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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荩臣杜受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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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杜受田在帮助奕詝登上帝座时显示了对中国政治的深刻理解，但他本人最大缺陷是缺乏实际经验。他没有做过地方官，处理过具体政务，就是在京官生涯中也只是做过户部、礼部、工部的堂官，而未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司官一级工作过，且主要精力又放在教育奕詝上。他一生研习儒家经典，心得颇丰，由此引申出来的治国方案是一套一套，但只有做过具体工作的官员方能体会到儒家理论与实际工作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尽管人们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于是，杜氏开出的药方仍是按照祖制，让咸丰帝奕詝下诏求言求贤。
1850年3月20日，奕詝登基后的第11天，便由内阁明发上谕：
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务，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俾庶务不致失理，而民隐得以上闻。
“九卿”是指六部之外京内各小衙门的堂官，“科道”是指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之类的言官；虽说皇帝让所有具有奏事权的官员都发表意见，但点明“九卿科道”似乎要特别听听下级官员的意见。
七天后，3月27日，奕詝再次由内阁明诏求贤，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在其下属官员中保举“才德兼优、诚心任事”的能人。又过了二十多天，4月21日，他看到了一份奉旨奏事的折子，非常高兴，下旨曰：
著再饬谕在京部院大臣，各举所知，果有品学纯正、才德出众之员，无论京外家居，准其保奏……督、抚、提、镇、学政于政事有关得失者，著据实胪陈，备朕采择。其藩、臬两司，亦许各抒所见，密封交本省督、抚，代为呈奏。
这一谕旨将保举的范围扩大到不在职的官员，历来不得直接奏事的布政使、按察使，此时也获得了向天子进言的机会。
求言求贤，显示了君主的开明，但实际反映出来的是，咸丰帝此时对政事的不明，对人才的不察。这也是上级在不知所措时经常采用的方法之一。
三道御旨下达后，奏章纷至沓来。在这些折片中，最为咸丰帝欣赏的有十余篇，而顶顶看中的是礼部侍郎曾国藩（这是在后面将要登场的重要人物），传旨褒奖；而各处报来的推荐人才的名单中，也有十余人传旨查看，准备进京引见，其中杜受田推荐了两人，一是鸦片战争中被革此时在家养病的林则徐，另一是当时的争议人物前漕运总督周天爵。
求言求贤一改道光末年政坛死气沉沉的局面。大约从1845年起，步入老年的道光帝就像众多老年人一样，贪图政治平静、耳边安静，“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皇帝身边的军机大臣也就报喜不报忧，掩饰真相，封杀言路，专拣好听的说给道光帝听。当时京师中有一制联云：
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
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
这一制联的矛头是对着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
咸丰帝此次求言，言路大开，许多官员凭实汇报，说出了许多咸丰帝未曾听闻、不敢相信的事情：各地盗贼蜂起，官员贪污腐败，兵弁懈怠嬉玩，财用困乏不继。美好的场景一下子被这么多的丑恶现象所替代，反倒激起了这位青年天子力挽狂澜的雄心。
可是，最最要紧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咸丰帝不像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上书房中杜受田十四年教诲发挥了作用。他最为欣赏的是各地官员按照儒家学说、祖宗制度提出的解决办法，甚至引经据典地指责当时的理学大师倭仁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也是从礼教中引申出来），足显示其学识功力。杜受田看到自己的好学生如此办理，心中高兴无比，私下里或许给了一个“优秀”的成绩。这一对君臣相信，只要按照儒家学说、祖宗制度来办理，天下一定大治。
然而问题就出在社会的各种弊端，皆源于儒家学说和祖宗制度，以此去救世，如同以火救火，以水治水。周期性的王朝治乱，被传统史学家荒谬地概括为性理名教的兴废所致，使人们坚信，不是经不好，而是和尚念歪了经。殊不知“治”、“兴”非为念经正，“乱”、“废”亦非不念经。当理论与实际相背离时，经不能不念歪。
一道道谕旨发往各地，官员们纷纷称赞圣旨英明。可政治却没有起色，局势反越来越坏。谁又敢说圣旨无效无用呢，最聪明的方法是用纸将火包起来，等到烧穿了那天再说。
这一段君臣相处的日子，奕詝后来回忆道：
朕即位后，（杜受田）周谘时政利弊，民生疾苦，亦能尽心献替，启沃良多。每召见时，于用人行政、国计民生，造膝敷陈，深资匡弼。
由此可见杜受田的作用之大。但是，君臣俩一心厘清恶弊的种种举措，纷纷坠落于黑暗政治的潜网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们俩竟然对此毫无察觉，问题是谁也不会对他们说。
在咸丰帝登基后的最初两年里，杜受田几乎是随侍左右。当咸丰帝拜谒道光帝陵寝——慕陵以及东陵时，旨命杜受田“留京办事”，很有替天子看家的味道。1852年，因黄河在丰县破坝决口，水漫山东、江苏，百姓生计无着。看来咸丰帝对地方官敷衍草率不好好念经感到气愤，派杜受田亲自前往调查解决。
奉旨出京的杜受田果然实心办实事，一路上风尘仆仆，详查灾情，请旨赈粮。8月，到达江苏清河（今清江市），炎热的天气、潮湿的环境触发旧患肝症，再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于22日病故。
当杜受田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咸丰帝声泪俱下，悲痛异常，朱笔写下了一段极富个人感情的话：
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懔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赞襄帷幄”一语出自被“赞襄”的皇帝本人之口，道出的不仅是对杜受田的赞扬，而且还稍稍流露对杜受田的依赖。这一词语，咸丰帝后来还多次用过。
杜受田的丧事，规格高得异乎寻常：赏陀罗经被、赏银五千两、赠太师大学士、命沿途地方官亲自照料护送灵柩。咸丰帝还打破常规，不待内阁票拟，自行特谥“文正”。11月15日，他亲自到杜受田的家中奠醊，抚棺洒泪，悲悼实深，在场者无不动容。他哭的是杜受田？他是为自己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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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荩臣杜受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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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受田死了，咸丰帝由此体会到了孤独。局势的恶化使纸终于包不住火，于是他更思念这位荩臣。1853年春，他到国子监临雍讲学，特派其五弟奕誴祭奠这位恩师。当日颁下的谕旨明晰地流露其心情：“（杜受田）倘能久在左右，于时事艰虞，多有补救。”他又是多么希望杜受田能帮助他挽救岌岌可危的朝运。
杜受田死了，咸丰帝将他不尽的思念转化为对杜氏家人的隆恩。杜受田的父亲前礼部侍郎杜堮，赏礼部尚书衔，赏食全俸；杜受田的长子杜翰，时以翰林院检讨放湖北学政，15个月就由从五品提升至正二品的侍郎，并进为军机大臣；杜受田的次子杜，亦升至侍郎；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全都加恩赏给举人，准一体参加会试。
杜受田死了，死得又是那么安详。作为师，造就一代君主；作为臣，做到鞠躬尽瘁。他再也看不到历史的结局。倘若他天上之灵知道亲手培养的奕詝，正因他送上皇位而早早丢掉了性命，会不会后悔自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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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偏了的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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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清史的同行们有一个共识，即清代的皇帝个个励精图治（至于是否能做到当属另一回事），不似明代那几个昏君，居然几年不上朝，放任国运衰败。
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清代的制度。
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明、清两代都是皇帝亲理政务。虽说天子圣明万能，但一个人毕竟忙不过来，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形成了辅佐班子。这在明代为内阁，到了清代，除沿袭内阁外，康熙时出现了南书房，雍正时又设置军机处。
从性质上讲，明代内阁、清代军机处都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工作任务是为皇帝拟旨。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清代的军机大臣，也都是差而不是官，由皇帝钦定，不必循官场之例迁转。但两者之间最大区别在于，明代各地、各衙门的报告先交内阁，由内阁对此提出处理意见，谓“票拟”，再交皇帝审阅，批准后作为谕旨下达。皇帝若懒得动笔，可由司礼、秉笔太监代劳。这就出现一条缝隙，政务可以由内阁、司笔太监转化为谕旨。 清代不同了，沿袭明代的题本制度（同样交内阁票拟），到了勤政的雍正帝手中，大多变为奏折。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 亲封，由皇帝亲拆，皇帝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皇帝批准后下发。在这种体制下，皇帝若不及时发下奏章，政务中枢即梗塞 。至于皇帝批阅奏章专用的朱笔，太监谁也动不得，那可是杀头的罪名。
以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每天要阅读、研究几万字的奏折，立即形成对策下发，还须召见京内外大臣，这确实超出了平常人的极限，近乎于对神的要求。当时人谓天子日理万机、宵衣旰食，有时也不全是阿谀之辞。
清代皇帝的享受是人间之最。
清代皇帝的工作量也是人间之最。
年轻的奕詝登上皇位时，颇有企图心。他继承了祖宗的大业，也极力效法祖宗的勤政风范。从《实录》中看，他此时的工作极为勤奋，每天都有许多谕旨下达，其中不少是亲笔写的朱批、朱谕，不劳军机大臣动手。他暗暗对自己说道，我一定要守住这一份祖业，我一定要重显祖宗昔日的荣光。
也因为如此，咸丰帝在上台后的八个月，便主演了一幕众人拍手叫好的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穆彰阿，郭佳氏，1782年生，满洲镶兰旗人。1805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在词臣上迁转。1813年升礼部右侍郎，此后屡降屡升。他的转机，在于1825年以漕运总督襄办海运 ，始受道光帝注重，召京后署理工部尚书 。1827年旨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828年任军机大臣。1837年起，为首席军机大臣，由此至1850年，他一直是道光帝最信赖的人。
道光帝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穆彰阿能长居政坛不倒，乃是取法道光帝的另一亲信曹振镛 ，以“多磕头、少说话”为政治秘诀。穆彰阿位于首辅，几乎每天都被召见，他很少建言，每遇垂询，必尽力揣摩帝意而迎合之，而不究事理本身。他对于道光末年的政治败坏，应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严格地说起来，穆彰阿也是咸丰帝的老师。1836年即奕詝入学时，他即为上书房的总师傅，至1849年初因保举不当被罢，改为杜受田，可不知为何，道光帝临死前两个月，穆又复充上书房的总师傅。对于这位老师，咸丰帝很小便听到了许多，早就想拿他开刀。
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咸丰帝登基后，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很可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穆彰阿多次充当考官 ，且长期结交京内外官员，特别喜欢拉拢年轻有才的下级官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时人谓之“穆党”。咸丰帝欲罢免穆彰阿，所下谕旨若由内阁发出，穆是文华殿大学士（即内阁首揆），若由军机处发出，正好穆是首席军机，须得事先考虑安排好才行。
仅仅出于上述原因，就足以使咸丰帝罢斥穆彰阿，但从咸丰帝后来的谕旨来看，他更加不满的是穆氏的对外政策，这就牵涉到先前那场鸦片战争。
1840年7月至1842年9月，英国侵略中国，蹂躏东南沿海，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虽说战争爆发时，咸丰帝只有九岁，不可能理解战争的过程和意义，但他的老师杜受田当时曾发表过意见。1842年8月，杜受田上奏建策：用中国传统的木簰，火攻突入长江的英国舰队。这是书生论兵的典型，表现出对前线战况和近代军事技术、战术的无知。他的建策不可能被地方官采纳，但他的思想不会不对奕詝发生影响。
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今天看来是很清楚的，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军事的落后。但当时的士大夫不承认这一点，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敌区区岛夷。他们认为，战争的失败在于忠臣林则徐等人的抵抗主张没有得以实现，在于奸臣琦善、耆英等人一心畏夷媚夷，而穆彰阿又在此时蒙蔽了道光帝。
士大夫的看法归结起来，就是主张对“逆夷”强硬而不是屈服，而广州反入城斗争又使他们误以为强硬政策获得了胜利。
由于中英南京条约中英文本的歧义，战后英国人是否可进入通商口岸的城，中英双方有着分歧。 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耆英，在战争中被打怕了，竭力维护民夷相安的局面，对外持软弱态度。他起初因广州绅民反对，对英人入城问题推诿腾挪，后因归还舟山而允诺英方有权入城 。1847年4月，英军战舰再入珠江，陷虎门，逼广州，耆英见势不妙，允诺1849年4月6日开放广州城。
英人在未入广州城之前，居住在今广州沙面以东大三元酒家一带的商馆，距广州城西南城墙仅二百米。广州绅民在入城问题上的坚决反抗态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没有认清反侵略的真正方向。
1848年初，耆英被召回北京，晋文渊阁大学士。继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的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对外持强硬态度。他们不顾耆英先前的承诺，于1849年4月断然拒绝英人入城，并组织团勇近十万人，准备与英军一战。因入城一事尚小，兼未作好战争准备，英方宣布将入城一事暂为搁置。也因为翻译问题，清方以为英方永远放弃了入城的权利。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胜利（今天看来是否是胜利还很难说），大大鼓舞了主张强硬的官绅士民，认定只要由强硬派掌权，就会改变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局面。就连道光帝也为此一振，认为这是兵法中“善之善”的“不战而胜”，封徐广缙为子爵，封叶名琛为男爵。
广州反入城斗争胜利时，咸丰帝已经十八岁了，离他当皇帝还不到一年。他已经懂事了。由此，摆在咸丰帝面前的结论，似乎是很明显的，只要罢斥这批对外软弱的官员即可，只可惜父皇还在受穆彰阿的“蒙蔽”。
咸丰帝登基未久，中英关系中又发生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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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偏了的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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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英人入广州城被挫后，英国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向国内报告，英国外相巴麦尊（H.J.T.Palmerston）指示文翰继续交涉，并发下他本人致穆彰阿、耆英的照会。文翰因在广州与强硬的徐广缙无法打交道，便驾船北上，企图在中外关系和好的上海打开缺口。
1850年5月，文翰到达上海，与两江总督陆建瀛会谈，要求转递巴麦尊致穆彰阿、耆英的照会和他本人致耆英照会。陆建瀛先是拒绝，但听说英国将派船北上天津，态度立即软了下来。咸丰帝收到陆建瀛的奏折，下旨：命陆建瀛劝文翰南下，有事只许与兼理五口通商事宜的徐广缙交涉。谕旨中称：
若非剀切晓谕，于妄念初萌之际示以限制，势必以无厌之词，向在京各衙门纷纷呈投，成何事体！
咸丰帝这时的策略是，不与这些桀骜不驯的“夷”人们打交道，让善于制“夷”的徐广缙来办理此事。同日，他还发给徐广缙一旨，让他“坚明约束”，“折其虚，破其要挟。”
巴麦尊的照会指责徐广缙危害中英“和好”关系，并要求在北京进行谈判，“商订其事”。这种直接照会京内大臣的告状做法，使咸丰帝认定英方在行“反间计”，陷害忠良徐广缙。而巴麦尊的照会不发给别人，偏偏发给穆彰阿、耆英，又很容易使人对此两人发生怀疑。特别要命的是，文翰给耆英的照会，内中有一段话：
兹以贵大臣本属贵国大员，熟悉外务事理，众所共知。更念本国前大臣等素与贵大臣频恒札商，极敦谊礼，衷怀欣慰，为此乘机备文，照会贵大臣阅悉。
这种来自敌方的对耆英及其外交政策的赞扬，实实在在是帮耆英的倒忙。
也就在这一时候，咸丰帝以耆英所奏用人行政理财诸端，持论过偏，传旨申斥。
也就在这一时候，咸丰帝以英人梗顽，命林则徐进京，听候简用。
咸丰帝的意向，已经明显得不能再明显了。
文翰没有罢休。他派翻译麦华陀（W.H.Medhurst）前往天津投递文书，当地地方官奉旨予以拒绝，他本人在上海的活动也毫无效果。7月，他只能垂头丧气地返回香港。
文翰此次北上交涉，无疾而终。咸丰帝却从这次对抗中增强了信心。英“夷”也不过如此。然而，他为自己不能赶走这些可恶的“夷”人而遗憾。当他得知上海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被雷电击劈时，颇动感情地在臣子的奏折上朱批道：“敬感之余，更深惭愧。”
过了不到两个月，又出一事。
负责北京治安的步军统领衙门抓住一天主教徒丁光明，手持禀帖到耆英家门前投递。此事还牵涉到传教士罗类思。刑部审理后上奏，要求耆英对此事作出解释（此时刑部尚书为杜受田）。尽管耆英不用吹灰之力就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但在咸丰帝心中又留下了耆可能与外人有勾结的阴影。
咸丰帝还没有行动，又等了几个月。
1850年12月1日，咸丰帝动手了。这一天，他破例地未向皇太贵妃（即其养母博尔济锦氏）请安后再办公，而是首先颁下一道朱谕《罪穆彰阿、耆英诏》。这份文件的分量不亚于一次政变，紫禁城为之震动，空气也变得凝重起来。虽说这道谕旨长达千言，但咸丰帝写出了他的真实思想，故全录于下。读者在了解咸丰帝的内外政策的同时，也不妨测测他的文字水平和观念高下：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坠，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然献替可否，匡朕不逮，则二三大臣之职也。
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穆彰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似此之固宠窃权者，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至正，惟知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则必立寘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纵，始终不悛。
自本年正月（农历）朕亲政之初，（穆）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则渐施其伎俩。如英夷船至天津，伊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则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朕派林则徐驰赴粤西，剿办土匪，穆彰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
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堪诧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奉夷，罔顾国家。如进城之说，非明验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几至变生不测。赖我皇考炯悉其伪，速令来京，然不即予罢斥，亦必有待也。今年耆英于召对时，数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尽天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
穆彰阿暗而难知，耆英显而易著，然贻害国家，厥罪维均。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使朕不负皇考付托之重欤？第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著从宽革职，永不叙用。耆英虽无能已极，然究属迫于时势，亦著从宽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至伊二人行私罔上，乃天下所共见者，朕不为已甚，姑不深问。
办理此事，朕熟思审处，计之久矣。实不得已之苦衷，尔诸臣其共谅之。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诸大端者，直陈勿隐，毋得仍顾师生之谊，援引之恩。守正不阿，靖共尔位。朕实有厚望焉。
布告中外，咸使知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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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偏了的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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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谕文，读来颇感气势强盛，非积郁胸臆久矣而不能为之。咸丰帝一吐为快，说出了他多年的心声。
朱谕颁下后，京内外大小臣工奔走捧读，齐声赞扬。咸丰帝说出了他们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们于此看到了新君的明察秋毫，看到了新君的有意振作，看到了清王朝的希望。用忠摈奸，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最古老且最常青的原则，由此在中国传统历史学中形成了一固定模式：乱世的基本表征就是奸臣当道，一旦圣主罢斥群奸，起用忠良，定云雾重开，万众欢腾，王朝也会走向中兴。这一套路，经杜受田的多年宣教，早已浇铸在咸丰帝的心中，他决心力行，做一名中兴的圣君。
穆彰阿罢斥了，耆英降革了，导致道光朝病衰的妖氛铲除了。一切的好转，不正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吗？
在此咸丰帝舒志、臣子们额庆之际，似乎谁也没有认真想一想，中国的问题仅靠换几个当权派就会解决吗？
如果我们仔细地推敲，咸丰帝的上引谕旨尚有不实之处。
除了泛泛的指摘外，穆彰阿的具体罪名有二，一是排斥达洪阿、姚莹，二是阻挠林则徐的复出。
达洪阿前为台湾镇总兵，姚莹前任台湾道，鸦片战争期间两人负责保卫台湾，竭尽心力。1841年9月，英军运输船纳尔不达号（Nerbudda）在台湾基隆海面遇险。船上274人有34人乘小艇逃走（多为军官和英人），剩下的印度人中除病溺而死外，有133人为台湾守军生擒，32人被斩首。1842年3月，英另一运输船阿纳号（Ann）亦在台湾中部沿海遇险，船上57人有49人被守军活捉。然此两次事件被达洪阿、姚莹渲染为击败来犯英军的重大军事胜利 ，受到道光帝的褒奖。1842年5月，当清军在鸦片战争中节节败退之际，道光帝亲自下令，台湾所囚俘虏中除头目外，其余“均著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战争结束后，英方要求释放战俘。得知台湾战俘除11人外皆被处死，立即交涉，颇有战端重起之势。杀俘是奉旨行事，那是万万碰不得的，而开罪了“夷”人，又启战火，也是不堪想象之事。在此情势下，以弹劾琦善私许香港而名扬天下的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亲自调查后发现，达洪阿、姚莹两次奏报抗英获胜纯属虚构，请求将两人治罪。道光帝得奏后下令将两人革职，解京送刑部审讯。1843年10月，穆彰阿奉旨参与审讯，事后奏折中对达、姚两人尚有回护之意，结果道光帝下旨“免治其罪”。因两人前已革职，后也没有再起用。由此看来，达洪阿、姚莹之狱是出自圣裁，与穆彰阿似无关联。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后发配伊犁。1845年释回，1846年任陕西巡抚，1847年任云贵总督，1849年因病自己要求开缺。穆彰阿若要阻止林复出，在道光朝即可大作手脚。至咸丰帝上台后调林进京，也是林本人称病不出。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咸丰帝颁下朱谕的前八天，林则徐已经病死在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了（关于林病故的奏折尚未到达北京）。这么说来，反是穆彰阿言中了。
耆英的罪名更是空泛。朱谕中讲了两条：其一是入城一事上过于软弱，这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其二是咸丰帝登基后，耆英在几次召对时皆主张对英国“应事周旋”，即不宜使用强硬手段。实际上，这也是咸丰帝下决心对穆、耆开刀的主因。
对于一个比自己强大国家的咄咄逼人的进迫，应当采取何种策略，从思想角度和政治角度来看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正义性，后者强调可行性。作为一名政治家，耆英主和并不为错，这是他正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如将国运民生意气用事，浪于一掷，其意气虽畅快，但后果不堪设想。耆英的错误不在于主和，而在于苟和，没有利用鸦片战争后的和平局面，从事革新，使自己国家变得强大起来。
由此反观主张对外强硬的官员，他们大多在战争期间远离战区，没有直接跟西“夷”打过交道，奏折制度的机密和各地奏报中的粉饰，使他们无从了解实情真相，偏信那些颇具戏剧性的传说，前述达洪阿、姚莹一案的走形变态就是一例。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判断也不是依据敌我力量之对比，而是为了恪守传统的“夷”夏之道，顺昌逆亡。他们相信义理的力量之不可战胜，认为战胜逆“夷”的手段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正心”“诚意”即可“平天下”。 咸丰帝在杜受田的教导下，饱浸性理名教之义，罔知兵革器物之力。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受到了绝大多数官吏和几乎全部士林学子的欢迎，既是形势使然，又使然于形势。
罢免穆彰阿、耆英，咸丰帝表达了其对外新政策：将启用对外强硬的官员使用强硬的手段来对抗英国等西方国家。他的这种全力保住并尽可能挽回国家权益的意向，无疑应当赞扬，但就实际举措而言，以为用忠摈奸即可抗“夷”，却是一支射偏了的箭。
对外强硬取决于武力的强大，若非如此，只是一种虚张。咸丰帝也明白这个道理。在其闻悉文翰、麦华陀驾舟北上时，便提出这一问题：
至沿海各处防堵，数年以来，想早已有备无患。
这句话说得不那么自信，底气不够充沛。而当麦华陀南下之后，又下旨：
从前夷船由海入江，江、浙一带屡经失事（指鸦片战争），追溯前因，能勿早之为计……（各沿海督抚）各就紧要处所，悉心察看，预为筹防，断不可稍存大意。文武官员，总须慎选晓事得力者分布防堵，其一味卑谄懦弱者概应更换。
此道谕旨颁下后，安徽布政使蒋文庆、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福建学政黄赞汤亦先后上奏，提具体计谋，咸丰帝皆发下，令沿海各省参照执行。
咸丰帝的谕旨，只令筹防，而未言及如何筹防。蒋文庆、周天爵、黄赞汤的计谋未能切中要害，甚至不着边际，与战时杜受田的“木簰火攻法”相类似。然而，圣旨又是不能不执行的，各地的做法更是各行其道。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的方法是，以大沽、北塘的海口炮台为依托进行抗击，并在炮台之后路组织团练。对此，他信心十足，宣称“此臣十载筹防所可深信者，不敢于圣主面前，稍作过量语。” 按照这一方法，直隶其实什么事也不必做（炮台早已建成，团练也已成常设）。
盛京将军奕兴的方法更简单，根本不必设防，若英军前来，诱之登岸，坚壁清野，然后以奉天（地域与今辽宁省大体相当）的“劲旅”来剿灭不善击刺步伐的英军，“正我兵所长”，没有什么问题。按此，奉天也不必筹防，到开战时再说吧。
两江总督陆建瀛奏称，鉴于上海已经开放，“自当另为一议”（实为不设防之议），松江、苏州一带河汊，用沉船的方法阻止英舰船的进军，另行募勇、火攻诸法。然沉船、募勇、火攻须战时才可实施，江苏此时也无事可做。
浙江巡抚常大淳对策有二，一是继续补造战船（浙江水师战船在鸦片战争中损失殆尽，尚未补造完竣），二是将团练之法寓于保甲之中。前者是继续进行正在做的事，后者是以保甲取代团练，实际上一切均无需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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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偏了的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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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仍宣布采用1849年反入城斗争的老办法：一是断绝通商，二是借助民力。其理由是，英国以贸易为生计，英商挟重资而来，不敢冒商业风险而进攻贸易重埠广州；一旦开战，香港英军仅一两千人，何抵抗于广州数万民众？且香港巢穴可虞，黄埔船货可虞，广州城外英国商馆可虞，英人岂无顾惜？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不敢动手，因此也不必紧张自扰，凭着他们以往的“有效”措施即足以制敌！
最有意思的是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的奏折。他们与那些表面上大讲如何筹防、实际上一件实事也不做的官员不同，公然明白主张不设防。其理由为，一、英国控制了制海权，战争无法取胜；二、诱敌深入将导致英军蹂躏内地，而陆战必胜的说法不可靠；三、福建港宽水深，无险可扼；四、团练战时不足恃，平时又易流为寇；五、筹防措施会刺激英方，可能招致祸患。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咸丰帝皇皇数道上谕，换来的就是地方官这些笔头子上耍功夫、实际无为无作的奏折。这些地方官老于世故，知道若处处遵旨办事，听到风就下雨，那将会怎么样也忙不过来，什么事也办不成。别的不说，筹防是很花钱的，若真的造炮修船练兵团练，银子又从何而来，中央财政肯定不给拨款，地方上又从哪儿弄这笔钱呢？
一遇到具体问题，咸丰帝也蒙了向。他本来就是只想制夷而不知如何制夷，对各地的做法结果都予以认可。其中他最欣赏的是徐广缙、叶名琛，在他们的奏折上朱批：“卿智深勇著，视国如家，所奏各情甚当。朕闻汝今秋偶有微疴，此时佳善否？” 这里表现出来的重点，仍是赞扬徐、叶对英国的态度，而不是注意他们的筹防。即便对于刘韵珂、徐继畲的不设防言论，他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而是联系其鸦片战争后一贯主和的表现，以此时的福州反入城事件 为由，将他们一一革职了。
这是一支射得更偏的箭。
花如此之多的笔墨，来介绍新帝罢免老臣的事件，是因为此乃咸丰帝在位11年中唯一的一次振作。此后，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我在叙说中又铺垫了大量的背景材料，出现了大量的人物。这是因为这些背景反映了那个时代，这些人物大多后面还会出场。我个人笔力不健，只能如实罗陈而不能娓娓道来。还需请读者原谅的是，我在这里仍想对各地官员的奏折和咸丰帝的思想再做分析，帮助今天的人更了解那个时代。
各地官员之所以不肯花力气整顿海防，除了惜银惜力（实际上也就是惜民）外，还因为受两种思想的左右。
其一是英军船坚炮利，清朝无法组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与之对抗。前叙周天爵的奏折中称：
惟前次失事，皆专事海门，一切船只炮位，事事效颦。
徐广缙、叶名琛上奏时也同意这种说法，并裁减广东水师的战船。周、徐等氏的意见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必效法英国等西方国家，在“船只炮位”上作实际的努力。虽说清朝此时尚无建设近代海军的能力，但此时是战后宝贵的和平时期，放弃这种努力就是放弃近代化的尝试，中国以后也只能用传统来对抗西方了。
其二是英军不善陆战。早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裕谦等人就有此类言论，认为英军虽可横行海上，但一至陆地，清军将稳操胜券。战争的实践使道光帝发现此中的谬误， 但由于清朝战后讳败讳辱，不思振作，未能正确地总结教训。直至此时，英军不善陆战的神话仍未破灭，各地疆吏仍将陆战取胜当作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的制敌良谋。
鸦片战争结束已经八年了，当年的前敌主将们纷纷被革退致仕，仍在台上的只有刘韵珂、徐继畲等数人。战争这把客观的尺子，使他们量清了中英军事实力的差距 。他们两人的奏议，应当说要比那些空叫“防夷”而不知“夷”为何物的碌碌臣工的言词，更切合实际。可他们找不到制“夷”的武器，居然放弃了制“夷”的使命。
年轻的咸丰帝，生长在深宫，读的是圣贤书，他又如何知道制“夷”之法？内外臣工们要么就是一味强硬，要么就是一味妥协，谁也说不清“夷”为何物，让他凭空能想出办法来吗？
当时的中国，就没有人知道正确之途吗？
也不是。有一个名叫魏源的名士，写下了一部名为《海国图志》的著作，初为五十卷，后扩至六十卷，定稿为一百卷。在这本书的叙说中，他提出了一个惊世的命题，“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魏源的思想也是极其有限的。他准备所“师”的西方长技为三个方面：造船、造炮、养兵练兵之法。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仅仅“师”这些长技仍是制不了“夷”的。“夷”也不是那么好制的。但是，魏源指明了一个方向，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就能上轨道。
咸丰帝肯定见到过《海国图志》一书。据档案记载，1853年武英殿修书处奉旨将此书修缮贴锦进呈。至于咸丰帝有没有细读，读后又有什么感受，今人皆无从得知。但是，可以说，到了此时即便他想振作，也已经来不及了。
天下已经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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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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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遗下的摊子之烂，咸丰帝第二天便感受到了。
1850年2月26日，即道光帝去世次日，咸丰帝接到的第一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郑祖琛关于李沅发起义军入广西的奏报。
造反是专制社会的非常之事，很危险，很难办，统治者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地强力压之。造反者也自知命运如丝，非逼上绝路而不轻易为之。李沅发是湖南新宁县水头村的农民，1849年秋，因富绅重利盘剥遭水灾的贫民，讨生无计，便伙众抢夺，杀富济贫。继因同伙被县官捕去，便杀入县城劫大狱，正式举旗造反，与官军相抗，由湖南入广西进贵州，部众最多时有四五千人，搅得西南大不太平。
就是这次小小的造反，湖广总督亲自赶到长沙坐镇指挥，湘、桂、黔三巡抚亲自操办，动用了四省的军队，仅广西便花军费24.7万两银子，咸丰帝更是忙得不亦哀乎。到了6月2日，总算抓住了“匪首”李沅发，下旨槛送北京，于9月用最最残忍的凌迟刑法处死。为了警告那些怠玩政务的地方官，咸丰帝还将湖南巡抚、湖南提督、永州镇总兵等高官统统革职，统统发配新疆，为此受处分的官员不下数十人。
李沅发受戮弃市后，咸丰帝似乎感到一丝轻松，自己的本事也足以告慰祖先。他哪里想到，更大的风暴已经降临。这就是持续14年，兵战18省，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领袖，让咸丰帝此后日日不太平的太平天国。
洪秀全，小名火秀，族名仁坤，181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今花都市）一个农民家庭，是家里的小儿子，大咸丰帝17岁。1820年入村塾读书，教材与咸丰帝一样，都是古代圣贤经典。
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大多本非为求知，为个人情操的升华，而是非常功利的。读书→做官，既是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他们心中的归宿。不然那几本哲人眼中充满哲理，凡人眼中十足乏味的古书，怎么会引得那么多凡人由童年、少年、青年至中年甚至老年孜孜不倦地苦读？还不是为了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中，洪秀全能得到读书机会，是族人家人觉得此子可成大器，父兄们也当作投资机会。
1828年，洪秀全第一次赴考，县试高中，但府试失败了 。这一结果使人沮丧，但也使人感到还有希望。于是，他在获得一村塾师职位后，仍继续苦读，准备再考。1836年、1837年、1843年他又去考了三次，皆落第。此时，他已近三十岁，终于失望了，愤愤不平：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数年后，此言成真。
有不少后人指责那几年的广州知府和广东学政全都瞎了眼，若是让洪秀全中一个秀才，就不会去造反。这种说法本属历史的臆测，无足深论，但考官们的确没有冤枉洪秀全。虽然洪氏后来做成了一番大事业，但从他留到今天的诗文来看，以八股策论的标准衡量，也只是一个三家村先生的水平。而他对古代圣贤经典的了解和理解，比起有名师指点的咸丰帝，也明显地差了一截。
圣贤的书再也读不下去了，洪秀全找来1836年他在广州街头得到的一部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研读之中，又联想到1837年他落第后大病四十余日梦中的种种异象，突然发现自己就是天父上帝赐封的“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受命降世斩邪扶正。于是，他便自施洗礼，自行传教了。拜上帝。
洪秀全在广州一带的传教活动，看来并不出色，皈依者仅为他的族人和少数密友，大多数人都觉得他出了毛病。但这小小一群信徒中，却有两个人非常重要，一位是冯云山，另一位是洪仁?
1844年，洪秀全与冯云山等人，离家结伴远游，在广东省几乎转了一圈，然皈依受洗者寥寥。而当他们转到广西，事业的局面打开了。尤其是冯云山孤身入桂平紫荆山区长达三年的活动，皈依的信徒达两千余人，使这一地区成为拜上帝会活动的中心。在信徒的队伍中，又有两人后来极为有名，他们是杨秀清和萧朝贵。
杨秀清，广西桂平人，1823年生于一贫苦农家，小洪秀全九岁，大咸丰帝八岁。他五岁丧父，九岁失母，靠伯父拉扯长大，以烧炭种山为生。艰苦的生活养成其坚毅的性格，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才识卓异，在山民中小有威望。
冯云山在紫荆山区传教时，那种人人都是上帝所养所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的平等思想，显然打动了杨秀清的心。他也随众人入会，但一直是个普通信徒，未受冯、洪的重视。
1847年，冯云山被捕，洪秀全出奔广东谋求营救，紫荆山拜上帝会众一时群龙无首，陷于瘫痪。杨秀清挺身而出，控制住了局面。
1848年4月6日，杨秀清突然跌倒，不省人事，未几在昏迷中站起，满脸严厉肃穆：众小子听着，我乃天父是也！今日下凡，降托杨秀清，来传圣旨。一番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说教，一下子震慑了信徒们的心，没有想到遥遥太空的皇上帝亲临身边，可见法力无穷。这一天，后来被太平天国定为神圣的节日“爷降日”。既然天父选择杨秀清，杨氏也天然地成了领袖。
这样装神弄鬼的还不止一人。这一年10月，天兄耶稣也降托萧朝贵下凡了。这位天兄怕众人不认识，便自报家门，朕是耶稣！今人在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印书《天兄圣旨》，记录了萧朝贵在三年多中一百二十余次扮耶稣下凡事。而耶稣对拜上帝会特别关注，最频繁时一日几次下凡，给予指示。萧朝贵是杨秀清的密友，由此也进入了领导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