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忙于买票，采购，同各方告别。兰州的甘肃特产有很多适合老年人的补品，百合干，人参果，红芪，黄芪，枸杞……我们把要买的东西列了张单子，拿着它在各个商场的各个柜台前跑来跑去。每买好一样，彭湛就用香烟在单子上那个物品名称的旁边点上一个洞，直到单子上该点洞的地方全部点满。那两天里，我是快乐的。
到家的时候是傍晚，妹妹带车去车站接的我们。在火车上时他一直有说有笑，快到站的时候，话突然少了，心神不宁。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有点紧张，这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心不禁很柔软地动了一动。到家洗洗手就吃饭了，小英熬的粥，放了七八种粮食，大、小米，红、绿豆，麦粒，薏仁，花生，还有枣，黏黏的，稠稠的，非常香；炒了几样素菜，切了自家腌制的泡菜，蒸了一屉烫面灌汤包。包子馅以猪肉为主，另外放了香菇和洋葱。香菇洋葱与肉混合一起会产生一种奇特的、类似植物味的异香。母亲的生活经验丰富无比，小英在她的调教下，都可以去馆子当厨师了。按我们家的饮食习惯，晚饭一向只喝稀的，或粥或面条，包子是单为彭湛准备的。母亲说，男孩子，晚饭也得吃点干的，不然顶不住。我笑母亲，说他都三十多了还男“孩子”，母亲说他就八十岁在我面前也还是孩子。我们母女说这些话时彭湛始终没吭，只是在该笑的时候笑一笑，该点头的时候点一点头，一个灌汤包乒乓球大小，他也要分作两口来吃。吃完饭去客厅聊天儿，母亲问了他许多问题，比如父母哪年去世的，都什么病去世的，他一直都干了些什么，现在的单位怎么样等等。问一句他答一句，问什么他答什么，坐在长沙发的角落里，腰板直直地挺着，两手交叠放在腿上，微黑的面孔又变成了青石色，打眼看去，眉清目秀的还真有点像个孩子，一个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乖孩子。看着他和母亲交谈，我忽忽悠悠地想，他二十多岁就没了父母，结婚时又找了那样的一个女人，多年来没人管没人问的生活使他长得有些歪了。彭澄说一个女人就是一所学校，如果我好好对他，关心他影响他，怎么知道他就不能够变一变呢？晚上上楼睡前，我去跟母亲道别。母亲对我说：“这孩子不错。”我没跟母亲说在兰州的事情，说了对谁都没有好处干吗要说？刚上楼彭湛马上迎过来问我：“你妈说什么？”“说你不错。”他的情绪立刻高涨，张张罗罗从箱子里往外收拾东西。
第二天是星期天，姐姐妹妹们早已知道了我携夫归来的消息。由于我的迟迟未嫁，我的“夫”是个什么样子成为了大家心中一个很大的悬念，时间越久，悬念越大，所以这天中午刚过，姐姐妹妹们全都回来了。大姐的儿子面临中考，正在紧张的复习阶段，也跟着来了；二姐是自己来的，从博山驻军医院乘了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三姐和两个妹妹携夫带子，半小时内相继拥进了家门，家里面顿时人声鼎沸。我叫着彭湛一块儿把从兰州带回的东西一一分给大家。比起别的女婿来，母亲对彭湛似乎有着一份格外不同的感情，许是因为彭湛没有母亲的缘故？我们家其余几个女婿的母亲都健在，包括大姐夫。彭湛很快就感觉到了来自母亲这方面的特殊关爱，日前的紧张一扫而光，趁着分东西的工夫，叫姐姐，叫姐夫，认妹妹妹夫外甥外甥女，活跃，亲热，自然；并且一个人包下了晚上聚餐的大菜，菜做得也好，博得全家上下的称赞。
吃饭时母亲让开了一瓶五粮液，彭湛喝多了。姐夫妹夫都不擅酒，每人象征性地抿了一小杯，一瓶酒几乎全让彭湛一人喝了，直喝得他脸色煞白，神情淡漠，缄口不语，大家还没走时他就上了楼，不一会儿就睡了，呼声响得站在楼梯口都听得到。我送走了姐姐妹妹们，跟母亲说了会儿话后，也上楼了。洗完后进卧室，刚到床边，正睡着的彭湛猛地坐起：“不行，我得吐——”话音未落就欠身向外张大了嘴。我一把抓起床边的一个服装袋撑开对准了他，刚刚赶上接住那喷涌而出的黄褐色半流体，哗哗地，沫子不时飞溅到我的手上，服装袋沉甸甸地向下坠着贴住了我的大腿，热呼呼的，散发着强烈的酒味和被胃液搅拌过的饭菜味。他开始干呕，一声一声，“呕呕”地让人不忍卒听。我深知呕吐，当年乘船进岛出岛，吐到最难受时就是这种时候，这个时候胃内容物已经吐光，肠胃却仍在痉挛，再痉挛下去，就会吐胆汁，吐血。他吐了血。我去卫生间将袋子里的呕吐物倒掉，然后对了温水让他漱口给他擦脸擦脖子擦手，他平躺在枕头上闭着眼睛，软弱得一动不动。后来，他又睡了，这一次睡得平静深沉。我却没有睡好，他轻轻一动我就会惊醒，像一个睡在病孩子身边的母亲。次日醒来他第一句话是：“别告诉妈妈。”他说“妈妈”，不是“你妈”，使我异常感动。
早饭后，按照事先安排的，我和他去英雄山看父亲。英雄山有个烈士陵园，是小时我们常被带去的地方。那里埋着许多在解放这个城市中牺牲的解放军官兵，一人一座石刻的墓碑。陵墓顺着山体的坡度而建，一排一排，排与排之间隔着松树，有风吹过，松涛声声。头几次去心中很是肃然，怀着景仰和一种莫名的羡慕，去的次数多了，也就渐渐淡了。后来政府号召火葬，有关部门顺势在这里建了座公墓，这里寻常百姓是进不去的，需有一定党政军职务，骨灰的存放秩序也要依据此人生前职务高低。每走进这里我心里都不舒服，感到一种无奈的悲哀，为了父亲。他肯定是不需要这些个的，却是身不由己；我们也是。打开属于父亲小格的小门，父亲在里面对我们微笑，那是一张他七十周岁生日时的照片，高额头，深眼窝，一头雪白的银丝浓密整齐向后梳着。彭湛静静地看了一会儿，说：“你爸爸很漂亮！”
看过父亲，我们顺路去了烈士陵园，这也算是这个城市的一景。彭湛看过之后颇不以为然，无论对它的规模还是风格。他说如果听他的话去敦煌，他就可以带我去途中必经的高台烈士陵园看一看了。一九三六年冬，红军四方面军第五军的三千八百多名官兵与六倍于己之敌奋战二十天，最后全部战死高台，其中包括军长董振堂。彭湛让我想象一下，三千八百多人的烈士陵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说：
“董振堂那年可能四十岁不到，要能活到今天，至少是上将了，会有一栋小楼，终身配有秘书司机公务员警卫员炊事员。可是他死了。叶帅为他题了诗，”彭湛一句一字背了这诗，“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就此，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说了很久，甚至一点一点、不厌其烦、非常细腻地给我描述高台烈士纪念堂里一张年轻女护士的照片，是马步芳匪帮给照的。照片上她人已经死了，被钉在了一棵大树上，大概是为了不让她倒下。十几个持枪的男人分站在她的左右前后，兴高采烈地跟她合影。我默默听他说，但不知他为什么说。最后，他说：“董振堂早先是冯玉祥的部下，那时对自己要求就非常严格，曾向他妻子下过保证他这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嫖娼，不讨小老婆，直到八年后牺牲，恪守诺言。……我父亲曾是董振堂的部下，对他非常推崇。”我想，噢，原来如此。但接下去他说的话，使我发现还不止如此。这时我们已经下了山，山下就是公共汽车站，好几路，他说别坐车了吧，走一走。
“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我觉着活着没劲，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毫无变化，也看不到什么变化的迹象。一个男人，出生于军人家庭，从小听到的看到的都是那些，受到的教育也是，有几个心里没有过英雄梦、伟人梦？当兵后转业，是对我的第一次打击，后来是父亲母亲去世，再后来是结婚生子，使我觉着所有的梦想都离我远去了，我却无可奈何。刚才说到董振堂时你用了一个词儿，‘惨烈’。惨是惨，但同时还有个‘烈’。壮烈，热烈，轰轰烈烈，都是‘烈’，千古留名万人瞻仰，也不枉来世一场，都比我这样强，有了不多没了不少无声无息庸庸碌碌，蚂蚁似的。有时睡一觉睁开眼来，躺在床上，我就盼着来场战争、地震什么的，摧毁一切改变一切，顶不济，大家一块，死了拉倒。去云南之前正是我心情最不好的时候，我决定跟小唐复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对生活不再抱什么希望，既然是混，跟谁混不是混？男人往往是最脆弱的，不堪一击，特别是我这样的家伙。感谢命运，让我在这个时刻遇到了你。韩琳，我有很多的毛病，我非常清楚正是这些毛病使我走到了今天这步，我想，从现在起，得开始改了。第一步，先戒酒！”我抬头看他。他没有看我，说：“昨天夜里你都没怎么睡我知道。”汽车从我们身后赶过，一辆辆奔驰远去……
雁南来了，等好久了。她刚生了孩子，还有几天才出月子，听说我回来了，就迫不及待地来了。人整个胖了两圈，更白了，白又亮，所以一见面就抢在我的前头说道：“我现在是不是像个刚出笼的发面馒头？”然后又转脸专门向彭湛解释，“刚生了孩子。”待她说完我才得空跟彭湛介绍了一下她是谁。彭湛听后主动寒暄：
“你是儿子女儿？”
“不理想，唉！”
“嗨，男女都一样。要我说，女儿好，听话，对父母孝顺。”
“是啊是啊，要不怎么说不理想。”雁南做妇产医生见多了人们的重男轻女，经常耍一些类似的把戏，几乎屡试不爽，都成习惯了。彭湛哪里知道她的这个毛病？一时语塞，借口有事出去了。
“个头还行，”雁南看着他的背影开始评价。“看样子人也老实。听阿姨说他也当过兵父母也都是部队的？你不会为了这个就找他吧，千挑万选找了个兰州的，他是干什么的？”恰好这时彭湛回来，听到了雁南后面的话，或者说听出了她话中的意思，主动说道：“小职员，市府机关里混口饭吃。”话是笑着说的，但雁南不是小孩子。刚才同他开的那个玩笑就不太恰当，毕竟人物关系还不到那个份上，这下子又让人听见了怀疑和不恭，便非常地不自在了，脸一下子红了，由两颊开始，顷刻间红满了额头。但这种时候最尴尬的人还是我，一边是朋友，一边是丈夫，说什么？暗暗希望彭湛出去算了，用余光看他，他不仅没有出去的意思，反而坐下了。稳稳地坐在长沙发中间，欠身拿起了长茶几上的水果刀，看着果盆里的水果，说：
“雁南吃桃子还是吃梨？”自然沉着，听不出一丝的勉强或故作姿态，让我稍稍放了点心。“都行。自己来自己来！”彭湛不让她“自己来”，从果盆里挑了一个最大的水晶梨削着，边说：“常听韩琳说起你，女中豪杰。”
“听韩琳瞎说！”
“做手术直做到自己生孩子前，下了手术台直接上产床，到新单位不到半年就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我没记错吧？”说着彭湛扭脸看我。我看雁南，笑：“没错！”同时为彭湛的精彩表现好不自豪。雁南脸更红了，红如熟蟹，讷讷地说不出话来，接过彭湛递给她的梨，一口接一口拼命吃。可怜的雁南，最不喜欢吃梨，一吃就胃疼，梨性大寒。
“雁南去过兰州没有？”雁南摇头。彭湛说：“欢迎有空去玩儿，兰州是个非常有特点的城市。”
“当然当然当然！”雁南连声附和。
“明年去，带上孩子，我们明年买车，到时候，专车迎送，旅游全包。”我有些吃惊，彭湛对我一笑，“有些事本不想过早地说，想等有了眉目再说，今天说到这了，说就说了，雁南也不是外人。”雁南终于可以不再吃梨，专注地盯着彭湛，彭湛缓缓地，字斟句酌地说：“我的计划是，一年买车，三年买房。我和几个朋友最早打算办一个郊区养鸡厂，这个项目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地点，合作伙伴，资金还差一点，准备贷款补齐。跑这事的过程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决定再搞一个工艺美术厂，利用大西北独特的民俗风情，弄一帮民间艺人，制作有西北特点的工艺品，手工制作，越土越好，与旅游部门联手，把来西北旅游的外地人和老外的钱统统赚来。照此思路，同时在兰州搞肯德基分店麦当劳分店。搞工艺品是输出土的，搞肯德基麦当劳是吸收洋的，把大西北的儿童们也动员起来，充分吸纳本地资金。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养蜗牛，去海南买地，一千多块钱一平米，将来就是不想养蜗牛了，光卖地，也能卖出十几万。”
“彭湛，你这都什么时候的事？”我心里不太踏实，我不希望我丈夫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不负责任地瞎吹。他道“从云南回来以后”，一股热流从我心中流过。彭湛说：“目前海南那边已经有人去实地考察了；北京也托朋友去肯德基了解情况，我回去后就准备正式向单位辞职。”雁南听得眼都圆了，这在她那个生活圈子里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军队和地方说是水乳交融，事实上隔着一堵相当厚的墙。墙外的人不知里面，墙里的人不知外面。
小英跑来叫彭湛了，中午雁南在家里吃饭，母亲让彭湛掌勺，小英已把小工的活都干完了，彭湛走好久了，雁南仍兀自感慨：“行了韩琳，后半生有指望了！”
“没听都还没影儿的事呢，你就听他吹吧。”
“能吹也行啊！我们家那个同志，一开口就是‘咱就是这样，就是没本事，就是窝囊，怎么着吧！’别人还没说什么呢，自己先往下出溜，也算是男人！想想就气，就没情绪，就堵得慌。你哪怕真的就这样，真的没本事，吹吹牛总行吧？吹牛都不敢吹，怕担责任。”雁南恨道。她丈夫不久前转业了，目前工作还没有落实，正好在家把雁南的月子伺候了，不想雁南还不领情。“我用得着他伺候月子？有保姆足矣！看着他一天到晚在眼皮子底下转来转去，干些保姆干的事情，我就觉着天都塌了！……你还笑！因为这个我奶水都不好了，本来特别好，吃不完。”
“雁南，我觉着吧——”
“你别‘觉着’！你觉不着！你哪里会知道，一个男人要是胸无大志自甘平庸起来，多么乏味叫人讨厌！”看着雁南沮丧的样子，我无法不为自己庆幸。
我和彭湛返回兰州。
依我是想在家里住够日子，然后直接各奔东西的，彭湛跟我商量，让我跟他一块先回兰州，态度谦和甚至谦卑，让我没法直接说不。我说：“跟妈妈怎么说？”
“就说还有点事要办。”
“什么事呢？”他说不出了。最后还是我跟母亲说的，说我有什么重要东西搁在了兰州，必须去取，所以得早离家几天，最后就从兰州直接返京了。看得出母亲极舍不得，家里热闹了这么些天了，我们一走，又是只有她和保姆的日子了，但她什么都没有说，母亲对我们一向体谅。在母亲点头表示同意时我难过地想，欺骗一个信任自己的人是多么容易。走前母亲又像以往那样提前好几天就开始给我们张罗了，令我心烦。从前我以为这烦是因为要离开亲人离开家又要孤零零一个人四处漂泊的缘故，但是这次跟从前不同，这次我是要同我的丈夫返回自己的家啊，为什么还是那样的不愿离开？
我不想去兰州。如果可能，倒希望能把彭湛现在就从那个乱七八糟暧昧混乱的环境里移植出来，在母亲这里或在北京，过一种干净、健康、明亮的生活。但现在不仅他出不来，我还得去，去帮他安排，了断。后来想，他的不愿一人只身返回，还有我的不愿前往，是不是都是一种预感？
去兰州的车票钱依然是得我出，可我已经没有钱了，没料到会有这么多的意外。只好同母亲借，借钱又得编一些谎话，看着母亲深信不疑二话不说打开抽屉戴上花镜一五一十点钱给我，我难过极了。当时是晚上，当我拿着母亲的钱进楼上卧室时彭湛自嘲：“唉，年过三十了身无分文！”
“是啊。”我干巴巴地附和一句。对于凭什么要把钱全部都给小唐的事是再也不能提了。她说她陪他睡了七年，曾怀着那样的鄙薄觉着一个女人这样看自己看自己的婚姻是多么不自重多么庸俗甚至是贱，现在却发现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默契，一个共识，是他们关系的实质。否则，他怎么可以在已经爱上别人时又去找她，并且在解决完问题后立刻把她丢开？下午的阳光由门上方照射进来，沐浴着他们合二为一的身体……就是亲眼所见也不会更逼真更生动了吧？曾一再对自己说你学医出身应当对此事有着充分理解，在母亲家我也的确把这事给忘了，为什么一说兰州便会又想了起来？才发现它原本就没有消失它已牢牢扎根在了我的脑子里随时会幽然浮出。
车到兰州时天下起了霏霏细雨，阴冷阴冷，令我心情抑郁，还有些隐隐的不安。天气变化对我的心情影响一向很大。我们下了公共汽车，小跑着进了那座有警卫值班的大院。院里静悄悄的，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房屋、树木在雨中呆立，听任雨滴冷冷地敲打。我们冒雨向我们的家跑去。突然地就明确了心情不好的原因：那个家，真的是我们的家吗？她还在吗？她要还在，我们怎么办，躲出去还是与她同居？躲出去，去哪里？我和彭湛肩并肩地跑，谁也不说话。但我知道，我心头的忧虑也正是他的。彭湛打开了房门，房间里光线很暗，上午如同傍晚，他开了灯：屋里是一片刚搬完了家后的空旷和凌乱。
所有的东西都搬光了，沙发，茶几，电视，餐桌，椅子、冰箱……连厨房里的排风扇都卸走了，留下了一个方方的大洞，洞下面的窗台上潲进来一片雨渍；瓶瓶罐罐遍地都是，打开来看，全是空的，搬得非常细致。我们不约而同、一前一后上楼。眼前出现了奇迹：卧室里的那张床居然还在！床上居然还有一套卧具！忽然地，我明白了对方的思路。她搬走东西不是因为赌气不是为了惩罚，完全是为了她日后生活的实际需要，给我们留下的这套生活必需品，就是她冷静权衡的明证：以免惹得狗急了跳墙，去找她的麻烦，她是彻底地放弃了他了。实际情况比想象的单纯，仅是物质上的问题要好办得多。她的这种无理贪婪也彻底摧毁了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去除了我对她所能有的全部内疚。糟糕到极点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彭湛的脸却仍比外面的天还要阴沉，终究是角度不同。我轻轻搂住他的胳膊，说：“没关系。”我们去食堂吃的饭，主要是陪他吃，我几乎没吃，吃不下，没有食欲。他吃了三个馒头，两份菜，一碗面汤，毕竟两顿没吃了。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有感触，想，到底是男人，拿得起放得下，心胸开阔。也是在后来，后来的后来，我才了解这并不是由于心胸，而是一种个体差异。个体差异用在这里是我的一种杜撰，我的确切意思是，肉体需要之于彭湛，似乎永远占据统治地位。从食堂回来，我们收拾房间，擦，扫，刷，洗。有了具体的事情和目标，加上想到晚上不必出去流浪，更重要的是渐渐意识到这已是我的家了——尽管一穷二白四面徒壁，但却是我的了——心情开始慢慢好转，由于活动，冻得发僵的身体也开始暖和。为了抵御屋外的阴凄，我还开了楼上楼下所有房间的灯。
房门被打开的时候我们刚好收拾到客厅，门开后，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被从半开着的门缝里搡了进来，同时响起一个老妇人愤怒的声音：“你们去度蜜月！玩儿！让我给你们带娃儿，不要脸！”
只听到了这个声音，没看到人，大门就“砰”地关上了，惊魂未定的小男孩儿反身扑到门上，伸出小手去够门锁，同时大声哭叫：“姥姥！”彭湛走过去把小男孩儿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亲他，不停地安慰他。“爸爸，”小男孩儿哭泣着用小手指门，“妈妈——”
我呆呆地看着，有些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像是在看电影，又像是在梦里。
第三部分
小男孩儿叫冉。
我带冉在院里散步，雨后的太阳干净明亮，花坛里的花仿佛一下子全开齐了，黄的，粉的，白的，一大块一大块蓬蓬勃勃，空气中弥漫着的花香浓得都有些呛人。不时会碰到同样出来散步晒太阳的老干部老太太，几乎每个人看到我和冉都会微微一怔，然后更注意地看一看我。他们都认识冉，不认识我，自然要想：这人是谁？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所以尽由他们打量揣测不予理会，全然陌生的环境使我勇敢。但当有那么一天，冉出现在我们单位的院子里时呢？
冉的出现给我的婚姻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名义上和实际上的不圆满。
“我要回家！”冉嚷。
我看表，才一点一刻，彭湛刚睡了二十五分钟。彭湛回来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辞职，洽谈，跑各种手续，这几天夜里一直睡得很迟，最早的一次十二点半。早晨还要早早起来，办事得遵循人家各机关部门的作息时间。昨天夜里跟人谈事又到凌晨，因此中午这觉十分重要，冉若在家他就睡不成。冉是个不肯安静的孩子，不是楼上楼下地乱跑，就是大喊大叫，大声唱歌。他的嗓子倒是很好，音准也好，乐感尤其好。歌他只唱一个，翻来覆去，是当时被混血儿费翔唱得红透了大陆半边天的《 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支歌的旋律完全超出了一个幼儿所能驾驭的范围，冉应裕自如。每一个半拍，切分音，弱起，气声，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且能做到像费翔一样，边唱边跳，一手举麦克一手指前方：“你就是那一把火——”那麦克通常是一本卷起来的书。冉有艺术天分，这似乎是家族遗传。
彭澄给我们寄来了一千元钱，汇单附言上写的是：祝哥哥和姐姐白头到老。她仍依从在云南时的称呼叫我，传递着一种对于至亲至爱骨肉之情的渴望。她没有父母没有姐妹，从此后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相依为命。当时屋外阴雨不断，屋内凄凉混乱，这笔巨款—— 一千元在当时相当于彭澄一年的工资，彭湛两年的工资——和那句祝言所引起的对于彭澄以及与她有关的一切明亮记忆恍若隔世。那时彭澄她们已由云南撤回了四川驻地，在云南时我们说好她一撤回后方就休假，先回兰州，再去北京；后来又说十月份再休，看看十月的北京。但目前看来这个计划怕要落空，她们有可能得去西藏，历时一年。信中她说：“听说最近中印边界发生了冲突，有了一些小的战斗，今天我上中午班，一进科室就听说要组织赴藏医疗所。刚开始我还觉得去不去无所谓，经大家一说，是去不得呀！一是西藏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天寒地冻空气稀薄没有青菜。二是地形险恶，翻车事故不断发生，你说云南路险，她们说比起西藏，云南乃一小巫，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是不是？首先这两点就不像去云南那次，还有一定的保险系数。三是参战一年就是二十三岁，再等到那高原太阳晒出来的黑皮肤红脸蛋恢复过来，又得一年，二十四，终身大事为此就要推后两年考虑，黄金时光已过。据说我们医院要组成一个一百床位的医疗所去西藏察隅县的一个什么地方，那里没电，用不上电灯，看不成电视，如果大雪封山，几个月看不到信和报纸是常事，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们科将去两个医生，三个护士，估计我又跑不了。不过他们又说这只是小道消息，但当大家问院长政委时，他们都笑呵呵地说：‘当兵是要打仗的嘛。’唉，回想我的当兵生活就像游民。从成都到重庆，重庆到成都，成都到雅安，雅安到夹江，夹江到云南，云南到夹江，这回又要从夹江到西藏……”
彭澄所在医院隶属成都部队，与成都部队辖区接壤的国家较多，俗称“邻国”。“邻国”和老百姓过日子所说的“邻居”是一回事，挨得近了，久了，难免会有摩擦，有时相互走动走动，串串门儿，说说笑笑地就能把事情解决了；但也有一些事很难解决，这时两方中间只要有一个不讲理的，或性子急的，就得动武，到那时，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了，所谓胜雄败寇。通常，一个家的“拳头”是身强力壮的男丁或这家所拥有的权势，而一个国家的“拳头”就是军队了。国家指哪儿，“拳头”就得打哪儿。因而当兵若当在了需要跟诸多邻国打交道的部队，“生活就像游民”不足为奇。关于赴藏一事，彭澄信中最后的结论是：听天由命。如果真去了，十月份就休不成假了，就去不成北京了。她说她特别想看看北京的国庆节，她还从来没有去过北京，我是她唯一的北京亲戚。
我给彭澄回信，开了无数个头，终是没能写下去。不想跟她说我这边的不愉快，不愿她不愉快，深知我和她哥哥的婚姻对她来说有多么重要；可是不说不愉快，就只有说套话，费劲而且无味。于是就想，过些日子再写吧，等情况、心情有所好转，等现在成为过去时再写。我对我的婚姻仍抱有很大希望，决心以我的积极努力去经营好它。
“我要回家！”
身边的冉又嚷。我耐心告诉他，爸爸在睡觉，爸爸昨天晚上工作睡得很晚，我们再在外面玩一会儿，等爸爸起来。他不肯。我完全没有对付孩子的经验，我在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当兵离开了父母。我又看了看表，一点二十，才刚刚过了五分钟。“冉你看，花开得多漂亮啊！”我指着花坛里的花大声说。冉不感兴趣。其实我也觉着自己甚是无趣；突然想起小时喜欢看蚂蚁，尤其春天蚂蚁刚出现的时候，心里一阵兴奋，开始带冉找蚂蚁窝，终于找到了一处，他果然被吸引住了，蹲在那里，瞪着双黑黑的大眼睛——这孩子长得像妈妈——看，我则站在他的身后，等。太阳很暖，花儿很美，散步的人们很是悠闲自在，我的心中却是一片茫然空虚，不知将来会怎样，明天会怎样，甚至不知道待会儿会怎样。
“我要回家！”
冉终于对蚂蚁也失去了兴趣，站起身来，嚷。觉着过了那么长时间了，抬手看表，才刚过了七分。我沉重地叹息了。我带冉回家。我不知他为什么非要回家，那个空旷、清冷、毫无生气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吸引他？问他。他的回答是：“我要回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同我待在一起觉着没有意思。我也是。但我是大人，可以克制，可以掩饰，也需要克制，需要掩饰，孩子则不。路过大院门口，我突然又有了新的主意：仍是不甘心，仍是想让彭湛再睡一会儿，我们这个家将来就靠他了。
“冉，我们上街去玩儿好不好？”
“我要买彩笔！”
“好！”
“买方便面！”
“好！”
彭澄寄来了一千元钱。钱是人的胆。刚一出大院门，融入人车滚滚的街道，冉就把他的一只小手塞进了我的手里，小手很软，很暖，我握住它，那温软的感觉由手掌直抵心里，我不由扭脸低头看冉，小小的身子，小小的影子。
这天是星期日，街上到处是出来采购或闲逛的人，明亮的阳光下一片熙熙攘攘。路过一条小河，河边上醒目地坐着个单身长发女子，背对我们，薄薄的肩胛，细瘦的腰身。冉挣脱我的手跑了过去，片刻后跑回来，告诉我：“她哭了。”停一会儿又说，“我知道她为什么哭，她和她妻子吵架了。”这里的“妻子”应为丈夫，到底还小；这么小竟就想到了这样的问题，足可见生活的烙印。冉从不跟我提他的妈妈。他叫我阿姨，对我不多么亲近但也看不出明显敌意。不知他知不知道我的出现跟他妈妈的消失之间的关系。他不说，我也不问。不想利用年龄、经验的优势去套小孩子的话，那未免卑鄙，就我和冉这对人物关系而言，还要加上残忍。再者，我也怕，怕正视，面对这样多变无绪的纷乱，闭着眼过最明智。
先去商场买了彩笔，买了方便面，又说服冉跟我一块去了菜市场，手中有方便面啃食，冉随和多了，这孩子不喜欢甜食。菜市场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一条街，绿油油的、红艳艳的、白生生的，各种菜蔬比比皆是。我买了小白菜，买了葱姜香菜，又去卖猪肉的地方称了猪肉。晚饭包包子，冉和彭湛都爱吃带馅食品。都说主妇在制定食谱时很少或者几乎不大考虑自己，我业已无师自通地进入了角色。不知不觉，两点半了，我和冉往回走。路边有一个卖活鸡的摊位，鸡们挤在逼仄的两层铁丝笼里，由于不舒服，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上层笼子里的鸡屙屎直接就屙在下层鸡的身上，其状惨不忍睹；当然鸡也许不在乎这个，但它们不得不在乎空间的拥挤，有几只鸡被挤得趴在笼底，两脚爪支棱在铁丝笼外，任别的鸡在背上踩踏，动弹不得，这种境况的鸡通常是连叫都不叫了，紧闭着嘴，半睁着眼，一副只求速死的样子。冉在这个摊位前停住，专注地看了一会儿，方便面都忘了吃。等他看够了，我们继续走，鸡们在身后叽叽喳喳不绝于耳地叫，远远听来像是一连串的“哎呀”声。
“阿姨，它们在说什么？”
“谁？……噢。不知道，鸡说话，人听不懂。”
“我听得懂。”
“是吗，它们说什么？”
“它们说，‘哎呀哎呀我要出去！’”
我注意地看了这个四岁男孩儿一眼，为他的敏感、细腻、多情和丰富准确的想象力、表达力惊叹，同时也不安。这样的人极易受伤，不管是这样的大人还是孩子。他仿佛感觉到了什么，立刻就把拿方便面面饼的小手撤下了一只来，像刚出干休所大门时那样，悄然塞进了我的手掌里，那小手的温软直抵心里。他还小，他还不会有不可更改的成见和敌意，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生活开始在我眼前明朗，开朗，线索开始清晰。
到家的时候，彭湛正好睡醒，冉拿着他的彩笔直接上楼画画去了，我则拎着菜蔬，踏着几乎是轻快的步子去了厨房。听说晚饭吃包子，彭湛高兴得像个小孩儿，积极地跑去食堂买发面，回来的路上，还拐到小卖部买了醋。我把他买回来的发面用湿屉布盖好，心情也越发地好了起来，同时还有了要诉说这心情的愿望，于是边择菜、洗菜，边开始说了，从头说。
“看完蚂蚁才一点半多点，我就跟冉说，冉，我们上街去玩儿好不好？……”
“其实冉在家对我睡觉毫无影响！”
他突兀地插道，说完之后就转身走了，使我连他说这话时的表情都没能看着。我愣住了，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是不耐烦我过细的叙述方式，还是嫌我慢待了——倘若不是虐待的话——他的儿子？
我端着刚出锅的发面包子来到饭厅，桌上已摆好了碗筷，碗里已倒上了醋，蒜瓣儿已剥好放在了小碟里，这些都是彭湛准备的，他本人也已做好了准备，洗净了两手端坐桌旁，摩拳擦掌。包子个个一般大小，蓬松而白，热气腾腾，香味四溢，我曾在医院的病员灶上帮过八个月的厨。彭湛搓着两只手，等不及我把盘子放到桌上，就伸出手来抓。“等冉一块儿！”我躲过他的手，说。小时候，我们家，总是要等全家围桌坐定后才吃饭的，全家围着桌子一块吃饭，是我童年印象最温暖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冉！下来吃饭！”彭湛直着脖子冲楼上喊。楼上悄无声息。回家后我曾上楼看过冉几次，他一直在用新买来的彩笔画画，专心专注。以前我只知道嫌他吵闹，却不去想他为什么吵闹，一个空空荡荡的没有玩具的家，如何能让孩子安安静静排遣他旺盛的精力？
“韩琳，我们是不是考虑再开一个包子铺？”在等冉的时候，彭湛嬉笑着说。
“行啊。到时候你干什么，吃？”
“我是认真的。把你那些事放放，咱们先得挣足了钱。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再去追求精神。”
我看他一眼，确认他是认真的，便觉着他有些异想天开。倒不是包子铺有多么高不可攀，而是他这样子是不是太有点像没头苍蝇了，撞哪是哪？不过按照牛顿“没有大胆的猜测，就做不出伟大的发现”的逻辑，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似乎也有道理，也许这就是男人比女人要成功的原因？
冉在楼上毫无动静。
“冉！”我叫。
“哎！”他立刻答应。
“下来吃饭啦！”
“噢！”
只听一阵稀里哗啦之后，头顶上就响起了冉的小脚踏在楼板上的嗵嗵声，彭湛略带惊讶地看我：
“咦，他还挺听你的！这孩子平时别扭得很，性格古怪，像他妈。”
包子馅咸了。什么都好，可是咸了。
“不该放最后那一勺盐，真是的，唉！”我一再地说，彭湛不接茬儿。我知道他对这顿饭抱了很大希望，也一直知道男人们对于“饭”的重视，不像女的，随便吃点零食就可以打发。可是事情已然这样了，你说两句什么，就算给我一个做自我批评的机会也好。他不说，只是皱紧眉头嚼着，两腮的咬肌一鼓一鼓；嘴里由于塞满了食物而咕嘟着，像个正在赌气的小孩儿。他的样子使我觉着十分抱歉，也有点好笑，就笑了起来。他看我一眼，把手中一个吃了一半的包子往盘子里一摔，说：
“弄这么咸，叫人怎么吃嘛！”
咣，推开椅子拂袖而去，冉被吓得哆嗦了一下。那种有点好笑的感觉刹那间由愕然取代。
冉的毛衣小了。四五岁的孩子，正是长的时候。趁着周六天气好，我把他的毛衣拆了，洗了，晒上，又去买了二两新线，给他重织一件大的，这样就不必买新的了，我们的一切开支都得由彭澄和母亲的钱里出，只出无进，不精打细算不行。这两天冉就先穿他爸爸的大毛衣在家凑合着，反正不去幼儿园。原来的毛线是草绿色的，新买的线一两黄色，一两褐色。黄色的织成月亮织成星，褐色的织成房子织成树。图案都在胸前，样式是那种叉肩的，由领口织起，套头衫。我昼夜兼程地织，我得赶在周一前让冉穿上，边织边想象着冉穿上这件毛衣时的样子，倒也不觉辛苦。周日晚上胜利完工，漂亮的冉穿上这件毛衣后如同童话里的孩子。早晨，我去食堂买早点回来，看看差不多到时间了，便去楼上叫冉起床，他该上幼儿园了。冉已经醒了，正一声不响坐在大床上自己给自己穿衣服；彭湛仍睡着，昨晚同人谈事又是差不多快一点。此刻我们的卧室是这样的格局：大床旁边摆着一张行军床，他们父子俩睡大床，我睡行军床，这是我们这个特殊家庭目前唯一可以选择的就寝组合方式。冉自己怎么也套不上我给他织的那件毛衣，便伸手去推他爸爸。“爸爸！爸爸！给我穿衣服！”我就是在这一刻走进的卧室。彭湛怒冲冲坐起，三把两把给冉把毛衣套上，一抬眼看到了我，说：“毛衣织成套头的，你叫孩子怎么穿？！”
我非常非常生气，一天都没怎么理他。他感觉到了。晚上，冉睡着了，我们躺在两张床上，各看各的书。屋外，风儿阵阵地掠过窗户。“韩琳，”他先开了口。我拿开书，看他。他从大床上欠过身来，一脸的严肃,“你是不是觉着有了这个孩子，就得不到全部的我了？”
我瞠目结舌。
晚上，彭湛约了一帮人来家里谈事，客厅里烟雾缭绕热气腾腾，谈话声笑声如火如潮直冲房顶，谈到钱时都是以百万千万论计，光听听就令人心跳。几个人都是彭湛的朋友，也是合作伙伴，这时彭湛已正式向单位递交了停薪留职的报告。
“这样算来，投资的三十万一年就能赚回来，以后所挣就是纯利润，净赚，且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利率递增，三十万的百分之三十是……”“九！三十加二十—— 一年五十万，十年五百万……”“不止——别忘了每年还有百分之三十的递增！”“这个项目就这么定了！海口那边买地的事也有了消息。赵哥来电话说养蜗牛前景可观！”“制片公司的事怎么样了？”“我那边没问题了，作协同意出面，但多少得给他们点钱，如今的文人大伙也知道，都穷疯了。”“告诉他们，他们今年的奖金我们全包！”“银行也初步同意贷款——”“好！下一步，找‘西影’厂买厂标！”“这个交我了！”“咱们要弄一个全中国最棒的娱乐片，请张艺谋做导演，开机那天搞一个大型新闻发布会，把各界的社会名流都请来。吴副市长——王冬，可是交给你了，他分管意识形态！”……
我没参加他们的谈话，沏了壶茶，给每个人的杯子里倒上，就离开了。一听经济问题，我的脑子容易短路，无论怎么集中精力，把每个字都听清了，仍是搞不明白意思，索性不听不问。上面的话，是我来回路过时听到的，因为谈到了电影，我熟悉的行当，才算记得比较详细。
家里没有电视，也没什么可看的书，我和冉在楼上相互为伴。他画画，我看他画，他很高兴我看着他画。画一个人，说“这是爸爸”，再画一个矮一些的，说“这是阿姨”，再画一个更矮的，说“这是我”。他画的是我们目前的一家三口。
冉开始认可现实。曾几次想就现实的问题同彭湛好好谈谈，来兰州后我又跟单位续了十天假，但不能总是续假，假期到了怎么办？但他不愿谈，谈不了几句就搁浅。“你来嘛。”每次，他总是这么回答我。
“问题是，我来干什么。”
“来了再说。”
“来了再说不行。”
“好了好了，关于这个家，关于将来，你尽管放权给我，由我安排，好不好？有一点你可以放心，咱们家将来绝不会比任何家庭差！”又是这句话，但这时我已没有了初听到时的兴奋。他很乐于谈将来，谈以后，对今天怎么办，明天干什么，从来不说，不知是不屑还是不耐，还是心里压根没有。也许这也是男女的差别？男人嘛，是应当宏观一些，目标远大一些，那么好，具体的、近期的、日常的琐事，就由我来安排。
“韩琳！”彭湛在楼下叫，我答应着下了楼，来到客厅。“倒水！”他左腿压着右腿，整个身子深陷在沙发里，冲茶壶扬了扬下颏。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暖瓶就在楼下的厨房，他离着比我近得多，我非常清楚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我非常的不喜欢，有意思吗？有意义吗？令他如此反复再三乐此不疲？每一次我都忍了，不想让大家难堪，他却不懂得这是教养，是尊重，反成了瘾似的变本加厉。数年后同申申闲聊时聊起过这些琐事儿，申申说，这是你的老问题了，看着挺聪明，处理起具体事儿来还不如普通的家常妇女。要叫我，第一次就坚决地毫不含糊地给他一个迎头痛击，保证他不敢再来第二次。我说申申你说得对，但是我不喜欢。夫妻间那种愚蠢浅薄的勾心斗角，我真是不喜欢。她说可是人家喜欢，早说过你俩压根就不是一个筐儿里的人不能往一块装，你不听，怎么样？从前，还是单身的时候，我就很怕看到夫妻在我面前表演亲热、展览不和，或像彭湛似的非要在外人面前争个我高你低，那每每使我如坐针毡。前车之鉴将心比心，我想我不能这样做，可惜彭湛不配合。……客人们都静了下来，看我，令我感到了一种被迫降低水准的耻辱。我一声不响去厨房拿暖瓶给他们续水，我如果不这样做只会使所有人包括我更加难堪。客人走后我说彭湛：“你怎么跟农民似的！”“我们那不正谈事呢么。”他冲我嬉皮笑脸，一句话就堵住了我的嘴。语言在夫妻间就是这样的没用，夫妻间那许多的微妙事情，用行动说话往往比语言简洁明了，也有效，比如像申申说的“迎头痛击”。但我做不到，我喜欢朴素自然平和，喜欢跟我的丈夫相互尊重。硬碰硬，硬欺软，还是夫妻么？那样的日子过起来，累也累死了。
我把这种种种种的不一致用了一个很大的词儿做了概括：价值观。当然并不是说我对他错，不一致罢了。夫妻之间无是非，只有合适不合适。
续的十天假期又到了，我必须返回北京，偏偏彭湛他们的事正忙到哏节上，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冉怎么办。他让我把冉带去北京。我飞快将北京我的宿舍、工作、周边环境等诸方面情况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说我不能。他再没有说话，伸手关了灯。这时是晚上，我们都上了床，冉已睡着了。黑暗中，他在大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弄得我久久无法入睡。早晨一大早他就出去了，招呼都没打，饭也没吃。我一个人在家里收拾着要走的东西，忐忑不安，怒气冲冲。他直到下午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