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中国社会困境的折射
关于中国运动，有一个很大的误会，我称之为“可口可乐迷思”。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外国大企业都闻到了空气中传来一丝人民币 气味，他们觉得中国是全球市场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处女地那时流行用可乐做譬喻，他们说：“十亿人呀！只要有十分一爱喝可乐，一天就能卖掉一亿罐 ”。
后来他们才发现要把这么庞大的人口变成他们理想中的消费者，要打进这片经济世界中的亚马逊，原来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必须斩荆披棘，适应水土，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成熟和条件的具足，中国的人口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数字。
同样地，我们也千万不能相信中国既然有十三亿人口，就一定能找出十一个人组 “第一流足球队”这类鬼话。人口数字有多少，和某项运动的表现好不好实在是两码事。 牙买加的人口有多少？为甚么它能称霸短跑赛道？立陶宛的面积比北京大很多吗？怎么就能变成欧洲篮球劲旅呢？按照“可口可乐迷思”的逻辑，应该整个欧洲加起来派一支球队也赢不了中国才对呀，为甚么光是一个比利时就能叫中国足球丢脸丢到家呢？
中国男子足球不只是中国体育界的奇耻大辱，还是世界体坛的一道谜题。国足的人均收入可能是所有项目里头最高的，偏偏他们的表现是最烂的。当体操选手一个个为中国夺取荣誉同时还要为生活精打细算的时候，那帮球员却一方面坐享车宅，另一方面把球踢到了亚洲三流的水平。二十多年来，中国足球的成绩和球员的收入几乎呈现了反向发展的态势。
其实它的问题恰巧也折射出了中国社会面对的困境。中国足球是中国所有体育项目里头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但市场不只救不了它，反而还使它更加证明了“举国体制”的优势。如果左派用这个案例说明市场并非万能的话，右派也可以反过来说那是因为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根本还不够市场化，没有建起完善的市场机制，所以才变得贪腐横行、黑幕重重。中国足球或许是中国球迷心上的伤口，但它却是个了解中国现况的好样本。难怪有回听一个外国教授说，任何一个关心中国发展问题的学者，都能透过它找到中国的矛盾与瞹眛
本人忝为佛教徒，近日却在电视节目中因为一时激愤，失却正念，粗言辱骂了足协主席谢亚龙先生，不只犯了妄语戒，更伤害了谢先生和他的家人，谨此向他致上诚挚的歉意。同时我也希望年轻的读者和观众在我身上看到教训。此等劣行，实不足法。
然而，我依然以为谢先生要求国家女足成员做检讨，批评她们 “三无”的做法是非常不恰当的。女足的拼搏精神，我辈球迷有目共睹，真不知道谢先生以何标准说她们没有斗志？相反地，男足在对比利时的那场赛事里明明犯了极不君子的错误，谢先生竟然还称赞他们够拼搏，他的判断为什么会和我们差这么远呢？
平心而论，中国足球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实在不是谢先生一个人的错。可是当年国家请他担当舵手之职，难道不就是为了痛改沉痾，为我国足树立新风吗？几年下来，谢先生做出了什么成绩呢？就算当下的成积不行，起码也要给出一套令人信服令人可以期待的长远方案吧？如果两样都没有，我觉得谢先生就应该背起责任，引咎辞职了。假如他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不单要向他道歉，更要为他的勇气和承担而鼓掌喝采。
原题为“中国足球是个好样本”，刊于《am730》2008年 08月 21日
刘翔：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
熟悉现代中国体育史的人都知道，百年的奥运梦其实也是一个强国梦。透过参加奥运等国际赛事，中国人对内可以团结民心，把过去的“一盘散沙”凝聚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对外则能获得国际的认同，表示中国已经彻底从“闭关锁国”的状态走了出来。如果得到奖牌甚至冠军，效果就自然更好。所以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奥委会以来，政府就很积极地规划各种体育项目的发展，以夺金为目的。
但是在这投入多产出高的浩大工程里，田径始终是一个难言的隐痛虽然断续有过突出的例子，可是大家不能不承认田径确是中国 体坛的弱项。偏偏田径是块很大的领域，而且常被认为是最具奥运传统色彩的经典项目。假如中国运动员在这么重要又这么基础的赛事上表现优异，那才说明中国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
所以同样是金牌，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得到的那一块却分外耀目他是现代中国挺进体坛圣域的突破口。问题是中国以前也曾出过 田径金牌，刘翔又有什么特别？凭什么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又为什么能造成如今那么多人的创伤呢？
那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冠军运动员，还是当代新中国的一张脸孔。在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从前中国运动员的性格总是模糊不清的，败了固然低首饮泣，胜了竟也不见兴奋若狂的举动，表现自我的话更不敢多说。刘翔很不同，那一年当大家看到他打破世界纪录时，不单单看一个冲破红线的运动员，还看见他是何等骄傲地对着镜头说：“中国有我，亚洲有我。”
除了飞扬的一面，他还很稚气地向着电视机的观众说：“妈，你看见了吗？”从这一刻开始，他就是中国新生代的代言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 新一代中国人不再是过去老外常说的“蓝蚂蚁”， 而是一个个个性鲜明敢笑敢怒的年轻人。 他们不再一张口就是“感谢党和国家的栽培……”而是声色俱在地高喊“我赢了！”
刘翔更幸运（或者更不幸）的地方是他碰到了中国市场化的新领地。在 21世纪以前，体育明星同时是商业宠儿的潮流还没有完全征服中国；到了2004 年，却是东风已在，又欠火把了。姚明和刘翔等人拜此大潮所赐，他们的形象无孔不入地渗进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因此，一百一十米跨栏运动员刘翔变成了北京奥运的中国大使，几千人里负担最重的一个他这个人的笑容和个性，就在这巨大的形象投射里渐渐渺小……
原题为“谁是刘翔”，刊于《am730》 2008年 08月 22日
浮躁：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
很多人以为一个电台或电视的清谈节目要做得好，主持人的口才是最重要的。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原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清谈节目靠的是参与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说，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要紧。因为谈话不是独白，你说的任何一段话都不可避免地坐落在对话者的言词之中，它构成了你的背景，发展了你的言论。假如你只是抱着满腹的宏论，却完全听不到别人在讲什么，就算你说得再有道理，也难免予人一种格格不入的错乱感。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许有错，也许需要检视自己的信念；除非我们坚持自以为是的正确要比共认的真理还伟大，否则带着耳朵去参与对话就是一次检验自我的好机会了。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在他的经典《真理与方法》里如是说： “……必须从一始就对文本的异己性保持敏感。但这种敏感既不涉及所谓的‘中立’,也不意味泯除自我；而是为自己的先存之见与固有理解容让出一块空地。对自己偏见的觉察是件重要的事，因为这样，文本才能呈现出它所有的他性，以及它那相对于读者固有理解的真理。”解读文本固如是,与他人对话恐怕更当如是。
因为在央视上讲清史而闻名的阎崇年先生前几天被人掴了两巴掌。那是一场作品签售会，一位年轻男子排队走向正在为读者签名的阎先生，然后发难出手。据目击者说，当时还有人在现场大叫“汉奸”，看来是针对阎先生种种为清朝辩护的言论。那位年轻人的朋友后来解释他揍人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和阎崇年平等辩论的机会。
我不想参与评价清廷的史学争论，也暂且不谈这件事情的后续处理对不对（那位青年后来遭到重罚），我甚至很能体会那种由于欠缺交流机会而生起的沮丧与愤恨；可是我很好奇出手打人与言谈对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假如我说了一番驳斥对手的话，而对方不能完满响应甚至不理睬我，于是我动手给他一巴掌；这是否表示我这一巴掌其实是我所有想法的延续和表达？一个耳光又是不是一段话的代替呢？如果打人也是一种辩论的方法 我是否也该预期对方将以拳脚回报？因为对话和 辩论总是有来有往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阎教授总不愿 “正面响应”那些青年的理由（是没有时间，还是他的响应被人觉得不够正面？）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也许我说得没有什么道理，但起码我被人听到了；也许别人没听懂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可是说话 的语调和姿态要比说出来的内容还重要；因为正是那些语调与姿态让我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所以我存在。于是每个读者其实都是作家。在一篇一万字的文章里看见一句令我不满的话忘记剩下那部分吧，我要写一篇两万字的回应来批判它。我为什么要耐着性子看完那篇东 西呢？我为什么要深入甚至同情地理会它的真正含义呢？它只不过是我用来表达自己的机会和借口罢了。
个性被压抑够了，因此“个性”二字是今天最高尚的品德。听别人说话不算个性，让别人听见我说话才算是个性。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清谈节目或许是不必要的，我想。
原题为“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 10月 15日
套话：老百姓的真心话
河南陕县支建煤矿事故在全国电视观众眼前成了一场感人的奇迹。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矿难次数最频繁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矿难生还者最少的国家，而这一回，被困井下75小时的 69名矿工竟能被全数救出，怎能说不是奇迹？又怎能不叫人感动？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救援部门的人性处理，每一位被救上地面的工人都立刻给黑布蒙上了双眼，以防他们那长时间处于黑暗中的眼睛一时受不了日光的刺激
然而再看下去，我却看到了一个令人错愕的场面。话说最后一位被救出来的矿工在众多高官的簇拥下，竟然在还罩着黑布条的情 况下对着镜头直喊：“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务院！感谢河南省政府！感谢全国人民！”
从我这个未经训练的香港人的角度看来，这句话简直完全违反了人性的常理。为什么？因为一个正常人被困在矿井底下三天，不知前路是生还是死，突然被人救出来之后，不是激动无语，就是忙着喊爹喊娘问候妻小吧？他怎么可能第一句话就是先行拜谢党中央呢？而且他这四个感谢不仅不漏一个对象，还从党中央谢到全国人民，次序严整得无懈可击，完全不像一个刚刚逃出生天的灾民
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有两种可能。可能之一是在我们还没看到他的时候，早已有人先在镜头背后指导过他了。如果真是这样，这个指导员可真是要回去好好接受再教育。要知道今天不只党中央执政为民，就连各级媒体也都努力来贴近平民，中国的受众已经习惯了一套很人性化的认知世界的方法。所以相信不只是我，任何人对于获救矿工的第一表现也都有了既定的预期；假如那名矿工的表现不符大家预料中的“人性”，多半就会被人怀疑中间是否别有不自然的内情。换了是我去当新闻公关或者镜前表现指导，我不仅不准他“四个感谢”，还要逼他先和母亲说声好，叫她老人家别挂心呢。
可能之二是当地所有人员都很真诚地让获救矿工们自说自话，绝不横加干涉，但这名矿工偏偏就是打从心底谢了出来。若是如此，情形就更不妙了。从好的角度看，这还可以说是中国特色，毕竟举目全球，灾民获救第一句话不是挂在心上的家人，也不是谢谢直接救他出来的工作人员，而是很宏观很有深度地感谢政府中枢与全国人民的，恐怕就只有中国人了。
要是从不好的角度看，那就说明我们的救灾新闻已经形成了一套感恩戴德的报道模式，一套很不与国际接轨的模式。全世界的新闻机构处理天灾人祸，都把重点放在灾害之痛灾情之险，以求刺激起受众的关注和同情。虽然也有对救援感谢的时候，例如“9·11”事件就出了不少被媒体视为英雄的消防员，但人家要感激的多半是那些历尽艰辛冒险犯难的前线救援人员，而不是白宫的政府核心。反观中国的灾害新闻，过去常有救灾之功大于灾情之惨的惯性，仿佛一场灾难的重点不是灾难自身，而是救灾行动的胜利。这种违背常理与人性的新闻公关手法怎能叫好呢？
这位工人兄弟要是由衷地喊出了四个感谢，那就说明他新闻看得太多，早就内化了一种符合老套报道模式的反应了。
原题为“获救工人应该感谢谁”，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 08月 09日
空话：言语脱离现实之后的信任问题
那天我在北京机场一座自动咖啡机前唤来一位侍应告诉她咖啡卖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回应：“有呀，怎么会没有？当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细查看过，才发现咖啡果然倒光了，于是她沉默地为这机器装上一袋咖啡豆。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她连一眼都没瞧就能如此确定那座咖啡机的运作很正常呢？其实这也 不是什么很不寻常的奇事。我们坐计程车，要是发现车子震动得厉害，司机一定会说：“没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肾结石，负责官员却在大规模检测开始之前，就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产品。”这又让我想起央视转播奥运开幕式的解说，据说他们后来做了内部检讨，承认当时的表现的确不够好。我干电视这一行，很明白他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读稿；事先写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后再高昂地把它朗诵出来，完全不顾当时现场的实况。于是观众看见的和听见的，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
在这里，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隔离”何其严重。前人花了一万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间的每一样事物例如一头山林中的走兽，一座设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种暧昧的情绪，甚至是某种风暴的形态。到了现在，这一切名字却像粘力失效的小纸片，从它们所在的东西上逐一剥落，逐一飞散。所以我们开始习惯不再相信言词。满街的标语，我们当作装饰。课本上的教训，我们当作考试过关的口令。什么 “国家名牌”、“免检产品”，我们当作是产品包装上的图画。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在真空之中戏耍修辞的高手，公司办的一切活动，我们都在内部通讯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访的宾客一律“尊贵”，他们和领导的谈话则必然“亲切”。国营商店的墙上称我们为"“亲爱的顾客”，但里头的工作人员却不耐烦地用“喂”来称呼我们。
话到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著名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可是他仍然无可无不可地挂上了。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词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词以及那些用言词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种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 “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人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棉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原题为“犬儒时代的信任”，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 09月 25日
信任：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会资源
连雷曼兄弟这么巨大、 这么悠久的投资银行都能在一个礼拜之内急急宣布破产， 连号称“中国妈妈”的三鹿奶业都能叫婴儿吃出肾结石，我们到底还能相信谁呢？身边有不少朋友是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客户，在听说这家管理资产达到万亿美金的保险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没的消息之后，他们全都慌起来了，深怕积累了半辈子的血汗钱要化为乌有。无论别人再怎么分析，再怎么向他们保证客户资产安全无虞，他们还是很难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我们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 灯的时候停下来。我们睡觉，要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我们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没有信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Nikla Lsuhmann）就说得好：“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吊诡的信任偏偏如此难得，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的基础完全相信每一滴自来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驾驶者都是清醒的，每一个建筑商都是负责的，甚至每一位警员都是廉洁正直的。然而，我们还是不断地付出我们对他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信的。这个社会如此复杂，任何发生在身边的事，任何摆在面前的东西，其背后都经过了重重的机制、层层的人手；在这一长串的流程里头，总有一些人会对得起我们的信任，会为自己应做的事负上责任呢？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亲自检测任何送到我嘴边的东西；但是我会相信生产商爱惜商誉。一个老板不可能掌握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的正确，但是他会相信他聘用的管理人员。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问题，产品检试部门会查得出来。假如出厂的产品真有毛病，相关政府机构会及时发现。假如那些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良心的传媒会揭发真相。到了最后，我们还要信赖政府的确能够查清问题，司法体 系的确能够按法处置肇事人员。
这是一个牵涉了多少个人多少个程序的事呀，怎么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出了错呢？为了保证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情况为了 让社会可以正常运作，人类设计了各种制度去保障信任这种极其必要但却易受伤害的资源，例如权力与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地说，商家与官方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官方不会掩饰商家的错误；媒体又与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体不会为商家与政府文过饰非。
万一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与更高层级的结构了。在三鹿奶粉事件里面，那个界外的力量是新西兰总理，而更高层的结构则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原题为“没有信任就没有社会”，刊于《am730》2008年 09月 17日
极少数：只限于坏人的一种量词
看到新华社前不久报道四人帮在世的最后一个 ——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让我想起了文革。说到文革，我首先想到的是一种语言 一种那个年代盛行一时的行文方式与说话风格。文革的战斗性，文革的杀伤力，多多少少和这种语言有关。不搞清楚这种语言的性质，就很难让今天的年轻一代理解那 10年以至于共和国数十年来经历过的运动；不看透这种语言空洞的力量，就谈不上反思文革，也很难保证后人可以彻底脱离历史的阴影。
且举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叫做文革式的语言 比如 “极少数”这个形容词。 今天重看文革10年的文献，“极少数”三个字出现的频率可说是极不少数。内地以外的华人大概不知道 “极少数”在这个脉络底下，并非一种纯粹描绘数量的中性形容词，而是一种饱蕴价值涵义的判断。如果我们说“今天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染上了禽流感”，这里当然没有任何道德判断的含义，因为这里的“极少数”指的不过是患病的机会罢了。但是当年要做政治批判的时候，“极少数”就是很强烈的指责了。
是什么使得一个中性的形容词变成非常负面的价值谴责呢？当然就是近代中国革命里的民粹思潮。按照这种民粹思潮的主张，凡是大多数老百姓认可的，必然就是对的；而凡是大多数老百姓否定的，多半也就是错的了。放在政治上，这可是“民主精神”的体现，也就是得“坚定不移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那一边”。所以“极少数”和“绝大多数”都不止是单纯的量的形容，而且是对与错的判断区分。
同时它还牵涉一个划界的问题，无论是统战还是批判，从实效上讲都不可能团结“极少数”或者“一小撮”，却跑去打击“大多数”。当时每逢批判活动展开，惶惑不安的老百姓没有谁愿意当少数派，大家都希望自己是站在“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一边，而不要被划做一堆白羊里的几只黑羊。直到今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害怕自己被叫做“极少数”。
这种对民主价值的理解，盛行于文革时期，说来实在十分粗糙。它不只把一切的事物都按数量的多寡来定质量的高下，而且还忽略了民主原则中尊重少数的精神。正是近代中国的民粹倾向，使得当时很多优秀的学者受到折磨，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与百姓日用无关；也正是这种倾向，使得很多卓越的艺术家不能继续自己的探索，因为他们的创作太过阳春白雪，一般人看不明白听不懂。在政治上我们当然要强调“多数决”,但艺术和学术乃至其它的意见表达,为什么就非得是多数人欣赏认可的才是对的,而“极少数”就一定是错的,甚至是邪恶的呢？
执政要为大多数老百姓着想，当然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能自动转换成 “极少数”就非得斗垮斗臭不可。偏偏在文革 10年间，这种转换来得太轻易太绝对，只会有利于不断的斗争，无益于实际的施政和建设。其实少数可以是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考方式。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而非不断在人群中挑出少数甚或制造少数派，再把他们变成打击对象。不假思索地将“极少数”和“坏分子”连结起来，会起到使大脑迟钝，令焦点模糊的作用。
二战之后的德国兴起纳粹语言学的研究，就是要分析政治语言的语法和词条，看看空洞的语言如何造成了思想的贫乏和虚无的热情。今天的中国已经正式告别过去的阶级斗争，迈向建设和发展之路，我们也需要相应的语言反省和重建以 “极少数”为例的老式术语虽不是文革的产物，却是可以总结那个年代的“斗争语言”代表，小心清理它过多的价值意蕴既合时且有益，否则说不定会闹出一些笑话。
原题为“‘极少数’的迷思”，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 01月 17日
苦难：只有英雄，没有灾民；只有感动，没有伤心
2006年 7月 28日，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有几百人出席了官方纪念仪式，他们在“唐山市抗震纪念碑”广场默哀了三十秒，相当肃穆也相当隆重。可是他们并不全是当年死难者的遗属，也不是震灾的幸存者。本该是这一天真正主角的唐山市民，这时候都在广场之外。一大清早，武警就开始驱赶百姓。不获入场的只好站在警戒线外，甚至要用望远镜才看得清纪念仪式，一场应该属于他们的仪式
《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有过一段奇特的经历，他曾翻遍当年留下的照片，但无论怎么找都很难找到死尸的相片。的确，今天查书上网，你会发现唐山大地震在影像上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片颓垣败瓦，倒塌的房屋，断裂的墙壁，可是人都上哪儿去了呢？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急忙奔走的志愿人士，斗志昂扬不畏艰苦的解放军，还有一些正在拯救伤患的医护。至于那些未获救治的伤者，甚至倒卧在瓦砾中的死者，却几乎全部失踪，没有鲜血，没有残肢，只有空洞的街和极度萧条的市区鸟瞰图。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场巨灾夺去了 24万人的生命，在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三年。
如果采用某些在海外相当流行的观点来看，大概可以说这是中国人忌讳死亡，乃至于要出动到为相片消毒净化这一招。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简单，我们不能把在中国发生的异常事例都推到官方头上。且看当年曾经参与救灾的龚铁鹰在博客里发布的一篇老日记:“……当我投入抗震救灾行列，看到了工人同志的冲天干劲，看到了各级党组织坚强领导，我又被震服了。我想到，自然灾害是暂时的，而人们的斗争精神则是永存的！只要还有人生存，就一定能重建家园。而在这场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仍会掌握群众，仍能指引群众克服这一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党 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党。这一革命理论认为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伟大的党，动员起千百万群众来，任何困难也不在话下，我们一定会克服这一灾害带来的暂时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并非什么交心报告，而是一个曾在现场见过灾难，救过伤员的青年的日记。在这篇日记里面,龚铁鹰也记录了放在自行车架上的死尸和嚎啕痛哭的生者，但到了最后，他还是以其时最流行的方式向自己总结了一切经验这样的总结，这样激情勃发 的文字几乎是当时所有文字必不可少的样式， 不止见诸报端， 甚至还渗入到每一个人最贴己的日记之中 即使是灾难的第一手见证,亦不例外。
身为人类， 有着最普通的感情， 有伤会痛， 受苦会哭， 是什么使得当年拿相机的人拍不到死亡？又是什么使得见过死亡的人依然乐观，意志饱满？曾有许多文献指出当年唐山震后的幸存者表现得有点“漠然”，路上相遇就是简单地问一句“你那里走了几个？”不见悲恸，也没有恐惧。许多人还说唐山人给“震傻了”。
对此，我宁愿相信二十世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Beerrjamin)的一番话。很多人以为战场上回来的人必定有很多故事要说，但是本雅明敏锐地观察到刚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总是满脸疲惫，无话可说。因为凡见过地狱的人，就知道世间有言语无法形容的虚无，人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同理，当时的唐山人不是给“震傻了”，而是实在无话好说无泪可流。
可是在这一刹那的空白之前，遭逢巨变的人到底会崩溃；在此之后，痛失亲人的到底会陷入思念的煎熬。可是这些全被一个更宏大的主题掩盖了。请注意唐山的那座纪念碑不叫“亡者纪念碑”，甚至也不叫“地震纪念碑”，却叫“抗震纪念碑”。重点不在地震本身，而在人的对抗。地震和它带来的所有伤亡一切苦难，全部成了人类崇高意志与斗争精神，以及领导抗震有方的背景。这不止是当年官方定下的主旋律，也是整代人的感觉结构和思考方式。所以不需要由上而下的指令，军人的日记自然会颂扬群众的力量，有摄影机的自然不会拍照太多的尸体。唐山大地震被记忆的方法恰正记忆了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其曲折一如“抗震纪念碑”，借着“抵抗”来纪念地震；又像今天纪念唐山大地震的主调，透过歌颂“新唐山”的建设来忘却被毁灭的老城。
过了十年，我们才有钱钢的《唐山大地震》 ，才有了那么一些稍微不同的声音。再过了二十年，我们终于放开怀抱，允许各式各样的反思甚至责任追溯。可是在一切理性的检讨和反省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正正当当地好好哭一场，把背景推回前景，让百姓回到广场？承认死亡，方有解脱。
原题为“请让唐山市民回到纪念广场正当哭一场”，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 07月 31日
天灾：人的角色在哪里
天灾，还是人祸？这是近年所有大型意外发生以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方面，总是有人想强调天灾的自然，不可预料与非 人力可阻；另一方面，又总有人想在貌似最自然的意外里追查出人为错误因素。似乎一场意外若非天灾，即为人祸，中间没有任何灰色地带，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
天灾与人祸，这套二分模式是我们感知意外灾害的基本框架，也是我们应对灾难的思考习惯；然而它未必就是我们预防灾难和解决灾难遗害的最佳反应，它甚至还会阻碍大家防灾救灾的工作。面临灾难，我们惟一该考虑的就是风险的管理，而不是追问它的属性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天灾抑或完全人为的过错。因为任何性质的“人祸”都可能有预料之外的机遇变化，而任何类型的“天灾”也都有可以事先安排的准备。强行把意外分类为天灾和人祸，只对责任的追究有用，却无益于意外的防止和善后。
就以最不可预估的“天灾”地震为例吧，虽然科学家目前为止仍无法确切掌握地震发生的时机与强度，但这是否表示大家就什么事都用不着干，坐着干等呢？当然不。我们可以在地震频发的地区对建筑物的防震措施设定特别高的标准要求，制定一套地震发生时的紧急应变方案，甚至要学校和各工作单位定期举行震灾演习。尽管我们不知地震何时发生，也不知它有多么强大的破坏力，但是我们可以在事前尽力做足一切资源许可范围内的准备。万一灾难发生，而真要追究责任的话，这个责任的归属看的就不是灾情严重的程度，而是管理当局是否已按原定计划做好所有预备工作了。
例如山东华源煤矿的溃水事件，我们要检视的就是有没有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的措施。很多人都说这次煤矿矿井的进水事件是一种从前想象不到的矿难类型， 料不到下大雨也会酿成矿难。 但是， 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矿难”,而把它定位为“暴雨成灾”的话,情况又会有何不同呢？
首先，我们要检查的是当地有没有一套暴雨警戒制度，按不同规模的降雨量定出不同层次的警告。然后，我们要检查的是这些不同层级的警告又有没有附带一些规定，要求某种工作或某种活动必须在暴雨达到一定层级时自动中断。以香港为例，天文台把暴雨警告分成了“黄雨”、“红雨”和“黑雨”三种级数，当“黑雨”警告发出之后，整个城市都要停工停学，而位处低洼地区的活动就更不用说了。泰安市以至于整个山东省有没有类似的机制呢？如果有的话，为什么它没有被贯彻执行？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将来又要不要设计一套各型天灾的分级预警系统和相应的应变方式？与其缠着“天灾”和“人祸”的问题不放，还不如切实吸取教训。
说完灾难的定性问题之后，我们再来重新思考受灾范围的定义。遇上灾难，我们通常只把注意力放在直接受到生命威胁的那一群人身上，却忽略了这些直接受害人的周边范围。就以矿难来说吧，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还被困在井底的那些工人。但是从更大的范围思考，受害的其实远远不止这些工人；从某个意义上讲，就算煤矿的经营者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遭到了经济上的损失。但是在这一切周边的受害人之中，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工人的家属。
若是把遇难工人的家属也看成是受害人，而且是受灾情况仅次于工人的这么一种人的话，所谓的救灾工作就一定也要把他们当作对象了。换句话说，有待拯救的不只是矿井下的工人，还包括了他们的家属。他们受的是什么灾呢？那可能是日后丧失了家庭的经济支柱，也可能是整个家庭情感纽带的瓦解。而在这一刻，他们面对的最大打击肯定是心理上的创痛
我们要永远记住，家属不是救援工作的外来干扰，他们本身就是要被救援的受害者。在他们的家人生死未卜之际，当局就要开始援助他们了。而援助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随时向他们报告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尽量满足他们的一切疑问和要求。此外，还要在安顿他们之 余找人安抚他们的情绪。救援现场挂出“救灾抢险”一类的口号根本就是多余的。都到了什么时候，怎么好意思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这种完全没有意义的虚文矫饰上头！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哪怕是一点点的人力浪费都是失职。而隔离罹难者家属的做法，无异于扩大了灾害的范围和深度，因为他们延伸了第二受害者—— 那些家属们的痛苦与无助。
透过溃水这类非典型的“矿难”，我们应该学到怎样为所有的风险做好准备，又怎样在灾难发生之后降低灾害的损伤。而这个责任，绝非一句“自然灾害”就能推卸得了的。
原题为“摒弃非天灾即人祸这套二分模式”，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 08月 29日
哀悼：与亡者和解
有人说这是高等哺乳类动物的本能。例如象群，当它们在东非逐水草而迁徙的漫漫长路中，遇见同类留下来的骨骸，就会沉默地、缓慢地，围成一圈，然后伸出鼻子，温柔地抚触那些未能抵达终点的同类，那些不知年月的残骨。良久，它们才再重组队形，继续前进。
在漫天黄沙的旷野上目睹这一幕，动物学家只能说这是哀悼，几乎就和人类一样
尽管如此，还是有考古学家坚称哀悼亡者是人类独有的异行。最早可能是13万年前，最晚则是3.5万年前，史前的人类就有了仪式性的埋葬活动。他们不只发明了葬礼，甚至还发明了死亡。万物皆有生灭，但并不是所有生命都“看得见”死亡；唯有人类(或者其它高等生命)为此震惊，困惑，然后他们把死亡从一个平常的自然现象变成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大事并且思考其中的舍义。因此，人类才会很不自然地埋葬死者，并且创造了一连串的程序和礼仪。
仿佛只有经过这些仪式， 我们才能处理好生者与死者的关系， 才能让死亡产生意义， 不至于一片虚空。 然后死者才算真真正正地死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安息”。不得安息就是放不下，生者放不下伤痛，于是感到死者也会和自己一样放不下离开的失落。所以要安息的不只是死者，还是生者和死者相互间的关系。
一场大灾，不只带走了几万人，还同时创造了十几亿与此相关的生者。再简单点说吧，四川震灾，我们全都是心理上的灾民。所以就有了三天的全国哀悼，让往生者安息，让幸存的所有灾民得到处理情绪的机会，让往生者和在生者发生神奇的交会。更重要的是死者因而有了声音；透过这类仪式，所有人全神贯注于死难者身上，仿佛想听到些什么讯息。“发明死亡”就是这个意思，走了的人已经走了，但我们听见他们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然后主动为他们构想死亡的价值；掩埋火化了的躯体，却生出了物质以外的另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数十年来无数大劫中的死者，他们是否也透露过什幺信息？我听不清楚。我们自己的心安息了吗？我把它忘在意识深处了。未经悼忘，没有仪式，这世上还有很多未死的死者。
原题为“有哀悼，才有真正的死亡”，刊于《am730》2008年 05月 26日
抗灾：灾难不能对抗，只能与之共存
多难如果真能兴邦，首要前提是在灾难中活下来。面对灾难，力求存活的种种措施与工夫，通常叫做“抗灾”。“抗灾”的“抗”的字隐含了人力可以对抗灾难的意思：可是我们都知道人力根本不足以阻止大地的撼动。就像许多汶川大地震亲历者所说的一样， “大自然的力量太可怕了”。更现实的态度或许是学懂与灾难共存。不管是主流科学界公认的人力所致，还是部分异议学者所说的自然循环，全球正在暖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过往大家关注的是怎样通过减排碳元素等各种手段去缓和暖化的趋势，现在有人则开始为即将出现的事实做准备了。例如一向饱经水患威胁的荷兰，他们的建筑师最近开始推广水上浮动房屋的概念了又如孟加拉国低洼地带的农民，他们适应了一 年猛过一年的大潮，在水风信子造成的浮筏上种植稻米。既然海洋水平面上升的倾向暂时无法逆转。何不干脆调整既有的概念，预备水上生活的日子呢？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有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他们都知道下一个巨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又不愿放弃既有的成就和基业，于是就更要学会活在灾劫的阴影下了。例如美国人口第一大州加州，连许多小孩都知道加州迟早有一天会彻底从大陆上断裂出去．成为一座巨岛。其中将要出现的震灾会大到什么地步。自是不言而喻。于是由日本、台湾地区一直到北美西岸，这些地方的官民无不把地震当作不可避免的事，然后设法在地震的预警、房屋的建设以及灾后逃生救难的规划上做足准备。
日本的灾难意识不仅充分表现在其流行文化里(比方说拍了又拍的《日本沉没》电影系列)，甚至连文具商也推出了求生套装，让人在倾倒的学校、家庭与办公楼里能多活两天。就像每座大楼必备的灭火器一样。
回到中国，为什么我们平常不大容易感到这是一个多难的邦国呢？汶川震灾之后，大家都很关心地震预测的问题，就其之可测与否展示了反复的争辩。我更好奇当地居民知不知道自己住在一个巨大的断层上呢？无论哪一方面的专家大家都同意汶川一带本来就是一有危险的地方； 那么当地官民有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呢？地震发生的准确时刻就算不能预知， 房子的避震却是可以设想的。 当大家都在追究“豆腐渣”工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不只是建筑质量达标与否的问题，还是灾难意识是否普及是否贯彻的问题；房屋要避震，是因为我们确知灾难之必。
如果真有灾难意识，那么我们的小孩就应该像日本、台湾地区以及加州的学生一样不只知道地震发生时要躲在那里，还要经历定期的演习。如果真有灾难意识，地方政府一定会有应急的定期对策，例如充足的对外通讯设施以及相应的物资储备。
容易发生水灾的地方就要懂得水上的生活， 容易发生震灾的地方就要懂得在废墟里逃生。 中国既然多难， 就不该避讳灾难。 不该在“抗灾” “救灾”的光荣里忘记与灾难共存的现实与谦卑。
原题为“与灾难共存”，刊于《am730》2008年 06月 04日
民间（一） ：政府的好帮手
没有一个政府在面对天灾的时候不挨骂，好在我们不一定总是要依赖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