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出奇如天马行空的神话，一方面又深沉睿智地写下无可奈何的悲剧？到雅
典、奥林匹克、斯巴达缅怀膜拜之余，最想看的还是二十世纪的希腊。和中
国一样，它有光荣的过去；和中国一样，它也有历史的包袱。跋涉万里，我
想知道：现代的希腊脏吗？乱吗？人民有气质吗？文化精致吗？从德国、奥
国，南下到意大利、希腊，经济上，愈南，国民所得愈低，愈南，也愈脏。
希腊的垃圾比意大利又多了一层。每一棵橄榄树下都有野餐后抛弃的空罐、
纸袋；海滩上到处是露营的人前一夜留下来的污秽；咬了一半的西瓜招来一
头一脑的苍蝇，每丛树后大概都有几团排泄的污秽和揉皱的卫生纸，在火辣
的太阳里蒸腾。
但希腊的脏也许可以辩白：这些垃圾是每年成千上万的旅客所留下来
的，不算是希腊人本身的错。一般希腊乡镇倒还算干净。
手编的羊毛地毯及毛毯是特产之一。美丽的色彩织成协调的图案，凹
凸不平的结，可以想见葡萄架下劳动的双手。现代的希腊人显然尚未放弃传
统的乡土艺术，尚未急功近利地去拥抱塑胶和尼龙的世界。
店主微笑地走近来，只请我进去看看，却不饶舌推销。转身离去时，
他也许有点失望，却很文雅地说：“没关系，多看几家也好，喜欢再回头。”
我想起意大利的小贩，不但漫天开价，而且咄咄逼人，相形之下，这些低姿
态的希腊人显得那么可爱温厚。我一口气买了五条。
希腊的贩夫走卒，我发觉，也有不俗的气质。泥灰造的房子也许简陋，
前庭攀爬的绿萌红花，在风里摇曳，却平添几分逸趣。海边的空地，或许没
钱盖观光饭店，铺上一层鹅卵石，搁上几张旧桌椅，却也成为喝酒赏月的好
地方。
在Agamemnon 的古城边有个简单的营地，种满了柠檬树。营主人留着
两撇俾斯麦式的胡子，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也不会任何外国语，却能背上
几段荷马的《奥德赛》。我们“手谈”投机，同桌喝了几杯酒，他就就着月
光和柠檬丝丝的清香，敲着桌子大声唱起歌来。唱了一个晚上。
在一条荒野路上，一个古稀老头骑头灰驴子摇摇晃晃而来，看见我们，
骨碌溜下驴背，过来搭讪，比手划脚的，还带股刺鼻的酒味。华德被逼着读
过九年的古希腊文，现在正派上用场。大概老头要我们到他的橄榄园里去吃
晚饭。我们不能赴约，他倒也不在意，摇摇摆摆又跨上驴子，一转身却听“碰”
的一声，驴子把老头摔个四脚朝天，一头的灰。赶忙扶他起来．他也不在意；
醉态可掬的，亲了亲灰驴的大眼睛，又摇摇晃晃挣扎上去，对我们挥挥手，
蹄声嘀帝哒哒，消失在野路尽头。
裸泳的人看过希腊的山水，才恍然大悟它为什么有那样的神话：也只
有这么神秘、这么粗犷原始的山水，才孕育得出那么出神入化的想象。烟雾
蒙蒙的山从广邈的海面陡然升起，不见山的面貌。山却更显得深不可侧。嶙
峋的山峰切向海面，形成无数个幽隐的岩岸，岩岸中的水特别清澈，成为裸
泳的天堂。
在鹅卵石上铺着睡袋，傍着海水和满天摇摇欲坠的星子而眠。清晨醒
来，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海里浮沉。光着身子涉进水里，成群结队，花花
绿绿的鱼也赤裸地在水里游荡。四周只有天、水、鱼与长着青苔的岸石。水，
温柔而清凉。
几个没穿衣服的人坐在石头上聊聊天，都是来自雅典的年轻医生；既
是知识分子，我就问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希腊沦落过那么多次，又受土耳
其统治四百年，文化和种族都变了很多——你们还自认是苏格拉底的后代
吗？”李奥是精神科医生，有一头漂亮的黑发，他说：“希腊政府和一些老
学究当然坚持我们是苏格拉底直接下的蛋——”他抽了口烟。
“可是谁在乎呢？古希腊的成就是古希腊人的光荣，我们若不是他们的
子孙，当然沾不了光；说我们是他们的后代，又怎么样呢？我们凭什么拿祖
宗的成就来沾沾自喜？现代的希腊人若要骄傲，就必须靠他自己的努力，以
他自己现在的成就而骄傲；硬攀着祖宗的光荣未免太没出息——老实说，我
真不在乎我是谁的后代? .”安格拉是妇科医生，笑起来很有苏菲亚罗兰的
韵味。她转过来问我：“你们中国人呢？”中国人吗？我不能说，我离家太
久了，正要回去看看。
原载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美国世界日报》
传递这把火
龙应台是的，《野火集》出版成书了。
去年十一月，匆匆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毫无渊源的中
国时报；原是不经心掷出的一点星星之火，却烧出燎原的《野火集》来。
燎原，因为往往文章一出现——譬如《生了梅毒的母亲》、《幼稚园大
学》、《不会‘闹事’的一代》——就有大学生拿到布告栏上去张贴，就有读
者剪下个三两份寄给远方的朋友，嘱咐朋友寄给朋友；中学者师复印几十份
作为公民课的讨论教材，社区团体复印几百份四处散发，我的邮箱里一把一
把读者来信? .短短的一年中，这个专栏确实像一缕一缕野火向四方奔窜燃
烧起来。
可是，《野火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
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一般作者比较小心地守着中国的人生哲学：“得
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温良恭俭让”等等，写出来的批评就
比较客气缓和，或者点到为止。谈教育缺失之前，最好先说“三十年来台湾
教育突飞猛晋”。指责行政错误之前，先要婉转地说，“三十年来，安和乐利，
国泰民安，领导英明? .”。行文中间不能忘记强调自己爱乡爱人爱民的坚
定立场，强调自己虽然批评，却不是恶意攻讦，“别有用心”；最后，还要解
释“良药苦口”，请大家“包涵包涵”。
这就是一个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的批评，不伤和气，不损自尊，不招
怨恨。《野火集》却很苦很猛，因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
情、谈问题。习惯甜食的人觉得《野火集》难以下咽；对糖衣厌烦的人却觉
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奋。
赞美“野火”的人说它“过瘾”——不怕得罪人，“敢讲话”。我没有
三头六臂，得罪了人照样要付出代价；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
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作官了，可是古人不是说“无欲则刚”
吗？既然没有作官的欲，这个代价或许也无所谓吧！至于“敢讲话”三个字，
与其说是对我的赞美，不如说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讽刺与指责——在一个自
称民主开放的社会里，为什么“敢讲话”是一个特殊的美德？它不是人人都
有的权利吗？对一个健康人，你拧拧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会起什么
激烈的反应。相反的，一个皮肤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红肿，病菌感
染的毒瘤，或刀割的淌血的伤口——只要用手指轻轻一触就可能引起他全身
的痉挛。台湾如果是个真正开放的社会，什么问题都可以面对，任何事情都
可以讨论，人人都可以据理争辩，那么《野火集》再怎么“勇敢”也只是众
多火炬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瞩目。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特别多的禁忌——
碰不得的敏感肿块，“野火”才显得突出。
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么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学用经费去
建伟人铜像，却没有钱修建厕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说，厕所比伟人铜像
重要；这是敏感问题吗？政府若失信于民，我说，人民要有勇气兴讼，“对
立”也是民主的权利。这个观众“危险”吗？如果我们不把台湾真正当家，
继续抱着临时落脚的心态，我说，那么环境与教育这种百年大计的问题就永
远不会做好，这个说法是禁忌吗？许多人用“拍案叫好”这个辞来描述读《野
火集》的感觉。可是我承受着相当的压力，冒着所谓“出毛病”的风险，难
道只是为了给读者在吃烧饼油条之余一点情绪上的快感？快感过了之后呢？
鼓掌的人是否会进一步思索比发泄情绪更重要的问题本体：我们这个号称自
由开放的社会为什么有一身敏感发红的肿块？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个健康的
社会？那些红肿是怎么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带永远不许碰，又是否有医治
的可能？不，我写“野火”，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群众的“宠”盲目而肤浅，
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诉的，是个拒绝受“哗”之众，是个有深省与批判能
力的众。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乌龟的壳是身体上的限制，人的
壳，却是他观念上的框框。乌龟不以背上的负担为苦，人，也往往对自己的
受限视若不见。但人毕竟不是乌龟，他是个能思考的动物，一旦对那个束缚
的壳发生怀疑，就有突破创新的智慧与能力。如果说《野火集》对这个社会
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
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种心灵的残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
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无心——去禁止置疑、阻碍思考，就是制
造心灵的残障。《野火集》所逼问的是一个冷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一个
残障的民族？写“野火”有沮丧的时候，当某些人说要扑灭野火，当一些报
纸宣称要“围剿”龙应台，当有人每天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固定的三行字：
“你是卖国叛徒！中华文化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当小团体试图在我头上加上各式各样的“帽子”? .
沮丧之后，又不禁莞尔：难道执笔之初竟然不知道这是必然的反弹？哪一个
社会是在没有阻力与摩擦的情况下往前行进的？不也正因为台湾还有这样不
容异己的守旧势力，“野火”才有写的必要？写《野火集》更有快乐的时候。
当大学生来信说他们如何在宿舍里争辩“野火”所引发的问题，当号称“保
守”的警官学校或军队里的青年告诉我他们如何讨论“野火”所激起的观念，
当扶轮社的成功生意人说他们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发出去，当一小时赚廿元
的女工、自称“没什么学问”的家庭主妇、为人洗油烟机的水电工，来信说
他如何开始观察这个社会、思索从来没想过的现象。尤其是，当退伍军人写
着：对，我们要有不同的声音? .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当一个眼里既热
情又迷惑的年轻人问：你指出了问题，但你没有给我答案；答案在哪里？我
怎么会有答案呢？即使有，我会给你吗？难道说，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权威，
不要追随口号，不要人云亦云之后，你反而来接受我的答案？难道说，我要
求你打破框框、抛弃英雄偶像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你新的英雄？如果我也给
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来取代你从前的偶像，我们岂不是又回到了原点？
答案，在你的自省与思索中。不在我这里。
过两天，街头书坊会出现这么一本书，黑色的底，红色的、火焰似的，
董阳孜题的字：“野火”。它是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吗？是理想主义的自我陶
醉吗？究竟，有没有用呢？只有你能告诉我。
不过，火既然点燃了，就劳你传递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台湾附：没有时报编辑的发掘与坚持，《野火集》
不可能存在；容我对《中国时报》的“报格”表示尊敬。金恒炜尤其是“野
火”的支柱。
一九八六年，台湾
龙应台茄萣乡一九六五年，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坐在一辆塞满破
旧家具的卡车里，我们来到了海滨的茄萣乡。道路上有很多坑，从跌跌撞撞
的车中望出去，右边是荒草丛生的坟场，左边是漾着水光的鱼塭。
只有这么长长的一条街，街上大概还没有路灯。晚上推着没有灯的脚
踏车出门，感觉到头上一点暗暗的月光。车轮突然碰到一团软软的东西，挡
在路中央，原来是头黑毛母猪，正在呼呼大睡。我牵着车子绕道而过。她当
然累了，白天，母猪带着群小猪到处游荡，在阴沟里搅和一下，浑身脏泥地
又晃进卫生所和派出所里去。
简陋的木头造的家就在大路边，睡在家里和躺在大马路上没有两样；
街坊邻居的谈笑声、咒骂声就在耳边。黄昏时分，成群结队的少年家嚼着槟
榔，足登日本木展，咔啦咔啦地踩过街头，往上茄萣去；那儿有乡里唯一的
戏院，戏院中放着一排一排板凳，角落里散着刺鼻的尿味。周末的时候，常
常有脱衣舞的插放。
台风一来，海水跟着倒灌，年年闹水灾。有一回在倾盆大雨中搭客运
车从学校里回来，下车时，车门一开，习惯性地蹬脚下去，扑通一声，人却
大半个泡在水里。板凳、竹篓、瓶瓶罐罐，都漂在街上。涉着及腰的水回家，
丢了书包就赶到街心去摸鱼。
茄萣人讲话声音特别大；是因为在广邈的沙滩上、在呼啸的海风中对
话，需要扯着喉咙喊叫吧！乡人的台语有一种特殊的腔调，和中北部农村里
的人非常不一样，听起来很刚硬朴直，三句两句间夹着“猴”的口头禅，好
像是茄萣渔民的标记。当我说台语时，卖鸭子的妇人会笑得很开心：“你的
台语有一个腔，真好听呢！这个查某婴仔真有人缘。”然后一刀霍下，把血
淋淋的鸭头斩下。
卖鸭子的妇人叫做“驼背嫂”，她的丈夫叫“阔嘴的”，长着很阔的一
张嘴，像唐老鸭。一年到头我见他背着鱼篓，赤着脚，脚板又大又扁又黑，
踩在地上，紧紧地扣着地面，两只脚板竟然像两只鞋子。“阔嘴”的兄弟叫
“黑鼻仔”，鼻子上有块大黑斑，好像不小心滴了墨水似的。“黑鼻仔”喜欢
卖弄成语，有一次，他生气地对“驼背嫂”说：“你不要‘指鸡骂狗’，你在
说谁‘烂蕃薯充数’？”“驼背嫂”的女儿书读得很好，但是小学毕业就被
送到针织厂作女工去了。
“查某的，读册有什么落用！”她劝告我的母亲，“现在让伊去打拼赚钱，
廿岁出嫁时，金银首饰嫁妆都赚到了。查某的读册，再读也是别人的！”“驼
背嫂”隔壁的肥胖阿珠，有好几个女儿；每一个都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卖到
高雄的茶室里去。没几年，阿珠就起了楼房。
而我们，继续过着清贫的日子。学校的家庭调查表上总有“家庭经济”
一栏，不晓得谁先想的，我们总是填上“小康”两字。可是家里破旧宿舍的
墙壁总是斑驳脱落的，一块一块的水渍痕迹和落漆的秃处造成一幅蛮恐怖的
画。下雨天，到处漏水；连卧室里都是一地的泥泞。每次填“小康”之前，
大概总是开学注册的时候，也就是母亲到对街西药房那儿去借学费的时候。
有一年，一个警员拿了把执勤的枪射杀了他刚考上初中的十三岁女儿，
然后用枪对准额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才三十五岁。据说是因为四处借不
到女儿的学费，一时想不开。
另外一个警员用摩托车载着刚考上高中的儿子到高雄去筹学费，在冈
山的平交道撞上了火车，人倒过来让头插进松软的稻田里。儿子的身体夹在
铁轮里被拖得老远。
十五岁的我，觉得茄萣很陌生，可是还蛮好玩的。
※※※
当价值判断渐渐在我脑中成形，茄萣就不好玩了。
海滩上堆着每天两万人所排泄、制造的垃圾，堆成一座一座发着恶臭
的小山。海风一吹，垃圾满天弥盖，擦过什么的卫生纸会“啪”一声贴在脸
上。黝黑的孩子们在垃圾山之间追追打打，玩躲蒙蒙的游戏。
庙前的戏台演着歌仔戏，巨大的扩音器把作假的哭调放大到不能忍受
的程度。过了午夜，“我的苦命儿哟”的哀嚎还笼罩着整个村镇。塞着耳朵
深夜读书，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吃人的世界里。这哪儿是文化呢？台风年年
来，海水倒灌年年来，咸死了椰子树，也把乡民抛到大海里的病死猪又漂上
街来。浮浮肿肿的，眼睛陷进腐肉里，只剩一条缝。“死猫挂树头，死狗任
水流”，防风林里木麻黄枝上，到处吊着尸身腐臭的猫。死狗和死猪三三两
两地点缀着海滩，太阳一出来，尸肉开始蒸腾，惹来密密麻麻的苍蝇。清洁
队员在街上掏阴沟，用一很长长的杓子把乌黑恶臭的淤泥挖上来，倒在沟的
两边；说是台风过后，沟中必须喷消毒剂。
可是从沟中掏上来的污秽却就曝置两旁，一天又一天地搁着，似乎谁
也不在意。
“阔嘴”有一天突然失踪了，一天一夜没回来。驼背嫂到派出所去报案。
第二天有人在沙滩上捡到一节人腿，连着被咬断的裤脚送到派出所来。
有一天，同学在上大学的哥哥也失踪了。听说是读了不该读的书，说
了不该说的话。
听说五个便衣警察半夜到他家里去搜查，把他捕鱼的老爸吓得哭了。
有一天，驼背嫂十六岁的女儿拿了一袋草虾到表叔开的冰冻厂里去冰
冻。表叔把铁门一拴，就把她搂抱起来，她又撕又咬地一路逃出来，在我的
窗外对驼背嫂哭诉。
利用课余时间看罗素、尼采、卡夫卡的我，每天清晨搭台南客运到学
校上课。客运车驶过千疮百补的路面，经过湾里的南定桥，颠颠簸簸地在晨
曦中行走。当时我当然不知道，南定桥下那一堆堆乱七八糟的垃圾，老是冒
着臭烟的垃圾，就是在制造戴奥辛；也不知道，与我擦身而过的年轻女人几
年后要产下无脑的婴儿。廿岁的我，只知道我不愿意带朋友到茄萣乡去，不
希望朋友知道我住在那么一个肮脏、丑陋、落后、鄙俗的地方。
我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茄萣。
※※※
旅居异国的几年，很少想到那个对我不甚重要的茄萣。只有一次，在
纽约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一个警员判刑的新闻。这个警员以贪污受捕，虽然
贪的只是很小的数目，好像是一两千块台币吧！司法当局为了“杀鸡儆猴”，
将他判了死刑。
在遥远的、下雪的纽约，读报的我流下了眼泪，久久止不住的眼泪。
我想起那个拿枪对着自己骨肉的警察，那个载着儿子奔驰借贷的警察，想起
我所常见的那些破烂不堪的警察宿舍、宿舍中拥挤的、成群的幼小子女，还
有那些子女所倚赖的一个驼了背的父亲与他卑微的所谓薪水? .泪眼中，我
为那个将受死刑的人伤心，人的命，再贱也不过如此吧？那一两干块钱，是
为儿子缴学费的吗？决定他罪应至死的人自以为替天行道，而事实上只是因
为自己不曾受过贫贱的折磨，不知道“贫贱不能移”的艰难，而“杀鸡儆猴”
也只是不敢直接杀猴的借口而已。我的眼泪里有愤愤的不平。
※※※
一九八六年，在踏过千山万水之后，我又回到了茄萣。
兴达港正闹着“绿牡蛎”的问题。可是海滩上没有了垃圾。滨海新建
了一条笔直的大路，车辆很少；渔家用路面来晒鱼翅。戏台一座接着一座，
正演得热闹。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穿着黑色的唐装，卷起裤角，坐在板凳上
看戏。“阔嘴”，也该是这个年龄吧？光着头的国中生跨坐在脚踏车上，望着
台上出神。
我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出神。海水就在耳边刷刷响着，轻轻扑着沙
滩。熟悉的夕阳正在同一个角度缓慢地沉落，余晖把戏台前的人都笼罩在一
层淡淡的霞色里。
从前是一大片鱼塭的地方，现在新开了一条大路，路很干净，很有都
市的气派；拐进一条巷子，却突然又回到了廿年前。一条臭沟上搭着一座又
一座的厕所，所谓厕所，不过是一个坑，粪便就落在沟里，沟就在路边，路
边就是人家的厨房。外销的鱼翅、鱼干，就铺在沟边让太阳晒。
转一个角，又是一座戏台。上好装的演员正在做最后一分钟的准备。
绕到后台，蓦然看见一个满脸大红大紫的年轻女人坐在板凳上，背靠着戏台
的柱子，正在给怀里的幼儿喂奶。
她长得很丰腴，穿着短裤，露出两条大腿晃呀晃的。涂得鲜红的嘴唇
圆起来，正在哼着歌仔戏词，一副悠游自在、天塌下来也没关系的坦然。孩
子有一张圆润的脸，长长的睫毛，满足地吸着奶，在女人的怀里轻轻晃着。
前面锣鼓已开始响起来。
我定定地站在那里，泫然欲泣地看着她，看着她抱着婴儿，像看一幅
永恒的图画；心里的虔敬比我站在罗浮宫“蒙娜丽莎的微笑”前的感受还来
得深刻，来得真实。鄙俗吗？是的。肮脏吗？仍旧。落后丑陋吗？怎么可能
呢？还有什么比这幕后戏台的母子更美丽、更深沉？茄萣乡的意义，不是由
我这种过路人来赋予的。它的价值，它的尊严，就在它的鄙俗之中。在它的
土地上耕耘、海水上挣扎生活的，是眼前这个母亲、这个婴儿。为茄萣乡在
意义的座标上定位的，是阔嘴、是驼背嫂，是满脸油粉喂奶的戏子母亲，是
要在茄萣乡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这些人。
啊，这样的生命力！
苏黎世圣诞节的前晚，大雪覆盖了大地，厚厚的一层白雪，像条温柔
的毛毯，无声地覆盖。
黑夜里，雪片漫天漫地地翻滚下来。我突然听见歌声。打开门，赤脚
站在结冰的阳台上张望：纷纷的大雪中站着四个人，手里捧着一点烛光，在
安静的街上，唱歌。藉着雪光与烛光，看得出原来是几个五六十岁的人，胡
子上沾满了雪花。
一首又一首。街边公寓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不知何处的阳台上有
人合唱起来。
甜蜜的歌声里带着感恩、带着祈求，一条街充满着人间的祥和；烛光
在雪地里闪着。
赤脚站在阳台上听歌，冰冷的雪花纷纷洒了一身。
※※※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写出“野火”那样的作品来。我给过不同的答案，
却从来不曾想过“野火”和我一度引以为耻的茄萣乡有任何关连。在陌生的
苏黎世、在大雪中听歌的一刻，却突然又想起了不重要的茄萣：卖到茶室的
儿女、海上失踪的阔嘴、被捕的大学生、自杀的警员、借贷的母亲? .啊，
促使我写“野火”的。难道不是像茄萣乡那样与我有过交集的鄙俗乡里？我
对台湾的感情，难道不是来自那些我一直认为与我不同国度的人——阔嘴、
黑鼻仔、驼背嫂——他们却其实早就默默地深深植根于我的民族意识之中？
我所关切的人，难道不正是那个歌仔戏子怀里闭着眼吃奶的婴儿？富而有礼
的苏黎世人在赞美上天的恩宠、祈求世间和平时，茄萣乡的人还在为生活努
力、为作人的基本尊严挣扎；什么时候，茄萣乡黝黑的渔民也和苏黎世人一
样，温饱、自由、人权、尊严，都已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在月明的
海滩上只需要发出幸福的、感恩的歌唱，为世上其他受苦的人类祈求？一九
八六年，台湾两年前，我眼中的台湾是一个逆来顺受、忍辱吞声、苟且懦弱
的台湾；“野火”的第一把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声忍不住
的怒吼与指责。两年后的台湾，却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社会。草根阶层发起
环境自保运动，表示民众生气了。大学校园里发生冲突，表示学生生气了。
反对人士组成新党，表示党外也终于忍耐不住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
气》这篇文章大概不可能在一九八六年出现，因为“生气”的中国人已经很
多。
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注重环保等等都是执政者面对“生气”的社会
所作的因应措施。但如果政府的觉醒永远落在民众觉醒的后头，如果改革永
远来在民众“生气”之后，这个政府是吃力又不讨好的，因为它一切的革新
努力都显得被动、被迫、勉强。聪明的政府要走在人心思变的前头，主动地
改造环境。
“集外集”收集了“野火”之后所写的社会批评，事实上是一个“野火
的告别”。
人既然已经在欧洲，我就不可能继续专注地审视台湾。不同的环境有
不同的刺激，我写作的触须必然地要伸向新的草原。“集外集”同时是一个
历史的见证。一九八六年的台湾社会发生了这么一个“野火现象”，为什么
会有这个现象？支持者为什么支持？反对者为什么反对？“集外集”，更是
不作假的“小市民的心声”——平常不敢吐露的心声。
一千多封来信中，有些信令我惊诧：所谓的市井小民对台湾的问题有
那样透彻的了解，对时事有那样尖锐的批判。有些来信则令我难过，最令我
难过的，无宁是那篇高三女生的“野火烧死台湾”。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
都出自肺腑，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识形态的灌输结果，像口号一
样的喊出来。她的历史诠释、民族意识、是非判断，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
策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中国的下一代，一个完美的灌输案例，我的心情特别、
特别的沉重。
※※※
茄萣乡那个戏子怀里的婴儿，那个脸颊丰润、眼睛清澈的中国婴儿，
有权利要求我们给他一真正开放自由的社会。
一个冷冷的声音
戴小华那天，当我知道她应新加坡《联合报》系之邀，将于今年五月
底出席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时，就拨了个长途电话给她。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她清脆又略显焦灼的嗓音：“看顾孩手的保姆刚离
开，两个儿子，一个五岁，一个岁半，如果找不到帮手，我真担心去不成。”
想不到，这位勇敢又洒脱的女性，和一般女性相同，照样有她放不下的一面。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地点：新加坡人物：龙应台、戴小华龙应
台终于顺利成行。这天，我俩结伴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闲逛。她对所见的一
切都觉得新鲜、好奇，不时摸摸这儿，看看那儿。
眼前的她，一点都不像六年前曾在台湾“兴风作浪”的龙教授，而更
像位天真快乐的少女。
她兴奋地说：“这是个内容非常丰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语言，全汇聚在这块土地上。”我想如果她来到马来西亚感受定会更
加强烈。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时人物：龙应台、戴小华、马来西
亚中国报摄影记者一袭轻便的套装裹住龙应台纤细瘦小的身躯，显得楚楚动
人。唯一能将她流动在血液中那股叛逆不羁的性格泄露出来的是，她那头鬈
曲蓬松不太受“控制”的长发。
虽有许多人仍怀念过往她所发射出的尖锐锋芒，然而，人到欧洲后，
似乎让人觉得她已不再对这个混乱中充满生机的时代怀抱使命。
到底她已不再关切？还是另有所属？从以下的对话中，她会为我们道
明因由。
戴：到了欧洲后，你的关切面似乎已不在台湾，是因为台湾的社会已
合乎理想？还是你扩大了视野？龙：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当我在台湾时，
脚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儿的人面临的是同样的命运，任何不合理的现象，我
有权利批评。现在，我离开台湾，人在欧洲享受别人所建立起来的比较优美
的环境，再去批评台湾的话，对那儿的人就不公平了。
第二，九十年代的台湾，跟八五年的台湾不同了。八五年的台湾是一
个在蒸汽锅里，被锅盖盖着，沸腾了四十年，汽没处发的时代。整个社会需
要代言人，我适时出现，就被当成文化英雄。现在锅盖已被掀开了！他们自
己可以走上街头，不再需要文化英雄来代替他们说话。现在的台湾是一个比
较成熟、比较自信的社会。
第三，近几年，欧洲发生了划时代的剧变，刚好我在，难免会从原本
局限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社会的关切面，扩展到整个世界所发生的种种
变化。
换句话说，台湾变了，我也变了。一个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大声疾呼
的文化英雄，有时候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声音。
作家自己也需要成长，我不能够因为留恋“野’火”时代的掌声而作
茧自缚。读者的期望往往是一个圈套，作家自己要去突破自己的过去，不管
那过去多么辉煌、美丽。
戴：这两年，你一直住在德国，请问东西德统一后，整个社会发生了
什么变化？龙：非常的复杂。现在的东德人，不是，应该称“德东人”。他
们的心理非常不平衡，在围墙倒下前，心里追求的是自由，但在追求自由的
时候，心里有一个附带的梦想，就是认为当自由获得时。也就会享受到和“德
西人”一样的物质水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心理就不平衡了。
戴：那么德西人又是什么感觉？龙：德西人一样不高兴，因为他们的
损失已经够大了；七月一日为止开始加税，加了百分之七或八。德西人所以
有今日的物质享受是他们四十年来努力的结果，现在却凭空让穷兄弟来分
享，可是德东人还觉不够；所以，兄弟之间的情绪是不太和谐的。
戴：难道说统一后的德国反而不如以前？龙：那也不是。
德国统一后，单看现状是问题丛生，人们怨声载道，德东人每两家就
有一家失业，可是我个人仍觉得乐观，因为在那层很薄的怨声载道下，有非
常浓厚的民族感情做基础。
毕竟血浓于水。加上西德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假以时日，这个国家
定会变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
戴：有时是非正义并不这么容易就显示出来，由于资讯的被垄断，可
能会影响正确的视觉角度。
龙：这是人的悲剧。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相，德国的知识分子在
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也不知道。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是到很晚才知道。
戴：不能有全面的资讯来源去判断真正的是非，这是我们寻找真相的
最大问题。
龙：一个人的判断，是要靠所知道的真相，而真相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不会是全面的。你只有去设法扩大资讯的来源。人民很可能被执政者对资
讯的垄断所蒙蔽，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把这个蒙骗的层面揭开。这是
长期要做的工作。
戴：如何训练一个人敏锐的观察力及独立思考的能力？龙：这需要培
养，而培养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从小训练孩子用自己的眼光去了解事
情，用自己的质疑方式来下结论。譬如过去给我们的作文题是：“台湾是大
有为的政府”。，如果要训练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作文题应是：“什么的政
府才是大有为的政府”。我们不应先给结论，而是训练孩子自己去寻找结论。
戴：如果学校并不鼓励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 .龙：就得多看教
你思考方法的逻辑以及哲学的书，另外多读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对人生的了
解多面化。此外，多接触各方面的资讯，才能做出对比；但如果资讯来源的
管道都被控制了，就有困难。
戴：学院的训练，使你有缜密的思维，看好的文学作品，让你懂得剖
析人性，但是和你一起受同样教育、看同样书的人，未必就有你这种凡事掀
开锅盖一探究竟的性格，是否家庭的成长环境也对你有所影响？龙：我倒从
未仔细想过这样的问题? .（陷入沉思）嗯? .我想母亲确实影响了我。
在表面上，看不出我跟母亲有何相同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教育程度
的不同，我也没有她的强悍，可能因为我生活比较好，不需要强悍就能生存。
但在母亲那个时代，她就必须强悍才能撑住家庭，可是她又不能表现出她比
丈夫能干。
她的痛苦在于很多事她能处理得比丈夫好，可是她不能表现，因为她
是女人，为了这个，她一辈子受苦。
如果将表层面剥开，可能母亲的强悍及叛逆性影响了我，使我不愿意
轻易接受现实的摆布。
戴：这又激发了我的另一个疑问，假设当初你用胡美丽或王阿香的名
字发表社会评论，读者又知道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想，文章发表出来产
生的效果会是一样吗？龙：当初我的社会批评，不仅引起一般民众的共鸣，
而且也受到知识界的肯定。如果像你讲的这种情形，我想一开始就会受排斥，
所以，从《野火集》可以看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会所流露的心
态是，只有男人可以写知性的文章，只有男人有见解，结果事实证明这种认
定是一种成见。
戴：像你这类作家的出现，在扭转男女角色分化的刻板印象上，也起
了一种教育的作用。
龙：但是，到现在为止，这种对男女性别刻板印象的偏差还存在。既
然《野火集》的作者是女的，他们就想，这种女人一定声音极大，人极凶，
极不可爱的半女人，总之，谈论多半是负面的。
而写这类文章的若是男性，他们就认为这个男人很有见解，成熟、有
勇气? .戴：这次你差点因不能解决托儿问题而来不成新加坡，就你认为政
府及企业应在这方面尽什么样的责任来协助妇女参与社会事务？龙：我觉得
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就是提供妇女有选择的机会。想工作的妇女，政府和企业
有完善的托儿制度及设备。使妇女能在毫无后顾之忧的情形下工作；想留在
家里专心育儿的妇女，也有不出外工作的自由，而社会不致于歧视她没有外
出工作的能力。社会必须了解，持家育儿是一个价值很高的真正的“工作”。
戴：这次你的讲题是“作家的使命感”，就这点你有何观察？龙：我想
没有人有资格或权力告诉作家应该有这个那个使命感。不过，我觉得一个越
不健康，越不正常，制度越不合理的社会，作家的使命感就越强；在一些已
经开放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所有的轮子都运转得很顺畅，作家的使命感就不
强烈。
戴：文学的理想是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
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但是文学有时又不
能避免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原因何在？龙：文学和政治“结合”是与当时的
文化社会背景脱不了节的。我就以东、西德为例：柏林围墙倒下来之前的东
德，是一个比较压抑的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代议政治，也就是说人们
没有他自己的喉舌，人民只有投奔作家，找代言人。而作家的创作主题不容
易脱离政治的现实，读者与作者间也似乎有种完美的默契。东德读者很擅长
读作家作品中的言外之意。东德作家像是走钢索的艺人，他小心地在表演，
然后在步步危机中寻求平衡。他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他不能因为文字跌下
来而摔死。读者像是看着高空表演的知音，他们仰头寻找那个作家故意踏空
一步，然后在最适切的时候，发出最大的赞叹和惊讶！
戴：现在柏林围墙倒了，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否也变了？龙：
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人民已不需要代言人，他们已找到自己的声音。人
们只有在他真正需要文学慰藉的时候才会去找寻文学，但这种时候并不多。
以西德为例：西德的作家多作品多，一个作品出来，好像一个小水滴
掉进大海里，连声都没，更不要说泡沫。作家创作的主题逐渐走入内宇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