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其实不能并存。有高压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开放的“智”育，
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一心一意要培养规矩顺从听话的“乖”学生，就不要梦
想教出什么智慧如天马行空的优秀人才。“庸材”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
真正的“智”育。
所以我对这个僵死的紧箍咒框框其实没有什么成见。我们的教育决策
者如果不介意或者甚至于有意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易于控制操纵的机器人，这
个框框很实用、很有效，越紧越好。但是如果制造机器人并不是我们的长程
计划，如果我们想为这个民族栽培的其实是思考活泼、创新大胆、质疑勇敢
的下一代，那么这个掐死人的框子就非解开不可。
“吻颊”事件发生之后，报纸舆论固然批评学校过分保守，却称赞教育
部“不干涉”的态度，我很不能理解：这样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
教育，怎么能够“不干涉”？难道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在鼓励这个高压管训的
框框的拴紧？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台湾的父母，你又要你的子女
受什么样的教育呢，小小年纪就送到国外去也实在不是办法；还是在这个又
脏又乱又挤的台湾“知其不可而为之”吧！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没有人
的争取与努力，当然就是梦想！ 原载一九八五年
六月廿六日《中国时报?人间》?回应与挑战?“不干涉”为什么可贵？何怀
硕复兴高中“吻颊记过”的事件，我曾于六月四日在《民生报》，六月十一
日于《联合报》各写了一篇文章表示我的看法。我认为姑不论复兴中学校方
处分学生，记两个“暗过”一事，是非对错如何，教育部长与教育部能尊重
该校的决定，不予干涉，是正确的，也是比较以前为“进步”的。另一方面，
我也曾对复兴中学校方的处理方式，对我们教育某些虚伪、敷衍和落伍，对
校长、训导与教师对学生教育上的不人道、不合理处提出了批评。最后我曾
说：“学生行亲颊礼而被记过，教育部长尊重校方的决定，不加干涉，这种
领导作风，令人激赏。但对学生施行惩罚的校长与教师，其荒谬与错误，谁
来惩戒呢？”我并不主张放任。
今（二十六）日读龙应台教授《机器人中学》大文，末段说“吻颊事
件发生之后，报纸舆论固然批评学校过分保守，却称赞教育部‘不干涉’的
态度，我很不能理解：这样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怎么能够
‘不干涉’？? .”我觉得在该事件的“舆论”里面，我曾有两篇文字参与
其间，有必要说几句话，表示回应。
龙应台与胡美丽的文章，观察敏锐，析理深入，常有独到见解，发人
之所未发。她的社会批评，比长期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所见更广，
更深，虽然她是回国客座的学人；她的头脑清晰，文字锋利有力，有一股清
刚之气，也有热情与魅力。她狂飚野火一般的批评，大多数我都非常钦佩。
可能百密一疏，这回她认为教育部应该干涉才对，但她没有想到教育部长久
以来对各级学校事事干预，使学校（尤其是各大学）只能成为教育部的伙计，
毫无自立的权限与独立的精神，学校岂不也变成操纵于教育部手中的机器？
而龙应台是反对中学制造机器人的教育方式的，而学校既成制造机器人的机
器，如何能期望学校不制造机器人？学校没有自己的风格，也就没有校风可
言；自校长到教师，都应是教育家，而不能有创造性与自主权，便变成教育
部办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窳败，理所当然。好不容易有一位教育部长尊重校
方的决定，不加干涉，我们如何能不赞扬支持？至于学校的校长教师所推行
的教育是“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我认为我们要检讨、追
究的是这样的校长、教师是如何委派或遴聘来的？通过什么管道，认定什么
资格，引来这样的一批“教育专家”？而高中可能是直属省教育厅，也不应
直接由教育部来干预。我所担心的问题是某些荒谬错误的校长与教师，谁来
惩戒？我还是不赞成由部长、厅长、局长来惩戒，所以对“长”字辈的人能
尊重各级负责人的决定，总是首先表示激赏，而认为这是开明进步。赞美不
干涉，但并不赞成放任。我觉得，教育方面应有一个评鉴委员会，由教育当
局召集各级教育界、学术界有关的权威人士组成。（不是由校长、院长、系
主任、训导长等“学官”来组成表决部队，因为现在的不少“学官”太政治
化，承恩奉旨的话，决议就不容易做到公正。）只有在超然的，有专业知识，
有声望，有独立学术身份的权威人士所组成的评鉴委员会，才可能有正确（或
比较正确）的评断。教育部长虽然没有进一步表示应如何纠正教育人员的偏
弊，但他不干预的表示，难能可贵；教育的逐步革新，留下希望。如果直接
干预，那么教材、教法、学分、课程? .连教育哲学都要唯教育部是赖，不
啻将教育部视为“至圣导师”，教育还有希望吗？我相信龙应台教授深思明
辨，绝无这个意思。不过社会上其他人或许会有误解，责怪舆论为什么称赞
教育部不干涉呢？我们要知道集权很有力量，但很可怕；开明似乎无力，但
能使生机活泼，希望无穷。我们不能既不喜欢集权，又埋怨开明。事实上，
容许大家公开讨论批评，虽然没有力量马上制止弊端，但一点一滴的进步必
可积成丰硕的收获。最怕的是不容许讨论批评，某些进步就令人痛心的退缩
回去。藉此小文对前此浅见加以一点补充；也表示对龙教授《机器人中学》
一文基本论点赞赏钦迟之意。
原载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中国时报?人间》
我的过去在哪里？
大有为的台电要在立雾溪建水坝，很多人反对。桃园神社差点被拆了，
报纸舆论喧腾了一阵。高雄市的古墙被怪手毁了一段，社会上议论纷纷。这
两年来，保护自然、维护古迹似乎成为最新的流行：前年人人穿洞洞装，去
年个个穿牛仔裙，今年大家都来谈“文明”。而台湾为什么要维护古迹呢？
报纸说，是为了保持“国际形象”，不能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没有文化。
动不动就搬出“国际形象”来作为自我督促的标准，泄漏了台湾目前
一种缺乏自信的心态：我这样做，别人（西方人）会怎么想？于是一面揣测
西方国家的思考模式，一面小心翼翼地决定自己该怎么做。西方讲究人权，
所以我们处理政治案件要特别慎重；西方人爱护野生动物，所以我们要节制
吃老虎鲸鱼的欲望；西方人珍惜古迹，所以我们也得有一两样，不能太落后。
一切一切的努力，都为了一个大目的：避免别人轻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不
丢人现眼。
这种心态有时候还真有点好处。譬如说，有国际的瞩目，我们的司法
单位与情治机构在政治人物的处理上就格外求公正合法，使国民人权获得保
障，这是意外的收获。可是如果我们有自剖的勇气，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
向国际求好的心态其实可悲可叹：讲人权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言论、思想
的自由？生态保护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幸福？维护古迹难道不是为
了我们自己文化上的需求？在“国际形象”的大旗下，好像人权、自然、古
迹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标准，而我们只是应付应付，做出一副“文明”的样
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
台湾的英文报纸曾经刊出一封在台外籍人士的读者投书，呼吁我们赶
紧保护自然、维护仅存的古迹。这封信马上就得到一个中国读者的反应，他
说，西方人要台湾保持自然与古迹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自己工业发达，现在
要落后地区“存真”其实在防止我们迈入开发国家之林，所以我们不要上当。
所谓自然与古迹都是西方人的口味，台湾需要的是开发！开发！开发！
※※※
让我们暂且只说古迹。古迹真的只是西方人的需求吗？我们自己究竟
有没有需要？如果没有，就是为了“国际形象”这个外壳，它值得我们努力
吗？你去街头问问那个卖青草茶的老头：桃园神社跟他有什么关系？或者去
问树下那个正在嚼槟榔的少年郎：高雄古墙拆了怎么样？或者，停下片刻，
诚实地问问自己：多一栋、少一栋所谓古迹，究竟与我何干？卖荼的老头大
概会说“嗯宰样啦！”嚼槟榔的少年大概会坦率地说：没关系啦！而受过教
育、思想复杂的你，沉吟片刻，大概会说些“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
终追远”等等有学问的话来。
可是“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又怎么样？你刷牙时要
“国际形象”吗？上厕所时带着“文化遗产”？摩托车在烈阳下抛锚时你“慎
终追远”吗？如果把这些冠冕堂皇其实空洞而模糊的字眼除掉，我们究竟有
没有什么迫切的、真实的理由要保护古迹？
※※※
阿弗瑞是个德国人，今年八十岁。他带我去看他的故乡小镇。
“这栋房子三楼第二个窗，是我出生的房间。”他指着那栋红瓦白墙的建
筑；“我的母亲也在同一个房间出生的。”沿着窄窄的石板路就来到古修道院
的门墙，厚厚一层青苔柔软地覆在颜色斑驳的石墙上，嫩嫩的青草从墙缝里
长出来。
“墙里头埋着一个十二世纪的诗人，以歌颂花鸟出名，还是咱们本家呢！”
阿弗瑞要我走到转角，摸摸看第二排石块是否有个小小的凹孔。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每天清晨牵着我的手沿着石板路到修道院散
步。每次到这个转角，他就会蹲下来对我说：那边第二排石块有个小小的凹
孔，摸摸看里面有什么？我兴冲冲地跑去伸手一摸，凹洞里真有一颗花生米
或巧克力糖，又是惊奇又是快乐。一直到五六岁了，才突然开窍，大概不是
圣诞老人偷偷放的? .我的孙子却还以为花生是洞里长出来的——”我伸手
摸摸，青苔有点湿润，那个凹孔依旧在，浅浅的一点。这个驼着背、拄着拐
杖的老人正眯着眼睛怀想他的父亲。石板路再转个弯，就到了他家的墓园；
石碑上刻着他父亲、母亲的名字，空白的石碑留给阿弗瑞自己；几丛玫瑰随
着风摇荡，飘着若有若无的香气。
※※※
我也曾经回到我生长的小镇上，可是找不到一条走过的路、住过的庭
院，爬过的老墙、认识的坟墓，更看不到一丛似曾相识的玫瑰。可是你说，
怀旧也只是流行病，没有“过去”又怎么样？没有过去，就没有情感的羁绊。
你为什么把情人给你的野菊花小心地夹在书页里？廿年后的某一天，在枯干
的花瓣不经心地掉下来的那一刻，你对人生与爱情会没有特别的感悟吗？枯
干的花瓣就是古迹。没有过去，我们就无从体认现在，创造未来。卖青草茶
的老头的子孙如果有机会抚摸先人卖茶的木制推车，与青草茶的“过去”比
较，他才能了解属于他的“现在”有什么样的意义，也才能决定他所追求的
是怎么样的一种未来。盛青草茶的陶瓮与木车就是古迹。
我嫉妒八十岁的阿弗瑞，因为我也希望能牵着幼儿的手，走下一条青
青石板路，告诉他第三株庙柱的雕龙嘴里有一颗陈皮梅。我也渴望能站在斑
驳的坟头看鲜红的玫瑰花怒长，痴迷地回想当年的母亲如何牵着我的手走下
一条青青石板路。没有过去，现在就没有意义，未来就没有方向。古迹，对
我而言，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流行的装饰；古迹，是我切身的、不可置疑
的需要。
※※※
苏南成市长拿怪手把高雄的古墙给毁了。他说，如果处处保存古迹，
我们岂不是走着碰着的都是古人东西！这是闭眼说瞎话。台湾几十年来所作
的是恨不得把整个土地翻过一次，消灭过去所有的痕迹，古迹根本难得，苏
市长居然担心太多。至于说，这么长的城墙，只去了一点点，不值得大惊小
怪——这是无知。因为你用这个理由切掉这一寸，下一任市长可以用另一个
理由切掉那一寸；一堵墙能禁得起几次的切割？苏市长又说，毁墙没错，错
在执行小组技巧不当。这样说，就是市长无能，督导不当，也不是什么可以
原谅的藉口。更重要的是：苏市长罔顾法律，因为那堵墙已是内政部选定的
“古物”。
苏市长过去的政绩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敢作敢当，不怕恶势力的公仆。
在我们台湾地区，这样的人才实在太难得，我们一定要特别珍惜。可是珍惜
并不表示我们就该姑息他的错误。在这次古墙事件中苏市长所表露的无知无
能，就应该受到指责与纠正，内政部说要“淡化”处理，是是非不明、不负
责任的态度，苏市长以他直率的一向作风，更应该承认错误，从错误中学习
教训。
※※※
古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不是文明的装饰，更不是争取国际形象的
手段。古迹，是一面镜子，一个指标，把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
来；没有古迹——没有书页里的花瓣、青草茶的陶瓮、桃园的神社、高雄的
古墙，我们便只是一群无知妄大的盲人。
可是，为什么一个中国人需要写这样的文章呢？历史悠久的中国人？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以“沉默”为耻
— —为高雄市民喝彩这一出戏精彩极了！台上有三个主角：一是刚刚
上任的大头市长，一是热中连任的市议员，再就是“生气”了的高雄市民。
苏南成当然知道他为什么派任为高雄市长：他有魄力、有勇气对准了
脓包下刀。在台湾追求高等生活品质的过程中，环境污染是最臭的脓包，所
以他要大刀阔斧地去整治。
高雄的市议员团体却有不同的算盘。选举日迫近，选票最重要。摊贩
是不是社会脓包根本无所谓；一个摊贩就是一张选票，非保护不可。大头市
长又是个外来客，这个时候不欺负他，更待何时？报纸上描述议员如何团结
起来攻击市长罔顾商贩“民生”，来旁听的摊贩集团如何鼓噪叫好，市长如
何抱歉——软弱的抱歉，他唯一的支柱是：整理环境是政府的政策，他只是
在执行“上面”的政策而已！
作为观众的我，在台下忧心忡忡：坏人的声音这么大，沉默的大多数
要沉默到什么时候？这片面的“民主”继续演下去有什么意思？然而，“哐
啷”一声，高雄市民也跳上台了。写信的写信，打电话的打电话，明明白白
地昭告世人这出戏里究竟谁扮演主人：我们市民要干净的环境，我们市民要
安静的社区；大头市长所执行的不是“上面”的命令，而是“下面”——就
是我小市民——的意愿。你别忘了你今天在台上有个角色演只是因为我让你
上去演！别忘了谁是老板！
真是大快人心的一场戏。我为每一个写过信、打过电话、表过意的高
雄市民喝彩。
常有人说：台湾不能实施真正的民主，因为台湾的人民还没有那个水
准。这次高雄市民的表现可以作为对这种说法的反证。我们的人民显然渐渐
了解到“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一种罪恶。排队买票时，真正可恨的并不是
那一两个插队的人，因为他们是少数；真正可恨的是那一长排、几十个耐心
排队的人眼睁睁看着少数人破坏秩序而不说一句话！
没有勇气说，没有正义感！而走出车站时还要抱怨：没有用哪！乱糟
糟，没有用哪！
中国人到欧洲旅游，常常赞叹欧洲环境的幽雅清净，欣羡之余，却不
曾想到，美好的环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由每一个国民的努力争
取来的。一个德国市民走在街上看见一个坑，他会生气市政府保养工夫没做
好，会打电话去要求立即地改善。具有这种态度他必须先有两个基本观念：
第一。他是主人。城市的美好要靠他的督促来维持，政府受雇于他，就有义
务把事情做好。第二，他不能“沉默”，他沉默，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这话一
点也不错的。
环境脏乱恶劣，就表示这里的人民没有能力创造美好的社会。我们是
几流的人民呢？高雄市民拒绝作“沉默的大多数”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指标。
不，沉默不是美德，是耻辱。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啊！红色！
美术馆长是个艺术工作者，还是政战官？如果新闻报导没有偏差的话，
那么事情是这样的：李再钤的雕塑作品在市立美术馆展出，有人投书认为作
品漆成红色有点像中共的红星；苏瑞屏馆长从善如流，立即把该作品花了八
千元改涂成银色，遭致雕塑家本身的抗议。这是一件小事吗？我认为非常严
重，因为“小事”暴露出两个文明社会所不能容许的心态：第一是对艺术的
极端蔑视，第二是极权制度中才有的政治挂帅。
不久前我收到一份“中国天主教文化协会会讯”，发觉其中转载了《野
火集》中一篇文章《正眼看西方》。文章是我的，名字也确实是我，但是内
容中突然出现一段奇怪的话：“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奉，因为
先在西方，而我们就认为是洋教，不宜信奉，其实，天主子耶稣基督，人类
的救世主，原来降生在中东? .”这段话不露痕迹地混进了我的文章，却不
是我写的！但是任何读者都看不出来这段文字不属于原文。
这份天主教刊物不曾在事先与报社或作者取得转载许可就径行刊登别
人的文章，这是对别人智慧财产的一种掠取行为。而涂改作品、穿凿附会以
达到利于自己的目的，这对于读者是欺骗，对于作者，是栽脏。如果一个宗
教团体可以涂改我的文章，那么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团体也可以在我的文字中
插进它的宣传用语——身为作者的人，要如何向世界澄清他到底写了些什
么？文字的后果又由谁来负担？我相信天主教协会涂改我的文章并没有恶
意，但这样的行为所透露的，是对创作者极端的蔑视。作为一个写作的人，
我要为所写的每一个字负责；每一篇文章都是我全心全意的努力与我所有智
慧的集合。恣意地涂改作品是罪行，也是侮辱。李再铃的作品如果是红色的，
那么他一定有他最真切的理由；只有那一个颜色能真实地表达出他创作的意
义，换了颜色，那个雕塑品就不再是他的作品。苏瑞屏擅自涂改了一位艺术
家的创作，就好像天主教协会私自改了我的文章一样，那篇面目已非的文章
不再是我的作品，红色变银色的雕塑品也不再是李再铃的心血。这个行为叫
做欺骗，叫做盗窃。天主教协会这样做，我觉得只是欠考虑的结果，或许可
以原谅；一个美术馆馆长做出这样的事来，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个涂色“小事”很明白地显示出来，台湾的艺术
仍旧笼罩在若有若无的政治阴影里。首先，我们有这么一个人逛到美术馆去，
他看的不是艺术品本身，相反的，他看到这么一件红色的作品，马上兴起政
治的恐惧（害怕雕塑家是共产党？害怕红色对观看人有洗脑作用？害怕共产
党为这个作品拍照作宣传？）而给美术馆写这封疑神疑鬼的信。
其次，我们又偏有这么一位不用大脑的美术馆长。她涂改作品的动机
大致上只有两个可能：第一，她也同样有这位投书人的恐惧；因为同意红色
有政治危机，所以改色。
第二，她并不同意投书人的说法，但为了避免“有关单位”可能会有
的敏感，为了自己是“官”的身分，以为涂改颜色是最保险、最省麻烦的办
法。
而最后，还有雕塑家本身。在他的抗议中，他说，只有一个人投书，
怎么能算！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两个人或一百个人投书认为红色有“政治”，
那么涂改颜色的行为就不算错。
这个涂色事件由三个人共同演出：市民、文化官吏，与艺术家。三个
人中，没有一个觉得政治干涉艺术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对。这是怎么回事？投
书的市民患有恐惧症，我们可以说，他只是不懂得艺术独立的重要，可以谅
解。那么苏瑞屏呢？她有没有受过任何艺术训练？她了不了解作为一个美术
馆长有什么样的责任？她是政战官，还是艺术工作者？至于作品受到涂改的
李再钤，难道他真的认为，多几封投书，政治就有理由控制艺术吗？这真像
个指鹿为马的社会。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九日
《中国时报?人间》?回应与挑战?血，也是红的孟祥森读了八月二十九日
龙应台的《野火集》《啊！红色！》不得不有言。
首先，必得像龙应台一般声明：“如果新闻报导没偏差的话”，因为我
甚至连那篇新闻报导也没有看到。
其次，便要问问，市立美术馆馆长苏瑞屏在“立即把该作品（李再钤
的雕塑）花了八千元改涂成银色”之前有没有把该作品的“本色”（红色）
先用沙纸打掉，或用松香水之类的融解剂化掉、洗掉。
因是，这是一个“绝对”关键性的问题：设若李再钤的雕塑果真又像
星状，而且又是红的，则只是表面上用银色把它“涂”起来，“绝对”是问
题重大，因为那是“粉饰”，是“掩藏”，是“包庇”——而粉饰、掩藏或包
庇的是什么呢？是“红星”！这比赤裸裸的“红星”还要可怕，还要危险，
因为赤裸裸的红星众人一望即知——不是有市民投书指出来了吗？——而粉
饰的、掩藏的和包庇过的红星，却足以“掩人耳目”，使人视而不见，见而
不明，使人“视线不清”，其将可造成的“潜在”祸害，千百年后，谁能知
之？这是“包藏祸心”，其罪当——当什么？我不敢讲，还是请原先那位投
书的市民判断和裁决吧！
所以，悔罪避祸之道，首先就是把那银色先“洗”掉，然后，再派人
把包藏在银色之内的红色“洗”掉——要记得，必须洗得干干净净的，连一
点渣渣都不准留——然后嘛，还先不能涂银色，必须先请各方面人士——当
然包括原先那位投书人——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从各个角度与微角度来
察看，李再钤的那件雕塑是不是呈“星”状或“可能”成星状，甚至也“莫
须”呈星状，反正，只要有呈“星”状的任何“可能”，都一律把它打磨掉，
打磨成什么样子呢？就是打磨成再也不可能成为星状的样子，绝对、永远不
再可能成为星状了，这样，才“安全”，才“没有问题”，然后，再把这永不
再可能成为星状的东西，涂上银色——注意，什么颜色都可涂，就是不能涂
成红色，当然，也不能涂成“近于”红色或跟红色“有关系”的颜色，再者，
也绝不可涂成黄色，因为，中共的“五星旗”中，不巧它的图案——也就是
那儿颗星——不是红色，而是“黄”色，因此，不但红星不可用，连黄星也
是有问题的——这样，把这个除去了星状之一切可能性并涂成银色的东西，
再标上“李再钤作品”——这就对了，这才是市立美术馆馆长苏瑞屏该做的
事。
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二十多年前，当我们在大学念书时，就曾听
我们温文尔雅的美学老师虞君质先生对我们说过，某某年轻的抽象画家在某
某国家画廓展出其抽象作品，经人指出，其抽象画中竟隐含有“毛某某”的
字样，于是群众大哗，而该画家则遭治安单位扣押询问，而终由虞君质等先
生联名保出的事。
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虞先生那文气非常明显的脸上透着的那极难捉摸
的笑容来。
※※※
再举一个例子给那位投书市民和苏瑞屏馆长壮胆：约在半年前（当然，
也是“如果新闻报导没有偏差的话”，但那篇新闻报导我是亲眼看到的），台
中的某一位女议员在巡视台中通往梧栖港的中港路时，突然发现中港路两旁
的行道树开的都是黄花。这一下不得了啦，她立刻赶回议府，发言曰：偌大
一条路都开黄花，还成什么话，我们台中市岂不成了“黄色都市”了，因此
建议市长把那些树统统砍了，另种别树——至于是什么树，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是不能开黄花，当然也不能开红花，否则，不是黄城就是红城，那还得
了！
可惜的是，当时的台中市长并没有“从善如流”，我想他之所以胆敢如
此固执，大概是因中港路的行道树开的只不过是黄花，而不是红花，而那女
议员参的那一本，也只不过说是“台中市怕要变成了黄色都市”而非“红色”
都市，否则，台中市长的肩膀不被她压垮才怪，而中港路的两排行道树即使
没有连根拔除，大概也要每一棵都花八千元派人“涂”成银色了。
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些事情都还是小得不得了的事情，只不过区区一
个李再钤的区区作品而已，只不过区区台中市的区区中港路的区区两排行道
树而已，重要的还在后头：重要的是，要把台南市的凤凰木统统砍掉，因为
凤凰木这种树还像话嘛，从四月到九月，整整半年，什么花也不开，偏偏开
红化，而最糟糕的，它的花瓣是五瓣的（好像；反正是不是真的五瓣也没关
系），台南市半年，岂不成了红城，甚至红星城？如果，红色真这么可怕，
照这样推衍下去，还得把一千八百万人各个抽血换血，或发明一种“健康”
漂白剂，把血漂一漂——因为血的颜色也是红的！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不会“闹事”的一代
— —给大学生今年5 月27 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我的
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
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的行列很
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
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我自己决定，
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
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
抵制。观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议到外
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
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但是群众的喊
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
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竟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
来——或许她们真有点道理也说不定。”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
员很粗暴地把那两个女生架走了。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
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
的观众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
“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蛋！”好不
客易，来了两个警察，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
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
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
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
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着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
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
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
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
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许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来。譬如说，
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
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
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
了再作决定。其次，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
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
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
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
南非的白人简直是廿世纪的污点。事情的另外一面却是：南非若由黑
人自决自主，恐怕歧视与屠杀会比现况更为剧烈——看看乌干达！看看整个
非洲大陆！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轻抗议分子
的行为。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
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
“捣乱”的这些年轻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
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
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是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嬉闹，但大部分
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
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
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导
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那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
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钱，他很可以
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们的年轻人呢？或者，缩小一点范围，我们的大学生呢？有多少人
具备这三个品质？就我有限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
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地活着，不常把头伸出来。几个月
前，当十四位省议员集体辞职时，我曾经对几百位学生作过测验，要他们写
下议员辞职的原因，结果正如预料，有少数给了支离破碎而模糊的答案，显
然是浏览报纸后的残余印象。百分之八十却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为什
么不知道？当然是因为缺乏兴趣，不关心。坊间杂志选出来的大学校园“美
女”，被人问到社会问题时，娇滴滴地说：“好可怕哟！”吐吐舌头。这样“可
爱”又“纯洁”的大学女生为数不少，而且讨人喜欢。我们的学生不仅只对
台湾本身的社会、政治问题印象模糊，对台湾以外的国际情况就更陌生了。
伊索匹亚的饥荒、乌干达的政变、南美的游击战、天主教廷对堕胎与离婚的
立场、菲律宾的军队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
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
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
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强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
山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侥了
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
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
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对不会到戏院里
去“闹事”。
※※※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
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
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进
了大学之后这样说，为了应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人考等。“只要把
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这个金玉良言是应现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读
书的目的在求技能，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研读哲学、历史、文学、
经济等等，都不是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与了解，而是为了取得谋生的技术。
因为这种技术与人生无关，所以可以“什么都不要管”。
可是这个金玉良言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在“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
前提下，书，根本就不可能读得好。譬如读经济，一个学生可以用课本里的
各种定义与学理来解释“通货膨胀”，可是要他分析为什么公务员的薪水要
加百分之八他却目瞪口呆，我们能说他书读好了吗？譬如读文学，他可以熟
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洋洋洒洒地写篇论文讨论制度与个人的关系，但
是要他对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却一片空白，我们能说他把书读通了吗？这
个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各个学科的实验室。学生在黑字白纸之间所学到的理论
与例证，都还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识带到人生的实验室里去观照验证
之后，知识才能落实。要我们的学生封闭在大学的围墙里“其他什么都不要
管”，等于是把学问与人生割离，也等于要学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图解学游泳，
却不沾水，或学解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灯片学解剖，却不动刀子。
※※※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
是报纸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对我们单纯、
天真的学生而言，独立作价值判断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高三那年，
开始上三民主义。有个沉闷的下午，我在课本中看到一句话：“三民主义是
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就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以为自己漏掉了编
者解释引证的部分，把课本前前后后翻过，却找不到任何阐释。十七岁的我
坐在书前，感觉到深深的挫折：要达到这样一个结论，课本编者应该一步一
步来，先解释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然后说明其他主义如何的不适用
于中国社会，最后才能逻辑地演绎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这
个结论。可是编者显然觉得这些辩证的过程毫无必要。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释“为什么”。
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气地一笑，回答：“课本这么写，你背
起来就是。
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
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课本编者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
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为什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
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与独立判断的能力。
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