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语言文化（说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别）成为意识形态的
斗争工具，是四十年来政策偏差的恶果。受过压迫的人不容易冷静、客观而公平地
对待从前的压迫者。但等这被压迫的人得回了他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之后，他就有可
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来。为方言文化抗争的人或许就能理解：谁也没有权利要
外省第二代去承担历史的责任。受过迫害的人或许就能同意：历史的组成，并不只
有单纯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阶级；没有人是纯粹的压迫者，也没有人
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
让权力的分配走上正轨，台湾会逐渐成熟，变成一个容忍异己、雍容大度的社
会吧！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
重回旷野
1
草原边上有几株野生苹果树，秋天的苹果熟透了滚落地上，在草丛里露出一点
红艳，也没人去捡。旷野里只有风吹着悠悠长草，衬着一片辽远的天空。
好些天没去，昨天再去的时候，蓦然发觉草原上这儿一落、那儿一落的花白乳
牛，闲闲地晃着尾巴吃草。草原的四周由一条细线围了起来，一条细得几乎看不见
的线，但是充了会让你麻手的电，使乳牛不致于越界。
我们立在细线的外头，访客说：“真美！好一片田园风光！”我却沉默着，怅
然若有所失。
这一片无用的空地是我们放风筝的地方；仰头眺望风筝的时候，你觉得脚下这
片青青草地和那天一样大得无边无际无碍，人就小得和那风筝一样，可以纵身入大
化。春天的蒲公英，看过吧？菊花般的豪华，当它变成素净的粉白绒球，让风吹散
之后，慵懒的夏天就来到这里。雪白的玛格丽特——你说是雏菊——卷起整个草原，
密密麻麻的玛格丽特疯狂地开着摇着传染着，采花的小孩没进花丛像被海浪掩覆。
冬天，走过雪铺的草原，即使看不见土拔鼠翻起的土堆，你一定也会注意到没有皱
纹的雪地上那花瓣似的足迹，若有若无的，野兔的足迹。
这本是一片无用的旷野，旷野上人类的幼族练习翻滚，四足的鼠类挖掘地穴，
长耳野兔狡狯地追逐。大眼睛的鹿从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旷野上不知为什么地仰
望星斗。
现在，我发现，这旷野原来属于某一个人，它竟是一块农地。一条几乎看不见
的细线将无用化为有用，这“有用”斩钉截铁地夺走了一份本来属于我的空间。
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作为一个廿世纪末、工业发展似乎定到尽头的人类，我
发现自己对“空”——物质环境的空间和心灵世界的空间——有着救命似的需求，
像一个即将溺死的人需求空气。
2
灯火华丽，夜晚的台北。我们的车子在红绿灯和红绿灯之间转来转去。
“到哪里去呢？”
在红绿灯和红绿灯之间转来转去；
到哪里去呢？大台北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两个好朋友安静地走一走、谈一谈——
说不定黑漆漆的路边还有草丛，草丛上还有明灭闪烁的萤火虫？
我们终于开到了阳明山，竹子湖一条村路上。台北的繁华灯火在远方，风吹着
暗影中的竹叶，发出原始的声音。我们都松了口气。
“周末的时候，”可是他说，“这儿人山人海。来不得。”
这不就是了吗？你说。台北生活品质差，原因只有一个：人口太多。你德国给
我来一个一样的人口密度试试看！
谁都不敢否认人口密度的巨大压力吧！当我走在桃园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上，我
的心情是沉郁的，这是一个把土地“用”到极点，“满”到极点的城市。骑楼里塞
满了东西：机车脚踏车、衣服摊水果摊鞋摊清粥小菜摊……果敢的人更干脆，几块
木板截断通道，骑楼面积就变成真正有用的自家厨房，行人就窜流到街上。
可是街上也寸步难移，机车脚踏车汽车早巳先一步溢到街上，不小心空出来的
几寸地又早被槟榔摊和数不清的什么摊占据，人，只好夹在钢铁和车轮之间辗转呻
吟，寻找踏脚的地方。
我安抚自己紧张得要爆炸的情绪，说：“这都只是人口密度的必然结果！”说
给自己听。
但是自己并不相信。
你看看密度不低于我们的东京、香港、新加坡，他们的生活空间却并不满到令
人窒息的地步。除了人口密度之外，恐怕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才能彻底地造成像桃
园这一类梦魇似的城市吧！
《天下》杂志曾经报导过一个潜海人的经验。当他从深海回到岸上时，海边居
民兴奋地围着他，所有的人都抢问一个问题：
“抓到什么？掠得啥米？”
他什么都不抓；他只是去看海。
不浪费，什么东西都得“有用”的观念，几千年如一日深埋在民族个性里。桃
园大街上的店主站在门槛上看着空空的骑楼，摇摇头：这块地空着多可惜，用掉吧！
于是以货品堆满，实践他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基本信仰。
公园，是个相当令人困扰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看不出什么用处的空间。于是
有人在里头挖出一个人工湖来；有人在角落里打出一个水泥亭子来，在柱子上漆些
劝人为善的句子；有人在小小坡上摆上一个伟人铜像，有人嘛，辟出一个什么球场。
再不然，干脆来个“石雕公园”，把一个又一个的石雕摆在公园里头，那么这块空
地也就算用上了，好歹没浪费掉！
惜才如惜金，这不是一种美德吗？
多么困难的问题。道德美或不美全是社会的制约。两千年的农业社会，相对于
物质膨胀的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匮乏”的世界；在“匮乏”的世界里，人追求
获取：河鱼要打捞，果树要摘取，农地要耕作，工地要建设，森林要开发，桥要搭、
路要铺、渠要通、沟要挖、山要凿、大海要淘取……从历史甬道中冒出来的现代人，
你和我，享受着人类累积的获取，天上有飞机，地上有车马，海上有行船，声光形
色之辉煌灿烂无所不能唾手而得，却蓦然发现在塞满物质的环境里已经找不到一点
退身的空间。
把骑楼占满、把公园“用掉”的人，只是在历史习惯制约下还没有醒悟到：在
一个“满”得令人窒息的时代里，“空”才是美德；当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信仰
已经不给这个世界留下一寸余地的时候，“无用”才是获取。
店主会相信我吗？
3
我有一个竹编的篮子，菜篮。
两万人口的乡换了乡长，绿党和社民党当了家。改朝换代嘛，自然要影响小老
百姓的生活。百年大计从垃圾政策开始。
不管从前怎么做，七月一日开始你给我这么来：一般垃圾，你可以决定家中需
要多大的垃圾桶，要每周来收还是隔周收；纸张类当然另有纸桶，大小自定，每月
收一次；塑胶类当然有塑胶桶，每月收一次；花园的枝枝叶叶，绿色垃圾，要向乡
公所购买麻袋麻绳，春夏秋各收数次，非用自然麻袋者不收；玻璃品……铁罐类…
…化学材料……电池类……谁家垃圾多，谁家多付钱。
我赶快找大件垃圾的处理方式；地下室里还搁着坏掉的电视机一台、坏掉的洗
衣机一台、破沙发两只、破雨伞四把、没盖的吸尘器一只、断了腿的衣柜一只、向
一边倾斜的冰箱一台、有裂痕的幼儿塑胶坐椅马桶一只……
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挂着一张垃圾年历，哪一天收哪一类垃圾，错过了就该你
吃不了兜着走。第一个让我头痛的，是纸张。
从前，在街角有个专收纸屑的大箱，街坊邻居的纸张都往那大箱里送。我的纸
类垃圾可能比别人多个五倍，可是，反正在一个大箱里打混战，谁也不知道谁的垃
圾多，我们都付一样的钱。现在，大箱给拿走了，各人有各人的纸捅——我怎么办？
先订个一百廿公升容量的桶子试试看吧！读过的报纸、邮箱里乱七八糟的广告、
随手揉掉的稿纸、包鲜花的薄纸、礼物拆开后的纸、过了期的不重要的杂志……大
桶装得满满的再也塞不下了，看看日历，天哪，距离收的日期还有两个星期！于是
废纸在车库的墙角一天一天堆叠起来。
两个月之后，我要求换两百四十公升的大桶，就每个月多付几块钱吧！读过的
报纸、邮箱里乱七八槽的广告、随手揉掉的稿纸、包鲜花的薄纸、礼物拆开后的纸
纸纸纸……大桶装得满满的，再也塞不下去了，距离收的日期，天哪，还有一个星
期！于是废纸在车库的墙角一天一天堆叠起来。
我开始终日惶惶，坐立不安。再大一号的纸捅，就是公司行号工厂用的大桶了，
我的车库摆不下那样一个庞然大物。买了一束盛放的百合花，当花店主人抽出一张
大纸要包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可克制地大声叫着：“不要不要不要纸……”
真正使我不寒而栗的，还是塑胶类垃圾。从前，厨房水槽下只有一个垃圾桶，
现在多了一个，只装塑胶，然后漫不经心的家庭主妇讶异地发现，装塑胶垃圾的那
只桶子永远是满的。她睁大眼睛追寻它的来路：乳酪装在塑胶杯里，香蕉套在塑胶
袋里，蜂蜜盛在塑胶瓶里，洗碗精、洗发精、牙膏、牙刷、锅碗瓢盆裁缝机、油米
茶盐酱醋小儿尿布，没有一样不包裹在某种形式的塑料中。将塑料从一般垃圾中抽
离之后，一般垃圾缩成一点点，塑胶垃圾却无止境地扩张、膨胀，像科学怪人培植
的一种无限蔓延的黏液，逐渐在地面上爬行。
你能体会我心中的恐惧吗？在超级市场中推车行过货品林立的走道，我眼睛所
注视的，不只是每天要泡的咖啡粉，还有包在咖啡粉外头必须处理掉的硬纸盒；站
在架子上的不只是甜腻好吃的巧克力牛奶，还有那装牛奶的圆滚滚很占面积的塑胶
瓶子。立在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市场中央，我眼中千千百百件好吃好用好看的食
品用品装饰品同时是垃圾垃圾垃圾垃圾……
你绝对没见过气色那么败坏的家庭主妇，孤独而失落地站在洗衣粉和马桶刷子
之间。
人总是要活下去的，而且快乐地活下去。在一个阳光很亮的早晨，我在自家邮
箱上黏上一张小纸条：“请勿投入广告！”在这个一板一眼、不大会转弯的国家里，
听说这样一张纸条就够了。
然后我上市场，手里挽着一个大肚竹篮。先在药房停一下，买一瓶咳嗽糖浆。
“要袋子装吗？”药剂师问。“当然不要。”然后踏进眼镜行，买两罐药水。小罐
装的， 表示待丢掉的塑胶罐太多， 那么就买大罐的。“要袋子装吗？”老板问。
“不要。”市场里，挤满了东挑西拣的女人。牛奶，有玻璃瓶装，有塑胶罐装，有
纸盒装，我把玻璃装的放进篮中；玻璃瓶可退，不必造成我的负担。慢慢儿走．包
装华丽庞大的不要，包装层次繁复的不买。红萝卜、大白菜、青葱、红椒、黄瓜、
芹菜，全可以光溜溜、赤裸裸地躺进竹篮……离开超市前，没忘记把所有的包装纸
盒和塑胶外壳当场剥下，丢进商店为客人准备的几口大桶中。
往回家的路上走。左手握着一把芹菜，右手挽着一个沉沉的大竹篮，三岁的飞
飞一旁跟着，一只手紧紧抓着母亲的裙角……太阳把我们的影子投在路面——妈妈、
孩子、竹编的菜篮和芹菜，这，这岂不回到了三十五年前台湾的乡下生活吗？
4
一扇窗。艳红的天竺葵从窗台瀑泻下来，不可收拾地一大片缤纷色彩。
楚戈端着相机，对准着这扇窗，左一张，右一张，边照边若有所思地说：
“住里边的人其实自己看不到，它是美给过路的人看的。”
席幕蓉在另一个夏天来到。看见另一扇窗，眼睛一亮，操起相机就照。什么话
都没说。
我总是几分得意地带朋友来这个乡走走看，这实在是个美丽的小乡。可是，我
其实并不那么得意的，因为——虽然住在这里——这毕竟不是我的故乡、家乡。古
街、老宅、窗、花，都是他们的。
我的家乡呢？
那扇美丽的窗子的主人，你说，是个艺术家，品味超出寻常。
可是我知道不是。主人是个木匠。这古街老巷里住的大多是工匠师傅之流，所
谓普通人。
那咱们家乡人在贫困艰苦中长大，还没有闲情去专注于环境住宅之美。你不服
气地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四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再宏观一点，两百年是怎么过来的？
连窗子都得来不易，如何奢谈窗台外的天竺葵？
可是，你不能不让我沉默地发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一个为了炊火可以
把长城的石头挖掉的民族，一个为了方便可以把连城的凤凰木连根拔起的民族，变
成一个在某些时候愿意为“美”作些妥协和牺牲的民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时机？
条件，照你的说法，我们其实已经有了。台湾的贫困艰苦早成过去，钱，在灯
红酒绿的街上流动着，却并不走向天竺葵。你想必也去过万华夜市那家台南担担面。
金碧辉煌的装演大刺刺地告诉你——用四种文字——你手中法国的金筷子多少美金
一双、眼前英国来的瓷器、德国来的酒杯、哪里哪里来的桌子待子桌巾桌灯要多少
多少钱，多得教你目瞪口呆。担担面提醒你我们共同的卑微的过去，金杯银匙（全
部来自那些出天竺葵的地方）鼓舞你为我们的现状骄傲、为我们的未来雀跃，然后
打个满足的饱嗝。
你真相信一旦摆脱了贫困艰苦，对美的漠视就自然会改变吗？恐怕没那么决。
这一年来，异乡这儿的街坊邻居明显地感觉到治安恶化的威胁，三天两头地听说左
边有边谁家谁家遭窃了。我们离家度假时，总预期着回来时家中可能巳被搬空；隔
壁老太太，更是惯常地在厨房台子上压张一百块钱，“这样，”她说，“小偷有点
收获，就可能不会因怒而破坏家具。”不安全感到这个程度，够强烈了吧？
为什么不装铁窗呢？你说。
对呀！我也正问着自己同样的问题：奇怪，怎么没有一个人想到去装铁窗呢？
为了同样的不安全感，台北人不都已经决定住在铁窗里头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铁窗是那样一个外观丑陋、内在意义丑陋的东西，这里的人
连那个念头都不会有。或许是来自他们的影响吧，我自己，宁可出外回来发现家中
面目全非，不愿意在房子上加上铁窗。我不能为了怕小偷而用丑来惩罚自己。
只是孰轻孰重的问题罢了。美，在你心中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5
在海德堡一家小店里发现一种从没见过的香油，茉莉花油。沾上一点点，漫天
漫地的茉莉花香扑鼻而来。我愣愣地立在那里，眼泪就涌了上来。莫名其妙的，不
过是一点花香罢了？
可是茉莉花，和家是联在一起的。小的时候，街头巷尾，哪家没有几株茉莉，
在墙角，在夜晚，静悄悄地呼着香气？少女恋爱的时候，难免爱走最黑的巷子，因
为巷子里甚至没有月光，只有和巷子一样绵长的蠢动的茉莉花香，带着致命的魅力，
把人牵引到梦里去。
从此我再也不去别家买香水，再也不买别的香水。
不一定非天竺葵不可；我们原来有茉莉花，只是由于钻营忙碌，把花给甩了。
6
谈什么住宅文化——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茉莉花的意义？
大眼睛的鹿从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旷野上不知为什么的仰望星斗。我们，从
黝黑的城市中冒出，也需要一个能够仰望星斗的地方，一点点脚的空间，心的空间。
遇见阿土的那一天
去年夏天，安安在幼稚园的草地上松手放走一个粉红色的气球，气球上系着一
张小纸片，写着两行歪歪斜斜的字：
“我叫安安，今年五岁半，住在德国克伦堡麦河街六号，收到气球请来信。”
十二月底，一个下雪的早上，胡须上沾着雪花的邮差送来一封信，给安安的信，
来自波兰。
邻居把波兰文译成德文：
“安安先生您好。今天我收到了您飘来的气球。我今年三十六岁，名叫可兰波
斯基。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十八岁、十六岁、十岁。波兰通货膨胀得厉害，这里什
么都贵，我们什么都买不起。我也失业了，今年冬天不知怎么过。我们住在华沙一
百公里外一个小村子里。收到信后请给我们一个回音。”
安安听完翻译，失望地说，“不是小孩！”兴致索然地走了。
邻居说，“怎么样？要给这什么斯基寄个包裹去吗？这信分明是写给大人看的！”
我摇摇头，觉得疲倦，“不了。于事无补。”
※ ※ ※ ※ ※
中午，雪变成了雨，挟着冷风，扑打在玻璃窗上，一片肃杀之气。
有人按铃。
门口站着个年轻人，德国人。衣裳穿得单薄，早湿透了。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淋
到眼睛里去。他打着哆嗦，嘴唇发紫地说：
“请——请问您——你要不不要订订一份杂志？”
我的天，是个推销员，该杀的。
“我不要， 对不起．” 我让他站在屋檐下面，雨水在他脚边淋成一个小潭，
“我家的杂志有二十来种，读不完的，但是我可以给您一杯免费的热咖啡……”
他在发抖，青紫色的手指在胸怀里摸索，取出一张单子，哆哆嗦嗦话都说不清
了：
“明镜、明星、画报……随便订哪一种，一种就就就好”
“我不要，我真的不要——”
我准备关门，年轻人突然哭了出来———或许那是雨水，不是泪水，他急迫地
用呜咽的声调说：“我已经走了一整个整个早上，只有两家订，我只要再一家，只
要您肯帮忙。我就有救了……”
头发里的水不断滴到他眼睛里，眼睛里又不断流出水来，简直可怜极了，他哽
咽着说：“我明天就要被房东赶出去了，缴不起房租，只要您您肯订订一份，我就
就——就可以回去交差……”
他停住了，就那么湿淋淋地望着我，像只从阴沟里出来的老鼠，腿站不稳，打
着哆嗦，嘴唇发紫。
我看着他，半晌，叹口气说：
“对不起！我实在没时间再多看一份杂志。”
对着他湿淋淋的脸，把门关上。转过身，背靠着门，觉得自己在生气，可是不
知道在对谁生气。
※ ※ ※ ※ ※
下午，竟然放了晴。从窗里望出去，一片湛蓝的天空，好像一点忧愁都没有。
出了门，才知道那蓝色的晴朗是个假相，因为雨雪初化，蓝天下的世界冷得刺
骨。
大街被打扮起来，红花绿叶配着黄澄澄的灯，像蜂蜜般柔腻甜美的圣诞歌曲在
街上荡漾。橱窗里站着红光满面笑呵呵的圣诞老人，毛茸茸的小兔小狗小熊小猪在
电的操作下很可爱地向人摇尾点头。所有的商品都变成了礼品，包装得精致漂亮。
我看到一只蓝色的马桶，马桶上系着一只巨大的金色的蝴蝶结。
我也是那珠光宝气的人群的一分子；我是出来买礼物的。
扎着金色蝴蝶结的马桶在玻璃窗里边，玻璃窗外边，墙角下，挨坐着一个女人，
怀里搂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母子拥抱，守着地上一只空罐子。
我看看马桶，看看这个女人，继续往前走。
没有几步，停下来．回头看看那个熟睡中的孩子。冷，冻得他两颊通红，鼓鼓
的。
我又踱了回来，站在女人前面。她裹着围巾，两眼盯着地上的罐子，里头有些
零钱。
我又拔腿走开。
又回来。那小孩张开了眼睛。
又走开。又回来。
我终于来到这个女人面前，蹲下来。
“这个孩子很冷，”我握着孩子肥短的手，“您从哪里来？”
女人有气无力地说：“南斯拉夫。克罗埃西亚。杜若尼克。”
杜若尼克，那个拜占庭时代的老城，被炸毁了一半的荒城。
“您丈夫呢？您没有家人吗？”我问，感觉背后不断流过的人潮。
女人淡淡瞄我一眼：“死了，都死了。”
“您来德国多久了？您住在哪里？”
“四个月了。住在一个营帐里。”
小孩瞪着清亮的大眼。
“这么冷，”我说，“您要不要到我家里去吃点东西？我用车再把你们送回来。”
女人摇摇头：“不能离开。您把饭带来这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来了个小男孩，背着个风琴，提着一盒披萨饼。他把身
上七七八八的东西搁在地上，然后对我说：
“她要留在这里赚钱，不能走开，可是，”小男孩笑着，露出两颗大大的兔宝
宝门牙，“我可以跟你去吃饭。”
※ ※ ※ ※ ※
我们在餐馆坐下。阿土点了香肠、薯条、百事可乐，每样两份，持会儿带出去
给女人吃。
“你几岁，阿土？”
“七岁！”阿土说，“你呢？”
“我八岁，”我说，“比你大。”
他满意地点点头，大眼睛一转，问：“你怎么有那么多钱？”
他指的是我刚刚付账时拿出来的百元大钞。
“我的钱也不多，”我解释着，“我有两个小孩要养，一个跟你差不多大。我
要很辛苦地工作才有钱——”
“你做什么？”他的嘴巴塞满了食物。
我想了一下，回答：“我每天到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做什么？”
“嗯——”说，“写字。”
“哦！”阿土显得惊讶，他笑着说，“我以为你是清洁妇，打扫办公室的。”
“我也是个清洁妇没错，”我帮他切香肠，“我还煮饭、洗衣、带小孩，我的
工作有好几份。”
“难怪你有钱。”他点点头。
“阿土，街上那个女人是谁？”
“是我妈妈的朋友，所以我妈要我照顾她。”
“你妈妈在哪里？”
“我妈？”阿土吧啦吧啦喝着可乐，“我妈死了！”
“怎么死的？打仗吗？”
“不知道。我爸走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清楚。”
“你爸哪去了？”
“不知道。他到很远的地方去——可不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打仗你知道嘛！
我爸不回来了。”
“那谁照顾你？”
“照顾？”阿土似乎觉得滑稽地笑起来，“我照顾爷爷，爷爷病了，躺床上不
动。奶奶做饭。”
“你们也住营帐里吗？”
“我们不住营帐，我们住公寓。”阿土的眼睛流转着观看四周，似乎对吃没兴
趣了，“那个女人就住我们隔壁。”
“公寓隔壁？”我问，“那个女人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哦——”他伸出指头开始数：“她、她丈夫、她侄儿——她侄儿也是个大人，
每天去上班，三个小孩，阿敏七岁，常跟我打架，他很坏，还有小桑妮，只有一岁，
还有姨婆……算不清了。我妈说她姨婆脑子有毛病——”
“你妈妈，”我说，“你不是说你妈死了？”
“对对对，”阿土敲敲自己脑袋，“我老说错，我是说我奶奶，我奶奶啦！”
“等下我拉琴的时候，”他眨着明亮的大眼，愉快地看着我，“你要给我多少
钱？”
我说我得想想看，然后注意到盘子里剩下大半的菜。
他耸耸肩：“刚刚街上有太太请我去吃披萨饼，我已经吃过了。吃不下了。”
※ ※ ※ ※ ※
在晚餐桌上，我把下午和阿土的邂逅说了出来。我知道我不该说的，因为，你
看，还没说完，丈夫就在那头哈哈大笑：
“哇塞！只有你这种傻瓜会去上吉普赛人的当。今天南斯拉夫打仗，她们就说
是南斯拉夫来的，明天阿塞拜疆开火，他们就变成阿塞拜疆人了。过几个月莫斯科
打起来，他们就全是俄罗斯人了。来来来，为咱们的慈善家干一杯！”
见证者
没事吧？跟你随便聊聊。
每个星期二，我从法兰克福搭火车到海德堡大学去教课。昨天，在火车上，看
到这么一件事，说给你听听。
我站在曼海的月台上，等着换车。这天人特别的多。一群外国旅客，总有十来
个吧，脚边围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显然是出远门的，愉快地说笑聊天。
火车进站了。这是班开往意大利的快车，一路上要经过许多阿尔卑斯山的湖泊
和隧道。
车子停下来，一大堆人堵在狭窄的车门口。没有行囊、只夹着一本书的我，第
一个上了车。到海德堡只有十分种的车程，所以我就在车厢与车厢的衔接走道里找
了个角落站着，居高临下，看着旅客艰难地把大皮箱和自己的身体从密集的人体中
挤上来。那门，真窄。
一个头发枯黄的中年女人挤到我身边来，不胜负荷地把皮箱“碰”一声落在我
脚边。
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自动门也不管用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幼儿，一手
拎着皮箱，胸前晃荡着挂在颈间的小皮包，正要走过来，被自动门给钳住了。她身
边还堵着一大堆人。
枯黄头发的女人伸手把门猛力拉开，嘴里嘟哝着：
“我的天，要把小孩给挤坏了！”
外国旅客正在前前后后地大声招呼，看是少了人、少了行李没有。黄头发女人
的丈夫终于也挤了上来，一个秃头、挺着大肚子的男人。他把一个更大的皮箱搁在
我脚边；现在，我的脚已经没有动弹的余地。
秃头男人瞄了自己女人一眼，很有权威地吆喝：
“把你皮包关上！”
女人赶忙低头看皮包，手臂夹紧了，喏喏地说：“是，是关上的。”
男人嫌恶地说：“这些人干嘛不回到南斯拉夫去！”
女人说：“是啊！挤死了！刚刚有个带小孩的女人，瞧，就是站对面的那个—
—”女人用眼睛示意，“就被自动门给夹住了，我把她放出来的！”
火车摇摇晃晃地走着，查票员已经来到走道，一个高拔的女声说：
“我的皮包——我的皮包被偷了……”
是那个年轻的女人，两三岁大的孩子紧紧依偎着母亲的腿。
“护照……车票……都没有了……”
挂在她胸前的皮包张着大嘴，露出一些纸张杂物。
头发枯黄的女人，就在我耳边，对她丈夫说：
“一定是她刚刚夹在门里的时候发生的，她身边贴着那群——”
男人回头瞄她一眼，问：
“你看见啦？是你帮她开门的？”
女人用力点头：“是啊，那个自动门刚好要关上，她刚好要经过，她一手牵着
小孩——”
“您有见证人吗？”查票员手里拿着剪票的夹子。
年轻的女人往四周张望。
“我们看见了！”秃头男人大声说，挺着胸膛，往前踏出一步。
“刚刚在曼海站上来一窝蜂塞比尔、克罗地亚人，乱成一团，”男人表情郑重
地述说，“这位女士被夹在这个自动门里，那群南斯拉夫人就围着她……”
嘿，你知道吧？塞比尔和克罗地亚人就是正在南斯拉夫打仗的家伙。克罗人要
独立，塞人不让，就火并起来了。房子被大炮轰掉的老百姓嘛，四处流亡。涌进德
国的有好几万。
火车已经慢了下来，海德堡到了。
车门自动敞开，在月台上，守候在这个门口的，是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大伙儿都下了车。查票员对警察说：
“这位女士声称皮包在火车上被窃……”
我知道我上课要迟到了，可是，你会原谅我爱看戏的个性。
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孩子，胸前的皮包还敞开着，好像一张张口要喊的大嘴。
南斯拉夫旅客三三两两地从别的车厢下来，往这里聚拢，边走边彼此探问：发生了
什么事？为什么要我们下车？
疑惑全写在脸上。
警察面对着秃头男人，取出纸笔：
“请留下名字和地址。”
“您看见窃盗的发生？”
“嗯！”男人很严肃地看着警察说，“是在那群南斯拉夫人里头，那个人大约
五十五岁，一百七十八公分高，深色头发，穿暗红色上衣。”
他很流利地一口气说到底。
我倒抽一口凉气。
对着陆续走来、正在七嘴八舌说话的南斯拉夫人，警察说：
“请您指认……”
男人的眼睛逡巡着。
……
然后抬手一指，指着一个走在大伙后边的人。
“他。”
男人低声对警察说。
他。在我看来，大约有六十五岁，一百八十五公分高，穿着整齐的黑呢大衣，
颈间裹着格子围巾。很英挺地走过来。
这个人，茫然地看着两个警察向他靠近。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显然是旅行团里唯一懂德语的人，愤愤地对警察说：
“那个人有什么证据？你们凭什么相信他的话？这是没有道理的……”
警察已经开始搜身。被搜的人仍旧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顺从地打开大
衣，抬高手臂，让警察伸手触模贴身的衣服。他甚至于不了解同伴在跟警察抗议些
什么，他听不懂。
另一个警察，弯着腰，打开一只皮箱，里里外外地摸索。皮箱关好，又把手伸
进一只百货公司的塑胶袋。
整辆列车等着。人们倚着窗子，伸出半个身子看热闹，不时彼此交换意见，比
手划脚地发表对世界局势和种族差异的评论。
秃头的男人似乎觉得任务已经完成，拎起皮箱，果决地对女人说：
“走！”
他踩着大步，女人窸窸窣窣地在后头跟着。
会说德语的南斯拉夫人对着夫妻的背影大叫：
“哈罗，不要走不要走，您欠我们一个解释呀！等警察搜完了您要给我们一个
交代——”
男人走得很快，一会儿就上了电梯，不见了。
两个警察，没搜到东西，一时之间似乎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交头接耳了一会，
决定请所有的人回到车上，继续他们的人生旅程。
“开车了！ 开车了！”列车长挥舞着手催促旅客。 南斯拉夫人三三两两地登
上车厢，只有一个，火车开动了之后还攀着车门，对月台上的警察大喊：
“这是不公平的……那个人怎么能没事一样……他要道歉……”
火车隆隆的车轮把他声音给淹没了。
搭电车已经来不及，我在火车站前跳上一辆计程车，赶到学术街去。还好，学
生还在。
秩序还好吗？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跪在花圃边拔草，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头发里杂着青草。
按铃的什么人听到了我的吆喝，折进了花木扶疏的小径。我用手遮着阳光，觑
觑来人，喝，是个穿浅绿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问，一面将手上的泥巴擦在蓝布裤上。
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你们来总不会有好事。”
他翻开手里一个卷宗，我望望篱笆，苹果枝才剪走，不致于伸到行人头上；人
行道上除了三两株长了白头的蒲公英，还算干净，早上取报纸时张望了一下，好像
连狗屎都没有；我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库里头———你来做什么？
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
人。
“这是您吗？”
还用说吗？
“您在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
主，车主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作笔录：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
咔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十三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速
十公里；您超了三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二十马克——。”
二十马克，就是大约港币一百块，台幅三百六十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
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教人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下的
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五十多岁的人有着持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
般咄咄逼人的公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