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个德国大学教师：“德国人对猎捕纳粹的事没有讨论吗？没有意见吗？”
他沉吟了一下，说：“老一代的，心里觉得罪孽深重，在犹太人面前抬不起头
来，所以沉默。年轻一代的，渐渐开始想反抗这种沉默的罪恶感，他们觉得那个时
候还没出生，为什么我要觉得有罪？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公开的讨论，再过几年大
概会有一种新的检讨跟反应吧？：“
怀着罪恶感与羞耻心的德国人，把他们犯罪的痕迹像博物馆一样保存起来。在
有名的集中营“大壕”（Dachau）里，铁丝网、煤气房、监牢，狰狞地立着，一如
恐怖的往昔。德军用赤裸裸的犹太人作实验品的照片，一张张为人的兽性作见证，
德国人是希望不要忘记自己的丑陋而重蹈覆撤。对血淋淋的历史，西方人的口号是：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犹太人不只没有遗忘，似乎也无心原谅。
中国人呢？
思想栏杆
耶鲁大学换了校长。新校长在就职演说中对政府提出警告：执政者不能够把自
己看作民众的思想保姆，认为民众是婴儿，需要思想的喂哺、灌输。校园中思想的
自由独立尤其不可以侵犯……
在一个自诩为民主自由堡垒的国度里，它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还有必要说这样的
话？
在耶鲁校长演讲的同时，一个叫玛格丽特·兰道的女作家正在与美国政府打官
司。原来是美国籍的兰道放弃美国国籍，变成墨西哥公民。美国政府要将她驱逐出
境。检察官的起诉书指控兰道“说谎”：兰道的文章说卡斯楚是个“英明”的领袖，
说南美的共党是“英雄”……这些言论与美国总统对局势的解释相反。总统的说法
是“事实”，与“事实”相反的言论就是混淆视听的谎言……
显然美国的言论自由也是围了栏杆的自由。栏杆所圈的范围或许比许多国家大
一点，但是思想的栏杆还是存在，保护圈里的婴儿，怕他爬出来。耶鲁校长显然不
怎么喜欢这些栏杆。
以法令来控制言论还算是有形的栅栏；看得见，所以有人为它打官司，有大学
校长加以批判。 无形的栅栏却在静悄悄中进行潜移默化的任务。看看USA TODAY的
一段新闻报导：
“全球犹太组织将奥地利总统华德翰与纳粹杀害犹太人有关的新证据
交给大法官米斯，并且附言：‘公诸世界——美国不欢迎纳粹！’
犹太组织所搜得的文件中，有些是纳粹传单，上面有华德翰的签名：
传单一例：把犹太人干了，过来吧！
华德翰的发言人说，这些指控没有根据，因为华德翰当年地位不足以
签署文件。……
即使法务部把华德翰列入纳粹名单而不许他入境，他仍旧可以利用他
的外交身分进入美国。
华德翰承认他曾经是纳粹情报人员，但否认与战时暴行有关连。
犹太人却已搜集许多文件显示华德翰与几千个希腊及南斯拉夫犹太人
的被杀有关。”
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华德翰是否当年真的与纳粹暴行有关，只有天知道。几个
月前当他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嚣声指控，说他不够资格当总统，却使奥国老百
姓恶心之余，反而支持华德翰。这一篇应该是不偏不倚的新闻报导，却隐藏着强烈
的偏倚。一开头，就出现了“证据”这个字眼；指控的一方说是证据，就算证据了
吗？记者显然完全采用了控方的论点。一个没有偏差的用字应该是“资料”，不是
“证据”。
这篇报导的重点，也有些特意的安排。华德翰的反驳只有极小的一段，犹太人
的指控却以比较渲染刺激的文字来表现；“把犹太人干了！”是很抢眼的句子。
最后，文章中也不自觉地流露了美国人的“上国”心态；即使对方贵为奥地利
一国之首，进入美国仍旧是一种恩赐。基本上，文章的结论是：我们想剥夺他来美
国的权利，作为惩罚；可是这家伙有办法，还是钻得进来。
一个渺小的个人的文字，一旦成为铅印，就罩上了一层“权威”的外衣，以新
闻为媒体，就更加上了“客观”的金冠。几百万人读这篇报导，几百万人中有多少
人会注意意识形态的诱导而有所警惕？
你见过养猪的人如何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同一个出口吗？只要用栏杆围出一条
长长的窄路，连到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的思想栏
杆，也是如此。
丑陋的美国人
在昨晚的奥地利电视上，瘦削的华德翰总统感情激动地说：“我的良心是清白
的；美国的决定使我觉得不可理解，也很难过。”
令华德翰“难过”的，是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正式将他列入“黑名单”，不许他
以个人身分进入美国领土；这份“黑名单”上总共大约有四万个名字，包括罪犯、
共产党、传染病患等等。一九七九年以前，有些从前的纳粹隐名埋姓地在美国定居
下来，成为公民。一九七九年，在犹太势力强大的纽约有议员提议将过去的纳粹也
列入黑名单的范围。提议通过之后，不少已经在美国住了三四十年的公民被搜捕出
来，解送以色列当战犯审判。
两年前，犹太组织开始搜集华德翰的资料，指控他是当年谋杀犹太人的帮凶，
要求美国政府将他列入黑名单。美国司法部终于在这两天正式宣布华德翰有“罪嫌”，
不准进入美国。消息公布之后，美国新闻界，包括《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
发出一片赞美的声音，宣称美国再度向世界证明了它是个道德的巨人。
西方人四十年来对纳粹的围捕牵涉到人对“罪与罚”的道德观，其中的难题与
矛盾我在《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一文中触及。华德翰事件所暴露无疑的，是美
国朝野那分“我来审判你”的狂妄自大，与“大鱼吃小鱼”的丑陋现实。
首先看看小国奥地利的屈辱。美国人说华德翰有“嫌疑”，曾经荣任联合国秘
书长的华德翰，身为一国总统，忙不迭地就赶快搜集自己的各种资料寄往美国，努
力地向美国人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美国人是法官，他是嫌疑犯，而结果呢？美国
人说，华德翰所呈交的资料不足以证明他无罪，因此判他“有罪”，昭告于全世界，
而这位奥国总统至今唯一的回击，是激动地说：我是清白的，我很难过，我不了解
是怎么回事！
如果指控华德翰的不是美国，而是和奥地利一样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国尼泊尔呢？
大概谁也不会理睬。美国知道自己权大势大，一点都不心虚地扮演着判官的角色，
而被审判的又恰巧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什么分量的奥国。如果不是华德翰，而换
了撒切尔夫人或西德的科尔总理，美国敢那么跋扈吗？
华德翰究竟有没有罪当然是整个问题的核心，可是自命为法官的美国自始自终
不曾斩钉截铁地说他有罪。司法部长米斯强调：“我们并未说他有罪，只是说他有
‘嫌疑’。”“罪”与“嫌疑”之间差距何止千里？更奇怪的是，司法部决定将华
德翰列入黑名单，理由是华德翰所提反证不足以表示他的清白。在美国一般的法令
中，判决一个人有罪的先决条件是指控者提出被告犯罪的确实证据，而不是相反的
要求被告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也就是说，在司法部能提出斩钉截铁的罪状之
前，华德翰必须以清白视之。这个一贯的尊重人权的原则在这个案件中却受到令人
难解的漠视。
美国报纸社论一片称颂之声，赞美美国的高度道德精神。《华盛顿邮报》说：
“有人指称华德翰事件只不过再度显示美国犹太政治势力之庞大，对华德翰的指控
其实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希望外人对美国的了解不仅于此。美国的道德立场经常有
人说是毫无理由的，譬如智利、韩国、苏联等等，在华德翰事件中，里根政府其实
发扬光大了美国最美好的传统精神。”（转载于《国际先锋论坛报》，四月二十九
日）
社论作者的意思可以用一句话翻译：“我们美国人的道德标准之高是许多国家
无法了解的。”以智利、韩国、苏联为例来表示美国道德的高超，作者所流露的自
满自恋情绪令人惊异，对里根的赞美更不是时候；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要问：那么
美国对伊朗的军售与对尼加拉瓜的干涉又算哪门子道德立场呢？
自认道德上高人一等的自满与自大，付诸行动就是所谓的“替天行道”了。里
根之所以会把偷鸡摸狗弄来的钱拿去送给反政府的尼加拉瓜游击队，也无非是这种
垄断道德的自满感在引导。 尼加拉瓜政府倾左， 所以是“坏人”；美国的责任在
“捍卫世界民主和平”，所以要打击“坏人”，所以要用军火去支持游击队颠覆尼
国政府。这是一个“高超”的“道德立场”，他在“替天行道”，因为是替“天”
行道，所以里根执意漠视国会通过不准援尼的法令，也漠视尼国游击队用美国的枪
屠杀妇女及婴儿的酷行。他赞美尼国游击队“道德高超，和美国的立国先贤一样”。
道德，好像是美国人独家拥有的私产。当其他国家起纷争时，占有道德的美国就觉
得自己有仲裁的权利，为他人决定谁有道德、谁没有道德，里根显然认为美国人比
尼国人更清楚尼加拉瓜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与华德翰事件的同时，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小人物在美国受捕，警察七手八脚地
把嘶喊、挣扎的利那斯架上飞机，送往苏联去接受死刑。利那斯在美国住了几十年，
苏联的法庭认为在二次大战他曾是集中营的军官，判了他死刑，美国因此剥夺了利
那斯的居美权利，递解出境。
事件本身并不稀奇，七九以来，美国司法部已经处置了许多有纳粹记录的人。
值得注意的又是新闻界的反应。反对解送利那斯的人说，苏联的法律不比美国的法
律，后者尊重人权。把利那斯送到苏联去“正法”等于肯定苏联的法律。赞同递解
利那斯的人说，哈，美国再度表现了它的道德感，又除掉了一名纳粹！《纽约时报》
的社论强调美国是“解救全世界，使之幸免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递解利那斯是
美国道德勇气的象征。
仔细分析一下，反对者的理由，是美国法律站在道德、人权的一边，苏联法律
则相反。赞成者的理由，是美国人站在正义、卫道的一边，拯救全世界。不论反对
或赞成，归根究底，都同样一个意识：美国是道德的天平、正义的化身。
美国人一向把自己看作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英雄；矛盾的是，如果他那种自以为
独霸真理、垄断道德的骄满发展过度，美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法西斯罢了。
德国，在历史的网中
4月中旬， 以色列总统何索到西德访问。自以色列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何
索站在广大的墓园中，眼前是青草如茵。42年前，他站在同样的地方，面对着尸身
未干的犹太同胞，横七竖八地扔在土坑里。42年后，立在德国总统Weizsacker的身
旁，他沉重地对着墓碑说：
“以以色列之名，我再度发誓：我们绝对不会遗忘你们。”
虽然何索一直称西德为以色列的“密友”，两国的经济关系也相当密切，犹太
人没有丝毫让 “死者已矣” 的意思， 更别提对德国人的原谅。 里根总统到西德
Bitburg墓园去献花， 受到犹太人激烈地抨击，因为在同一个墓园里葬着几个德国
纳粹士兵。二次大战间血腥腥的罪行，对犹太人而言，不是一个会让时间淹灭的历
史，而是传家之宝，戒慎恐惧的，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深深刻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
灵上。
四十几年来，德国人又怎么面对自己血腥的过去呢？“我的父亲是纳粹党党员，”
艾瑞卡回忆着，“但是他从来不谈那段历史。在餐桌上，话题一碰到被屠杀的犹太
人，他就走开，或者完全沉默。”
艾瑞卡今年50岁，家乡在莱比锡，却在瑞士住了廿年，是苏黎世市立图书馆的
工作人员。
“因为他逃避这个题目，所以到他死我都不知道究竟他觉得自己有没有罪；犹
太人整体被屠杀的故事他当时是否知道？我也不清楚。”
“我想我父亲是知道的！”开书店的乌拉说，“虽然他也向来不说过去。”
乌拉是个相当典型的德国“绿人”；反核、反战、反污染；支持女权运动、消
费者运动、东西德的沟通。“避免战争发生只有一个办法，”她强调着，“就是我
们先把武器放下，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当兵的话，这世界根本不会有战争。”
有一天，就在她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乌拉的父亲突然激动地问她：“你知道
拒绝当兵的结果吗？”
惊愕的乌拉听着父亲谈起过去：“那些不愿意接受命令的就被拖到树林里去枪
毙了，你懂吗？你敢违抗规定吗？”
“那是在父亲去世之前不久。他显得很难过，我大概刺痛了他本来保护得好好
的心；可是，我也因此得知，父亲显然并不是无辜的，他显然当时就知道纳粹在屠
害犹太人，只是他没有勇气反抗……”
今年55岁的斯杜克是西德Springer通讯社的资深记者。40年代，他是个骄傲的
“小纳粹”，穿着制服，踏着正步高唱爱国歌曲，满脑子“救德国”的理想。只是
个10岁的孩子，与童伴玩的游戏却是军事部署，如何打败敌国。德国投降，伙伴们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捡来的枪枝弹药偷偷埋在树林里，伤心地发誓，“将来
要重建祖国！”
“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象，我们过了好几年才开始了解。”斯杜克抽着烟，
看着烟圈慢慢地扩散，深思着说：
“我认为德国人罪孽很深，不可原谅。”“可是40年过去了，你要一个民族背
负罪孽背到哪一年呢？难道德国人要永远活在罪恶感里，一代又一代？”反问的是
汤玛斯，30来岁的经济学博士。他与斯杜克对德国的历史承担有完全相左的看法，
充分地表现出代沟来。战后才出生的汤玛斯问一个许多年轻人开始问的问题：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
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世无双的。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
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都是一样的血腥——”
“不对，不对！”斯杜克用谴责的眼光瞪着年轻的汤玛斯，火辣辣地说：“你
所举的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没有计划的杀人与迫害。跟纳粹不能比，希特勒
那种有理论基础、计划严密、讲究效率地消灭整个种族的作法，绝对是史无前例的，
比任何别的例子都要残酷……”
斯杜克猛摇头，重重地说：“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斯杜克与汤玛斯所争执的正是80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德国往哪
里去？罪恶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国人不是个逃避现实的民族。从12年的纳粹恶梦中醒过来之后，知识分子无
时不在进行对历史的搜寻、检讨、批判。身历浩劫的人（不只是犹太人，德国老百
姓本身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与乌拉的父亲，固然对恶梦避之
不谈，知识分子却以刮骨疗伤的态度面对丑恶的历史。几十年来，西德的报纸与杂
志随时随地都有关于纳粹的文章：希特勒的起落，迫害的远因、近因、方法、后果，
犹太牺牲者的个案，德国的民族性，道德问题等等。政府的努力也不落后：阿登纳
Adenauer总统给犹太人发补偿金；布朗德在华沙的犹太纪念碑前谦卑地下跪；从前
的集中营变成博物馆，把德国的罪行赤裸裸的公诸于世。
把自己的丑处暴露出来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极大的诚意与勇气。战后日
本对中国人的态度， 相形之下就显得虚弱， 而台湾政府对中国近代史的遮遮掩掩
（譬如对二二八事件的躲闪），都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面对自己的表现。
经过40年不断的反省自责，80年代的德国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去年一整年中，
西德最受尊重的先进派刊物DieZeit（周报） 刊载了广受瞩目的德国历史学者之间
的争论。主题就是：在希特勒帝国已经消失了45年之后，德国是否仍旧应该继续活
在那12年纳粹的阴影中？ 柏林的Nolte教授认为德国人没有必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史
无前例的大怪兽，俄国人的古拉格与纳粹的集中营是一样的暴行。西德具领袖地位
的历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立刻提出严厉的反驳，指责诺特为德国人洗罪，意图
重建德国人的团结心与爱国心；这两种“心”是像希特勒那样的集权者鼓吹的口号，
“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国对这两种“心”非常的戒慎恐惧。
两篇文章引起一场笔仗。 赞成Nolte的，强调德国在纳粹之前已有绵长的历史
与成就， 不必被那短暂的12年的包袱压死。赞成 Habermas的，认为把包袱挪开，
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这场辩论并不只是象牙塔中一群秃了头的学者之间的脑力游戏，因为他们所争
辩的题目正是每一个德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与当前政治也有着紧密的关联。
Habermas等人认为把纳粹罪行与斯大林的俄国等量齐观来减轻德国人的罪恶感，从
而重建德国人的国家观念，等于把历史送给科尔这样的执政者去巩固他的权力。
科尔一再地强调他是西德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总理——因此他与纳粹
的过去，和年轻的汤玛斯一样，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固然也不时提醒德国人要记
取教训，但他显然希望从阴影中走出来。相对于当年布朗德对犹太人的亡魂下跪，
今日的科尔在德国阵亡的士兵墓前献花。
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摧毁倒地的德国现在又成为众人瞩目的主角之一。在民族
自信心缓缓疗伤复元的过程之中，德国人对自己的处境与未来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
尤其夹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之间，它似乎试图找出一条自主的、属于德国的路来。
要找出这样一条路来，德国人必须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科尔对
历史的“新”态度或许可以给许多“新生代”的德国人一个“新”的自我认识，这，
就成为他的政治资本。
哈贝马斯等历史学家发出警告的目的也在于此：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
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泰国来的？
来欧洲之前，就听说了欧洲人如何看重服装仪容的整洁规矩；颜色要求协调，
布料讲究品质。对美国人的随便、邋遢，欧洲人是嗤之以鼻的。
我早就打定了主意：以前怎么穿，现在还是怎么穿，运动鞋又轻又软又舒服，
可以使我健步如飞。牛仔裤又粗又耐脏，可以使我坐立自如。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
孩，牛仔裤上有点番茄汁、水彩、墨水、泥土，还有孩子的鼻涕。
孩子蹲在沙堆里玩，我就坐在草地上看书。一旁的瑞士人问我：
“您是泰国人吗？”’
我看他一眼，那么天真和善的蓝眼睛！可是我知道他为什么猜我是泰国人。翻
开报纸的小广告，到处都是亚洲女郎的小照片：“美丽温柔泰国女子，与你作伴，
永不变心……”每星期都有满座的七四七班机，载着欧洲的男人直达曼谷，成千上
万的亚洲女人等着送上自己的肉体，换取金钱。许多女人随着寻欢的机会来到了德
国与瑞士。
“您是泰国人吗？”不管走到哪儿，碰到的都是这句话，和蔼的态度、礼貌的
声调，所掩藏的是他对我的评价：或许又是一个卖春的亚洲女人，不过身边跟着一
个孩子，大概从良了。
“不是，我是台湾来的中国人。”
“哦，”他思索一下，寻找对台湾女人的印象，“那您是个护士吗？”
我的地位升了几级。七十年代，有许多台湾与韩国的护士来德、瑞工作，继而
定居。
“不，我在大学里教书。”
“哦！”他怀疑地应了一声，低头看看我糊着番茄汁、水彩、墨水、鼻涕，带
一点香蕉味的牛仔裤。
我站起来，走到沙堆去和孩子玩。
不，我没有必要对这个长着蓝眼睛的人解释：我不是一个从良的妓女，在这个
现实的社会里，我是所谓的“博士”、“教授”、“作家”，一般人以为很了不起
的头衔。我也没办法开导他；喂，木头，亚洲也有不卖春的年轻女子。开导了他一
个，还有千千百百个其他蓝眼睛、天真和善的人要问一样的问题。我哪有那个工夫。
许多人会说，这是欧洲人的种族歧视，我应该生气的。
我不认为这是种族歧视。一个对亚洲毫无认识的瑞士人，当他所遇见的一百个
亚洲人都是泰国人时，他猜测那第一百零一个也是个“泰国人”，只是很简单的推
论。当他所遇见、听见的一百个亚洲妇女中，有六十个是妓女，那么他猜测第一百
零一个也是妓女，不见得表示他有歧视，只是“以此类推”罢了。
“以此类推”的假设，不只限于自觉优越的欧洲人。中国人也一样。对于台湾
人而言，任何西方人都是“美国人”——欧洲人可不愿意被看作美国人，加拿大人
更不情愿。在中国商家的眼中，西方人也是有钱人，价钱要推高一点。兼家教赚取
生活费的穷学生就苦不堪言。中国人也常说西人缺乏贞节观念，见一个爱一个，始
乱终弃。所以中国的父母不愿意子女与外人结婚，尽管对方也许是个比许多中国人
还要保守的犹太人或是天主教徒。中国人也常鄙视西方人没有家庭伦常，却不知道
家庭对一个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一个口快的中国人很可能问一个陌生的西方人：“你是美国人？很有钱？
离过很多次婚？父母在养老院？看来你还得付房租？”而事实上，他可能是瑞士深
山里养牛的农夫，过着勤俭的生活，与父母妻子同住一张屋顶下，认为离婚、堕胎
都是违逆人伦的大罪。
把我当作泰国来的妓女或台湾来的护士，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以偏概全。以
偏慨全是人的通性。现在到香港及台湾帮佣的菲律宾妇女相当多；一位菲律宾女教
授走在街上都有中国人问：“你是不是在找工作？我们需要一个佣人……”
※ ※ ※ ※ ※
“好可爱！”老妇人停下脚来，微笑地看着孩子用胖胖的小手堆沙。孩子转过
脸来，给她一个微笑，露出稀稀疏疏的细小牙齿。
“来，给你买玩具：”她打开皮包，掏出五法郎的大铜板，放在小手里。
我赶忙笑说：“不要不要，会把孩子宠坏了。”
老妇人的样子非常典型；染成金黄色的头发，枯燥得像烧过的草原，虽然梳得
整齐。浮肿苍白的脸表示她有病，粗糙的大手表示她工作吃力。她很可能又是一个
死了丈夫，没有儿女的孤单老妇，依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我是否也在以偏概全呢？）
五块法郎并不是太小的数目。
可是她很坚持。让孩子收下之后，她很满足地蹒跚离去。
接二连三地有陌生的瑞士人把钱给我“好可爱”的小孩；我突然领悟了过来：
这一回，我不是泰国的妓女，不是台湾的护士，恐怕是越南的难民了。
越南赤化之后，瑞士收容了近九千名的中南半岛难民——大部分是中国人。然
而八○年以来，锡兰的难民开始涌入，使瑞士人兴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排外、憎
外的情绪渐渐传播开来。政府开始立法阻挡难民的渗入，主张“人道精神第一”的
声音渐渐变小。但是显然这是个令瑞士人非常为难的道德问题，瑞士的传播媒体上
每天都有关于难民的报导与讨论。
老妇人显然是动了慈悲心肠，给我们这对“难民”母子几块钱，买点难得的玩
具给孩子玩。
对以后的老妇人，我该怎么做呢？拒绝她的赠予，对她说：“老太大，谢谢您
的好意，不过，我们不是难民；您以偏概全了。”这样说，我大概表现了我的尊严，
同时给她“机会教育”上了一课。但是，我是不是伤害了一个人性中很高贵的品质
——同情心？尤其在排外情绪逐渐滋长的国度里，而瑞士又真有那么多难民，他们
不正需要老妇人那样的同情者来支持他们吗？会不会因为我的拒绝，这些难民失去
了一个支持者？
我还可以以另外一个理由拒绝她，对她说：“你之所以给孩子钱，表现你的同
情心，只不过使你觉得站在给予的地位，自己因此高人一等。同情心只不过是优越
感的掩饰罢了，你用五块钱来买优越感的满足！”
这样说，也许显出我对人性的透视，但是破坏更大；如果对于一个最简单的同
情的动作，都赋以最卑鄙、最低下的动机，人类的道德架构就整个垮了。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轻轻松松地让“可爱”的孩子接下钱，轻轻松松地对老妇
人说：“别让他下次碰到你；他会要十块”呢？这么说，老妇人快快乐乐地走了。
她下回碰到真正的难民，还会笑眯眯地又掏出几块钱来给小宝宝；全民投票的时候，
她或许会投帮助难民的票。四千多个锡兰的难民之所以尚未被瑞士政府强押出境，
就是因为许多妇女的反对。
可是，收了她的钱，岂不加深了她对亚洲人“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她岂不
更加认定了亚洲人都是需要同情、需要帮助的“弱者”？我如何给她“机会教育”，
改变她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呢？
※ ※ ※ ※ ※
一个聪明的办法是换掉我邋遢的牛仔裤，穿昂贵优雅的衣裙，举止庄重，表情
严肃，使任何人一望就有敬畏的感觉，就不会有人问“泰国来的”？或者施舍钱了。
但是我有个一岁半的小伙伴，他的番茄汁、水彩、墨水、香蕉皮、泥，以及一
手的鼻涕，都需要有个地方去。我不能不穿这条牛仔裤，也不能不盘腿坐在沙堆里。
瑞士人
市 长
一上车，就看见他在大声地和司机说话。
大概有六十多岁了吧？他一头银发，梳得光洁照人。眼睛陷在松皱的皮肤里，
老是淌着水，像生病的狗。他很瘦弱，一脚跛着，走路一蹬一蹬的。上下车时，总
是大声地与人问好，还要守在车门，指挥别人的上下，吆喝一两声。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瑞士人惯于安静，又何况这是个阴沉寒冷的冬晨，每个
人都带点微愠的表情缩在大衣的领子里。只有他，比手划脚、兴高采烈地在讲述一
件事情，有时候，笑得呛了，得捧着肚子、前仰后合地笑着。
下了车，他站在路边，进行阅兵。川流不息的人群从他身边流过，妇女买菜的
篮子碰着他的大衣，他很庄重而优雅地行举手礼，热情地致意：
“孩子们，晨安！”
他说他是苏黎世的市长。
银行小职员
火车站里有个小小的银行，我去把马克换成瑞士法郎。
坐在柜台里的中年男人正在数钱，手敏捷地翻转着钞票，嘴迅速地念着数目，
用瑞语念，和德语稍微有点出入。
把钱交给瑞士顾客，下面一个红头发的女人拿着一叠西班牙钞票，以西班牙语
要求换钱。职员微笑着取过钱，用西班牙语和顾客交谈、数钱、欢迎她再来。
下一个顾客讲意大利语，拿了一叠里拉。职员像唱歌一样，嘀哩哒啦说着流利
的意语，用意语数着钞票，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轮到我了，他顿了一会，等着我先开腔，以便决定他该用那一种语言应对。我
说了德语，他如释重负地，用标准德语开始数钞票。
转身离去时，听见他正愉快地以英语问候下一名顾客“早安”……
外籍劳工
在票亭边，突然有人碰我的手肘。是个一看就知道是个工人的男子，在寒天里
只穿着单薄的夹克，显得人更畏缩。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口音很浊。
我下意识地退开一步，戒备地望着他憔悴的瘦脸；是个外籍劳工，他想向我要
什么？
他伸着粗大的手掌， 掌心中有几个钱币。 渐渐的，我听懂了他破碎的德语：
“钱，买票，怎么丢？”
我拾起他掌心中的钱币，分门别类的丢进机器里，车票“卡”一声蹦了出来。
他鞠了个躬，很谦和地道谢，离去。
我想着自己早先对他的猜疑与戒心，心里很不舒服。
汉学家
胜雅里是瑞士少数几个懂汉学的专家之一。他是个法律博士，也是德国大学的
中文博士。我想向他请教一些有关瑞士文学与语言的问题。一年前打电话给他，问
他几时有空，可以碰个面，电话那头传来他慢条斯理的声音：
“碰面很好。等我学期结束之后，我就有时间了。应该在三月吧！”
打电话的时候是十月，距离三月还有半年！这瑞士人是怎么回事？
最喜欢取笑瑞士人的一个朋友为了释谜，告诉我一个瑞士人的故事：
有一对住在山里的瑞士夫妇生了个儿子，健康活泼，就是沉默寡言，到了四足
岁还不曾说过一个字。
父母等呀等的，开始有点焦急了。有一天早上，作妈妈的给儿子倒了杯牛奶，
儿子呷了一口，撇了嘴说：“这奶酸了。”
妈妈大吃一惊，手里的盘子摔破在地上。她奔过去抱着儿子，满面喜悦的泪水，
说：
“孩子，你原来会说话呀！为什么这些年来竞不说话呢？”
儿子大不以为然地回答：“到今早为止，牛奶都还可以嘛！”
朋友说：“这个故事的教训是：瑞士人是极迟钝的，要以绝对耐心对待。”
过了半年，胜雅里和我约定在“迟迟咖啡屋”会面。
这个小小的咖啡屋大概总共只有五张桌子，前门观后门。特别选这个小地方，
为的是方便胜雅里认出我来；自然应该由他来认出我，既然我是突出的少数民族。
我准十点到达，坐下，左边坐着两个女人，右边坐着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各
人喝着各人的咖啡。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十五分钟眼看要过去了，隔座
的男人突然礼貌地说：“请问您是不是——”
啊！我当然就是！在东方人极少极少的苏黎世城里，在约好的时间十点整，在
约好的地方“迟迟咖啡屋”，会同时有两个东方女子踏进门来吗？那是何等微小的
概率。您居然等了十五分钟才相认？
我们肩并肩地静坐了十五分钟！
愉快地谈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说：
“几时您应该到我们家来吃个晚饭——”
话没说完我就后悔了，果不其然，瑞士先生慢条斯理地打开记事本子，慢慢地
说：
“让我瞧瞧——对，明年七月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吃晚饭……”
七月，那个时候，地球是否还运转着、太阳是否仍旧由东边升起，我都不能确
定呢！
我由衷地羡慕起笃定的瑞士人来。
人道难为
4月5日，瑞士全民投票表决政府是否应设法阻挡太多的难民涌入瑞士。
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投赞成票，反对者却大声指责瑞士违背了立国的人道精
神。
1956年， 匈牙利爆发革命，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逃亡国外；瑞士收留了16000
人。1968年，捷克发生动乱，瑞士接纳了114000名逃难的捷克人。1975年，越南沦
陷，上万难民——大多是中国人，漂流海上。美国只收年轻力壮、具生产力的难民，
瑞士却特别容纳孤寡残障，欢迎近9000名难民到瑞士定居。
1986年，来自非洲乍得的穆兀瑞在瑞士要求政治庇护，被政府拒绝，他的瑞士
邻居，共10个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改变主意。
以红十字组织驰名世界的瑞士，一般以自己的人道主义为荣。多年来不断地接
纳难民，比较贫困的邻国百姓又不断地渗透进来打工赚钱，今天的瑞士已经有百分
之—卜五的人口是外国人，也就是说，在六百万瑞士人中，每六人就有一个外国人。
在苏黎世坐一趟电车，随时可以听见各国的语言。
瑞士是个极小的国家，又极度缺乏自然资源，整个国家的财富主要依赖观光、
精密工业，以及银行业，换句话说，大多是脑力的经营。眼看着外国人越来越多，
瑞士人心里的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深。这种想保护自己的不安全感与传统中的人道主
义形成一个两难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在执法中表现出来。1980年以来，有五千名来
自锡兰的Tamil申请庇护。 六年以来，政府只处理了将近2500个案子，而真正获得
政治庇护的，不到100人。
去年夏天，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难民法案，给予政府权力在必要时阻止任何难
民进入瑞士国境，同时把考核难民身份的职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这个法案立即引起
社会的注意。反对人士很快地诉诺行动。在瑞士，任何政府的决定人民都有否决权。
短短的几个月中，反对人士收集了六千个签名，要求对新法案由全民投票表决。
4月5日是投票日。投票前，掌管难民部门的官员预测说：“可能会是五十五对
四十五之比，赞成限制外人入境。”结果却出乎意料：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人肯定
新法案，而且投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二，比一般要高，显示瑞士人对“外人入侵”这
个问题有高度的关切。
这样一面倒的投票结果，明白地表现了瑞士人对外人不欢迎的态度，这种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