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为年终实行预算审计制一事，蒋介石和宋子文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宋子文自幼是吃洋面包长大的，实行预算审计制，本是宋子文采纳西方现代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得意之作。实行国家预算，对当时中国来说尚是个新事物，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此不感兴趣。多少年来，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的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花费无度，怎么会受“预算”的限制、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呢？此事历代如此，当然蒋介石也不例外。
当初宋子文留学西方，对欧美等国实施的预算制颇有好感，故而信奉国家管理必须施行预算制，必须做到收支平衡。作为财政部长，从国家管理正规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角度出发，宋子文最初曾非常认真地计划着国家预算，以作为管理国民经济、争取收支平衡的工具和手段。
而蒋介石则对此漠不关心，时冷时热，故4年过去后此事仍无结果。可宋子文却偏凭着国舅地位和执着不改的脾气，再三进谏，再三坚持。直到1931年政府才算有了独立的国家预算机构--主计处，并于次年9月24日首次颁布了《预算法》。预算体制确立，在要不要国家预算上，蒋介石总算首肯了宋子文的主张。
但两个人就是否严格执行预算问题，旋又出现冲突。宋子文对整个政府预算偏重于军费大为不满，例如 1929年南京政府总支出为6．19亿元，而其中军费竟达2．66亿元，行政费用为1．46亿元，经济建设却是分文不支；其余均为债务本金利息所支。即使是再蹩脚的经济学家，对如此国家预算收支状况也会感到不正常，何况宋子文还是经济学博士呢，对此不会没有看法。他一是对国家预算中的各项支出比例不合适而屡次向蒋进言，要求限制军费所占比例；二是对蒋介石不尊重和任意修改预算、且军费高于一切的主张极为不满。
但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当时简直幼稚可笑。现在是“训1政时期”，军事上既要对付红军，又要对付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和张发奎等地方倒蒋势力，军费当然是重点保护的支出。由于当时蒋的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不断，蒋也无法估计作战的大小规模和次数多少，如此又怎能确切预算军费所需数目？故蒋介石对军费支出只有采取按需分配、实报实销的办法。然而当时，军费支出又是打破宋子文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
最初，宋子文确实显着“幼稚可笑”，他主张限制军费但并不主张停止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当时蒋介石发给部队的薪饷军需本来就不足，以致使军队内部喝兵血之风盛行，对外则抢劫老百姓财物。如果宋子文再削减军费，军队内的贪污和危害百姓的罪行将会更多。所以到后来，宋子文便提出减少军费，平衡开支，力劝蒋介石“停战”。一日，宋子文竟为此与蒋争吵起来，蒋一怒之下，给了宋子文一耳光。
“你敢打人？”宋子文当即被这一记耳光打懵了。片刻后待他反应过来，方欲向老蒋扑去时，被侍从们急忙进来拦住了。
那天，宋子文被送回自己的官邸后，便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秀才遇到兵，有理难说清。宋子文此刻为那位曾在上海十里洋场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条狗！”
守在旁边的太太张乐恰听着丈夫的含泪诉说，也只能暗暗地落泪不止。
张乐恰是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在前面我们讲过，当年宋子文娶张乐恰为妻，曾经还有过一段颇为曲折的插曲呢。
当初，宋子文经过5年经商后感触颇深，其最大的感受莫过于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在贫穷、落后和混乱的旧中国，商离不了官，富离不了权，生意场上的拼杀必须要有政界和军界的支持。50年前的洋务运动就是前鉴，清末民初的资本主义发展更是实例。所以他自觉应走官商合一的道路，并决心从政。由“商”到“政”再到“官商合一”的转变，充分显示出宋子文年轻时就已属罕有的决策能力和远见，所以在以后短短的20余年里，宋子文在仕途上出将入相，在财力上更是一国巨富。即使那些旧中国名闻全国的实业家，哪个还有宋子文的实力和威风呢！
当年离开盛谨如后，宋子文遂改娶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张乐怡小姐。虽然张家不如盛家，可彼时岳父家的家景如何，对宋子文已不起作用，他不再需要把妻家的势力作为上升的动力了。
当天夜里，宋蔼龄和宋美龄姐妹二人闻讯后，相继赶到宋子文家里。在张乐怡的陪伴下，姐妹二人当即来到了宋子文的卧室看望。
“子文啊。你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去看医生？”宋蔼龄走在前面，心疼地问道。
宋子文躺在床上，默然无语。
“大姐，咱们还是到客厅里谈吧。”张乐怡打着圆场。
“小妹，你告诉老蒋，你大哥若是有个好歹，我们宋家非找他算帐不可！”宋蔼龄此话虽是说给小妹宋美龄听的，不过更多的是说给宋子文听的。
但到了客厅里，宋蔼龄又道：“乐怡你要好好劝说子文，不要过于生气，保重身体为要。要说这也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事，兄弟之间打架吵嘴，是常有的事，并不为过。但话说过来，介石是委员长，子文才是财政部长啊！要按前者说，兄弟间互相谅解就算了。但若按后者说，我们宋家也不能饶了他。……我现在怕的是老蒋对大弟有成见，影响大弟的前程。这个问题就看小妹的啦！”宋蔼龄讲到这里，把目光投向了宋美龄。
“大姐，你就放心！”宋美龄软中带刚，仍很生气的样子。
“有小妹保证，我就放心了。”其实，宋蔼龄心里也很复杂，因为此前蒋介石已放出风来，让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这样一来，一边是自己的丈夫，一边又是自己的亲兄弟，搞得宋蔼龄左右为难，既喜且悲。想着想着，宋蔼龄不禁叹了口气：这个世界真复杂啊！
再说当夜宋美龄驱车回到家中，直闹得老蒋不能入睡。她非要蒋介石说个清楚不行。蒋介石只好一个劲儿地向宋美龄承认错误：“今天确实是怪我火气太大，我不该拍他的耳光。我承认错误还不行吗？”
“不行！你打了人，说声认错就完啦？没这么便宜的事！你得保证，今后不能加害于我哥，也不能对我哥抱有成见！”
“他是咱们的大哥，你又和他是一奶同胞。我姓蒋的是疯了还是傻啊？！”蒋介石再三申辩道。
“那就立字为据！”宋美龄抓住不放，仍不依不饶。
“好好好，立字为证，立字为证。”蒋介石缠不过夫人，只好败下阵来。
后来，事实倒果然验证了蒋介石的话，他对自己的妻兄宋子文可以说一直留有情面。
当时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但两个人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和决裂。当年10月27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日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批准。当天蒋介石在会上，大讲特讲了一通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其离职只是工作的需要，且另有要职安排；并表示两人将继续合作云云。宋子文当下听着，也就心平气和了。
事实上，宋子文离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对南京官场的影响力并没下降，而是更加风光起来。
1933年10月，他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他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
1941年12月兼任外交部长；
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院长；
1945年5月正式出任行政院院长；
1946年6月兼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0月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会主任委员；旋又当选为伪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从而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和最后的辉煌。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蒋介石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早已被人们渐渐淡忘。
3．“哈哈孔”乘虚而入
当年“耳光”风波之后，宋子文决心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于是蒋介石急忙请出孔祥熙，并对孔说：“请不计一切艰难，务须接受新命，并且早日就职，以稳定政局。”就这样，孔样熙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于1933年11月初，就任了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
当时，从维护蒋、孔、宋三大家族的利益出发，孔样熙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以谋求改善蒋、宋之间的关系。最后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宋子文继续当他的私人金融家，但是蒋介石和孔祥熙有事，可以找他商量。
面对“耳光风波”后的新形势和新格局，宋蔼龄不免有些悲喜交加。不过，她很快平静下来，并且心中的天平倾向了丈夫一方。她给孔祥熙暗中鼓劲，把所有的家事都包揽下来，以支持丈夫对官场的全心投入。在此之外，宋蔼龄还开办了“三秦公司”，又称“三不公司”。依靠她那特殊的渠道，大把大把地为孔家捞钱。
孔祥熙掌握财政大权以后，10年之间他利用手中职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者，对内利用江浙财阀、流氓集团和特务组织，首先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旋又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来局，从而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并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扬子建业公司、嘉陵企业公司、利威汽车公司等等。因为财政、金融和经济大权在握，一时间孔祥熙简直为所欲为。他或明或暗地用白银国有、发行法币、公债投机、外汇管理、购买军火和出售黄金等手段，搜刮民脂民膏，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当时孔样熙上台的第一步棋，就是垄断银行。
在孔祥熙最初推销公债的活动中，趋炎附势的银行家大有人在，而不愿屈从的人也为数不少。
这边孔祥熙好不容易让那些容易上当的和虽不情愿但慑于淫威的人，购买了数千万元的政府债券；而那边，有些银行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例如当时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嘉，就是一位不肯听命的强硬派。当年他曾公开演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并大讲日本人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指责国民党军队在“剿共”作战方面花钱太多，以及南京债券不值钱，不要受骗云云。他还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政府债券，致使政府债券一落千丈。当时这位张嘉傲还同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再为孔祥熙提供资金。
于是，这位张嘉令孔祥熙极为恼火。
对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早就有觊觎之心。因为这两家银行的资金占当时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1／3。张嘉自恃有外国资本集团的支持，财大气粗，我行我素，当年根本不把孔祥熙之流放在眼里。
因此双方便尖锐地对立起来。
孔祥熙自然有自己的心计。他大权在握，气势汹汹，下定决心要垄断所有的银行。一次在家中他忍不住地骂道：“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我一定要叫他滚蛋！”
那段时间里，孔祥熙闭门不出，细谋深算策划于秘室。因为他十分清楚，假如由南京政府接管这两家银行，民众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将会失去信心，从而他的垄断地位就会建立。
在此期间，他又去请示了蒋介石。蒋介石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孔祥熙对中国和交通两家银行采取行动。
主子有令，更增加了孔样熙的信心。
孔祥熙首先对中国和交通这两家银行发起了一次“流言攻势”。他一次又一次地约见当时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含沙射影地对他们说：“困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银行家们所造成的。眼下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无法得到贷款？为什么银根这样紧？为什么利率这样高？根子就在这里。”
而在这方面，宋蔼龄则更是专家了。于是孔祥熙和宋蔼龄慷慨大方，一次次设宴招待那些忧心忡仲的资本家，引诱这些人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泄不满，以制造对立情绪。
在一次由青帮头目杜月笙出面召集的会议上，孔样熙还信誓旦旦地对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说：“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联合起来，组成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面貌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当时正日益陷入窘困的工商业资本家们感到极为不满了。他们认为，政府尤其是银行家们并不同情他们的困难，不愿更多地扶植他们发展生产。于是，当时上海一些企业的头面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要求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增加500万元的救急款，并且要无担保地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同时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以期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就这样，火被点起来了。那些企业家的要求，旋即被孔祥熙用来作为压迫银行家的工具。孔祥熙作为政府官员，抓住时机来到上海，召集上海地方协会、救济协会、城市官员和上海银行家又开了一次会。而且无论是在会内还是在会外，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孔祥熙用尽各种方式，敦促银行家贷款给实业界。
到底胳膊拧不过大腿。当时在上海的银行家们最后不得不答应，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商界银行组成银行财团，提供500万元应急借款。
这样一来，在孔祥熙的唆使挑拨下，上海的银行家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一时间，孔样熙把民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工商业受困窘的状况上，并把责任都推给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小银行身上。而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则似乎与此毫无关联。而此时上海的银行家们则一再妥协退让，十分谨慎地响应孔祥熙的号召，力图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
然而，孔祥熙之流的所作所为，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是很难预料的。妥协和退让，并不能满足蒋介石和孔祥熙的贪婪欲望。终于，厄运降临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头上。
1935年3月20日，在事先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必须控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并且该二行均须增资，而且必须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
当时，由孔祥熙签署的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上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2500万元，内官股500万元；应再增官股2500万元。随文发给二十四年金融公债2500万元预约券5张，仰即填具2500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而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交通银行的命令，除资本额外，其它内容均与上文内容大体相同。就这样，不拨一分一文现金，只凭一道命令和几张公债券，孔祥熙就控制了中国和交通两个银行’。
孔祥熙到底胜利了，但其手段实在并不高明。
孔祥熙对中国、交通银行加入官股的办法，纯系巧取豪夺。因为拨付的官股并不是现银，而是靠政府权利发行的公债券。所以，银行帐面上资金虽然增高，但库存的现银则依然如故。
随即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孔样熙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他宣布免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及董事长李铭的现职，并由宋子文兼任两职；并任命张嘉为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当时，这个所谓的“第二副总裁”形同虚设；因为中央银行一直为总裁孔祥熙、副总裁陈行所把持，“第二副总裁”必须听命于孔样熙和陈行。这当然是张嘉傲所无法接受的。于是张就以“疲惫”为由，请求辞去“第二副总裁”职务，并向交通银行董事会亦提出其所任的常务董事之职的请假。
接着，孔祥熙采取高压和恐吓手段，向中国银行的股东们施加压力。于是，中国银行于1935年4月1日由财政部派了官股董事，宋子文、宋子良、杜月笙等人跻身其中。同年4月20日，交通银行亦召开股东大会，会上孔祥熙的一些亲信也堂而皇之地被选为官股常务董事。
在夺取了中国、交通两个银行的权利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三家重要的商业银行--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三家商业银行突然发现，一夜之间他们的“信誉垮台了”，没有能力兑现其发行的钞票。当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状况是孔祥熙一手造成的。因为由孔祥熙控制的中央、中国和交通三个银行，囤积了以上三家商业银行的大量钞票后；为了整垮这三家商业银行，他便突然下令在一段时间要求三家银行全部兑现，这当然是三家商业银行无法应付的。
这样，南京政府便进一步施加压力，强迫这三家商业银行的经理们辞职。于是孔祥熙乘机在三家商业银行中安插亲信，培植势力，从而控制了三家银行新的董事会。同时，他还以“政府紧急增资”为由，向三家商业银行各拨款500万元。这样一来，孔又把三家商业银行完全控制了。
当年孔祥熙为了实现金融垄断，竟步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尘，不择手段地对一般民族资本银行进行控制、兼并和掠夺，从而逐步形成了南京政权在全国的金融垄断网。与宋子文一样，孔祥熙当年也被毛泽东称之为“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和国民党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代表之一。而其私家的巨额财富，则是其直接运用政治权力、以超经济的掠夺方式积蓄起来的。可以说，当年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进行的反革命内战，对于以上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亦起到了特别重大的作用。
实现金融垄断后不久推行的法币政策，则是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之后的又一次大的行动，也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一举措最先是宋子文提出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结果竟没能坚持下来。
首先，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孔样熙上台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银行挤兑，银根奇紧；通货紧缩，物价猛跌；工商业倒闭，金融业停歇；京、津等大城市人心浮动。就连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当时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恐慌，市面更加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
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孔祥熙首先想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并实施币制改革。然而，当时美国政府亦担心，如果贷款给中国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可能会激怒日本，因而对孔祥熙的要求一再冷淡处理。当时在这一点上，孔样熙亦感到自己没有宋子文的本事大。
那段时间里，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显得十分关心，几次主动表示愿意给南京政府贷款。但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日本提出的是十分恶毒的贷款要求：即中国要雇请日本军事顾问，并且要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中聘请日本顾问，要求偿还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对日借款等等。很明显，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是想通过如此苛刻的条件，以给蒋介石政权一笔巨额贷款为交换，从而控制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由于蒋介石及孔祥熙的后台老板是美英垄断资产阶级，所以对于日本的这些要求，当时的南京政府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当时英国为了维持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于1935年8月，派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负责为国民党政府策划币制改革事宜。经过孔祥熙、宋子文同李兹·罗斯的多次商议，终于制定出采用纸币流通的“法币政策”，并提出把中国货币纳人英镑集团的币制改革方案之中。
1935年11月3日，孔祥熙以南京政府《财政部布告》和《财政部长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同月25日又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以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等文件。
当时《法币政策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以截至11月3日止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当年南京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所发行的纸币定名为“法币”。为何称为“法币”呢？就是指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国家法律”赋予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而所谓的无限法偿是相对于有限法偿而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辅币的每次授受有一定限额，超过限额对方可以拒绝收受，故称为有限法偿。而对于本位币，每次授受的数量则属无限额，任何数量的本位币，对方均不得拒绝收受，故称为无限法偿。
法币政策的实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放弃银本位制。但是因为法币没有规定含金量，所以，它与黄金没有直接的联系。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筹划，确定法币以对英镑的汇率来表示自己的价值，即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因而也成了英镑集团中的半殖民地货币成员国之一。当时法币虽不同白银相联系，但南京政府却要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换成英镑存在英国作准备，以维持法币的稳定。那一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存在伦敦的法币准备金约2500万英镑。
法币与英镑相联系，当时引起美国的嫉妒和不满。于是美国利用停止收购白银、压低银价等手段，迫使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与其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且由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美金50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同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美元30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挂上了钩。
在发行法币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以白银“国有”名义，进行白银集中。当时孔祥熙颁布的《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栈行号、商店、公共团体及个人，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者等，从 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3个月内就近交各地兑换部门换取法币。到1937年9月以前，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银行收兑银币共达3亿元。由于发行法币，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用白银兑换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换1元已经贬值的“法币”，立即损失实际价值1／3，即3角钱以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封建性的掠夺，而蒋、宋、孔等几大家族却由此发了一笔横财。可以说从当时全国劳动人民身上，又剥去了一层皮。
当年国民党政府法币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货币政策，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因为法币同英、美汇价联系，当英、美汇价发生变动时，法币价值也必须在英、美汇价上下限内变动；这就有利于英、美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实行法币政策时，英、美两国乘机大量收购白银，集中了大量存款，也积聚了更多的货币资本。到1937年7月31日止，国民党政府存在国外的黄金和外汇准备金共达13521万美元，其中约71％存在美国，近30％存于伦敦和香港；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等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控制。然而孔祥熙当时却不知羞耻地说：“美国对中国新币制之赞助，岂独利吾国人，其稗益外人与我共贸易者亦良多也。”这真是孔祥熙丑陋嘴脸之大暴露。
实施法币政策，使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在此之前，中国市场上还流通着12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政策推行以后，使得货币发行权完全集中于中央、中国、交通和农业四家银行手中，其他银行的发行权全部被取消，所有白银准备一律移交各有关接收银行。这样，一般商业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资本的银行，于是蒋、宋、孔三大家族当时所掌握的四大银行，就可以利用法币关系以及其他业务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来控制一般商业银行。所以，当时币制的统一和法币的发行，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加速控制金融，确立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在全国金融界的垄断地位。
一时间因有蒋介石倍加信任，孔祥熙不免更加春风得意。1935年11月孔祥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月，被选为中央常委、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再加上已有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职务，他实际上已成为南京政府“执掌相印”的核心人物之一。
接着，孔祥熙又成立了中央信托局，并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还任命自己的大公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并掌握业务用人大权，从而把中央信托局办成了一个为孔氏家族走私贪污、搜刮外汇以及剥削劳动人民的重要机构。
总之，孔祥熙当家理财，虽没有宋子文的才干，但由于能顺从蒋介石的旨意，因而深得蒋的青睐和重用。只是这样一来，当时的国民经济更加走向崩溃的边缘。当年有道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应该是对孔祥熙的最大讽刺吧。
4．宋子文“绝处逢生”
其实，人生如万花筒一般变化莫测。一个人一夜之间可以成为帝王，一夜之间亦可沦为平民，甚至奴隶。1933年9月，宋子文出访美欧回国后不到一个月，便被蒋介石撤销了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二职。于是在以往的鲜花和荣誉衬托下，宋子文仿佛一下跌进了万丈深渊，从而心态也极度失去了平衡。当时宋子文痛恨蒋介石，也恨孔祥熙，然而这二位恰恰又是自己的姐夫和妹夫。在外人眼里，这几乎是不可能之事。然而不可能之事却在一夜之间发生了；且发生得这么突然，以至宋子文起初也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宋子文开始反省自己--究竟是自己不对呢，还是政治太无情了？最后他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想来全是老蒋的心黑和“哈哈孔”的阴损拆台。以前，他宋子文错把他们看成自己的财富和：荣耀，而今天他终于发现，蒋和孔实际上全是他自己的敌人。
既然一切已成不可挽回的现实，宋子文也就只好认了。
就在宋子文大权旁落的时候，第一个去开导他的人，便是大姐宋蔼龄。接着是小妹宋美龄。只是因政治不认亲情，所以宋子文心里更是烦闷。他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是怨恨还是慨叹人生不公。反正宋子文当时心想：你们说得天花乱坠，可事先你们为何不来，还不都是事后诸葛亮！
宋美龄当然理解长兄的心情，便慢慢地向他解释说：“你虽然两职被撤，心里很烦，小妹也能理解。但是毕竟还保留了你的中央执行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还有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务呢……他是他，我是我，我能做到的眼下也只能是这些了……”
宋美龄的一番话多少使宋子文恢复了些理智。
这时宋蔼龄在旁接过话题劝道：
“作为大姐，我和小妹这次来，都是出于真心，出于对你的骨肉真情。事实已到这个地步，我们也心痛。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子文你一定要向前看。江山没有改，人还是我们的么？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找机会我和小妹都会想办法的。”
“既然还有你的职务，你就暂且委屈一下，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这也能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嘛。”宋美龄道：“何必事事参与，到头来累个要命，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
“倒也是的，现在经济委员会共有10人。你掰开手指算算，哪派势力都想利用经济委员会的旗号，发展本集团的垄断经济。那儿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张静江早有过这个企图，还有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等等。”大姐宋蔼龄又开导道。
“那么按大姐和小妹的意见，我就去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吧。”宋子文终于露出笑容。
接着大姐和小妹又帮助宋子文分析了形势，宋蔼龄道：
“美棉麦借款2亿元归全国经济委员会支配，这是汪精卫已决定了的。再说经济委员会由你、汪精卫和孙科三人组成。一切还不是你说了算。现在全国经济界人士企图扩大这个组织，目的还不是想取得使用借款的优先权。这可是一块肥肉啊，能吊很多人的胃口。再说，这个机构事关全国经济命脉之大事，有些好处，现在恐怕还难以估计呢广
宋美龄又道：“我抓紧时间给介石吹吹风，全国经济委员会要正式成立，并形成一个专门机构，法定下来。这样汪精卫是行政院长，孙科是立法院长，你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我看实际上不比原来那个财政部长差。”
于是没过多久，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那天宋子文精神焕发、西装革履地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实际也是他的施政演说。在会上他侃侃讲道：“麦棉借款，数目不小，必须用于生产与建设二项。只有如此，才能再生产，并增强国民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用好管好这笔款项，必须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比如成立棉纱统制机构、粮食管理机构等，以便监督和用好这笔款项。当前首要的是兴修公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国民卫生事业等。如现有的棉业不能立足，则对内复兴农业、对外抵御经济侵略云云，均为空谈。”
最后，宋子文要求国人积极和政府“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1933年10月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发表《统制棉业告国人书》。
10月6日，宋子文任命陈光甫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兼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
10月11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增补了 28名新委员，以强化政府对棉业和农业的领导。
接着宋子文又颁布了2亿元国币的棉麦借款转变成现款后的使用办法草案：
“以借款的40％用于币制改革及整理金融，拨交中央银行1400万元，以600万元发展民用航空事业，以180万元为赣省治标费、100万元为治本费”；“续筑7省联络公路拟拨650万元，卫生事业50万元，赣省建设事业190万元，西北建设事业拨250万元，棉业统制拨100万元，蚕桑改良拨75万元，茶叶改良拨6．4万元，燃料研究拨10万元，调查研究拨20万元，所余作预备费。”
转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宋子文代表政府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作经济报告，其报告中强调了建设的重要性--一是吃饭，二是建设；并追述了争取棉麦借款和国际间技术合作的经过。他宣布全国经济委员会今后的工作重点，在于制定计划并督促完成计划：“内而获全民之赞助，外而得友邦之信仰，经济建设前途，庶有美满之效果。”
当时宋子文的报告鼓舞人心，从而赢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严。
在掌声中，宋子文继续讲道：“今后的任务，在两年内要完成的项目有：公路建设，在苏、浙、皖、赣、鄂、湘、豫。闽、陕、甘等10省，共有联络公路2．9万公里。铁路建设主要有5项：一是粤汉铁路，即汉口到韶关段，于1936年底通车；二是陇海铁路，即渲关至西安段，1934年底通车；西安至兰州段，1935年初开始勘测；三是计划修筑粤滇川陕铁路，并开始勘测；四是浙赣铁路，已分段进行。关于水利建设，成立了5个委员会，即导淮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由各委员会分别提出治理项目。关于海港建设，计划修建连云港、东方大港、北方大港等等……”
当时，可以说宏伟的计划既表明了宋子文的决心，也表明了他的眼光。
不管政府计划落实如何，国人总归要看到希望。宋子文就是从这里切人，从这里起步。并且宋子文不但是计划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就像其父亲宋耀如先生一样，宋子文也不愧是个大实业家，胆识皆俱。为了制定大西北的开发计划，1934年春天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身份，对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当时，在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等省都留下了他风尘仆仆的足迹。整个考察历时一个多月。在那段时间里，宋子文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那是一个风沙漫扬的清晨。
宋子文一行抵达潼关，受到了撞关各界约500人的热烈欢迎。宋子文在专列上接见了当地军政长官及中央社记者，并发表简短的讲话。他还询问了当地交通及建设情形。接着宋子文赴黄河岸视察风陵渡。随后他又抵华阴，下车参观了陕西农具制造厂和华阴兵工厂后，再乘车西进抵渭南。接着宋子文抵临潼，杨虎城夫妇、邵力子夫妇等前往欢迎，杨、邵并在华清池设宴为宋洗尘。宴毕，宋子文在华清池沐浴后上车，最后在杨虎城等人陪同下抵达西安。
次日上午10点，西安各界在民众乐园隆重举行欢迎宋子文大会，当时到会者万余人。杨虎城和宋子文相继在会上表发了长篇演说。
宋氏首先对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说：“今天承蒙各界盛大的欢迎，子文现在首先想表示的，就是诚恳的感谢和说不出的快慰。”接着，他便说了一番取悦陕西民众的话：“子文此次代表全国经济委员会，到西北实地考察，昨天一到潼关并自潼关一路到西安，沿途所眼见以及昨天本人到西安时所感到的，觉得作为西北门户的陕西，绝不是外间人想像的陕西。陕西的民众已充满了朝气和复兴的景象。”他说：“自民初以来，西北倍受水旱、瘟疫、地震及政治黑暗之灾祸，真是痛苦极了。但最近已是大不相同，中央的人纷纷到了西北。各方也都到西北投资，经济委员会正着手替西北民众做几件有益的事业。”
接着，宋子文讲了建设西北的四项计划。
一是水利。宋子文说：“陕西为中国文化发源之地，现在各事落后。政治上的不安，当然是最大的原因；而关系经济命脉的水利，不加兴修，亦是根本的病源。关中自秦汉以来，历代对于水利都有好制度，所以关中沃野千里，成为富足之区。清末以迄民国，各方多难，无暇顾及，由是年岁丰欠，一任天命。”他认为，“关中恢复从前的繁荣，并非难事。目前最需要而应先着手的，第一便是协助径惠渠同洛惠渠的完成”。“此外尚有较大计划，就是导渭计划，须款8000万元之巨；如能办到，则全省永无水旱之忧。”他说：“经济委员会现正从事技术上之研究、经济上之筹划，希望国家不久能有此力量可以办到。”
二是交通。宋子文说：“要谋西北的繁荣，和全国经济。国防上的联络，最低限度应将铁路西通兰州，南通四川。在目前，中央财力有限，只能先从建设公路起始，以资补救。”他说“现在我们暂时不能企望像欧美交通之精良，但至少要做到天天能通车，天天能运输。”他又说：“经济委员会对西北道路已有计划，只嫌款项不足。杨虎城主任极愿以兵工筑路，军队本消费者，今一变而为生利。倘西北军政与经委会三方面合作，即便经费不够充足，亦必能达到一定的目标。”
三是农业改良。宋子文说：“农业为立国之本，故农村建设、农村合作等，皆在经委会研究之中。”他说“棉花是西北特产，成为研究之中心”。宋子文认为，要发展棉产，应从美国选购棉种，分发各省广播，同时要改良工厂技术。至于畜牧业，宋子文认为，“于陕西虽无重要关系，然于西北其他各省之经济，关系甚重。现在所拟办者，一方面为改良畜种，一方面为设立兽医”。
四是卫生。宋子文说：“西北于卫生无设备。尝见欧美各国，卫生方面年费几千万元或几万万元国币。中国贫穷，当然不能追从欧美，但是穷亦有穷的办法。”他表示“经委会对此认为极端重要，希望能协助各省积极进行”。
同年5月上旬，宋子文一行抵达兰州。
听说宋子文一行的到来，当地各界群众自发集会，欢迎他的到来。
于是宋子文再次发表演说。他首先赞美兰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接着讲了此来兰州的观感：“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已经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祥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讲到具体计划时宋子文提出：“第一是要把交通道路修好，将运输方法计划完善，以能把东南的经济力量和欧美的科学技术引进；第二是要开展有益农人减轻灾荒的水利工作；第三是农产品改良；第四是卫生实施及兽医的组织。”宋子文最后希望当地各界团结一致，倾尽全力建设西北。
5月中旬，宋子文又先后至青海西宁和宁夏等地进行了考察。同年5月17日他由宁夏银川回抵西安，18日由西安返回上海。
宋子文回上海后，即在西爱威斯路经委会办事处接见记者，发表书面谈话。他在谈话中称：“余所得印象之最佳者，西北各省军民长官，对于地方事务，艰苦从事，以身作则……军士服务于道路水利工事，耐苦耐劳。”在谈到人民生活时，宋子文承认当时的“西北农民生活简单，去今两年丰收，本可休养生息，但一部分区域当因派饷制度，以致民不聊生”，宋子文还谈到了“西北各省币制紊乱，确为金融上一大问题，亦生产上之大障碍”。至于经济委员会在西北如何投资，宋则称须待讨论后才能决定。
6月22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第9次常务会议，当时出席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等，孙科因立法院开会未能出席。会上，宋子文报告了西北考察经过。其报告分水利、交通、卫生、农村建设四个方面。
在水利方面，宋子文说：“陕西水利，要以产棉区域之径惠、洛惠两渠为重要，是以应对于两渠积极规划，赶先修筑。”宋子文提议经委会以100万元作为修补两渠基金，并提出修补两渠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导渭计划，宋认为，大致在宝鸡山谷积水，以供电力，即以电力将渭水引灌北岸高原之田地约500万亩；并将所余电力，供给各种工业及将来陇海铁路西兰段火车发动力之用。估计其费用在8500万元，非目前财力所允许。所以仅仅是一个设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