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你跟他就有共同语言了？”话一出口我就知道错了，赶紧轻轻一笑，以减轻那话的分量。说话刻薄不计后果是我的诸多毛病之一，母亲针对此一再告诫过我，凡事，要紧动脑子慢张嘴。其实，我并不对所有人刻薄，只对亲人、亲近的人才会这样，而现在，我不是正打算跟他成为亲人吗？幸而我的话没造成什么后果，不知是由于他的宽容还是木。接着我的话，他道：
“对，跟当官的不交朋友，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其实，我觉着，交朋友，合得来合不来，是主要的；至于他是不是官……”
他对这个题目却并无兴趣做进一步探讨，把话题转到了话题的开头，显然那才是他当前心中的中心。“这回精简，我们部编制减掉了二分之一。副部长十一月二十四号到点儿，能空出一个位置，就这一个位置，十八双眼睛盯着，论工作能力，论水平资历，我在这十八个人之首，可是，”他摇头，脸上露出悲愤，“我不怨我干得不好，不怨我能力不够，只怨我没有一个当红军的爸爸。你说我爸爸他当年怎么就知道打鱼？哪怕帮红军拉拉纤、送个人儿呢！”
“其实，到地方干也不错，趁着相对年轻。部队终究不是久待之地，就是当了副部长又怎样，还不是得走？”他眼盯着桌上的某个点，不吭，目光沉郁；于是我知道下错了药，试着换一个方向，再说：“走一步看一步，你现在就是个机会问题，只要有了机会——”
“让我当总长，当总理，都没问题！”我以为他是幽默是开玩笑，抬头看他，同时心里都想好了怎么附和两句，凑凑趣，却发现对面那张肉脸异常的认真严肃：“给我一个舞台，我还你一个奇迹！”
我还能再说什么？两个陌生男女坐到一起，本是要通过“说”来沟通来达到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如果你已发现根本就达不到“共同”，还有什么心情再说？就好比买卖双方侃价，买方说一百，卖方说一百万，差距这么大，这买卖哪里还能谈得下去？只有免谈。吃完饭，我抢着洗碗，让他去坐。他不去坐，倚在厨房门口跟我说话，不知是出于礼节，还是意犹未尽。
“想知道我为什么离婚吗？”我一下子又有了点情绪。“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什么都不是，家里也穷得要命，所有人都说她不配我。她爸妈生病，挂号，取药，是我；换煤气罐，是我。她家里电视机，都是我买的。……她脾气不好，上来一阵儿，跟疯子似的，逮着什么摔什么。……动不动就回她爸妈家住，有一年春节都不回来，这人冷得很。……有一个男人常去接她下班，我就碰上过三回。”说到这他的声音陡然提高，“你以为他是真对你好？不就是看你长得漂亮吗？男人我还不知道？其实她并不漂亮，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瘦得什么似的，小脸儿蜡黄，没胸。那时候，除了我，谁能跟她结婚？都是玩玩罢了。我现在怀疑，我不是她的第一个。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她流了血，可是后来我发现，她是来例假了……”
他讲得拉杂，不连贯，一件事没说完，还没结论呢，就蹦到另一件事上，也许是积怨太多，一件事顶着一件事自动向外涌，容不得他说详细说条理，以至都讲了半个多小时了，我也没能知道他为什么离婚，“她”在我脑子里也始终面目模糊。即使如此，我还是得说，他是好人，无论按什么样的标准界定。他对我也很有诚意。按说，按照预先打算的说，这桩婚姻应该没问题了，好人，又有房子，还要什么？可是事到临头方才发现，抽象中的好人一旦具体起来，就容不得大而化之了。能力差点，平庸一点，没多大出息，这些我都想到了，都预备接受，就是没想到他会是个心胸狭窄又自以为是的怨妇。噢不，怨夫。与一个怨夫结婚，成家，共度一生，我有这个襟怀有这个能力吗？雁南说：婚姻远不是你我所想象的那样神圣，有点像买生活必需品，买不着好的，就买次的。可是，次，次到什么程度方是底线？
那天，我正坐在医院单身宿舍的床上看书，雁南拿来了一封信。信首：梅玉香同志——梅玉香是外科卫生员，负责妇产病房，是雁南的部下。我问雁南：“怎么回事？”雁南示意我先看。我便看。这是一份详尽的军队干部履历表，详尽到一次口头嘉奖都未被遗漏，写了一页纸零三行，信末尾的客套词是：祝学习进步工作顺利乘胜前进！落款：同志程百祥。一分钟过后，我抬起头来，问：“怎么回事？”“还不明白？”“明白是明白——”“那你就给他回封信！”“我回？”“你起个草，叫小梅抄。”“包办婚姻啊。”“是恋爱！”“恋爱？”我抖着两页单薄的履历表。“韩琳，别太挑剔了，头一封信，还能怎么样？再说，小梅今年肯定复员，她不愿意在农村找，你知道。这样的机会对她已经是不容易了。帮帮忙，嗯？”随手又递过一张照片，青年军人的二寸半身免冠照，看上去又陌生又熟悉，是张没有特点的脸。雁南站一边当解说员：这人是个汽车排长，家跟小梅一个村，不过以前不认识，两家老人牵的线……
雁南走了，我下床坐在桌前把照片竖在脸对面开始写回信。尽管回信的内容也是一份履历表——小梅的履历表——但比对方开的那份要自然丰满生动多了；也写了一页纸零三行——这些细节很重要；信末尾的祝词朴实热情而不失分寸：祝你好。雁南看完后一个劲儿地表扬我：“韩琳，你是真聪明！”我谦虚道：“聪明是不幸的源泉。”雁南没领会出这谦虚，反点头表示了同意：“言之有理。最近我老是想，要是小梅一直在他们家乡里一直没有出来，压根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可能反倒好些。”
我和雁南都没有正儿八经地在农村待过，每年夏秋两季助农劳动，干几天就走。我们心目中的农村便是小说《 艳阳天 》里的农村，处处是爱情、露珠和绿。可一到了小梅嘴里就全不是那么回事。她说她十岁退学下地干活时一天挣六分，合不到两毛钱。我们诧异十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她说成年妇女干什么她就干什么，除了犁地之外，和大老爷们儿干一样的活儿。一年里最累人的是秋收，收地瓜。那活急，要倒地种麦子。刨完了就地切，就地晒，晒成瓜干，逢下雨半夜也得爬起来抢收。地瓜是她家乡的主食，一年得吃大半年瓜干，吃苞米面是改善生活，白面过年才能吃上，大米见不着。农民不种什么就不吃什么。山区缺水。秋收时她最怵的就是切地瓜干，拿着小木板拿着刀，蹲在地里边切边向前赶。这种活儿都是包件，干一垄四分，谁也不敢怠慢。一天下来，两腿哆嗦得站不住，晚上睡觉疼得爬不上炕，得靠哥哥抱上去。哥哥比她大三岁，看她累成这样，心疼得直哭，几次闹着退学跟她一块干活帮家里，娘不准。娘说就是自己不吃不喝也得供他上学，他是男孩子，他不能跟他爹似的一辈子在地里做死，累死，穷死。爹四十不到就死了，娘跟他苦了二十年，到头来还得自己拉扯三个孩子。小梅还有个弟弟，比她小两岁。弟弟也上学。娘是个有见识的人。她和娘养活着他们兄弟俩，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多苦多累，心里自豪。小梅说现在说这些真觉着像在做梦。人哪，真是怪物，没有受不了的罪，没有享不了的福。现在医院里的人整天闹着给食堂提意见，不是嫌菜的花样少就是嫌菜不中吃。“我们那阵儿，哪有菜吃？有菜没有油炒啊！豆油舍不得吃，得留着夜里点灯用，芝麻油那么一点点当什么用？一天三顿吃咸菜，能下饭就行。下来红萝卜了，腌上。吃着红萝卜，青萝卜又下来了，再腌上。赶红萝卜吃完了青萝卜就腌成了，这时再把白菜帮子腌上。一茬接一茬地腌，一茬接一茬地吃。有的家连咸菜也不叫随便吃，为省粮食。……”
“唉，算了，不说这些了。看这，小梅，同类项合并完了，再往下呢？”
我一直在辅导小梅数学，我和雁南计划帮她考上护校。新规定战士提干必须经过院校学习。小梅不愿意复员。她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一切，包括我们。并处处事事模仿。我们吃苹果削皮儿，她也削；我们睡前要洗洗换换，她便也洗也换；我们不吃肥肉她便也不吃，尽管她爱吃。其中最热衷于模仿我们的事是说普通话。小梅的家乡话口音很重，“哥”念“果”，“做”念“揍”，“耳”念“乐”。小学校的老师上语文课比别处老师须多费一道工序：耳，耳，“乐朵”的乐——如同用国语注释外文。小梅来后一年家乡口音就听不出多少了。她其实挺聪明。小梅的变化引起了教导员的注意，教导员认为农村孩子应当保持自己的本色，他本人即是保持本色的榜样，离家乡十多年了，一口胶东腔仍是纯洁无瑕。一次他们科春节晚会他独唱《 北风吹 》，回到宿舍后雁南直着脖子学给我听：“跛风那国催……”笑得我差点肠梗阻。教导员责成雁南对小梅进行批评帮助。小梅要入党要提干，政治经济命脉都攥在教导员手中，雁南便找小梅谈了。
“小梅，你们家乡话，好不好听？”雁南怎么也曲里拐弯起来了？
“好听什么？土死了！”
雁南看看我，叹口气，没滋没味地又问：“是吗？怎么土？”
小梅抿着嘴不出声地笑了，想了想，突然喊道：“乐果（ 二哥 ）——家走次（ 吃 ）饭俩（ 啦 ）——”嗓门大得就像真的站在田野里一样，把我和雁南吓了一跳。小梅喊完憋不住又笑了起来。
“别笑了小梅。”雁南哀求她道，“不过家乡话还是不能忘的对吧？要不将来复员回去不好办对吧？”说完扭头看我，我目不斜视。
“忘不了！”小梅说。停停，又说，“我不复员！”
“当兵总是要复员的……”
“我不复员！！”声音之响使我和雁南同时一惊。小梅看我们一眼，放低了声音，“我不复员，我喜欢这里。到了这里我才认识了你们，我才知道，以前我活得就像个白痴，整天吃了挣，挣了吃……”
窗外，海浪哗哗，低低地，缓缓地。
“小梅，以后我教你学说普通话。”
“也教我学接生，对吧？”
“那当然啦！”
“我帮你补习文化，咱们考护校！”
小梅看看我，又看看雁南，看看雁南，又看看我，然后谁也不看，说：“要是我早能跟你们在一起就好了。”
……给“同志程百祥”的信发出去了，小梅只是抄了一遍，也附了一张照片，二寸半身相，规格同对方那张一样。我说过，这类细节很重要。雁南也同意，认为既然想成，就不能矜持也不可掉价儿，分寸得把握好。我们在共同对“敌”，我和雁南是小梅的军师。她无条件地执行我们决定的一切，没有异议没有建议，没有反感没有热情，态度平和像是在做一件与她并不相干的事情。这使雁南心里不踏实。
“小梅，你到底觉着这个人行不行？”“只要人家不嫌乎咱就行。”“那是他的态度。你自己呢，觉着行不行？”“我就是觉着只要人家不嫌乎咱就行。”雁南问不下去，就不问了，从此隔十天左右拿来一封信给我，我写了回信，雁南审阅后再交给小梅抄、发，这样往返了五六个来回，小伙子信中一次比一次多地流露出对小梅的、也就是说对我的肃然起敬。雁南再也不表扬我了，后来干脆直接说了：“韩琳，这次，你把信写得稍微、稍微……稍微那个一点好吗？”稍微哪个一点儿？戏演得不错，却没法收场了！这天，雁南又拿着小伙子的信来了，我断然拒绝：“不，雁南，我洗手不干了！”雁南说：“你先看信！”我看信，看完后禁不住从心里发出了一声欢呼。小伙子要来，利用探亲假。一旦他和小梅真正接上了头，我就可以撤出，再也不用像个骗子似的从中作祟了。心里一轻松，就想开玩笑。“雁南，”我一本正经地说，“见面时需不需要我代劳？”雁南看着我不怀好意地笑：“不必了！还是各尽所能吧！”
小梅却不自信。在百祥同志预定时间即将到来的时候，她紧张得手都凉了。雁南把镜子捧到她脸前，一遍遍地说：“看看，小梅，睁大眼睛看看！……这里面的俊俏丫头是谁，你不知道？”“可是我跟他说什么？”我说：“闲聊天，拉家常，谈学习，谈工作，谈现在，看未来，国内生产国际局势种族歧视计划生育宇宙飞船试管婴儿——想到什么你就说什么！”雁南说：“试管婴儿计划生育什么的我看先不要说，头一次见面就说这些容易引起误解！”我说：“这不过是打个比方，意思是说谈话时要放松，随便！”雁南说：“也不能太随便！”我说：“别把小梅当傻瓜！”小梅说：“我就是傻！都怪我平时不注意学习……”雁南说：“哎呀呀呀，这又不是开班务会！”……
小伙子在岛里住了三天，住在军直招待所。小梅每天中午和晚上去看他。头一次是雁南陪着去的，回来后我问雁南怎么样，雁南说没有什么毛病。什么叫没有什么毛病呀？雁南说没有什么毛病就是没有什么毛病！她的情绪有点烦躁，这时候应当不理她。我去问小梅，小梅却问我廖军医怎么说，雁南姓廖。这使我有点不安。后来小伙子走的头天晚上我应小梅之邀和雁南一起去为他送行，才算亲眼看到了他。确实没什么毛病，个头不高但也不矮，那张脸不俊但也不丑，挑剔一点的话是内分泌旺盛脸上显得油多了点儿，我不喜欢油汪汪的脸。但雁南早就说过叫我不要过于挑剔。我们坐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吃花生喝水说话，四个人里顶数小梅拘束，一说话就脸红，弄得我和雁南都不敢看她。他还好，也健谈，只是从没有主动挑起过话头，全是顺着我们说。我们说小梅入伍以来进步很大，他说这是领导同志们和二位大姐帮助的结果；我们说小梅没考上护校今年可能复员，他说分工不同目的是一样的；我们说你头一回进岛肯定晕船了吧，他说多锻炼几次就好了……一如头一封信中“祝学习进步工作顺利乘胜前进”的风格。
从招待所出来时天已经黑了，天上有月亮也有云。“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歌声从医院单干楼里隐隐传来，听得出的确快乐，只是云却不是白莲花般的，是乌云，很厚，月亮走着走着就被它罩住了，没有了月亮天地间顿时一片黑乎乎的。我的心情不好。天一不好我心情就不好。
“廖军医、韩琳护士，你们都别结婚吧！你们不结婚我就也不结婚，咱们在一起，不行吗？”
“你对他不满意？”
“不。”
“不什么？是不满意还是不是不满意？”
“不是不满意。”
“那你干吗要说这些话？”
“说着玩儿的。”
雁南再没说话。小梅也没有说。我也没说。
……复员的命令下来了。我和小梅同乘一艘船出岛，我因又发了几篇较有影响的小说声名骤起被我现在的单位借调去北京。四十分钟的航程，小梅一直没有说话。她原是个顶爱说话的小姑娘，一点小破事儿能岔七岔八地说半天。雁南说得对，她还是待在家里根本就没出来的好；我说得对：聪明是不幸的源泉；老子说得对：绝学无忧。我们坐在前甲板上，海水细细的泡沫不时飞溅上来，我几次想提议转移地方，终是没说。小梅靠在我身上，靠得很紧，半张脸埋在竖着的大衣领里，一动不动，我便也不敢动。船靠岸了，下了船，我们要分手了。一个去长途汽车站，一个去火车站。我拉着她的手，笑着：“再见，小梅，有时间我去看你！”她笑笑。我说：“真的！如果他们能要我，我就可以到处体验生活，就可以去你那里。”她不笑了，怔怔地看我。我又强调：“真的！”
“那要是……那要是他们不要你呢？”
“那也能去你那。从北京回部队，拐个弯，就到你们村了！”
小梅突然着急起来，翻包翻口袋，找纸，找笔。我说我有你的地址，她说那个不管用，路不好走，下了火车要坐汽车，下了汽车还有好长一段路不通车。……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来了，我接过小梅画的线路图跳上了车。车开了，小梅看着我；车开快了，小梅忽然跟车跑了起来，边跑边招手，像是有事儿要说。我把身子探出车窗外，透过车后滚滚的黄尘，听到她在喊：
“不过他们肯定会要你的，韩琳护士！”
她叫我“韩琳护士”，四个字一个不省。认识我的人只有小梅一个人这样叫我，那是第一次见面时固定下来的。雁南向她介始我：这是韩琳，内科护士。她想了想，叫道：韩琳护士。
我至今没去看小梅，但知道她结婚了，复员回去后的第二年结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生存和需要其实比爱情更接近于婚姻本质。在那个吵吵嚷嚷、酷热难当的暗夜中，我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要不要去看一看小梅？
我是被一个找我的电话叫醒的，醒来时天已经亮了。电话正是我那位男友打来的，约我出去，方才记起今天是星期天了。
出院门碰上了我们剧团的另一位编剧。同是编剧，他一级，我三级，档次差着不是一点半点。人家也不像我半路出家，正宗科班毕业，来剧团后，上了三部戏，响了三部戏，还不到四十岁。上级机关几次意欲让他出任剧团领导，均遭婉拒，此举愈发令同仁敬重：这才叫真热爱艺术，不是叶公好龙。他的妻子是舞蹈演员，很漂亮；儿子上小学三年级了，很出色。可谓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既有抱负又很实际，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我很佩服他，恭称其老师，心里从来没有一点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预感。相互打完了例行的招呼，老师问我剧本准备好了没有，我看着他，不明白。他说我的《 周末 》定于明天上午九点全团讨论。我大吃一惊，呆住。老师已走得看不见了，我还站在原地拿不定主意。拿定了主意后就去给男友打电话，告诉他我不能去赴约了并讲明了原因。《 周末 》是我的心血之作，明天是决定它命运的时刻，今天我必须在家里做些准备，电话中男友流露出的遗憾颇令我心动。
第二天我早早地就起了床。从宿舍到剧场只需五分钟，我提前一刻钟就出发了，带着本，带着笔，第一个来到剧院。天气预报这天最高温度３１度，不高，感觉却是出奇的热。没有太阳，没有风，空气黏糊糊地罩在天地之间纹丝不动。那时剧院还没有空调，有重要演出就得提前准备好大量的冰块，演出开始前分装在盆子里一盆盆在观众席前摆好，盆子后面再放一排落地扇，负责将冰块散发出的凉气吹送到观众席里。平常的日子就只有电扇，吊扇，悬挂在剧院高高的天棚上，已经老得转不大动了，扇叶一叶是一叶，怎么使劲转也连不成片。我记录本上的字儿被手汗洇成了一朵一簇，好在那些字儿全无意义。
开始我一直在做记录，边记边还频频点头，表示着谦虚，若有所悟，英雄所见略同等等等等的意思，但渐渐地我发现这种姿态并没有什么用处。
“艺术是什么？它和非艺术的区别在哪里？现代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说艺术应当是‘有意味的形式’，”说话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不仅在我们剧团，在演艺界，也算得上是名门出身。名门自然就有着名门的风范，外国艺术大师的名字，不管多么拗口生僻闻所未闻，由她嘴里说出都像是她的熟人儿，一串串高深的专业名词更是叫人闻之肃然。她有着一双狐狸眼，看人时，尤其看男人，半合半开半斜，越显其媚，并不想勾引谁，本能、习惯而已。下巴略长，皮肤稍粗，牙齿很好，细密而白，因此常常要嫣然一笑或不禁莞尔，时有机会在电视剧里出演妓女或姨太太，基本是些没名没姓的角色，所以她格外推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的说法，视黄宗洛为她的学习榜样精神楷模。可惜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神圣的艺术殿堂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市场经济的特点：势利。人们的眼睛只盯着主角、明星，只看红花不看绿叶，令狐狸眼们在激愤不平的同时，也寂寞。所以狐狸眼格外珍惜，不肯放过一切展示她才华的机会，今天就是她的机会。“布莱希特说，戏剧只有参与了建设世界这一工程，才能在舞台上塑造世界。可在《 周末 》里有什么呢？几个人，几段苍白的经历，看不到时代，看不到历史，更不要说世界了。标准一定要高，没有高标准，就不会有好作品。都说不能眼高手低，”一顿，“NO！眼高才是一切的前提！高尔基说，戏剧是一种困难的文艺形式，没有困难不见功力，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我收起了笔和本，收起了眼中的的谦恭，仰脸看天，一条腿也架在了另一条腿上，调动起全部肢体语言，告诉对方我很烦，请闭嘴。狐狸眼不闭嘴，四年“中戏”收获的知识她这才用了多一点？一点点。剧团领导眼中也露出了不耐，但无奈，作为领导，他不能遏制一个团队成员对于团队活动的参与热情。
终于还是有人说话。“我说，咱是不是来点实的？就戏谈戏，务虚以后再务，齁热的天！”浑厚的男低音，声音不大，却传到了剧场每个角落，是那种所谓有穿透力的声音。因狐狸眼的发言而昏昏欲睡的剧场为之振了一振，个把被从睡梦中惊醒的人扭着脖子寻找说话的人。我一动没动，我知道是谁。“我觉着《 周末 》的关键问题在于上面能不能通得过。不是不让你写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戏，这谁都知道。但是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对编剧是个考验。你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到底想告诉人点儿什么？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不清楚。剧本的不清楚是因为剧作者的不清楚，我建议帮助作者把最近党中央的精神吃透，从政治上号一下脉。”
“Ｎo！”狐狸眼一声尖叫，像一把利刃将男低音拦腰斩断，半死不活的剧场彻底兴奋了起来，仿佛一出戏终于进入高潮。“伟大的思想先驱卢梭怎么说的？——法律是不允许进入剧院的，只要有一点点强制的存在，剧院就由娱乐变成惩罚！著名戏剧理论家威廉·阿契尔怎么说的？——”
“卢梭说了算还是中央说了算？”
“这正是艺术的悲剧艺术的堕落！是我们剧目质量搞不上去的症结之所在！”
“你呀，说别的行，还就甭跟我谈艺术。想当年我在这儿搞艺术的时候，你还在幼儿园里‘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男低音今年五十四岁了，距退休还有一年，最后一句他是唱出来的，唱得字正腔圆中气十足，于是剧场里响起了稀疏的笑声，尽管稀疏，也是笑声。话剧演员尤其知道剧场中笑声的宝贵，男低音大获全胜颇有几分得意，狐狸眼不甘失败欲起身再战。领导抢在她的前面站了起来，两手平伸用力下向压着，道：
“大伙的发言都很好，从各方面对《 周末 》进行了论证，相信对作者会有所启发。希望韩琳能将大家的意见琢磨消化，对剧本做进一步修改，争取在现有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散会！”就散会了。
这天老师没来，为了什么事不知道，是不是他也觉着《 周末 》太糟，让他不好发言，不忍当面伤我，就——躲了？
我低头匆匆去了剧场的洗手间，直在里面待到估计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时才出来。我这会儿不想见人，不想听任何虚情假意的安慰鼓励，更不想再听人跟我探讨“艺术”，这种借探讨艺术之名行炫耀、发泄甚至是填补精神空虚之实的作风平常就令我厌烦，别说在这个时候了。
剧场里空空荡荡，没有灯光没有舞美装置的舞台显得破败不堪，昏暗的光线下，可看得清上面的一层灰尘，毛茸茸的。侧幕条都被拢了起来，露出台后横七竖八的道具，景片，电线，大小箱子。刷，刷，刷，老朱在扫地。我拣后排边上的一个椅子悄悄坐下，将自己隐蔽了起来，连老朱，我都不想让看见。
“孤王酒醉桃花宫/韩素梅生来好貌容/寡人一见龙心宠/兄封国舅妹封在桃花宫……”
老朱边扫地边哼戏文，心情很好。我就没有见他什么时候心情不好。他来剧院两年多了，负责清洁和看门，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全名，多大岁数，从哪里来，如何而来。只知他姓朱，一辈子未婚，无儿无女，也没有父母，一个彻彻底底的孤人。住一间借建筑物拐角搭盖的简易小屋，单人床放进去便三面顶墙，只剩一侧不足一人宽的过道。放不下桌子，他就捡来大小适宜的木板搭个桌子；水泥墙灰秃秃的不好看，他就把旧挂历拆了挑漂亮的贴一满墙，还养花，养鸟，最喜欢的，是吃一口好的。吃饭是他极重视的事，从不凑合。我经常见他坐在小屋门口，自己给自己包饺子：和面，调馅儿，擀皮儿，砸蒜泥儿，全套的程序。尤其可贵的是，忠于职守。比如你想带个人进剧场，跟他再熟——哪怕你昨天刚给过他一小袋大米，尽管是你吃不了的，给别人行不行？扔了行不行？给他，就是一份好意，一份惦记，没用，没领导发话，他绝不批准。领导常为此感慨，要是部属都像老朱该有多好：工作好，需要少，无牢骚，狗一样忠诚，还不必给他评职称。
老朱仍在唱：“内侍臣摆驾上九重/高御卿发怒你为哪宗……”
曾经，我很同情他，觉着他很可怜，此刻，却兀地生出几分理解，几分羡慕：肉体的所有感受，最终还是要通过心灵得出结论，快乐与否的标准，全在每个人的心里。他贫穷卑微他快乐。我优裕高雅我却不快乐。
老朱终于也走了。偌大的剧场静下来了，放眼看去，一排排无人的座椅连成了一片空虚。
只有我知道我为《 周末 》付出了多少心血，这之前我还写过六个剧本，都是在这一次次的所谓讨论中，在“再上一个台阶”的敷衍中，不了了之。前六个剧本放弃也就放弃了，但是《 周末 》很好，经过了六个剧本的磨炼，它已相当成熟。如果这样的剧本仍不能为这个剧团接受，就说明我与这个剧团是真的无法相融了。这里没有人事因素，大部分发言也都出于真诚，包括狐狸眼，包括男低音。但这只能更加证明了问题的严峻：我和这个剧团在美学追求上有着相当的差异。我无法改变剧团，又无法放弃自己，于是，就僵住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戏剧是一种集体经验，集体创作集体欣赏。换句话说，就是要限制个性的过分张扬。我记住了这话，并努力实施，在最大范围内修正了自己。修正不等于放弃。而在目前，不放弃自己，就意味着放弃剧团放弃这份工作：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能总占着一个坑而长不出萝卜。
当初借调来京时领导明确告诉过我，能写出可供剧团上演的剧本来，就留下，写不出来，走人，试用期半年，令我骤感压力。我不懂戏，看得都很少，一个小岛上哪里有戏？十几年我只看到过一次话剧，军区话剧团的《 雷锋 》，印象中还不是太好。这种事谁也救不了你，唯有自救，我的办法是：恶补。晚上，窜去各个有演出的剧院看戏，话剧，京剧，沪剧，越剧，《 三百年前 》《 狗儿爷涅 》《 烟雨 》《 阿混正传 》；看完戏回来后躺床上接着看剧本，莎士比亚，缪塞，曹禺，老舍；通俗的，高雅的，好看的，难看的，传统的，现代的，一视同仁兼容并蓄逮着什么是什么。白天，写，硬写，逼着自己把小说思维转向戏剧思维，这二者有着完全相反的特性。转眼，就是半年，我是在试用期快到时才把剧本拿了出来，抒情风格，偏又遇上反“精神污染”，抒情在当时按有些人的标准不是“精神污染”也得是“精神污染”的亲戚，至少是有此倾向。幸运的是当时的剧团领导有着同样倾向并且霸道：这是个好戏！就这么定了，上！于是，我的命运也就这么定了，戏上之后，被正式调入。那是一段幸福时光，戏立起来后，层层看好，一路绿灯，获得了空前的肯定：军事题材戏剧创作的新突破——领导和专家这样说。是夜，拍板上这部戏的那位领导同他老伴一块儿，从剧院出来直接跑到街上，花二十六元钱吃了顿涮羊肉以志庆贺，那时的二十六元可不能算是小钱。可惜这位认可欣赏我的领导很快因年龄到了退了下来，我是在他退了之后才感觉到了他之于我的宝贵——他退下来后，我就再没上过戏。他晚年不幸，老伴先他而去，几个孩子均出国定居。五十年代也是剧坛一名骁将，曾把自己两万元的稿酬一次性交了党费，那时的两万元顶不上今天的两百万二十万是顶上了。但到了八十年代末，退休之后，他却要因一项按规定必须自费的手术，为了区区一两万块钱的手术费低下头来四处去借。一年春节，他打来电话：韩琳，我这个春节过得很凄凉，家里只有我和小阿姨……我深为震惊，震惊的不是他的处境，而是他的表述。一个这样的男人，如不是在现实面前完全地无奈了，无望了，屈服了，怎么会肯如此背叛自己的自尊？后来，他得了肺癌，手术前我去看他，带去了花篮和祝福，原以为面对的会是形销骨立阴凉凄惨，却不料老人形容开朗谈笑自如，分手前还给我写了幅字：“凶吉福祸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七律，据说是白居易读《 老子 》后作的。我把这字拿去裱了，郑重其事挂在了写字台的上方，失意时深深看它两眼，很是能从中得到些安慰、感悟。这工夫，在刚刚遭受了致命打击一个人坐在空空的剧场里时，我又开始在心里默念它了，一字字地仿佛念经。却是不论怎么念，虔诚地念，也轻松不起来，超脱不起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如果这部戏再上不了，我恐怕就别想在这个单位里混了，能不能留北京可能都是问题，就这么回去？怎么跟母亲交代？因为父亲的缘故，母亲对我寄予了无限期望。
“韩琳，”我茫然扭过脸去，是他，那位我尊敬的老师，站在座椅之间的过道上，两眼含笑，问，“完了？”
我一语双关：“完了。”
他轻声一笑，走进来在我身边坐下。“听我说韩琳，《 周末 》相当不错，可以说非常成熟，是一个从生活出发的东西。坦率说，我没有想到。”我瞪大了眼睛，他的神情诚恳认真，不像一种安慰，“你很有才华，戏剧感觉很好。”
“那您上午为什么没来？”我不禁嚷道。
“有点非办不可的急事。没关系，我的意见都跟领导谈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当然本子还需要做一个调整，结构上的调整。打个比方，一幅画，每个局部都很好，眼睛、鼻子、眉毛、嘴，都很好，很美，可是假如安错了地方，嘴安在了眼睛的地方——”我笑了起来。他也笑了，明白我明白了。“两天时间就够！”这是他最后的话。
我在闷热的小屋里整整待了两天两夜，吹着电扇，两腿浸在一只凉水桶里，调整剧本，让“眼睛，鼻子，嘴”各就各位。剧本交上去之后我就躺倒了，高烧，头疼欲裂。早晨申申来过一趟，收拾房间打开水送饭，一阵旋风般地忙活之后就走了，她家胖子的“个唱”正在关键时刻。这天天很好，夜里下了场大雨将多日来的闷热一扫而光，邻居两口子上班去了，我得以敞开房间门让习习的凉风由窗至门自由出入。真舒服啊，我闭上了眼睛，睡意渐浓。有敲门声，我叹息了：“进来！”单元门开了，门外的人进来了。是他，我的老师！心中一阵紧张，到现在我也解释不清这突如其来的紧张。一切都应被理解为正常的：她有病，他来看望病人。他是这病人的同事、老师，有权也有义务表示一下关心。当然，她敬重他的成就，他欣赏她的才华，但这也是一种不超越同行、同事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一点超越这种关系的东西，可我就是紧张，这算不算是一种预感呢？
他进来，并顺手把我敞着的房间门关上了，然后走进来，站住，把拎在手里的一大网兜水果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坐下。我想起身，他不让，却没说话，只是那样微笑着摇头，含着温和的责备，这责备让人从心里头感到舒适。该我说话了，却找不着话说，急中生智一向不是我的长处，心里一阵焦躁。“药都按时吃了吗？”他随随便便拿起桌上的药瓶，自自然然地问，气氛立刻变得又随便又自然。我真感谢他的细腻、体贴和聪明。“没有打针吗？”他又问，我笑着摇头。他不看我，看着我的写字台说：“不打针也好，药物对你来说是次要的，你需要的是休息，你太累了，一个人，什么事儿都要靠自己……”他突然转过脸来，看我，目光里深沉的理解使我的心一阵抽搐。我避开了他的眼睛，眼角溢出了泪水。我想他不会发现，我已提前把头转向了里侧。屋里一阵长久的极静。“还烧吗？”随着这声悄然询问，额头上感到了一只清凉爽滑的手。我不敢动，全身的神经都集中上了额头，然后又将额头的感觉向下传导，传到四肢、躯干和胸腔里那颗满是皱褶的心。于是心被抚平了，松弛慵倦像蜷卧在飘在微尘里的阳光里的猫。我愿意永远是这只猫，我愿意时间就此打住世界就此定格。可是那只手却不可避免地移开了，心立刻紧缩，沉沉、沉沉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原来的状态。……忽然，眼前暗了下来，我睁开眼睛，发现窗帘被拉上了，他在昏暗中走回来，解释说：“外面的光太亮了，你不觉着刺眼吗？”这时该怎样回答？我不知道，完全像个傻瓜。他看着我，看了一会儿，俯下身子，他吻我了……我从来没想到吻是这样的，最早我以为那只是唇与唇的接触，后来才知道不是，却不知道怎样才是，原来这样就是！我不能不可怜自己，也算是学过医的，懂得人体，懂得骨骼肌肉血液器官，却不懂得生命，生命原来是这样美妙，美妙得难以言喻，我枉自来世这么些年，空负了造物主对人的厚爱……某根神经的不安忽然使我警觉，我几乎是下意识拦住了他用意明显的手，同时下意识地说：“不。”
“为什么？”
真的，为什么？但我没有力量细想，“不。”我只有机械地重复。
“不会怀孕的。”
“不。”
“真的不？”
“不……”
他放开了手。他站起身来。他走了。
我独自躺在我的小屋里，好久，一动不能动，脑子也是，好像是服多了冬眠灵。后来，病加重了，感冒未愈又添腹泻，我的自我诊断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病完全好了时，我的理智才恢复了。我谴责自己，严厉如谴责一个堕落的女人。
我去剧院，这天正是《 周末 》剧组的建组大会，全团集合，一路上，大伙对我的到来表示出的由衷欢迎使我心情明朗，使我更坚定了对那一切的厌恶。但我不打算不公平地仅指责对方。由后台进入剧场时我在化妆间里停了一停，化装间到处是明亮的镜子，对镜照照，镜中人沉静，自信，生气勃勃。我笑笑，走出化装间，向剧场走去。我已决定了再见他时的表情：大方，诚恳，热情，庄重。总之，一如既往。我做得到的，只要我想做到。会议开了整整一个上午，领导讲话，导演阐述，演员发言……一直到十一点半。心里不知为什么总像缺点儿什么似的空落落的，静下来想想，不得不承认，这是因为一上午没有看到他的缘故。几次有意无意四处扫视了整个剧场，没有他的影子。他去哪儿了？
出差了。还有一个礼拜回来。
心里一阵怅然若失。为什么这样？难道在厌恶的同时还存在着思念？不，不是思念。这不过是想在唯一知道这龌龊秘密的另一个人面前表白自己坦荡的急切罢了。这秘密太沉重，唯此才能减轻它在自己心上的压力。我等着他的归来，我要彻底结束错误，恢复正常。要让他知道，我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女人并不都如男人一厢情愿所揣测的那样。希望他不要把我在病痛中的软弱当做对女人的经验接受下来，那不过是一个错误，一个正常状态下不会发生的错误。
这其间我应邀又去了我那位男友家一次，程序内容与上次完全相同，做饭，吃饭，说话，只是在分手前有了一点变化：临出他家门的时候，他把两只手轻轻放到了我的肩上，轻到那只是一个姿态，几乎没有实质上的碰触，然后，轻声问我：“可以吗？”我眼也不眨地干脆说道：“不可以。”他点点头，收回了手，丝毫不以为忤，大概是把我的拒绝理解成了矜持、羞涩。一个男人连想亲热亲热都要先征求意见，要先问一声“可以吗？”那答案就只能是，不可以。凭着这个“面”，这个“肉”，这个怯懦腻歪不敢承担就不可以。那一瞬我想起了他的吻，坚决果断地，不容置疑地，居高临下地，更重要的——适时准确恰到好处地！……全身禁不住又是一阵颤栗，通了电一般。
我等着他回来。
他回来了。
在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我遇到了他，是在路上，从宿舍去剧院的路上。面孔半点儿也不耽搁地发起烧来，我没有办法，只好盯着路旁矮墙似的冬青拼命想：这么多树怎么会长得一般高呢？修剪过？并没有见谁修剪啊！真可笑，一般高。……他在看我。我没看他，但全身都感觉到了他的目光，那目光深厚锐利，心又抽搐了。“病彻底好了？”他总算开口了。我点点头。“我走的时候太匆忙。”我点点头。“我买到那本书了。只买到两本。你一本。”拒绝吗？可这是书，一本时下令人趋之若鹜的书，拒绝了反倒显得心中有鬼。收下？又怕他错误地理解了这接受。怎么办？给他钱。对，给钱！……下次单位开会，他拿来了书，我一手接书一手递过去攥在手心里的九元八毛三分钱，那三分是三枚一分的硬币，亮亮的从我手里跳到了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看着钱，没有说话；我拿着书走了，也没有说话。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说话。有人在时说，没有人时不说。
一切跟想象的全不一样！
正常似乎没法恢复了。我害怕见到他，见到他就紧张，紧张得连傻瓜也会看出些许端倪；又渴望见到他，他好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没有，生活便残缺不全了。那种种精心设计的大方诚恳热情庄重全没用上，用不上！我为自己惊讶，我想准是我的神经出毛病了。出毛病的是神经吗？我自己十分清楚，不是。我厌恶自己，厌恶他，厌恶我们之间的那件事情。可是又渴望，抑制不住地渴望，渴望着重新体验，胸中如有两军对垒，互不相让，战争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事必须有一个结果，否则，我永无宁日！他呢，他怎么想？我们仍不说话。有人在时说，没人在不说。
下午，政治学习，传达中央军委文件以及层层下发的相关文件，以支部为单位，他最后一个到的。却并不马上进来，而是站在门口向坐得满满的屋里扫视。我看到了他的目光，立刻触电似的低下头来。不一会儿，有人在我身边坐下来了，是他。我没有抬头，但知道是他。文件很长。很好。有人在睡觉，发出深睡时才有的均匀粗重的呼吸声。我一心一意寻找睡觉的人，总找不到。睡觉的人经常伪装得看起来像是听得最专心的人，两手支着额头，脸向桌面，一副专心聆听苦苦思考的样子。我觉着很好笑，真觉得好笑。我发现我的心在渐渐平静，发现这件棘手的事其实并不可怕，只要不再刺激它也别总那样“绷”着，它就会自行消亡。比如现在，他刚在我身边坐下时，我全身的肌肉包括骨骼肌平滑肌心肌确实一齐发生了共振般的痉挛，但不能总是痉挛，它们的能量有限，痉挛了一阵就疲倦了，疲倦消失后一切便恢复了正常，有好几次当我在找寻睡觉人时确实把身边的他忘了。我解脱了。左胳膊被人轻轻碰了一下，下意识地转过脸去，看到了放在肘边桌上的一张纸条。
——太枯燥了。无声地说点什么吧，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