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怎么说？”
“我还没有跟他说。”
“都两天了还没有说！”
“……我害怕。”
“怕！怕什么？”
“不说，还能假装什么事儿没有。说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也不能自欺欺人！”
她瞟我一眼：“你不懂。”
“可是——”
“韩琳，已经没有什么‘可是’了。如果那个人年轻漂亮，他对她很可能只是一时的兴趣，可是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那答案就只有一个，爱上了。”
申申边说，边伸出一只手抓腿，刷刷地抓，抓破了已凝固的血痂，血抹得到处都是。我拉住了她的手，她低头看了看，这才住手起身去卫生间洗。申申的反应使我恐惧：走一步看一步，理论上不错，但是，问题是，你无法知道哪一步会踏上地雷会引起那场同归于尽万劫不复的大爆炸。听着卫生间哗哗的流水声我想，我必得去甘肃了，时间空间是扼杀欲望的最好方法，唯此，我无法躲开那致命的诱惑。
申申求我不要去甘肃不要离开她，她说她现在“非常非常难过”。我不能不去，又不能说出实情，于是申申生气了。
“韩琳，你去那不过是玩儿！”
“也不全是……”
“得了！”她摔门而去，用力之大连窗子都跟着咣啷了一下。我背倚写字台站着，听着申申下楼的脚步声，噔噔噔噔，渐小，渐无……
我收拾去甘肃的行李，要带的东西很多，主要是衣服。那边已经冷了，途中还要进天祝藏民自治县，上乌鞘岭，据说乌鞘岭界东界西气温能相差一二十度。就是说在岭这边你还穿着裙子，到岭那边你就得套上毛衣。人说出门千里不带针，我却要带上那么一大箱子的嗦。还要去买兰州的火车票，通知要求到兰州集合。正值暑期结束的暑运高峰期，卧铺票还不知买得着买不着。去小梅那里的旅途劳顿尚未恢复，又得出门。收拾好了东西就去买票，售票处买票的队伍蜿蜒延伸进旁边的小胡同足有一里，首尾不见，我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只买到了站票，捏着这张站票身心越发疲惫得没有一点力气。晚饭后很想早点上床睡觉，但是还得去申申家，看一看申申。
申申正在家里和胖子谈判。
胖子极爽快地承认了一切，本意是早说早了，他正要去赴约会，时间地点都定好了的，绝无可能临时更改，那时人人都没有手机。他是在出门前被申申拦下了的。“为什么？”申申问。他不说话。“她是干什么的？”申申又问。他仍不说话。“你看上她什么了？”申申再问。他还是不说话。“你说话说话说话说话！！”申申气得发疯，两手攥着胖子的胳膊拼命摇。胖子这才急了，使劲掰开申申的手把她推了开来。他用的劲是过大了，申申向后踉跄着摔到了地上，他没看到，他光顾检查身上为约会特意换上的新上衣有没有出问题了。申申半坐地上仰脸看他，看那张心爱的脸，冷静的脸，心往下沉，冷汗一身身地出，呼吸也困难了，张大了嘴喘气，仍觉着憋，像一条挣扎在岸上的鱼。她觉着自己快要死了，她觉出自己这会儿就是死了也无法再引起他的注意。她憋得难受，无以复加无可名状无可奈何不发泄出来就要窒息，于是，跪在地上，把头向墙上撞去，一下一下，一声声异样的“嘭嘭”终于引起了胖子的注意，当时他正在抚平被弄皱巴了的袖子，抬头循声看去，禁不住大叫：“申申！”申申立时凝固，屏息静气等待，等待胖子进一步的表示：走过来，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好言相劝，扶她起来，此外，她没有更多更高的期待——她全副神经都集中到了肩背部，她那里甚至已经感觉到了他的手的温热……
“没想到你会这么爱我。”
片刻后，她听到他这么说，人却没有过来，她回过头去，他正在看她，站在屋中央的灯下面，两手插在裤兜里，若有所思。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问。他耸了耸肩，没说话。他的耸肩绝不是东施效颦，非常标准自然，因而非常潇洒，毕竟是受过正规训练的西洋歌剧演员。申申望着他，半自语般道：“你的意思是，没想到，就没有责任，是不是？”
他想了想，默认，稍后进一步补充：“结婚时咱们都太年轻，才二十来岁。二十来岁的人，哪里懂得什么是婚姻？”
申申从地上“噌”一下跳了起来，如母兽般直向胖子扑去。既然活不了那就同归于尽了吧，生不能在一起，死在一起好了！她疯狂眼神里透露出来的这层意思把胖子吓得连连倒退，我就是这个时候到的。胖子见我如见救兵，一把拉住亲人的手，一迭声道：“韩琳你来得正好快劝劝申申你们是朋友！”边说边以我的身体做掩护向门边运动，当他用背在身后的手打开门时，被申申察觉，一个箭步蹿了过来隔着我薅住了胖子的胳膊，同时，一只脚重重踏上了我的左脚背，一阵钻心刺骨的疼痛，痛得我禁不住尖叫，但是谁也没有理会我的叫，这屋里的热闹已经够多了，多到连我自己都顾不上理会，近在眼前的申申的脸使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眼珠通红好像燃烧的煤球，雪白光滑的额头鼓起一个吓人的大血包，上面可见丝丝缕缕的青紫……我以身体做墙拼着命将两个人隔开，我的奋不顾身使胖子得以避开了申申的进一步追捕，用了全力挣开胳膊上的那只手后，他倒退着撤出了房门，在楼道里高声说了句“韩琳拜托！”便沿着楼道一溜烟逃走了。
屋里静下来了。
我叫申申，申申扭过脸去，不理我。头发从她脑后的发卡里散落出不少，搭拉在脖颈两侧的肩上。她身上穿的是那件宽大柔滑的丝质裙袍，淡粉色，上面是一大朵一大朵更淡一些的粉红荷花；袖子也非常肥大，长及腕、肘之间，穿上它走起来，整个人飘飘洒洒。这是我和申申一块买回来的，当时申申拿不定主意，主要是太贵，相当于我们半个月的工资。最后促使她下定了决心的因素是：“还可以怀孕的时候穿！我和他都这么大块儿，孩子肯定也小不了——对，就它了！”我提醒她，要是赶上肚子大的时候是冬天怎么办？她笑吟吟道，这就用不着你操心啦。就买下了。回来的路上，我说：你们的孩子，像谁都漂亮。申申说：皮肤不能像爹，又黑又粗。我说：要是男孩儿也无所谓了。申申说：他一心一意要女儿。那时，他们决定次年要孩子。现在是那时的“次年”，人还是这个人，衣服还是这件衣服，却已然又全都不是了。
晚上我住在了申申那里，胖子一夜未归，我向申申保证，走前，无论如何也要把他给她找回来。
我去找胖子，用的是刑警破案的方法，抓住一条线索，穷追到底，一追追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餐厅，时间是第二天的中午。当时胖子正准备用餐，西餐，红菜汤和意大利面条。看到一瘸一拐走进来的我，他吃惊地站起身来。我们谈了半小时左右，除了沉默之外，对话大致如下：
“你和那女的是真爱上了，还是一时的……相互吸引？”
“我想，是前者。”胖子跟我说话时爱用书面语，大约因为我是文字工作者的缘故。一般来说，演员都有一些附庸风雅投其所好的本能的乖巧。
“听申申说那女的长得并不——”
“没错儿！”胖子一下子挺直了脊背，神情中带着一种要捍卫什么的挑战意味。
“那你看上她什么了？”
“你以为男人只知道以貌取人吗？”
“别的男人我不管——你以什么取人？”
“别这么咄咄逼人……”
“咄咄逼人？”我把控得胀痛不已的左脚抬起来架在旁边一把餐椅上，说，“我觉着我已经非常客气了。”
于是胖子看到了搁在椅子上的我那只脚，那脚的脚背已肿胀如一只大圆面包，亮亮的，像是面包上涂了油。胖子似叹似赞：“什么叫朋友？这才是！……”
“说你。你以什么取人？”
“曾经也是，以貌取人。现在，不是了。”胖子一顿一顿地道，“为什么呢？因为，我明白了，以貌取人得有以貌取人的资格，我没这资格。”
“申申从来没有说过你什么。”
“但我不能没有自知之明，我配不上她，我跟她就好比俗话说的，牛粪跟鲜花。申申那样的人材要想找的话什么人找不着非找我？要权没权，要钱没钱，结婚六年地无一垄房无一间，迄今寄居在你们单位的屋檐下，但这牛粪也不是一无是处，他有好处，他的好处就在于，有自知之明，配不上鲜花不是？主动离开！”
“你有这么大公无私么？”
“是你了解我还是我了解我？”
“一般说来，旁观者清。”
“那你说，我为什么？”胖子说完后斜眼看我，手里的叉子在盘子里不停地搅来搅去，拿准我说不出来的样子。
“本性吧。不断求新。”我看着胖子盘子里的意大利面条，慢慢地道。那面条上已凝出了一层动物油的油脂，被叉子一搅，碎成了无数细小的鳞片，看着就很难吃。“即使得到了一个十全十美的，还想尝一尝有缺陷的滋味。”说到这里不由得一怔，想起了他。他是不是也是这种思路，求新猎奇多多益善？
“精辟！深刻！”胖子大声喝彩，带着明显的讨好、奉迎。
于是我觉着不是，我看着胖子，继续往下说：“作为第三者、旁观者，而不是作为申申的朋友我要告诉你，新的未必就是好的，申申非常难得，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是不是身在福中，谁说了也不算，得我说了算。一个男人，事业上一事无成，身在福中从何谈起？”
“那个女的可以在事业上帮你？”
胖子一愣，然后叹道：“你果然是——聪明！其实，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他们有足够的智商，足够的理解。对，不错，她可以在事业上帮我，帮我出国。都说了吧，我开音乐会的钱，就是她出的！”
“她很有钱？”
“比起你我来说，是。”
“你爱她吗？”
“那还用说。”
“爱她，还是爱她的钱？”
“钱也是她的组成部分。”
“除了钱这一部分，你爱不爱她的其他部分？”
“当然，光爱人家的钱那叫什么——”
“——叫妓女。”
胖子摆摆手不与计较。“她性格很好，文静、温柔，非常体贴。”
“申申性格不好？她性格不好能在那种情况下还为你主持音乐会？”
胖子一下子沉默了，连手里一直动个不停的叉子都停了。好一会儿后，抬起头来，看着我苦恼地道：“我真的不能理解，我有什么好，值得她这样。她应当明白，我们俩在一起纯粹就是一种浪费，资源浪费。我的所谓才华聪明对她来说，没有意义；反过来，她的漂亮对我来说，也没意义，不仅没有意义，还是负担，很沉重的负担。这就好比一个快要饿死的穷人，你送他一首世界名曲还不如给他一碗面条，他要名曲干什么？他根本就不具备消费这种奢侈的能力！”
我听着，心直沉下去，但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于是故意用一种讥诮的口吻道：“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钱嘛，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
胖子这次表现得极为耐心和有涵养。“韩琳，你是聪明人，认识问题不该这么概念。常言道权力是一剂春药，同样道理，金钱也是。爱不爱一个人，起关键作用的从来就不是她的弱点，而是她的长处，对她长处的欣赏程度。欣赏与容忍，成绝对的正比。告诉你，韩琳，现在，此刻，只要想起她，我就有一种冲动，想见到她；见到她，又渴望着进一步的接触。你没结过婚恋爱总谈过吧，应该能够判断出，这是不是爱。”
于是我知道，一切已经无可挽回。眼下我唯一能做的是警告胖子不要操之过急，万一出了事对谁都不好。胖子这才答应晚上回家，好好待她，一切等我从甘肃回来再说。
后来，胖子果然如愿出国，果然唱出了名气，有了名就有了钱，有了钱就有了房子有了车，就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这其间，他的二任妻子一直同他一起，两人还共同生了一个孩子，孩子的性别也正是胖子一心一意所希望的，女儿。此前他一直暗中担心女儿长得会像妈妈，后来听说女儿一般像爸爸，才放心大胆地让女人怀了孕——男孩儿长成什么样就无所谓了——结果，女儿生出来后，除了黑且粗的皮肤像了爸爸，其余部分仿佛跟妈妈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小鼻子小眼小窄脸儿；性格都像，安静，温柔，不爱说话，动不动就哭。每每看到这小小女儿，胖子的心头便会罩上一层淡淡的愁云：一个女孩儿长成这样，还有何前途可言？她妈妈能有今天得益于当年跑到台湾去的外公的遗产，还得再加上他这样讲信义的男人，其概率比天上掉馅饼高不了多少。再后来，胖子便开始在夜里做梦，梦到了女大十八变，她女儿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公主：乌发如云肌肤似雪，穿一袭大红拖地长裙，面对他热情地微笑……
第二部分
我拖着箱子，拖着沉痛的左脚，往进站口走。北京站到处是人，坐着的，站着的，躺着的，走着的。火车天天有，还有飞机、汽车，还有船，仍是运也运不完。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干什么去？未必也像我一样，是迫不得已。
候车大厅满目是人，乌乌泱泱，我来到了去兰州列车的候车区。还有二十多分钟检票，我想我必须找个座位坐下，左脚肿胀感觉一碰即裂，这个样子站二十分钟我非疯了不可。但没有座位，所有的座位都有人，没人也有人的代表。我径直向放着一提北京果脯的空座走去。空座两边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在看书，另一个抱胸垂首地似是睡了。我看了看他们两个，问：“这是谁的？”
正在假寐的汉子应声抬起眼皮：“这儿有人！”
“请拿一下。”
“人马上来！”
“来了再说！”
我口气强硬甚至带着点挑衅，此刻我被痛苦武装，无所畏惧。一直看书头也不抬的男子这时抬起了头来，颇有点好奇。汉子也是没有料到，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了把东西拿开。我坐下来把左脚抬起架在箱子上，长长地嘘了口气，于是我的脚伤展现在了左右二位的视野里。汉子只看了一眼，复低头睡觉去了；那男子倒还好，脸上露出了点关注。
“伤得不轻啊。”他说。
“啊。”我说。
彼此这就算打上了招呼，当他得知我的最终目的地是敦煌时，摇头了，说敦煌当然值得一去，但是我这个样子去，白去。我告诉他我带着药呢，卫生科给的解痉镇痛酊就放在箱子里。他问我拍没拍片子。我说用不着，就是让人踩了一下。他说他的脚，也是左脚有一次给扭了一下，当时也是没在意，就当一般的扭伤治了，糊膏药抹药水热敷烤电，什么法儿都用了，总不见好，越疼越厉害，只好去医院看，一拍片子，第五跖骨骨折。折的地方没人管自己长上了，医生给砸开重新复位打石膏固定前后整整折腾了仨月，到现在，天阴时还疼。叫他这么一说我的脚越发痛起来了，嘴上却连连安慰自己：
“我不会。没看我还能着地呢。”
他毫无体恤：“脚背上五根骨头呢，断一根，着地是没有问题。就算没骨折，你现在也不适合到处跑，还跑那么多地方。”
我早就知道我不适合了，出门后不久就知道了。只是因了惯性惰性才走到这一步，现在经人一说，立刻觉着非回去不可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要真是骨折了，打上石膏，我一个人在北京，也不好办。要不，回家？……回家！一个半小时之后就有一次回家的列车。
一想到家，想到家里的妈妈，顿时觉着天宽地宽心胸开阔，眼睛都潮湿了。我到底还是有着一个家的，有一个无处可去时的去处，一个随时可以接纳我的地方。决心一定，立刻考虑行动方案。兰州的票就不退了，用它进站，进了站就去返家的列车那里，上车后补票。到了那边家里要是能来车接一下就好了，可是，怎么通知家里？看看表，还有二十分钟检票四十分钟发车，如果我腿脚正常，四十分钟赶到车站对面的邮局拍个电报不成问题。现在是不行了，只这么想想左脚就是一阵剧痛。要是有雷锋就好了。我扭着脖子前后左右张望，没看到一个穿军装的。下意识打量坐在左右的这二位，右首的那个汉子，这回是真睡着了，鼻息粗重均匀；左首的那位已又开始看书，都是一副踏踏实实等着到点进站的样子，叫人没有勇气打扰。收回目光时无意瞥一眼那人看的书的封皮，眼前一亮，那居然不是金庸也不是地摊书刊，而是一本《 现代军事武器 》。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位穿着便服的军人呢，跟我一样。心中虽然兴奋，但也没敢贸然开口。首先，即使他是军人也不一定就是雷锋；再者，学雷锋也不是不分场合没有下限的。让人在就要检票的时候跑出北京站，跑到马路对面去，为了一个素不相干的生人，冒着可能会误车的风险，谁干？这远不是顺便帮人拎个箱子或扫扫车厢那么简单。可我现在只有他了。
他约三十来岁，中等个。五官平淡，没什么特点，好的不好的特点均没有。肤色偏黑，毛色很好，板寸头漆黑放亮。服装随意得体，上身一件深蓝Ｔ恤，下面一条白棉布裤，凉鞋线条宽大简洁，穿着袜子。拿书的手指甲红润，修剪整齐。看样子还行。这时他扭过了脸来，我方意识到研究他的目光是过于专注了。我正好与他的目光相撞，脸上不由红了一红。他笑笑，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说：
“快检票了。你就这一个箱子么？”
这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更确切地说，乐于助我的人。想也没想地，我突然就把我的打算请求对他和盘说出。不出所料地，令人难堪地，他没有回答。先是看了看表，想了想；又想了想，又看了看表。这时我再不说话再等下去就是愚蠢了。我说：“来不及了是吧？……其实也无所谓，到那边再说也行，反正是到家了，怎么都好办。”
“时间倒是来得及，停止检票前赶回来就行，我是卧铺，不愁没座儿。问题是我的东西怎么办。”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看到了一个箱子一个旅行袋，不假思索地道：“东西好办，我给你看着。”话一出口就后悔，我想请人帮着拍个电报还研究了人家这么半天，我凭着什么就能让人让我帮着看行李了？情急之下马上补充说，“我也在部队工作。”
“从前？”
“也是现在。”
他看我，明显审视的目光。也是，我这副样子，一件皱巴巴的布连衣裙，一条瘸腿，孤零零一个人拖着个箱子，哪里有一点点人们概念中女兵的影子——飒爽英姿？尤其是在这个当口说出，更像是一个骗局，至少是，一个无聊的玩笑。想到他会不信，且有充分理由不信，我有点急。事到如今，拍不拍电报都不主要了，主要的是，关乎荣誉。我想也不想就拿出自己的工作证递了过去，那上面有照片有姓名有我就职的工作单位，当然还有年龄。我这个年龄已经避讳向别人说自己的年龄了，但是当时全然忘记。显然他没想到，颇有点惊愕，完全是凭着下意识把那个红皮小本接了过去。接过去后就像是接过了一个烫山芋，两难：看也不好，不看也不好，最后，他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当然，“折衷”一说是我的揣测：看，但不细看；匆忙打开，瞄一眼就合上，就还给了我。然后，起身，走，走几步又回来。
“打个长途电话岂不更好？”
“我们家是军线。”
他又那样地看了我一眼，让我把地址姓名电报内容写一下。我写给了他，他看着脸上浮上了一丝淡笑。我禁不住又一阵脸红，那正是本人的重要缺点之一，字难看，这也是日后我换电脑写作的重要动因。他拿着字条走了，我想起又一件该我想着的事。
“哎——钱！”我喊。
“回来再说！”
他答应着就跑远了。他的个子不是中等而是中上，站着看比坐着看要高得多：腿长。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分人材。对于男人来说，身材比脸蛋重要。
一刻钟后，开始检票。前后左右的人纷纷起身，拎着、拖着、招呼着，去排队。这时我尚能沉得住气，从检票到发车，还有二十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我开始着急，伸手将所有行李拢在腿边，以让腿能感觉得到它们存在，一双眼睛，就紧紧盯住了候车大厅入口。又过去了五分钟，检票已基本结束，看着由拥塞变得冷清空阔的检票处，心里阵阵发慌。万一他误了车怎么办？我误了车怎么办？真不该去冒这个险，电报拍不拍真没什么要紧。万一，万一他因为着急撞了车呢？我被自己的这个念头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就是在这一刻，他出现在候车大厅门口，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在他看到我时的那一瞬间，他脸上露出的如释重负……我们几乎没有说话，拿着东西就走，前方检票员已经解开铁链子往栏杆上拉了，我们边喊边走，那一刻，我瘸着一条腿居然还能够走得飞快。
他是在差一分钟的时候踏上了他的那次列车，都没能来得及走到卧铺车厢那里，只能上车后再拖着行李一节一节车厢地挪了，也算是万幸中的不幸。他刚上车列车员就收踏板关门了，接着，列车启动，我冲站在车门后的他欣慰地挥手告别，忽然，脑子里嗡的一声——
——钱！
这件事梗在了我的心里。为这个日后我还专门去邮局查了一下，所得结果使我越发难受：发那样的一封加急电报需五块多钱，当时我的月工资才一百八十多块，折合折合，这五块多钱得相当于今天的五十多块。
我忘不了他拍电报回来看到我时脸上的如释重负，那一瞬，我心里有一种骄傲的快意。当时是没机会说，如有机会，我肯定得告诉他：别说你那只是两件行李，就是两箱子钞票，我心不动！这件事他做得也漂亮，在于己无害于人有益的情况下达到了人格的自我完善。本是好事，那五块钱却成了瑕疵，我的瑕疵。他对此有什么感受？懊恼还是窝囊？
曾有一段盼着他能主动联系，我不知他姓甚名谁何方人士，他知道我。但是他一直沉默，使我又想起他在那样的情况下在我的工作证上那样匆忙地一瞥，未必知道我。
下火车后妹妹在车站门口接我，妈妈从干休所里为我要了车。看到我的脚伤后妹妹让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她工作的医院为我挂了急诊拍了个片子，还好，没有骨折。回家后同妈妈讲起了电报的事情，妈妈津津有味地听完了道：
“这孩子不错。”
家里真好。
干休所傍山而建，我们家在干休所的最里面，窗外的对面就是山，葱茏青翠。家里小院的花草树木蓬蓬勃勃，清晨，耳边是一声声鸟叫，新鲜空气直沁脾肺。没有汽车，没有烟尘，没有嘈杂拥挤的人。各种娱乐、生活服务、医疗保健设施齐全，大院门口还有士兵站岗，是一个安度晚年的好地方。
雁南来看我了。
当时我正在跟母亲说《 周末 》演出前后的情景，用的是章回小说的叙述法，从头道来。把个母亲听得目不转睛屏息静气，随着我的讲述时而叹息，时而紧张，时而生气，时而开怀，一杯泡好的绿茶搁在床头柜上都放凉了，忘了喝了。当我说到我们的那位男主角用筷子从地上夹“酸黄瓜”吃时，母亲放声大笑，笑得全身颤抖泪都出来了。我心里一动，建议母亲去趟北京看我的戏。母亲想了想说算了。我问为什么。她不说。我非要她说。她说：
“要是你爸爸能看到这些，该多高兴啊。”
我哑然。父亲是我们忌讳跟母亲提及的话题，母亲也轻易不提。焉知道父亲已浸透在了母亲四十三年的生活里，事事处处点点滴滴。母亲的不提仅仅是在嘴上，是体谅我们，她的心里，何曾就有过片刻的忘记了？我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就是这时门铃及时地响了，我扭脸向窗外看去，高兴地看到了站在院门外的雁南。
雁南的到来使我们静悄悄的家热闹了起来。她给我带来了“奇正藏药”，专治跌打扭伤，敷上后二十四小时即可见效；给母亲带来了一大堆乱七八糟价格昂贵的补品；给保姆小英带了一条七成新的裙子。小英因此也喜欢雁南，洗水果拿瓜子热情空前，并主动请示母亲给客人预备什么饭，从前，小英一向最烦有客人在家吃饭。
刚开始母亲也一块坐了会儿，母亲在场我们聊天的范围就比较局限，无外乎工作啊身体啊什么的，措词也较收敛。这时雁南已调到军区总院了，她退下来的副司令员父亲成功地为她又发挥了一次余热；怀孕也有五个月了，肚子不见大多少，腰明显粗了，两颧骨还长出了妊娠斑，妊娠反应已经过去，现在出奇地能吃。我们谈到了小梅，没细说，不知为什么，我一向不好意思在母亲面前谈论有关“性”的事情。母亲走后，我才对雁南说了那事，雁南说她知道也正在帮小梅想办法，又说：
“那位百祥同志如果完全不行，是不行，首先孩子，从哪来？但要是有了孩子，叫我说，行不行的，无所谓。跟你说韩琳，现在我挺烦那些事儿的。隔几天他就非得来那么一次，有什么意思啊真是的，想不通。”
“新鲜劲儿过去了。”
“可能。我现在挺羡慕你的。”
“莫名其妙！”
“你不可能理解我。”
“该有的你全有了，丈夫，孩子，喜欢的工作，你还想要什么？”
“得到的同时就意味着失去。”哲学语言，让人费解。
“你失去什么了？”
“自由。选择的自由，恋爱的自由，独往独来的自由。”
“绕这么大半天弯子，你是不是又看上什么人了？”
“哪里还有这个资格！”
“那是另一回事。”
于是雁南长叹一声，不说话了。雁南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的人，或者说，很容易动心的人。一个忧郁的眼神，一道才华的闪光，一个微笑，甚至苦难、不幸，都有可能使她心动，并且每一次她都会觉着这一次是真的，就是说，起码在她这方面，非常真诚。事后我嘲笑她，说她擦出的那些感情火花就像电焊的光，亮，热，美，但是轻飘，薄脆，短命，没有根基到可以挥手即去。她为自己辩驳说时间连生命都可以更新呢何况感情？雁南动辄爱以生命作比，妇产医生做久了的缘故。我说别人怎么就不像你呢？还是你水性杨花。实际上我的评价对她不完全公正，她同时又相当地传统自律，任心中波涛起伏汹涌，从未付诸过行动。按说像她这种空想式的精神恋爱者，丈夫孩子这些世俗因素本构不成妨碍的，可惜她又生性追求完美，即使仅仅是在遐想的爱河里遨游，也不希望自己有一点点瑕疵。后来，许久以后，我乘车上街路过一家报亭，在众多封面女郎的俏脸中瞥见了一个文章题目，叫做《 结了婚的女人想恋爱 》，不由会心一笑，想，这不是说的雁南么？
沉默良久，雁南开口了，问我想不想知道他是谁。我问她我认不认识他，她说不认识。那我就不想知道了。如果双方我都认识，还可能会有一点比较、分析、联想的乐趣。否则，这种事情，往往当事人说起来有滋有味惊心动魄，第三者听来却是大同小异似曾相识。说到底，男女间的恋爱不就那么几个套路？雁南的套路比之别人要更乏味一些：她最高潮的一个结尾，也就是同人拥抱了一次，还是在冬天的马路边上，隔着两个人用以御寒的纺织物，那拥抱又要打去许多的折扣。但看雁南兴致勃勃，甚至带着一点恳求——她需要倾诉——我实在不忍直接打击她，只好采取缓兵之计。
“雁南，不要以为这一次就是真的了，早晚还得过去！”
“不一定。这次的感觉和以前绝对不同。”
“每次你都这样说。”
“是吗？”
“是的。”
雁南便有些惶惑，想想，说：“那就让时间来检验吧——三个月！”
“什么三个月？”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三个月之内，过去了，就过去了；过不去，三个月以后还是忘不了，那就是真的了。”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别看我说雁南水性杨花，心里却非常清楚我跟她差不多少，我是说在对待感情问题的风格上，我也属于很容易心动的那种，否则，不至于带伤仓皇出逃走到这步。也许，其实人人都差不多少，区别只在于行动与不行动？好吧，三个月之后！
进家不久，母亲就开始问我的“个人问题”了。我不喜欢母亲问这些，不喜欢任何人问，但自从父亲去后，无论母亲问什么，我都会表示出极大的耐心。从前，常常什么原因没有，我就会跟父母闹别扭，他们想听我说点什么，我偏不说什么，现在不了。我跟母亲说了我新处的那个男友，母亲全神贯注听完了后，下结论说：这人不行。母亲的态度让我温暖让我感激，她从来不说“差不多就行了”，她仍然珍重我，在她的心里，我仍然不是需要做季节性降价的处理品。自从进入大龄女青年的行列以来，我经常受到这类打击我都烦了。
当时我半坐床上背靠海绵垫子，受伤的左脚下垫着又一个海绵垫子，随意，慵懒，舒适。这是楼上的一个房间，父母从前的卧室，房间窗下就是一架葡萄，密密匝匝仿佛翠绿的地毯；院外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四季葱茏的山，秋风由窗口吹进，一阵一阵。母亲盘腿坐在我的脚下，手里捧一杯绿茶，从前她一向喝花茶的，父亲去后，改喝了绿茶。于是姊妹们又纷纷往家里买绿茶，比着赛着买，令家中绿茶泛滥。妹妹还从她的无锡同事那里听来了一个保存茶叶的方法：将茶放进铁茶叶桶里，盖子的缝隙处用透明胶带封严，外面再多套上几层塑料袋，搁进冰箱的冷冻层，随喝随取，什么时候都像刚买来时一样新鲜。我的回家母亲显然高兴极了，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她就日日上楼陪我，或者说，我们相互陪着，整天整天地说话。话题不定，想哪说哪，有比较重要的，如我的“个人问题”，大多数都是一些无关紧要、今天说了明天就忘的闲话。母亲的谈话风格与父亲整个相反，擅讲形象的细节，细到连人物彼此的称呼和语气词都不放过。比如说起邻居家成为植物人了的女主人时，她会这样说：
“早晨我说出去走走，一出院门碰上了张玫，”张玫是那家孩子里唯一的女孩儿。“她说，阿姨，吃了吗？这孩子挺有礼貌，回回见了我主动招呼。我说吃了，你妈妈怎么样了？她说她妈妈能听到她叫她了。说，我一叫我妈的眼皮子就动！唉，这孩子！她妈妈每天都是她给擦，洗，换，都不让保姆上手，连她爸爸，她都不放心。这么麻烦，她图什么，她妈也就是个活死人，不就图，每天进家，能有个妈叫着？”
母亲三岁死了母亲，六岁死了父亲，寄居在比她年长二十岁的大哥家里。哥嫂对她还好，家境也好，吃上穿上都跟自己家孩子一样，还尊重她的意见让她一直读完了高小，那时村里女孩子上学的都很少，但这一切无法代替母爱，母亲举例：“在亲爹亲妈面前你可以撒娇，在哥哥嫂子家里，能吗？夜里肚子疼，不吭，挨着，怕吵了别人，一身身地出汗，身上跟水捞出来的一样；天亮你舅舅带我看病，大夫说这孩子再晚来一步就没救了。……家里边来了客，让叫大叔叫大叔，让叫大姨叫大姨，该说说，该笑笑，很会看大人眼色，村里人都夸我伶俐。伶俐？住在人家的家里，不伶俐也伶俐了！”母亲十四岁那年家乡里去了八路军，她就跟着走了，哥嫂并不拦她，一切由她，十八岁她与我父亲结婚从此后才算有了自己的家。
姜士安也说过与母亲类似的话，可惜，不管多少人说，只要那感受还没成为你的感受，你就很难真正懂得。当时我只是想，可能因为从小没有母亲的缘故，母亲才会对大家公认的张玫的孝顺，有着另一个角度的独特解释。后来，五年后，我切身感受到了母亲这个解释的精辟，感受到了无妈可叫时的痛楚。痛得我在几天之内，生出了一大片白发。
曾以为是深谙死亡的，未成年时就见过两起，一次跟同学爬山，在一个山坳里看到了一个死去的女人，衣裤整齐，身材窈窕，脸什么样看不到，她是趴在地上的。我和同学镇定地看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没感到恐惧，相反，倒有一种终于见识了耳闻、想象已久的事物的满足感。第二次是在军区总院住院，风湿性关节炎，科里一个十九岁的圆脸护士似颇喜欢我，一天晚上她值班，问我想不想看死人，我说想，她就带我去了。那人躺在一间灯光昏黄的空屋子里，平车上，而不是床上，被白被单从头到脚盖住。圆脸护士把被单掀开，露出了那人的脸，胖得吓人，黄绿色，护士告诉我那是浮肿，死于肝癌。回来的路上护士问我害不害怕。我说不。她便显出了一些失望。再以后见到的死人就多了。在护训队上生理解剖课，从福尔马林池子里捞上来一个放解剖台上，打开肚子，看肝在哪肾在哪肠子在哪都什么样；剪开腿上的皮肤，看什么是腓肠肌胫前肌骨四头肌。那些尸体由于浸泡过久已没有了脂肪，肌肉的颜色也仿佛肉贩案板上放久了的猪肉，是一种不新鲜了的暗红。以致每一次解剖课后，好多同学好久都见不得菜里的肉。我没有这种反应。解剖时，亦始终平静沉着，只是在看到那人下巴上的胡茬和指甲缝里的灰泥时，心才动了一动，想，他从前是干什么的？那人据说是一个死刑犯。从护训队毕业进医院后见到的死人就更多了，时而还能目睹从生到死的那个瞬间。
我想我之所以对死亡不惊讶不恐惧，是因为我视它是生命的自然过程；但是，死亡不仅仅具有自然科学层面上的含意，除非是至亲至爱的人的离去，谁都不会真正懂得它。
父亲去世时我一度意趣全无，想，回家来吧，住在家里，守着母亲。什么工作事业人生追求，在父亲的离去面前，显得那样苍白，不足道，甚至是，可笑。
同父亲最后一次相聚是他七十岁的生日。我跟护士长请假回家，护士长不同意，不是因为工作忙，我们医院的最大问题是闲，不是忙，病源不足。领导日常最操心费力的事情之一是怎么给下面安排些事做，一来无事生非，二来一大堆闲人游来逛去，看着也不大像话。护士长不同意我回去是她觉着这算不上理由，并以自己为例：“我父亲七十岁那年，我就没有回去。”我说：“父亲和父亲不一样。”本意是说同为父女，感情的亲疏程度会有很大不同，根本没想到护士长会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我的意思。护士长出身贫苦，母亲早年间去世，家里还有父亲和一串弟妹，她是家中最出息最有钱的一个，她父亲拿她当银行看待，来信就谈钱，全不考虑他的女儿已有了孩子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弄得她一见她父亲来信就紧张，常跟我们诉苦。但是她说行，别人说不行，我的那句话当即就把她得罪了。冷冷地，她道：“是吗？你的父亲就高人一等？”我一听也急了，话赶话地说：“我是说你觉着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不必回去，我觉着必须回去！”“光凭你觉着行吗？别人能不回去你为什么就不能？”“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当然不一样！没看还有把自己亲妈都给杀了的人呢！”这本是我从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顺嘴就这么说了，怎么也想不到护士长竟会愚蠢到认为我是指她，真是对我的严重侮辱。但还没等我理论呢她先又哭又喊地跑开了，一头扎进科教导员的办公室，非说我说她把她妈杀了，让教导员为她做主。教导员耐着性子听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批评了护士长，并做主准了我的假。教导员是个明白人，很具人文情怀。过去我一向不太关心领导，那次使我印象深刻，感到了领导的水平和风格对一个下属的重要。
我给父亲的生日礼物就是我的那部以他为原型的中篇小说，第一稿，带回去请他提意见。不过六七万字的东西，他关在楼上他为我留出的那间书房里，看了三天，那几天他吃饭都不怎么说话了。母亲几次问我小说里写了些什么，“你爸爸看得脸都充血了，晚上要吃三片安定才能睡！”又说，“你爸爸不能再受刺激了，他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了。”忧心忡忡地。弄得我也跟着担心起来。后来，父亲看完了，却没有就小说本身谈什么，跟我谈了许多别的。都是在晚饭后散步的时候，在干休所绿荫遮蔽的甬道上，他讲，我听。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父亲不善讲述形象、细节的东西，讲得多是思想、体会、结论。以我当时的年龄，那些东西是枯燥的，无从体会也不想体会，那是我日后深为后悔的事，尤其在自己也逐渐年长之后。在那些个树影婆娑的晚上，每当我听得不耐烦时，就要想法打断父亲找一些别的话说。比如，问问他对我小说看法，潜意识里，是想得到表扬。母亲跟我说这是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最好礼物了；她说大多数人一辈子过去就过去了，你却给你爸爸写下来了，做了一个记录，一个总结；更让你爸爸感到欣慰的是，在他退下去的时候，你们及时地成长起来了。父亲从没直接对我这样说过，只是他比任何时候都喜欢同我交谈了。但每遇我打断他时，他也并不坚持。后来，我想，那时父亲已看出我尚没有能力接受他的经验感受了，所以他不说。或者说，其实他说了，那些个晚饭后的漫步长谈，不都是说吗？却被我轻率地忽略掉了。父亲注意到了这忽略，就放弃了。他以一个老人的睿智懂得，有些事情，非阅历不可。
父亲七十岁生日过得热闹圆满，姊妹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家来，生日晚餐我们还喝了酒，我的祝辞是：愿爸爸永远与我们同在。
父亲的去世毫无先兆，本来都要出院了，母亲不让，让他再坚持几天，查一查体。父亲不高兴，但还是服从了。我们家里，从来一切生活安排都以父亲的需要为主，领导核心是母亲。那次妹妹电话中说起这事我们还开了玩笑。“爸爸生气了，嫌妈妈不让他出院。”“多住几天有什么嘛！”“爸爸想家了。”“哈！”父亲的家，就是他住的那个房子再加上我们的妈妈。
父亲离休后，刚开始一段时间，他和母亲似乎都不太习惯。从过去的两难相见到一天到晚的长相厮守，是得要一个过程。一次探家，正聊着呢，父亲突然叹了口气，说了句跟刚才的话题毫不相干的话。“你妈妈这个人呀，有时有点霸道。”我顿时严肃。母亲在我们面前抱怨父亲，是常有的事，什么“太固执”呀，“好耍小孩儿脾气”呀之类。父亲抱怨母亲，这于我还是头一次。隐隐觉着事情重大，责任重大。细想，父亲的话绝对有道理有根据。比如，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必须吃什么，都是母亲说了算。固然这是出于好意，但是仅有好意不成，好意也得讲道理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方能一致。我掉过头去就找母亲谈了，自认为谈得很委婉，也得体。大意是，爸爸也知道您是为了他好，不过他感到有点压抑。恰好这时父亲进来，母亲立刻就问：“怎么，我让你感到压抑了？”是笑着说的，但已笑得很不自然。父亲当即矢口否认：“没有啊！怎么回事？”样子非常无辜。我吃惊地看他——这不成我造谣了吗？——父亲根本就不看我。所幸我还明智，没有非要当面对质说出个一二三四，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事后我没找父亲谈这事，父亲也没找我。因为那时我已经明白了我的愚蠢。父亲的抱怨不过是随嘴说说，并无要第三者介入解决的意思。第三者的介入无论多委婉，在客观上都是离间。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跟我说这方面的事儿了，令我颇为失落。母亲比父亲小十一岁，但在有些方面，尤其生活方面，她拿他就当孩子，带着一种母爱。后来，当我自己成了母亲之后，才知道母爱有时候就是不由分说不讲道理的。下次探家，就发现父母的离休生活已然由“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一次比一次好，比离休前还好，卸除了人生的社会角色、只剩下了彼此的夫妻生活将他们更紧地联在了一起，生活得规律丰富单纯。按时起居，每天早饭后一块出去走一走，走回来，由父亲给两个人分别泡上各自的茶，父亲喜爱绿茶，母亲喜爱花茶，然后，在客厅里坐下。说话时，絮絮地，细细地；不说话时，各做各的事，安详从容。但只要一个不在，另一个就会变得心神不定，明明在看报纸，你却能感到他或她的眼睛留在了冲着门的后脑勺上。父亲住院，什么时候去医院探视，去时需带些什么东西，就成了母亲每天主要的生活内容。由于算军职干部，每天下午都允许探视，但母亲不能每天去，干休所车辆有限；地处偏远，无论乘公共汽车还是出租车，都很困难。因之母亲每一次探视都令父亲“高兴得像小孩儿似的！”当时在家的妹妹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