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转到极大，因为隔邻的、对门的、楼上楼下的电视声形成强大的声网，不开
极大就听不见自己的电视。
“你觉得很吵吗？”卡碧说：“哈，现在已经很好啦！我还小的时候，有电视
的人不多，街坊有电视的人家就把电视放在阳台上，对街播送，大家看。不看不行，
不听更不行。幸好那时候只有一个频道，家家都发出一样的声音。现在却不成，你
得压过别人的声音才听得到自己的。”
不晓得从哪里传来歌声，透过麦克风的扩大，像电流一样一波一波传来。
“吵死了，”卡碧的母亲摇摇头，“吵了三天三夜，好像是暑期什么游乐会的！”
从窗口望出，操场那头似乎有万人攒动，“你瞧，对面那栋公寓就是我儿子住
的，可是从这到那，你相不相信，居然没有路，建筑商互推责任。我又半身不遂，
到对门找儿子还得叫计程车来绕好大一圈，唉！真要命，谈什么效率哟！”
“我写了封很生气的信给特拉维夫市长，”卡碧背靠着窗外的“铁窗”说话，
“他倒是马上就回了信，说下星期要亲自来我家了解情况。”
※ ※ ※ ※ ※
这一张织毯真美。粗糙的纹理，似乎还讲着沙漠与骆驼的故事。褐色的树干上
织出鲜绿的叶子，叶子边飞着彩色的鸟。在方舟中躲水灾的诺亚会放出一只鸽子，
见衔着一枚叶子回来，遂知道水已经退了，让万物重生的泥土已经冒了出来。织这
张毯子的人，是在回忆诺亚的故事吗？
“五百块美金，马上卖给你！”留着小胡子的店长很果断地说。
我爱在耶路撒冷的小市场里买一张诺亚的织毯，但是卡碧说过，讲价是国民义
务。
“一百块！”我回价，作出果决的样子，其实心很虚。
“一百块？”小胡子很痛心，很不可置信的撩起毯子，
“这么美丽的东西才值一百块？”我也要心碎了，是啊，这么美丽的东西，怎
么只值一百块，但是我的脚在往外走。
“回来回来，拜托拜托，有话好商量嘛！别走别走——”
他扯着我的手臂往里拖，行动敏捷的拉出另一张织毯，也有绿叶与鸟，但颜色
比较暗淡。
“这一张卖给你，三百块，只要区区三百块！多给我一毛都不要。”
“那一张，一百块！”我在简化我的语言。在小说的技巧中，语句越短，表示
一个人越果决。
“小姐，”小胡子很痛苦的闭上眼睛，“你知不知道，织毯工人要吃面包？他
还有很多个小孩要吃面包？我有五个小孩，我也要吃面包。”
他眼睛一亮，伸出四个指头，“四百？”
“一百五。”
“三百五？”
“一百五。”
“两百，两百就好了。真的，两百我跟我的孩子就有面包吃了。”
我叹了一口气，给了他一百八。扛着我的绿叶与鸟走出狭窄的市场，走进一条
石板路，是名叫“耶稣”的那个犹太人曾经背着十字架、血滴在石板上的那条路。
黄昏的太阳把城墙的影子映在窄窄的路上，一个全身披着黑衣的老妇人坐在阴影中
织绣。
※ ※ ※ ※ ※
又是机场。站在干净得发亮的地板上，人们礼貌地低声细语。等候亲友的人服
装整齐、姿态优雅的站着，不露出焦躁的神色，不挤到门口去。与别人保持相当的
距离，以免彼此干扰。接到了亲友，没有人放任的狂喊。只是拥抱，低声的问好，
回到自己的车里再大声谈话。
公路上车子稀少，井然有序，没有任何喇叭声、急刹车的尖锐声。停车付费，
全自动化，没有找错钱的可能。
转进车库时，我看见人行道上一条大狗，狗的主人正在弯身把地上的狗屎捡进
手中的塑胶袋里。
我又回到了瑞士。
在公园的花径上相遇，瑞士人会与你礼貌地说“早”。在板凳的两头分别坐下，
他会微笑地说：“今天天气不错呀！”你们可以每天在公园相遇，每天在板凳上说
几句话，但是他绝对不会开口请你到他家去。
他会亲切的帮你把婴儿车抬进公车里，会把门撑着让你进去，会把位子让给你
坐，但在同车的这一路上，他与你唯一会说的一句话，是“再见！”他不会问你来
自哪里、往哪里去、住在何处、做什么事。碰到一个非常多话的人，在说“再见”
之前他会说一声“今天天气真好。”
在信箱里突然出现一张素雅的讣闻：何年何月何日葬礼在何处举行，地址与我
的一样，—显然是同一栋楼里的人，整栋楼也不过十户人家。可是这死者是谁？我
不认识。发讣闻给我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谁。在这美丽的公寓住了一年，邻居之间
唯一的沟通是楼梯间一声匆促的“你好”，面容还没看清楚，人，已经消失在门的
后面。哪一家住了多少人？不知道，因为从来不曾听过吵架、欢笑、电视、音乐、
儿童的追逐声、厨房的炒菜声。整栋楼有侯门深似海的安静。
在和气、礼貌、优雅的“你好”后面，总是透着一丝凉气，人与人之间冻着冰
冷的距离。
于是我想起在士兵腿间玩躲猫猫的幼儿，对陌生人毫无间隔坐进车为我们带路
的女人，耶路撒冷那个为“孩子的面包”努力而热切地奋斗的店主、菜市场中裸着
流汗的胸膛击节歌唱的摊贩、比手划脚脸红脖子粗吵架的工人……人的声音、人的
愤怒、人的汗水、人的眼泪，像一个蓄满了水的气球，而有落地就要炸开的饱满沉
重。
人的味道，真好！
黄昏，来到湖边。向湖心游去，野鸭子的水纹与我拨出的涟漪轻轻吻合。水草
将湖水浸得碧绿，水在肌肤上的感觉，像柔软洁净的丝缎。五百个人所在的湖畔营
区，寂静无声，瑞士人在静默中低声细语，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扰别人欣赏夕阳湖光
的心情。
走过住宅间的小巷，听不见任何电视的噪音。清晨，吵醒我的是浓密的树叶里
嘹亮的鸟声。到公园里漫步，花径草坪上不会有垃圾、狗屎、玻璃碎片。公车的座
椅上，不会有嚼过的口香糖、泥鞋印。在人行道上走着，不会有脚踏车从你身后赶
来。骑着脚踏车，不会有行人在前面阻碍。开车的时候，不会有老兄慢条斯理的点
烟，挡住去路。
美丽、安静的环境，真好。
※ ※ ※ ※ ※
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是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是造出杂
乱吵闹的环境？似乎个性中一定要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培养得出文明幽
雅的环境，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辑二 都是过客
一个美国人死了
你听过“克林贺夫”这个名字吗？
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
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尸体丢进了地
中海。
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是阿巴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员。两个月前，当
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对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场时，美国记者尖锐地逼问阿
巴斯：
“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
阿巴斯，据说，淡淡一笑，回答：
“或许他想游泳吧！”
阿巴斯的“冷血”答复使美国人热血沸腾，媒体竞相报导他这句“草菅人命”
的话。
他只说了那一句话吗？不只，但大多数报纸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紧接着的言论。
他反问：
“以色列可曾对被他们枪杀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难过？美国可曾对格那达的无辜
牺牲者表示遗憾？我倒真希望我们牺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贺夫一样的出名。你说
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瓦斯枪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
列士兵杀死的巴勒斯坦孕妇的名字？
记者楞在那里。
他们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那上百的死者——包括少年、孕妇、婴儿——都
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慢着，你说，可是克林贺夫也只是一个寻常百姓。不错，那
要看是谁家的百姓了；克林贺夫是个美国人，他的死，和几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死，
不可同日而语。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你毕竟是身历浩劫的
中国人。
裕仁天皇重病，号称民主国的国民匍匐在地，为皇上圣体祈祷，全国沉醉在帝
国时代“美丽”又“哀愁”的怀旧浸渍之中。
我心里开始微微地紧张：害怕在台湾的报纸上看见刺心的文字。会不会有中国
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怀旧的、甚至于“爱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写裕仁之将死？
台湾的媒体是否会像日本的媒体一样，派出记者到皇宫前扎营，报道天皇每天吐血
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
你不能说我杞人忧天。关于神风特攻队的日片到台湾上演时，所有的报纸都刊
了醒目的广告，用最激励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看看那些“英勇”的日本青年，欣赏
他们如何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为国家牺牲犯难；用最动人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体会
那些“健儿”与父母、情人诀别时的痛苦与庄严……
这些电影商设计的巨幅广告，要中国人为“神风特攻队”的英勇去深深地感动。
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所以我心里微微地紧张，害怕见到中国文字，要我准备为日本天皇之
死觉得难过、惋惜。
在我正紧张的时候，英国的《太阳报》却大张旗鼓地对裕仁批判起来。这真是
异数。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在裕仁重病之后，都只是“行礼如仪”地报导天皇吐血的
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欧洲人对日本的经济“侵略”非常在意，步步为
营，对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历史，却没有多大兴趣，那毕竟是别人家的事，
“与我无关”。
《大阳报》用了严厉的言辞指控裕仁的战争责任，强调了日军的暴虐残酷，陈
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
啊，你惊讶地叫了一声，《太阳报》是在为咱们中国人说话吗？
不是。《太阳报》所指的受害者，不是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而是以百千计的
英国俘虏。他们，在俘虏营中受到虐待。
四十年过去了，西方已不再时兴谈日本的战争责任。一旦谈起时，人们心中记
得的“受害者”竟然是相较之下极其少数的英国百姓。有谁记得那千万个没有面貌、
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姓吗？
※ ※ ※ ※ ※
有些中国人是记得的。《中时晚报》副刊就曾经以“我们要求裕仁对中国人谢
罪”为专辑主题。这样的言论，会不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注意？会不会成为西方媒体
的新闻？
没有。我不曾在欧洲任何报纸上读到“中国人如何看日本人”的报导。但是，
当广岛市长说“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谢罪”时，它却成为重要新闻。而广岛市长认
为天皇应该谢罪的对象是谁呢？当然是蒙受原子弹大难的日本人！除了他们，还会
有谁呢？
※ ※ ※ ※ ※
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不屑地说：美国人命、以色列人命，比巴勒斯坦人命贵
重； 英国人、日本人命，比中国人命值钱；So What？在封建时代，路上失控的一
辆马车，可能压死一个王孙贵族，也可能撞死一个卖油郎，结果就是不会一样。大
街小巷会把那惨死的贵族的姓名挂在嘴边，路可能因而拓宽，车马行驶条规可能因
而更改，马车夫可能因而入狱——谁也不会记得那卖油郎的名字。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四十年前，吉
普赛人也是携老扶幼地进了集中营，剥光了衣服毒死在瓦斯房里。然而在滔滔舆论
中，有多少声音是为他们而发的？流浪的、不识字的、没有国家的吉普赛人，没有
权势，没有声音。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
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大陆的情况我不
敢说；在台湾成长，我只记得全国的学童为光复节等节日游行、演讲、彩排歌舞话
剧，用极大的人力、物力铺排繁华升平的气氛。只是从来不见，在七七那样的日子，
中国人用一天的时间肃静下来，哀矜过去、审视未来，深沉地面对一下民族的灵魂，
从来不见。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
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不久以前，柏林每日新闻的一个记者被解聘了。原因？他去采访了一个小酒店，
酒店里人群拥挤、烟雾缭绕。他写的报导文章说，“酒店挤得像个煤气房一样”。
就是这么一个句子，他被解聘了。犹太人认为把煤气房和酒店相比，是有意蔑
视犹太人的苦难，严重侮辱了犹太人。
这样的指控，在西方世界里，任谁也担当不了。
如果你懂日文，或许应该看看《恶兵》这本书。这是日本丛文社在一九七八年
出版的一本日兵战争回忆录。王孝廉这样介绍《恶兵》：
“作者森金千秋每在强奸镜头出现的时候，他的笔调便充满了一种性
的刺激与兴奋。他用很详细而且夸大的笔调去强调中国女人的肮脏，他用
下流的笔调去描写那些中国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行为，他并且以他自
己的想法去形容和描写这些被强奸的中国女子是如何地自愿献身以及如何
地钟情和留恋于强奸她的日本恶兵……
书中出现的日本兵，虽然作者偶尔也写些日本军官的跋扈与野蛮，但作者却认
为这些投身于中国大陆作战的日本兵是勇敢善战的日本健儿，作者对书中主角恶兵
三村正春是充满了爱意和敬意的。”（《春帆依旧在》，一九八○年洪范出版，一
九八页）
※ ※ ※ ※ ※
假定这是一本德文书，假定作者的名字是“汉斯施密特”，他写的是“用下流
的笔调描写那些犹太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的行为……被强奸的犹太女子是如何
地自愿献身……留恋于强奸她的德国恶兵……”
你能想象后果吗？
我很希望王孝廉误读了这本书。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所说的只有十分之一是真
的，换成欧洲也会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恶兵》这样的书几乎不可能在德国出版；
真要出版了，后果就不仅于“解聘”而已。有自尊的犹太人不会容忍这样的民族污
辱，有良知的德国人不会漠视这种寡廉鲜耻的心态……
为什么中国人就无所谓呢？
一个美国人死了，美国举国震动，并且让大家都记得他的名字，好像他是个极
重要的人。这里头，除了美国权势强大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美国人对个人价值的
看重吧？！一个中国人死了，不管他是死在日本恶兵的刺刀下，还是文革恶少的拳
头下，还是黑暗的政治监狱里；不管他是被菲律宾海盗劫持的渔民，或是作了三十
年俘虏的少年兵——如果中国人自己的心灵不受震动，自己不看重那小小个人的价
值，恐怕也没有别人会去看重他吧。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谁的公园？
在遥远的异国，读到这样一则新闻：
台南纺织公司董事长吴修齐，为了纪念双亲逝世四十周年，捐资一千
五百万元在台南市中山公园内兴建念慈亭、念慈桥，还有颐和园的水泥仿
制等等。对于外界反对的说法，吴修齐说，他的工程一切合法，而且省主
席邱创焕已经“慨允题字”。
中山公园究竟是属于谁的？公园的用途究竞是什么？
四十年来，我们老百姓生活在政治的禁锢之中，政治人物将他个人的形象、意
志、心态，透过各种方式，强加在我们的感官和意识领域里。十字路口、校园、山
头、公园，无处不是政治人物的铜像。墙上、窗上、街角、桥头，到处都是政治人
物的语录。汽车里、火车上、收音机的微波里，挡都挡不住政治人物的声音。属于
大众的空间和属于私人的意识感官都被政治人物用他强大的渗透力霸占着、控制着。
但那是过去，我们的社会经过长期地努力和挣扎，正从政治的五花大绑中脱身
站起来。
接下来的，难道竟是落入金钱人物的五花大绑中吗？吴修齐有什么权利将他个
人的心念强加在大众的空间？你说，因为他有钱。好，那么我们的社会是否准备让
王永庆在垦丁公园内设置一个纪念他祖母（或者他姑婆、叔公、舅妈、表嫂）的大
石碑呢？蔡万霖是否可以在溪头和阿里山头铸个世界第一大铜像来取悦他的妻子、
兄弟或子女呢？一千五百万元对这些人大概都是小玩意，台湾有钱人多得是，更何
况，让我们眼光放远大一点，如果日本的国际企业董事长希望在玉山公园建一座小
庙，小小一座就好，来纪念他二次大战中的亲密战友呢？他可以出一千五百万元的
十倍。如果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想在野柳的岩石顶端立一尊狗的石像，来纪念一只
失去的宠物呢？钱，他付得起。
中山公园属于台南全体的居民，它属于大企业的董事长，也属于夜市场卖“棺
材板”小吃的摊贩。如果小吃摊贩没有权利割下公园一角去埋葬他的父母，董事长
也不该有权利“租界”公园一块去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的双亲。公园外的世界，本
来就已经是一个由金钱主宰、割据的世界——有钱人才有房子可住、有钱人才有汽
车可开、有钱人才能玩高尔夫球、上俱乐部……幸好有一个不属于私人的公园，在
里面，有钱没钱的人都踩着一样绿的青草，晒着一样温暖的阳光，望着一样干净的
池水，喂着一样不知世态炎凉的金鱼———
一个公园，你不必向死去的政治人物鞠躬，更不必被迫去追思某个有钱人的双
亲或配偶。
一个公园，里面唯一的铜像是擎天的树干，唯一的亭台是绿针的覆盖，唯一的
字是鸭蹼在泥地上走过的痕迹，唯一的复制品是喷水的池塘，唯一唯一的纪念意义，
是“人来自大自然”的提醒。
有钱人要推广个人意念的方法很多，他可以买块地，建座私人公园，私人公园
里面他有权利刻字、立碑、建亭台楼阁，无人可置喙。但是，让私人的归私人，大
众的归大众吧。
莫斯科有条街
到了阿贝特街，你才知道，为什么莫斯科街头冷清清的；人，都在这里，在暖
洋洋的阿贝特街。
十月的莫斯科，没什么阳光，好像所有的阳光，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也聚拢
到这一条街上来了，阿贝特街。
你不断地和漫游的人们擦肩而过，不时要斜着身子免得和对面的人撞个满怀。
在斜身的一刻，突然感觉到油然而生的快乐；能够在一条窄窄的街上，无所事事地
和陌生人摩肩擦踵，知道他们也无所事事，只是为了一街懒懒的阳光而来，知道在
你们几乎撞个满怀的刹那，你对他毫无戒备，他对你毫无芥蒂，这不是幸福吗？
诗 人
满脸胡须的父亲牵着幼儿的手排队等买冰淇淋。用眼睛笑着的女郎把头倚在情
人的肩上。一个年轻人在卖花，黄色的玫瑰花。沿街的墙角上立着一张张框好的画，
怀才未遇的画家也倚着墙根，把脸朝着太阳，闭上了眼。一个酒糟鼻老头穿着件军
夹克，缠着路人要解说他衣领上每一个勋章的故事。
前面有密密一圈人，你斜着肩挤进去。
圈子中间站着一个年轻人，脚蹭着双破旧的运动鞋，个子高瘦，长手长脚的，
在群众专注的眼光照射下，好像有点不知所措。他削瘦的脸颊显得苍白。你不知道
他要做什么。
他开始了。他的声音，由低沉转而高昂，声音里似乎有一条绳索，套着围听的
群众，把他们向中心一点一点拉进。他的脸上有了血色，黑沉沉的眼睛里好像凝聚
了燃烧的炭火。阿贝特街流动着人声喧哗，这个角落却在潮流之外自成一个内聚的
漩涡。
他在念自己的诗。
他念完了一首，群众狂热地鼓掌，等候下一个诗人踏进圈子。
朋友在你耳边解释诗的内容：批评苏联在阿富汗参战，渴望和平、自由、人权，
要求心灵的解放，思想的解禁……
可是你没有听见，你好像中了魔一样，眼睛直直地看着念诗的青年，看见他深
邃的眼睛逐渐涌上了泪水，看见听诗的群众神情凝重肃穆，好像面对着这世界上唯
一的、重要的事情。
你觉得晕眩，感觉是一个你以为死了多年的人蓦然站在阳光耀眼的大街上和你
谈今天中饭吃了些什么。
诗，不是早就死了吗？他的骸骨不是早就铅化，不占地方，一页一页地夹在灰
扑扑的书店角落里，任谁也记不得？你也知道，偶尔，他的化妆师或祭师会把他的
骸骨捡出来，对他的过去生平作一番讨论、比较、定位、翻案等等，但是这些，也
都必须在和殡仪馆一样重要的地点举行才行——譬如大礼堂、演讲厅。来观礼的人
们即使不穿着适合葬礼的服装，至少也带着适合追悼的心情而来；他们心里明白自
己面对的是个已死的存在……
你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大家都说没有春天的北国绝境里，诗，还热腾腾地活
着。机械厂的工人、大学里的学生，把诗打在一页页粗糙的纸上，碰到一个有太阳
的星期六，就跑到阿贝特街上，找到一面斑驳的墙，把诗页一张一张贴起来。人往
马路上一横，对着晴天就朗声把诗念出来，人们围着诗墙也围着诗人。有的还穿着
工人裤，有的提着菜篮，有的让小孩骑在颈上；没有人穿着礼服来听诗。
最后一个诗人也念完了。群众纷纷买诗。挑选自己喜欢的，一张诗一个卢布。
你对那个黑眼睛的年轻人说你要他的一首诗，他却放了厚厚一大叠在你手掌上。
“我写了这么多。”他腼腆地说。
“可是我不懂俄文呀！”你愧歉地说。
你给了他一个卢布，取了一页诗。
有人碰了下你的手肘，是个中年男人，挺着巨大的啤酒肚子，他对你说：
“从外面来的客人，你一定要把我们的真实情况告诉外面的世界！你一定要把
社会主义的真相说出去！”
复 仇
不远处有锣鼓音乐传来，你已经被汹涌的人潮卷到了街口，街口站着个圆柱，
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巨幅广告。你的眼睛立刻就看到两个触目的英文字：
“铁幕！”
你拿稳了手心里的诗卷，听见乔玛说：
“到了！”
就是这里？
“按照他书里的描写，”满脸胳腮胡的乔玛说，“应该就是这栋楼。”
从弄堂穿过，来到了安静的天井，阿贝特街上的喧声就溶入了远景。这是栋八
层高的老房子，究竟哪一扇窗子是瑞巴可夫和萨沙住过的呢？
一个包着黑头巾的老妇人打开了一扇窗，抖动她的毯子，又把窗关上。
她不就是萨沙的母亲吗？
你是记得萨沙的。
不到廿岁的萨沙，纯洁而正直，对社会主义建国充满理想和抱负，理所当然，
他是共青团的优秀忠贞青年。正由于他的理想和抱负，他批评了一个以政治意识挂
帅的老师，又在学校壁报上作了首打油诗，他被开除了学籍，从此变成一名“思想
有问题”的政治嫌犯，莫名其妙地被逮捕，莫名其妙地被监禁，终而流放西伯利亚。
瑞巴可夫所创造的萨沙其实是他自己，还有三十年代阿贝特街上那无忧无虑的
惨绿少年。斯大林掌权之后，白色恐怖无声无臭地钻进了人们温暖的被褥里。无忧
无虑的惨绿少年开始在半夜里失踪。忠贞的老党员突然发觉自己已成为“人民的敌
人”。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像萨沙那样微小的个人一个一个被抹掉了，像小
虫一样，被一只看不见的手。
有多少像萨沙那样被抹掉的个人？你听历史学者说，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八的
短短四年之间，八百万苏联公民被逮捕，罪名都是“反革命”、“叛乱”。至少有
五十万人被枪毙。
你也听波兰人说，苏联征了一万多名波兰壮丁到苏联去，这些人一去不回。大
战后在卡定河边有人发现浅埋的万人冢。苏联政府说是德军干的，卡定河边的老村
民却说：
“骗鬼！我在德国人打进来以前就知道那儿有个万人冢。”
七十八岁的瑞巴可夫说：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身历万劫的我却不死——我活下来，就是要为那枉
死的人见证复仇。”
他复仇的宝剑只是一支笔。在一个百般禁忌、人人耳语的社会里，你发现，连
小说也活得狂然，发高烧似的狂热。八八年二月，精装本的《阿贝特儿女》上市之
后两天内售空：五十万本。没买到书的人只好到黑市去买，一本两百美元，大概是
一个工人的月薪。到八八年年底，书已经印了两百五十万本。
反 扑
你明白这些人不是为自己买一点可有可无的消遣，就像阿贝特街头驻足听诗的
人不是在观赏一场风雅的表演。听诗，是给禁锢的心灵松绑的片刻；读瑞巴可夫的
小说，是给心灵疗伤吧？那曾经跋涉到西伯利亚千里寻夫的妻子，那半夜里眼看着
儿子被逮走的母亲，那接到通知往监狱领尸的父亲，几十年来小心谨慎地活着，几
十年来那欲流的泪不曾流出、淤积的血不曾放出。瑞巴可夫的宝剑划开了伤口，让
泪水和着血水倾泻出来；他的小说，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人生吧！
而斯大林时代的人生，虽然发生在遥远的年代、陌生的国度，你却隐隐觉得似
曾相识，仿佛有几道日光射到了记忆丛林中阴湿的角落。半夜两点，年轻的萨沙被
陌生人带走了。你阖上书，记起小学里的算数老师，平常爱说爱笑爱摸小朋友的头，
有一天，被几个穿便服持手枪的陌生人追捕，从楼下追到楼上，到五年四班的教室
——你的教室——就从窗子跳下去了。死了。你和其他小朋友兴奋地挤在窗口，探
头探脑的，听见大人兴奋地说：“匪谍！是匪谍！”
你以为自己早已忘了的小事，竟然像游丝一样突然在日光里闪了一瞬；你想起
高中同学两眼红肿地告诉你，她的哥哥昨夜被陌生人带走了，还带走了他的日记和
书。你想起无忧无虑的大学时代里，总是有人耳语什么系的什么人失踪了。你和其
他无忧无虑的大学生一样，带点惊讶地说：“真的？看不出来呀！”说完，就忘了，
只记得今后要和所有与那失踪者接近的人保持一点小心的距离，大家都这么说。
萨沙白发的母亲在绝望中对一个老共产党员说：“你们对无辜的人，对无力自
卫的人举起了刀剑，你们自己也必将死于刀剑之下……你不肯保护一个无辜的人，
也不会有人来保护你。”
啊，你的心深深地刺痛起来。当年，你也不曾去保护一个无辜的人，不是因为
缺乏勇气，而是，在你党化了的思想中，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无辜！与国家利益冲突
的人没有无辜的，你被教着这么想；但是谁有资格决定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
究竟是为了谁，没有人教你这么问。你的无知，还有那看不见、说不出的白色恐惧，
使你对那总是半夜出现的陌生人不闻不问。
那失踪了的，你到现在还没有见到。
“仅仅以人民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是软弱的政权，”斯大林对自己说，“但是，
仅仅以恐惧为基础的政权也是不稳固的政权。只有既以对独裁者的恐惧，又以对他
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才是稳固的。能够通过恐惧唤起人民对自己的爱戴的统治者是
伟大的人物。”
为什么？你问。
“这种爱戴就使人民和历史把他统治时期的种种残酷归咎于执行者，而不是记
在他的账上。”
你觉得心悸：事实不正是如此吗？玩弄人民于股掌之间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施以恩，责以威，灌输一点爱戴思想，播弄一点恐怖手段，顺民就制造成了，连历
史都可以驯服。可是，瑞巴可夫笔下的斯大林是透明的，你又稍微乐观起来：谁说
被愚弄的人民不曾反扑呢？谁说幸免的人不会站起来复仇呢？
你又卷进了阿贝特街的人潮里，在另一堵斑驳的墙上，瞥见了叶利钦的照片。
一个梳着辫子的姑娘冲着你笑，那么年轻的一张脸庞，你想起沈从文的翠翠。她开
口用生硬的英语讲话了：
“请你告诉外面的世界：我们不喜欢戈尔巴乔夫，他不应该让叶利钦下台……”
她把一枚叶利钦的照片胸章别在你襟上，很小心的，怕刺到你。你看着她春天
一般的脸庞，被阳光刷亮的发丝，那个心底的呼声像忍不住的喷泉：
啊！阿贝特的儿女！
在一条泥土路上
公路边无端立着一株苹果树，野生的，谁也不多看一眼。我们多看了一眼，就
发现树后那条荒僻的泥土小径。
九月的风浸着凉意，簌簌吹过满树累累的红艳。迟迟阳光穿过叶隙，浅浅地照
着一地滚落的苹果，风吹落，鸟啄落，还有那熟透了、忍不住坠落的苹果。
枝芽饱满得撑不住了，沉沉地垂下来。
在一粒粒苹果间找寻踩脚的空隙，跨过去，就是凹凸的泥土路了。两旁带刺的
蔓藤野蛮地窜向路心，蔓藤上挤着圆鼓鼓的莓果，一球一球地肿胀油亮，好像汁液
随时要炸溅出来。裙角拂到蔓藤；马上被固执地勾住，布裙上已经晕染开一片嫣红。
低头解开刺的时候，听见“噗”的一声，一个熟得发胀的黄梨正滚进草丛深处。
弥弥漫漫的玉米田，宽阔的叶子在风动中摩擦；驻足倾听，听得见每一刀叶缘
轻轻刮过另一刀叶缘的声响。行过玉米田，是一片牧场，抽长着油青青的草。两匹
马，是情侣吧？正以长颈厮磨，身上的毛灿灿发光。
转角的苹果园里似乎有人在用劲拔草。狠狠地拔着，告诉我们那草根扎得极深，
那拔的劲道因而极大。似乎有很多、很多只手在拔那柔嫩又强劲的青草。
转角了，不见人，却见苹果树下一团一团毛花花的白绵羊，低头啮草，专心一
致地啮草。一两只羊抬起头来看看我们，球球卷卷的白毛村托着黑晶晶的眼睛。
羊蹄踩破了很多苹果，酸酸的果香飘在暮晚的空气里。
三岁的华安跨坐在爸爸肩头，短短肥肥的手紧紧搂住爸爸的头，不时发出忍不
住的呐喊欢呼。他抚摸了马的背脊，细看了玉米顶上的穗花，低头闪过了果实累累
的枝桠，又抬头寻找了在云后忽隐忽现的初月。
现在，他把小手放在爸爸巨大的拳头里，蹲在草丛边，迫切地等待刚刚那只神
秘的蟋蟀再度鸣叫。
我斜倚着虬结的苹果树干，看见朦胧月光忽明忽暗地照着我心爱的人，在这条
生命丰满圆熟的泥土路上，我想我知道什么是，幸福。
然而我的幸福感并不曾满得溢了出来，因为我也些微知道，什么是忧伤。
※ ※ ※ ※ ※
乔治·史坦纳（George Steiner）在谈“语言及沉默”时，曾经为“平行时序”
的问题感到震动、困惑。他说：
“当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集体谋杀的那同一时刻，不管是两里外的波
兰农家，或是五千里外的纽约，人们在睡着、吃着、看着电影、作爱，或
者在为看牙医的事伤透脑筋。这两种同时存在的经验包含着两套完全不能
相容的价值观在内。两者同时进行是如此可怕的一个吊诡——集中营的存
在，固然是由于有人制造了它，同时也由于所有其他的人坐视它的存在。
难道说，真如科幻小说所写，这世间同时存在着平行时序，好的时序和灭
绝人性的堕落时序？”
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早上九点，有人在吃早点喝咖啡，有人蜷在床上
宿醉难醒，有人在挑选领带与西装的颜色，有人——一个德国工程师，正
走向一个三十米长、三米深的大坑。他看见几辆卡车停在坑旁，全身武装
的士兵正把车上的犹太人赶下来。
“这些人，男女老少都有，在军官的命令下脱光衣服，鞋子归鞋子、
内衣归内衣，还要排列整齐。我看到一个大鞋堆，起码有八百到一千双鞋
子在那。
这些人不哭不闹的，赤裸着身子，和家人一一吻别，等着大坑旁另一
个黑衫队的士兵下命令。
我注意到一家人，大约有八个吧；一男一女，五十岁左右，还有五个
孩子，一岁的、八岁、十岁的，和两个廿岁模样的女儿。一个满头白发的
老妇人手里搂着那个一岁大的婴儿，轻轻唱着歌，逗着孩子玩。孩子咕咕
地笑着。孩子的父母一旁望着，眼里全是泪。
那个爸爸紧握着十岁男孩的手，轻声在对他说话；男孩拼命忍着不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