政权，虽然他们比贵族有钱。但是他们依然觉得出身与那蓝色的血液很令人敬畏，而一个人的出身与据说是与生俱来的气质，主要就展现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品味之中。
于是我们熟知的法式美食才有了出台的机会。一般资产阶级不容易像贵族般拥有明星级的家厨，而原来替伯爵亲王打工的名厨又纷纷下海开起了餐馆，所以上馆子吃饭就成了时尚。在资产阶级力求攀比甚至超越贵族的欲望推动下，用餐的程序和方法变得非常仪式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刀叉在在考究着食客的礼节和知识。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成就之一，使饮食变成可以区分人群等级高下的艺术。
硬资本之外的软资本
18世纪的资产阶级明明财雄势大，但硬是心里觉得不踏实。这正好反映出在资本主义开始大获全胜的年代要想彻底取代贵族，靠的不能只是股票现金等硬资本．也不能只是豪宅珠宝等用公钱可以堆砌回来的身外物；还要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化软资本照已故法 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Broeurdieu)的说法，文化资本正是一个人用以区别彼此、取得象征权力、使得自己能够宰制其他阶层和群体的重要资源。为了证明自己也很有文化，所有过去由贵族包办的事，新兴的资本家也得跟着做。其中一件最有文化的事莫过于赞助文化艺术了 从前，巴赫要替大公管理乐队谱奏新曲；如今，银行家也不吝啬资助管弦乐团。最起码，也得请个落魄书生或者尚未为人所识的年轻画家来当家庭教师。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 Hcobsbawm)在他近代史三部曲之一的《资本的年代》中曾戏谑地说：“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他最适合的命运就是生为银行家之子，就像卢卡奇 (GeorgLeukacs)一样。德国知识界的一大光荣，便是他们的私人学者 (PrivaLtieterat，即e)不受聘雇但靠自家财产做研究的学者。”穷相毕露的犹太学者应娶当地最大富商的千金为妻，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个尊重学问的社群，如果只对其学术杰出之士给予一些赞美之词，而不拿出一些实质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
由此可见，赞助文化学术乃是资产阶级应尽的义务，而培育子女让他们成为学者和艺术家就更是了不起了。说回今天的中国富人，除了学“贵族”打高尔夫球甚至买下酒庄田产之外，他们有没有这种文化资本上的紧张呢？他们有没有大规模地投入文化活动呢？他们有没有像古根海姆家族一样留下一座繁荣了整个城市艺术景观的艺术馆 或者像摩根图书馆那般足以傲世的珍本收藏呢？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 会里面，新兴企业家很不喜欢“暴发户”这个称号，所以再暴发的地产商也要赶紧学懂欣赏歌剧的门径，因为最后能证实你果然上流的不是你开什么车，而是你有没有文化素养。
当然，很多人会说现在的中国社会仍有很多现实问题：文化学术此等“长远软实力”实在太软，咱们只争朝夕，有钱还不如捐助医院和基础教育。说得也对，西方历史一直流传着各种乐善好施的好男爵(goodbaron)的传说，即资产阶级也极力避免给人一种只求私利不顾公益的印象，因此从事慈善事业绝对是大资本家的天职。
过去十多年来。全球最值得关注的两种看似矛盾的趋势就是：一、随着反全球化声浪的提高，有一轮新左翼回潮的现象，无数青年投入了反对大企业的运动，视国际财团及其 CEO为人类大敌；二、与此同时，全球富豪的慈善捐款数字却节节上升，大者如 “股神”巴菲特更是破纪录地把总数四百三十五亿美金的大部分财产全部捐出。其实今天的大企业都知道自己的样子的不好看，所以“血汗工厂”闻名的球鞋公司成立人权基金，石油公司要投资再生能源的开发。你可以说这是伪善，但令人不解的是，即使是伪善，中国商界也不见大规模的企业责任运动，偏偏中国正是一个急需倡导这类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度。
资本家的美德
近年有一批“创投慈善家” (ventuprheilanthropist)兴起，其代表者当为专注第三世界健康问题的盖茨夫妇，与 e-bay创办人欧米迪耶(PierOrmeidyar)设立的“欧米迪耶网络”。这类新型慈善家的最大特点是以企业家的精神和能力营运自己的基金会和公益活动，他们不愿意只是捐钱。而且还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最困扰自己的社会问题，从“第二部门”的大亨一下子变身成为“第三部门”的活跃分子。这种做法当然比“有钱出钱”的境界高了一层，因为他们更能证明自己不光是富有，并且极具良知，有自己特定的关怀对象。就算没有，也不是问题。
最近英国有一特殊的组织专门为富人开设工作坊，带他们参观苏丹的难民营和亚马逊丛林里头几近灭绝的印第安部落。如此实地 考察一番，自然对现实世界的悲剧深有体会，不难找到最令自己动心的救助对象 (听说有参加者还会在回程的私人喷射机上哭得死去活来 )。然后再逐步指导他们成立基金或者加入有关机构的方法， 鼓励他们彼此认识形成沟通互助的慈善富豪大联盟。 顺带一句， 加入这类联谊会，讨论全球暖化与粮食短缺的话题，已经变得比加入私人会所探讨来年波尔多红酒质量问题更“潮”更酷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苛评巴菲特与盖茨此等人类史上最大的慈善家，觉得他们再怎样捐钱也掩盖不了这笔财产取之不义的罪恶。情形就像 19世纪的头号富翁卡耐基，虽然全副身家丢进了基金会， 可是工运领袖还是批判他， 与其多盖几座音乐厅还不如把压榨工人的还给工人(大家当记得卡耐基与美国史上最惨烈的镇压工运事件的关系)。这就牵涉到另一个大问题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凭什么拥有财富。正好这也是当前中国仇富心理的思想背景。
最近十多二十年．有些学者把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的形象更正为道德哲学家，反映的就是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的紧张从未远去。著名的经济学家麦考洛斯基(DeirdNr.eMcCloskey，也就是那位因变性而引起争论的经济学家 )，去年才推出一部巨构《布尔乔亚美德》(TheBourgeoViisrtues)回应这个难题，极力主张市场经济不只不损及道德，反而是美德的温床；而富人不只不可恨，甚至还应该是传统善人的合法子嗣。我不打算在此论辩她的说法站不站得住脚，更不能开展可以上溯至韦伯“新教伦理”等知名观点的复杂学术讨论。我只想借着这堆庞大论述和史料提出一点简单的观察： 从资本主义诞生的一天开始 资产阶级就不能摆脱一种心理困扰， 那就是要谨慎对财富(根据麦考洛斯基，“谨慎”乃是布尔乔亚的头号美德)。
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节俭克制是一种对财富使用要谨慎的表现， “美国梦”神话中老实工作的普通人形象则是一种获取财富的手段要谨慎的表现。谨慎是明智切实的判断能力，也是不夸张不过分的性情，最后它还是种令人钦佩的荣誉。使得资产阶段终于可以在道德上胜过贵族的，不是繁复的文化仪式，而是这种凭借个人能力与勤劳致富的谨慎态度，是这种懂得恰当使用财富的谨慎品格。
我们明白在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时期，有太多人的第一桶金是有问题的。不过，正如某些学者所言，逝者已矣，英雄未必要问出处，最起码你现在要学懂谨慎。
原题为“从贵族到资本家=中国富豪不好当+硬资本之外的软资本+资本家的美德”，刊于《am730》 2008年 01 月 09日、10日、11日
老师：一种基础的职业
芬兰的义务教育是一个奇迹。从 2000年开始，芬兰总是在“国际学生评量计划”里头名列前茅；更令人吃惊、艳羡甚至恐惧的，是他们的学生还在不断进步，评分一年比一年高。且不说其他项目，光看阅读；据统计 41%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这些孩子的阅读能力又怎能不高呢？为什么芬兰的教育这么厉害？
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谜题，所以每年都有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地从世界各地涌至芬兰取经。然后他们发现，原来芬兰的秘诀之一在于教师。芬兰教师的社会地位之高，是其他地区难以想象的，据当地媒体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是中小学的老师，一般普通小学老师受敬重的程度尤胜于国家元首。 而且他们的老师都像学者， 几乎全部拥有硕士以上的学历， 暑假的时候还要上大学继续进修。如果一个老师干了几年就辞职，他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当然，也有不少老师后来进了企业，变身成为高薪人士。芬兰的大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人才。
如果一个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总是奋发学习的人，就是未来知识时代最需要的精英那么中国一定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因为 我们也有一大批好学之士。和注重基础教育的芬兰模式不同，“中国模式”强调“学习型官僚”。你现在去各大专院校的研究所点名，会发现登记簿里没有几个中小学老师，倒是有不少在职官员，他们全都很踊跃地攻读着硕士博士，颇有学政合一的古风。
芬兰教育以国际视野闻名，小学开始学英语，中学再加一门第二外语。他们还把全球的信息与知识自然地融入课程，例如在小学的数学课里要孩子计算各国摩天大楼的高度，在初中社会科学的课堂上请孩子模拟演出联合国的工作情况，使他们懂得从不同国家的视角了解世界局势。除此之外，他们的教育部有种特别补助，尽量让年轻人有出国游学的机会。当地一位官员解释，其实 “在北欧，你已经找不到没出过国的中学生了”。相对地，在我们的“中国模式”底下，你则很难找到没出过国的官员。 1999年，“两会”代表开始关注中国干部公费出国何以花了 2000亿元人民币； 到了2007年， “两会”代表持续关注干部出国的总开支怎么会渐渐跳到 3000亿元。 财政部的数字显示， 2007年中国政府的教育经费大约是 6000多亿人民币，占了GDP的 2.7%。世界平均水平是7%，一般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4.1%。我手上一时没有 2007年中国公务员吃喝、公车和出国的开统计，但我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这笔钱的总数就已经达到了 7000亿元人民币。如果把这个账目也看成是种教育开支，那么我们的学习风气就算赢不过芬兰，至少也叫做各擅胜场。
不少地方的教师都在抱怨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个丧失尊严的地步，甚至连糊口也很困难。本来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愤怒的教师一个月却只有一千甚至几百元的收入难道 这就是当地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吗？抑或这是学习型社会之“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例证呢？
老师不受重视，一般而言，就意味着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视，更意味着我们并不太担心我们的未来。很奇怪，虽然大家都说中国实行一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当宝，但为什么今年各个事件都显示出了相反的讯息呢？先有一场震垮太多学校的地震，接着是一堆让婴儿患上肾结石的奶粉；莫非我们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们自己的长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传说中的那条 “衔尾蛇”(ouroboros)，它太过饥饿，不惜从尾端开始吞吃自己；嘴巴叼着尾巴，形成了一个圆圈，乃西方秘学的著名符号。这个符号有很多层意思，其中一层是：贪婪是种吞没自己的可怕欲望。
原题为“一条吞掉自己的大蛇 ”，发于“牛博网”2008年 11月 01日
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
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再次登上了香港报纸的头版。原因是一群学生“大闹”毕业典礼，他们抗议校方颁授荣誉法学博士予前特首董建华的决定，他们要求校政应该更民主（包括颁发荣誉学位时该考虑学生诉求和感受） 。结果场面乱得屡次打断了董建华的发言，迫得他要请求学生“给我说话的自由”。除了董建华，最不快的大概就是一些学生的家长了他们说自己很穷，辛辛苦苦养大孩子等的就 是这美好的一刻，居然硬生生叫人给破坏了。然后传媒也说话了，轻则呼吁学生要包容不同意见，尊重他人感受；重则翻起老账，把中大历年的“丑闻”全挖出来（比如说当年学生自办的粗话小报和近年被指“宣扬色情”的学生刊物） ，证明这真是家早有前科的问题学府。
我真为母校感到骄傲，这是一所充满抗议精神、深具反叛传统的好学校。想当年，我们之所以瞧不起老字号的香港大学，不只是因为他们是殖民地精英的摇篮，还因为比起我们这家一开始就高 “中文”盛产反殖豪杰的大学，他们的学生实在太乖，并且越来越乖。虽然大部分中文大学的学生也都不会参与“过激”行动，但总有一些人会不时跳出来吓你一跳就拿校长得到的待遇来说吧，现任的中文大学校 长刘遵义只不过是被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喝骂罢了。前任校长李国章甚至差点进不了会场，因为有学生睡在路上阻挡他的座驾前进。再前一任校长“光纤之父”高锟就更惨了，他在毕业典礼上接到的抗议信是用避孕套造成的。中大校方每次有什么动作，学生就一定奉陪“反动”；你要盖新大楼，学生就贴大字报；你要砍树修路，学生就在树上绑黄丝带以示 “保树育人”的决心。上个世纪 80年代，为了抗议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还有过全校学生罢课的光荣纪录呢。所以中文大学校园核心地带的平台广场又叫做“烽火台”，乃同学会集会誓师的圣地。
出了校门，碰到各种社会政治问题，遇上各种示威集会，中大的校友和学生更是无役不与(虽然情况往往是屡战屡败，但很多人更愿意倒过来说，称之为“屡败屡战”的勇敢精神)。那些觉得中大学生负面新闻特多的传媒可不知道，对我们这批天生反骨的校友学生而言，这叫做战绩彪炳。至于那些先是吓傻了眼、后是气愤莫名的家长，我只能告诉他们，这就是贵子弟念的大学了。与其不能改变现实地穷生气，何不换个心情转个角度，欣赏眼前所见。瞧！这就是大学了，真正包容真正多元的一座大学。
大学的毕业典礼不一定总是平静的，尤其在颁发荣誉学位的时候，更尤其是在颁发荣誉学位给政治人物的时候。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回到母校耶鲁大学， 预备接受荣誉博士学位。 当时的场面真是热闹， 不只一帮学生举着标语高叫口号， 还有一些教授愤然离场以示抗议。他绝对不是第一个在毕业典礼上被喝倒彩的政坛领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因为政治人物的一生总是处在争议中，总会有人不满他的政策他的政绩，甚至总是有人会憎恶地敌视他。对于关心社会和政治的学者和学生来讲，还有比记者云集的毕业典礼更好的示威时机吗？所以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对付政治人物，早已成了各国高教界一种司空见惯的小传统了。
除非，你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般的 “圣人”。上个世纪 90年代，我正好在波士顿赶上一次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席上的焦点正是快将卸任总统一职的曼德拉。结果也有学生举标语，但那是欢迎他的标语。他一站起来，台下立刻响起如雷掌声，全场起立致敬。然而，世上有多少个曼德拉呢？难道我们应该期盼董建华会得到如曼德拉般的尊敬吗？
就算没有可被针对的人物在场，大学的毕业典礼还是可以变得很“热闹”，也还是可以容许学生趁机表达不同意见的。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SOAS）向以激进著称，本来是家协助帝国认识第三世界的名校，却变成盛产反殖斗士与左翼政治人的温床。它的毕业典礼堪称一绝，历届学生代表上台致词时总是不忘开火骂人。我有一个老友，前年在“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就曾亲眼目睹学生会主席从大学校政开始骂起，一路说到英国的外交政策，把校方形容为不顾贫苦学生的无良财主，将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批成残忍嗜血的刽子手。结果台下师生一致叫好，纷纷附和。妙就妙在那位被人骂了半天的校长也没什么，致词的时候还不忘赞美那位同学的聪明，趁机歌颂学院光荣的自由传统，人才辈出。
我的母校中文大学绝对没有“亚非学院”这么激进，但是我以为任何大学在其本义上都应该是“宇宙性”和“普世性”(universal)的，都应该是包容天下的,能够让普世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并现。 一家大学的毕业典礼要是有人闹事， 不只不是一件丑闻， 反而是它校风开放的证据。
原题为“大学之大”，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 12月 20日
大学校长：校长的地位堪比国家元首
备受争议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终于自动请辞，成为该校一百五十年来任期最短的校长这本该是象牙塔里的风波，但 却成了美国以至于其他国家报纸国际版上的热门新闻，原因自然是哈佛。这几年，中国一片留学热，上至高官下至中学生，说到留洋就言必哈佛。到底哈佛的地位是怎么得来的呢？它的声誉又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之上？
除了它庞大的资产、杰出的教授与知名的校友外，我还想到一两件趣事。上个世纪 80年代，因为哈佛违反了和美国联邦政府关于录取美籍非裔学生的约定， 被政府告上了法庭。 先不说这件事的是是非非， 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哈佛面对政府时那理直气壮寸步不让的态度。还有一回，哈佛的毕业典礼想请时任总统里根任主讲嘉宾，但后来因哈佛不肯颁授荣誉学位予里根，他推拒邀请，这所高傲学校的态度很明确：不来那就算了。
你可以说它对着政府和国家领袖时能摆款，是因为它有本钱；但反过来你也可以说它的本钱就是这么累积下来的，既不刻意疏离政治但也无需献媚。
哈佛换个校长之所以能成新闻，是因为他的校长是个足以和美国总统三军统帅平起平坐而不用自惭的角色。这种象征性的地位来自哈佛在学术界中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又终极建立在学校本身的独立之上。换句话说，对着一个政坛领袖，他可以说他是政界的头领，但我也是学界的顶峰，互相尊重也互不相涉。
我们时常歌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但很少去谈学术界文化界的“界格”。“界格”说白了，就是学术文化相对的独立地位；正因其独立，一个学者的话才有了分量。我们愿意相信他的发言他的研究，信服的是学术本身的逻辑，以真理的追求为目标，而非大量以取悦政治人物的喜好为原点。毕竟政治的逻辑和学术的逻辑是两套不同的逻辑。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分化发展是现代性的标志成就，显然它们彼此相关，但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完全吞没另一个领域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逻辑可以完全取代另一套逻辑更不可能让一套逻辑的目标成为所有领域活动的目标。大家口中常说的“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就是这种现代意识的体现。
萨默斯个案有趣的地方是他曾经 “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中国称颂的道路） ，官拜美国财政部长。但哈佛教员不会因此动摇要拉他下台的决心，正如当年他辞官回到校园出掌哈佛大学的时候，评论的说法是他“更上一层楼”了。不止哈佛，现代世界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和教授都不可能在名片上用括号标明自己的身份“相当于正局级”，也许中国是个例外。
想起我们的北大，它最为后人景仰的校长依然是蔡元培。在那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里，今天人们最记得的不是哪个大总统，也不是哪个军阀，而是蔡元培。
原题为“哈佛校长请辞，学术不因政治添荣”，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 02月 28日
大学生：要老妈送上学的一代人
15岁以前，我在台湾念书，当时台湾每间中学皆有军方派来的“教官”驻校，表面上教导学生上“军”课练练步操打打枪，实则监视师生言行，是一种另类的训导主任。非常捣蛋的我总是教官办公室的常客，记得有一回，教官狠狠处罚了我一顿，然后郑重地告诫我校规的神圣，他说：“‘国父’孙中山先生说过有四种人是没有自由的，其中一种就是学生。”另外三种是什么我已经忘了，大概不是军人就是罪犯吧。
带着这种学生和罪犯乃同一种人的观念，我回到香港就有点不适应了。尤其当我知道有些大学的校方发公函给学生，抬头竟然是“×先生”或者“×小姐”，我更是惊讶怎么“同学”全成了可敬的先生女士了。再过两年，我才知道，原来不少中学的老师也是如此称呼学生的，他们说这叫“英式传统”。
自从法国史学大师阿里埃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发表的震动一时的《儿童概念史》以后，学界就渐渐形成了共识，知道“儿童”、“少年”、“青少年”和“成人”的观念都不仅是生理现象那么简单，它们还是一组社会文化的构成。而现代成人与非成人的重要分野就在学校了，仍然上学不用工作的就是非成人，需要接受特别的看管和教育；不用上学可以工作的则是成人，不应该再受到校园的保护，也用不着事事听从父母。可是在这样的分界标准里头，有一个特别尴尬的群体，那就是大学生了。你应该当他们是小孩，还是大人呢？
最近，著名的南大与浙大都颁布了新禁令，禁止新生自备电脑返校，据说是为了避免他们沉迷网络游戏。这条禁令可笑的地方在于它一方面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把学生的个人电脑全都看成游戏机；另一方面则暗示了学校会紧密监控校内电脑的使用情况，学生全无隐私 可言。更严重的，是它假设了大学生都是孩子，毫无自律的能力，他就管不住自己。
回想中国百年大学史，那真是一部学生幼童化的漫长过程，五四时的学生可以上街打军阀，今天的大学生则要校方代行父母之责。大学生这年纪不只可以结婚，更要依法负上完整的刑责了，为什么一个年轻人能够为自己的人生大事负责，为作科犯法负上法律的责任，却不能为自己游戏玩得太入迷而负责呢？大学是不是也该替所有学生争刑法豁免权呢？
香港的大学教授不时抱怨，内地来的学生样样都比香港的学生强，就是性格太依赖了，每逢开学介绍选科资讯时，家长提的问题比学生还多。再看内地某些重点大学新生入学时家长在校园里睡满一地的盛况，你就更能理解大学生会退化成小学生的原因了，因为我们都没把他们当作大人看。
古希腊盛行同性恋，男性师生相爱是常见的事。即便如此，当时也还是产生了不少争论，因为许多人担心年轻的学生会在师生的尊卑关系里习惯了被动承受的角色，将来成不了积极主动的城邦公民。这确实是教育的基本问题，你用什么态度对待学生，他们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老把学生当成“未来”的主人翁，他们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主人翁。我们如此对待学生，又凭什么抱怨如今的年轻人不成熟，又凭什么指责那些青年“啃老族”呢？
原题为“大学生的幼童化”，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 10月 15日
大学教授：学术辩论不用骂娘
最近在看一本有关法国哲学家巴 (AlaiBnadiou)的文集，编者是英国的霍瓦德(PeteHrallward)。霍瓦德不只翻译过巴丢的书。甚至还写过专书向英语世界介绍这位法国大哲的思想，如今又编了这么一本群英汇聚的文集；看来他跟巴丢的交情真不一般。然而就在这本文集的导论里，霍瓦德却提出了几条非常核心的问题，假如答不好．巴丢的整个理论体系就要从根本动摇了。
这样子为难好友，还算是好友吗？他是不是想彻底摧毁巴丢的学术生涯？这部文集的高潮就在于书末有巴丢的回复，一篇题为《回答一位很有要求的朋友》的短文。在这篇短文的开头，巴丢如此形容霍瓦德： “这位不可多得的读者、翻译者、同伴和批评者，这位严苛而且温柔的朋友。”
既是同伴又是批评者，不只严苛同时温柔，这是种在当今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很难想象的关系。在我们这里，你如果是大力推介我的好友，就很难同时是狠批我的批评家；你真的欣赏我，又为什么还是质疑我呢？
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学术界最好玩的八卦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季广茂教授的骂人事件了。事缘四川师范大学的钟华教授在学术期刊上写了一篇书评。季教授觉得那是对他学术生命的根本否定。于是气往上冲。他一连在博客上发了十三篇文章把钟华说成是低级下流、不择手段、狰狞阴恶、无知、横蛮、无耻的“屁眼教授”；这还不止，那些粗话甚至还招呼到钟华教授的家人身上了。于是季教授立刻从象牙塔里一跃成为举国皆知的“粗话教授”，大家看笑话之余也不免要想，这到底是为什么？
坦白讲， 钟教授那篇书评看起来确实有点不懂行情， 对他要谈的文化研究掌握得不太全面； 但起码他懂行规， 行文下笔纵然不算客气，可也不逾规矩。为什么季教授要发这么大的火，斯文扫地，满口污言呢？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事要不是发生在现在，迟早也要发生在不久的将来；要不是发生在季教授身上，迟早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因为孕育整件事的土壤早已存在，其中的病根早已深植。其病在于整套来自西方的现代学术讨论规则并没有彻底移民到中国来，而我们原有的那种一看文章就要推断作者“不可告人”的用心与动机的阅读方法却从来未离开。
霍瓦德对好友的坦牢批评不是他个人的性格无私，巴丢对老友的诚恳响应也不是他的胸襟广阔，其实他俩的这种交往方式根本来自现代学术游戏规则。以前我看“某某教授荣休文集”之类的书，总见其门人友好不住献媚称美。后来读到一些外国大师的同类文选，却发现那些撰文的同行和学生竞毫不客气地炮火全开，颇有欺师灭祖的意思，很是不解。有朋友点醒了我，说这才叫真正的尊重。如今书籍出版的数量多如恒河沙数。随便一块街招掉下来都能砸死三个大学教授。你若不是很重要，又有谁会花功夫刻意批评你呢？批评一个人正正表示他是某种学问发展上的界碑，后人不超越他则再无寸进。难怪那些被人骂了个透的大师，最后还是总要客客气气地在文集结尾来一篇 “回复我的批评者”，铭感大家的厚爱了。
原题为“粗口教授”，刊于《am730》 2008年 03月 10日
作协：政府供养艺术家的理由
十多年前第一次结识内地文化人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们给我的名片上印有 “国家一级评论家”和“国家二级艺术家”之类的衔头。我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人完全闹不懂为什么艺术家和评论家还要国家评级， 当时就问:“这是种荣誉吗？”朋友笑而不答。 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荣誉虚衔，而是实实在在的身份，有了这个身份才能享有相应的待遇，是哪一级的身份就配得上哪一级的工资和福利原来内地 文化人都有国家供养，真叫我羡慕不已。但是这几年制度改变，许多文化人艺术家再也无法寄身于“作协”“文联”一类的单位机构，纷纷下海自力谋生。好日子已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曾经与余华苏童等知名作家并称“射雕五虎将”的“北丐”洪峰，近日真成了“北丐”，在沈阳街头行乞，目的是抗议聘用他的沈阳市文化局停发工资。结果惹起全国舆论的注视，有人说他“作秀”，有人取笑他竟然还指望国家供养。我赞成长平在其专栏所言，要是沈阳市文化局真的违反合约，洪峰当然有抗议的权利。但是从有那么多人批评他的举动看来，短短十余年间，内地公众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角色的看法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这又牵涉到了整个文化艺术领域与政府关系的根本变革。
很多论者欢呼，今天的艺术家和作家终于脱离了国家供养的体制，恢复自由，回到一个由市场主导的正常生存环境了。其实这种 “正常”状态在欧洲也只不过是近 200年之间的事罢了，从前的艺术大师如巴哈和达·芬奇莫不托身于宫廷和教会的庇荫，要想完全自立于市场根本是天方夜谭，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足够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
自从现代文化消费市场出现之后，政府与文艺工作者的关系就不再是不证自明的一件事了。相反地，如果政府要出钱资助文化或者供养艺术家，反而得有理据支持。常见的理据有三:一是受资助的项目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对外代表国家形象，对内团结国民认同；例如法国的罗浮官博物馆和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二是受资助的项目和艺术家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和艺术成就，但在市场上却又无法生存，于是把资助当成一种社会投资，将受资助者当作“公用物品”。三是把受资助者看成文化产业的一环，于是资助他们就等于是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换句话说，这是将文化资助看做一种工业政策。
回到中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在从政府全面供养艺术家， 到完全将文化推向市场任其自生自灭的这段转折期间， 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主张一刀切割政府与文化的关系 有些单位则抱持 “存在即合理”的态度继续昔时做法， 缺的就是一套完整合理的文化资助政策和相关讨论。
相比单纯指责洪峰身为作家还想吃公粮，或者慨叹今天的政府不再重视文化，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辨明政府支持文化艺术的理据，彻底理顺在文化艺术领域上政府与市场的分际和关系。
原题为“政府供养艺术家要有理据”，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 11月 13日
潜规则：真正的规则
规则怎么失效的？制度又是怎么腐坏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更基本的地方说起，那就是人们为什么要遵守规则。换一个说法．也就是一套规则的合法性到底是如何确立的呢？
按照社会学创建者之一韦伯(Max Weber)的著名见解， 真相实在不脱常识： 如果规则显得公平公正， 而且大家都也认定执法当局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会乐意遵守规则了。相反地，假如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有许多规则的执行并不公正．久而久之，就没人再愿意百分之百地跟着这些规则办事，也没有人会再相信它们的效力了。
假如有人富可敌国，但只交很少的税甚或不用交税，一般人纳税的动机就会因此减弱了。假如有官员身居高位，可以挪公款为己用而不受处分．那么底下的公务员和普通百姓偷窃的动机也就会因此增加了。假如有学生成绩不好，但凭着关系和贿赂却能考上研究院，那么其他人就不会再发备读书了。假如有些公家用车能够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视交通规则如无物，但又仗着特权从不受罚，别的驾驶者又何必再死死地跟着种种道路安全规则开车呢？
一条规矩的执行不够公正，大家就不会再心甘情愿地尊重这条规矩；要是有一堆规则的执行不够公正，那么整个社会遵守规则的文化就要破产了。如果不守规则不仅不用受罚，甚至还能得到好处；大家乖乖地循规蹈矩岂不是太笨了？“窃国者侯”，偷小东西的人或许得死；但到底还是有不只不死甚至发财升官的机会呀！当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心态。他们就不再相信还有谁能清白无辜。原有的规则至此就只是一纸具文罢了。
犯规仍然是有风险的，我们应该假设没有人天生就喜欢犯规。但大家可以研究为什么有人犯了规却不用承担任何风险。然后再仿效他们的办法，归纳出一套原理，使自己也能避开逾矩的恶果。这些使人犯规之后照样平安无事的办法就是平常所说的“潜规则”。在正常的情形底下，就算表面上的规则已且失效，大家还是会阳奉阴违地在表面上同意它支持它。可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再发展下去，终于会有一场典范转移。危机重重的表面规矩被彻底扬弃，然后堂皇登场的就是原来潜伏在暗角的规则了。
山西黑窑事件之所以是个巨大的警号，就是在于黑窑女主人指责地方官员的那一句“他们就知道收钱，但不给办证”。终于有人觉得交钱解困这套行事手法不再是潜规则。而是可以正大光明宣之于口，并且假设大家都能理解同情的常规了。应该保障劳工权益的公仆变成了人贩，应该维护治安的警察变成了闲事少管的路人，照这逻辑来说，似乎也都是正常的了。经营黑窑的这一家人犯下了如此邪恶的大罪 ，不是因为他们的良知被蒙蔽，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彻底地适应了收钱就得办事的公平新规则。所以这名坦白得吓人的女子才能如此无悔无愧地向大家“揭发”那些收了钱的人不按规矩做事。
事情发展到这地步，当局与其填缺补漏地强化原有的规范体系，还不如研究如何与百姓重建新契约。
原题为“当潜规则变成规则”，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7年 07月 06日
“真”：“范跑跑”的真性情
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中文版的前言如是说： “此书是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酝酿、思考写成的，因而染上了那个时期浓重的躲避崇高、反崇高的情绪……如果我现在有机会重写这部书，我的倾向会跟原来不一样……这时代，反崇高已经跌落到了迷恋自己的肚脐眼以下，落到了肉身的吃喝拉撒睡的底层，走向了反面。”
我想很多人也会有同感。曾几何时，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充满了一种崇高美学，标榜超乎常人的理想、道德与激情，大家不只要学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甚至还要胸怀改变全世界的大志。然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英雄的传说变成专供调侃的笑话，崇高的价值变成空大的假话。 很多人开始觉得敢于承认自己卑微自私甚至无赖的人物才是英雄。 问题是经过近二十年来反崇高反英雄的潮流之后，我们真的走出了崇高逻辑的桎梏了吗？还是跌入了同类逻辑的反向发展呢？
四川都江堰市光亚学校的老师范美忠在自己的博客里坦承，地震当天，他不顾学生，先跑出教室，于是在网上招来一片唾骂。当大部分人都在谴责他时，也有人为之辩护，说他不只有说话的自由也有自私逃命的权利。有趣的是这场争论再发展下来，竟然又成了一次崇高与反崇高的对决，英雄和真小人的较量。范美忠随后发表的言论更是把它上升到了自由和非自由之争的理论层面，俨然把自己变成了 “自由主义”的代表。
以我的粗浅理解，的确没有哪一路自由主义会否认一个人逃命求存的权利但似乎也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会认为一个人必须在危难关头抛下学生亲友自求多福。舍己救人是崇高的。几乎在任何文化里面，几乎在任何一种伦理学的立场来看，这都是值得敬佩的行为。
范美忠身为北大历史系毕业生，自愿到地方上的小学校任教，并且常常为文探讨教育体制的缺失，实在也是种教育理念的实践；他的逃跑乃是一时软弱，是人类求生本能的表现。或许不符他以前的高尚言行理想形象，但也不值得大家的峻词辱骂。毕竟英雄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所以英雄才格外让人尊敬。然而，我们为他凡人的软弱扼腕甚至辩护，却不表示我们佩服他的行为。更不表示这是每一个有人性的人都该效法的事。范美忠是个真正的凡人，不多不少如此而已，既不邪恶亦不高尚。为何有些人会把他捧成令人尊敬的人物？为何他自己又显示出好像要为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奋战，当个人权斗士的倾向呢？
由此可见，反对崇高反了二十多年，许多人仍然没有逃离崇高的逻辑，不做英雄就做反英雄，总是要和一套宏大的叙事挂钩，总是要让自己变成伟大理论的道成肉身。传统的英雄观鼓吹超乎常人的伟大尺度；现代的反英雄则标榜真小人的真实，似乎自私和软弱不只是人之常情， 以为人人都该如此， 不只虚浮甚至虚假。 可是过去二十年来， 对这种虚假宣传的反感却居然使得真小人成了很吸引人的人格典型。一个人再多妄语、再多劣行都不是问题，只要他够真就行了，仿佛“真”就是最了不起的价值。
我们躲避过度的崇高，是为了复现人性的本来的面目。认识了人性的怯懦与卑下，我们才懂得包容和悲愤，再踏实地谋求个人道德上的进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为理想。在举国歌颂英勇义士的气氛下，范老师的坦白不应惹起如此愤恨，反而更该让我们瞭悟那些英雄的伟大超凡。反过来说，范老师也完全没必要引用什么自由主义的主张来掩饰一时的本能表现。这要不是为了贯彻自己自由主义的信徒的形象，就是另一种当英雄的冲动，一种反英雄的冲动。更何况自由主义虽然以人性的缺陷为其前提之一，却断不会把它当成终极的目标。
原题为“为什么真小人也想当英雄”，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 06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