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是日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震灾死亡人数高达 6500人，需要搬进临时组合屋的则有32万人。当时的首相村山富市在地震发生了一天之后才开始动员全国的力量被人批评为反应迟缓。而且在 “灾害对策本部”成立之后，各级政府部门的行动还是慢了半拍，于是我们才会在电视上看到令人震惊的场面：几千个无家可归的灾民居然不慌不忙地排着队，静候救援物资的发放！如此迟钝的官僚系统与如此高质的公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政府人员来晚了，但是民间的行动却非常迅速。日清食品立即派车发送即食面，麒麟和朝日运去了大量的食水和罐装茶水，日本电信公司则在避难所附近架设临时公众电话共 450架。除了自动自发的商业机构，各种慈善团体和民间组织更是空群出动，同时大量接纳临时报名加入的义工，有人从外地赶来帮忙分发物资，有人组织民间纠察队负责灾区的秩序；中小学打开了校门接纳灾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各处架起了帐篷…… 最是一时佳话的，乃帮 “山口组”也成了慈善组织，文身断指的大哥小弟一下子都变为瓦砾堆中的抢险人员。
1999年台湾“921集集大地震”，从灾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慈济”义工，到多年之后的自发社区重建计划，更是处处可见民间力量的身影。事实上，无论是“南亚大海啸”还是美国的“新奥尔良风灾”，反应最及时、工作最有成效的，都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民间组织
最近这次“百年一遇”的超级大雪灾，除了让我们看到政府架构条条块块间的不协、机制的缺陷、危机管理的不足与基础建设的脆弱之外，最令人遗憾的莫过于民间社会的缺席了。是不是中国人都很凉薄很没有爱心呢？当然不，我们知道有无数的企业正在发动救灾捐款，许多平凡的老百姓自己提着沉甸甸的物资走到人满为患的车站， 更有一些民工愿意让比自己住得更远的人先行上车。 中国社会的人心再坏，价值观再虚无，但天不亡我，漫天飞雪，犹有温情在人间。
问题不在于民间没有救济同胞的决心，而在于欲救无从，不知该从何处着手。评论家笑蜀在流传甚广的《缺的不是物，缺的是柔软的心》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广州火车站的见闻： “我在现场看到的捐赠物资很多，好几个地方都顶到了天花板，但都成包成包的没开封，而就在这些没开封的捐赠物资旁边，很多妇女和老人都盖着单薄的床单席地而眠。热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很少发放到他们手上，原因何在？”
这真是个好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钱有了，物资有了，热心的志愿人士也有了，但应该获得帮助的人还是得躺在地上颤抖呢？笑蜀兄认为其中一个原因乃在于有关部门人员的冷漠，把救灾当交差，所以才会不只不主动征召民间力量，甚至还将志愿人士的热诚当作碍事的麻烦。但我认为除了他所说的“一颗柔软的心”以外，更重要的其实是“如果平时让 NGO充分发育，让他们有自由的广阔天地，这时就不难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其实要是有健全的民间社会，有活跃的非政府组织，见诸近年国际上历次大型灾难，你又何需“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呢？他们根本就会不请自来，遍地开花。虽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不再是往日那个全能型国家，政府逐步退出市场和各种私人生活的领域，但部分公务员仍把人民的自愿行为看成干扰，反映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民间不是没有人，他们只是没有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始终存活在一个灰色发展空间之中。许多规模庞大的老组织老机构一旦遇上什么事，根本没有自主独立的决策能力，只能听任上头的指示动员。至于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和近年新兴的民间慈善团体，虽然比较独立灵活，但也不能不低着头走路，唯恐越雷池半步。
家产上亿的湖北富商王元山最近宣布：“有生之年，我要将过亿的全部家产无偿捐献给政府。”这真是个大笑话，可笑的不是王先生感人的热诚，而是富商不捐钱给民间慈善机构反而要把钱交给全世界外汇储备最高的政府！同样的情况难道不也正发生在眼前的雪灾之中吗？一提到捐助，大家马上想到的对象就是政府。就算民间善款和国家补助没有经过无良地方部门“雁过拔毛”式的层层盘剥，就算前线公务人员没有冷淡地对待人民的热情，这也只不过是把全部的资源都集中在一个水龙头而已。而在全世界的危急救灾行动之中，最无效的恰恰就是只有一个大水龙头的做法。难道连遇上了“百年一遇”的天灾，也还要让有关部门去垄断救助的一切法门吗？
其实不少部门在最近几年已经渐渐体会到官方的局限与民间组织的潜力了。很多事情需要的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府而是一个生 机勃勃的公民社会。过去的 2007年在很多论者眼中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元年”，从“黑砖窟事件”、“华南虎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直到“厦门 PX事件”， 中国公民的意识与尊严都在不断地觉醒。 但愿这个步伐不要在今年停下来， 让十三亿看似平凡的“老鼠”发挥群体的惊人动力。
原题为“让老鼠成群，让民间自助”，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 02月 09日
民间（二） ：志愿者的崛起
或许，过了 2008年之后，中国将永远地被改变了。
2008年 5月 19日下午 2点 28分，十三亿人同时静默。我们上一次看到这种全国共哀的景象，已经是毛泽东逝世时的事了，不同的地方在于这回大家是为了最普通的百姓，如你如我的一般国民而哀。三分钟之后，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开始激动起来，没有组织，也不需组织地高喊：“四川挺住！中国加油！”他们挥着拳头，与电视机前的观众同时流泪。
纵然有一些仍待商榷检讨的细节，中国政府在救灾工作中展现的惊人能力得到了证明；虽然后来难免出现了救灾大于灾况的传统叙事手法，但中国媒体在报道灾难上的透明与开放到底是史无前例的。这两者加起来，换回的便是国人的空前团结，而这份团结也许是办十次奥运都得不到的。只要看过第一天全国哀悼日的场面，我们就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在这一刻赢取了人民的认受，巩固了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那十多亿人的眼泪又不只代表了爱国的热情；更准确地说，那是爱国，但还不仅止于对在上位者的拥护，更是爱自己的同胞。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听过太多太多中国人丑陋的故事。经过传媒的报道，很多人几乎以为中国没有食品是安全的，没有商家是可信的，没有官员是不贪的。
这三十年来，人民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可是大家又同时认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了，整个国家的精神空虚了。
突然之间，我们发现一个残疾人士用手爬行到募捐站前，要工作人员下来帮他捐款；备受漠视甚至歧视的河南“爱滋村”病患打电话给协助他们的志工说：“我们‘老艾’不能献自己的‘脏血’，我们只能捐钱。”他们想捐的数目是他们一整个月的收入。不要看少数财主的吝啬，也先别管某些靠煤矿致富的干部何其小器，要看这些最平凡也最被主流贱视的中国人。中国人，竟然如此可爱
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civivcirtues），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舍己救人的英勇故事，大家都已听得太多。这些故事最感人的地方，是它们呈现了一种集体的特征。与历年“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不同，这里有的不是个案，而是集体。这种集体特征忽然让我们感到信任原来是存在的，孩子始终是可以交托给老师的，乡亲始终是可以看顾老人的。因为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故事说明了，在危机来临的关头，你会守护我的姐妹兄弟；所以，我也将守护你的姐妹兄弟。
我不想太过夸大，但是四川震灾确实让大家有机会重新肯定自我，肯定群体的相互信任、相互协助，肯定自己的良知与能力。在公民道德的启发上，这场不能以悲剧二字去形容的悲剧，意外地起到了比任何官方推导的美德运动还要大的作用。探讨公民道德的典籍论著浩瀚繁多，其基本框架仍不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定下的格局。亚氏认为，一个理想的公民必须同时是好的统治者与好的被统治者。过往强调的守法守秩序其实只是在教人怎样做一个好的被统治者，这一回的震灾却让人领略到了自信自主的魅力；自信，正是好的统治者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聚集在广场上高叫“中国加油”的群众不单单是为政府所代表的中国加油，更是为自己构成的中国而加油。
国家固然展示了它的能力，武警、消防员和解放军的将士用命不畏艰苦固然叫人印象深刻，但是更不应该忘记无数志愿者的热心。坦白讲，那些没有专业技能未经充分准备就自己开车跑进灾区的人，有点傻也有点乱；不过他们却释放了很巨大的潜能。
可能有人会觉得，政府既然如此高效，又何必需要民间志愿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助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在大型的灾害之中，争分夺秒，我们不能把筹码全押在一个巨型机构上。美国政府在新奥尔良风灾救援上的反应是很迟缓，但是它们还有许多民间团体和“沃尔玛”与“联邦快递”等商业机构，甚至比政府更快速地开入前线。
以民间团体为代表的公民社会最擅长的，还不是第一时间的救灾，而是灾后的重建。根据过往的国际经验，在灾区重建的过程里，大型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又不一定比地方上小型的草根团体有效。因为所谓的重建不只是房屋校舍等硬件上的建设，还是经济活动、心理健康与社会纽带的恢复，这一切都有赖于熟悉地方环境的民间力量。他们要重建的不是物质环境，更是包括物质环境在内的社群。举个简单的例子，政府现在可以迅速地为灾区搭建临时房屋，但这毕竟是临时的应急之作。长远地看，灾区人民还要和专业人士合作，找出一套符合特殊自然条件，又能谋取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方案。他们或许要考虑植被铺设和水土保持的关系，还要考虑能够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没有民间自主力量的参与，任何由上而下的外在方案恐怕都是不现实的。
可是中国民间组织长期以来面对着许多困难，比如说捐款。平常怀有善心的人或许很多，但是他们不大确定捐款的对象是否可信。一来，我们都知道以前类似“希望工程”中善款被挪用甚至被贪取的种种现象；二来， 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一些半官方的民间团体架构臃肿，效率成疑。与此同时，其他纯民间团体的筹款又要面对犯法的威胁。再加上税务优惠等激励机制的欠缺，自然就形成了有心人欲助无门、有心团体欲行无财的困局。
在这次全国动员的救灾行动之中，有些乱象就是来自民间团体的不成熟。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的他们一时间筹募不到充分的资源，也不拥有一大批早经征集训练的志愿人员可以调动（在国际救援行动里面，大部分志愿者都是平时就登记在册，而且经过专门训练，一旦有事瞬即开拔） ，更没有成熟的协调机制让大家互通信息分配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和半官方的大型机构也适应不了这种新的发展。例如台湾的“慈济”义工抵达四川之后，当地政府人员就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类民间救援团队，只好按惯例请来宗教局的干部先接待一下这批佛教徒。再如“网易”公司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捐出了 500万元人民币，条件是要知道该笔款项的处置方式。本来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规，但碍于既有方针，红十字会表示无法答应，于是“网易”只能转觅其他合作伙伴。
改革开放，是一个政府不断后退并且寻找自己新定位的历程从前，中国是一个人民无所逃于天地间的 “全能国家”，从个人私生活开始，直到经济活动与政治参与，皆在政府的领导规划之下。然后，政府开始逐步让出了市场这块领域，使得中国迈入前所未见的繁荣阶段。可是有时候它又退得太远太快，像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这些重要的民生范畴一下子陷入不是政府负责就是市场竞争的处境，于是有了过去十年的“左右”之争。每次看到这些争论，我都很想问“民间在哪里”。
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成为媒体的焦点之一，可是大家更应该看到由南至北自发起来的民间力量。这会不会是一个新时代的契机呢？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中国是不是也要开始培育“第三部门”的土壤呢？我希望这不幸的一年可以是改革开放历程的转折点让人民变成自 信自主的公民，让国家进入一个“强政府、大社会”的双赢时代。
原题为“来了吗？我们也来了”，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 05月 22日
大同：地震中的慈悲
国难当前，奥运火炬的传送要不要中止呢？很多人都觉得是要的。哀矜勿喜，有那么多人丧命，那么多人失踪，那么多人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当局又何忍一片喜气，继续大办盛事呢？
汶川震灾的前两天，我刚从成都回港。心里还在回味当地友人所说的段子时，噩耗忽然传来，我连夜打了好几十次电话，却没有一个接得通。尤其令我挂心的，是一个住在都江堰的友人，不知她是否无恙？后来我又想起，这么猛打电话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会增大线路的负荷，阻碍了其他必要的紧急通讯。直到一位朋友开始更新博客，即时向大家报讯，我才稍稍宽心
守着电视，我看见一个五年前 SARS时期仍然不能想像的政府。除了少数关于震灾预测的小道消息之外，它开放了一切的渠道几 乎没有禁区地任由媒体采访，负责救灾的解放军甚至还特地安排了媒体联络人。如此开放透明的信息处理并没有带来往日担心的社会不稳；相反地，它掀起了一股席卷全国的救灾热潮。没有媒体想在这种时刻泼冷水；相反地，不须指示，它们自动地汇合成了一道主流。经过这次悲哀但却可贵的经验，政府一定能够学懂，天灾并不是天谴，毋须羞耻也毋须遮掩。
我又看见几个月前雪灾为祸时还看不见的一个政府， 其行动之迅速固然远胜新奥尔良风灾下的美国政府； 它学习的速度更是令人咋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举国动员的救灾体制竟然就已发展到了如此灵动的地步。 我从来不相信写评论要服膺“在官方做得对的时候称赞它，在它做错的时候批评它”之类的训条，因为政府不是小孩，它不需要掌声呵护；而批判与质疑却是评论者的天职。但是，在这一刻，我实在不能不佩服中国政府在抗灾中的表现。
然后，我看见了我心爱的成都，以百万计的市民露宿街头，令人神伤。可是我要说，这次灾劫中最叫人感动的还不是虽然负伤流血却仍赶赴灾区的士兵武警，甚至也不是亲临前线的温家宝总理，而是这些可爱的成都人。这么大的一座城市，不只没有发生灾后常见的趁火打劫，更没有商铺乘机抬价，几百万人就这样秩序井然地守在街头，照样过自己的日子。有人谴责部分市民在这当头仍不忘露天打麻将是幸灾乐祸。我却想起伊朗导演基阿鲁斯达米在《春风吹又生》中那最动人的一 ：强烈的地震摧了无数人的家园，但那些灾民在野地上架搭帐篷时仍不忘竖好天线，因为世界杯就快开锣了，逃难固然要紧，但并不表示世界杯就不重要了！这不只是苦中作乐，这更是人在浩劫中夺回自己尊严的努力。天灾可以带走我们的财产、亲人以及生命，但不一定带得走人之为人的起码生趣。
我还看见更多的成都人走到血站，卷起袖子。当地的着名作家冉云飞在联络恢复之后告诉我，他们一家连续3天去排队捐血，竟然都还轮不上！何只成都，四川好几个灾区的居民这一刻才从鬼门关前拾回性命，下一刻就已自发地组成救援队伍，要往山里进发……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吗？天不亡我，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然而，这又不只是一种爱国爱同胞的情怀，它还是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 “反华”的 CNN网站上面，我看见它们连上了救灾捐助的链接，还有许多美国人的留言，有的在呼吁大家捐款，有的在为中国祈祷，还有人谴责美国政府出手太小器没有良心。著名博客罗永浩则刻意摘译了部分美日新闻网站上的留言：一些美国网民不太清楚四川的位置，还特地搜寻材料，当发现四川原来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后，其他人立刻开始忧虑，一位留言者如此回应：“多谢（你提供的信息） 。很快就有地区救援……我今晚要停下所有的事情，祈祷上帝立刻去帮那些受灾的人。”日本网站公布震灾消息之后，很多人也即时送上祝祷，其中一个网民说：“阪神大地震，新潟大地震的经验，日本的救助技术，应该可以在这类灾害中发挥作用。不管政治局势怎样，中国又是我们的邻国，时间紧迫，不要再说他们反日什么的了。日本政府应该尽早派遣救援队伍。”
是什么在瞬间消弭了那曾经不可越过的偏见与敌意？当然是慈悲的力量，那种使得解放军不眠不休，消防员奋不顾身，以及平民百姓忘己救人的同一种力量。
我不能不想起亚当·史密斯在《道德情感论》中的那个著名譬喻，他说：一个有人性的欧洲人要是知道中华帝国发生了一场大地 ”，或许会感到伤恸，并且沉思当中的悲剧意义；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回到日常的生活。亚当·史密斯的意思是人类在理性上会接受一套普世的价值，但是在感情上却会受限于具体时空的制约，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发展自己感情上的道德想像力，要能同情共感地体会他人面对的处境。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 18世纪的苏格兰了，拜媒体所赐，我们现在更有资源去培育自己远程的道德想像力。除了感情人更易被陌生人的痛苦触动，我们甚至还可以透过跨政府的连系和世界性的非政府组织去实际践行自己的道德良知。换句话说，比起200年前，人类现在更有本钱去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做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
我们都不忍再看到迎送奥运火炬的欢庆场面,因为我们有难以言喻的哀伤需要宣泄 所以在倾全力救灾之余 ,政府也不能不顾虑 13亿人的心理需要，它应该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它应该在稍后的日子里于各地举办集体的纪念集会，让日日夜夜沉浸在悲剧消息中的国民有一个治疗自己的机会。至于那一把火炬，我们却不一定要按既有的模式去传送它。何谓奥运精神？难道不就是一种对于跨越藩篱的和平的梦想，对于人性中种种美善的肯定吗？所以当局不一定要中断火炬的传送，而是要让这把奥运精神的象征重回正轨，于浩劫中发掘出它的真正意义；换一种方法，换一种仪式，为了一切在生者，更为了一切往生者，将整个过程转化成一种祭悼，甚至升华。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不该放弃对理想的坚持，对人性的肯定。即便是死去的同胞，我相信，他们也希望我们好好活下去，把他们留在我们身上好好活下去。
原题为“浩劫中见希望伤痛里有慈悲”，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 05月 17日
万众一心：异议的消失
四川震灾发生之后，我和许多人一样，无法入睡，只能日夜守在电视和电脑旁边，一边等着最新的消息，一边忧心如焚地思忖着自己到底可以做什么。除了捐款与诵经，我们这些身在远方而且没有专门技能的人，到底还能帮上些什么忙呢？
然后我看到有人开始质疑震灾前的预警工作。据说早在5月 3日晚上就有群众致电四川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查询将要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可是当局视为谣传，于是开始了“辟谣工作”，并在四川省人民政府的官方网页上发布在有关当局的“主动解释下，解除了村民的恐慌情绪”的消息。再来则有人批评灾区的学校建筑有问题，其中极可能发生了偷工减料的情况，否则倒塌的怎么多是学校呢？
这种种反思言论发出之后，自然会引起一些网民的不满。他们会想，这都是什么时候了，大家应该一心救灾，而不是坐在一边批评这个讥讽那个，与其空谈，不如行动。钱钢先生也在《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 （ 《南方都市报》2008年 5月 14日）一文中指出：“有的传媒朋友，现在就把注视的焦点集中在问责和反思。我想对你们说，你们想做的这一切都应该做，但现在不是时候。至于有的传媒，震中信息尚且朦胧难辨，就已经主题先行，搞策划，玩深沉，就更不合时宜。”
我完全同意钱先生所言，在基础事实都还没办法弄清楚之前就开始大搞策划，确实有违媒体的根本操守。然而我又明白此乃市场化时代的机制冷酷，那些媒体的编辑与记者何尝不伤怀急切如你我，说不定他们私下还捐赠了许多现金与物资。只不过为了在剧烈的竞争之下脱颖而出，找到自己独特的角度，于是想方设法地构思和别人不同的主题，试图在一片震灾的报道中独树一帜
至于那些现在就把焦点放在反思和问责的论者，我就实在不敢苟责了。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实在不是源自凉薄的心态，而是另一种关怀的表现。受到这么大的震动，除了默哀、祈祷与捐助，他们一定还想找到更多的表达途径。思量下来，你很自然地就要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悲剧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你也很自然地会想这一切又该如何防止，是不是还有更多更好的预备工作呢？
没有人只想“空谈”， 问题是除了为救灾抢险的工作打气， 除了以言语表达哀思之外， 绝大部分的人还可以说些什么呢？人的思维广阔，及至无限；而言论的表述则是此无限思维的直接产物。要他们不在这时候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某程度上就是要求大家只能用一种思维方式去体现万众一心的崇高。
我们常常强调“万众一心”，不一定是否认差异存在的事实，只是总想界定差异存在与不存在的最佳时机。所以在奥运火炬惹起对立的时刻，有人就要再三强调“一致对外”，停止批评自己人。在西藏发生暴乱的时候，就应团结起来谴责暴徒，不要来什么反省。然而，谁去界定万众一心暂停差异的合理时刻呢？基于什么标准？所谓的“万众一心”又该怎么个“一心”法呢？
同样地,对于那些即使批评防震救灾工作做得不够好的朋友， 你也不能用“万众一心”的布条去暂时塞住他们的嘴。 如果他们有任何问题，那顶多是不顾大家的感受，不懂方便善巧的法门，所以说出来的话不只令人听不进去还徒惹反感。不过，差异毕竟是不容易抹煞的，连另类意见与言论出现的时机也是不能确定的。 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和权力。 更何况大家或确实享有同一种心情， 只是思考的路向不同罢了。
原题为“万众一心，表达不同”，刊于《am730》 2008年 05月 15日、05月 16日
第三空间：“淫照”照亮了公私之间的空白
假如你有去酒吧欢乐时光或者泡茶馆的习惯，你也许会认识一堆聊天的朋友，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但真要你记起他们的名字，却又有些困难。仔细想想，这些交浅言深的酒友真是你的朋友吗？再假设某一天的欢乐时光，人群中传来一本相册，里头有不可示人的照片，一问才知这是某人在路边捡到的，你会不会觉得不大好意思看，甚至觉得偷看人家的隐私是不道德的呢？
我们总爱形容互联网的出现是一场革命， 它不只增进了沟通的方式， 加快了知识累积的速度， 而且还会彻底改变我们熟知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与价值标准。可是它到底有多“革命”呢？却又好像不大说得清楚，直到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涌现
香港艺人陈冠希的 “淫照门”事件在雪灾稍缓、新闻寡淡的新春假期里连续霸占了香港报纸头版好几天，仿佛是全城惟一仍在发展中的大事件。看起来这事好像没什么可以再说的了，法律、自由、道德和色情，几乎任何你想象得到的观点都有人谈过了。然而大家好像忽略了，在连续剧般的演变中，却牵扯出了互联网革命里某些令人一时还难以理解的变化。
例如“网友”。究竟什么叫做“网友”呢？由于有个“友”字，顾名思义，“网友”应该就是一种朋友的关系。但“网友”和“网民”常常又可以互换使用，彼此指代—— 中国网民则有过亿之数，难道这一亿人都是朋友吗？
香港警方发言人警告大家， 在互联网论坛上发布和转贴那批很刺激的照片是犯法的，因为这时你的对象是一批你不认识的“网友”,按法律来讲也就是一群无名的“公众人士”。 生怕大家不懂， 这位警官还补充： “你自己想想,对于那些你天天在网上交谈的人,你有多少的了解呢？”
接下来的情况就好玩了，大伙不在香港论坛上发帖，但要不是转攻内地网站，就是以电邮或其他手段转送照片，还不忘加上一两句深具讽刺意味的按语，例如“你是不是我的朋友？是的话请进入以下链接”，又如“由于我是你的朋友，我送你几张照片”。
结果一时间法律界众说纷纭,不知该不该修订法例； 当事人没申请禁制令的情况下,警方对着这批照片的崭新蔓延方式也只能束手无策。
那位自以为道理明晰的警官可能不晓得，无意中他踩进互联网世界的灰色地带了。按传统定义，“公众人士”与朋友还是分得开的，好比酒吧里天天碰面的人应该能算朋友，而那些坐得稍远、从不往来的人大概就是“公众人士”。且让我们以酒吧比喻网上论坛，假如我日日在同一个论坛泡上几小时，那些在网上听我倾诉，偶尔也回我一下的人，和酒吧里的酒友有分别吗？更要注意，论坛与博客就像一个任何人的发言都能让所有人听见的酒吧，不如酒吧那样有坐位远近、空间大小和容纳人数的问题。所以我完全可以每日登入一个浏览量过万的博客，不留片语，只是在人群中倾听博主的心声，了解他甚于朝夕相处的同事、家人。我，算是他的朋友吗？
在传统的概念上，我们可以把人的活动领域区分为 “公共”的和“私人”的，然后依此架构出一连串基于公私之别的制度、法律与规则。可是互联网却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既非公亦非私的第三空间，它介乎二者之间，混淆了公私的区别，捉摸不定、边界不明。再以香港警方所说的“公众人士”与“朋友”的分别为例。为了让大家更明白“朋友”的定义，警方发言人很强调 “你有多认识你的网友”这一点，似乎只有非虚拟空间的实体接触才是惟一真确的友谊基础。但他可能忘了，对许多网民而言，网友才是他最好的朋友，尽管他不知道他们的 “真实”姓名、职业和身份，但谁说友谊一定要依赖这些条件呢？
我们区分公众人士与朋友的准则之一是有没有个体间的互动往来，一般人和抽象的公众是没有这层关系的；但网络就不同了，网友好像也是一堆无名的抽象的公众，可他们却完全有能力有机会与你进行单对单的交流互动。我们时常把论坛想象为报刊传媒般的公共空间，但它其实不是，因为它提供了大众传媒做不到的互动条件。而一个原则上开放的论坛甚至会在频繁的互动中形成亲密的团体感，对内 凝聚，对外排他，恍如一个庞大的朋友圈子。其吊诡一如传统的日志型博客，明明是个人日记，却又公开示人容人留
根据一项调查，在这次“淫照门”事件当中，有百分之七十的网民认为转发有关照片的行为没什么不对，反指始作俑者陈冠希才该负上最大的责任。但也有很多人觉得这批网民是非不分，道德观极有问题，明明自己偷窥了他人私隐，却反过来指责人家后门里的私事有错。我们应该仔细地先把陈冠希和众女伴拍照、有人把照片偷取上网及网民们接力传播照片这三个环节分开来看。首先，陈冠希的行为虽然有争议，但在法律上站得住（只要被摄者在神智清醒的情况下自愿被摄） ，而道德上也只有保守派才会彻底否定它。其次，在陈冠希电脑中偷取相片，以及将该批相片上载网络的人（且假设是两批不同的人） ，则在法律和道德上都犯了错。于是我们就要面对第三个环节，也就是网民再散布那些相片的做法。
理论上讲，这就像翻阅人家偷来或拾到的家庭相簿，都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觉得如此？难道他们不觉得这和偷看人家的日记和钱包一样吗？我无意为这批网民掩护，但我认为就此推论出网民道德水平低下的判断是不公平的。我相信这么多人不可能都一有机会就要偷瞄人家的皮包里装了些什么，真正的关键在于他们可能根本不以为那些相片是隐私。
打开任何个博客，我们都不难发现许多转贴的文章、图片和音像，它们可能来自其他博客和网站，甚至来自版权所有的报刊杂志。当博客和网民乐此不疲地转载、再转载这些材料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这些里头有什么问题，因为网络世界的基本价值倾向（ethos）就是共享，任何信息上了网就是公众的了，自由、公开而且免费。所有在网络上出现的文字、声音和图像都已经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又哪还有隐私可言？偷了人家的相片放上网肯定不对，但任何赃物只要一放到网上，网民就会感到那是大家的了
因此，一个人在实体世界里或许从不偷窥他人隐私，但同时却在网上时刻等待最新的“淫照”浮出水面，因为他看不出这两者其实是同一回事。
一个博客能够毫无愧色地把自己喜爱的一首歌放在网上播出因为他觉得博客是他自己的私人空间，和自己家没多大分别。其他人 要是喜欢这首歌，可以下载回去不断转发，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块公众空间，里头的声音就和鸟鸣一样自然并且免费。
原题为“‘淫照’照出了公私间的暧昧”，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 02月 20日
网友：两亿网民都成了朋友
互联网刚刚开始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很多人幻想它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公共领域”了：没有限制出入的门槛，没有权威的中央管理，没有身份背景的差异，所有资讯自由交换，所有人理性对话。于是差异容许存在，共识也会渐渐形成，一个摆脱任何权力扭曲的 放平台将会带领人类迈进空前的民主时代。
可是正如铸造这个概念的哈贝马斯被人认为太过粗疏， 他的欧洲沙龙和早期报纸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公共”一样； 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原来也只是个过分乐观的期望。
先举一个好几年前我就说过的例子。我是美国 NBA湖人队的球迷，从前要在中文媒体上寻找湖人的消息，我必须很有耐心地看完整节新闻才偶尔听到一两则它的赛况，又或者买一份报纸翻过国际版财经版才找得到它球员的动向。但是现在，我可以直接进入湖人的官方网页或者它的球迷园地，甚至完全略过其他 NBA球队的讯息。假如我是个心系篮球不理世事的球迷，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也许不会知道谁是奥巴马，也不知道楼市暴涨的影响，说不定还不晓得原来我家附近昨晚发生了杀人案；但是我却十分清楚一名湖人球员的状态，乃至于他所穿内裤的牌子。
互联网是无尽的资讯宝藏，让我们各自发掘自己的需要，发展自己的兴趣；它却不一定会使大家更加了解彼此。相反地，有时它会阻断我们彼此沟通的可能，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所有人都一定要知道的常识，也没有什么保证能够打开陌生人话匣子的话题了。要是互联网取代了由一点发放讯息至多点的大众传媒，我们或许会很自由，也会变成某个领域的专家；可是我们也很有可能丧失掉所谓的“公共”。
再看“网友”这种群体，它和“网民”最大的不同就在这个“友”字。一个本质上开放的网络论坛是很理想的，任何人只要上网登入，或浏览或许发言，他们就变成了网民，表达不同的关注，展示不同的思路。可是和任何团体一样，一个论坛也有它 “团体动力”，不必然仰赖领导，却会依循一定的组织社会学法则，渐渐自发形成一 “网友”的俱乐部。
在这个俱乐部的各次讨论里面，理论上的异质和多元将透过相互影响与寻求认同的过程，慢慢形成自己的主流。一开始，大家只是不赞成某个观点，然后有人开始宣称“鄙视”持有某种观点的个人，再来就有人用上了粗话，最后则出现了追杀通缉令。匿名的条件一方 保障了大家，同时也加剧了这种话越说越极端，你激进我比你还激进的倾向。多年以来，我们目睹无数这样的历程，看见一个论坛怎样从国事讨论变成了征服世界的幻想乐园， 另一个论坛又怎样从标榜理性变成了要把所有愤青都丢到海里喂鱼的小圈子。 和任何封闭的团体一样，所有极端的声音都会牵制整体的走向，逐渐把温和变成必须排除的异端。
终于，原来开放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小教派，每一个教派的成员都在自己的团队里找到了归属，天天反刍同类人的意见，日日巩固原有的主张。最后，我们都成了不同俱乐部的“网友”，看不见“公共”的存在，却肯定各自真理的终极，和部落没什么两样。
原题为“网友——新部落时代的身份”，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 06月 12日
幽默：为什么我们笑不出来
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向来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最近横扫全球的电影 《波拉特》(Borat：Cultura Llearningosf America for Make Benefit Gloriou Nsation of Kazakhstan)更是一颗超级的炸弹，一方面破尽美国所有的言论禁忌惹来数十宗诽谤官司；另一方面则 对哈萨克斯坦极尽丑化诋毁之能事。美国那边的官司打成什么样没有下文，倒是原来气得撞墙誓死追究的哈萨克斯坦政府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态度大转化。
他们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表示 “我们最好有一些幽默感而且尊重他人创造的自由 ”。又说：“以法律诉讼为借口对艺人进行威胁是毫无用处的，这只会进一步损害国家的声誉，并且让波拉特更受欢迎 ”。他们甚至发出公开邀请，希望波拉特有空的话不妨到哈萨克斯坦玩玩，亲身体会一下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据说哈萨克斯坦政府很有可能发行这部电影，让国民与全世界的观众一起见识一下这部笑得 家人仰马翻的电影。
看到这个聪明的决定，我想有不少人都会对这个中型国家顿生好感，就算不一定真的会去“玩玩”，也想多认识它一点。近年人人争说“软实力”，都认为在国富兵强之外还要注重文化的影响。所以中国政府才在海外遍开“孔子学院”，希望传达出一个美好的大国形象，让别人想起中国的时候不只是在脑海中浮现出各式各样的“madein china” 的商品，那么我们就得学学波拉特和哈萨克斯坦合演的这出峰回路转扣人心弦的喜剧了，它可说是讨论国家形象的最佳教材。
如果有人搞一个调查，衡量世界各国的幽默指数，我想中国就算不用排到百名开外，肯定也不会轮上前十名。没错，中国人很会 “恶搞”， 中国老百姓更懂得在手机和网络上传播道之不尽的“段子”， 但要说到整个国家的对外形象， 我想没有多少人会以为这是张笑眯眯的脸孔。因为这张脸孔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政府密切相关的，而我们的政府则向来不以幽默著称。
当然中国也有一张笑脸，然而那是什么样子的笑呢？自从 1949年以来，外间在媒体上看到的中国式笑容是这样的：一群农民在田地里看着饱满的麦子露出心满意足的笑；一帮工人对着冉冉东升的璀璨旭日龇牙咧嘴地欢笑；领导到地方巡视时则多半有一群干部加百姓围着他鼓掌微笑；无论是当年的雅典奥运会，还是中央电视台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有一堆小妞或者小鬼摇头晃脑，不知所以地鼓着红扑扑的脸蛋傻笑。这些笑容多半是僵硬的，多半是种表演；更严重的是这总让人联想起宣传里的标准四字词“欢声笑语”，似乎有一个老师在看着一班学生上笑容指导课，不准不笑。
这几年来，美国穷兵黩武妄自尊大的形象深入人心。但是每年年尾，白宫记者派对还是会在全球报纸国际花絮版上抢到一点位置，为它得回哪怕只有那么丁点的好感，因为大家都喜欢 “第一家庭”自己拍的 DV 短片，喜欢看见他们不得不厚着脸皮接受记者们的挖苦调侃。至于美国的难兄难弟英国，也还有它独特的英式幽默。例如时常出入唐宁街十号的著名流浪猫汉弗莱(Hwmphrey，)自从首相夫人不喜欢它的传言散布开去之后，首相府就是谋对策修补形象。其中一个办法是让唐宁街十号的管家板起脸发言： “很多人说汉弗莱是大英帝国首相的猫，我个人觉得这是过高的升职。事实上它顶多只是一头‘内阁猫’，因为它通常在内阁大臣开会的时候出现。”
或许我们还不能期望高层领导在记者面前展示他开自己玩笑的短片,毕竟是国情不同。 可是我们应该让这个正在痴迷于大国想像的国家变得有幽默感一点,不只让外国人松一口气， 觉得这个来势汹汹的新兴强国其实也挺可爱； 更能叫人民感到“亲民”二字原来不只是一种说法。
要怎么做才能产生幽默的形象呢？这又不只是包装工程的表面功夫，还是整个政府基本思路的问题。因为任何幽默感都来源于宽容，而宽容则意味着要接受不同的言论，不同的出版物和不同的电视剧。宽容是官员不能因为有人散发嘲笑自己的手机短信就将其入罪，宽容是官员不能对着一群出版商凶神恶煞地说要“因人废书”，宽容是官员不能对着记者说要好好整顿电视剧以正社会风气。这是什么年代啦？每一为个政府干部对内的讲话都会外传成为中国表情的一部分这表情是严峻还是和蔼，就全看政府对待言论与文化表现是否宽容。下 一回要是官员们再想干预，他们真该想起哈萨克斯坦的范例，看看自己打算为中国换上一副什么表情。
原题为“何等单调的中国式笑容”，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 02月 11日
恶搞：谁不喜欢我们笑
大家都以为笑是种颠覆的力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应该早在 1989年之前，就垮在如海啸般翻涌的政治笑话之下了。但是我们都知道，铁幕并不是给笑倒的。
最近中国政府和社会上许多保守势力纷纷出面，指摘“恶搞”的风气败坏了社会道德，甚至威胁到国家大本。究竟何谓“恶搞”？它又怎么破坏了社会的善良风俗，甚至国家存续的根本呢？
请容我抄录一段 8月27日《中国青年报》的特稿〈我国将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播恶搞信息〉：“从一些媒体爆炒影星怀孕生子到一个老妻少夫的无聊“新闻”炒得满天飞；从贬损民族英雄岳飞，到把污泥浊水泼洒到鲁迅、董存瑞、潘冬子和雷锋等身上的 “恶搞”；从披露各种耸人听闻的碎尸、绑架、强奸“秘闻”，到公然大炒耸人听闻的“性闹剧”、“性丑剧”，一些媒体节目、版面网页的轻浮化、低俗化、血腥化倾向日趋严重，有些媒体甚至不惜制造虚假新闻、泡沫新闻、黑色新闻等以吸引眼球，而且此风正蔓延到彩铃、短信和人们的各种日常交谈口语中，甚至标榜为“新的文艺形式”和“灰色文化”，流毒甚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