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其来有自。
一方面，瑞士人觉得外国难民坐享其成是不公平的。“我们的政府，用纳税人
的钱， 辅助难民， 供吃供住不说，还加零用金，”一个投赞成票的苏黎世人说，
“但是瑞士自己的穷人——瑞士不是没有穷人，住在山里养牛的那些农人，生活很
清苦的。他们辛辛苦苦从早做到晚就赚那么一点点钱，跑来瑞士的难民不必工作就
有我们的政府养他们——这当然不公平。”
当瑞士人发觉来自锡兰的难民把瑞士发给的福利金寄回锡兰给亲人时， 这种
“不公平”感就更深了。“用我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养他一村子的亲戚？”一个
花店老板很不高兴地说。
文化差异也往往造成冲突。一个去投票的家庭主妇抱怨着说：“你看我们楼下
的南斯拉夫人，一家人到半夜十二点还哗啦哗啦地制造噪音，小孩子蹦来蹦去，他
们烧的菜也有个奇怪的味道，有时候从早上八点就开始烧莱，好几个小时整栋公寓
气味弥漫，窗子关了都挡不住那个奇怪的气味。”
有洁癖、爱安静、中规中矩的瑞士人如何与爱热闹、讲人情、散漫不羁的南欧
人和平相处？文化的差距造成沟通的困难，缺乏沟通了解，憎恶猜忌油然而生。国
会之所以在此时制定新法案，也无非是看准了瑞士百姓的排外情绪，投选民所好而
制。
然而反对的声浪却也很大。瑞士四大党之一的社会民主党、天主教及基督教组
织、慈善机构，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等等，一直在设法抵制新法令的通过。甚至有一
个瑞士人组成的地下组织，取名“庇护所”，冒着犯法的危险专门收容即将被驱逐
出境的难民。这些组织指责瑞士人违反了人道精神，“自私”、“排外”。他们指
出，瑞士人排外表面上是经济理由，骨子里其实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早期的难民
之所以获得收容，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欧，仍属白种人。现在涌进的乃是亚洲
人及非洲人，肤色较深，所以受到排斥。一些专栏评论者认为今年四月五日的反难
民投票结果与去年瑞士人全民投票反对瑞士加入联合国有相同的涵义：瑞士人有自
我中心、自我封闭的心态。
这些主张宽容难民的组织，虽然显然只占少数，却也能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
四千多锡兰难民就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坚持而得以躲避了被递解出境的命运，暂时留
在瑞士境内。加入违法的“庇护所”组织的老百姓高达九千余人。与穆兀瑞一起绝
食抗议的瑞士人戏剧性地代表了与瑞士“恐外”心理相反的声音。
瑞士所面临的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两难。1859年，当欧洲、美洲、亚洲仍旧
在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屠杀时，小小的瑞士已经组织了红十字会，超越种族、超越国
籍、超越文化的，救济全世界受难的人——只要他是“人”，而且在难中，都是援
助的对象。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使瑞士的国旗（红底，白十
字：是红十字会旗的反映）成为人道精神的象征。许多瑞士人因此坚持对难民敞开
大门。然而，现实是冷酷的。70年代，每年大约有1000名难民进入瑞士，在1986年，
这个数目变成8546人。 而今年，平均每个月就有1000人申请庇护。21000多个案件
仍旧在等待之中。涌入的第三世界难民之中，有的确实受到政治迫害，一旦递解回
国，马上有生命危险。有的，却只是受贫苦所驱，希望在瑞士谋取较好的物质条件。
真正的政治难民与只是“找出路”的难民如何区分？而小如麻雀的瑞士又如何能吸
收一天比一天多的难民？
主管难民事务的官员叹息着说：“我们解决不了第三世界的问题！”人道精神？
还是自我庇护？在第三世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在瑞士，却是个道义问题；后者，
并不比前者简单。
猫川幼儿园
一场细细的春雨，把隔宿的雪都溶掉了，空气里透着熏熏的早春气息。在幼儿
园门口，三个大人牵着六个小孩，一人牵两个，手握得紧紧的，正从院子里出来。
“我们去散步。”三岁的小女孩很兴奋地抢着说，脸颊红通通的。
※ ※ ※ ※ ※
这个坐落于苏黎世北区“猫川”的幼儿园，是栋三层楼高的古典欧洲建筑，四
十年前就由当地的教会提供作幼儿园。四十个孩子分成三组，两个月大到两岁为一
组，两岁到三岁为一组，三岁到六岁为一组，分别占三个楼次。年龄较大，活动量
较大的一群，当然放在底层，往院子里冲的时候不需要下楼来，吵到别的幼儿。
“名单上虽然有四十个孩子，事实上每天只有三十个孩子同时在，因为有些孩
子不是每天来的。”安琪说。她是“园长”，一个廿八岁、成熟、美丽的女性。
“我们有十二位幼教人员在照顾这三十个孩子，平均起来一人带二点五个孩子。
而事实上的分配是，婴儿组（○－二岁）比较需要照顾，所以有三个大人陪着四个
小孩，而儿童组（三－六岁）就有三个人带十五个孩子。”
这些幼教人员全是年轻的女性。在瑞士的学制里，初中毕业之后，必须先实习
两年才能进幼教学校。两年的实习中，她必须在妇产科里照顾初生婴儿，或者在有
幼儿的家庭里打工，或者在幼儿园里实地工作学习。有了两年的实际经验之后，而
且年满十八岁，她才可以开始就读幼教学校，而所谓“就读”，也不是中国人观念
中的成天地上课听讲作笔记考试等等，而是一星期四天的“实验”——在与学校建
教合作的幼儿园里工作；一天上课，研读幼儿心理及护理等等。两年之后毕业，就
成为正式的幼教人员。
瑞士最受尊崇的教育家卑斯塔娄契（Pestalozzi 一七四六－一八二七） 的口
号是：“头脑、心灵、手”；他的理论奠定了今日瑞士的教育方向。从他们幼教人
员的训练中看得出来，瑞士人对动“手”——实际经验——的重视绝对不亚于他们
对理论知识的吸收。事实上，读十本有关幼儿的书是不是比得上与一个幼儿实地地
朝夕相处呢？
“这些幼教人员都有基本的医学常识，会量体温、看脸色等等。”安琪一面说，
一面接过一个孩子，开始为他换尿布。孩子“哇”一声哭了．她递过去一个铃铛让
孩子抓着玩。
每个星期一，特约医师会到园里来，楼上楼下走一遭，看看有没有孩子发烧、
咳嗽。平时，医师与急诊医院的号码就列在电话旁边，以便随时联络。每一层楼都
有一个小小的医疗箱，装着碘酒、红药水、纱布。
“孩子真生病的时候，”安琪说，“我们就请父母留他在家，要不然，他会传
染给其他的孩子。”
角落里突然传来一阵笑声。一岁半金发的姬若双手环拥着一岁的华安，很亲热
地接吻起来，两个孩子显然第一次发现这种好玩游戏，旁边的大人又乐得不可开支，
姬若吻得很起劲。
※ ※ ※ ※ ※
“你们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每年都不够！”安琪摇摇头。
苏黎世政府每年补助十七万法郎克（约三百万元台币），孩子的父母也要缴钱；
在这里，瑞士的社会主义精神表露无遗。苏黎世政府给幼儿园一个收费标准，薪水
收入越低的家庭，缴费越低。月入不足两千法郎克（约台币二万余元，在瑞士算是
很艰苦了）的家庭，送孩子到幼儿园的费用是一个月一百二十法郎克，而月入超过
四千者，每月收费六百四十法郎克，是前者的五倍。贫富间的距离就由这些小措施
来拉近。
“有这两笔收入，我们还是入不敷出。”’
“那怎么办呢？”
“节省呀！譬如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厨师，给孩子们做饭吃，有一个洗衣妇来
洗衣服、消毒尿布；但是没有清洁工，全楼上下都是幼教人员和我每天自己擦洗、
整理。假日里，我们也烤些苹果饼，作些手工艺，在市集日卖出，赚点钱补贴。”
“你们对自己的薪水满意吗？”
“以前很低，所以大家工作士气也低。”安琪手里在编篮子，华安抱着一只花
花绿绿毛茸茸的大鸟随着音乐在笨拙地旋转。我看得分了心，没听见安琪说什么。
“我说，”她重复着，“我们现在对薪水很满意了。我是年资最深的，每月有
三千五百法郎克，初初进来的幼教人员起薪是两千四。”
“这个工资相对于你的付出，你觉得公平吗？”我问她。我知道一个女秘书的
月薪大约也是三干五百左右。
她点点头，说：“我们每年还有四到五个星期的休假，不错了。”
“男人可不可以当幼教人员？”
“可以是可以，幼教学校有少数男生，但是，”她思索了一下，“他们都不会
变成幼教人员。”
“为什么？”
“对男人而言，一个月两三千块根本不能养家，所以他们必须再进修，成为管
理级人才，赚高一点的薪水。”
“那么，安琪，你能不能告诉我，在瑞士，有哪一种‘男人’的工作是起薪两
千四的？”
安琪侧着头想了半天，一旁陪孩子画画的安妮也帮着想，半晌，两个人都摇摇
头：
“没有这么低薪的男人工作——只有不懂德语的外国人可能拿这种薪水。”
瑞士，比西德更甚，是“外国人”向往的家园。瑞士人本身不太愿意做的粗工，
对于来自意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其的人却是赚钱养家的美好机会，六百
万瑞士居民中有一百多万是外国人，比例相当高。
但是幼教人员薪资低还反映了瑞士重男轻女的传统价值观。到目前为止，男女
同工不同酬仍旧是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工厂中。一方面，雇主认为男人气力大，
作粗工总是应该多得一点报酬；另一方面，男人仍是一家之主，必须负担家计，抚
养一家大小，所以薪资应该比女人高。
“换句话说，”我问安琪，“当雇主付给你两千四的月薪时，他就已经算好这
是一笔付给‘女人’的、不足以养家的钱，算定你既然是个女人，就必然有个男人
可以依靠，这个男人会赚足够的钱来养你，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制度岂不是在先天上就认定了女人是男人的依赖者？”
“没错，不公平也在这里，”安妮抱着姬若过来说话，“譬如我的姊姊，离婚
了，自己抚养两个小孩。在工厂里做工的薪资就比做同样工作的男人一个月少个五
百块，事实上她不但没有男人可以依靠，两个孩子还要依靠她……”
※ ※ ※ ※ ※
安妮把孩子放下时，我注意到她圆满的肚子。
“生产之后，还继续工作吗？”我问她。
“不了，母亲是孩子最好的照顾，我出来工作，孩子就失去了最完美的成长环
境，我就对不起他。”
“所以你不愿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
安妮摇摇头，安琪也说：“再好的幼儿园也赶不上自己母亲的脚边。在这里，
我非常希望为孩子们制造‘家’的气氛，譬如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搂着一个孩
子在角落里好好陪他看一本书、讲一个故事、教他唱一支歌。可是做不到，因为别
的孩子会跑过来拉你、抢你——越是身为幼教人员，越是深刻地体会，母亲是不可
取代的。”
猫川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全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性。她们对自己的未来非常的
清楚：工作三五年之后，与一个心爱的人结婚，生一个心爱的孩子．然后辞去工作，
一心一意地扶持丈夫、照顾孩子。苏黎世街头到处都是年轻的母亲推着儿车晒太阳
的镜头。
“孩子稍大一点之后，如果想再回头工作，还会有机会吗？”
“机会不大。”安琪已经编完了一个篮子，被华安用肥肥的小手捞了过去。
从此成为“家庭主妇”，她们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惜。“一个家庭，需要一
个专职的母亲。”就这么简单：流行时尚所讲究的，是个人才智的登峰造极，是以
个人理想为终点的追求。猫川这几位幼教人员却似乎一点都不受流行时尚影响——
家庭，仍旧是女人的义务，也是她特有的权利。
※ ※ ※ ※ ※
“政府机构管不管你们？”
“管？”安琪似乎不太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我是说，监管幼儿园的品质。在美国，有些私立的养老院，老人在里头饿死
了好久都没有人知道。在瑞士，这样的事情可不可能发生？幼儿园的品质由什么来
控制？”
“苏黎世市政府大概每二四年来看一次账目，并不管品质。基本上，没有什么
监管的机构。可是你说的美国的例子在这里不太可能产生。首先幼儿园就不是一个
营利的地方，其次，孩子们若受到虐待，父母们马上会有反应。再其次，不是对孩
子们特别有爱心的人，根本就不会成为幼教人员。这是个良心、爱心的工作——好
像不需要什么外在的监管嘛：我们明明知道，孩子数目越少，他所得到的照顾越周
全，我们就不多收人，品质自然就维持了。”
一个大人带两个半孩子，猫川幼儿园就一直维持着这个比例，而维持这个比例
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求把孩子送来的父母多得不得了。大概十个孩子中，
猫川只能收一个。那么这选中的一个是凭什么标准呢？
“第一优先给单身的妈妈———没结婚的，守了寡，或者离了婚的。这样的女
性受迫于环境，不得不出去工作赚钱，我们就为她照顾孩子。
“第二优先是给外国人——不懂德语的外国人，或者异国通婚、母亲不讲德语
的家庭，我们就收，希望给孩子一个学习德语的环境，免得他将来进幼稚园或小学。
不懂德语，会受别的孩子的排挤，成为受欺负的第二代。
“至于纯瑞士家庭、有父有母的，我们就少收了。在那样的家庭里，通常母亲
‘应该’抚养孩子，如果母亲坚持要外出工作，他们就只好另外请专人带孩子了。”
下午六点，姬若的母亲铁青着脸一阵风似地卷了进来。上了一天班，又赶着来
接孩子，她显得劳累而紧张。
“我根本没结婚，”她一面帮姬若穿大衣、系鞋带，一面说，“安东尼没等姬
若出生就走了，现在他所负的责任就是每月五十法郎克，刚好够我买一张火车月票。
还好有猫川幼儿园，要不然，姬若和我只好靠救济金生活了。”
姬若快乐地搂着妈妈的脖子，摇着小手跟每个人说再见。
“孩子虽小，敏感得很，”安琪等他们走了才说，“你别看姬若还不到两岁，
她却很知道她来这里的原因和华安不一样。华安轻松地来，华安妈妈还和他玩几分
钟之后才离开，他来这里是为了有其他小朋友跟他一块玩，可以学讲德语，下午妈
妈来接他回去，天气好的时候，早早就接走，到外面去玩。姬若知道她是非来不可，
因为妈妈要出去赚钱养她，她不来这里，妈妈就不能赚钱，事态严重。所以小小姬
若就不那么轻松愉快……”
※ ※ ※ ※ ※
一个五岁大的男孩，长了一脸雀斑，探进头来问：
“丹尼有没有来这里？”
这该是幼稚园大班的孩子了。我想起台湾的幼稚园竞争着教孩子英语、算术等
等“才艺”的事情。问安琪他们的幼稚园“教”些什么？
“我们的孩子没那么‘早熟’。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我们大概教她怎么样自己
穿衣服。四五岁的教他怎么样系鞋带。基本上，幼儿园是因材施教的。如果安德烈
的手指运作特别笨拙，我们就跟他玩玩具做的穿针引线的游戏，让他练习手指操作。
汉斯如果特别躁气，蹦来蹦去一分钟都坐不住，幼教人员大概就陪他坐下来描一张
画，让他定定心。
“有一个中国女孩，听说是上海来的，不会一句德语。我们一方面跟她多说话，
一方面教她玩几种瑞士小孩最喜欢玩的游戏；她只要会了这几种游戏，就可以马上
和其他小孩玩在一块，不至于因语言而觉得孤立。她才来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和别
的孩子玩得很好了。
“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点；幼教人员看准了他的特点而去亲
近他、启发他。幼稚园是一个‘玩’的地方，不是‘教’的地方，就是启发，也要
从‘玩’中得来。”
※ ※ ※ ※ ※
猫川幼儿园在瑞士德语区是个相当典型的幼儿园，它有设备、有专业人员、有
品质，最重要的，整个幼儿园的运作有工作人员的爱心与责任感为基础。当然，幼
儿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幼教人员的待遇偏低（虽然她们没有怨尤），以及妇女在
就业与家庭之间的抉择等等。
反观台湾的幼儿教育，单看一项报导——百分之九十的台北市幼儿园都不合格
——就令人忧心不已。瑞士的孩子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照顾？台湾的孩子们呢？瑞
士大部分的妇女仍旧留在家中作母亲——喂母奶、带孩子到草原上翻滚、教孩子唱
歌。少数的孩子上幼儿园，也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保姆看护。台湾的妇女，尤其年轻
的一代，大多放弃了母亲的专职——不喂母奶，孩子交给保姆。而所谓保姆，多半
只是一个有时间的妇人，丝毫没有对幼儿教养的专业知识，爱心更不可知。
台湾的年轻、受高等教育的妇女为了工作而忽略母职当然是一个残酷而迫不得
己的抉择。如果社会能够建立起母假制度，让职业妇女休假一年去照顾幼儿，或者
容许她在孩子四五岁之后重新进入工作的市场，她就不需要把孩子交给不称职的保
姆，苦苦地抓住不敢放手的工作。
如果台湾的社会做不到“给我们的孩子他自己的母亲” ， 那么它至少也应该
“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好的保姆”，一个好的幼儿园：有安全的设备、家的气氛、专
业的保姆、启发性的、快乐、活泼的环境。在我们高谈什么同步辐射器、中文电脑、
世界大同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照顾好我们家中那个有胖胖的小手的孩子？
阿 敏
没有人注意角落里那两个人。他们一身武装，背着短机关枪，两手放在随时准
备射击的部位。天晚了，疲惫的旅客意兴阑珊地走向登机口。两名瑞士守卫的眼睛
像隐藏的探照灯、不动声色地巡视整个机场大厅。
这班瑞航飞机自马德里起飞，稍停苏黎世，终点是瑞典的斯得哥尔摩。飞机在
航道上滑行，一辆草绿色的坦克车像幽灵一样冒出来，在五十公尺以外护航，直到
飞机起飞了，才掉过头去。
机舱内却有热哄哄的气氛。粉腮媚眼的空中小姐捧着一篮巧克力糖让客人取用。
巧克力糖用金澄澄的锡纸包着，拿在手上闪闪发光，像一枚硕大的金币。空中小姐
又优雅地递给每个人一本瑞航杂志。杂志的纸质光滑柔腻，触手有绸缎的感觉。免
税商品的广告美得令人怦然心动：“这五盎司的香水。带给你一秋的气氛。”图片
中是满山的红叶，红叶丛中一栋美丽的房子。
实在是很晚了。又是短短的飞行，我尽量避免给邻座搭讪的机会。避免目光的
接触。所以当邻座的男人为我开了头上的灯时，我只是淡淡地说了声“谢谢”，低
着眼帘，不去看他一眼。
可是低垂着眼帘，仍旧看见了他的手，他巨大的手，粗糙的皮肤上长着坚硬的
茧，是一双在风中雨中烈阳下用力的手。很久没就近看过这样的手了，尤其在这昂
贵的、飘着咖啡浓香的客舱里。
忍不住看看他的脸，黑发浓眉之下，一双清澈的黑眼。我说：“你一定很饿了！”
我的餐盘还没有完全打开，他已经从主食吃到甜点、面包、乳酪、饼干，像卡通里
的白兔啃红萝卜，一样一样咔嚓进入嘴里，一样一样吃掉。
他有点难为情地笑了，笑起来的眼睛竟然透着儿童般的稚气。“中午没吃饭，”
他说，“现在当然吃得特别痛快。”
我一时冲动，想把自己的晚餐也给他，又忍了下来，这是哪门子妇人之仁，莫
名其妙。阿敏，来自德黑兰的阿敏，却打开了话匣子。
“你可以说我是逃出来的。在西班牙作了一年事。不逃出来会怎么样？我想，
没有什么好下场吧！我家在两年之中死了三个人。哥哥被枪杀了，妹妹还不到廿岁，
被关到牢里，说她在学校里批评柯梅尼。有一天爸爸接到通知，要他到监狱里去认
尸，对，认领妹妹的尸体。怎么死的，不知道。她没有穿衣服，只是用一块白布卷
起来，一身都是小刀刮的伤口——
爸爸当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就死了。
剩下我跟妈妈，妈妈要我走，无论如何要走——”
“先生，您要来点红酒吗？”
“我是德黑兰大学英文系毕业的， 毕业之后当翻译。 那个时候读了赛珍珠的
《大地》，很感动，觉得中国人和波斯人一样，古老的民族特别苦难，有一种特别
的忧伤。南美的马奎斯也是一样，他写的《百年孤寂》——啊，你看过伊朗的作品
吗？”
我摇摇头。
“我们有个很着名的诗人。海非兹，大概是最好的波斯诗人了，我到瑞典之后
想办法寄一本给你好不好？你知道，我们都是亚洲人呢，吃米饭的民族，彼此了解
应该比欧洲人容易一点……”
我写着自己的地址，麦克风的声音盖住了阿敏的声音：“我们现在飞越汉堡，
您的左前方是丹麦，有前方就是瑞典，此刻的高度是三万公尺……”
“为什么要离开西班牙呢？南方人不是比较温情吗？”想象中北国的瑞典应当
是冰天雪地的，如何善待一个吃米饭的亚洲人呢？
“因为听说瑞典比较容易谋生，你知道，”阿敏似乎在自言自语，说话给自己
细听，“我不能再用妈妈的钱。打仗打了这么多年，吃的东西都快不够了。她到黑
市去买美金偷寄给我，要用宫价十二倍的价钱，她没有钱。”
机舱里红灯亮了，旅客熟稔地开始系安全带，快要降落了。我心一动，问他：
“你说你在瑞典有伊朗朋友？他们会来机场接你吗？”
阿敏潇洒地摊开手说：“不会，他们不知道我要来。”
“那么抵达瑞典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你会去找他们吗？机场进城还要四十
分钟路呢！”
阿敏沉默了，我也沉默着。
怎么又是一个道德难题？反正我自己也要进城，为什么不邀阿敏坐我的计程车？
他不会有钱住旅馆的，我又何尝不能为他付一个晚上的旅馆费？他即便有钱，也该
省下来应付往后艰难的岁月，在满目疮痍的德黑兰城里，还有一个他双目失明的老
母亲——是的，我可以请他坐我的车，与我落宿同一家旅店，第二天清早，还可以
请他吃一顿欧洲早餐，然后我去办我的事，他去找他的朋友——
“夫人，”空中小姐温婉的声音从后座传来。“您刚刚买的钻圈手表要不要我
们用礼盒包装？”
可是，阿敏只是阿敏吗？我想起手执机枪的守卫，还有那辆幽灵似的坦克车，
他们在猎狩的，不就是躲在暗处的中东恐怖分子？我怎么知道阿敏究竟是谁呢？
“当然了，”买了钻表的女人说，“那是给我媳妇的见面礼，请你们包装漂亮
一点。”
飞机降落了，机轮碰触瑞典的土地。窗外灯火辉煌，在沉沉的黑夜中显得雍容
华贵。又是一个没有战乱、国富民安的社会！
阿敏的侧影清晰地显在窗玻璃上，顶着一头浓密蓬松的黑发，他用手在揉眼睛。
我凝视着窗里的人，轻声说：“我们一起走吧！”但只是对着窗里的人说。
阿敏已经起身拿下行李，把我的挂在我肩上。“我们一起走吧”那句话还让我
闷在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又要检查护照了！”
阿敏很勉强地笑了一下。出机门的行列开始移动，我默默安慰自己：没关系，
等过了海关，到了机场外面，我还可以决定要不要请他同行。我还有机会。
我们一前一后地踏进明亮的机场大厅，墙壁上挂着巨幅的广告：“欧陆大饭店
让您享用精美的海陆大餐”，“我们给您十八世纪皇宫式的休憩情调”……
一转弯，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挡在面前，用极熟练的手势亮了一下他的证件，
好整以暇地对阿敏说：“先生，请你给我看一下你的护照！”
还没有回过神来，阿敏已经被两个便衣警察一左一右地挟进了一个小房间。隔
着玻璃门，他突然回身望着远远站着的我，挥挥手，无声地说了“再见”。
人潮从我身边不耐地流过，我提着行李，迟钝地凝望着那扇空空的玻璃门，那
句想说未说的一句话还哽在喉里。
人的味道
伦敦机场，往以色列的航道前。一个男人拥吻着他同居的女友，隔着她隆起的
肚子。他亲爱的拍拍她腹部，说：“一路小心！”
通过检查关口时，以色列的人员却在这怀孕的妇人行装里发现了一枚炸弹。
为了从犹太人的手里争回巴勒斯坦的土地，这个年轻的阿拉伯人愿意让自己的
爱人，还有爱人腹中自己的骨肉，与飞机共同炸毁，达到“恐怖”救国的使命。
在搭乘以航之前，我们已有心理准备：机场的安全检查大概会极端的严格繁复，
要有耐心。
真正的检查，却出乎意料的平常，与到一般其他国家没有两样。不同的是多了
一道“面谈”的过程，面对微笑的安全人员不厌其烦的旁敲侧击：为什么去以色列？
那儿有没有朋友？你的职业为何？到了以色列住哪？去哪？多久？
以色列的飞机、汽车、超级市场里，经常有巴游恐怖分子埋伏的炸弹，造成生
命的损失与心理的恐惧。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当局很可以以“安全”为
藉口，用各种手段严格管制人民的行动及旅客的进出。记得几年前从台北飞往高雄，
在台北登机之前排队受检，翻箱倒筐之外，连衣服口袋都要翻出来看，状极狼狈。
以航虽然有“每一只箱子里都可能有个炸弹”的恐惧，却以精密仪器和训练有素的
“面谈”技巧来保住旅客的尊严。
候机室中，按捺不住的幼儿开始骚动起来。先是在椅子爬上爬下，接着在走道
追来跑去，大声的欢呼嘶喊。父母一旁看着，希望孩子们现在玩得筋疲力竭，在飞
机里面可以给大家安静。
一转眼，几个孩子已经出了候机室，在警卫的腿间玩躲猫猫。全副武装的警卫
们微笑的看着几个幼儿在检查的仪器与“禁止出入”的牌子间跌跌撞撞。
“如果是瑞士人，早就破口大骂了！”隔座的人一口说出我心里的话。中规中
矩的瑞士人不可能容忍孩子“扰乱公共秩序”。在公车上，常看见瑞士老妇人皱着
眉头对年轻的母亲说：“请你的孩子把脚从椅子上放下来！”当我正觉得后座牙牙
学语的孩子稚语可爱的时候，有人很严肃的指责：“请你的孩子讲话小声点，不要
吵人！”人行道上，小孩子兴高采烈的奋力骑着脚踏车，路过的老人挥舞手臂，大
声喊着：“嘿！人行道是走路的，不可以骑车，到马路上去骑！”
一个持枪的以色列士兵弯下身来，在胖嘟嘟的小女孩头上亲了一下。她正在扯
他的裤管。
※ ※ ※ ※ ※
在黑夜中走出特拉维夫的机场，一股骚动的气息像浪潮一样扑过来。是什么气
息与瑞士如此不同？椰树的长叶在风里婆婆。天气热，人的穿着就显得随便；穿着
汗衫的男人脚上趿着凉鞋，着短裤的小孩赤着脚，女人的夏装裸露着胳膊背脊。出
口处人挤成一团，背贴背，伸长了脖子张望亲友，一脸的盼望与焦躁。小孩子攀在
栏杆上，有笑的，有哭的，有钻来钻去的。接到亲友的人快乐的大声喊叫，热情的
拥抱，挡住了后来涌出的人潮；行李推车在人群里撞来撞去，小孩哭着叫妈妈……
空气里透着兴奋、急切、不安。
来接我们的卡碧踢倒了一包垃圾，说：“真要命，垃圾工人罢工，全市都是垃
圾，快要疯了！可是市长说这次绝不跟工人妥协！我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
前面车里的人正在笨拙的倒车，卡碧挥舞着手大叫：“喂！再倒就要撞上啦！”
话没说完，已经“碰”一声撞上。卡碧回头说：“笨蛋！”
小卡车停在路上，我们的车过不去。卡碧伸出头去，扯着喉咙：“喂！老兄，
你到底走不走？”
那位正在点烟的老兄慢条斯理的点烟、抽烟，卡碧按了按喇叭，卡车才慢慢让
了开来。
※ ※ ※ ※ ※
“我已经付了两百契可，你怎么又算进去？”
旅馆柜台前，花白头发的老人很生气的对服务员说话。
“两百契可？付给谁的？”服务员不为所动。
“一个女人。”
“谁？”
“我怎么知道是谁。你们昨天是谁守柜台就是谁。你自己去问——”
“有没有收据？没有收据……”
我们拎着行李的手放松了，看样子，这场争执不是两分钟能结柬的事了。
清晨，还留恋着温软的枕头，嘈杂的人声越来越嚣张，不得不起身。从四楼的
窗口望出，滨海公路上已是车水马龙，不耐烦的喇叭声此起彼落。一群光着上身的
工人分成两个集团正在吵架，个个脸红脖子粗、喉咙大，可是没有人动手。不久，
来了一个警察，瘦弱而苍白，像个斯文的书生，可是他三言两语就劝散了群众，不
晓得说了什么神奇的话。
※ ※ ※ ※ ※
我们老是迷路。在特拉维夫，找不到往耶路撒冷的标志；在耶路撒冷，又找不
到往伯利罕的指标。指标往往忽隐忽现，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突然不见了，由你
去猜测，而猜测的路又往往是错的。
“请问往耶路撒冷的公路入口在哪里？”卡碧探头出去，大声的问。
大肚子的女人叽哩呱啦比手划脚一番，卡碧听得糊里糊涂，打开车门，女人坐
了进来。
“她说她带我们去，反正她那边也有车可搭……”
两个人讲希伯来语，声音很大，话很多，表情丰富多变。
“她说她九月临盆，是第三个了……”
“她说以色列要完蛋了！阿拉伯人杀犹太人，犹太人杀阿拉伯人。上星期放火
烧阿拉伯人房子的犹太人是她的邻居……”
“她问你们中国是不是也有种族问题？左转还是直走？她问你们的小孩几岁了？
你们是做什么的？瑞士一定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她很向往……”
瑞士确实是个美丽的地方，可是那个美丽地方的人，绝对不会坐进陌生人的车
子里去为他们带路。瑞士人或许会开车让你跟着走一段，但他不会坐进你车里；距
离太近，人的气味会令他坐立不安。
※ ※ ※ ※ ※
市场到了。一个拖着长裙子的老妇人深深的弯下腰，捡拾地上的菜叶，一把把
丢进身边的竹篓。两个荷枪的军人站着聊天，他们卷起袖子，敞开胸口，露出浓密
的毛发挥身冒着热汗。以台湾军人的标准来看，以色列的军人个个服装不整、行为
不检……士兵抽着烟、坐在地上、歪靠在墙上，或者与女朋友搂抱依偎着过街，到
处可见。而他们在战场上的彪悍却又举世闻名。也许真正在作战状态中的军人反而
不会去重视表面上的服装仪容吧！
士兵的对面，站着一个一身墨漆的犹太教徒：一顶黑色的高帽，一大把黑色的
胡须，及膝的黑色大衣下露出黑色的裤角、黑鞋。他正弓着腰，散发“福音”。
熙来攘往的人对“福音”却没什么兴趣，眼睛盯的是摊子上红艳艳的水果蔬菜，
卖莱的小贩大多是以色列的“次等公民”——阿拉伯人。一个深肤大眼、十二三岁
的男孩正在叫卖他的摊子——十只嫩黄的小鸡叽叽喳喳叫着。一个爸爸把十只小鸡
装在一个蛋糕盒子里，旁边的孩子兴奋得手足无措。
卖西瓜的汉子高高举着一片鲜红的西瓜，大声喊着：“不好吃包退！”几个水
果贩子开始击节歌唱，一个唱：“我家东西最新鲜”，另一个接着：“我家东西最
便宜——”。一来一往，有唱也有和，市场里响起一片明快的节奏，压住了鸡鸭的
呱呱声。
“以前他们唱得更起劲呢！”卡碧摸摸摊子上陈列的三角裤，一边说：“可是
有犹太人批评，说那么大声有失文雅，是不文明的表现，外国人会笑话……”
经过一条窄巷，穿着汗衫的老头子从斑驳的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对我挥挥手：
“喂，你们哪里来的？荷兰吗？”
卡碧对我眨眨眼说：“他大概没见过东方人：荷兰大概是他所能想像最远的地
方了。”
“上来喝杯咖啡好不好？”老头用力的招手。
我也对他招手，他破旧的窗口摆着一盆红得发亮的天竺葵：“也请我的丈夫吗？”
“你的丈夫不请！”他大声的喊回来。
※ ※ ※ ※ ※
晚上十点了。住宅区的巷子里还有追逐嘻戏的孩子，放纵的脚步，快乐的嘶喊。
公寓里都亮着灯，电视的声音从一家一家敞开的阳台冲到巷子里来。频道声音大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