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以提出阿多诺，即在于指出：台湾在全面升高的大众文化过程中，创
造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突出前卫性的文化商品，虽不能解决“知识权被剥削”
的总局面，可是对“次文化”尊严权利的维护却属必要。《野火集》的意义，
不在于它是不是对商品化的社会有何改变。
而是，它在这个商品化的社会中能够瓦解多少已经不合时宜的意识形
态。龙应台是个情绪文字的博士，不错。龙应台是个抗议型的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不错。龙应台是个煽动家，不错。可是，用句老外的话：SoWhat（又
怎么样？）我们如果平心而问：“今天在台湾的读书人，他们里面有多少人
了解到自己的历史任务是什么？知道自己的历史任务的人，又有多少愿意去
背负这个历史任务呢？”我个人对龙女士的看法是：她自己最初也不是十分
去探索这个问题的人，可是，文章一篇接一篇之后，社会的反应一波接一波
而来，她被环境所迫，陷入了自我的胶着，于是内外交煎，开始思索和探求
她先前所未思之问题。毕竟在社会里受高等教育，比在书房里长进得多，读
《野火集》的序言，我们看到的龙应台已经不是早先那个刚点野火的龙应台
了。龙应台，我说对了吗？积极看，《野火集》放在今天的“大众文化”里
头，它给大众带来了个人在“先前的大众文化”中所得不到的“刺激”——
快乐的或不快乐的。这些“刺激”多少对“先前的大众文化”产生其一定的
暖昧作用；甚至于颠覆作用。（国民党的新生代、党外的新生代不是都想这
样子做吗？）眼前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的气数还在，“庞大的商品堆积”时
代还有的是，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野火集》是一个例子，指出了“个
人主义”和“大众文化”之间，是有一个可以辩证出来的新的可能性存在。
消极看，《野火集》并没有使现在的商品法西斯，变得更乌托邦。只要
我们打开电视连续剧，或者是到百货公司走一走，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个所
谓的“商品乌托邦”与“商品法西斯”的综合体呢？总体看，《野火集》是
统治阶层容忍度内的最大声抗议。所以，就统治者看，它有一定的颠覆意义。
却有着更多的建设意议。
《野火集》暗示了什么？社会是永远需要被“满足”的。（满足有多种，
从宗教的到凡俗的，从高尚的到肤浅的。都算。）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
给社会“满足”。
因为，社会若已经在“满足”中，是不易接受另一新的“满足”的，
这是常识。
所以，给的时机常常是很重要的。
当年，李敖给过好多满足的野火——在体制外。
当年，蒋经国给过好多满足的炮火——在体制内。
结果，他俩都冒起来了，成为一代人物。
现在，龙应台点了一把野火。有那么多人起了“满足”的反应。这是
有趣的现象，它是不是意味着另一个时机又要开始了呢？是不是社会从旧权
威得到的“满足”，已经乏味了，而正在等待着新的权威带来新方式的“满
足”呢？总之，不需什么大道理，大家都感觉得出来，今天的社会需要新的
声音才能“满足”。
因为，闷呀！
看来，旧的权威，已经不够了。旧的文化工业，也应付不了了。从龙
应台、从白虎社的舞蹈，从赖声川的戏剧。“呜? .呜? .”我们听到了火
车的汽笛声了。
“新满足”号点火专车到了，各位要去点火的乘客请上车！
原载《前进月刊》第二期
《野火集》与社会批评的回顾
何怀硕大概在六十年代，有一位留华美国学生写了一篇《人情味与公
德心》，引起了以青年学生为中心的一个知耻知病，要求改革不良社会风气
的社会运动。整个社会被激起自觉自新的热情，一时间风生云起，好不生动。
然而，后来余波渐息，社会风气还是旧态依然。
一九七二年四月，《中央日报》副刊连续六天发表了署名“孤影”的《一
个小市民的心声》，以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提倡苟安现状，反对革新，并
为贪污的官吏与敛财的奸商巧言辩饰。一时固然麻痹了大多数蒙昧的群众，
但也立即引发了一班深思明辨的知识分子强烈的批判与反击。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龙应台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点
燃了社会批评的野火，得到少有的热烈的回响。当他写了一连串的同类文章，
集成《野火集》一书之后，一年之中，所销行的数目，差不多是台湾历史上
所未曾有过的记录；在书商的新书“排行榜”中，也几乎长时间独占鳌头。
其间虽然也有误解、歪曲、攻讦与言论上的围剿，但是，野火既成燎原之势，
锐不可挡。
去年，诺贝尔得奖人李远哲博士回国，对教育与科学发展的批评与建
议，亦蔚成旋风。这是近二十多年来，对社会现状所发表的言论，引起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