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斯诺采访孙夫人
本世纪30年代一个金风送爽的季节。
一天在上海静安寺路旁的一家巧克力商店里，宋庆龄打量着一位约见她的美国小伙子。这是她当年留学时见惯了的那种美国南方小伙子--挺拔的个头，栗黄色的长发，碧蓝的眼睛。他讲话时，那种有些软性化的南方口音，让宋庆龄立刻感到熟悉和亲切。
“孙夫人，我还是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埃德加·斯诺，是上海租界里《密勒氏评论报》的代理主编，兼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我这次约见夫人，是应《先驱论坛报》主编威廉之约，准备撰写您的传略。”
宋庆龄听罢点点头，显然这些基本情况她已经知道了，而且她对这些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
此时斯诺显然也感到，这样干巴巴地开头进行采访是不成功的，自己还必须多说点什么，以尽可能引起对方的兴趣才行。
“我3年前就来到中国任职，我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虽然3年来我一直在苦苦奋斗，力求借自己身在中国的优势，写出对中国问题有独到见解的文章，让西方从我的文章中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我自己一举成名，成为有影响的新闻记者或专栏作家。但是迄今收效甚微，在新闻界、在中国问题的研究领域，我现在还是个无名之辈。我写的东西，还没有引起过太大的影响。孙夫人，您不会因此怀疑我的能力、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吧？”埃德加·斯诺试探着问。
顿时，小伙子的率直引起了宋庆龄的好感。这正是许多美国人的作风，这比有些人的装腔作势更能博得信任。于是宋庆龄笑了：“小伙子，你还年轻嘛！只要有决心、有毅力，总是会成功的。我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告诉你，但是有一条要求，就是你必须如实地报道，而不能强加某些我没有讲过的东西。”
“感谢夫人对我的鼓励！至于您的要求，我认为是完全正当的，我一定会照着做的。因为从我这方面来说，那也是最起码的新闻职业道德。”
一场愉快的谈话开始了。
他们共进午餐后，又开始慢慢品茶。宋庆龄感到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特别需要向世界宣传，尤其是她曾留学过的美国。在那里，许多人对中国的事情，一直只能听到一些不负责任的记者“妙笔生花”，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胡扯乱侃。眼下通过这位年轻人如实报道一些情况以正视听，是有好处的。再说，在美国有许多多年来一直在关心她的朋友，自己的情况也有必要让朋友们知道得更详细一些。
他们之间的谈话是轻松的。斯诺并不像某些咄咄逼人的西方记者那样，提出一连串尖锐或沉重的问题，让对方犯人招供式地回答。他认为，要同宋庆龄这样一位世界景仰的伟大女性真诚地对话，首先需要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不能光要求谈人家的事，自己的情况也需要让人家有所了解。于是，斯诺先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包括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以及从前所发表的主要文章等。
斯诺谈着谈着，宋庆龄笑了。斯诺惊奇地问：“孙夫人，是我讲的什么情况让您发笑了吗？”
宋庆龄笑着说：“记者先生……”
斯诺连忙纠正说：“孙夫人，我在您面前是晚辈，我希望您在称呼我的时候，能直呼我的名字。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只有这样，才便于我能听到您真正的心声。”
“很好，小伙子。你是一位诚实的青年。所以我想我也不必太客气，那样就显得太生分了。你说是么？”
“正是这样，夫人。” 宋庆龄端起茶，慢慢呷了一口道：“我现在知道了一个问题的答案。”
“关于哪方面的？”斯诺很注意地凑了过去。
“是关于你的。开始谈话时我记得你说过你在中国已经工作三年了，勤奋并且写了不少东西，但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是吧？”宋庆龄问道。
“是这样的，夫人。”斯诺点头称是。
“我刚才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原因。这就是你对中国问题的认识，还在受着某些人偏见的影响。你还没有独立地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没有真正地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而目前用这样的观点去看问题，你写的东西再多，也难脱别人的范围。虽然有时也能让某些人看了高兴，但决不会引起真正的反响。我这样说你不会介意吧？”
斯诺用茶杯盖把茶水上面的浮叶划了几下才开口答道：“夫人，我听得出来，您是指我对中国问题的根本看法存在缺陷。的确，这些看法我是在国内时就这样听来的，到中国以后别人也是这样对我讲的，我还从未怀疑过这种观点有什么不妥。是的，夫人，我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我想问一下，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蒋介石发动北伐，把中国从军阀手中解救出来；并且他制止了共产党鼓动的‘暴民’在农村的混乱，阻止了中国赤化的危险。在这些事情上，正义难道不是在他这方面吗？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一心想搞暴力革命，这对你们国家有好处吗？”
斯诺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他想观察一下宋庆龄的反应。但宋庆龄没有立即接话，只是用眼神鼓励他把话说完。斯诺于是又接着说道：
“还有，共产党在他们割据的地方搞土地革命，这实际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老办法。靠这种办法恐怕只能鼓励懒惰。我倒是认为，晏阳初的农村复兴运动才是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夫人，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有什么不妥，我想听听夫人是否有另外的见解？”
宋庆龄又一次笑了：“我是有另外的见解。否则，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而且，如果你不了解我的见解，你就会有许多事情根本无法理解。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比如北伐，那是孙中山先生生前就制定的计划，并且已经奠定了基础。是他领导的革命把中国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当时那场革命是不彻底的，而且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并且由此又带来一个北洋军阀的混战时期。孙先生的后半生一直都在同袁世凯以及袁世凯的继承者们作斗争。他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共产党合作，壮大了革命力量，从政治、组织、军事上为北伐作了准备。他去世后，这些政策开始还在实行，所以北伐开始进行得很顺利。这里面就有很大功劳归于共产党的组织和他们的党员，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为北伐奠定了胜利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你所说的‘暴民’，是他们在上海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使蒋介石没费一枪一弹就进入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可以说是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使北伐军所到之处，不断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所以战斗连战连捷，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斯诺听得非常专注，这些事情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不是这位受到过美国教育的、文弱美丽的孙夫人当面这样讲，他会把这些话看作纯属共产党的宣传而不屑一顾的。但是，当这些话出自当时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孙夫人之口时，他就不得不认真考虑她的直接见证人地位，以及她所叙述的真实性了。
宋庆龄看斯诺陷入了沉思，她知道自己方才的这些话对这位年轻人来说，也许是闻所未闻的，她应该把话讲完，然后一并交给他去比较和辨别。
“但是，北伐进行到中途，蒋介石自以为羽毛丰满了，于是他叛变了。他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把国民党的盟友共产党一把推进了血泊里，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那些工农群众也举起了屠刀。他实行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而这样一来，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同北伐以前相比，就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孙夫人，这些是您的真实想法吗？您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吗？”斯诺仍旧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
宋庆龄缓缓地说：“这些就是我脱离现在的国民党并且坚持不参加现政府工作的原因。我并不要求你一定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你应该了解这些。否则，你不仅写不好我的传略，恐怕也难以在记者生涯中达到新的境界。”
那天一直谈到吃晚饭时，埃德加·斯诺感到他已经开始了解孙夫人了。他看到了她巨大精神力量，感受到了她的正直与无私，体验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与情感。虽然当时他还不能一下子达到宋庆龄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水平，但是他已经感到，孙夫人肯以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享受而追求的东西，一定是具有更高价值的。
这次采访宋庆龄而进行的谈话，不啻给斯诺当时的思想注人了一支清醒剂。从此，他们之间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并且宋庆龄给斯诺指出了一种新的认识中国问题的思路。在以后的日子里，斯诺用新的视角进行观察和思考，终于逐渐看清了蒋介石政府是一个腐败和缺乏效率的政府，是目前中国一切苦难的根源；当时的中国不仅不能靠蒋介石政府来拯救，相反倒应该切除这个毒瘤。由此看来，中国确实需要一场血与火的暴力革命。
2．《西行漫记》的诞生
1936年春天，宋庆龄把半张五英镑的钞票交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让他到西安与赴陕北送信刚刚回来的董健吾接头。
这次到陕北对共产党和红军进行实地采访，是斯诺渴盼已久并且是他对宋庆龄反复要求的。宋庆龄经与周恩来联系后，特意安排了斯诺的此次陕北之行。但是就在临出发之际，不料斯诺又有些害怕起来。
“孙夫人，要不，我还是另找机会再去吧。”
“为什么呢？”宋庆龄有些不解地望着这个美国小伙子。
“我怕到了西安，张学良不放我过去。”
“东北军已和陕北红军达成了停战协议，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来往，张学良不会难为你的。”宋庆龄安慰斯诺道。
“这几年我已经领教了蒋介石特务的厉害。我想西安一定还有不少蒋的特务和密探，万一他们知道我要去采访共产党和红军，我真怕他们……再说，马海德大夫上次都没能通过西安，我要空走一遭，个人担惊事小；如果一事无成，连在报社老板面前都不好交待啊。”
“这个……我可以给张将军打招呼，请他设法帮助你，不至于有大麻烦的。”
“嗯还有……就是--红军方面，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他们个个都是青面獠牙、吃小孩子不吐骨头的人了。可是我毕竟是美国人、美国记者，是他们常说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他们真的能相信我吗？他们会不会对我审讯拷问呢？万一他们不信任我，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可是呼天不应、喊地不灵啊！”斯诺说到这里的时候，身上竟然禁不住有些发抖。
“小伙子，你这是怎么了？这两年你不是对共产党已经有所认识了吗？你不是急于见到他们、想把他们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作一个独家报道么？你想想你这种心态像什么呢？”宋庆龄微笑着调侃道。
“像什么？”斯诺不解地问。
“叶公！”宋庆龄说完自己竟笑出了声。
“哦，这好像是一个中国成语里的人物，他……他是怎么回事来着？对，到处画龙，特别喜欢龙，而当真的龙进来让他一睹真容时，他竟吓昏了过去。哈！孙夫人，你嘲笑我了。不过，我眼下的言行举止确实有点像叶公。”当即斯诺也自我解嘲地笑了。
“去吧，年轻人，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会看到真正中国的希望，你会受到欢迎的。你如果能把他们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作出客观公正的报道，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斗争将是一个帮助，对你自己也是一个在新闻界难得的崭露头角的绝好机会。或许你将从此一举成名，因为你做的这项工作是开创性的，是第一份。在你之前，还没有一个西方记者进入他们的生活。”
“好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西安到保安，800里山路，从地图上看，都是穷乡僻壤，听说经常有土匪出没，我会不会还没走到保安，就叫土匪‘喀嚓’一下……”斯诺用手掌比量着自己的脖子。
“年轻人，美国西部牛仔不是很有冒险精神吗？人龙潭得骗珠！你不会被这种危险吓倒的。是不是？并且我会好好安排，保证你的安全的。”宋庆龄知道斯诺这是临行前的一种心理紧张，是完全正常的，一旦这种心理负担解除之后，他自会勇敢向前的。
这次谈话，给了斯诺力量和鼓舞。他和马海德大夫一起踏上了西去的征途。在西安，他用半张英镑与董健吾接上了头。彼时刚刚从陕北返回的董健吾旋又返身亲自护送他们。经过了些许周折，斯诺和马海德终于顺利到达了陕北。
当时，共产党和红军自井冈山时期以来，几乎处于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没有记者进入他们的区域，并向世界公正报道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情况。当时，斯诺是第一个深入到他们之间的美国记者。毛泽东欢迎他，并接受了他的采访，还在陕北窑洞前留下了那张传之久远的头戴红军八角帽的珍贵历史照片。周恩来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足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斯诺在陕北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为所见所闻的人物故事和他们的英勇事迹感动着。历时3个多月的考察采访，使他写出了首次披露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红军战士战斗生活的长篇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后来的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
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红军和他们的根据地一直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围剿之中，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红军和苏区根据地当时都是世界之谜，并且因此关于他们当时有种种混乱的传说。当时，不仅西方不了解，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也不太了解；甚至就是一般的中国人也不知道红军和根据地究竟是怎么回事。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下就澄清了这个当时世界最大之谜。在它面前，当时所有关于共产党及红军的歪曲诬蔑和不实报道都立即现了原形。这本书帮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当然，也给斯诺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一位外国朋友评论斯诺的这本书“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该书在英国出版后，几周内就销售了10万册。并且从那时起，半个世纪以来，该书一直被列为世界10大畅销书之一；它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相继出版，享誉全球。埃德加·斯诺也从此由一个苦苦奋斗几年却仍不引人注意的美国小青年，一跃而成为东西方世界都在瞩目的著名记者。
斯诺成名以后，一直牢记着当年是宋庆龄把他引上了一条人生的正确和成功之路。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之间更加保持着伟大的友谊。
后来斯诺又报道了“皖南事变”蒋介石袭击新四军的真相；在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向世界报道了当时被西方认为是处在“铁幕”之后的新中国，并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而他同宋庆龄的友谊，则从此绵延一生，始终不渝。
3．萧伯纳来访及印第安后裔的故事
2月的上海虽说不上严寒，却也是凉风嗖嗖，寒意袭人。某日凌晨5点，天还未亮，宋庆龄和杨杏佛等人就站到了上海码头上。那天他们要迎接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时著名的大文豪萧伯纳先生。
宋庆龄所以不避风寒，亲自到码头迎接，主要的并不是因为萧伯纳在世界文坛上的名气，而是因为萧伯纳有鲜明的爱憎，一贯坚持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一切罪恶势力，把同情的手伸给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被压迫的民族。特别是，她和萧伯纳两人都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当时，宋庆龄是想通过对这位世界瞩目之名人的接待，来抨击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法西斯统治。
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不列颠皇后号”才抵达吴淞口。宋庆龄迎着凛例的海风，立即登上甲板，与满头银丝而仍精力旺盛的萧伯纳热烈握手；向他耄耋之年还雄心不已环游世界的精神表示钦敬，也向他登上中国的土地表示热烈欢迎。而一贯以幽默机智见长的萧伯纳随即以机警的口吻，开始了他们之间愉快的对话。
当时慕萧伯纳之大名且怀着各种各样目的来求见他的人，在码头上还等了一大群。而萧伯纳则对那些想利用他的名气来追逐个人私利的人不屑一顾。他和宋庆龄在船上共进早餐后，宋庆龄即邀请他登岸。萧伯纳立即施展了他的辩才，出语不俗道：“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经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呢？”
宋庆龄笑答道：“上海是有不值得见的人、不值得看的东西，您尽可不见不看。但您既是环游世界，到上海而不下船不上岸，这能算您到过上海吗？现在我请你到我的家里作客，一是尽我地主之谊，二也是成就你真正环游世界的宏愿。”
萧伯纳对宋庆龄的回答十分满意，同时宋庆龄这样一说，他再也无可推托，只好随同宋庆龄前往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家中。
从巨大的游轮下来，到达码头还需坐两个小时的小艇。他们彼此之间一路谈锋甚健。待到宋庆龄家中时，鲁迅、蔡元培、伊罗生、史沫特莱和林语堂等人，已在等候。中午宋庆龄特意准备了全素宴招待萧伯纳。那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成员几乎都参加了宴会和谈话。
萧伯纳作为当时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之一，他当然十分关心中国的抗日准备情况。席间他问宋庆龄：“请明确告诉我，中国目前为对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办法？”
宋庆龄说：“几乎没有。南京政府眼下把最精良的武器和军队都用来对付中国红军，而不是日本人。”
萧伯纳当时还十分关心国共之间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他问：“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军队和红军组成一个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
宋庆龄告诉他：“去年12月，在华中地区的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苏区推进，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任何部队达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协议。”
萧伯纳称赞说：“这个协议够公平的。”
宋庆龄很遗憾地说：“但却没有被南京政府接受。从那时以来，南京的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
吃饭过程中，萧伯纳又问起：“到底国民党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宋庆龄用简洁的语言回答说：“目前国民党就是执政党，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但是谁选出的这个政府呢？真正的权力在谁手里？”
“谁也没有选谁。蒋介石因为有他的军队，所以他是独裁者。”
萧伯纳又问：“请告诉我，孙夫人，关于国民党和这个政府，你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宋庆龄告诉他说：“当革命统一战线在汉口解体时，我就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到国外去了。从此我就同国民党不相干了。因为它屠杀人民、背叛革命。”
萧伯纳感叹道：“您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您说的话他们是会害怕的。”
停了一下，萧伯纳忽然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请告诉我，南京政府有没有想收回您‘孙夫人’的称号？”
宋庆龄笑了起来：“现在还没有。他们可能想这么做，不过这是他们收不回去的。”
当时，宾客之间漫谈话题十分广泛。当说到新闻界时，宋庆龄介绍说：“新闻界完全听命于当局。国民党发表消息，说我是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说我说了这个那个，或者说我和反动将军们一同旅行，或者说我参加了这个那个委员会等等。而当我出来否认时，他们就下令报纸不许登载我的声明。”
萧伯纳说：“当然，他们会这样做！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样想的，他们就不得了了。”
萧伯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看，如果报上说我萧伯纳谋杀了我的岳母大人，那将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不是吗？但如果我否认，说这是瞎话，我今天早上还好好地同岳母大人一起用的早餐，那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好新闻了。”
萧伯纳的这个风趣比喻一时引起了在座众人的笑声。
当谈到自由问题时，萧伯纳调侃了某些西方国家标榜的所谓自由。他说：“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国人让印度人受到陪审团的自由审判。当陪审团宣告犯人无罪时，法官就撤消这个判决，而仍然判他入狱。这些就是所谓的英国自由制度。”
当天下午，由蔡元培主持的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在世界学院举行欢迎会，萧伯纳出席了。当时笔会向萧伯纳赠送了一盒有中国特点的泥制京剧脸谱。萧伯纳仔细看了这些精制的中国工艺品，并高兴地接受了。他赞叹地说：“啊--在京剧舞台上各种人物太好分辨了。老生、小生、花旦，以及战士和恶魔，都能够从脸谱上进行鉴别。可在生活中就不行喽！生活中人们的脸谱大都相同，但内心的善恶却相差太远了。”
欢迎会结束后，萧伯纳又返回宋庆龄的寓所。这时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已聚了一群。因为室内容纳不下，他们就在房后花园的草地上进行了集体采访。在众多记者面前，萧伯纳往往借记者的提问而大加发挥，他巧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反动势力冷嘲热讽。而每当萧伯纳妙语涌出时，宋庆龄就带头为他热烈鼓掌。
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时，萧伯纳说：“社会主义早晚必然要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虽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骤及在各个国家里所采取的形式，也许互相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到最后的终点，始终还是要走上同一条道路，而达到同一个水平线的。”
当有人问起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时，萧伯纳说：“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封建王公。”
当谈到中国文化时，萧伯纳说：“文化的意义，照科学的解释，是人的一切可以增进入类幸福的行为。”不过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除开农田里还可以找着少许文化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文化可说了”。
萧伯纳在上海虽然只停留了一天，但这一天由于宋庆龄的安排和介人，使萧伯纳有了很好地展露其观点的时机。而他对反动派的嘲讽之语，也支持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可说已经永远地载人了史册。
还是30年代的一个夏天，一天中午的阳光直射地面，燥热的空气使蝉鸣都没有了高叫的力气。当时，宋庆龄参加一个朋友的集会回来，她乘坐的是福特出租公司的汽车。长期以来，宋庆龄一直从各个方面帮助革命者，支援抗日，资助那些处在贫困中的孤儿和难民，而对自己却舍不得购买专车，以至出门不得不临时租用一辆车子。
汽车在滚烫的路面上平稳急驰。突然，街面上两个衣衫破烂的男人撕打着冲到了路中央。于是司机摁响了喇叭并放慢车速，但那两个人好像早已不顾汽车的危险似的，一心往对方身上扑来扑去。司机本想小心绕行，哪知这两人在路中间忽东忽西，甩臂踢腿，车子根本绕不过去。司机只好将车停了下来。
宋庆龄初看两人的穿着，像是小商贩，本想下车劝解。她刚要去推车门，坐在旁边的一位外国女子一把将她拉住说：“夫人别动！我看这两人贼眉鼠眼，不像善类。”宋庆龄再仔细一看，果然这两人穿着虽破，头发却是认真剪理的，而且两人只是跳来跳去，并不真往对方要害部位击打。而车子一停，两人就已经扑打到汽车跟前，眼睛不时往车上窥视。会不会是蒋介石的特务？宋庆龄还未及多想下去，就见身旁那位外国女子早从另一侧推开车门跳了下去。两个家伙一看有人下来，竟一齐扑了过来。一个假装往这女子身后躺，一个就朝她的脸上抢拳打来。
就见那位金发碧眼、身强力壮的女子回身一把关好车门，身子往旁边一闪，大吼一声：“ NO！”两个家伙定睛一看，下来的原来是位洋人，而孙夫人却仍在车里。于是两个泼皮一样的人竟像事先商量好的一般，一齐喊道：“我们打架，关你个洋婆子什么事？”说着上前就要撕扯。这时，只见那外国女子左右躲闪着，渐渐把两人引得离开汽车，旋即就听她对司机大喊一声：“快开车！”两个家伙见状，返身又往汽车跟前冲。司机开始还怕洋女子吃那两人的亏，方要打开车门帮她一把，看那两人又返身冲汽车扑来，才知道两人的本意是冲着车上的孙夫人来的。此时那女子看两个家伙丢开自己，又往车子跟前凑，他们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就又大喊一声催促司机快开车，旋即紧跑几步，从背后向一个家伙伸脚一句。那家伙哪里防备这一手，竟一下子被绊翻了，肚皮贴地，向前扑出七八尺远，下巴都磕破了。这时从街道两旁一下子又跳出了五六个人，大嚷道：“不得了了，洋婆子打人了！”司机一看，不顾宋庆龄叫他停车的吩咐，一踩油门车子“呜”冲了过去。
街上几个家伙眼看汽车开走了，更加恼怒，嘴里不干不净地怪叫着，要教训那位外国女子，并朝她围了上来。不料那外国女子看汽车已经开走，竟得意地笑了起来。还没等几个人到跟前呢，她忽然把一个口哨放在嘴里，低头转身用劲吹了起来：
“嘟嘟--”
顿时，尖利的口哨声在这寂静的中午显得那么响亮刺耳，那几个人愣住了。旋见街道那头，两个骑马的法国警察已闻声向这边赶来，得得的马蹄声敲击着柏油路面。刚才还嗷嗷乱叫的几个人一看警察出现，互相对望了一眼，其中一个喊声“撤！”顿时四面散开，有的闪进了胡同，有的跳过路边矮墙，眨眼之间连影儿都没了。
那外国女子则同前来的警察咕哝了几句，然后也甩开大步，朝莫里哀路29号走去。
那么，这位机警地保护宋庆龄安全的外国女子是谁呢？原来，她就是《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同时担任宋庆龄英文秘书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她的父亲是印第安后裔，是个贫苦的农民。史沫特莱从小饱受了美国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双重苦难，但同时也造就了她勇敢坚强的性格。她从童年起就卖报谋生，后来又在富人家庭当侍女；她当过卷烟工人，推销过书报。但是这些粗重的劳动并没有熄灭她心中求知的火焰。史沫特莱曾进入一家慈善机构办的学校读书，却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刻苦自学。史沫特莱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不断写出有独特视角和蕴含深刻主题的好文章。终于在1928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两家报社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当年宋庆龄从欧洲回国后，她当时的助手胡兰畦每天帮她分送信件，并代为接待一些客人。一天，胡兰畦收到一封英文来信，信封上注了个“急”的字样，前几天宋庆龄去看望大姐宋蔼龄，且当时就住在大姐家里。胡兰畦看到这封信是急件，就赶忙送到宋庆龄手上。宋庆龄当场打开阅看，看完后她对胡兰畦说：“这封信写得好！写这封信的人英文基础很深厚，话不多，很短，但遣词用句都是很美的。”宋庆龄当时称赞的这封信，正是史沫特莱写的。那时候她们彼此还不相识。史沫特莱的那封信，是为了营救牛兰夫妇，想请宋庆龄在百忙之中给她5分钟时间，听她当面把有关情况谈一谈的。
既是人命关天，信又写得那么美好，宋庆龄立即安排了时间，请写信人前来面谈。
史沫特莱比宋庆龄大一岁。想不到，她们竟一见如故，像姐妹一样。这使得史沫特莱大为感动。在她童年的记忆里，那些大人物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且派头十足的，而这位中国前大总统的夫人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点架子。史沫特莱已经从鲁迅口中听到过一些关于宋庆龄的介绍。这次见面，更加印证了鲁迅的介绍。从此，她们就成了密切来往的好朋友。
史沫特莱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圈子里是个活跃人物，她有许多朋友。自从和宋庆龄结识后，她陆续把其中认为忠诚可靠、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人介绍给宋庆龄，使宋庆龄在她的中介下，又结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像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当时在上海工部局任督察的澳大利亚人路易·艾黎、像医术高明的美国大夫马海德等。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宋庆龄和他们成了终身不渝的知心朋友。
当年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宋庆龄的工作量大增，史沫特莱便担当起了宋庆龄秘书的重任。她负责用英文发布消息和处理通信事务，每一件事都极其尽心，常常忙到深夜还顾不上休息。她还利用自己外报记者的特殊身份，把国民党当局残害革命者、剥夺人民基本权利的罪行写成稿件，发往国外报刊和国内外文报纸刊登。当时，国民党特务曾多次向她发出威胁，她却不予理睬并照写照发。即便是从红军方面得到的胜利消息，她也设法发表出去。当时史沫特莱的这种忘我工作精神，使宋庆龄深为感动。
后来，蒋介石杀害了杨杏佛后，特别急于想知道这“杀杨儆宋”之计收效如何。经特务沈醉多日观察发现，暗杀杨杏佛确实收到了不小的成效，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人被吓住了，该同盟当时已经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对于南京政府非法逮捕的政治犯，已不像从前那样一再公开地在政府人士间活动，并在报刊上公开对蒋介石进行谴责。但是，宋庆龄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她继续营救处于危险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只是方法更加巧妙；并且她已经加强了情报的收集，往往把工作抢到特务们下手之前。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党的重要干部被她通过各种人和各种渠道护送到外地。
当蒋介石听到报告后，更加恼怒不已。当时虽有宋美龄和宋子文一再关注二姐的安全，使他不敢危及宋庆龄的生命，但蒋介石并不死心，还是指示戴笠要加强对宋庆龄的监视和骚扰，要经常制造些意外和险情，让宋庆龄知道她的安全并没有把握，从而迫使她在更多的时间里只能乖乖呆在家里，不敢随便到外界参加活动。
鉴于这种情况，史沫特莱决定除继续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外，她又主动肩负了一项重要任务，这就是保护宋庆龄的安全。自从上次同几个特务发生冲突后，史沫特莱身上又秘密地增加了一支手枪，随时准备万一宋庆龄遇到实际的危险时，她就挺身而出同敌人作拼死的搏斗。
待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史沫特莱去了八路军总部，并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相处了一段时间。其后，她为朱德的事迹所感动，并写出了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
4．“七君子”为救国入狱
公元1936年1月28日。
这是“-·二八”淞沪抗战的4周年纪念日。在上海商会大厦里，陆陆续续来了800多人。他们本是分属于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职业界救国会、电影界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和新闻界救国会等各团体的。这些团体的领导者，多是几年来与宋庆龄一起从事民权保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战友。他们今天走到一起，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已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当时的蒋介石政权仍然视而不见，仍把主要的兵力都用于对付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亡运动，必须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以实现“逼蒋抗日”。
这是一个纪念“-·二八”淞沪抗战的大会，也是一个新团体成立的大会。这一天，上海各界分散独立的救国会，已经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他们选择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向外界公开宣告他们联合的新产物--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正式诞生。
在这天的成立大会上，宋庆龄和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胡子婴、史良、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等30人被选举出来组成了理事会。后来又于当年5月，在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在上海秘密成立。它代表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那天的大会还选出了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14人为救国会理事会的常委，以主持日常工作。
当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实际领袖之一，她虽没有出面直接进行领导，但是她与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以贯彻党的路线，并帮助救国会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这就是不再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政府，而是要推动国民党与各党派之间实现共同抗日；不再提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是力争使救国会在国民党统治下合法生存，以便开展更多的工作；同时，救国会还汲取了国民御侮自救会的经验教训，完全以超党派的面目出现。
那还是救国会成立之初的一天，一位过去随同宋庆龄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朋友，忧心忡忡地来见宋庆龄。茶水还没上来，他就着急地说：“孙夫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时，您未去参加，你是否对会议文件另有看法？”
“噢--不是的。我本来是要参加的，但不巧身体患病，无法出席。当时我写了条子，说明了不能参加的原因；同时也表明了我的态度。你不知道吗？”
“那--我倒是听到了。只是……只是大会的文件有些地方我觉得有问题。”
“哦--有什么问题，你说说看。”宋庆龄顿时也有些紧张起来，她生怕稍有不慎之处，给工作造成损失。
那位朋友拿出了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指着上面说：“像说救国会‘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没有争夺政权的企图，而不过是要尽一份人民的天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又如‘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也是很正确的。可是再往下看，文件竟然连共产党也批评，而对国民党的批评揭露却是这样没有力量，这立场哪里去了？这显然不符合孙夫人长期以来同共产党心心相印的态度和作法。孙夫人怎么会同意发表这样的文件呢？”
“原来如此！”宋庆龄听到这里，才大大舒了一口气。“文件这样写，我是完全知道并且同意的。现在国家的形势同以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危亡空前严重。我们的斗争必须适应新的形势。你看，10年来一直以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为斗争目的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现在也都宣布了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抗日，我们怎能再重复以往的斗争口号呢？文件对各党派都进行了批评，这是一种斗争策略，为的是表明救国会是超越党派之争的，是独立的团体，这是为了不给敌人攻击救国会的口实，争取能够在现政权下合法存在。这种良苦用心，你应该能理解吧？”
“斗争策略？那这样对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反对的政党各打五十大板，也不太妥当吧？”此时那位朋友已经不像刚进门时那样情绪激动了，但是显然仍有疑虑。
于是宋庆龄耐心地解释说：“其实你只要仔细看看文件，就知道对共产党的批评和对国民党的批评并不是一个等级。对共产党的批评只是一般性的，而对国民党的批评虽然用语和缓，可捅的却是蒋介石的软肋，是国民党的要害。这可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哟。”
那位朋友于是又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文件，才一下子从沙发里弹起来：“孙夫人！您这一席话，可算是给我拨开了云雾，现在我没有疑虑了。我要全力投入救国救亡运动！”
“好啊！想通了就抓紧做。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吗？”宋庆龄又关切地问。
“困难是不少，但我们会努力克服的。只是，经费问题仍十分严重。现在章乃器先生已经宣布要以‘破家’来维持救国会的活动，他拿出了存款，又卖掉了房子。孙夫人的几千元的捐款也都用上了。可是这救国不是一项小活动，要派人和国民党接触，又要和共产党接触，还要到各地去和地方实力派打交道，这路费和必不可缺的应酬都是要用钱的。救国会不办实业，没有地盘，所有的款项都是只出不进。虽说大家都是一腔热忱，可一文钱难倒英雄好汉，这也是现实啊！”
“这个么，工作上的事你只管用心去做，经费上的事，我可以再想些办法。”
那位朋友一走，宋庆龄就与宋子文联系上了。经过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几次交涉，宋子文已经同意暗中在经济上给予救国会以一定支持。他已准备出一笔款子，但是不愿意公开以自己的名义捐出，他是怕因此生出麻烦。宋庆龄对弟弟的担心表示理解，她安慰他：只要真正为国家做事，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于是他们商定，宋子文把钱交到宋庆龄手上，由她再转交给救国会。
就这样，救国会正确的斗争策略，很快就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当时，他们支援博作义绥远抗战、组织鲁迅葬礼大示威、支持沪东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一时间各项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茶，与各党派和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系接触，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而且由于当时全国性、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使组织领导这些活动的救国会，迅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
然而任何政治力量的崛起，当时都可能危及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对此，蒋介石和他的谋士们食不甘味，寐不安席。
当时上海沪东区日资纱厂盘剥和虐待中国工人，引发了工人大罢工。救国会给罢工工人以有力支援，日本资本家损失惨重。于是日本政府借口保护日资，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威胁。
本来就对救国会深怀不满的蒋介石，此时又受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终于失去了理智一般咬牙切齿地向戴笠下达了镇压的命令……
1936年11月23日，如狼似虎的特务们分别闯入救国会领导人家中，非法抓走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仆、沙千里和史良，并准备秘密处置。
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案。
宋庆龄听到消息后，一腔怒火直冲心头。靠秘密抓人杀人，来破坏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这已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了。3年前，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时，蒋介石暗杀了杨杏佛，并且造成了民保盟活动的被迫停止。这一次他不仅故伎重演，而且变本加厉，一下子抓走救国会7位领袖，真是太卑鄙太下流了！当时，极大的义愤使得宋庆龄浑身发抖：山河何辜，国民何辜？遭此独夫民贼的肆意蹂躏！
那一天，太阳慢慢地升起，明媚的阳光使屋内亮堂起来，宋庆龄也渐渐从悲愤中挺起身来。她很快给自己明确了两条：第一、要立即全力营救“七君子”出狱，决不允许蒋介石秘密杀害他们！第二，救国会的工作要照常进行，决不能因7领袖的被捕，使这架已经高速运转起来的救国机构停止活动。
这时，国会宣传部总干事吴大琨拿着连夜起草好的《全救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国人书》来见宋庆龄，宋庆龄阅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并指示要作为《救亡情报》的号外，立即付印并广为散发。她又嘱咐吴大琨立即与各报联系，把“七君子”被捕的事实一定要告白于天下，以防止蒋介石秘密处置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