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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苏童文集》作者：苏童
小偷
小偷在箱子里回忆往事。如此有趣的语言总是有出处的。事实上它来自于一次拆字游戏。圣诞节的夜晚，几个附庸风雅的中国人吃掉了一只半生不熟的火鸡，还喝了许多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他们的肠胃没有产生什么不适的感觉。他们聊天聊到最后没什么可聊了，有人就提议做拆字游戏。所谓的拆字游戏要求参加者在不同的纸条上写下主语、状语、谓语、宾语，纸条和词组都多多益善，纸条与词组越多组合成的句子也越多，变化也越大。他们都是个中老手，懂得选择一些奇怪的词组，在这样的前提下拼凑出来的句子就有可能妙趣横生，有时候甚至让人笑破肚皮。这些人挖空心思在一张张纸条上写字，堆了一桌子。后来名叫郁勇的人抓到了这四张纸条：小偷在箱子里回忆往事。
游戏的目的达到了，欢度圣诞节的朋友们哄堂大笑。郁勇自己也笑。笑过了有人向郁勇打趣，说，郁勇你有没有可以回忆的往事？郁勇反问道，是小偷回忆的往事？朋友们都说，当然是小偷回忆往事，你有没有往事？郁勇竟然说，让我想一想。大家看着郁勇抓耳挠腮的，并没有认真，正要继续游戏的时候，郁勇叫起来，我要回忆，他说，我真的要回忆，我真的想起了一段往事。
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郁勇说了一个别人无法打断的故事。
我不是小偷，当然不是小偷。你们大概都知道，我不是本地人，我在四川出生，小时候跟着我母亲在四川长大。我母亲是个中学教师，我父亲是空军的地勤人员，很少回家。你们说像我这种家庭环境里的孩子可能当小偷吗，当然不会是小偷，可我要说的是跟小偷沾边的事情，你们别吵了，我就挑有代表性的事情说，不，我就说一件事吧，就说谭峰的事。
谭峰是我在四川小镇上的唯一一个朋友，他跟我同龄，那会儿大概也是八九岁。谭峰家住在我家隔壁，他父亲是个铁匠，母亲是农村户口，家里一大堆孩子，就他一个男的，其他全是女孩子，你想想他们家的人会有多么宠爱谭峰。他们确实宠爱他，但是只有我知道谭峰偷东西的事情，除了我家的东西他不敢偷，小镇上几乎所有人家都被他偷过。他大摇大摆地闯到人家家里去，问那家的孩子在不在家，就那么一会儿功夫，他就把桌上的一罐辣椒或者一本连环画塞在衣服里面了。有时候我看着他偷，我的心砰砰地跳，谭峰却从来若无其事。他做这些事情不避讳我，是因为他把我当成最忠实的朋友，我也确实给他做过掩护，有一次谭峰偷了人家一块手表，你知道那时候一块手表是很值钱的，那家人怀疑是谭峰偷的，一家几口人嚷到谭峰家门口，谭峰把着门不让他们进去，铁匠夫妻都出来了，他们不相信谭峰敢偷手表，但是因为谭峰嘴里不停地骂脏话，铁匠就不停地拧他的耳朵，谭峰嘴犟，他大叫着我的名字，要我出来为他作证，我就出去了，我说谭峰没有偷那块手表，我可以证明。我记得当时谭峰脸上那种得意的微笑和铁匠夫妇对我感激涕零的眼神，他们对围观者说，那是李老师的孩子呀，他家教好，从来不说谎的。这件事情就因为我的原因变成了悬案，过了几天丢手表的那家人又在家里发现了那只手表，他们还到谭峰家来打招呼，说是冤枉了谭峰，还给他送来一大碗汤圆，谭峰捧着那碗汤圆叫我一起吃，我们俩很得意，是我让谭峰悄悄地把手表送回去的。
我母亲看不惯谭峰和他们一家，不过那个年代的人思想都很先进，她说能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也能受一点教育，她假如知道我和谭峰在一起干的事情会气疯的，偷窃，我母亲喜欢用这个词，偷窃是她一生最为痛恨的品行，但她不知道我已经和这个词汇发生了非常紧密的联系。
假如不是因为那辆玩具火车，我不知道我和谭峰的同盟关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谭峰有一个宝库，其实就是五保户老张家的猪圈。谭峰在窝藏赃物上很聪明，老张的腿脚不太灵便，他的猪圈里没有猪，谭峰就挖空了柴草堆，把他偷来的所有东西放在里面，如果有人看见他，他就说来为老张送柴草，谭峰确实也为老张送过柴草，一半给他用，一半当然是为了扩大他的宝库。
我跟你们说说那个宝库，里面的东西现在说起来是很可笑的，有许多药瓶子和针剂，说不定是妇女服用的避孕药，有搪瓷杯、苍蝇拍、铜丝、铁丝、火柴、顶针、红领中、晾衣架、旱烟袋、铝质的调羹，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谭峰让我看他的宝库，我毫不掩饰我的鄙夷之情，然后谭峰就扒开了那堆药瓶子，捧出了那辆红色的玩具火车，他说，你看。他小心翼翼地捧着火车，同时用肘部阻挡我向火车靠近，他说，你看。他的嘴上重复着这句话，但他的肘部反对我向火车靠近，他的肘部在说，你就站那儿看，就看一眼，不准碰它。
那辆红色的铁皮小火车，有一个车头和四节车厢，车头顶端有一个烟囱，车头里还坐着一个司机。如今的孩子看见这种火车不会稀罕它，可是那个时候，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你能想象它对一个男孩意味着什么，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对吗？我记得我的手像是被磁铁所吸引的一块铁，我的手情不自禁地去抓小火车，可是每次都被谭峰推开了。
你从哪儿偷来的？我几乎大叫起来，是谁的？
卫生院成都女孩的。谭峰示意我不要高声说话，他摸了一下小火车，突然笑了起来，说，不是偷的，那女孩够蠢的，她就把小火车放在窗前嘛，她请我把它拿走，我就把它拿走了嘛。
我认识卫生院的成都女孩，那个女孩矮矮胖胖的，脑子也确实笨，你问她一加一等于几，她说一加一是十一。我突然记起来成都女孩那天站在卫生院门前哭，哭得嗓子都哑了，她父亲何医生把她扛在肩上，像是扛一只麻袋一样扛回了家，我现在可以肯定她是为了那辆小火车在哭。
我想象着谭峰从窗子里把那辆小火车偷出来的情景，心里充满了一种嫉妒，我发誓这是我第一次对谭峰的行为产生嫉妒之心。说起来奇怪，我当时只有八九岁，却能够掩饰我的嫉妒，我后来冷静地问谭峰，火车能开吗？火车要是不能开，就没什么稀罕的。
谭峰向我亮出了一把小小的钥匙，我注意到钥匙是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的，一把简单的用以拧紧发条的钥匙。谭峰露出一种甜蜜的自豪的微笑，把火车放在地上，他用钥匙拧紧了发条，然后我就看见小火车在猪圈里跑起来了，小火车只会直线运动，不会绕圈，也不会拉汽笛，但是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我不想表现得大惊小怪，我说，火车肯定能跑，火车要是不能跑还叫什么火车？
事实上我的那个可怕的念头就是在一瞬间产生的，这个念头起初很模糊，当我看着谭峰用柴草把他的宝库盖好，当谭峰用一种忧虑的目光看着我，对我说，你不会告诉别人吧？我的这个念头渐渐地清晰起来，我没说话，我和谭峰一前一后离开了老张的猪圈，路上谭峰扑了一只蝴蝶，他要把蝴蝶送给我，似乎想作出某种补偿。我拒绝了，我对蝴蝶不感兴趣。我觉得我脑子里的那个念头越来越沉重，它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可是我无力把它从我脑子里赶走。
你大概能猜到我做了什么。我跑到卫生院去找到了何医生，告诉他谭峰偷了他女儿的小火车。为了不让他认出我的脸，我还戴了个大口罩，我匆匆把话说完就逃走了。回家的路上我恰好遇到了谭峰，谭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几个孩子在踢球玩，他叫我一起玩，我说我要回家吃饭，一溜烟似的就逃走了。你知道告密者的滋味是最难受的，那天傍晚我躲在家里，竖着耳朵留心隔壁谭峰家的动静，后来何医生和女孩果然来到了谭峰家。
我听见谭峰的母亲扯着嗓子喊着谭峰的名字，谭峰父亲手里的锤子也停止了单调的吵闹声。他们找不到谭峰，谭峰的姐姐妹妹满镇叫喊着谭峰的名字，可是他们找不到谭峰。铁匠怒气冲冲地来到我家，问我谭峰去了哪里，我不说话，铁匠又问我，谭峰是不是偷了何医生家的小火车，我还是不说话，我没有勇气作证。那天谭铁匠干疤的瘦脸像一块烙铁一样滋滋地冒出烈焰怒火，我怀疑他会杀人。听着小镇上响彻谭峰家人尖利疯狂的喊声，我后悔了，可是后悔来不及了，我母亲这时候从学校回来了，她在谭峰家门前停留了很长时间，等到她把我从蚊帐后面拉出来，我知道我把自己推到绝境中了。铁匠夫妇跟在我母亲身后，我母亲说，不准说谎，告诉我谭峰有没有拿那辆小火车？我无法来形容我母亲那种严厉的无坚不摧的眼神，我的防线一下就崩溃了，我母亲说，拿了你就点头，没拿你就摇头。我点了点头。然后我看见谭铁匠像个炮仗一样跳了起来，谭峰的母亲则一屁股坐在了我家的门槛上，她从鼻子里摔出一把鼻涕，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起来。我没有注意听她诉说的内容，大意反正就是谭峰跟人学坏了，给大人丢人现眼了。我母亲对谭峰母亲的含沙射影很生气，但以她的教养又不愿与她斗嘴，所以我母亲把她的怨恨全部发泄到了我的身上，她用手里的备课本打了我一个耳光。
他们是在水里把谭峰抓住的，谭峰想越过镇外的小河逃到对岸去，但他只是会两下狗刨式，到了深水处他就胡乱扑腾起来，他不喊救命，光是在水里扑腾，铁匠赶到河边，把儿子捞上了岸，后来他就拖着湿漉漉的谭峰往家里走，镇上人跟着父子俩往谭峰家里走，谭峰像一根圆木在地上滚动，他努力地朝两边仰起脸，唾骂那些看热闹的人，看你妈个＊，看你妈个＊！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谭峰不肯坦白。他不否认他偷了那辆红色小火车，但就是不肯说出小火车的藏匿之处。我听见了谭铁匠的咒骂声和谭峰的一次胜过一次的尖叫，铁匠对儿子的教育总是由溺爱和毒打交织而成的。我听见铁匠突然发出一声山崩地裂的怒吼，哪只手偷的东西？左手还是右手？话音未落谭峰的母亲和姐姐妹妹一齐哭叫起来，当时的气氛令人恐怖，我知道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不愿意错过目睹这件事情的机会，因此我趁母亲洗菜的时候一个箭步冲出了家门。
我恰好看见了铁匠残害他儿子的那可怕的一幕，看见他把谭峰的左手摁在一块烧得火红的烙铁上，也是在这个瞬间，我记得谭峰向我投来匆匆的一瞥，那么惊愕那么绝望的一瞥，就像第二块火红的烙铁，烫得我浑身冒出了白烟。
我说得一点也不夸张，我的心也被烫出了一个洞。我没听见谭峰响彻小镇上空的那声惨叫，我掉头就跑，似乎害怕失去了左手手指的谭峰会来追赶我。我怀着恐惧和负罪之心疯狂地跑着，不知怎么就跑到了五保户老张的猪圈里。说起来真是奇怪，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仍然没有忘记那辆红色的小火车，我在柴草堆上坐了一会儿，下定决心翻开了谭峰的宝库。我趁着日落时最后的那道光线仔细搜寻着，让我惊讶的是那辆红色的小火车不见了，柴草垛已经散了架，我还是没有发现那辆红色的小火车。
谭峰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愚笨，他把小火车转移了。我断定他是在事情败露以后转移了小火车，也许当他姐姐妹妹满镇子叫喊他的时候，他把小火车藏到了更为隐秘的地方。我站在老张的猪圈里，突然意识到谭峰对我其实是有所戒备的，也许他早就想到有一天我会告密，也许他还有另一个室库，想到这些我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悲伤。
你能想象事情过后谭家的混乱吧，后来谭峰昏过去了，是铁匠一直在呜呜地哭，他抱着儿子一边哭着一边满街寻找镇上的拖拉机手。后来铁匠夫妇都坐上了拖拉机，把谭峰送到三十里外的地区医院去了。
我知道那几天谭峰会在极度的疼痛中度过，而我的日子其实也很难熬。一方面是由于我母亲对我的惩罚，她不准我出门，她认为谭峰的事情有我的一半责任，所以她要求我像她的学生那样，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你想想我那时候才八九岁，能写出什么言之有物的检讨呢，我在一本作业本上写写画画的，不知不觉地画了好几辆小火车在纸上，画了就扔，扔了脑子里还在想那辆红色的小火车。没有任何办法，我没有办法抵御小火车对我产生的魔力，我伏在桌子上，耳朵里总是听见隐隐约约的金属声，那是小火车的轮子与地面磨擦时发出的声音。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四节车厢的十六个轮子，还有火车头上端的那个烟囱，还有那个小巧的脖子上挽了一块毛巾的司机。
让我违抗母亲命令的是一种灼热的欲望，我迫切地想找到那辆失踪的红色小火车。母亲把门反锁了，我从窗子里跳出去，怀着渴望在小镇的街道上走着。我没有目标，我只是盲目地寻找着目标。是八月的一天，天气很闷热，镇上的孩子们聚集在河边，他们或者在水中玩水，或者在岸上做着无聊的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我不想玩水，也不想做官兵做强盗，我只想着那辆红色的铁皮小火车。走出镇上唯一的麻石铺的小街，我看见了玉米地里那座废弃的砖窑。这一定是人们所说的灵感，我突然想起来谭峰曾经把老叶家的几只小鸡藏到砖窑里，砖窑会不会是他的第二个宝库呢，我这么想着无端地紧张起来，我搬开堵着砖窑门的石头，钻了进去，我看见一些新鲜的玉米杆子堆在一起，就用脚踢了一下，你猜到了？你猜到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是说苍天不负有心人吗？我听见了一种清脆的回声，我的心几乎要停止跳动了，苍天不负有心人呀，就这么简单，我在砖窑里找到了成都女孩的红色小火车。
你们以为我会拿着小火车去卫生院找何医生？不，要是那样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故事了。坦率地说我根本就没想物归原主，我当时只是发愁怎样把小火车带回家，不让任何人发现。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汗衫脱下来，又掰了一堆玉米，我用汗衫把玉米连同小火车包在一起，做成一个包裹，提着它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走。我从来不像镇上其他的男孩一样光着上身，主要是母亲不允许，所以我走在小街上时总觉得所有人都在朝我看，我很慌张，确实有人注意到了我的异常，我听见一个妇女对另一个妇女说，热死人的天，连李老师的孩子都光膀子啦。另一个妇女却注意到了我手中的包裹，她说，这孩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不会是偷的吧？我吓了一跳，幸亏我母亲在镇上享有美好的声誉，那个多嘴的妇女立刻受到了同伴的抢白，她说，你乱嚼什么舌头？李老师的孩子怎么会去偷东西？
我的运气不错，母亲不在家，所以我为小火车找到了安身之处，不止是床底下的杂物箱，还有两处作为机动和临时地点，一处是我父亲留在家里的军用棉大衣，还有一处是厨房里闲置不用的高压锅。我藏好了小火车，一直坐立不安。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把拧发条的钥匙，谭峰肯定是把它藏在身边了。我得不到钥匙，就无法让小火车跑起来，对于我来说，一辆不能运动的小火车起码失去了一大半的价值。
我后来的烦恼就是来自这把钥匙。我根本没考虑过谭峰回家以后如何面对他的问题。我每天都在尝试自己制作那把钥匙，有一天我独自在家里忙乎，在磨刀石上磨一把挂锁的钥匙，门突然被谁踢开了，进来的就是谭峰。谭峰站在我的面前，气势汹汹地瞪着我，他说，你这个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四类分子！我一下子乱了方寸，我把挂锁钥匙紧紧地抓在手心里，听凭谭峰用他掌握的各种词汇辱骂我，我看着他的那只被白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左手，一种负罪感使我失去了还击的勇气。我保持沉默，我在想谭峰还不知道我去过砖窑，我在想他会不会猜到是我去砖窑拿走了小火车。谭峰没有动手，可能他知道自己只用一只手会吃亏，所以他光是骂，骂了一会儿他觉得没意思了，就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还是不说话，他大概觉得自己过分了，于是他把那只左手伸过来让我参观，他说，你知道绑了多少纱布，整整一卷呢！我不说话。谭峰就自己研究手上的纱布，看了一会儿他忽然得意地笑起来，说，我把我老子骗了，我哪儿是用左手拿东西，是右手嘛。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喂，你说烫左手合算还是烫右手合算？这次我说话了，我说，都不合算，不烫才合算。他愣了一下，对我做了个轻蔑的动作，傻瓜，你懂个屁，右手比左手重要多了，吃饭干活都要用右手，你懂不懂？
谭峰回家后我们不再在一起玩了，我母亲禁止，铁匠夫妇也不准他和我玩，他们现在都把我看成一个狡猾的孩子。我不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我常常留心他们家的动静，是因为我急于知道他是否去过砖窑，是否会怀疑我拿了那辆红色小火车。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已经开学了，我被谭峰堵在学校门口，谭峰的模样显得失魂落魄的，他用一种近乎乞求的眼神盯着我，他说，你拿没拿？我对这种场景已经有所准备，你不能想象我当时有多么的冷静和世故，我说，拿什么呀？谭峰轻轻地说，火车。我说，什么火车？你偷的那辆火车？谭峰说，不见了，我把它藏得好好的，怎么会不见了呢？我告诫自己要冷静，不能提砖窑两个字，于是我假充好人地提醒他，你不是放在老张家的猪圈里了吗？谭峰朝我翻了个白眼，随后就不再问我什么了，他开始向操场倒退着走过去，他的眼睛仍然迷惑地盯着我，我也直视着他的眼睛，随他向操场走去。你肯定不能相信我当时的表现，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会有如此镇定成熟的气派。这一切并非我的天性，完全是因为那辆红色的小火车。
我和谭峰就这样开始分道扬镳，我们是邻居，但后来双方碰了头就有一方会扭过脸去，这一切在我是由于一个沉重的秘密，在谭峰却是一种创伤造成的。我相信谭峰的左手包括他的内心都遭受了这种创伤，我得承认，那是我造成的。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在几个月以后，谭峰在门口刷牙，我听见他在叫我的名字，等我跑出去，他还在叫我的名字，但他并不朝我看一眼，他在自言自语，他说，郁勇，郁勇，我认识你。我当时一下子就闹了个大红脸，我相信他掌握了我的秘密，让我纳闷的是自从谭峰从医院回家，我一直把小火车藏在高压锅里，连我母亲都未察觉，谭峰怎么会知道？难道他也是凭借灵感得知这个秘密吗？
说起来可笑，我把小火车弄到手以后很少有机会摆弄它，更别提那种看着火车在地上跑的快乐了，我只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偶尔打开高压锅的盖子，看它几眼，仅仅是看几眼。你们笑什么？做贼心虚？是做贼心虚的感觉，不，比这个更痛苦更复杂，我有几次做梦梦见小火车，总是梦见小火车拉响汽笛，梦见谭峰和镇上的孩子们迎着汽笛的声音跑来，我就被吓醒了，我知道梦中的汽笛来自五里地以外的室成铁路，但我总是被它吓出一身冷汗。你们问我为什么不把火车还给谭峰？错了，按理要还也该还给成都女孩，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有一天我都走到卫生院门口了，我看见那个女孩在院子里跳橡皮筋，快快活活的，她早就忘了小火车的事了。我想既然她忘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做这件好事呢？我就没搭理她，我还学着谭峰的口气骂了她一句，猪脑壳。
我很坏？是的，我小时候就坏，就知道侵吞赃物了。问题其实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想有这么一个秘密，你们替我想想，我怎么肯把它交出去？然后很快就到了寒假，就是那年寒假，我父亲从部队退役到了武汉，我们一家要从小镇迁到武汉去了。这个消息使我异常兴奋，不仅因为武汉是个大城市，也因为我有了机会彻底地摆脱关于小火车的苦恼，我天天盼望着离开小镇的日子，盼望离开谭峰离开这个小镇。
离开那天小镇下着霏霏冷雨，我们一家人在汽车站等候着长途汽车。我看见一个人的脑袋在候车室的窗子外面闪了一下，又闪了一下。那是谭峰，我知道是他，但我不理他。是我母亲让我去向他道别，她说，是谭峰要跟你告别，你们以前还是好朋友，你怎么能不理他？我只好向谭峰走过去，谭峰的衣服都被雨点打湿了，他用那只残缺的手抹着头发上的水滴，他的目光躲躲闪闪的，好像想说什么，却始终不开口，我不耐烦了，我转过身要走，一只手却被拉住了，我感觉到他把什么东西塞在了我的手里，然后就飞快地跑了。
你们都猜到了，是那把钥匙，红色小火车的发条钥匙！我记得钥匙湿漉漉的，不知是他的手汗还是雨水。我感到很意外，我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个结局，直到现在我对这个结局仍然感到意外。有谁知道谭峰是怎么想的吗？
朋友们中间没人愿意回答郁勇的问题，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有人问郁勇，你那辆小火车现在还在吗？郁勇说，早就不在了。到武汉的第三天，我父母就把它装在盒子里寄给何医生了。又有人愚蠢地说，那多可惜。郁勇笑起来，他说，是有点可惜，可你怎么不替我父母想想，他们怎么会愿意窝藏一件赃物？他们怎么会让我变成一个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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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苏童
向日葵
我以为项薇薇是个好学生，但盛老师说她不是。盛老师说项薇薇怎么样，你过一段时间就知道了。当时我们站在学院的展览厅中，盛老师带着我看染织专业的学生去工厂实习时的设计，她用一种悲悯的眼神看着我，说，不知你们年轻教师怎么看人的，都说她好，你们是被她羞答答的样子迷惑了。我没有辩解，我看见橱窗里有一块白色的棉布，上面印着硕大的金黄色的向日葵，一张标签贴在棉布的下角，标签上写着项薇薇的名字。我琢磨着怎么为自己辩解，我说，她的设计还不错，看上去很热烈，与别人的都不一样，但我看见盛老师嘴边凝结着一种鄙夷的冷笑，她说，她不肯动脑筋，向日葵的图案是抄来的。我有点吃惊，然后我听见盛老师低声他说，从来没见过这么不知廉耻的女孩！
我刚刚接手盛老师的辅导员工作，我能看出她对项薇薇很头疼，甚至带着某种敌意，我不知道他们师生之间有什么过节，只是疑惑那个瘦高挑的表情很羞涩的女孩为什么会得到这种残酷的评价。
青年教师的宿舍就在学生宿舍楼里，我从宿舍的窗口能看见来来往往的学生，都是学习艺术的男孩女孩，天生与众不同，许多男孩女孩穿着有破洞的或者被铰过裤腿的牛仔裤，满身挂着油彩和墨的痕迹，一路走一路敲着饭盒，从食堂的方向往宿舍走来。我不是经常看到项薇薇，有一次我看见她和一个男同学站在自行车棚那里说话，她说话的时候表情变得生动起来，身子一会儿向左扭，一会儿向右摆动，我不知道他们在那儿说什么，只是突然看见项薇薇作出了令人吃惊的举动，她突然朝那个男同学膝盖上踹了一脚，然后我看见她向宿舍楼跑来，一边跑一边向车棚那里回头，尽管她捂着嘴笑，我还是听见了她的类似男孩的沙哑而放肆的笑声。我看见她提着裙子跑进宿舍楼，由于这个动作我注意到了她的裙子，那条裙子很长很宽大，裙子的花色图案与她的实习作品如出一辙，是白底色上的金黄色的向日葵。
我对我的工作漫不经心，事实上我当时的年龄更适合与学生在一起学习或者胡闹，而不是当他们的辅导员。但项薇薇有一天找上门来，说是要谈谈她的助学金问题。她敲门走进我的宿舍，眼睛并不向我看，她一边用梳子从上而下梳理着刚刚洗过的头发，一边看着墙上的一幅风景挂历。我上个学期有助学金的，她说，这学期让老处女划掉了。老处女没有权利这么做，我们家的经济收入很低，我的成绩也不错，老处女她凭什么拿掉我的助学金？我刚想问老处女是谁，很快就反应过来，她是在说盛老师，我不明白的是盛老师明明是已婚的女人，她丈夫是音乐系的声乐老师，为什么管她叫老处女？我很想问清楚，但是碍于身份不便打听这种事情，我就说等我去系里问问清楚再给你答复。我记得项薇薇这时候站到了我的写字桌旁，她悄悄地用梳子打开我放在桌上的一本书，向书的内页扫了一眼，她用表情告诉我我在读一本无聊的书，然后我觉得她突然高兴起来，莞尔一笑，说，算了算了，就当我无理取闹，别去系里问了，反正我也不在乎那点钱。
我有点迷惑地看着她向门边走去，她好像猛然想起了什么，回过头来，问，你喜不喜欢打扑克？我顺口就说，看有没有刺激的。项薇薇的眼睛一下就亮了，我听见她用一种欣喜的声音说，有刺激，我们赌饭菜票啊！
那天我和几个学生一起打了几圈扑克，确实是赌饭菜票的，除了项薇薇，还有两个音乐系的男生。这事不知怎么传到系里领导的耳朵里，我当然是受到了批评。对于这件事情我是有自我认识的，我知道与学生一起赌博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但让我不安的是系领导提到项薇薇名字时候莫测高深的表情，我感觉到自己就像《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意志薄弱的童阿男，而项薇薇就像美女蛇曲曼丽。就在那天我意识到项薇薇在老师眼里的危险性，很明显，不光是盛老师对她有这样那样的偏见。``
事情发生在六月，染织专业的学生都下去写生了，我闲着没事，被系里临时派到宣传科去协助工作。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打印材料，突然听见走廊里一阵嘈杂，跑出去一看，一群男学生揪住了一个校外的青年，他们拼命地把那个青年向楼梯上推，而那个青年一直在努力地挣脱，嘴里骂着脏话，我听见他用本地的方言高声喊着，我是来找人的，我不是来打架的，要打架先约时间！
男学生们把那个青年强行推进了保卫科。有个学生很快跑来叫我，说，保卫科让你去一下。那个男孩呲着牙嘻嘻一笑，对我耳语道，那家伙是来找项薇薇的，项薇薇！他说他是项薇蔽的男朋友。
我来到保卫科的时候那个青年已经安静下来了，他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摸着耳朵，另一只手不停地在膝盖上搓着，我进去的时候他向我瞄了一眼，又看看屋子里的其他几个人，我觉得他是被一屋子的人以及他们严峻的表情震慑了，看上去他不像刚才那么嚣张了。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她的？
去年。去年夏天。
怎么认识的？
那个青年这时候显得有点迟疑，过了一会儿他笑了笑，说，在电影院门口。就在电影院门口，又怎么样？
在电影院门口怎么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就那么认识的。那个青年不停地摸着耳朵，他说，她问我有役有多余票，我说有，后来就一起进去看了。
我听见系领导打断了青年，等一下，他说，你要说得详细一点，她给你电影票的钱了吗？
没有。青年斜睨着系领导，似乎在嘲笑他的可笑的观念，他说，我也没向她要，谁会跟女孩子要电影票的钱？
说下去，然后呢？屋子里的人几乎同时交流了一下各自的眼神，他们看着青年的脸，等着他说下去，但那个青年开始做出一种无可奉告的样子。这使保卫科的人很愠怒，有个干事突然拍了下桌子，说，你给我老实点，你今天在我们学校又是打架又是砸门的，送你去公安局就是流氓罪，你要不要把事情交代清楚，自己掂量着办。
可以看出那青年是外强中干的类型。他在椅子上调整了几下坐姿，然后诚恳地望着屋子里的每一个人，他说，你们到底要弄清楚什么？我不骗你们，项薇薇和我在交朋友，交朋友的事情有什么可说的？你们不信，去看看她宿舍里的电视机，那是我送给她的。还有她脖子上那条项链，纯金的，也是我送的，我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了！
屋子里的人又开始面面相觑，无疑他们从青年的申诉中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突然想起项薇薇宿舍里确实有一台十八英寸的彩电，她宿舍里的女生每天都坐在一起看电视里的综艺节目，一边七嘴八舌地批评那些主持人的造作或者愚笨。这时候我意识到项薇薇遇到大麻烦了。
那台电视，还有项链，是你送给她的还是她跟你要的？系领导铁青着脸问。
这怎么说呢？青年仍然挠着自己的耳朵，他说，女孩子说话都有技巧，其实花点钱无所谓的，她不应该对我撒谎。
她怎么对你撤谎的？
她撒谎你就是听不出来。我让她骗了好长时间了，她告诉我她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撒这种谎，跟别人撒谎是相反的。她还告诉我她有白血病，每天要去医院治疗什么的，这些我不在乎，可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躲着我，她想找我就来了，我要找她永远找不到，她不是在玩弄我的感情吗？
系领导对项薇薇撒谎的事情不是太感兴趣，我从他发问的内容和语气中听出他的目标，他已经怒不可遏。我听见他说，你现在告诉我们，她一共向你要了多少钱？
那个青年沉默了一会儿，他口袋里的呼机突然响了起来，他从腰后取下呼机看着上面的液晶显示，屋子里的人注意到他脸上丰富的表情变化，从期盼到沮丧，然后是突发性的愤怒，我为她买了这东西，可她一次都没呼过我，这小婊子！青年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来，夺门而出，在门口他回过头，对我们屋里的人恶狠狠地说，多少钱？她骗了我八千块钱！她以为自己是什么，我配不上她？她算什么玩意？她就是一只鸡！
屋子里的人没有去阻拦他，保卫科的年轻干事扑哧笑了一声，别人都没笑，也不说话，现在轮到他们被那个青年震慑了，这一瞬间我觉得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同意他对项薇薇最后的评价。保卫科的人问我，她人现在在哪儿？我说他们染织专业的学生都到扬州写生去了。这时候系领导把我拉到一边，我觉得那个老人快要哭出来了，他压低声音对我说，这个学生，不处理是不行了。我点着头，但我不知道他准备如何处理。然后我听见他用更加怨恨的声音说，盛老师昨天打过电话回来，她肯定项薇薇怀孕了。我很惊愕，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听见系领导开始给我安排出差任务，他说，你明天就去扬州，把她带回来。
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说的是多么美好的旅程，但我却是为了这么件倒霉的差事坐上了开往扬州的长途汽车。那天天气也跟烟花三月毫无关系，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从车窗里看见瘦西湖的波光和平山堂的雕粱画栋时，身上隐隐地散发出一股汗味，我想起明天将要和一个怀孕的女学生再次坐上这辆汽车，心里就有一种古怪的念头，好像我与一件罪恶的淫秽的事情建立了某种关系，这使我在扬州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宁。
学生们都住在一所职业大学的教室里。我到达的时候学生们都已写生归来，男同学在操场上踢球，女同学站在三层楼的三条走廊上，就像剧院包厢里的贵妇人在悠闲地欣赏男同学的运动。我没有看见项薇薇，却看见她的那条向日葵大裙子晾晒在三楼的铁丝上，闪着刺眼的金黄色的光芒。
带队的盛老师已经知道我的来意，她告诉我项薇薇去外面逛街了。没见过这么没心没肺的女孩子，盛老师说，还是疯疯颠颠的，这种时候，她去逛街了！我问她项薇薇是否知道我的来意，盛老师说，没必要瞒她，这是为她好，她总不能挺个肚子在学校里走。
外面有人在喊项薇薇的名字，我跑到走廊上看见项薇薇站在操场上，手里捧着一把香蕉，项薇薇掰下一只香蕉，扔给一个男生，又掰下一个扬手要扔，有几个男生都把手伸了出来，但项薇薇却改变了主意，她扔香蕉的动作在空中突然停止了，我听见她得意地笑起来，她一边笑一边逃离操场，对楼上的女生说，给他们吃？吃个屁！
第二天仍然很热，我早早地来到女生宿舍门口，还没开口项薇薇就出来了，脸上是一种从容就义的神情，她说，走就走吧。几个女生跟着我们到了汽车站，她们是来给项薇薇送行的，我能看出来项薇薇的群众关系还算不错。女孩们并不体贴她，有一个缠着项薇薇，说她把衣服泡在水里忘了洗，一定要项薇薇替她洗了，另一个女生则用一种领导的口气命令我，要我在路上好好照顾项薇蔽。我觉得这么站在女孩堆里很不自然，先上了车，项薇薇不肯提前上车，我听见她逼着一个女生去买西瓜。几个女孩子利用开车前的几分钟吃掉了一只大西瓜，吃相很不雅观，而且也不跟我客气一下。在司机不停地按响喇叭以后项薇薇终于上车了，她用手背擦额头上的汗水，但我清晰地看见她的眼睛里有一星泪光。
汽车在炎热的空气和马路之间行驶，着名的扬州很快消失在汽车尾气和漫天烟尘中。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酸臭的气味，有一个农村妇女模样的人带着两只母鸡坐在我们前面，两只母鸡似也难耐高温，始终在咯咯地叫着。我和项薇薇并肩坐着，两个人坐得都很拘谨，项薇薇用手掌扇风，她说，臭死了，难闻死了。我说，车上味道是难闻。我偷偷地注意了她的脖颈处，期望发现那条纯金的项链，但是我没有发现项链，只看见一条用黑丝线和玉石做成的挂件，虽然是个廉价品，却雍容大度地挂在女孩细长的脖子上。
对于我们双方来说这都是一次尴尬的旅程，我们之间似乎达成了共识，谁也不愿意率先谈论必须谈论的事。大约沉默了五分钟以后，我看见项薇薇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付扑克，她说，我来给你算命吧，他们都说我算命很准。我毫无兴趣，说，算了，不如打个瞌睡，我有点困了。我看到了她失望的眼神，她把扑克放在手上翻着翻着，突然问，准备怎么处理我？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说，回学校再说吧，系里院里还要讨论呢。项薇薇侧过脸，坚定地逼视着我，她说，你又不是什么官僚，打什么官腔，到底准备怎么处理我？会开除我的学籍？我摇头，我说这事确实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看项薇薇的眼神仍然不相信我，我一着急就说了句没水平的话，我为什么骗你？骗你是小狗。项薇薇终于转过脸去，她低下了头，我看见她手里的扑克牌一张张地洒落在地上，她的一只手抚弄着头上的木质发卡，五颗手指都在轻微地颤抖，然后我听见她在啜位，她低着头轻声地啜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她一边哭一边说，你们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我那时候也很年轻，不管是教育人还是安慰人都缺乏经验，尤其是面对像项薇薇这样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忘了自己对项薇薇说了些什么，后来项薇薇就站了起来，她向车窗外看了一眼，突然就站了起来。她走到车门口，用一种接近于蛮横的语气对司机说，开门，让我下车！
司机嘴里埋怨着什么，但还是顺从地打开了车门，他说，快一点，最多等你两分钟。
汽车停在一片农田旁边，田里长满了茂密高大的向日葵。我看着项薇薇向葵花地里走，以我对女性妊娠知识的了解，我猜测她是去呕吐的。但我看见她拨开了一棵棵向日葵，朝葵花地深处走，我想她也许是去解手的。整个事情没有什么预兆，一车乘客都在等她从葵花地里出来，有谁会想到项薇薇会一去不回呢。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个焦急的司机先跳下车，向葵花地里骂着脏话，叫她赶紧出来，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出了问题，我也下了车，向葵花地里高声喊着项薇薇的名字，但是我没有听见项薇薇的回应，我被这件突发的意外事件弄糊涂了。我向葵花地的纵深处追赶了几步，听见一种细碎的声音从远处向更远处荡漾开去，好像是葵花的叶子被碰撞的声音，好像是葵花杆子被纷纷折断的声音。我终于意识到项薇薇在逃跑，就像一个真正的罪犯，她畏罪逃跑了！我在葵花地里跳起来，期望能发现她的身影，但除了几只惊飞的麻雀，我看不见她，我知道她在麻雀惊飞的地方奔跑，已经跑出去很远了，我知道我假如拼命地追，也许能够追上她，但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炎热的天气，这么烦躁的心情，让我去追赶项薇薇这种女孩子，我不干。
司机站在路边，恼怒地催促我，你到底上不上车？你要想追她我就开车走了。我快快地钻出了葵花地，我说，谁要追她？这小婊子！我听见自己嘴里吐出这句恶毒的脏话，吃了一惊，我对项薇薇逃进葵花地的事情很生气，她的莫名其妙的行为将使我在领导面前落下个无能的印象，我很生气，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也骂出了那句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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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苏童
驯子记
贪杯的人形形色色，有些人一喝就上脸，不过喝了三口两口，看上去像是喝了一缸似的，有的人喝出了城府，喝得面色如土，满嘴酒气的，还讲究风度，说他先走一步，还有几个朋友等着他喝，其实是找僻静地方掏喉咙吐去了。有人喝多了就哭，有人喝多了倒头就睡，有人喝多了就高唱《国际歌》，也有人喜欢借酒撒疯，仗着几分酒意趁机动手打人，嘴里不干不净，对待这种人马骏最有办法，他说，让他来跟我喝，我来教他怎么喝。这种人，抽他几个醒酒巴掌他就老实了！那么多人在酒桌上出了洋相，只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解酒的秘诀。马骏掌握好多秘诀，但他从来不告诉别人。现在我们香椿树街上的人渐渐都知道了，马骏喝酒是专业的——知道了也没用，马骏在外面喝，他瞧不上你，不跟你这种业余的喝。
马骏的妻子蒋碧丽也算是香椿树街的知名人士了，她现在是马骏的前妻。去年五一劳动节马骏三巴掌把蒋碧丽打跑了，这事我们都知道。这事我们谈论了快一年了。世界上每天产生一大堆新闻，美国人的导弹把伊拉克炸成了个秃子，萨达姆还说，让他们来，让他们来！一个削尖脑袋发横财的欧洲商人从波罗的海中打捞一只沉船中的货品，捞上来几千瓶葡萄酒，一瓶竟然卖三千美元，折合人民币就是两万多呀。沈阳有个貌不惊人的产妇生孩子，一口气生了六个，不仅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还出了风头上了电视。这些事情多么有趣，但它们离香椿树街人的生活太遥远了，相比之下人们更关心马骏马大头的事情，就在昨天，绍兴奶奶还在杂货店门前拉住马骏，倚老卖老地批评他，说，大头呀，人要讲良心，不要都去学陈世美，碧丽多好的媳妇，你为什么打她三巴掌？你怎么就把人家三巴掌打跑了呢？马骏没给她好脸看，说，别来问我，你去问她！
蒋碧丽的品行怎么样，去问她的麻将搭档就行了。理发店的陈四眼至今对她的牌品义愤填膺。陈四眼说牌桌上见人品，别看蒋碧丽平时很热心很随和，上了牌桌她的缺点就像街上的垃圾，一堆是一堆的，赢了大牌她小人得志，对别人讽刺挖苦，和了小的她这山看着那山高，要是输了她的嘴里就热闹了，主要是骂人，除了冷玉珍她不敢骂，大概骂起来也不一定是她的对手，其他人伸手拿她的钱都要骂，尤其是骂起陈四眼来不留情面，你没见过钱啊？欠一会儿都不行？早给你你就富过李嘉诚了？陈四眼，人家没冤枉你，抠了屁眼吮手指头。陈四眼最难忍受的就是这最后一句话，他断定这是蒋碧丽从马骏那儿学来的，当然马骏又是从他父亲马恒大那里继承过来的，陈四眼能说什么？他只能叹息一声，说，你们马家人，嘴臭啊！
但现在蒋碧丽不是马家的人了。马骏三个巴掌把她打回娘家去了。事情发生在去年五一劳动节。马家人一向看重这个节日，照例要吃炸春卷。蒋碧丽骑车去市场买春卷皮子，马骏在家里剁肉馅。事情其实是出在自行车身上，蒋碧丽从市场出来发现自行车轮胎扎破了，她推车去桥边的车铺补胎，就这样遇到了宿明，宿明和几个狗男女在简易棚里打扑克，打最新流行的斗地主。宿明让蒋碧丽在外面等着，说打完一副牌再说，蒋碧丽的脑袋就往棚子里探进去了，她说，斗地主？我会！宿明你快帮我去补胎，我替你打！宿明开始没理她，蒋碧丽冲进去说，你怕什么？快补胎去，我来上，赢了归你，输了算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