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丧事，中国人情嘛，反正丧事也不会天天有，
忍一忍就好了。”
当然，我实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权利，只是一个房子外边的人行道罢了；我知道，
有人在买了新公寓之后，发觉楼下人家突然变成一家铁工厂，电焊器和打铁机每天
激炸着金属摩擦相撞敲打的巨声，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紧邻每晚发出缠绵而不可
道人的呻吟声，门上已经挂出“按摩”的招牌，大人忧愁着不知怎么告诉年幼的孩
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时，在我们大楼的顶楼空地，我发现有人运来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属
于谁的小屋，一栋又一栋……奇怪，当初买卖契约中不是写明了：“顶楼空地由住
户共同使用”吗？
拔掉最后一株固执的蒲公英，我们这段人行道就像整条街其他路段——样既整
齐又清洁了，只是失去了一点阑珊浪漫之意。往后的日子里，每个周末都是拔草的
日子。草，尤其是石隙里的野草，长得比日子的更迭还快。于是有一天，我也去买
了一个小瓶子。
面对着六十公尺长的人行道，看见黄色的野花星星似地点缀着路面，我领悟到，
我从一个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牺牲整洁和秩序的社会，来到一个为了整洁和秩序可以
牺牲许多东西的社会。“为了整齐，”我想，一边把小瓶子里的液体倒进水壶里搅
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开始浇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我的手里有一块钱
1
雪天，莫斯科街头。泥泞沾满了长靴和裙摆。（听说莫斯科河结冻了。）街角
有堆破烂衣服——不对，是个满脸皱纹的女人缩蹲在那里，怀里搂着一团毛毯——
啊，毯子里露出一张一两岁小孩通红的脸。
往大衣口袋里掏钱；柏格莫洛夫，他是莫斯科的年轻作家，拉着我大步地走开。
“省省吧！”他说，“每一个角落都有，你打算给几次？你有能力给几次？莫
斯科很大呢！”
走进地下道，在卖色情画刊的摊子和散发安那其主义传单的青年之间，又有一
个裹着一身破烂的女人——她把婴儿放在铺着报纸的地上。
我的握着几张钞票的手，留在温暖的大衣口袋里，柏格莫洛夫说得不错，我有
能力给几次？
我踏着大步跟着人潮往前走，虽然心里有一点莫名的不安。
※ ※ ※ ※ ※
台北火车站。这个穿球鞋的年轻人低声下气地说：
“我的皮夹子被扒了，连回台中的车票都不见了，请借三百块钱……”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心里觉得强烈的痛苦：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仰？给
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徒，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
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还不曾考虑定，买好票回来的朋友已经一把将我拉开，嫌恶地回头吆喝：“丢
脸！”
我很快地被人潮淹没。
※ ※ ※ ※ ※
五月的德国，所有的树都迫不及待地开满了花。风一吹，细细碎碎的花瓣飘得
漫天漫地。端着一杯咖啡，坐到苹果树下。苹果正开得热闹。打开《国际先锋论坛
报》，头版正中就是一张照片：一个小女孩怀里抱着一个四肢嫌太瘦，看不出是人
还是玩具的娃娃。小女孩的眼睛又圆又大，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令人觉得清亮鉴人。
照片下有两行字：
“孟加拉一个小女孩抱着出生才八天的弟弟。他们无家可归。这次水灾据估有
五万人丧生。”
又来了。我想，一面小心地把飘落在咖啡杯里的花瓣捻出来。搞新闻的人就爱
这种照片。这很可能是一个经过设计的镜头——摄影记者要妈妈把八天大的婴儿让
四岁的女儿抱着，照过相之后还塞给女人几块钱。他对这个镜头很满意：“这样的
构图比较有震撼效果！”
当然，他的照片果然上了头版头条。
如果说这张照片是经过人工配方的合成饲料，从弯弯曲曲的管道输送下来，那
么在另一头等着吃这合成饲料的，就是读者这只猪。照片的配方里，加了某种原素，
可以刺激猪体内同情心的分泌。
“我知道我是一头猪！”站起来，对着苹果树踢了一脚，“可是我至少可以决
定不吃配方饲料。”
“我可以吃草！”
抬起半杯已凉的咖啡，走回屋里。从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报纸还摊在草地上，
风翻着有小女孩照片的那一页。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自己，就在那透明的窗前。
照片镜头或许是经过设计的，可是经过设计，它就改变了小女孩正在受苦这个
事实吗？
现代社会将一切的价值商品化——爱情，可以由“我爱红娘”之类的电视节目
来“编制”；母爱，可以由微波炉的大小和品牌来衡量；英雄，可以由媒体来烘造，
人世间的一切悲惨，也不过是供录摄器材运作的素材，管它是革命、是地震、是战
争或是屠杀、是拥体制或是反体制，都不过是等待着商业包装的货品——这，阿多
诺几十年前就看透了。你觉得彻底的反感。
可是反感归反感，孟加拉的确有那么多人濒临死亡，库德族的确在遭到残害，
罗马尼亚的孩子们的确受到虐待，衣索匹亚的确有成万的人饿死……
因为不甘心让自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也成为商品，所以你干脆就拒绝让感情受
到震动？
一架喷射机，只有苍蝇般大小，在蓝天大幕上划出一条长长的白线，转个弯，
白线竟拉出一个天大的问号。
2
篱笆外头，有人在招手。苹果枝桠一片花的粉白，遮住了那个人的脸，可是我
想起来了：隔壁翠老太大约好要来喝杯茶，她来晚了，我也几乎忘了这约会。
腰杆儿挺直的老太大很正式地和我握手，然后将左手托着的一盘蛋糕递过来：
“我知道你不会有时间烘蛋糕，”她说。“所以我就烘了一个。”
切蛋糕的时候，她再度为迟到道歉：
“您知道我为什么晚到吗？今早在火车上，和一个年轻女人聊起来。竟然是个
苏联人，偷偷在这儿打工挣活……才来一个月，我就把她请到家里吃午饭，带她逛
了逛，看看德国的环境……”
苏联？我记起来了。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翠老太大在结冰的小路上摔了一
跤，差点跌坏了腿。她到小村邮局去汇款，五百马克。汇入救济苏联过冬的特别帐
号。
每年入冬前。翠老太大会囤积四十公斤的苹果，存在阴凉的地下室。“一次买
四十斤，”她说，“可以比零买省下好几块钱呢！”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踩着薄冰小路去汇五百块钱……好多钱哪，对她而言—
—给一个她从不曾去过的国家，那遥远的苏联？
“这种蛋糕，”老太太选了一块大的，放在我碟里，“一定要新鲜吃，隔一天
都不行。”
我端上滚热的茶，香气弥漫着客厅。
“那个苏联女人，我送给她一袋衣服和化妆品，”老太太在茶里加奶，她的手
背上布满了褐色斑点，“她显得很难过，害我也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似乎伤了她的
自尊……她说，离开苏联以前，她一直以为不管怎样苏联都是个世界强国哩！”
“我没到过苏联，可是，您可以说我对这个国家有着特别复杂的感觉，”她慢
慢地喝茶，“您知道德军在二次大战期间包围列宁格勒的历史吧？围城九百多天，
列城内一草一木都被啃光，到父母易子而食的地步。我不认得什么苏联人，可是我
觉得德国人对苏联人有历史的债……我在帮着还债……”
她也知道她的五百马克不知道会落在谁的手里；她也知道一卡车一卡车来自德
国的救济物资，堵在苏联荒僻的转运站口，不见得运输得出去；她更知道苏联很大，
再多的人再多的汇款，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她也看见，在电视上，“捐款苏联”变
成一个如火如荼的媒体运动……
“您知道我是生在波兰的德国人，战败后我们被赶出家园，流亡到德国，我那
时只有廿岁，在一个小农村里总算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住在一个没有暖气、
没有食物的小屋子里。每天下课之后，您知道我干什么吗？”
老太太微笑着，眼里流过回忆的一点柔和：“等孩子们都走光了，我这做老师
的，逐行逐排地弯腰去捡孩子们吃剩掉落的面包碎屑，捡起来，带回冰冷的房间，
偷偷地吃……有时候，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当时，有些农夫，种了些马铃薯、番茄，知道我是个流亡的外乡人，总会一
句话不说地，在窗前放个南瓜、几粒马铃薯、三两块面包……”
“我永远记得那些慷慨给我面包的人。今天我有面包吃，也希望分一块出去，
给没有面包的人吃。”
老太大眼光转到窗外，有鸟雀来啄食我洒在草地上的玉米。她看了一会，回过
头来，说：
“您知道吗？我们是连夜逃离波兰的，苏联军的炮火声不断地跟着我们的马车。
我的姊姊，她突然跳下车往回跑，说是要去拿什么结婚纪念的一个东西——她就再
回不来了。我后来听说，那一夜她被苏军强暴了不知多少次……”
我们安静地坐着，听见教堂的钟声当当地响起。
一九九一年七月
快乐四号
沿着加州的海岸行走，放眼望去，左手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右手是无边无际的
草原和沙漠；漠地上开满了野花，一丛又一丛，五颜六色一直开到天际。
美国人多么受苍天宠爱，独占这伟壮辽阔的土地！从欧洲来的人，没有不嫉妒
的吧？
离开美国八年了。以现在习惯了欧洲的眼光回头来看住过多年的美国，会有新
的惊讶吗？我问自己。
迎面而来的女人对我嫣然一笑，挥手招呼：
“Happy Fourth！”
我愣了一下——这可是祝福什么？祝你四号快乐？
然后领悟过来，不错，七月四号，明天是美国国庆。这个女人说“快乐四号”
的神态就和说“祝你圣诞愉快”和“新年快乐”一样的理所当然。
听在我这寄身德国的异乡人耳中，“快乐四号”却像不提防在耳后突然炸开的
爆竹，教人大吃一惊：国庆日，一个政治性的节日，竟然这么重要？
好像要为我解谜似的，接下来的两天，电视节目充满了爱国歌曲、爱国演讲、
爱国游行、烟火、音乐……一片普天同庆的风光。
在迪斯尼乐园里，我把儿子放在肩头，引颈瞻仰米老鼠和唐老鸭——唐老鸭被
一面巨大的星条旗给遮住了，星条旗后面紧跟着跳舞的队伍，节奏明快、动感强烈，
震天的喇叭唱着：“美国！美国！美国2”
头重脚轻的米老鼠终于也出现了，头戴高顶帽，脚踩大皮鞋，全身穿着星条国
旗的图案，手里挥舞着国旗，脚踩着节拍．“美国！美国！美国！”
碎纸和彩条从空中撒下来，像落花缤纷，撒在快乐的人群头上，就像纽约大游
行的镜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夹道欢呼；穿着野战军服的士兵，肩上扛着枪，脸
上露着英雄的微笑……“美国！美国！美国！”
这个国度里的人，显然是真心真意地在庆祝国庆。歌手在电视上演唱国歌，唱
得热泪盈眶———你说他做秀也无妨，那表示他知道观众喜欢他的眼泪和眼泪后的
爱国激情； 男女老少在各个小镇大街上敲锣打鼓， 完全出乎自愿；对陌生人欢呼
“快乐四号”的妇人更是把国庆日和宗教节日齐观，由衷地庆祝。
两百年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好像仍旧沉浸在新婚蜜月
的昂奋情绪中。从德国来，对这种激越的恋国情绪特别感受深刻，因为德国人和他
们的“国家”，就如一场饱受折磨、不堪回首的婚姻，充满了挫折和矛盾；信任堕
落为背弃，理想幻灭为恶梦，在毁灭的边缘偏又长出新的愈合，新的希望。对“国
家”这个可爱又可怕的情人，德国人显得戒慎恐惧，不敢猖狂，不敢亲狎。即使在
两德统一的大日子里，所谓庆典，也不过是一场音乐会和一面国旗的默默升起，没
有演讲，没有敬礼。
因为若是超过了这个尺度，就有很多人——包括德国人自己，要觉得坐立不安
了。
美国出兵波斯湾，要求德国以盟友身分支持战争，德国街头掀起了有史以来最
大的反战风潮。经过两次大战的重伤，德国人似乎已经下了决心不肯打仗，即使是
“正义”之仗。士兵把铁盔挂在骷髅头上，走出营区，不再回头。他们说：战争、
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法西斯，是一码事，不干就是不干。
如果四十年来德国人学到了什么教训，那大概是，竭尽一切能力去防止“国家”
的膨胀，一切能力，小至不对国旗行礼，大至不以国家的旗帜和任何人交战。
热情的美国人对德国人反战觉得非常困惑——这场战争的是非黑白不是很明显
吗？更何况哪，布什是两德统一最忠实的支持者，德国人反战实在有那么点忘恩负
义的味道。
德国人浑身不自在，自我解嘲地说，四十多年来你们最想培养的，不就是一个
酷爱和平、没有侵略狂的德国吗？现在你们终于见到了成功的培养结果——一个六
亲不认、义无反顾的反战德国，怎么又不对了。你到底要我们怎么样呢？
所以南辕北辙，其实都牵扯到两者对“国家”这个亲密伴侣的基本态度：美国
人还恋爱着“国家”，为她，可以杀进丛林也可以长驱沙漠；德国人对“国家”满
怀疑忌，就怕她又歇斯底里起来，对她既冷淡又防备。
美国人和他们的国家还在两情相悦，德国人和国家却已沧桑历尽。
从超级市场回来，赫然发现购物纸袋上印着几行字：
“向五四一○○○位参与海湾战争的将士致谢！
我们真高兴你们无恙归来！”
放下沉沉的纸袋，忍不住喟叹：是嘛！这五十四万美国人都平安地回到了妻女
的怀抱，真好！
可是，那横尸在沙漠中的十万伊拉克人呢？
读着纸袋上的字，想到纽约战胜者大游行的狂欢和爱国激情，我实在觉得不舒
服：战胜者的哀矜之情在哪里？
纸袋上的字，无宁是在庆贺那十万人的死。
只有一个解释能使人原谅那些狂欢的人吧！美国人和他们的国家还在新婚燕尔，
爱国激情自然容易淹没其他的考虑。“给他们一点时间吧！”一个傲慢的欧洲人会
说。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
柏林来的亲戚
柏林围墙垮了之后，我们在东边一个小镇刊了一则小小的广告：
“我们家有两只小老鼠，安安和飞飞，一只五岁，一只一岁，谁能协助我照顾
他们？供吃供住还有薪水，应征者必须有五分爱心、三分耐心、两分童心。”
隔邻太太用同情的眼光望着我，摇摇头：
“东德的人不会做事的！他们吃了四十年的大锅饭，一切责任由公家承担，他
们不知道什么叫努力工作！”
太太的丈夫摇头摇得更厉害：
“你错啦！人家那边的人不像我们倚赖机器，还是习惯动手，说不定比咱们西
德人还要勤快呢！”
“哈——”太大眼睛鼓起来，“你就不记得他们上班时候那个懒散的样子了！
你不记得我们有一次跟别人去排队买香肠，那售货员让几十个人等着，自己去聊天
了？”
“哎呀，那是因为他们是为公家做事，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不起劲嘛，现在不
一样——” “可是——”
两个人就在我家门口老松树下口角起来。
然后有一天，门铃响了，是电报，一封接着一封，来自那个东边的小镇。应征
的信，成把成把地，塞进我们的信箱。电话却很少，因为东西线路缺乏。
每一份电报，每一封信，都有一种急切：
“我的父亲失业了，母亲被遣散了，哥哥现在只上半天班，我则根本找不到工
作，希望您给我这个机会……”
“我今年四十多岁，马上要面临遣散。公司要关门了。这里是毫无前途，一片
灰黯……”
还有一些企图雄伟的要求：
“我需要这个工作。我丈夫也失业，他是否可能一并迁去，为府上工作？我育
有二子，分别是十五及十八岁，可以都住您府上吗？”
※ ※ ※ ※ ※
我很兴奋。一则小得几乎看不见的广告，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这一回，大概
真可以找到好的管家了。唉，希望东德的失业问题越严重越好。
信件筛选之后，挑了几个人写回信，信中注明条件：吃住之外，我们还负担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她的净收入，大概有一千马克，很好的条件了。
我们等着。
那被我们选中的人，却没有一个愿意要这份工作：
“哈哈哈哈……”从德东来访的亲戚纵声大笑，“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个可厌的亲戚，四十年来互不相识，围墙垮了之后，他常来，而且每次都
是三更半夜闯来，事前毫无预兆，每次来都搞得家中鸡飞狗跳。
马丁第一次出现时，是八九年底，围墙刚垮吧，他开着一辆典型东德同胞开的
“拖笨”车——你也知道关于东德制“拖笨”车的故事吗？
灰扑扑的十字路口，在西德，一只大耳短腿的驴子和一辆小“拖笨”碰上了。
驴子惊奇地看了一眼“拖笨”，问道：“你是什么动物？”
“拖笨”回道：“我是汽车！”
驴子仔细地看看对方，抬起头说：“如果你是汽车的话，那我就是一头马！”
这个故事，在越来越多的小拖笨来到西边之后，就流传成另一番遭遇：
小拖笨在西德乡道上碰到了一团已经干扁得像个小碟似的牛粪；干牛粪惊奇地
问：
“你是什么东西？没见过！”
拖笨忸怩地说：“是汽车。”
干牛粪哈哈大笑：“别闹了！如果你算汽车的话，那我——那我就是个披萨饼。”
※ ※ ※ ※ ※
大胡子马丁开的就是这么一辆小小拖笨。可是，他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大概是
围墙垮了半年之后吧，他开着一辆崭新的西德制Audi，刚刚从西班牙度假回来。
这一回，他和全家到埃及度假。半夜来到我们这里。驶进我们车库的，是宾士
560。
华德是表弟，在灯下，骇然问他：
“马丁，你杀人了是不是？抢劫了是不是？哪来这么多钱？”
马丁摸着胡子，得意地大笑：
“亲爱的表弟，听我说，人无横财不富！时机到了，不能错过！”
这个曾经是集体农场小队长、忠诚共产党员的表哥，很诚恳地为我们解释他成
功的途径：“是这样的。我向西方进口，譬如说，值一百万马克的香烟吧！我把这
些香烟出口到匈牙利去——匈牙利还属于华沙集团，香烟属于优惠品，我用马克和
卢布兑换来、兑换去，一转手就可以净赚个五十万，单靠卢布和马克的兑换就行。”
他眯着眼睛，做作出小心翼翼的样子：“可是，关键是在，那香烟根本就没到
匈牙利，我只需要布达佩斯那边有人打通关节，作点纸上工夫，证明货到了就行。”
“那香烟到哪去了呢？”我问，知道自己看起来很呆。
“香烟？”马丁咕噜灌下啤酒，胡须上沾着泡沫，“香烟我留在德东卖呀，供
不胜求呢！”
我终于懂了。
这位表兄是个新德国的“倒爷”。柏林围墙一倒，社会主义大厦也开始四壁龟
裂，他就趁着大家手忙脚乱补破屋的时候，在漏洞里钻来钻去，比任何人都机灵。
现在，他坐在那儿哈哈大笑：“你知道为什么东德人看不上你所提供的条件吗？”
我不知道。
“因为呀，”他大刺刺地对着灯罩吐烟圈，“因为他们如果根本不工作，成天
躺在床上吧，政府——从前是西德政府，现在是德国政府了——会给他失业救济金、
医疗保险、育儿辅助费等等，七七八八凑起来，和你给的薪水也就差不多了。住房，
他反正本来就有，大锅饭时代保证给他的。放着这么舒服的日子不过，谁这么傻还
去做工呀？”
马丁的手指上，有一个粗大的金戒指，在我的第凡内灯下闪着光。
有些亲戚，我想，还是四十年不见较好。
一九九一年九月
帮 手
“这是你第一次来西德吗？”
她点点头。
英格是昨天到的。她有着一对灰色的眼睛，眼睛里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就那
么冷漠的，没有表情地看着你。她的脸色苍白，没有廿岁女孩一般有的青春血色。
这是一个从街上走过，没有人会对她多看一眼的女孩。
“谈谈你的家庭吧！？”
她静默。
“爸爸、妈妈、兄弟姊妹……？”我再试。
“爸爸——”她慢慢地说，“本来是农机工厂一个主管，现在那个工厂关闭了，
他留在家里。”
她停下来。等了半天没有下文，我只好再问：
“妈妈？”
“妈妈本来在青年团作秘书，现在青年团解散了，他们要妈妈去当大楼清洁妇，
妈妈不肯……”
“哥哥本来是人民军的，现在退下来了，在找工作，好像也在哪里学电脑……”
灰色的眼睛不泄漏一点感情，可是我明白了。她只给了几个小碎片，但我约略
知道那大拼图的模样，小碎片属于那大拼图的几个角落。工厂主管、青年团秘书、
人民军——英格的家，是覆盖在东德共产党羽翼下的小巢，现在这个小巢被时代的
狂风打得零落了。
“厨房的事你都清楚了吗？”
英格点头。
“你每天工作到三点就下班了，自己的时间很多，可以常到城里逛逛——”
她点头。
“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动自发，不要每件事都等着我督促——我没有时间督促
你，你自己张大眼睛主动去做，行吗？”
她点头。
就这样，东德来的英格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往后的日子，是这么过的。
清早传来教堂的钟声，两岁不到的飞飞从幼儿睡袋里钻出来，开始了一天的游
戏人生。
作妈妈的边刷牙，边满嘴白沫地往楼下大叫：“英格，宝宝醒了。”
廿分钟之后，妈妈从书房探头出来，一眼看到换过衣服的飞飞，大叫：“英格，
宝宝没穿袜子！”
妈妈又回到书桌读了两页《八九——九一年柏林日记》，英格在敲门，探进头
来说：
“宝宝没有袜子了。”
妈妈抬头，看着她，
“为什么没有了？”
“都脏了。”
“拿去洗。”
“洗衣机正在洗别的东西。”
妈妈站起来，走到英格面前，很慢很清楚地说：“来，我有几个建议：一，你
可以暂时让他穿上昨天的脏袜子。二，你可以暂时让他穿上哥哥的大袜子。三，你
可以让他穿上棉布鞋。四，你可以到对面李太大小毛那借双小袜子来。五，你可以
骑车到杂货店买双袜子来——你有一千零一个可能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只要想出
一个来就可以。”
英格漠漠听着。
“但是，”妈妈继续说，“你要动脑子自己去想解决办法，可以吗？”
妈妈回到书桌。
这本书她不喜欢。一个美国记者写的，总是落入正邪两分明的窠臼。先写二次
大战时德国人如何如何地坏，现在，一九八九年和平革命之后，又写德国人如何如
何地好，自由战胜了奴役，东德人民写下了人类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妈妈记得在华沙和一位著名的波兰作家夜谈。在他古旧的书房里，这个曾经被
共产党迫害过的老人说：
“我觉得，吊诡的说，自由和奴役一样，是一种陷阱，一种危机。解放后的东
欧所面临的是自由的危机。”
敲门。英格说：
“哥哥的袜子太肥了，弟弟的脚穿不进鞋子。”
妈妈叹口气，放下书，转身温和地说，
“那么，是不是可以暂时不穿鞋，等袜子洗净烘干了呢？”
老百姓半夜来敲老作家的门，要求他为他们解决问题：蒙过冤狱的寻求平反，
失业了的要求复职，判了罪的试图脱罪……他们哀恳地说：
“现在你是国会议员了，波兰是民主国家了，你一定有办法。”
当他说没有办法的时候，老百姓愤怒而绝望地说：
“为什么以前的共党书记有办法，现在的国会议员会没有办法？这是什么自由
民主？”
老作家皱着眉说：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民主的弱点就是它的优点？我怎么解释：自由就是更沉
重的责任？”
英格推门进来，问：
“都弄好了，那弟弟穿过的哥哥的袜子需不需要洗？”
妈妈头也不抬，一动不动，勉强读完一个段落，才回头，说：
“你自己决定好吗？”
英格走出去。妈妈视线回到案前摊开的书页，觉得精神涣散，很费力地才找到
衔接的段落。
※ ※ ※ ※ ※
一个年轻的异议分子，一九八八年被东德政府驱逐出境，来到西德。
她说，在东德的制度下，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就如同母子关系；人民像婴儿
一样的不能离开母亲独立生存。人民失去了独立作判断和决定的能力。另
外一个年轻人被西德政府用钱将他由东德监狱中“赎”出来。到了西方，
一直无法适应，在一九八七年，他放了一把火将法兰克福歌剧院给烧了。
※ ※ ※ ※ ※
英格把门开了个小缝，讪讪地说：
“中午要做什么吃的？”
妈妈不抬头，不动，声音从书本中闷闷地冒出来，听起来像呻吟：
“你决定。只要有东西在桌上就行。”
※ ※ ※ ※ ※
四十年对人的一生是段漫长的岁月，更何况，东德人的四十年是段痛
苦的岁月，可是四十年对国家而言，却是短暂的一瞬……
※ ※ ※ ※ ※
教堂钟声当当大作的时候，妈妈知道是中午了，幼稚园的孩子马上就要回来午
餐，奇怪，好久没有英格的声响。
她阖上书，悄悄下楼，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走到厨房，轻轻推开门。
宝宝坐在地上玩塑胶盘碗；冰箱的门像煮熟的蚌壳，大大地开着，白茫茫的冷
气直往外冒。
英格站立在冰箱前，一动不动。
听见妈妈的脚步声，她回过头来，咬咬嘴唇，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该做哪一样。东西太多了。”
妈妈站在那里，看着英格，也像呆住了。白花花的冷气不断地蒙上来。
半晌，她有气无力地说：“你去看电视，我做饭。”
英格在我们家呆了一个月。
一九九一年十月
走，跟我到小冷去！
地雷上的乳牛
我来到已经不是边境的边境。
山丘绵延，正是秋色浓艳的时候。一群大雁正引颈南飞，掠过枫红的山头。可
是边境在哪里？
高耸的监视塔仍旧醒目地矗立在山头，只是墙漆剥落了，梁架断了，玻璃窗破
得粉碎。这一地的玻璃碎片、断瓦残砖，像古战场上不死的鬼火，还挟着杀戮的阴
惨。其实才只两年的时间，两年前的今天，在围城中被锁了廿八年的东德人把围墙
给推倒丁。
探照灯还在，但是灯架脚下露出一团一团剪断的电线。
钢筋水泥墙看不见了，可是山坡上有那么一道看似新翻过的泥土，青草还没来
得及长出来；你心里明白：再过半年吧！蔓草、爬藤、野花，很快就会覆盖了这道
土痕。
似乎铁丝网还残留一段，就在那森林的边缘。走近瞧瞧，网也没有了，铁柱在
那儿平白站着，一根一根的，显得突兀。
“从前，”卡斯纳说，把手插进大衣口袋，“离这关口还有几里路，心情就开
始紧张，有生死未卜那种想呕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
头发早白的卡斯纳，弯下腰，用手把一个石块上的泥土抹掉，石块上的刻字裸
现出来：“民主德国”，那个已经灭亡的国家。
“离开民主德国的时候，”我问正在发呆的卡斯纳，“你几岁？”
“廿一。”他回答，一只脚踏在石块上，“前脚才碰到西德的土地，后脚跟上
围墙就竖起来了。不过，三十年来，我每年一度地回去看父母——每年经过这个关
卡……”
※ ※ ※ ※ ※
一辆汽车在我们附近停下来，钻出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一边咬着手里的三明
治，一边放眼眺望；看看远处的森林，踩踩脚下的泥土，一徘徊，一张望，最后视
线留在山坡上那道新翻的土痕。
“来凭吊的人显然不少。”我说。
卡斯纳趋前和男人打招呼，聊了一会，然后两人一齐向我踱过来。
“你问他，”卡斯纳露出淘气的笑容，“你问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戴眼镜的男人叫费雪；费雪对这儿的山陵熟悉极了，两年前，他是这个边境关
口的驻防。
“您看，平原上有块密林，”费雪指着不远处像岛屿似的一簇森林，“我的部
队就驻扎在那里头，外边的人看不见的。”
我们站在高岗上远眺，深色的森林和浅色的平原构成一片温柔静谧的田野风景。
“管关卡的大多是年轻小伙子，我们是监视关卡守卫的人，不让他们逃走。我
们这些人嘛，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有房子家眷，政府算准了我们是不会逃亡的人。”
“您看见那边的松树林吗？”费雪把手掌遮在眉心，指着黑色的松林，“沿着
松林就是地雷区，边境部队自己都不敢靠近呢。” 我看见什么？
在地雷区上，有一只花白乳牛，低着头，大概在吃草。
“听说你们在边境守卫之间都有奸细埋伏？”卡斯纳说。
“那不止了！”费雪又记起了手里的三明治，咬了一口，说，“边境守卫不知
道的是，不只我们这边有人监视他们，就是对面——西德那边的边境部队里都有我
们的间谍， 这种间谍我们称为V零号。如果我们东德这边的军人偷偷跟西边的守卫
说上几句话，那边的奸细马上就有报告过来。”
卡斯纳不住地点头，喃喃自语：“我早就这么说，早就这么说的……”
“躲不掉的，”费雪意犹末尽，“民主德国是个大监狱。那边，您看，还有个
监视塔——”
在平原和森林吻合的地方，有一个黑幢幢的东西。
“那个塔有个地下室，很小，水泥地、水泥墙，就是专门刑囚拷打的小监狱；
您现在去看，说不定地上还有血迹：”
“费雪先生，您说———”我在小心地斟酌字眼，“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
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
他睁大眼睛，毫不犹疑地说，“当然公平。”
“为什么当然公平？”
“我不是自愿入伍的，我是被征去的，不当兵就得坐牢哇！那些年轻力壮的边
境守卫可都是忠党爱国的狂热分子，自己争取要去的。当然，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
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
“哦！”我深深看他一眼。
“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