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总理昂纳克呢？他也该受审吗？”
费雪的脸冻得红红的，点头说：“那当然。”
“请问您母亲多大年纪了？”卡斯纳突然说。
费雪有点摸不着头脑，还是礼貌地回答了：“八十岁。”
“好啦！”卡斯纳急急地接着说，“如果您八十岁的老母在百货店里偷东西被
逮着了———对不住，这只是打个比方——咱们的法庭不会把她怎么样，因为她年
纪太大了，对不对？”
费雪点点头。
“咦，那为什么昂纳克要特别倒霉？他也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了，处罚他有
什么意义？”卡斯纳振振有辞。
费雪好脾气的，慢吞吞地说：
“先生，您看他现在是个可怜的糟老头，可您想想，如果两年前的柏林围墙没
被翻倒的话，这糟老头到今天可还神气活现地压制着我们呢！您说是不是？”
※ ※ ※ ※ ※
我们往车子走去。六度的气温，把人的手脚都冻僵了。
“人民军解散了，您现在做什么？从前部队里的同僚都到哪去了？”
“我本来就是搞汽车修护的，九○年以后，到西德宾士厂去实习了一年，今年
回到自己家乡，自己开了个小小的修护厂，其他人嘛——”
费雪想了一会，在车门边站住，“失业的很多，五十来岁的人了嘛，从头来起，
辛苦是当然啦！”
费雪打开车门，车里头露出一张盈盈笑脸，原来费雪太大一直坐在车里等着。
“费雪太大，”卡斯纳弯下身往车里说，“您觉得统一怎么样啊——我这位中
国朋友想知道……”
费雪太大有一张富态的圆脸，化妆得很匀整。她倾过身子，愉快地对车外大声
地说：“简直就太好啦！”
※ ※ ※ ※ ※
他们的车子慢慢驶上公路，轮胎经过从前安置电动铁门的轨迹，车身还跳动了
一下。
空口袋街
从“边境”过来，一路都是建筑工程。修路的修路，补桥的补桥。中断了四十
年的火车铁轨重新接上，生了锈的换上发亮的新铁；荒烟蔓草淹没了的老径铺上又
浓又黑的柏油。残破不堪的工厂挂出了即将动工的招牌，废弃颓倒的老屋围上了层
层叠叠的鹰架，整修蓝图醒目地悬在屋前。
这条往小冷镇的路线，“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卡斯纳说。这是他三十年来每
年一度的返乡路程。
“右边那栋大楼，你看，本来是公安警察的办公大楼。”
车子经过这灰色大楼的正面，我瞥见正门上一个崭新的铜牌： “德意志银行。”
就是这个银行的总裁，两年前让极左的赤军给谋杀了，作为抗议社会主义破产
的挑衅手势。
那个铜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光。
公路边有个个体户小摊，卖烤香肠和面包。
五十多岁的老板娘满面笑容地招呼着停下车来的客人。面包是冷的，香肠可是
烫的，还在大树下那个炭火架上吱吱作响，肉香像一缕青烟，在空气里游走。
“统一呀？”老板娘在我的纸盘上挤出一点黄色的芥茉，“当然好哇！不但行
动自由，讲话也放心了。从前见人只说二分话，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不怕了。”
趁着没有客人的空档，她抹抹手，走过来和我们在板凳上坐下。
“报仇没什么意思，我说，”她摇摇头，“昂纳克受的痛苦也已经够了，让他
去吧！何必呢！我们要向前看。”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一头白发的老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手里
挥舞着烤香肠的火钳，“咱们该让昂纳克住在一个一房一厅的小公寓里头，就和咱
小老百姓一样；每个月给他几百块钱退休金过活，让他每花一块钱都要烦恼半天，
就跟咱小老百姓一样。我说这才是最公平的惩罚，怎么样？”
“哎呀——”老板娘笑着说，“四十年的烂摊子，也不尽是他一个人搞的……”
老板娘斜睨着男人的样子，很有女性的妩媚。
“女人的处境有什么不同吗？”我问。
她偏头思索了一会，边说边想地说：“没啥不同，女人永远是输家。您看嘛，
在东德时代，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外出全天工作，但是男人可并不分担家事，女人就
是头牛，得作双份工。现在嘛，您只要看看新的领导阶层，从省政府、市政府、到
乡镇公所，哪有几个女人？反正，作决定的全是男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
样！”
老板已经回到炭火边，用火钳敲着烤架大声说：“你们别信她的！在我家，只
有听她的份，她是我的领导！”
路的尽头，有一片萧瑟的山林，叶子落尽，山空了，没入天的灰色。山脚下，
有一撮村落。
小冷到了。
是个冷冷的小镇，一万八千个人口，四百年前，有个叫马丁路德的人曾在这儿
住过，躲避教廷对他的迫害。
一进入市街，就觉得空气坏透了，一股冲鼻的煤烟味。家家户户的烟囱吐着长
长的白雾，笼罩着深秋铁灰的天空。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堆着黑漆漆、脏兮兮的煤。
人行道上也散着煤屑。泥土、煤屑、湿烂的腐叶，挟着雨水，把街道弄得泥泞。
我穿着高统皮靴。东来之前，我就知道一个定律：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可以
由它街道上的泥泞量来测量。
人行道上立着漂亮的电话亭，崭新的西方格式。门锁着，透过玻璃往里头看看，
啊，电话亭里没有电话，电话机还封在硬纸箱里，等着安装。
走在灰黯的街景中。煤，混着雨水，把所有建筑的墙壁都蚀出一种肮脏的阴暗
颜色，长年不经粉刷，阴暗之外又有一层破败的斑驳。每条街上都有这么一两栋残
败不堪的老房子，鬼屋般地耸立。多数的“鬼屋”，已经搭上了鹰架，蓝图上描绘
着光辉的远景。 ’
错落在灰黯的老屋之间，却是一间一间亮眼而摩登的小店。玻璃橱窗里装着特
别设计的、具有现代风味的聚光小灯，灯光照着柏林和巴黎最流行的产品：时髦服
饰、电视、微波炉、丹麦组合玩具、滑雪器材……
如果小冷镇有个李伯，在昏迷了两年之后突然醒来，站在小冷街心，就在我现
在站的地方，靴上沾着泥土，他会以为，小冷镇挖到了什么金矿。
我们的车，停在“德苏友谊街”。徒步转个弯，就到了“空口袋街”。
“名字奇怪吗？”新店刚刚开张的老板，边擦窗子边说，“几百年来咱们这街
一直是小冷镇的风化街、绿灯户。凡是从这条街‘办完事’走出去的人，哈，口袋
都是空的。”
他放下抹布，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根烟，对着街心徐徐喷出一口白雾，“民主德
国时代，咱们彼此之间都喊这条街叫‘共和国街’，意思嘛，是说，这共和国和绿
灯户一样，搞得人口袋空空！”
他掏出两边裤袋，空空的，然后开心地对着空街大笑起来。
山坡上的房子
十一月的小冷镇是挺冷的，裹在靴子里的脚趾都冻麻了。找家咖啡馆暖暖吧！
灰黯的街道上有一扇陈旧的木门，门上“咖啡”两个字，好像是上一个世纪写
的。
“这竟然还是个咖啡馆？”卡斯纳失声叫了出来。
里头也只有寥寥几个客人，无所事事抽着烟的老头和壮得像树睁着眼睛看人的
女人。屋顶很高，壁上没有画，整个房间显得寂寥、落寞。
“三十年前，我们在这房间里跳舞，就在这地板上……”卡斯纳不可置信地望
着天花板中间悬挂着的一个玻璃旋转球，布满灰尘，“……这个球竟然还在——”
卡斯纳搔着白头，带着恍然如梦的神情看着冒热气的咖啡，对自己说：
“时间在这房间里停顿了……”
厕所，在楼上。门把是坏的，不能上锁。热水笼头卡住不动；地板，不知哪年
泡过水，翘起一角。
这是个三十年没修过的厕所。
※ ※ ※ ※ ※
小冷镇自然也有个特务总部，是栋很大的二楼洋房。现在洋房上挂着个牌子：
“小冷职校”。
铁门前竖着一个简陋的石碑，走近一点就可以读清碑上的字：
“我们纪念八九年十二月在此地发生的群众和平抗暴运动。”
蓄着小胡子的汤玛士把两手插进牛仔裤袋里，平淡地说，“好像是很久以前的
事了。”
“什么样的事？”我固执地问。
“嗯——我想想，”汤玛士开始回忆，“好像是十二月一号吧，那天晚上——
您记得，十一月九号柏林围墙才打开——那天晚上，特务还在这房子里工作，灯火
通明，小冷镇的人不约而同地拥来这里，把这房子围得密密的。后来，群众情绪越
来越高，有些年轻人想冲进去把特务揪出来。我们后来知道，那晚特务在里头销毁
文件。有一个年轻人爬了铁门过去，然后大家跟着喊打，就在快要出事的时候，镇
里头的牧师到了。他在中间周旋，把群众情绪安抚下来，所以，我们小冷镇算是没
有流过血的……”
汤玛士显得骄傲起来。
他走了。卡斯纳看着堂弟渐去的背影，说：
“他故事没说完。”
“什么？”
“那个牧师。”卡斯纳打开车门让我进去。
“后来小冷镇开始满天流言，说那个牧师自己是特务的线民。没多久，牧师就
上吊死在教堂里。留下两个很小的小孩。”
啊！冷冽的空气使我颤抖。
※ ※ ※ ※ ※
山坡上有栋大房子，四周围着菜田。深秋的菜田，不过是带着霜意的泥土，可
是在夏天，这山坡上的房子想必是个瓜棚浓绿、桑麻丰饶的家园。
“那，就是我出生的房子，”卡斯纳停了车，望着山坡，树影中仿佛有只黑色
的山羊在蠢动，“现在住的人叫维拿。”
维拿长着浓密而长的眉毛，像少林寺的长老，一派慈眉善目，很热络地引我们
入座。维拿的太大，带着眯眯的笑眼，端出咖啡和饼干来。
水晶吊灯照亮了黄色的壁纸和厚实的地毯，房间透着温暖。卡斯纳和维拿好几
年没见了，聊着天。维拿是小冷镇公所营建组的主任，从前是，现在也是。玛格在
卫生组。
“三十七年了！”玛格说，一边张罗着让大家吃巧克力夹心饼。
“你要我说实话的话，老卡，”维拿喝着啤酒，一双手搁在肚子上，“我得说，
统一对我没啥太大好处。我以前月入一千六百东马克，现在收进一千三百西马克。
好，汽车是便宜了，洗衣机、冰箱、微波炉……都买得起了，可是，相对的，牛奶
贵了、面包贵了——”
“肉贵了！”玛格插进来。
“结果，”维拿点点头，“就差不多，扯平了。”
“还有呢，”玛格眯眯的眼睛，总似在笑，“现在失业严重啦，警察没以前可
怕啦，民主嘛！现在治安可坏透了——”
“上星期六，”维拿抢过话锋，“一个晚上就有三起盗窃案——在小冷这地方，
您想想看！”
玛格直摇头，表示对人心不古的不惯，想想又说：“以前半夜我都敢上街，现
在天一黑呀，我就留在家里打毛线。”
她拎起脚边的针线篓，拿出一卷茸茸的毛线，“我说呀，民主带来开放，开放
带来乱，乱就造成社会不安……”
“玛格，”我说，“共产党垮台之后，你们地方政府里人事淘汰的比例怎么样？”
“哦，”玛格不假思索地说，“换了起码百分之七十。老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三
十。”
那又“红”又“专”的人，当然就被清掉了。那么像维拿和玛格这样属于那百
分之三十的人，又是凭什么条件留下来呢？
我正要张口问个彻底，看见卡斯纳在向我使眼色。
天已经黑了。我们踩着山坡上的小石阶，摸索着下去。在小径上，卡斯纳问：
“你弄懂了维拿是干什么的吗？”
我在黑暗中点头，“在镇公所搞营建呀！”
“对！”卡斯纳似乎在笑，“他同时也是小冷镇大号特务！”
我停下脚步。在黑暗中，山丘上空的满天星斗亮得令人晕眩。
“你看得出维拿日子过得不错，为什么？别人可都穷哈哈的。因为他是特务，
他有办法搞到种种利益。譬如说吧——”
山谷里传来狗吠声。
“好几年前了，我回来探亲，维拿私下问我是不是能帮他弄一副西方的汽车安
全带；那种东西，东德根本就买不到。你要知道，他可是职业共产党干部哇，伸手
要资本主义的物质，这罪可不小。”
我们总算走到了车子旁边，回身看看维拿的房子，温暖的灯光亮着，窗帘里有
晃动的人影。
“我帮他带了一套来。然后，他悄悄跟我说：嘿，小心一点，你跟你父母在匈
牙利偷偷会面的事，公安局有记录呢！我吓一跳。所以，维拿和我是有过一次‘交
易’的。我们彼此心知肚明。”
车子发动了。星光、狗吠、山林的冷意，都被挡在车窗外。“我相信，”卡斯
纳幽幽地说，“维拿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政治动物。从前小冷镇有多少人落在他手
里，我是不知道……而且这种人，永远属于那百分之三十的幸运者。”
车子弯过山路，山坡上的房子，就被森林遮住了，灯光也在苍茫中隐没。
争 吵
在黯淡的街道绕了许久，总算找到了我们的旅馆。没有招牌，没有霓虹灯，没
有广告，只是这么一栋大宅，立在黑暗的街头。
按铃。
来开门的女主人，笑靥迎人。五十多岁的肥满身躯，穿着细细的高跟鞋，很让
人担心地在前引路。楼梯的扶手上还遮着施工用的塑胶布，整个房子弥漫着新漆的
气味。室内装潢以黑白为基调，配上诡谲的隐藏式灯光设计，一派后现代风格——
这是晦暗颓倒的小冷吗？
小房间里头的布置，像任何最讲究的柏林、巴黎、伦敦或纽约的旅馆，可是，
女主人抱歉地说，这一间的浴室抽风机还没装上，因为供货来不及。那一间，什么
都齐了，唉，就是没有门。门板嘛，就搁在走廊上，还没装上去，您不知道呀，小
冷镇到处都在施工，工人赶场似的一天奔跑好几个工地，今天下午，这门还没装上，
工人就被人抢走了。
我的房间很好，有门，浴室里有抽风机，墙上贴着美丽的粉红色壁纸，床头小
柜上搁着两颗包装精巧的糖。
躺下来之后，发现天花板上缺了好大一块。
※ ※ ※ ※ ※
女主人打开一瓶香槟酒，殷勤地斟在我的酒杯里。
“这栋房子，是我家祖产。共产党来了，而且看样子不走了，我们全家就逃了，
逃到西德。”
一个女人伸头进厨房里来，“克莉斯汀，三号房间的枕头套颜色不配呀，红色
的都到哪去了？”
女主人想了想，说：“大概在楼下洗衣间，你去看看。”
“我妹妹！”克莉斯汀回头解释，“我们一块儿经营这个。”
“这个房子，就变成了警察宿舍，上上下下住了好几户人家。做梦也没想到，
过了四十年，有这么统一的一天！”
我们举杯相碰，水晶杯声音像高音阶的钢琴响。
“我就从柏林回到小冷，向镇公所要回祖产。”
门铃响，克莉斯汀的妹妹带进来一个客人。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面容憔悴，
但是眼睛透着精干，一股不服输的神情。
“一块儿坐坐吧！”女主人取出另一只酒杯，“考夫曼太太！四十年前我们一
起读中学的，现在是邻居。”
考夫曼太太对我点头微笑。克莉斯汀好整以暇地坐下来，继续说：
“在自己的老家建设投资，当然有些感情因素在，可是累呀！所有的材料都要
从西方来，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然后整个德东都在动工，所有材料供不应求，缺
三缺四的……幸好工人都还很合作，我特别拜托他们：广告已经作出去了，客人就
要上门了，他们是满打拼的，倒是那些雇主，哇，神气得很，对工人颐指气使的，
工人也都不敢说话，有时候，雇主的要求简直就没道理，工人也不吭声。我觉得，
东德人对自己的权益还没什么概念，不敢争取自己应有的……”
考夫曼太大直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在镇公所上班我知道。克莉
斯汀，现在德东所有的雇主对他们的员工都是这么呼来使去的，可原因不是什么民
主不民主、权益不权益……”
“克莉斯汀，”考夫曼身体前倾，急促地说，“这里的雇主明白，工人也明白，
每一个工作缺位大概有五百个人在门外挤破头等着要。谁不听使唤谁就走路。我问
你，你敢不听话吗？”
“好嘛， 我承认失业严重使业主嚣张， ”克莉斯汀摆摆手，然后另辟战场，
“可我还是觉得东边人比较——比较缺独立判断能力，因为他们有四十年的集体教
育。”
克莉斯汀看看考夫曼，考夫曼抿着嘴不吭气。
“东德的女人都上班，生了小孩，才一岁就往托儿所送，早上天还没亮就送去，
晚上天黑了才接回来，一天反正只要付托儿所一块半马克，作妈妈的可以生了孩子
不养孩子，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聊天——”
考夫曼太太面无表情。
克莉斯汀越说越生气：“那么小的孩子，那么长的时间，没有爸爸妈妈，过着
军队一样的集体生活，接受共产党什么领袖主义国家乱七八糟的观念——这些孩子
长大——”
“长大得很好，我觉得。”考夫曼打断了克莉斯汀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我觉得孩子们在托儿所幼稚园里过团体生活，可以学习合作、容忍、谦虚……种种
美德，那是西德小孩没有的美德。”
女主人一个劲儿地摇头，“喏，你看那些用汽油弹攻击外国难民收容所的东德
青年，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从小在托儿所长大，没有来自父亲母亲的呵护、温
暖，集体教育只教他们服从，所以一旦自由了，没有党在指挥他们，没有警察在监
视他们，他们就杀人放火了……”
大概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克莉斯汀为客人又斟了一点酒，可是嘴巴不停：
“你别生气，我可是说真话。我觉得，一个一岁不到就被送到托儿所去的小孩，
长大了一定头壳坏掉不正常！”
考夫曼不动新斟的酒，只是冷冷地，从鼻子里发出丝丝的声音：
“这么说的话，我们新邦一千七百万人都是头壳坏掉的怪物了！”
克莉斯汀不说话。
我愉快地保持静默。
我们就那么僵坐着。在小冷镇一个小小的厨房里。
好朋友米勒
一个身材高大、头半秃的男人背对着我们，弯着腰，正在擦车。
“就是他，”卡斯纳缓缓把车靠边，“米勒，小学同学。你看，头比我还秃！”
米勒转过身来，很爽朗地笑着，热情地伸出大手。
“这两年啊，”我们并肩走着，“两年里的建设比四十年还多哟！”
四十九岁的米勒，曾经当过小学教师；曾经坐过一年牢，因为他拒绝入伍；曾
经是东德大电脑厂的一个小主管。
我们站在一户人家院子外面。冬天，叶子落尽，树篱因而空了，露出院子里一
堆小山似的黑煤。煤堆旁，摆着个像防空洞那么大小的铁罐。
“这是液态瓦斯，”米勒指着大铁罐，“渐渐的，煤就要被淘汰掉，我们就可
以呼吸新鲜一点的空气。”
米勒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眼袋，看起来人很疲倦。
“我还在电脑厂上班，不过只上半天。下个月，大概就要走路了。”
多少人要跟着走路？
大概有五千多人。
退休金呢？
什么退休金？每个人头给三千块，我在这厂干了十五年！人家西德人的退休金
还是遣散费——我也不知道这该叫什么——比我们多好几倍。
“嘿！”卡斯纳突然插进来，手臂搭上米勒的肩膀，“老朋友，你不怪我直说。
西边人退休时领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他平时一点一滴存起来的，是他流汗工作的收
获。不努力的人照样没有。德东人领三千块钱当然是少，不过，你要想想，米勒，
要多的话，谁来出这笔钱呢？西边人负担已经够重了！”
米勒尴尬地搔搔头，自我解嘲地，喃喃地说：“是嘛是嘛，谁来出这个钱？”
一直默默走在旁边的米勒太大笑着打岔，“我看哪，昂纳克的共产党应该出这
个钱。他欠咱们的。”
“哦——”我转头看她，“所以您认为昂纳克该受审判？”
米勒抢着说：“那当然。他把我们害得多惨。我今年五十岁了，马上要失业，
你要一个五十岁的人重新去做学徒不成？我最近常做梦……”
高处一扇窗户打开，一个女人倚出窗口，奋力抖动着被子。
“梦里老在想，怎么这革命不曾早来个十年？早来十年我才四十岁，一切都还
可以重新来过，现在呢？”
窗户关上，一只大胸脯的鸽子拍拍翅膀，停在窗沿，往下俯视走动的行人。
※ ※ ※ ※ ※
树林里有一家度假旅馆，餐厅里燃着灯；在这冰冷的下午，那灯光透着温暖。
进去坐坐吧？
米勒踌躇着。还是不要吧！这是小冷镇最豪华的度假旅馆，一向是那些特权干
部和特务去的地方。时代固然变了，“总是感觉不舒服。”米勒皱着眉头。
“我们听说，”米勒太太说，“那些特务大多隐姓埋名躲到西德去了。在西边
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其实，认出来又怎么样？我们这些被欺骗、被迫害了四十年
的东德人，现在只顾得及往前看，看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前头的路怎么走，实在没
有精力去追究过去的是是非非……”
‘可我们隔壁那一对，”先生不同意地瞟着太大，“不吵得厉害？”
“那是由于失业，以前社会主义大锅饭，男男女女都工作，现在不是男的失业
就是女的失业，要不然两个都失业。每天窝在家里，谁都看谁不顺眼。我跟你说，
这时候呀，要离婚的人家特多呢！”
“您问我究竟统一好不好哇？”米勒太大闪着明亮的眼睛，“当然是好。东德
已经坏到底、烂到底了，真是谢天谢地统一了。现在这一切的辛苦，我觉得都只是
过渡的、暂时的。只有一点我搞不懂……”
她抬起脸望着丈夫，仿佛在征求他的意见，“怎么说呢？就是，不知怎么的，
过去有势力的人现在还是有势力。说是改朝换代了嘛，怎么从前党部的头头什么的，
现在摇身一变就成了什么有限公司总经理……您说奇不奇怪？”
米勒沉默着。
我们在他擦得发亮的欧宝车前握手道别。
往小冷老街慢慢踱过去。卡斯纳扯扯我的袖子，要我回头再看看米勒的住宅。
嗯，确实是栋好房子。两层楼，占着市中心枢纽的地位。墙壁经过粉刷，在灰
黯的街景中特别显得漂亮。
“你大概觉得，”卡斯纳用揶揄戏弄的眼光睨着我，“五十岁的米勒要失业了，
可怜死了！？”
我以静默自卫。
“这房子，值好几十万，他可是小冷镇的资产阶级哪！我问你，这房子怎么来
的？”
我们在人行道的板凳上坐下。卡斯纳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支烟，对着他家乡的天
空长长喷出一口烟，看着烟回旋缭绕。
“我从头说给你听。米勒工作的这个电脑厂，当然是国营的了，生产电脑。后
来，党中央里头有人说，共产党得为小老百姓多效劳，所以下了个新命令，这电脑
厂也得开始生产什么螺丝起子之类的东西。电脑厂当然做不来，就偷偷向别人买成
品，拿买来的成品向上面交待。我的好朋友米勒先生嘛，当年就专门负责这秘密采
买的任务。既然秘密嘛！当然账目就不必十分清楚。”
“总而言之，”卡斯纳弹掉一节烟灰，站了起来，“总而言之，他那栋价值连
城的房子，就是他长年收取回扣的收获。懂了吧？”
我懂，咱们走吧，我说。
效率就是等待
苏联驻西德大使馆的铁门前，有一个小房间，那是签证的地方。
和别的国家一样，发给签证的人和需要签证的人隔着一扇玻璃窗；和别的国家
不一样，苏联这一扇玻璃是一面障眼的镜子——里头的官员可以清楚地看见你，你
却看不见他，完全是“敌暗我明”的设置。
轮到我了。“藏镜人”却将我的证件粗鲁地推出来，冷冷的声音说：
“台湾护照，不能办观光签证。没有外交关系。下一个！”
跟一个你看不见的人理论就好像跟影子打架。我张口结舌地试图说服这有权威
的影子，影子却把证件推得更远。用德语我不会骂人，于是改用英语：
“你这个人真是蛮横无理。电话上不跟我说明白，让我订了旅馆、买了机票，
现在才说不行。你简直可恶！”
影子静默了一会，伸出手取回证件，竟然客气地说：
“我会给莫斯科外交部电话，要等他们决定。但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所有不可能的都变成了可能，就是今天的莫斯科。五天之后，外交部来电，给
了台湾人观光签证。
到了苏联，排山倒海而来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低效率，躲都
躲不过它的折磨。
机场的各个门口，耸着肩的男人在暗淡的灯光下徘徊，用眼睛打量外国来客。
大部分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司机，来赚取外快。
“廿块美金到宇宙大饭店。不要卢布。”
几天大雪，机场外面像个劫后地区，肮脏的雪泥堆成小丘，把汽车埋在里头。
每一辆汽车都包着一层黄泥。透过泥泞的玻璃窗，看夜晚的莫斯科，莫斯科在泥泞
的覆盖之下。车辆过处，泥泞喷溅，穿着厚重大衣的行人在雪泥中跋涉。
饭店接待柜台前，已经排着长龙，疲倦的旅客争着一张床。站了一个小时之后，
轮到我。取出事先付款过的旅馆订单，接待服务员却摇摇头：
“不是正本！不算数！”
“正本被你们大使馆收走了。只有副本，怎么不算数？”
“不算数就是不算数：我们只认正本！”
好了！你知道事情总会解决的，不必绝望，但是你已经在路上奔波了六个小时，
排了一小时队，然后还要打起精神来和服务生理论、求情、愤怒……算了！
提着行李，离开饭店，投奔朋友。我知道签证上写着：“外国人抵达苏联，必
须径自前往预定地点，并立即申报流动户口登记。”现在的莫斯科，大概可以不管
它了。
坐在客厅里，我想打电话给其他饭店，可是我忘了，莫斯科没有电话簿这种东
西，电话何从打起？而事实上有了号码也没有用，因为旅馆并不个别作生意，招袜
客人，而是由一个中央机构，叫做Intourist统筹分配旅客。
一年几百万的旅客， 都由一个中央机构来排列组合， 分配到各个旅馆去。在
Intourist的柜台前，我又等了两个小时。
又被“分配”到宇宙大饭店。
这是莫斯科最豪华的旅馆之一。
“饭店里有传真机设备吗？”
小姐摇摇头，“没有。”
于是我在外面奔走，四处打听哪里有可用的传真机。精疲力竭地回到饭店里，
在大厅买报时却发现那儿就有专门为旅客传真的部门。
打个国际电话吧！
先排队，轮到你了，填表格。填完了，什么时候可以打欧洲？
“今天申请了，明天可以接通。”
“什么时候？”
“明晨七时。”
“不行啊，那是欧洲的清晨五点，太早了，可以换别的时候吗？”
“不行，就分配到这个时候！”
第二天清晨七点半，电话响了，接线生说：“西德电话。请你将话筒暂时挂上。”
话筒挂上了。却从此再无消息。一切重新开始；排队、填表、等待、等待、等
待……
到商店里买个东西吧！
进了拥挤的店，你要排三次队：第一次，排队等着看柜台里有什么东西。一个
小时过了，轮到你。看中了一样东西，去排另一次队——付钱。一个小时又过了。
付完了钱，你取得的却不是你要的东西，而是收据；拿着收据，你得去排第三次队，
取东西。一个小时又过了，你终于得到了那个东西，大概是一盒洗发精。
在苏联，效率就是等待的艺术。
一九九○年二月廿四日
敞开的俄罗斯家门
“你会怎么描述我们呢？”五十九岁的沙克立克夫用怀疑的眼神问着。
“西方的记者，写来写去都是苏联的店铺东西少得可怜，人们排长龙等着买香
肠，苏联人衣着陈旧。他们不懂——”沙克立克夫愠怒地说，“苏联各个机关单位
都有配给，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各自的单位领取配给，譬如我就不必去排队。我们
并不缺粮食；西方记者把我们写得很不堪……！”
我把这番话转述给舍给听。舍给是个廿九岁的作家。
“他是个混帐！”舍给愤怒地挥着手，“他想骗你！单位都有配给没错，可是
够吗？你问他一个月配到几斤香肠！有没有咖啡？有没有牛奶？有没有乳酪？没良
心！睁着眼说瞎话。人家西方报道的是事实，事实有什么好遮盖的？”
“我们不是没有食物，”我想起远东研究所一位学者说的，“各地的粮食运往
莫斯科，但进不了城，在城外小站上搁浅了。为什么呢？一群我们称为‘买卖黑手
党’的人，为了要破坏戈尔巴乔夫的革新政策，就故意怠工，把香肠囤积起来，不
往城里运。过几天，香肠全臭了，于是整卡车整卡车地往河里倾倒……”
“然后，”尤瑞很戏剧化地说，“人们突然在莫斯科河里发现漂浮的香肠，事
情才爆发出来。报纸都登了，真的！”
“是啦：”舍给不感兴趣地说，“报纸是这么说过，但是，究竟是真是假，难
说。”
舍给对苏联的香肠没有兴趣，他只有一个梦想：到美国去。
“为什么？”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不过最重要的，美国那样的社会比较
可以让我专心而孤独地生活。我只想看书、写作、思考，其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
不想过问，只作我自己。在苏联，这办不到。”
舍给不曾去过美国，却讲得一口美国英语；穿着一条帅气的牛仔裤，还有一件
令人眼花缭乱的太空外套。举手投足都像一个美国的青年。
经过刚开幕两个星期的麦当劳，看见排队等着汉堡的长龙蜿蜿蜒蜒大约有两三
公里长。
“疯了！”舍给摇头。
舍给是个结了婚的人，可是生活得像个单身汉，晚上不必回到妻子身边吃饭、
睡觉。沙夏也是，伊凡也是。
怎么回事？
“很简单，没房子！”沙夏干脆地说，“我和妻子申请了要买房子，但是得等
好几年。所以只好她住娘家，我住我父母家，因为她不肯搬来我家，我也不肯搬到
她家。分开住，两个人都自由舒服。”
“苏联的房荒很严重地在破坏婚姻这个制度，”莫斯科大学副教授谭傲霜说，
“年轻夫妇要嘛分开住，感情就难免淡薄，要嘛就和公婆或岳父母挤在一起，又难
免两代间的纠纷，婚姻往往很快就破裂。”
“既然很少在一起，各过各的生活，又不要小孩，为什么要结婚呢？”我问沙
夏。
“她要嘛！”
走在宽敞笔直的大街上，我想请朋友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歇歇，喝杯咖啡，
好好聊聊。
“莫斯科没有这样的地方：”朋友摇摇头，“只有最近个体户开了零星几个咖
啡店，很远。”
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已经没有了咖啡屋文化。你当然可以进入豪华优雅的作家
协会餐厅，或者庞大刺眼的宇宙大馆店，喝一杯咖啡；但是前者需要身分，后者需
要美金，都不是寻常百姓能够涉足的地方。
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情，
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然而失去的必然得到补偿。正因为没有了咖啡屋，莫斯科人大大地把家门打开。
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
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经济的贫或富、社会阶级的高或
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坏、家庭关系的和谐或冲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来，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