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台湾是中华文化的堡垒。
我不是在说笑话；你没看报纸吗？市政府一点没有幽默的意思。
这个庞然巨物建立起来之后，大概会遮掉好大一片天空，使许多住家
变得阴暗封闭。
冬天的霪雨和市区的污染将为铜像覆上一层肮脏的颜色。铜像边的街
道，大概与红毛城四周一样，会有像苍蝇叮肉似的摊贩，而街上的交通将因
游客的往来而呈爆炸状态。至于这么一大块铜将如何“宣扬孔子思想”、“复
兴中华文化”，我非常迷惑。
如果建个铜像能解决传统失落、自信缺乏的难题，那可好了。我们不
是要培养书香社会吗？在基隆港口用水泥塑一本比军舰还大的书怎么样？要
发展尖端科技吗？在鹅銮鼻头造个比山还高的塑胶火箭模型吧！要恢复民族
自信心吗？何不在玉山顶上刻几个大到火星人都看得见的字：“中国第一”。
如果你觉得这些例子很荒谬，那么用几亿元铸个铜像来宣扬中华文化就不荒
谬吗？希望一个巨无霸的雕像能解救文化的危机，就好像寄望“在此倒垃圾
是狗”的牌子去解决垃圾问题一样的愚蠢。
但是这种形式至上、表面优先的心态以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表露出来。
学生头发长一时或短一时，似乎比他脑袋里的知识来得重要；制服上多一个
钮扣或少一个钮扣，似乎比他心智的成熟与否要严重得多。要招徕国际观光
客，不先默默地把环境整治干净，把古迹保存原色，把都市环境美化，却先
大声嚷嚷“美丽的宝岛”，努力于宣传。听说要推行绿化运动，好，把树林
都砍了，水泥铺上去，再用绿色的油漆把水泥涂绿。我们的小学生，上学时
有憋一整天不上厕所的，因为学校的厕所太破太臭，但是如果有了一笔钱，
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
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
有个朋友在我出国前夕，带来几卷中国画，语重心长地说：“送给外国
人，宣扬一下中华文化之美！”我听了只有深沉的悲哀——今天的中国人如
此渴求别人的认可？如此盼望别人拍我们的肩膀说：“还可以？！”今日的台
湾若真有厚实的文化传统，不需要努力地“宣扬”，人家自然会慕名而来。
台湾的内在若是空虚浅薄，我们再“宣扬”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样迫切地
要求别人的注意，本身就是一个心虚、缺乏自信的表现。
可是缺乏自信便也罢了，何不勇敢地承认自己的心虚与弱点，实实在
在地去提升自己！
相反的，我们做的是没头没脑的“宣扬”工夫——贴标语、作宣传、
铸世界上最大、最重、最高、最贵的铜像? .这不是心虚的暴发户心态，是
什么？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我们有社会
问题与文化危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造个大铜像来自我陶醉，宣称自己是中
华文化的掌门人。走过阴暗狭窄的小巷，我又看见驼着背的老头坐在板凳上，
用枯干的手一针一针缝着一只破旧的皮鞋——他知不知道某个衣履光洁的市
府官员要从他口袋里拿出钱去造一个巨无霸的铜像“复兴中华文化”？如果
报税单上有这么一个名目，我也会和梭罗一样拒绝缴纳这笔铜像税，我宁可
坐牢，也不愿支持这样愚蠢的好大喜功。
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
给我们一个清静的社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
一个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
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份日《中国时报?人间》
不一样的自由
她那个打扮实在古怪，而且难看。头发狠狠地束在左耳边，翘起来那
么短短的一把，脸蛋儿又肥，看起来就像个横摆着的白萝卜。腿很短，偏又
穿松松肥肥的裤子，上衣再长长地罩下来，盖过膝盖，矮矮的人好像撑在面
粉袋里作活动广告。她昂着头、甩着头发，春风得意地自我面前走过。
她实在难看，但我微笑地看她走过了，欣赏她有勇气穿跟别人不太一
样的衣服。
※※※
这个学生站起来，大声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
逻辑完全错误的例子。比手划脚地把话说完，坐下。全班静静的，斜眼看着
他，觉得他很猖狂，爱自我炫耀，极不稳重。
他的论点非常偏颇，但我微笑地听他说话，欣赏他有勇气说别人不敢
说的话。
※※※
朋友发了两百张喜帖，下星期就要结婚了。可是又发觉这实在不是个
理想的结合——两百个客人怎么办？他硬生生地取消了婚宴。
他的决定实在下得太晚了一点，但我微笑地撕掉那张喜帖，欣赏他有
勇气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上了车，还有下车的勇气。
※※※
简陋的讲台上，披着红条子的候选人讲得声嘶力竭。穿制服的警察、
着便衣的监选员，紧张地站在群众堆里。候选人口沫横飞地，把平常报纸绝
对不会刊登的言论大声大嚷地说出来。
他举的例子谬误百出，他的用语粗糙而低级，可是我站在榕树荫里，
耐心地听他说完，欣赏他有勇气主张与大众不同的意见。
※※※
那个萝卜头也许很幼稚，只是为了与别人不同而不同。我的学生也许
很肤浅，站起来说话只是为了出风头。取消婚宴的朋友或许有朝三暮四的个
性，极不可靠。使警察紧张的候选人或许知识和格调都很低，对民主的真义
只有很浅薄的了解。
可是，我想，他们有与我不一样的自由，也有与你不一样的自由。
原载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正眼看西方
说台湾非常崇洋？好像是的。不管货品好坏，一加上洋文包装，就有
人趋之若骛。走进豪华大饭店，侍者对外国客人殷勤备至，对自己的同胞却
往往视而不见。有难题存在，总要打上“有碍国际观瞻”的字号才能得到快
速的解决，如果有政客来访，记者最强调的，是此人对台湾印象好不好。在
教育上，当年背诵“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险衅”的一代，现在忙
着送下一代到英语幼稚园读“哈罗，你好吗”。每年夏天一批一批优秀或不
优秀的青年乘着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头脑与精神的改造。到了
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头。
可是台湾真的祟洋吗？好像又不是。一个金发朋友在动物园里看槛栏
里的猴子，旁边一个年轻人突然大声说：“哇塞！猴子看猴子！”周围的人愉
快地大笑。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话不说地走开。认为西方人是猴子、
鬼子、蛮子的中国人可还真不少。中国菜世界第一，中国人会用筷子真聪明，
中国人讲礼义廉耻、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却功利现实、人情浇薄。
中国的夫妻一夜就有百世的恩情，西方的男女轻薄随便，道德败坏。
中国人在制礼作乐的时候，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呢！
如果说台湾祟洋的心理很深，那么“反洋”的情绪却一点儿也不弱。
写文章的A，一旦提到西方的优点，就得赶忙下个注解：“我不是祟洋！”作
为招架之用。“祟洋”这个辞本身就是个骂人的话，表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
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面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在这两种冲突的情
绪左右之下，就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
譬如说，如果某个生在台湾的金发小孩说，“我要作中国人，我不要回
美国”，或是哪个传教士说，“我热爱中华文化，我把一生献给中国”，我们
的报纸会大加喧腾，每个中国人都觉得得意。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生于美国
的中国孩子说，“我不要作中国人”，或一个留学生胆敢宣布“我热爱美国文
化，我要献身美国”，恐怕很少中国人不气愤填胸，骂这个人是数典忘祖的
叛徒。也就是说，别人仰慕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却绝对不可以钦佩别人。这
个心理怎么解释？许多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
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祟洋媚外。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作父母的，大概
心头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长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箝
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
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过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父母
送子女出国，我们不沉痛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
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挣扎在祟洋与排外两
种心态之间，我们有时候就像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个人。对人，做
不到不卑不亢。许多人对金发碧眼的人固然是讨好赔笑，过度的谄媚，也有
许多人特意地表现自尊而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我们的驻外人员有时
在签证手续土刁难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与
自大的搅混之下，对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在讨论台湾种种社会问题时，
常发现三种直觉的反应。其一是：“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
题吗？”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
利也脏，所以台湾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没有
关系？别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可以随它去？不管西方有
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仍旧得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是吗？第二种反应是：“你
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这种说辞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说欧洲
干净，那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第一问，欧洲干净是否事实？第二问，“干
净”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两问答案都属肯定，那么第三问：我们如
何效法，做到“干净“？整个程序和祟洋不祟洋扯不上一丁点的关系。
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尤其来自官方，是说：“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
实情！”这”不合台湾实情”是个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骂人家崇洋、一方
面骂人家不切实际，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什么建议或观念，只要加
上“西方”的标帜，就容易以“不合台湾实情”来打发掉、而事实上‘凡是
“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湾实情”，‘不合台湾实情”也不表示不能作。
公德心不合台湾实情吧？我们要不要公德心？近一代民主是西方的，我们要
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湾实情，我们要不要守法？这三种反应都很情
绪化；“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
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祟洋”。如果
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
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
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
当一个西方人说：“在台湾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过街有被撞死的可
能。中国人脏、乱、嘈杂、粗鲁”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不勃然大怒
的，但是我不，因为我知道，当中国人从东南亚或其他地区回来的时候，他
们也说：“哇！那边好落后，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上街会被撞死。他们又
脏、又乱、又吵，真受不了！”“他们”听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
不仅只西方人而已。这个世界，有丑陋的美国人，也有丑陋的日本人、德国
人、法国人，你想，就少得了丑陋的中国人吗？更何况，听到别人批评时，
正常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先问他说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进？
在听到西方人的批评之后，或者因民族情绪高涨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别为了
讨好西方而快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现。
收音机里听到立法委员说：“我们出去考察，发觉欧美国会议员都有助
理，我们没有，害我们很不好意思? .”说得理直气壮，我听得一头雾水：
因为他们有，所以我们也要——这是什么逻辑？但是今天好像这个现象很普
遍：纽约有地下车的涂鸦画，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难看。美国有自由女神，
咱们也来个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实际。这是心理上的奴隶。反过来，别人出
国深造，我偏不出去，我爱国。西方讲开放容忍，我就偏讲保守的美德；西
方人谈尊重个人，我就偏说团队至上。西方愈怎么样，我就愈是不怎么样。
这，也是心理上的奴隶。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心魔，才能正眼看着西方——他
们反核，我们要不要？他们反污染，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休假制度，我们要
不要？他们讲性开放，我们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观冷静的、不自卑不自大、
不情绪反应的探讨，中国人才有可能从西方巨大的阴影中自己站出来。否则，
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中国时报?人间》
“对立”又如何？
农林厅与养猪的老百姓本来有一个契约：猪价看好的时候，政府抽成；
猪价低落的时候，政府补助。这个政策是否智举在此不论。最近市场奇坏，
农林厅采取了一项行动：片面毁约。而后厅长在报上说：希望农民“体谅”
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政府。
台电决定要建核厂，先用了老百姓几百万的钱之后，再来征求同意。
反对的声浪掀起之后，台电一方面大作广告宣传，一方面说，请大家“体谅”
政府、“支持”政府。
这些政府机械的首长之所以会对民众有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因为他们
觉得自己有权利作这样的要求。从小学里的公民课本到大街上的海报标语，
我们被灌输的观念是：人民对政府要“支持”、要“拥护”、要“爱戴”、要
“感激”所谓“德政”。人民与政府的“对立”，是危险的。
这种观念，这样的字眼，不能称为民主吧？！所谓政府，是为我这个
市井小民做事的；他凡做一件事，我要用监督的眼光衡量他的效率与成果，
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得换人。我凭什么要不分是非，没有条件
地去“拥护”、“支持”政府！政府必须以实际的行动来赢取我的支持，他没
有权利全面地要求我的“爱戴”。事情做得好，更不是我必须涕泪感激的“德
政”，是他“份内”的责任。
农林厅片面毁约，能要求受损的养猪户支持吗？政府可以毁约，那么
屠宰商是否也可以拒绝缴纳一头猪四五百元的屠宰税呢？屠宰商是否也可以
在拒绝纳税之后要求农林厅长“谅解”与“支持”呢？农林厅如果不作补救
的措施，而我们赤脚的养猪户、屠宰商又不诉诸法律，这就表示台湾的民主
完全没有生根。
台电的作为就更令人心惊胆跳。不管核厂在生态、经济各方面考虑之
下该不该建，它在计划未通过之前，就先动用了老百姓的钱，本身就是一个
值得议论的行为。它更在电视的儿童节目里，利用小学生以稚嫩可爱的声音
说：“老师说，核电厂对生态没有任何破坏！”台电真的是把我们的民众当傻
瓜来处理。
但是我们的民众是不是傻瓜呢？到大安户政事务所去申请户籍誊本，
发觉几十个人背贴背地挤在一个柜台，柜台后只有一个工作小姐埋头苦干，
其他部门的人却轻松得很，谈笑的谈笑，吃糖的吃糖。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把
正在踱方步的主任找了出来质问。
“你为什么不能增加人手？”主任摆出自卫的姿态，不耐烦地说：“上面
编制就是一个人，不能增加！”一个女人扯开嗓门：“那你不能调动别的人来
帮忙？你没看到这儿挤得不像话？人家古亭区就不这么糟！”主任生气地回
答：“古亭怎么样与我无关！”围在他身边的人愈来愈多，一个满嘴金牙的女
人大声说：“那个小姐忙不过来，你这个主任就不能过去帮忙吗？你这算什
么公仆？”主任推开群众，走进办公室，砰一声把门关上。
这是令我高兴的一幕。这个主任就是构成所谓“政府”的一部分。像
这样缺乏效率、不知检讨、毫无服务观念的政府“官员”当然不少，但是今
天的人民已经不是“愚民”。
我很欣喜地看着大学生与学校当局热烈地讨论组织章程，大声地提出
反对的意见。我很安慰地看见智能不足儿童的母亲集体到教育部去陈情，慷
慨激昂地把现行制度对她们的子女不公平的地方一一指出，要求改善。
有指责，有要求，就算是“对立”，那么对立有什么不好？权利是争取
来的。人民如果相信政府是一个需要无条件“支持”、“拥护”、“爱戴’的东
西，那这政府也真可以为所欲为了。就是要有“对立”的人民，监督的人民，
才可能有好的政府。从前教育不普及的时候，或许政府垄断了知识，民众不
得不听政府专家的领导。今天的台湾，“在野”的知识说不定比“在朝”的
还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不经沟通就一厢情愿地要求人民“支持”．“拥
护”吗？“政府”，通常是个很吓人的名辞，意味着权威、统治，非常的抽
象。事实上，政府由个人组成，而只要是个人，就有个人的偏见、私欲、学
识的限制、才智的不足。由各种有缺陷的个人所组织起来的政府，可能“完
美”吗？人民怎么可以闭起眼睛来，放心地“拥护”呢？汤玛斯?曼写过一
篇政治寓言似的小说，描写一个魔术师如何用他的意志与伪装彻底地瓦解了
观众的意志。他的政治讯息是：如果没有观众的“默许”，这个魔术师不可
能得逞；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默许”，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也就是
说，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
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
有一天搭计程车，跳过马路上一个大坑，受惊之余，这个嚼槟榔的司
机往窗外狠狠吐了口痰，骂了一句：“操国民党！”这个司机完全错了；他可
以“操”养工处，可以“操”市政府，但路上一个坑，与国民党这个政党何
干？他的咒骂完全不公平。可是，或许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他骂党，因为他
不知道政府哪一个部门负责那一桩事，路上有坑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找谁负
责；换句话说，当他要争取权利的时候（譬如行路无坑的权利），他并不知
道有什么管道可循。
这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政府只一味地要求人民盲目地“支持”、“拥护”，
而不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如何由各种管道去争取各种权利，倒过来，当人民不
满的时候，他的指责也就变成盲目地乱指一通。我们要的是敢于面对现实、
接受挑战，勇于负责的政府，但是要促成这样的政府，我们更需要有批判能
力、有主动精神、有理性的人民；归根究底，实在是一句老生常谈：几流的
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这篇文章能够刊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指标吧？
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回应与挑战?余玉贤（农
林厅长）／龙应台（《野火集》作者）编者先生：贵报（《中国时报》）一九
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人间”副刊，龙应台先生所写《“对立”又如何？》文
内有关指责农林厅“毁约”问题，与事实不符，对作者在未明了事实真相之
前，即大作评论，竭尽诽谤之能事，本人深感痛心，不知贵刊是否也有“文
责”的约束？龙文说：“农林厅与养猪的老百姓本来有一个契约：猪价看好
的时候，政府抽成；猪价低落的时候，政府补助”。“最近市场奇坏，农林厅
采取了一项行动；片面毁约。
而后厅长在报上说：希望农民‘体谅’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
政府。”我不晓得龙先生根据什么道听途说舞文弄墨？跟养猪的老百姓订定
产销契约的是台湾省农会，不是农林厅，省农会是农民（人民）团体，不是
政府机构。最近省农会“片面毁约”，农林厅站在辅导机关立场，正在设法
协助省农会筹措资金，俾能继续办理产销计划。确保养猪户的利益。
农林厅长曾在省议会答复议员质询时呼吁契约养猪户，体谅省农会的
不得已作法，大家支持政府的调节毛猪供应计划，不要扩大养猪规模，渡过
此次难关，希望毛猪价格能够回升? .。农林厅长绝对没有在报上说；希望
农民“不要控告政府”。养猪户没有理由控告政府，也不会控告政府。
如能惠予更正或予披露，感激不尽！敬颂编安农林厅长余玉贤 敬启
五月十九日编辑先生：多谢您转寄余厅长的来信。
关于余厅长谈话的部分，我所依据的是今年五月十日《中国时报》第
二版的报导。
“余玉贤希望契约户能体谅基金已理赔将竭尽的苦衷，不与兴讼。”该项
报导的标题则为：“农户血本无归、农林厅长表歉疚，希望不要兴讼、愿磋
商给予补助。”“对立”一文主旨不在“指责农林厅毁约的问题”，更不在议
论毁约一事谁是谁非，文章重点在阐释民主制度中一个权责分明的观念——
政府与民众都应以理性的态度就事论事，人民为了争取应有的权利，该“兴
讼”时就兴讼，政府为了守约守法，该补偿时就补偿，没有“歉疚”或“体
谅”的必要。这种性质的“对立”其实是最有效的“合作”。
我能够体会余厅长的心情，但希望他也了解我谈观念不谈枝节，对事
不对人的立场。
祝编安龙应台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三日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七日《中
国时报?人间》
焦急
为什么老写台湾的缺点？难道你看不出这里有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
为什么不说说台湾的好？朋友这样指责我。
※※※
于是我带点罪恶感，走到人头攒动的淡水街头，再深深看一眼。
还有比阿华更好的肉贩吗？他的肉摊子在市场入口第一家。从清晨六
点开始剁肉切肉，应该是血肉模糊的木台子却干干净净；他每切一次肉，就
清洗一次台面。切肉的时候，专心一致，把皮切开，把肥肉去掉，然后小心
地把你要的肉放在秤上，告诉你多少钱，再添上一点瘦肉。包好之后，如果
嫌提着太重，他就先把肉放在他的冰箱里，等你回程再取。如果你不懂怎么
去清理猪脑，他就做给你看：拿支牙签，很技巧地把表面的血膜一路卷下来，
然后告诉你有几种做法。阿华是个卖猪肉的市场小贩，没读过几年书，可是
他弯身切肉那个专注的神情，好像手里一块油腻的猪肉是珍贵的木雕艺术，
一刀都错不得。他对自己行业的敬重，比一些大学教授还要来得虔诚。
※※※
到河边的邮局取信也是件愉快的事。认识你是“淡水人”之后，忘了
邮箱钥匙也没有关系，窗后的人并不在意为你走一趟，把信递给你。买邮票
少了几块钱也无所谓，下次再带来。如果你有远行，回来时急急探望堆积的
邮箱，会发觉整叠整叠的邮件一捆捆扎好，等着你来拿。更好的是，插队的
人挤到你前头去时，卖邮票的小姐会很有正义感地坚持先把邮票卖给你。
早上取信之后，我就绕到邮局后面的淡水河堤。十点钟，正是涨潮，
水波一浪又一浪地扑着河岸，皮肤黝黑的渔民蹲在地上修补鱼网。对着观音
山，我坐在堤上读信，偶尔，水花会溅到信纸上来。如果是黄昏，艳丽的夕
阳就把薄薄的信纸映成透明的红色。
在田埂上坐下。戴斗笠的男人卷着裤脚，正吆喝着黄牛拖犁，犁过的
地方。黑色的泥土就松松肥肥地翻起来。面貌包扎得严密的女人用一支耙子，
小心地在青叶的周围松土。
“你们种什么？““高丽菜。““真甘苦吧？”“自己的土地，也没什么甘
苦可讲。人就是爱打拼啦！”黄牛脚蹄沉重地又迈了过来，女人说：“阿兄，
让牛休困啦！伊在喘呢！”他们的语言，像田里的泥土一样实在，不是我学
得来的。他们不吃牛肉，因为牛曾经为他们的土地喘息、流汗。他们用手脚
与泥土接触，甘苦不甘苦，这是他们与大地之间生命的契约，没有置疑的必
要。
谁说我看不出这块土地的美好？可是，我确实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
我说不出口。
※※※
住在校园中心，通往外界有三条路可走。出了前门是一条短短的下坡
路，左边有栋朴素的老庙，飞檐很轻俏地指向天空。右边是青翠的稻田，荷
锄的农人站在田心，远远看去像个稻草人。从侧门走出，是条充满蛙鸣与蟋
蟀声的山路，通往长满相思树的山丘。
夹道的茅草丛和茅草后的水田里藏了千百只生命旺盛的小东西，在夏
天的夜晚，忘情地嘶喊。这条路只能散步，不能聊天，因为虫声很放肆。第
三条路则从后门出去，路上没有一盏灯，就是黑暗中一条荒野小路。草丛的
香味浓得像块固体的香皂。有月光的晚上，这条小径就变成了条白色的带子。
一年过去了，第一条路旁的水田被挖土机填平，拥挤的钢筋水泥楼房
像肮脏的章鱼，张牙舞爪地延伸。路面被卡车轧坏了，凹凸不平。建筑材料
到处弃置。再过几个月，人家会搬进来，骑楼会塞满货物，摊贩会占据路旁，
货车会夹在路中；这条路，愈来愈难走。
蛙鸣的山路也结束了。建筑一寸一寸地把水田吃掉，蟋蟀和青蛙被机
器压死。后山上满山遍野的相思林整片整片地被砍掉，花枝招展的墓园像癣
一样，到处散布。建到一半又停工的房子露着生锈的铁管，很狰狞地霸占着
山坡。
这条路，我不再走，因为每走一次，就发觉相思林又秃了一块。
最后那条在黑暗中仰视月光的小径，也失去了。半年前，草丛深处开
始有人堆积垃圾，现在，短短一条路上有七个垃圾丘，一转弯就是一个，半
年前丢在那儿的免洗饭盒、汽水瓶、废电池，现在还在那，明年，也会在那。
有月光的晚上，垃圾的腐臭混合在逐渐消失的草香里。
※※※
阿华的家就在这条小路底。他有四个眼睛圆滚滚的小孩，成天在外面
玩；从前在草丛里玩躲蒙蒙，现在在垃圾堆里玩废电池。
邮局后面的夕阳依旧是红澄澄的一轮，很热闹地把河水染红。只是落
潮的时候，河床所暴露的垃圾也是一片猩红。
指责我专挑台湾缺点的朋友；是个比我快乐的人。他可以站在渡船头，
迎着河风尽情地去受落日的感动，毫无保留地去爱那满天的彩霞。我望着波
光潋滟，想的是水中多少鱼已经含汞。望着河上如水上人家的采砂屋，想的
是这些采砂商人如何把砂抽走，使得蚌壳没有附着的沙土而渔民要操作十几
个小时才能捞起一点点收获，想的是河底的沙如何淤积在河口，造成浅沙风
浪，使小船出海有翻覆的危险。望着美得令人心疼的夕阳，我想的是，为什
么这样的美景，我却必须站在垃圾的腐臭中欣赏？坐在杜鹃花围绕的阳台
上，我想的是，那三条路正一条一条地干枯，好像有人在我的血管末端打了
结，好像有什么病毒正一寸一寸顺着我的四肢蔓延上来——我想的是：这个
美好的土地，你正在往哪里去？
※※※
原谅我，我真的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因为我心急如焚。
可是，你不焦急吗？原载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机器人中学
有一所国中一口气处罚了八十个学生，因为他们头发过长。有一个教
官在大街上罚学生站，因为学生穿着制服当街吃西瓜。还有一位国中校长，
因为学生翘课出去闹事，痛心反省之余，大骂经费不足，未能把破损的校墙
围好，所以亡羊补牢第一步，申请经费修墙。更有出了名的复兴中学，因为
学生上台吻了异性表演者的面颊而将他们记“暗过”。
一个国中三年级的学生来信：“我们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专门检查服装
仪容。夏天再热，衬衫的袖口不能卷起来，裙子要过膝。冬天的套头毛衣除
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颜色，镶边也不可以。书包的背带不能太长，也不能
太短。夹克的拉链必须拉到底。头发一定旁分，一定要用发夹。发长是用尺
量的，多出一点点就要记警告；有刘海或打薄的，要记小过，而且，老师还
会把你的头发剪成一边长一边短，后面剃平，作为一种羞辱、一种惩罚。”
是谁在作贱我们的子女？老师吗？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吗？还是高高在上的
教育执政者？老师们，忙着把联考所需要的知识塞到学生脑子里，恐怕没有
时间去管学生的袖子是否卷起。训导人员一手拿着一个四方框框，一手拿着
剪刀，看到一个学生就用框框往他身上一套，超出框框的发丝、裙角、手臂、
头脑，就咔察一声剪掉，再记个警告。这种所谓“训导”的目的呢，就是使
所有台湾地区所培养出来的十几岁的小孩都长得一模一样——发型一样、穿
着一样、举手投足一样、思想观念一样，像工厂的生产线所吐出来一部一部
机器。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学训导人员都是剪刀与框框的信徒；把学生当作有
尊严的个人去爱之诲之的一定也很多。可是这些剪刀与框框的信徒究竟错在
哪里？一位管理组长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头发多长、制服怎么穿，又不是我
的规定，我只是执行任务，尽心职守。你要骂。去骂教育部长好了。
他说得不错；他是用框框去套学生的人，可是制造那个框框的人并不
是他。那么这一类的训导人有没有错？那个一口气处罚八十个学生的管理组
长、那个当众罚学生站的教官，有没有错？当然有！只有机器人才会拿着工
具一视同仁地去“执行任务”，一个榔头打一个钉子。中学的训导人员是知
识分子，是负有重任的知识分子，他们直接地影响、塑造这整个民族的下一
代；他们不应该是，不可以是没有思考力、判断力的机器人。
手里拿着一个框框，他首先要问自己：这个框框的目的是什么？女生
的头发“为什么“不能过耳？套头毛衣“为什么”不能是绿色？热天里，“为
什么”不能卷起袖子？想通框框的本意与目的之后，这个负有训导重任的知
识分子还要问：这个框框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情况7 跟我所学的
教育的原则与信念是否有所冲突？执行的方式与尺度应该如何调节才不至于
使本来是“手段”的框框变成死胡同的“目的”？这个为我们栽培民族幼苗
的人更要问自己：我要怎么样运用这个框框才能达到真正帮助学生成长的目
标？学校不是军队，训导人员不是没有大脑的机器人——他要思考、要判断。
以“只是执行上面规定”为藉口，只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或许真的没有慎
思明辨的能力，其二，他或许有思考能力，但没有勇气去质疑这个框框或改
变这个框框。不管前者或后者，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没
有思想、没有胆识的机器人能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归根究底，当然要问：
是谁作的框框与剪刀。除了位高权重的教育决策者还有谁？但是这些部长、
厅长、局长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才上任几年，这个框框是传统移交下来
的，不是我，是别人。
这个说法可以接受吗？笑话，当然不可以。一个策划百年大计的人，
上了台之后就应该细心审视这个由来已久的框框：它应不应该继续存在？它
有没有改革的必要？它合不合乎他个人的教育理念？如果他什么都不做，萧
规曹随，就等于说，这个框框是他作的，是他把它交给每一个校长、训导主
任，每一个教官、管理组长，去套在学生头上。
他要负最终的责任。
那么，究竟这个框框有什么不好呢？这个问题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限于篇幅，我暂且不理论为什么中学生头发非是个倒过来的西瓜皮不可，也
暂且不追问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为什么不可以把衣袖卷起来等等
细节。这种压制性的“管训”教育有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是不合理的、
僵化的形式主义。认定了凡是合于框框的（头发短、裙子长、书包带子刚刚
好）就等于“操行良好”。凡是不合形式的（头发中分、裙不及膝、穿绿色
毛衣），就是“品行不好”。头脑再简单的人也看得出这两个等号画得不合理。
人的品行是多么深奥复杂的东西，哪里是头发的长度能够代表的；说起来像
笑话，在中国台湾的学校里却是件教育大事，真令人瞠目结舌！学生的内在
本质似乎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外表、是形式：样子对了就可以了。这种僵尸
式的教育，实在可怕！
“管训”框框的第二个问题恐怕有许多训导人员不愿意承认，是个权威
的问题。这个框框是成人用来证实自己权威的工具。当一个教官在震怒之下
把学生头发剃掉或罚跪罚站或记学生过，他所愤怒的原因，大概不会是因为
他觉得学生发型太难看，而是因为学生没有尊重“校规”、服从师长命令，
越过了那个明令颁布的框框。头发长只是表面上的因素，潜在的因素是：学
生没有服从我。校规合理与否并不重要，师长的尊严、权威却不可以破。这
个框框像个紧箍，紧紧地夹在学生头上，一有越轨举动，教官就念个咒，让
学生得点教训，学习服从权威的重要：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这里我发现一
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的教育者也的确希望造就出类拔萃的学生——
我们也有科学奖、才艺奖等等。报纸特别喜欢报导中国人的孩子在美国如何
如何地表现优异，什么人得了总统奖，什么人得了西屋科学奖，什么人年纪
轻轻就上丁大学，居然都是台湾过去的小留学生。我们的教育者与父母羡慕
之余，不免心里有点狐疑：同样的种，为什么一移植就大放异彩？是我们的
教育土壤有问题吗？问题可多了，这高压性管训教育就是问题之一。教育者
一方面希望学生在学问上精益求精，也逐渐领会到启发式教育的重要。许多
老师也开始鼓励学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勇敢地质疑。可是同时，在
行为方面，管训导的人却仍旧努力地把学生压制在框框里，处心积虑地要把
他训练成一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畏缩的“好”学生。
而矛盾就在这里：一个在知识上能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勇敢
地质疑的聪明学生，可不可能同时在行为上是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
畏缩的所谓“好”学生？如果他敢在课堂上表示物理老师对流体力学的解释
不够周密，他难道不会对训导主任追问他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反
过来说，一个老师说一他不敢说二的“乖”学生，他可能把老师的实验推翻
而自己去大胆创新吗？教育者所不自觉的矛盾是：他们在“智”育上希望学
生像野兔一样往前冲刺（当然也有为人师者希望学生在智育上也如乌龟）；
在所谓“德”育上，却拼命把学生往后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这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