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时过去了，表哥还没有回来。我立在长窗前探看，觉得不安：这个南方来
的庄稼汉正在北京一个胡同里和一个声音沉着神秘的陌生人交易，身怀巨款。
一个小时之后，表哥兴冲冲地推门而入。“你看！”
他将一团报纸包抛在床上，“你看！八比一。”
他坐在床沿，将报纸一层一层剥开。揭开最后一张，露出几扎砖块一样厚、钞
票一般大小的纸张。表哥生茧的手握着刚刚换来的钞票，突然颤抖起来：
“白纸——全是白纸——”
我凑近看看，除了上下两张是十元钞票之外，几捆全是粗糙的白纸。
表哥手忙脚乱地将白纸包成一团，跳起来就冲向门口，嘴里不清不楚地嚷着：
“报案！报案！”
“报案？”我一把拉他回来，“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违了法？”
“那我不管！丢了这么多钱，非报案不可。”
他走了。
暮色越来越深，天整个黑了。我坐在房里等着。不，还不到我该出面的时候吧？：
在这里， 我是个外籍人； 北京政府要驱逐一个外籍人时。最方便的指控藉口就是
“私下交易”。我不要送给它一个藉口。更何况《野火集》已经在北京销了十五万
本，这样的书不晓得何时何地会突然成为禁书；更何况，经过我不能解释的巧妙过
程，我竟然就被安排在这样的一个旅馆里面……不，我还是暂时不要出面，再等等
吧！
可是，北京的法律有多么文明？语言不通、满手粗茧的乡下人在派出所会受到
什么样的待遇？一个贩夫走卒有多少人权的保障、多少公民的尊严？
将近十点了，我在房里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电话铃却轰炸似地响起来。
刑警队请我立刻去派出所。
计程车在黑漆漆的胡同里绕着，在一个黑漆漆的胡同口被拦下下来；便衣警察
早等在巷口。
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个黑漆漆的院落里．看不清
面貌。刑警边走边讯问：
“您是台湾的作家？”
“是。”
“和侯建威什么关系？”
“表兄妹。”
“您为什么来北京？”
“处理版权问题。”
“那九千块钱是您的？”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过来；表哥大概认为由台胞身份的我来担负这九干块的私
下交易比较保险。
“我可以见见表哥吗？他已经在你们这儿好几个小时了。”
“不。请等一等。我们想先跟您谈一谈。那钱是您的吗？是您要侯建威去换的
吗？”
我沉吟不答。
我该怎么衡量这个情势呢？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笔钱属于我，所谓的“海外
学人”、“台胞”、“作家”，或者属于侯建威，一个不会说北京话的中国农民，
应该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差异。然而我知道：有人抢了“台胞”的钱，因为是“台
胞”的钱，所以判了死刑。一个台湾记者被抢了一百块钱之后，不敢报案，他说：
“报案？万一那个人被判了死刑怎么办？”
思绪百般回转，另一个便衣警察，长着张年轻的娃娃脸，走到我面前。我和他
握手。
“你的笔锋很利。”他开口说。
“什么？”我瞠目结舌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地听到这样的客套虚话，真是不合时
宜。
“您表哥进来报案的时候，”娃娃脸警察说，“我正在读您的《野火集》。”
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表哥正襟危坐着，两手放在膝上，像个规矩的小学童。
原先接我的刑警继续向他问笔录。
“总共有四个人在车里，一个麻子，一个胖子，一个戴墨镜，腰上有对讲机，
还有一个呢？”
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读者面对作者，提出问题：
“龙女士，您的书我很喜欢，可心里又有很多问题。太多的自由不会造成动乱
吗？您觉得民主适合中国国情吗？”
我的耳朵游离地听着两个角落里的声音。
“你知道，要不是你表妹的关系，你这案子我们根本就不会管。北京像这样的
欺诈案每天都有好几件——”
“人民跟政府‘对立’，那政府怎么做事呢？”
“你说的车牌号码我们已经查过了，是假的，根本没那个号。那是个专门的、
职业的欺诈集团。总而言之，你太贪心了。”
“台湾的民主又到了什么阶段呢？国民党怎么会把权力让出去呢？”
“我们明天会带你到几个点绕绕，看看是否会碰到些线索，可我想希望很小…
…”
午夜十二点。在北京一个灯光黯淡的派出所里，我在一本删节过的盗版《野火
集》上签了名。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晚上。
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眼睛，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
路 口
这是个人口在三四万之间的小城，名叫衡东，在东西南北街交汇的十字路口。
我将单车停下来。
乍看之下，这是一个乱成一团的路口，四个方向都在铺路，每一条路都只有半
边可行，尚未铺的半边矮下去，铺好的半边高上来，水泥路面到了路口便像悬崖一
样陡然截断。土路上摆着农人的摊子，这儿一篓丝瓜，那儿一笼橘子。水泥路面上
铺着一层泥泞干草，保护新铺路面的潮湿，三三两两的驴子摇晃着尾巴，闲闲地扯
弄着干草，各种各色的车辆拥挤在铺好的和未铺好的路上钻来钻去，忽上忽下，时
左时右，争夺前行的每一寸空隙，拼装的载客车——载满了人，几个年轻人还悬吊
在车尾——驶到断崖路口，唉呀，这么小而秃的车轮，这么高耸的路面，我以为它
肯定要翻车了，可是不，它像个螃蟹一样攀爬下来，喷出一团黑烟，继续勇往直前。
什么车都有，蜂拥而来的单车，脚踏的板车，两手扶着横冲直撞的拖拉机，拖
拉机改装的小卡车，小卡车扩大的小客车，冲着人老按喇叭的吉普车，暗着玻璃不
让人知道这里头坐着谁的桑塔纳小轿车……还有那运货的人，没有车而全凭脑子设
计出形形色色最原始的运货方法。譬如说，两块两米宽、三米长的木板要怎么运？
眼前穿过这两个人，一人肩上一根扁担，一前一后地行走，两块巨大的木板吊在扁
担的四头，把两个人夹在中间，一起平行地往前移动。譬如说，几十根粗壮的竹子
怎么运？两个轮子中间夹一块木板，竹子搁在木板上，一个人在前面拉着走，绳子
套在他的肩头，竹子的重负使他低头，身躯向前倾往地面，以拉纤的姿势苦苦前行，
他这一个人的“车队”前后就有十米多长。譬如说，三麻袋的米怎么运？每一袋都
有沉沉几十斤重呢，那个看起来瘦弱的年轻人，一次背一袋，已经把三袋都驮到了
路口。卸在马路中心，他歇了歇，喘口气，弯身驮起一袋，往西街走去，剩下的两
个麻袋丢在街心等着。再譬如说，不能走路的老人怎么送？一个面孔黝黑的中年汉
子，背着老人，他的两只手臂往后环扣着老人，老人细瘦的脚像孩子一样在两边悠
悠晃晃，这汉子正穿过东街，向我走近。
倚着单车慢慢儿看，这个十字街口真乱得可以，在高高低低的路面上，在翻翻
滚滚的尘土中，人车争道；单车、板车、拖拉机、卡车、客车、货车、小轿车、吉
普车，挤挤攘攘，穿梭在长短不一，宽窄不定，移动无常的竹竿、木板、麻袋、行
人之间，既没有红绿灯的外在标识，也没有车马右行的内在规律，这是一个完全没
有秩序的路口。
把单车的脚撑好，让我靠着后座，再看久一点。
没有秩序吗？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撞上那驮麻袋的小伙子？你看他这不就又过来
了，现在他两手空空，一身轻松地穿过街心——他甚至并不小心翼翼地左观右测，
他就那样什么也不看地吊儿郎当地摇着摆着，横冲过来、好像马上就要压死他的拖
拉机在离他手臂一公分的地方刹住，让他从容走过，司机“呸”吐了口痰，咬牙骂
了句“畜生”。又赶往下一场遭遇。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被那两口坐在十字路中心的麻袋绊倒呢？背着
老父的中年汉子走到麻袋跟前。眼睛眨都不眨地走过去了，载满毛猪的卡车离麻袋
老远就计量好距离，往斜里驶去，小伙子穿过枪林弹雨而安然到达，弯身一使劲，
麻袋已驮在肩上，他佝偻着背往前走，重压阻挡了他的视角，但是无妨，而他不让
车马时，车马就让他，当他放慢了脚步，车马就轰然向前，有无数个惊险擦身而过，
但也仅止于擦身而过。
在这单车上坐久了，看久了，我就发现，在表面的紊乱之下，这个路口，其实
隐藏着它自己的韵律和节奏，人与车，路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刚柔交替，进退互助的
默契，不经心的小伙子和拖拉机的司机心里都明白，在一公分的千钧一发之间，他
们会闪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不觉察这种默契的人就觉得这个路口紊乱无章；或
者说，心里只认定一套规则，人就觉得这个路口毫无秩序。
可是，真有秩序吗？从衡山火车站一出来，就看见地上新染的血迹，破碎的机
车翻倒在泥地里，尸体，人们说，刚刚运走，在东街上，我明明听见那交通警察大
声嚷嚷：不得了！八天里压死了六个人！这。也是你所说的秩序？
我想是的，那是一种内在的秩序。
小城里的人告诉我——说的时候还带着一点不愿太露的骄傲——衡东某个岩洞
里发现了谢灵运的题诗，是吗？谢灵运也来到这东西南北街？他可也曾驻足相看？
迤逦千年，在一九九五年的秋天，衡山脚下的小城进展到一个十字路口；它将驴子
放到一边吃草，引进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为了这些车辆，它必须铺下厚实的路面，
那挑卖丝瓜的，背负米粮的，拖拉木材的，习惯赤足走田埂的人们，正揣摩着如何
与各式各样的车辆在同一条路上行走，许多人未能避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令人
哀恸；可是，一个社会往前走，只能用自己的脚，横走或直走，前进或后退，它有
它自己的速度，它有它内在的秩序。
我跨上单车。向街心滑去；街上已经没有麻袋。
寻找一个岛
冬英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鬈发，
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婴儿抱在臂弯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冬
英的丈夫是常州的宪兵队长。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冬英仓促上路，并没有对淳
安城多看两眼，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湾新安江水，
对冬英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也没
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死亡，朝代会颠覆，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冬
英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明快，坚强。
一年之后，她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人已经到了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
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
却有两个兵还护着她，还有臂弯里又一个初生的婴儿，冬英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
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这淳安城的小姐于是卖掉身上仅有的黄金，租
了半爿屋子挡雨；买了些西瓜，剖成小片，让那军服尚未褪下的传令兵拿到港口去
叫买。
冬英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
新安江的水啊，她絮絮地说，是透明的，清澈见底；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
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掉，站进水里，两个裤脚扎
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冬英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
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何地叹一声气：“唉！说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
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嘛！”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
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像在说给她自己听。我这个台湾的孩子，对长江、
黄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哪里其实毫无概念，
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我都不十分清楚——新安江水是世界
上最干净的，长大以后，带着冬英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
看多瑙河的风光，冬英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
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没有我们新安
江的清……”
冬英在台湾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
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早已沉入千岛湖底，家国可以兴亡，
城，竟然也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大陆开放之后，人们纷纷结伴还乡，
也许人事全非，但乡，总归是乡吧，淳安城的冬英却冷冷的：“回去？回去看我什
么呢？”她说。
“看不到城，”冬英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冬英离开淳安近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冬英和丈夫，
和女儿，又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
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岛？千岛？”冬英说，“以前都是山
啦。”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冬英
确实没想到近五十年“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冬英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
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
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
安静；他们听见了“迷信”，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湖很大，一千多个岛，”
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冬英说。
“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姐你遥祭也可以吧？”
我看看冬英，她也正瞧着我。啊，我知道她要说的每一个字。
“我在台湾遥祭了四十七年，”冬英顿了一下，偏着头，似乎在想这“四十七
年”的意思，然后说，“今天人到了淳安，怎么能再遥祭呢？”
“千岛湖出事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冬英静静地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多情的亲戚不仅为我们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
着老城的记忆，能看穿湖水，将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汽
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
湖看起来素朴纯净，像原始的自然，但是我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无
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和小朋友们攀
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牵着大人的手
去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繁荣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
下会有绵延千年的人文彩墨。不，我不只是一个游客。
水花喷溅，滴在手上觉得温凉，猴岛，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吗？不想。蛇岛，
很多蛇，想看看吗？不想。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扑突扑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主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
面，前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冬英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肯定：
“这里，”她指着那个岛，“就是这个不错！”
小岛还没一个房顶大，杂草丛生，近水处却是一片秃秃的黄土，参与了当年迁
坟的表妹拉着冬英的手，走近水边：“那个时候，是小表姐挑上来埋在这里的，原
来以为已经迁得够高了，没想到……”
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冬英看见的是两块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
触黄土的那条波线上，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我听见呼呼的风声，还有冬英模
糊的语音：“……我就知道……他说他冷嘛……”
湖浪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失去了它本来的颜
色，一炷香烧了起来，青色的烟抓不住，随风没入水色。
离开淳安，我们经由山路往建德，小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爬上一个陡坡，又
急急盘旋而下，车后辗起灰尘，路边的树木也蒙着一层灰白，但千岛湖的水光不断
地透过树影闪烁，或许累了，冬英一路上不太说话，我推推她：“喂，你看，水多
清啊！”
她望向车皮外，眼睛眯眯微笑起来．说，“是啊，新安江的水嘛！不是跟你说
过？”
高老太太
新的车站那么大，万头攒动，人山人海，她偏偏一眼就看上我，行李还没从计
程车里卸下来，她已经贴着我的身体，挽着我的手臂，像个极疼爱我的老人家，很
久不见了，不放我走。
她长得也像个慈祥的老太太，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髻，梳得光亮，一丝不乱，
身上穿着传统中国妇女的黑蓝色布衣布裤布鞋，显得朴素端庄，可是她的嘴，对着
我毫无准备的耳朵说：“给点儿吧！给点儿吧！”我不禁抬头仔细看看她——是得
抬头，因为她比我足足高出一个头来——老太太长得高头大马，健康硬朗，缠着我
的手臂孔武有力。
“您让我把行李卸下来。”我说。
她还好商量，手放了开去。
她目光炯炯地看我付完车费，手接着伸过来掐住我的手臂：“给点儿吧！给点
儿吧：”
我有点慌，行李还不知齐不齐全，火车站的入口在哪里，人怎么这么多，流过
来流过去像大浪汹涌，我两手提起行李，她挡在我脚前：“给点儿吧！给点儿吧！”
我往左挪，她往左，我往右挪，她往右，我往前跨一步。她步子比我的还大，又矗
立在我眼前：“给吧：给吧！”
我索性将行李搁下，说：“没有。让我过去吧！”她竟然绕着我打转，上下打
量。然后立定在我面前，气定神闲地说：“看您样子，不是没钱的人，是大款哩！
给吧！给吧！”
我听说过“大款”的意思，但是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件首饰，我向来不戴首饰，
而且和她差不多，我穿着素色的布衣布裙，要不是得赶火车，我还真会停下来问她
怎么分辨人，现在，夹在两件行李之间，在人潮的涌动中，我和她对望，不，我抬
头仰望着她，她的眼光让我吓了一跳。
我怎么狼狈脱走的已经弄不清楚，很可能是她看见了更好的对象因而放了我一
码。提着行李，不断地闪避人群，找应该会合的人，找正确的候车室，忙忙乱乱，
好不容易坐下来了，我才有时间回想高老太太，不，她不姓高，只是块头高大。回
想她的眼光，她说：“给吧”，那么直截了当，那么理直气壮，俯视着我的眼睛是
坦荡荡，大无畏的，俨然逮着了一个欠她债的小人。
而且她还用肩头轻轻撞了我一下，带点轻蔑地说：“怎么样，给吧！”
火车掠过江南水光涟滟的风景，我却想着高老太大：她怎么可以这么无赖？无
赖的男人、年轻人并不少见。但是抗着典雅发髻、朴素端庄的老太太也无赖？这怎
么说得过去？想着想着，我发觉自己微微生气起来，对堕落的高老太太。然后就知
道我其实没有特别生气的理由，台北的地下道里不是有个大家都认识的乞丐？他没
手没脚，就坐在湿冷的地上，这个人当然不是自己爬到那儿去的，是有人每天把他
拎到那儿搁下，晚上再收走，同时收走地上装铜钱的破碗。欧洲的吉普赛人在冰天
雪地里坐在薄薄的破报纸上，把年幼的孩子放在膝头，向路人伸出乞讨的手，那脸
颊冻得通红的孩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躺在那儿，总是睡着，你不能不怀疑那可
恶的作父母的是否给他吃了什么药。在印度，还有人拐了别人的孩子，砍了他的手
脚，瞎了他的眼睛，让他到街头乞食。
高老太大比这些人更无赖吗？当然不，她只是谋生的技巧不同罢了，别的乞丐
用残缺的肉体或孱弱的儿童试图激起人们的同情心，高老太太则采取了纠缠和无赖
的行为试图激起人们的厌恶感，人们或者因为动了恻隐之心而施舍，或者因为讨厌
得受不了，想得到解脱而给钱；就乞者而言，只是工作方法不同而已，谁也不比谁
高贵。真正的重点可能在于，看谁的方法挣的钱多！
我很快就原谅了高老太太——虽然她根本不需要我的或者任何人的原谅，可是
我并不完全释然；不，她大刺刺地拦着我，眼里的坦荡无畏清楚地表示她什么都不
怕，她的什么都不怕令我感到不安；对某些价值的敬畏，我想，毕竟是文明之所以
为文明不可或缺的基础吧！
我不站着等
我们踏进和平饭店的咖啡厅。客满。角落里倒是有张桌子只坐着一个客人，白
种人，我们走近，问他是否能让我们共坐；他点头，我们坐下。
侍者看见了，有点紧张地走过来问：“你们跟客人打过招呼吗？”
我愣了一下；他凭什么以为我们不懂这个基本礼貌呢？为了不冒犯他的西方客
人，他却以质问来冒犯我们？反过来说，如果原先坐着的是长着东方脸孔的我们，
而两个西方人前来与我们共坐，他是否也会紧张地质问他们：“你们打过招呼吗？”
我太多心了吧。在曾是帝国主义横行的上海，能住进典雅的和平饭店，能在太
平盛世和一个上海人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喝杯香醇的咖啡，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我摆
出主人的架势为陪我的朋友点饮料：“有鲜榨的柳橙汁吗？”我举头问侍
侍者好像没听见，只顾望着我的客人，我的客人于是用上海话说：“有鲜榨的
柳橙汁吗？”
“有的。”侍者回答。
“请您给我们两个大杯的。”我说。
侍者飘忽地瞄我一眼，把脸对着我的朋友，等着他说话。朋友说：“请给我们
两个大杯的。”
“好。”侍者转身走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的背影，有点儿张口结舌：“不是我多心吧？他……他根本
不跟我对话？”
朋友带点尴尬地点点头，是，他也看见了。
“因为我是个女人？还是因为我不说上海话？”
朋友想了一下。静静地说：“大概两者都有。”
※ ※ ※ ※ ※
“填！”
她把一叠表格甩在桌面。
“三个人都得填吗？”我问。是个挺年轻的女孩子，扎着马尾。我们进来的时
候，她正低头写着涂着什么，现在，她仍旧低着头，写着涂着什么。这是一个县级
的宾馆。
“三个人都得分开填吗？”我提高声音。
“对。”她低着头，写着涂着。
不，我太不能适应了；我实在没法适应谈话时对方不拿正眼瞧你。“小姐，”
我说，“您可以抬头看着我说话吗？”
她没动，我等着。时间‘分一秒过去，她显然等着我自己觉悟。她坐着，我站
着，想赶快有个房间躺下来的是我不是她，我一言不发地填了表格，三份。正在提
起行李，她却说话了，斩钉截铁地：“先付款！”
“付款？付什么款？”
她已经低下头去，继续涂写——她也许是个尚未被发掘的作家，谁知道。
“住房费？”我大吃一惊，“我们还没住呀！”
她终于用两眼直视我了，那样清澈美丽的眼睛竟然可以那样的不友善：“先交
费，后住房。”
哎，我真生气，觉得被她侮辱了，什么话嘛，把住房的客人都当无赖来接待吗？
看着她冷淡，什么都不在乎的眼神，我又感觉到自己的可笑，规定又不是这小姑娘
定的，侮辱你的还不知道是谁呢！你跟谁去生气？
我站在柜台前，很想提起行李忿忿地走出去。可是我弯下腰，慢慢地取出行李
中的钱包。
※ ※ ※ ※ ※
我们到浙江松阳乡下去探亲。然后匆匆赶到衢州火车站，想买卧铺票搭夜车到
衡山。不是我天真，不知大陆旅行艰难，而是因为松阳乡下前不搭村，后不搭店，
加上时间勿促，我没法事先安排车票。于是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在四十度的气温
里，下午两点，我带着两位将近八十岁的老人家，抱着行李，走进了衢州车站。
卖票的高高在上坐着，又是个年轻的女性。“请问有软卧吗？”隔着玻璃，我
担心她听不见。
她的手上并没有活做，可是不知怎么，她的眼睛就是不和我的接触，看着自己
的手吧，对我的问题，她懒得开口，只摇头。我有点儿高兴，至少她听见了。“那
么有硬卧吗？”我小心地问，还回头看看身后的老人家。
她摇头。。
“那么，”我紧张了，想着母亲的心班病，这是一趟十七八小时的路程，“那
么，有软座吗？”
她摇头，我的心一直往下沉，“那么，有硬座吗？”
她突然劈头大骂：“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以为你在哪里？！要买不买？”
我站在窗口，整整比她矮上一大截，仰头看着地。我不知道她还能说出什么话做出
什么事来，赶忙说，“买买买。”虽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买什么；她不是说什么都
没有吗？
她把几张票和找的零钱从润口丢出来，对，是丢的。收拢了东西，我急忙转身
去照顾那老的，好像还习惯性地和售票员说了声谢谢。
※ ※ ※ ※ ※
天气毒热，我看着满头大计的母亲，有点儿发愁，开始责备自己太孟浪，没为
老人多想。手里的车票拿出来看，才知道是站票。十几个小时在人肉堆里站到湖南？
只好上车再打算，也许有空的软卧，现在得先给老人找候车室休息，售票口对面就
是软座休息室，那不就是吗？一拉开门，震裂耳膜的音乐当头盖下来，一男一女拿
着安克风正在放声高歌，音响放大到极致；候车室竟然也是卡拉oK，让老人坐下，
我去找车站服务员。啊，那正在唱歌的竟然就是穿着制服的服务员。我凑近她，等
她暂时停下来，然后说：“你们可能小声一点吗？那位等车的老太大有点不舒服。”
服务员口齿伶俐地高声说：“这儿是茶室，怕吵就别进来。”
我看着她，多么熟悉的一刻，她的脸和那宾馆的服务生，火车站的售票小姐，
重叠在一起。怎么我所有的学问，所有的阅历，所有的人生哲学在此时此地都用不
上呢？我究竟有什么词汇能和她同一个频率地沟通呢？我听见自己说：“外边不是
挂着牌说这儿是软座休息室吗？”
“软座休息室现在是茶室，你要在这里坐，一个人五块钱。”她很干脆地说，
拿出票子。
我们三个人推着行李，在炸裂似的音响中，像在丛林里摸索，歪歪跌跌地找到
出去的门。
外面还是四十度。
※ ※ ※ ※ ※
上了车，从杭州开来的列车，竟然真有几张软卧还空着。我大大地松一口气。
补票得和列车长交涉，是个带广东口音的年轻人，我问他：“您贵姓？”
他低着头写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边的列车员倒以一种训话的口吻说：“什
么事说就是啦，问姓名干什么！”
他真是年轻得可以。眼睛还稚气得很，是什么使他这样说话呢？是他工作太辛
苦，工资太低？还是，他身上穿着的制服和他头上戴着的帽子告诉他：他有某种权
威，这种权威代表他的人格价值？
“问名字，好称呼。”我说。“基本礼貌，不是吗？”
他不说话了，没趣地走开。
当我从软卧取了文件回到餐车。发觉我原先坐着的位子上有个列车员坐着；他
也没事，只是坐在那儿无聊地看列车长开我的票子。我走过去，对他说：“对不起，
让一下。”
里头还有一张空椅，他可以挪过去。可是他不，他抬头看看我，显然有点惊讶
我竟然敢叫他挪个位子。他说：“你站着等。”
“不，我不站着等，”我静静地说，“您挪过去！”
他不动，似乎还没碰到过这种状况，一时有点应对不过来。好一会儿，他下了
决心，说：“你站着。”
我说：“不，请您挪过去，我不站着等。”
就这么僵持着，直到列车长站起来打圆场，推他一把说：“过去过去，又不是
没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会赢，因为在和他对话的时间里，我已经站着等了。
山间小路
海德堡古城临河，河对岸山坡上有条羊肠小径，蜿蜒数里，覆着野花或莓果，
看季节变化，小路无人不知，因为历代哲学家，歌德、亚斯培斯、黑格尔、韦伯、
海德格尔……都曾经在路上徘徊，从“哲学家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城的石墙红
瓦和渐行渐渺的河景。
我到长沙，什么都不想看，只想去看一条小路，也是一条山中小径；在那条小
径上，朱熹，张栻，王阳明，左宗棠，曾国藩……都曾经徘徊，从小径远眺，可以
望见古长沙郡的城池和波光涟滟的湘江。
那条小路在岳麓山里，蜿蜒穿梭于书斋亭台、老树池塘之间，覆着青苔或落叶。
小路没有名字，有名字的是它牵引环绕的范围，叫岳麓书院。
九月的一个下午，阳光穿过重重叶层，将老槐树的影子闪烁洒在地面，与书斋
稳重密实的投影形成动与静的辉映，小径上光影错落，明灭之间时光恍惚，仿佛望
得见前行者踽踽背影。也是九月，不到四十岁的朱熹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长沙，也是
别的都不看， 渡过湘江， 直奔书院小径，与张栻会面。他要和张栻面对面地讨论
“中庸”里关于中和的概念。两个人不仅私下切磋，而且公开讲学辩论。开讲时，
“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朱张两人渡湘江来回的地方就被老百姓唤为朱张
渡。
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
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着书立言的人…
…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
百年前的中国。
可是这文明又是怎么回事呢？朱张讲学时如何地意气风发，谁能想见朱熹日后
的命运，不同意他思想的人要求朝廷将他“枭首胡市”。朱熹虽然躲过了弃市的下
场，却难逃被贬为伪学逆党，郁悒以终，发丧时，生徒不许聚集。然而，受朱熹牵
连而被杖枷流放的蔡元定又哪里想象得到，再过三十年，宋理宗会读朱熹的“四书”
注解而爱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于是“逆党”变成太师，于是“伪学”又成
为官学。如果这是一个认识文明的社会，它又怎么会如此恣意横暴地玩弄文明于股
掌之间？
也许因为天气炎热，也许因为书院里没有附设歌厅茶座，游人零落。我竟然可
以安安静静地举头细看那屋瓦的颜色：不识魏晋的青草一簇一簇点缀在瓦的行列间，
赫曦台上有个六岁大的女孩拿着毛笔，蘸清水在地面练字。回廊肃静，听得见风吹
的声音。如果吊上一盏风铃，檐间一定叮零清脆。可是这屋瓦回廊，我知道，并不
都是这么平静的；作为文明的象征，书斋和人一样有时辉煌，有时覆灭，辉煌的时
候，皇帝题匾赠书；覆灭的方式就多了：改朝换代的兵火可以将它付之一炬，居安
思危的君主可以转念之间“毁天下书院”，或者，阴柔一点的，干脆将书院并入官
学，纳入体制，这千年书院，时而房舍巍峨，书声朗朗，时而断垣残壁，鬼影幢幢。
决定它生死的，似乎也全是那政治的霸权。
文明竟是那么脆弱的东西吗？沿着小径来到百泉轩，历代山长的住所。廊前有
一个小小的庭院，院里一口小小的泉水。不对吧，如果霸权决定一切，这百泉轩怎
么还能在千年之后让我看见？那泉里还冒着水呢！
细读书院史，就发现书院之所以建了又毁，毁了却总能再建，是因为和政治霸
权一直有一个不灭的抗争力量。譬如朱熹的教育理念：“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明辨之，笃行之。”今日读来犹令人震动，一个社会已经体认到“学”与“问”是
维系文明的根本，它一定是一个思想发达、海阔天空的社会吧，可是，与“慎思明
辨”抵制的力量或许更大。顺治的“卧碑”：“为学当尊敬先生……勿妄行辨难…
…军民一切利弊，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辨
与不辨之间，文明时进时退。
譬如书院在一一三一年毁于战火，湖南安抚使刘珙“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
振起”，重建岳麓书院。刘珙是个什么人呢？身为礼官。“秦桧欲迫谥其父，召礼
官会问，珙不至，桧怒．风言者逐之。”不论是对秦桧不从或者是在废墟中兴学，
刘珙对抗的都是政治霸权对文明的压迫，书院历史的构成，就是这两种势力不断的
彼此抗衡与妥协的消长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