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
坐进冷气飕飕的计程车里。西门町青少年族类的音乐敲着猛烈的节拍。幼稚的
歌喉喊出来的仿佛是什么“年轻就是不要留白”之类的歌词，努力的重复又重复。
一首歌完了，播报员轻笑一声，用圆熟的国语说：“刚刚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
气息，对，年轻就是不要留白。青年朋友们，好好把握您美丽的青春吧。刚刚在南
京东路与敦化北路口的示威游行队伍已经解散。下面请继续听现在最流行的‘吻你
的头发”。
薄薄的女音嗲嗲地唱起来。
“什么游行，你知道吗？”我问司机。
司机摇摇头，“不知道，没兴趣。”
“为什么没兴趣？这一年政局的突变你觉得怎么样？”
司机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辆大公车前。漫不经心的说：“变不变，都一样。
国民党是这样，民进党作主以后也会同款。我只是国中毕业，没有什么知识，他们
在吵什么、争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只求平安，一家大小有饭吃、
有房子住，小孩能上学就好。谁作官其实都不要紧……”
之三
金华国中的礼堂。没有冷气。一千多人坐在位子上搧手里的扇子。有些人索性
坐在窗台上，一边擦汗，一边抖动湿透的白衬衫。
外省老兵有一个典型：白色的短袖衬衫，深色的西裤。衬衫是半透明的化学质
料，看得见里头贴身穿的汗衫背心；西裤，也是什么廉价“龙”的，穿久了，有一
点皱。脸上，刻着风霜岁月的皱纹，但绝不是一张庄稼人的脸。庄稼人的脸橡黄牛
犁过的黑土，虽有日晒风吹的超糙艰苦，却总透着一种单纯、实在的力感。老兵的
脸，肤色不那么深，皱纹不那么粗，但是透着一股郁闷，与眉宇间无依、认命的苦
感，像和面一样，揉出一张脸来。
台上的演讲人正在用刻意压扁成金属似的声音慷慨激昂的说：“你看看中正纪
念堂有多么壮观！老总统伟大，可是他再伟大也没有你们老兵流血流汗来得伟大—
—”
台下一阵热哄哄的掌声。老兵不断的拿手帕擦脸上的汗，有时候也分不清是在
擦汗还是在拭泪。
“国大代表做了什么事？”政治人物继续喊着，“他们躺在床上打葡萄糖针，
一个月薪水八万，你们为国民党作牛作马，牺牲奉献，国民党给了你什么？授田证
究竟值几毛钱？”
身边的老兵侧头看看我，伸出大拇指说：“这个人讲得好！讲得好！”
实在热得透不过气来，我钻出人群，站到走廊上。
“这么年轻的小姐怎么会来这里？”一个搧着扇子的老兵开口说话，一口四川
音。
“我有兴趣呀！”我笑着说。
“小姐你别笑！”老兵似乎觉得我的笑太轻薄了，正色的说，“你们太年轻了，
不知道。我们是少年兵，在军队里吃尽了苦。退伍的时候，给我两百块钱要我‘自
谋生活’。我领到两百块，有的人还要倒贴，因为丢了军毯皮带什么。两百块啊！
小姐，你知不知道，人家国民党的官养条狗，那条狗一天也不只吃两百块哦！”
“你现在做什么职业？”
“开计程车呀！我已经六十五岁了，你总不能要我到了七十岁还在台北开车吧？”
“我们要去游行——”站在角落吃便当的老兵突然大声对着我说，挥舞着手里
的筷子：“就走到总统家门口去——”
“总统家在哪里？”
“在大直呀！我们带便当去，吃喝拉撤都在他家门口……”离开会场，拦下一
辆车，司机又是一张老兵的脸谱。
“老乡，你怎么没去参加自谋生活老兵抗议大会呢？”
湖南腔很重的司机，背显得很驼，很瘦。带着谴责的口气说：
“小姐为什么去听那个？国家对我们有恩德，政府照顾我们，给我什么，我接
受。不给我什么，我认命。抗议做什么？这些人都是被民进党利用啦！小姐不可以
相信他们的话。”
之四
路上碰见记者，扛着照相机，喘着气，惊魂未定的样子。
“不得了！《台湾日报》被砸了！一群人冲进去，三四层楼，一层一层的砸，
文件、电话、桌椅，一片混乱……我差点挨揍……”
“究竟为什么？”
“《台湾日报》属于军方。前几天刊出一篇文章，说龙山寺老人协会的老人，
被民进党用一人一千块收买了去参加街头抗议。这些老人气不过，就去找《台湾日
报》理论，但一发不可收拾……你等着看晚间新闻吧！”
晚间新闻。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一大伙人，边吃西瓜边看电视。荧
光幕上现出《台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
极富权威感与客观性的职业声音解说“暴民”如何如何固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
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情。暴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法无天，
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
“对呀？对呀！”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
到我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电视记者继续说：“……这些暴徒，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
记于一九八七年八月
视大奖·必藐之
——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
每年的十月前后，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颁给中国作家？
即使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也常常挂在中国作家的眼前。有人
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文学；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根
本就还不够资格得这个世界大奖。大陆的诗人北岛就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还得十
年、二十年之后才可能成熟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地步。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闪着金光的大苹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负责评选文学奖的，是十八位瑞典学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汉学家，马
悦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参加在上海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由北京的中
国作协主办。会议期间，马悦然成为中国作家的焦点：冲动的人向他抗议中国作家
受到忽视，深沉的人对他下特别的“功夫”，为将来铺路。马氏去年在台湾受《联
合报》访问时，记者所提的重心问题也就是那么一个：中国作家哪年哪月可以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
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好像整个大中国的文艺界都在热切地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
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奖，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 ※ ※ ※ ※
先让我们看看它产生的过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荐信必须交抵瑞典学院；
大学文学系主任、各国笔会、历任诺贝尔奖得主等等，都有推荐资格。十八位评审
中的五人小组立即开始初选，从通常的一百五十个到两百个的候选作家之中挑选五
位到十位的作家进入决审。十八位评审——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师，其他是
文学教授或评论家——从五月开始作“功课”，九月开始讨论与辩论，十月的某一
个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们最后的决定。
“为什么是十八位？九票对九票，怎么办？”
“本来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语中，‘十七’的发音不但难听，而且跟诅咒的话
音似，所以决定要十八位。我们从来没碰过九对九的情况，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
签决定。”
抽签？那岂不表示一个诺贝尔奖有百分之五十是运气。语言，是最难克服的问
题。一个以西藏文或某种非洲偏僻方言创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机会让西方读者注意
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译成英德法等所谓“主要”语言，这些作家，不管如何优秀，
都不太有得奖的可能。相反的，一个以英文创作的作家，只要他写得好，不费什么
力气就可以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十八位评审当然也了解语言的重要。除了母语瑞
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种文字，其次，有的人懂东欧语言，有的人通西班牙、
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这样的分布仍旧不能解决语言的障碍。
“我们能够倚赖的，只有翻译。在已有译本的情况下，译本的好与坏影响很大。
在上海开会时我曾经说过：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的中国作品简直是谋杀中国文学，
坏得令人反胃。在没有译本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倚赖专家，往往得由瑞典学院特别
聘人翻译。这就费时费力。我们需要两三年的研读时间。通常，一个得奖的作家都
是在两三年前就受到推荐的。不过倚赖专家，也不可靠。譬如讨论一位中国作家，
你或许必须读夏志清的评论，但是夏志清的评论又有许多偏颇，他往往以西方文学
的标准来论断中国文学。于是你必须参看另一个人的评论，而另一个人又有另一个
人的偏颇……”
翻译，究竟能不能够代表原作？这是个问题，尤其在诗的领域里。弃原作而就
翻译，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在这个妥协的基础上。更进
一步，即使语言隔阂不成问题，文学品味又必然构成另一个难题。每一个民族都有
它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一个习惯于欧美文学表现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
度、波斯、或中国那样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他学会了“接受”之后，又能以什么
样的标准来衡量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优劣”？
“我不赞成用西方的一套价值观去论断中国文学。譬如说，以现代西方小说的
尺度来量中国章回小说，有人会说后者太松散、不成结构，所以是缺点。事实上，
章回的表现技巧是中国文学里的一个传统；你必须接受这个传统。我翻译《水浒传》
时，就特别突出它口传叙述的手法。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色，不能看作缺点。”
接受一个异国的文体或许还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真正的困难还在于价值观的
应用。譬如许多当代的大陆小说，用西方现代小说的角度来看，简直伤感滥情得不
忍卒读。谈妇女问题的小说，譬如谌容的几本，与西方发展了多年的女性小说比较
之下，就显得极其粗糙幼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说：滥情，是那个社会现阶段的
特色，必须接受、认可，或者说：避免滥倩幼稚是一个绝对的、放诸四海皆准的文
学尺度，中国文学也不例外？对异国文学的包容，与对艺术原则的坚持，两者之间
势必要有一条线，但是谁划得出这条线来？
对异国文学的“包容”，有时候，会变味成为我所称“观光客文学”评论，就
是说，西方人对自己领域内的文学，坚持以艺术原则去批评，对中国文学，却舍艺
术而追求异国情调、中国味道。
“滥情在当代中国作品中是很普遍。戴厚英的《人啊人》里对爱情的描述，就
很幼稚，她最重要的主题是人道主义，但从头到尾不曾解释人道主义是个什么东西。
还好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写。有个叫李锐的，他对性的描述很冷、很客观，高行健的
小说也好得不得了。他的东西，当然背景、人物，都是中国的，但是没有一点所谓
‘中国味道’，外国人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你所说西方人观光文学的观值观，确实
存在。譬如刘宾雁和张辛欣的作品，那是报导——新闻记者的报导，很有趣，值得
读，但不是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候也会给错了人，譬如当年给赛珍珠，动机大
概就是追求中国的异国情调。事实上她只有那本《大地》写得不错，其他都是垃圾。”
“你对台湾文学注意吗？”
“跟大陆作品比起来，台湾作品的语言显得文雅、老式。两边作家对性的描写，
都还很害羞，半遮半掩的——瑞典有很优秀的色情文学。我满欣赏向阳和余光中的
诗，至于你的文章中所提关于台湾作家受忽视的情况，我觉得台湾政府应该可以做
点什么。台湾不是很有钱吗？成立专职机构把台湾的文学作品翻译出来，向世界介
绍嘛！但是绝对要翻译得好，不能像北京外文出版社一样。”
“在你的心目中，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什么东西？”
“它就是十八个瑞典人给的一个文学奖，仅此而已。它不是一个世界文学奖！”
※ ※ ※ ※ ※
在与马教授两个多小时愉快而频有启发性的谈话之中，自始至终我没有问那一
个问题：中国作家什么时候会得诺贝尔奖？
因为中国人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根本不重要。
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
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实质意义的“世界文
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八个学有素养的瑞典人，在他
们的有限能力之内，所能决定的一个文学奖。世界上大部分的优秀作家没有得这个
奖——或因为僧多粥少，或因为这十八个人视野不及。而得到这个奖的作家之中，
有些会受到长久历史的肯定，许多，也受到历史的淘汰。把这个奖当作一个世界文
学奖，而对它的评审委员作种种求全的要求，对这十八个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对这
个奖的严重误解。
但是，中国人欲得诺贝尔文学奖超乎寻常的急切当然也透露出一个讯息：中国
人特别需要西方的肯定来肯定自己。这一点，大概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不得不承
认的。我们的作家，必须跃过了汉学家的龙门，才能身价百倍。这种情况的荒谬可
以在比较之下暴露出来，试问，中国也有许多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美学家”！美
国有什么作家会寄望藉由中国的“美学家”来肯定他自己的价值？有什么德国作家
在乎台湾哪个德文教授对他的评价？
汉学家中有良有莠，有像马悦然那样以平常心寻找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学的人，
也有一些程度很低、盲目胡言的人，也有一些以私利出发、专门挑选文学易销品的
人。这也不稀奇，任何艺术行业中都有良莠之分。但是当代中国作家，如果缺少基
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汉学家当作评鉴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中国民族文学努力
的大目标、大远景，这样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呢？这样的民族又是什么样的民族
呢？
今年，在恭喜布洛斯基得奖之余，我想，两岸的中国作家应该有更重要的问题
要去面对。
桃色之外
穿着雪白制服的年老侍者在车厢里巡回，一排一排地询问：“还要咖啡吗？”
这是一节餐车，火车从米兰出发，开往苏黎世，不断地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山洞。
一个看起来历经沧桑的妇人，操着意大利音浓厚的英语，和对座一对美国老夫
妇聊天。话题从米兰的时装、纽约的珠宝、巴黎的咖啡店，转到美国的政治。德州
来的老先生刚刚说完他们在罗马的豪华旅馆有些什么缺点，现在正在说：“卡特对
他老婆不忠实。总统是要为人楷模的，他不配当总统。”他顿了一下，带点骄傲地
说：“对我们美国人而言，婚姻贞洁是极重要的。”
“你们到底是选总统还是选教皇？”妇人很不客气地说，“我实在搞不懂你们
美国人！卡特跟谁睡觉和他能不能处理内政、外交，究竟有什么关系？你们要‘乖
孩子’来当总统，卡特不是个乖孩子？他可是个蠢得不得了的总统。”
※ ※ ※ ※ ※
卡特事件使我再度注意到美国人价值观的混乱与矛盾。促使卡特下台的中心因
素是性，而性，在高喊了几十年性革命的美国，仍旧有点肮脏下流的味道，必须与
“干净”、“正常”的日常生活严密地隔开。所以在一般的杂志画报，或电视荧幕
上，绝对看不到裸像，连小孩的光屁股裸露也属禁忌（这一点，和台湾倒是相像）。
当邮局要出一套以圣母玛丽亚为画面的邮票时，许多美国人极力地反对，原因是玛
丽亚哺乳的乳房露了出来，有伤风化。到海边游泳，在沙滩换泳装是违法的，就是
用大毛巾遮着身体，躲躲闪闪地换也不可以。
“光明”的表面所禁止的，却在阴暗的角落繁殖。录影带与小电影里的性极尽
想象的可能，性杂志把女人、男人的肉体都反复利用尽了之后，扩及小孩的肉体、
残障人、变性人、侏儒的肉体……一般的海滩上连换衣服都有害善良风俗，却冒出
特殊的海滩，譬如纽约的火岛，同性恋的男人就在太阳照晒的沙滩上赤裸裸地性交。
相形之下，西欧人对性的态度就比较自然，至少，他们不把人的裸体看作罪恶。
一般的家庭杂志中随时可看见全裸的年轻母亲和光着身子的幼儿洗澡戏水的画面。
海滩上、游泳池畔，到处是裸着上身晒太阳的男男女女。洗三温暖的人不分男女，
面对面一丝不挂，也没有人觉得伤害了什么风俗。西欧人对美国人有多种的成见，
认为美国人对性的态度上像个“伪君子”是最常听见的批评，却有它的道理在。
卡特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性行为而失势的，他受到美国人的唾弃，是因为他对
妻子不忠，有了“婚外”性行为。历届的美国总统大多有婚外“情”暂且不提，美
国人对婚姻的看法相当自我矛盾。一方面，在清教徒的道德驱使之下，他们强调礼
教对个人的约束——“汝不可与人通奸”，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熏陶又鼓励一个
人打破格局、摆脱束缚，尽一切力量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一般的现代美国人都
认为离婚要比痛苦地厮守好，等于在表示，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比道德规范来得重要。
然而卡特又为什么受到千夫所指呢？谁知道他与妻子的感情如何？谁知道他与
第三者的感情是否真情？或许他正迈往离婚的路上，或许他正在设法解决感情的困
境。既然任何人都有与妻子失和的可能，既然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功权利，既然离
婚也可能是个美德，怎么卡特就不属于这个“任何人”，没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
《华盛顿邮报》记者指着卡特的鼻子逼问：
“你是否曾与人通奸？”
记者代表了美国人摆脱不掉的清教徒的心态：道德窠臼至上。
和火车中的意大利妇女一样，许多人在问：为什么美国人把卡特的私事与他的
竞选公事扯在一起？
事实上，美国人对总统一向是公私不分的。一个男人被选上了总统，照理说，
他的妻子可能是个白痴也可能是个天才，但人民选举的不是她，她的政治权力和街
上任何一个欧巴桑的政治权力一样，不多一分。但是美国总统不一样，他入了宫，
家里的鸡和狗都升天成了仙。妻子马上担当大任，罗斯福时代的艾莲诺像个垂廉问
政的太后，南茜里根也大权在握，决定白宫官员的去留。
让妻子问政掌权，固然是总统本人公私不分，美国老百姓其实也相当鼓励这种
作法。他们把随着男人进宫的妻子封为“第一夫人”，无形中宣扬“以夫为贵”的
观念。许多美国小女孩的梦想，除了要做“美国小姐”以外，就是要作“第一夫人”，
却不说自己要当总统（毕竟美国还是没有女总统）。如果作“美国小姐”是以色取
胜，作“第一夫人”又是以什么取胜呢？
把一个女人封为“第一夫人”而爱之宠之骄纵之，其实是对那个女人的侮辱。
她原来可以是一个律师，或教授，或记者，甚至于一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她可以凭
她一己的努力而被称为一个出色的律师、教授、记者、母亲。但是美国的社会漠视
她本身的条件，径自称她为“第一夫人”，不管是第一或尾巴，“夫人”就是“夫
人”，某某人的妻子。她的价值，因此完全附着于另一个人身上。既然她附着于总
统身上，她当然也就含糊笼统地变成国事的一部分，成为“嫁”出来的总统。
美国人把候选人的家庭私生活扯进公事来，大概也是因为心里明白，除了自己
“选”过来的总统之外，也得考虑那个“嫁”过来的裙带总统吧！
※ ※ ※ ※ ※
记者躲在暗巷中侦察别人卧房的私生活，“下流”大概是最好的辞汇。卡特出
事之后，有美国议员受到震撼，出来公开宣布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他估计“自首”
之后，就不会受记者的暗算了。美国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如此屈服于媒体的操纵？自
然是因为他的政治生命倚赖媒体的塑造，可以促成他也可以颠覆他。这就是功利思
想了。 不为功利计算， 政治人物就应该有保护自己人格的勇气。当一个记者问：
“你是否与人通奸？你做爱时采取什么姿势？”有格的政治人物可以回答：“滚你
娘个蛋！ Go To Hell！”
美国的记者以“人民有知的权利”为盾牌，有时候使出宵小的手段揭人隐私，
固然是不道德的，新闻记者若是畏惧权势，明知黑暗而不去揭发，又何尝是道德呢？
与美国记者背道而驰的，大概是中国的记者。在中国大陆，有哪个记者敢去追踪、
揭发一个当权派高官的“隐私”呢？即使在已经大为开放的台湾，如果听说有什么
中央要员、政治新星，是个关起门来把老婆吊起来毒打的男人，有没有记者敢问他：
“你是不是个虐待妻子的人？”本来男女关系只是男欢女爱，各取所需，但虐待妻
子却是违背人权、违反法律的事。新闻记者不敢去挖掘，或许比美国记者的挖掘过
分更不道德。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
六十七岁的老麦在克里夫兰住了四十年。从汽车厂退休下来，他就只管在院子
里种花，偶尔带着一条老狗上街走走。孩子们都长大了，各自独立，只有老伴在家
里烤烤蛋糕、烧烧菜。提到老麦夫妇，邻居会说：“啊，那对和气的老人！”
有一天，老麦突然被逮捕了。以色列专门追猎纳粹的政府部门说老麦在二次大
战中是煤气房的管理工人，要求美国政府引渡到以色列当战犯审判。美国照办，所
以老麦就不见了，离开了他住了四十年的家。
不但以色列有专门搜索纳粹的机构，美国也有。只要是四十年前和纳粹有过关
系的，不论是遁逃南美的丛林或改名换姓匿居欧亚，天涯海角都会被搜出来，关进
监狱中，面临审判。这种“冤有头、债有主”找纳粹讨还血债的行为，不只是以色
列犹太人的国家大事，也是欧美各国，尤其是巨无霸的美国，所热切资助的。华德
翰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提出严重抗议与警告，指控他是一名纳粹，引起国际注
目。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个毕生为犹太人作见证的作家。这种种迹象都
显示以色列国家虽小，犹太人的“血债”却近乎“匹夫有责”，人人都得热切关怀。
犹太人在西方舞台上声音特别大，当然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犹太人财大势
大；尤其在美国，不论是新闻、政治或经济，都有举足轻重的控制分量。原因之二：
犹太人是弱者；没有其他民族（至少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受过那么多的苦难。原因
之三：西方人有罪恶感；多少犹太人的苦难是西方人所造成的。
以色列出动的每一次逮捕，西方的报纸都要发出胜利的欢呼；又一个纳粹头子
在南美被捕！以色列的发言人讲话像“正义之声”。同时刊出这万恶不赦的罪人的
照片：啊，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皮肤皱得像干橘皮，竟是个年近八十的老
人，眼睛里一片衰老的茫然。虽说四十年过去了，他们怎能逃得了岁月的审判呢？
指挥大军作战的将军落网了。幕后作计划的参谋落网了。俯案写文书、贴布告
的秘书落网了。还有，当年才廿出头的煤气房管理工人——老麦，也落网了。老麦
爱焙蛋糕的老伴紧紧拥抱着老麦的照片，面对新闻记者，哭着说：“他没罪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以文明、成熟自诩的西方列强，很笃定地帮助以色列万
里寻仇，连“始作俑者”的德国也闷声不响，表示默默地赞同。猎捕四十年前的纳
粹似乎是文明国之间的国际公法，不容置疑。作为一个与犹太人毫无瓜葛、不怀歉
疚的中国人冷眼旁观，却觉得这个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与我所了解的人性
有很大的冲突。
我所怀疑的，不仅在于惩罚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在一般的法律
中，三十年前所犯的错误是不必追究的。三十年的流水光阴中，年幼的长成，年长
的凋谢，大概也绰绰足够使受伤的痊愈、作恶的忏悔。三十年，大概也足够使埋藏
罪孽的泥土，抽长出新生的希望。可是犹太宗教着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四
十年的旧恨一如昨日的新仇。这笔血海深仇，哪管八十岁或者九十岁，只要一口游
丝气还在，就是惩罚的对象。这是一本人生字典，里面独缺“宽恕”的辞汇。
我想问的，倒不在于为什么在同一时候遭受极大残害的中国人，不曾像犹太人
一样成为捕猎战犯的债主？没有听说过美国或是法国帮助中国人，在东亚的丛林中
搜索当年的日本将军、日本参谋、日本秘书。更没听说过美国将一个已经入籍美国
四十年的公民引渡到中国受审，因为他曾经在南京大屠杀的日军营中担任厨师，或
者守仓库的管理员。我想问的，倒也不在于这奇怪的双重标准，不在于人们对这双
重标准的视而不见。
最令我不安的，毋宁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人，究竟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到哪一个程度？
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
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
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为凶手。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
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
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
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场转达给
民众。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使他分
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
言人为欺骗者。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
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
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可是，也有人认为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作不作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既
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担负后果。刽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
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为凶手之一，因为他默许冤死的存在；而默许，就是促成。
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
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
里根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宫发言人对世界宣布。谎言
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Bernard Kalb面对满室新闻记者，当场辞职。“当
工作与良知相抵触时，”六十四岁的Kalb说，“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选择了良知的发言人，显然拒绝作一枚随着机器运转的螺丝钉。相当能代表十
九世纪美国浪漫思想的梭罗，对渺小的个人有着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国与
墨西哥打仗，当一个美国士兵把刺刀戳进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时候，他很可以说：对
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贪图你的土地，挑起战事，造成你的枉死，
但杀你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人对一场
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缴税，表示拒绝作一枚被动的螺丝钉。
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
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
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
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当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作个不负责任的
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因为
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
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
自己的良知。
犹太人天罗地网，万里寻仇的狂热行为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实践；第二，就是犹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须完全为自己的行为
负责。实际策划消灭犹太人的将领固然要血债血还，只是执行命令的军官也难逃其
咎；受雇于纳粹的秘书、技工、管理员，更是帮凶。二十来岁的老麦，没受过太多
教育，作为一个管理员，他每天的杂务之一，或许就是打开煤气开关，一板一眼把
上司交待下来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奉公守法、克尽职守的工人。可是，他
打开煤气的那个小工作，达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惨死的老弱妇孺；换句话说，老麦是
个奉公守法的刽子手。犹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觉，不曾
作一个拒绝奉命的小子。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
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
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
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
跳船。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
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
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
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
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
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
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
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
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
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
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
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
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
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
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
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
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
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
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麦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发觉犹太人其实把觉醒与反抗这
种高度的道德期许，当作审判人之有罪或无罪的基本条件。有谁经得起这样的审判
呢？譬如说，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
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
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
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
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
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干净吧？
今天，如果发生了核子大战，五十年后，万一有人要追究责任，那么今日受雇
于核厂的守卫该不该判刑呢？现在正在读核子研究所，即将成为工程师的学生该不
该判刑呢？在国防部处理文书的打字小姐该不该受审呢？负责修护核厂的工人该不
该受审呢？明明知道核战的危机却不曾参加过反核运动的我，该不该被逮捕呢？如
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没有无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年近七
十岁的老麦要面对审判？
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不应该只是犹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对中国人的
残虐不能够只是中国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赖彼此的正义感来绵延生命。
我们教导下一代，也期勉这一代，要时时觉醒暴力的存在，诉诸良知；但是在人普
遍的做到这一步之前（或许他永远做不到），惩罚做不到的少数人，这是不公正的
报仇行为。经历过二次大战那样悲惨的教训，人所学到的不该只是报仇而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