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1945年9月2日，丽日高照。
日本东京湾，风平浪静，蔚蓝色的大海显得格外温柔和祥和，海鸥在大海的上空追逐嬉翔。
蓝色的海面上，此时停泊着一艘美国的密苏里号战舰。此刻，就在这艘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就世界而言，一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终以胜利告终；就中国而言，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亦告结束。
日本垮台之快，当时令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明白：
1945年8月的时候，他是萧振瀛的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此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总长。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嚷嚷地抱怨电话打得不是时候，搅乱了他们的牌局。当时，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电话的内容。但是陈诚只反复地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就见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就是。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吠！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也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则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痛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萧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当时，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并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长官。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像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转年1月6日，时任天津市市长的萧振瀛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行政院长宋子文要由北平赴天津“视察”。萧振瀛放下电话，便去吩咐秘书准备，恰在此时收音机里传来当日短讯的播音：
“宋院长在北平已经完成其大部分的工作，明天就要到天津去。那里的大沽新港和几个大工厂，将是他视察的主要目标。宋院长落平一周，办了两件大事即：邮电加价暂缓实行。如果按照全国一律的价格，华北人民将由2元钱送一封信，变成20元送一封信，新闻记者拍急电到上海去将从每字8角跳到2元。一旦实行，将对物价的影响不问可知。此外他成立了代表最高权力的行政院办事处，以解决接收中不合理的现象，一个大门只准贴一个封条，而且还要迅速地把这一封条撕掉，让里面的马达转动起来。”
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宋子文还在苏联。宋子文是1945年8月下旬回国的。回国后，他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主持了接收敌伪物资事宜，同时也乘机膨胀了包括私家在内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抗战胜利后，宋子文配合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坚持独裁内战，在军事上抢占战略要地，在经济上则派遣大批官员接收敌伪物资，并趁机掠夺人民财产。
还是在日本投降签字的第3天，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萧毅肃为副主任委员；并且各战区及各省市亦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
在宋子文的请示下，蒋介石于1945年10月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负责。以此相袭，各省市亦相应设立了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
接收敌伪物产，实际上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个人都有好处，所以当时都争着去做。而宋子文此举，实际上将原来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的敌伪产业处理大权收到了行政院，所以气得那个何总司令顿脚骂娘。而宋子文则不管他那一套，依然我行我素。而事实上，何应钦当时也并没有放弃这块“肥肉”。
就这样，形形色色的接收大员马上涌人收复区执行任务，犹如蚂蚁行雨一般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一时就像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儿恢复重建的概念。于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票子等。当时被人们讥讽为“五子登科”。尽管宋子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的贪污舞弊现象，但他毕竟为蒋介石聚敛了一大批可供其大打内战的财富。
当时，在国民党的接收过程中，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要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肯拿出财物和金银贿赂，往往就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于是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也都受到了牵连。而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国外交官也坐飞机每周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成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当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接收”机构的房子，当时一共搞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都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洋楼，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了那些房子。他挑选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们分享了。当时在上海人的眼中，那些英国人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员，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曾一度广为流传，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在东北，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一空。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分赃不公时竟动手在大街上打起架来。
光复后在所有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做所为均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加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开始在普通老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可想当时的混乱之及。
而蒋介石对这些丑行置若罔闻。
当蒋介石策划于密室--因为美国人以罗斯福为代表当初曾专门要求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中共对手，于是他亦谋划以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的要求。而宋子文此时则似乎不问政治，只乘机一味地为蒋介石敛财。
1945年10月11日深夜 2点。宋子文一行乘坐火车到达上海，迎接他的上海市要员们，迎着凉风早已在站台等候。宋子文以“遵照总裁谕令”的口吻，限各国民党机关及军队3日内将所有接收封存的物资，开列清单向他报告。同时，设立敌伪产业管理处，接收各机关所封存的物资。
此行宋子文在上海住了3天。上海可以说是宋子文的根据地，这里的官员们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很让他放心。当时他最不放心的便是上海以外的地区。如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重点地区。于是3天后宋子文便从上海起身前往北平等地。
北平的居仁堂，一座豪华的清代皇宫。
12月31日，这里聚集着平津地区国民党30余位军政要员。一个紧急动员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调整接收处理事项”。主持会议的正是西装革履、神采奕奕的宋子文。他目扫会场一周，开口先讲了国内局势，并布置了接收任务和措施，然后讲了几点要求。要员们一个个全神贯注，不少人还掏出笔记本记了起来。宋子文的话还没讲完，外面的轿车已经发动，等待他去参加另一个会议……
1946年1月1日，虽一元复始，却未见万象更新。
宋子文在北平发表演说，宣称要“对内力谋恢复交通，稳定物价，对外确定汇率，发展国际贸易”。第2天也就是1月2日，宋子文又设午宴款待在北平的参议员，听取各方意见，谋求各方支持。
按当时人说，接收是一块肥肉，令不少人垂涎三尺。实际上，接收也是国民党内各派权力和物质的再分配。可想，宋子文在北平的那段时间内，多少人来找他。用当时他秘书的话说：出门有人拦，吃饭有人找，夜里有电话。所以宋子文根本无暇出门，几乎终日呆在居仁堂里，最后连重要会议也搬了过来。
就这样，当宋子文在北平完成了他该进行的工作后，于1946年1月7日驱车赶到了天津。当即萧振瀛市长陪他召开会议，陪他视察大沽新港，还陪他参观了几家大的工厂，陪他在天津卫逛了几条小街并品尝了风味小吃。当时宋子文一再强调，一定要使工厂的烟筒尽快冒烟，转入生产。政治问题最终是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就要出乱子。此时，作为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宋子文，已经在视察的过程中，看到了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准、通货膨胀和潜藏着的经济危机。
当时经过宋子文一番紧张活动，平津地区共有163个工厂改由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重新接收。据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当时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6200亿元之巨。其实这个数已被大大缩小了，因为大量的敌伪物资在接收过程中，已被接收大员鲸吞、隐匿和变卖了。然而，虽然这些隐形的东西是无法看到了，而国民党的腐败则是在此时公开化的。据统计，在对敌伪产业的接收过程中，尽管贪污舞弊现象十分恶劣，以致于人们讥讽为“劫收”，但是宋子文仍为蒋介石政权聚敛了黄金 72．3492万两、白银 763．9323万两、银元37．1783万枚、美元1570万元、英镑2．6544万镑。另外，各城市还陆续上缴处理敌伪产业所得收入，仅平津地区便上缴所得收人1000亿元。大约与此同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在“接收”的名义下，也攫取到了日伪榨取中国人民血汗聚敛的巨额财富。
抗战胜利后，宋子文还利用划归行政院的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全国的钢铁、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电力、机电、化工等行业，并扩展到水泥、米、盐和造纸工业。他还成立了中纺公司，接管了日本在华全部纺织设备。他还在资金、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方面大力扶植上述为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这样一来，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更以空前的速度膨胀，而众多的民族工商业则日益陷入困境。
当时宋子文指令财政部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购办法，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收复区的伪币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还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收复区的伪币联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并规定限期及限量兑换等。按照当时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与法币的实际比值分别约为35：1和0．5：1。据当时有人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了2亿美元之巨。
在战后国民党流通货币调整贬值的日子里，一度贬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之内都有不同。当时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因变动太快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更换改贴。人们在饭馆吃碗面，进门时的价钱出门时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表又贴上去了。此种目睹之怪现状真二千年所没有也！
然而国民党在摆不平经济财政的关口，忽然念头转到老百姓头上。当时它又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告改行金圆券制。紧急处分令包括下列四种办法：
一、“金圆券发行办法”17条；
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15条；
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15条；
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13条。
这些办法内容包罗一切，举凡财政收支、军士待遇、税制税率、工资物价、金银外币、贸易外汇、工商生产、金融税率及人民资产，全部在内。
从货币学观点看，当时金圆券的发行，是根本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国民党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而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
金圆券存兑限制办法实施后，存兑人数及申请存兑人数越来越多。每日上海外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门前，自清晨到傍晚鹊立群众拥挤不堪，以至终于发生挤毙人命的现象。政府遂不得不又暂停存兑数日。
后来，上海实行宵禁。挤兑黄金时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等待清晨5点的宵禁解除。待清晨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门前，争取优先兑换。以至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一度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仍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或挤伤踩伤的人随处可见。
如此金圆券的命运就是注定的了，其贬值速度之快，不下于法币崩溃前两个月的情形。物价有时一天之内，可暴涨到二至三成。当时，一般人民即便凭着常识就能算出金圆券的币值惨跌在200％左右。
于是人民开始明显不满于国民党政府，而蒋介石却仍一意孤行，继续坚持独裁统治并发动内战。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在坚持内战的同时，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此次会议历时17天，可谓一塌糊涂。
3月8日，宋子文强打精神作政治报告，名曰政治报告，实则是经济检讨报告。宋子文当时企图通过这一报告，平息国民党内对他的攻击。可事与愿违，这一报告反而激起了许多人的当场不满，甚至喝起倒彩来。
宋子文报告完毕，便有参政员提出书面和口头质问案65件，令宋子文根本无法解释，这同时也暴露了“四大家族”及其亲信的其他罪恶行为。事实上，不论国民党中央怎样责难宋子文对“财政经济多有贻误”，也不论参政员们如何讥讽斥责宋子文，此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改变国民党政权财政危机的势头了。
1946年3月20日，宋子文在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再一次流露出对财政经济“没有办法”的悲观心态。
关于国共双方对峙态势，当时宋子文回答说：“本人一向乐观，且对国运前途具有信念。但如能双方让步，定可获得结果。”
有的记者问：“停战期满，和平仍无望时，又将如何？”
宋子文答道：“望爱国心高于一切，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
在此次招待会上，宋子文一再说：“没有和平，则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
这种说法，当时引起许多记者的不满意。有的记者一再追问：“如和平不能实现，就绝对无办法吗？”
在记者们的追逼询问之下，宋子文最后只好说：“尽量想办法而已。”
然而从此，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则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而黄金风潮的爆发，再度导致了宋子文的下台。
1947年3月1 日，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之后他又相继被免去了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的职务，并且在国民党中执会常委改选中落选。
说实在的，当时宋子文也有一肚子意见：倘若老蒋不打内战，经济财政能有今天的不治之症吗？
2．子文做了替罪羊
1947年春天，宋子文因财政经济获咎再度下台，当时接任行政院院长职务的是国民党元老张群。
张群和宋子文比较，如果说宋子文是个强硬派，那么张群显然是个温和派。他温和稳健，在外国人中也有点名气，是个半路出家的基督教徒；除了有点能力外，张群待人十分谦虚且藏而不露。
张群不像宋子文那样平时我行我素。他十分清楚蒋介石需要什么，首先他应该做的就是遵从蒋的意志。在组阁期间，为了表明自己真心要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张群特意分给青年党4个“内阁”职位、民主社会党2个职位、独立派2个职位、国民党14个职位。当时可谓皆大欢喜。
新内阁于1947年4月18日成立，但亦是个过渡内阁，等到在所谓的宪法下选举出新总统后便停止行使其权力。
花开花落，世态炎凉。
宋子文似乎又成了被遗忘的人了。但宋子文又不是被人们遗忘的人。人们一想到“黄金风潮”，一看到市场物价的飞涨且想想自家的钱袋，便要开口骂娘。当时似乎在人们印象里，通货膨胀与宋子文是个同义词。
宋子文离职那天的情绪极为不好。他不想见人，也不想说一句话。只有心疼他的太太张乐驿陪在旁边，偷偷地抹眼泪。
小妹宋美龄来了，但她又能说什么呢？她对兄长的下台心里十分清楚。但说句公道话，若不是宋美龄在蒋介石跟前庇护，纵是有10个宋子文也早下台了。老蒋一向是不喜欢宋子文的，只是出于对夫人的尊重抑或因为宋子文难得的才华，才每每启用他的。
那天宋美龄走出宋子文府邸时，正碰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上门造访，便禁不住说道：“把我哥哥当作替罪羊了！”
然而宋子文究竟是谁的替罪羊呢？宋美龄却没有说出来。当时她只又寒暄了一句：‘’您能来这里看望我哥哥，说明您还是我哥的真正朋友。”
司徒雷登微微地笑了：“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嘛。”
宋子文心里确实十分窝火。
不错，通货膨胀是事实，人们骂他也应该。可是他为了谁呢？“蒋介石每天要军饷要票子打内战。我只能挺而走险啊！”
黄金风潮使他再度浮沉，然而他心底并不后悔这些。真正的责任在谁？是政治所致还是经济所致？宋子文心里比谁都清楚。以前他确实是为蒋介石的政治卖命，甚而一心钻进钱眼里去了，但没想到结果是处处有陷阱。想到这里，宋子文就想哭，仿佛哭一哭才能痛快。不过在太太的面前，他又不敢把眼泪掉下来，现在虽不是国家的顶梁柱了，但毕竟还是家中的顶梁柱啊。如果说女人的痛苦是眼泪，而男人的痛苦则只能把泪咽进去。
不久，果如陈行先生预言的那样，宋子文辞职不到一个月便又被政府授予“大同勋章”，实际上也是安民告示，宋子文无问题可查。
继而在1947年4月，宋子文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这实际是给宋子文一点安慰，抑或心里平衡。但不料，冤家路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当年的7月11日，美国政府亦是当年蒋介石政权的太上皇，鉴于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的形势，特派魏德迈率团来中国进行视察。魏德迈经过十余大的视察，所到之处，映人他眼帘的到处是工厂倒闭、商铺关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前线军心不安、纪律松弛；后方社会混乱、民怨鼎沸。当时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渐渐地魏德迈有些按捺不住了。
8月22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与全体部长召开联席会议，魏德迈出席并发表演讲。他破口责难，且其用词之难听，使在场的蒋介石夫妇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都感到脸红。
当时，魏德迈先是就十余天视察的所见所闻作了综合性的概述，对几个事情表示了不满；然后话锋一转，开门见山地点名批评了国民党官员们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透顶。他说：“仅在1947年的头几个月里，中国商人已经获得的美元中就有87％（计3．3亿多美元）却转属了孔宋两家大公司--福建公司和扬子公司的手中。”
魏德迈的这番话与其说是指斥宋、孔二人，不如说是指斥给蒋介石听的。鞭子虽然打在奴才的身上，却痛在主子的心上。
事后，蒋、宋、孔几大家族免不了又要互相埋怨一通。然而到底又怪谁呢？说不出口的矛盾在他们心里郁积着，而矛盾的总爆发便是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当时他们唯一的上策，就是互相竭力维持和沉默，并且赶快在风雨飘摇中寻找出路。
宋子文自从“弹劾案”后，自认为是老蒋庇护了他、帮了他大忙，因此对蒋介石的怨恨也不像先前了。蒋介石旋又在1947年9月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为宋子文作了辩解，称前段舆论界对宋子文的种种指责不符事实，“均系诬蔑”。由于蒋介石出面，此次会议上宋子文再度当选为国民党中执会常委。”
于是宋子文为报关照之恩，也为恢复被新闻界毁掉的名声，遂于同年9月18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当场宣布将他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1800亿元全部捐献政府，聊以解决当时所面临的困难之一二。
此事宣布后，倒是引来众人的一阵掌声。
于是人们把孔祥熙抬出来与宋子文比较。有人说：“宋子文不贪，好于孔祥熙。”还有人说：“孔祥熙有钱就是不掏。”当时孔祥熙听了哈哈一笑完事。后来又有人逼宋蔼龄，宋蔼龄说“大弟有钱，他就掏呗！”
也许那1800亿元成了宋子文的政治资本，有了这个资本蒋介石也好说话了，且恰好宋子文捐款不到一周，喜事自天而降，国民政府通过了“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
当时，宋子文的任命是在投票的基础上，以9票对8票的一票之差险而通过。可见人们对宋子文是有争议的，并不都因为他捐了几个钱而原谅他。可也就是那“几个臭钱”，恰恰又帮助宋子文比别人多了一票。
其实，宋子文该感谢新闻界的宣传。是新闻界的前呼后应使他成功。最早宣传宋子文的是《周末观察》，在宋氏捐款当天，该报就抢先一步发出新闻：“宋氏之捐款，为豪门开放第一声，为‘抛砖引玉’，对今后大小豪门继续步尘续捐巨款抱着极大的希望。”而当宋子文的任命令在社会广为公布后，《周末观察》经过冷静的思考，方意识到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然此时已无补于事了。
于是，随着宋子文任命案的通过，第2天“宋子文主粤政”的新闻便成了各地报纸的头条。虽然反对派曾再次抬头对宋子文继续发难，可惜本已成舟了。
有些滑稽的是，当时南京《中央日报》还大肆吹捧，说宋氏以前曾任等于首相的行政院长，如今愿出任一个地方官，这种不计地位的风度，堪与宋朝寇准以宰相位出任陕州府一事相媲美云云。
1947年10月1日，宋子文赴粤走马上任。
也就在此前，蒋介石已下定决心与共产党一争天下。
当时，中国共产党刚把14万军队渗透到中原地区，摆开架式接受挑战。这显然对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造成直接威胁，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后备力量保留在长江以南地区。而且，中共战略反攻的情报，很快又一个个摆到蒋介石面前，令蒋介石不寒而栗。于是在宋子文前往广东主政时，蒋介石再三嘱咐宋子文：“广东就是我的财源了。”
如此一来，宋子文在赴广东之前，就已经有了任务，那就是积极拍卖广东资源，换取美元以应蒋介石进行内战的急需。
宋子文到任的第2天，便积极投人了这项工作。请看当时他的日程安排：
10月2日，即同美国石油大王的孙子洛克菲勒商谈广东开矿的电力设备问题，尽早落实；
13日，同潘宜公司的代表接洽原定生意和黄埔港的建筑，尽早动工；
15日，设宴欢迎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交换“对华南电力意见”，表示通力合作；
16日，宋子文果断决定将原海南所存铁矿石的一半启运日本，以换取日元。
1948年1月宋子文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商谈华南工矿问题。他们发表声明，决定动用美国资金、美国器材和美国技师，由美国人监督在广东建立电厂、煤矿和铁矿等。
然而，正当宋子文为蒋介石积极寻觅财源大打内战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的号角已吹响了；并向全国人民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遂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国民党统治区展开全面反攻。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方一年多时间，人民解放军兵临广州城下。而被时的宋子文则惶惶不可终日，急忙与太太张乐。冶商量如何逃离大陆……
3．逃离大陆
转眼到了1949年的早春。这是一禾傍晚，夜黑如墨，满布阴沉的天穹下着冷雨。沙沙的雨声，衬托在雨天的气氛中，如泣如诉一般。位于广州东山的宋子文别墅，此时亦笼罩在一种肃杀的氛围中。
宋子文此刻正与太太张乐信一起，围着一架美国老式落地收音机，收听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方战场报道……
据前方新闻综述，我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100万人，又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在绥远，则有意地保存下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拟经过相当时间后接受改编。这样，对今后如何解决国民党军队，便有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
当时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抑或取得的成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引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了，从而也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战役进行中，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各解放区人民更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群众也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当时，解放军的装备虽已改善，但运输条件还极差；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需要，全靠肩挑背负和小车推送。据统计，当年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余万发，以及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当年陈毅元帅曾深情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说解放战争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这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由于当时形势所致，宋子文常有收听中共电台广播的习惯。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广东省主席，他亦时刻关心着全国的局势。待新华社的新闻一结束，太太张乐怡起身把旋纽关上。夫妇二人坐在床上，又是一阵沉默。
宋子文神色沮丧，许久也懒得开口讲话。
“子文，我看我们得提前离开大陆了？”太太张乐怡道。
“去哪儿呢？”宋子文拾起头，表示接受这个观点。
“到美国，到台湾，或者到就近的香港。”张乐怡竟点出一连串地名。
“……”宋子文没有说话，显然也在思索。
“老蒋那里我约模也会有打算。你没有问过他吗？”张乐怡接着又道。
“你还不知道老蒋的脾气，我去问他，那不是找钉子碰吗？”
“他不能没有打算。不然我们怎么定方向。”
宋子文叹了口气道：“这个年代还是爹死娘出门，各人顾各人吧。况且他去的地方咱们也不能去！”
“为什么？”
“昨天那份材料也许你看到了，老蒋手下的人还在散布舆论整我，要求我把盗用的巨款至少一半充公。我何必再回到他身边受那份气！”
“这倒也是。”张乐怡赞同道。
两人又是一阵沉默。
“我们到美国吧？”张乐。冶又道：“前几天，蔼龄大姐来电话说，台湾地方不错。是不是老蒋的意思？如果是老蒋的意思，我看我们就去美国好了。”
“只怕眼下还去不了！”
“为什么？”张乐怡瞪大了眼睛。
“一步到位容易招人误会。先到香港观察一下，下一步再说。现在仗还没打完，局势或许还会好转？”
两人又是一阵沉默。
“局势我看也好不到哪里去？”张乐怡再次说道：“晚准备不如早准备好。老蒋只会说大话，哪一次也没兑现。这次我是看清了，老蒋必败无疑。”
“想是这样想，但不能这样做。”宋子文叹口气道。
“既然是这样，早辞职为妙。再干下去还不是活受罪？我看就先退到香港吧。”
“容我想想再说吧。”宋子文仍是无可奈何的样子。
不久，在绝望之中的宋子文终于辞去了广东省主席一职，旋同家人一道乘机逃往香港。
启德机场没有人欢迎，只有满天的凉风，和凉风中有气无力的衰草斜阳。
当时的宋子文穿着双排扣西服，戴了一顶翘边帽，手里拿着文明手杖。太太张乐怡则披着一件风衣，戴一副墨镜，墨镜的后面藏着她那哭肿了的双眼，双手搀着丈夫缓缓走下舷梯
此时大陆，已作为梦幻一般的往事留在他们的记忆里。
宋子文登上飞机逃往香港的当天，国内就有电台报道说：“作为中国共产党通缉的战犯宋子文，举家逃往香港。”
初到香港的宋子文，虽然身在香港仍心系大陆。大陆的胜败当时还没有最后定论，于是他逢人声称：“香港只是暂住。”同时在蒋介石的宣传影响下，他仍对国民党报有一丝幻想。
初到香港的头几天，也许地理位置的改变，宋子文是睡不实觉的。夫人张乐怡说他常说梦话，但他矢口否认。
一周后，他仍睡不安，躺在床上思来想去，原来影响他睡眠的还是对大陆的看来已成泡影的幻想。
宋子文提出让太太和他重返大陆一趟。
张乐怡不同意宋子文的意见并说：“要去--你自己去，反正我是不去了。”
“怎么，你不陪我啦？”
“不是不陪你，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嘛。老蒋别看他嘴硬，早晚也得撤出来。这一次我相信自己的感觉。”
“你要真不去，我也是要去看看的。”宋子文终于拿定主意。
1949年3月25日晨。
香港启德机场，阳光灿烂，宋子文乘机飞往广州。
宋子文在广州下了飞机，立即秘密住进了其弟宋子良的私邸。不料仍被记者发现，于是在穗报界免不了对其重回广东作出种种猜测性的报道。
宋子文飞穗的第2天，孙科恰由上海飞穗。得知宋子文返穗，孙科便径去宋子文住处，拜见宋子文。那天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从国际到国内，从前方到后方，包括国民党内部各人的心态，都交换了意见。
“老蒋现在怎么想？”宋子文问。
孙科叹了口气道：“老蒋现在也不如从前了，外强中干。”
“他有打算吗？”宋子文又用试探的口气问。
“我看他是有打算的。当然他现在不会告诉我们。不过，前些日子我从夫人口里听出些门道来。”孙科说完呷口水。
“她说什么来着？”
“她让秘书寻一张台湾的地形图看。”
“啊，原来如此。”宋子文答道：“先前也听说过，看来此事是真的啦！”
“有何打算哇？”孙科问。
“我嘛？说破了我不是他的人。这也包括你。”宋子文说到这里，孙科也笑了。
“我当然不随他去了。我想到美国。”
“树倒猢狲散。看来我也不能与他同路。”孙科赞同道。
宋子文在穗住了3夜4天，分别会见了在穗的国民党中央要员并晤谈了对时局的看法。第4天，他便乘飞机到了宁波，再转溪口与蒋介石会晤。
1949年1月1日，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在党内党外的压力下，别无选择，不得不在元旦当天发表“求和”声明。但他在声明中提出要保留国民党制造的从来不为人民承认的“宪法”，保留他所谓的“法统”，保留反动军队等，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显然，这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此时，有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竟竭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解放战争“立即停下来”，接受蒋介石的“和平条件”，切不可“除恶务尽”。
当时，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让革命半途而废，从而使反动势力得到喘息机会，卷土重来？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的痛苦教训实在太多了。在人民革命事业已经胜利在望的历史时刻，这个问题自然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他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决不允许使革命半途而废，让反动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使中国重新回到黑暗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一切愿意参加当前革命事业的人们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8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的声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此时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谭平山等55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声明，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革命、建设新中国而尽力。
毛泽东发表的声明使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感到绝望，尤其中共电台播送的关于和谈的8项条件，指控蒋介石为“中国头号战犯”、“国民党匪帮头子”和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全部卖给了美国政府的民国伪总统。随即在中国共产党公布的43名“一级战犯”名单中，蒋介石当然被列为榜首。而宋子文梦想亦名列其中。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此时的蒋介石已拿定了主意，暂时以退为进。如果李宗仁认为他与共产党和谈能成功，那就让他去谈好了。事实上蒋介石很清楚，在当时的“宪法”条款中，没有总统辞职的规定。蒋介石只不过是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把权力暂时移交给了副总统李宗仁。而且，为了表明他并没有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当时他仍保留着国民党总裁的职务。这样一来，在此次和谈中无论李宗仁成功与否，一切都将咎由自取。
1月21日蒋介石在宣布引退时仍虚伪而顽固地坚持道：
如果从此以后中共能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而下令停战，同意与国民政府进行和谈的话，那我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这样，人民就会免受极大的痛苦，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便能得以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也能得以维护。并且，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秩序将会永远地继续下去，人民的生活和自由亦将得到保障……
蒋介石下野后，即前往浙江奉化的溪口镇，退居幕后指挥。
宋子文是某日晚间抵达溪口的。当此之际，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气氛中，蒋介石与宋子文两人作了彻夜的长谈，谈的主要是家族后事的安排。此时，亲情代替了政治，一切仇视、矛盾和不快已然都化为乌有。按宋子文后来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十分亲切的，是他和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次握手。
次日，宋子文离开溪口转飞香港，随后又飞法国疗养。宋子文走后，当时的各种报刊作出种种猜测，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说宋子文赴法是为国民政府购买军火，并商量太平洋公约；
二说他赴法是代表国民政府洽商将马歇尔计划中的援欧物资之一部分转借中国；
三说宋子文赴法是为了他个人的债务处理。
此外，还有传媒说宋子文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替蒋介石政权的诸多政要购置了别墅和私宅，以备不时之需等。
然而中国大地上，此时已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几乎是一夜之间，国民党的所谓“和平”攻势便告破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乘胜进军，一路凯歌一路胜利。1949年4月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吹响了“渡江战役”的号角，于是从东到西国民党军队的千里江防几乎在倾刻之间土崩瓦解。4月23日，国民党老巢南京宣告解放，至此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了。
终于，宋子文的梦幻也成了泡影。同年6月9日，他携太太由巴黎飞赴美国纽约，并决定在纽约定居下来。
4．恶梦醒来己黄昏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败亡，使宋子文亦顷刻幻灭。当即他便决定在美国--这个富人的天堂定居下来。
宋子文不缺钱。早在大陆期间，他就利用手中权利，把钱袋塞得满满的。
当然，宋子文夫妇也不缺房子，因为早在半年前，宋子文就已经在纽约购置了别墅。
那天，宋子文夫妇的飞机一着陆，早已在美国的大女儿宋琼颐、二女儿宋曼颐、三女儿宋瑞颐均赴机场迎接，并把鲜花献给了宋氏夫妇。
宋子文夫妇及子女在美国朋友的陪同下，步出机场出口处时，突然一帮记者蜂拥而至，问这问那。尴尬之下，宋子文不得不搪塞两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