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看到过我婶子的一张土地证，那是她参加妇女识字班后第一次写的字，字迹歪歪扭扭，让我惊诧的是她没有先会写自己的名字而是写了我叔叔的名字。
土地证
户主：陈三麦土地：五亩家庭成员：陈三麦我
孩子（死了）
可是有谁能告诉我婶子陈三麦逃到哪里去了？他为什么不回家来了？收到我叔叔的信是在好多年以后，实际上那也不能算信。我婶子说是一九六○年的秋天，乡邮员送来了那个沉甸甸的信封。信封上署了"东北陈缄"四个字，她拆开来一看里面是一叠黑龙江省粮票，别的什么也没有。我婶子说她一下子就从粮票上闻到三麦手上的味儿。她说她真的闻到了三麦的味儿。陈三麦知道闹粮荒了，他寄了二百斤黑龙江粮票啊。我婶子的手抖个不停说我要黑龙江粮票有什么用我要陈三麦你的心啊。我婶子又哭又笑地辨认信封上的邮戳，邮戳刻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名：黑龙江伊春。
我婶子第二次坐火车北上就是到伊春去。她对伊春之行的叙述令人肝肠寸断，我有时候怀疑它的真实性而情愿那是我婶子做的一个梦。我永远不会相信遥远的伊春是我叔叔一辈子的归宿，那里到处是森林和冰雪，并不是枫杨树人适宜生存的环境，但按照我婶子的说法，我叔叔就是死于伊春的森林中的，我婶子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我婶子到达伊春的时候那里在下雪。
在伊春没有人知道陈三麦的名字，有人让我婶子朝北走，说南面来的人都在林子里干，你看见伐木工就仔细认认有没有你男人。我婶子就朝北走，踩着半尺深的雪，一边啃干粮一边打听陈三麦的名字，天傍晚的时候我婶子遇见了一群搬运倒木的工人。他们打量着我婶子，突然说："你是来领尸的吗？""怎么？陈三麦死了吗？"我婶子倒抽了一口凉气。"还有一口气，快去吧。"
"他到底怎么了？""昨天让倒木砸了。喊他闪开他听不见。""他在哪儿？"我婶子尖叫起来，"是谁把他骗到这鬼地方的？""你朝那只风筝那儿走就找到他了。有什么你去问他吧。"我婶子看见一只风筝挂在远远的树梢上。我婶子朝那只风筝拚命地跑着闻见陈三麦的气味在伊春的风中拂荡。陈三麦做的风筝像一面旗帜挂在树梢上，你不妨把风筝看成灵魂的召唤。我婶子跑到那座木头房子里已经泪眼朦胧，她看见火炕上躺着一个人，全身埋在肮脏的棉被里，白花花的脑袋侧向窗外。"你还是追来了，我逃到天边也逃不掉了。"我叔叔在弥留之际只对我婶子说了这一句话。我婶子把他的脑袋转过来摩挲着享受最后的夫妻情爱。她发现我叔叔出走后相貌起了奇特的变化，他的头发虽然斑白，面容却变得清澈而年轻。即使在垂死的时候他的眼睛仍然黑光四射，富于强盛的生命力。我叔叔竭力挣脱婶子的怀抱，把头侧向窗外。我婶子说三麦你到底要等谁。我叔叔摇着头，用手指了指窗外。窗外是伊春的风雪，无边的森林覆盖着白银，油锯伐树和倒木的声音从寂静中诞生，仿佛是天外传来的诗歌，窗外的一排白桦树上挂着那些断线的风筝，八只风筝静默于风雪之中，纸带在悠悠飘动。我叔叔凝视着八只风筝。你说他在等谁？也许他在等待八只风筝从树上飘落下来。我婶子在伊春参加了我叔叔陈三麦的葬礼。她按照枫杨树的习俗披麻戴孝跟在棺木后面朝深山里走，抬棺的是素不相识的四个伐木工。他们在一条雪路上走，沿途有人在烧荒，火焰在坡地上燃烧而天上又降大雪。那就是火烧雪的情景，世界是雪白的，火是金黄的，送葬的人是黑色的。我婶子按枫杨树的习俗哭夫十里。但是她说该哭的时候已经没有眼泪了。她看见鹅毛大雪落在火上，看见火燃烧在大雪上真是神奇美丽。她想起陈三麦狗日的已经死了，心里就干干净净再也没有牵挂了。
世界两侧 外乡人父子
老冬爷的一生对我们来说是个谜。他的坟头如今孤单单立在河的左岸，与童姓家族的祖坟隔河相望。水在长长的河床上流过，流得很苍凉。去年春天下了很久的雨，雨水把故乡之河拔高拉宽了，有时候水上突然漂来一只精致的竹箩或者篮子，你就知道那是老冬爷的遗物。据说他临死前做的竹器全扔在两岸的河滩上，每逢涨水，那些竹器就像美丽的鱼类潜入水中，朝下游漂去。
老冬爷的一生在故乡一直是个谜。他在世时是村里最好的竹匠。可是人人都知道他不是童姓家族的人。我祖父跟老冬爷爷差不多做了一辈子朋友。给老冬爷做完七七忌日那天，祖父神情恍惚，看见已故的老朋友把自己藏在堂屋的每一件竹器里，脸上露出他特有的平淡而悠远的笑容，他的灵魂就缩在竹器里向我祖父叙说着什么。祖父说他头晕，于是爬到刚编好的一张冰凉的篾席上静坐着，坐了整整一个黄昏。我家人平素缄默不语，从来不恨谁。但我们总觉得祖父对老冬爷的感情来得不寻常。在我们故乡，一切都可以追根刨底，就在那个有风的黄昏，我们听祖父讲了一个外乡人的故事。在淡青色的天光里，那家蓬头垢面的外乡人渐渐走近了我们的村子。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他蜷缩在一只露顶的松木箱里。冬子的父亲把他挑在肩上。那个奇怪的担子颤悠个不停，迟疑地爬上铜炕桥的石阶。冬子的脑勺上翘一根小辫，小辫在晨风中无力地飘起来，也显得疲惫不堪。大概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冬子和他父亲走过了五个桥孔的铜炕桥，走过我家的木格子窗。"来了一家人。"我踩着堂屋里满地的篾条往外钻，碰翻了家里人编好的一堆竹筐。围坐在一起干早活的家人都腾出一只手来拽我，不让我出门。
我竭力把头探出门外，看那个坐在松木箱里的男孩。我听见他在大声地咳嗽，脸涨得紫红紫红的。他的眼睛像羊羔一样，有点暗绿（也许从一开始就是冬子的眼睛使我一次次走近了他）。"爹，竹子都长在哪儿呢？"冬子说。
"这四周的树就是竹子。"挑担子的汉子说。除了我，家里人谁也没注意远道而来的这家人。也没听见他们对老家的最初评论。他们到来的那个早晨，村外河滩上下了霜，一只竹鸡从竹林深处逃奔，在白茫茫的霜地上飞飞走走，一路鸣叫，后来落下一只蛋沉在河滩上。他敲了村里所有德高望重者的家门。他倚着人家的门檐，朝屋里沙哑地说话。"我是这村里的人，我老爷爷那辈走的，走了好多地方，后来到了东北，他们临死前告诉过我，我们是这个村的人……我也姓童，真的，我姓童，这姓少有，在哪里都孤单，只有回老家，回老家就全是姓童的……"
那就是冬子的父亲。他絮絮叨叨对人说话的时候，树皮般粗糙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我也看清楚了他的眼睛。他是一只老羊，老羊的眼睛是灰黄的，俯视着自己沾满泥浆的旧布鞋，偶尔抬起来，就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掉落下来。可是村里人都说那外乡人怎么是童姓的后代呢？坐在松木箱里的男孩总是把我们村长了几百年的竹子叫树。他们没有大头篾刀。他们没有我们血统的四方脸膛和平和舒展的眉目。只见一杆奇怪的双筒猎枪竖在灰尘蒙蒙的家当担上，亮锃锃的，散发出不祥的气息。
"你来到底想干什么呢？"
许多乡亲都这样问冬子的父亲。他又嗫嚅着说不出什么名堂，偶尔强笑着，骆驼似苍老的脸显得委琐起来。他不甘心，还是像游魂一样从这家走到那家。傍晚时分，外乡人站到了我家屋檐下。我家的屋檐下吊着全村最古老的篾圈，一年四季抗着风吹雨淋。又高又笨的外乡人把那个篾圈撞了一下，然后就受了惊。他瞪着疯狂摆动的篾圈，样子很让人发笑。家里人停下手中的活计，满怀敌意地注视着冬子的父亲。那家伙被屋檐下的篾圈搞得惊慌失措的，等了老半天，才听见那套喑哑无力的叙述。年近八旬的祖父眼睛依然很亮。他默默地打量着冬子的父亲，发现他有着灰狼般深不可测的神态，对村里村外的竹林、竹篾，竹器一点也不敏感。老祖父张开掉了半边的牙齿，嘿嘿笑着，对着我们摇头：
"一个外乡人，他不是我们这里的人。"
那家伙的眼神黯淡了，突然变得虚弱。但他的手还是紧紧地抓着我家的门框，固执地和我们对峙着。"你有大头竹刀吗？"老祖父抓起家传的大头竹刀朝他晃晃，"你要是姓童的后代，走到哪里也要带着它。""没有这刀。我只有猎枪，也是祖传的。"冬子的父亲这时古怪地笑了笑，他的南方少见的高大身影在昏黄的暮色中显得很孤独。好像外面有风，我家屋檐下的篾圈又开始摇摆起来，像个咒箍在外乡人的头顶上试探着。
在风声中我听见了冬子的咳嗽声。他好像一直站在父亲的身后，听长辈的谈话，他大概憋了很长时间不让自己咳出声来。所以一下子咳得很凶。我看见一只枫叶样瘦小发红的手从墙那边摸索着伸向我家门框，接着我看见松木箱里的小孩站到了他父亲的臂弯下，有点胆怯地朝我家堂屋张望。"竹子--竹子，"冬子的眼睛里涌入满地满空的篾条竹筐后便尖声叫起来，那愁结的眉头像羊尾欢快地甩了一下，脸上的红晕溢满了。"这是我的儿子。"冬子的父亲把儿子搂住，又朝前面推推，"去年在东北他梦见了竹子，还胡说竹子开着红花。我知道这不是好兆头，当时就动了回老家的念头。这不，我们总算来了。"冬子满面红光地朝我们一家人笑。也许他是对堂屋里堆满的竹器竹篾在笑。一眼望上去就知道那是个有病的孩子，眼睛里仿佛竖着红花累累的两杆竹子。
以后的日了里他们住到了铜炕桥的桥洞里。入夜村子的每户人家都看见黑黝黝的桥洞里燃着一堆柴火。父子俩的身影在火边晃动着，一大一小。有时候人影静止不动，望过去比河边的树还要孤寂。秋天的雾霭一早一晚从河面上浮起来，把铜炕桥隔得很远。外乡人一连三天没有进入我们村子，村民们反而开始议论他们，想知道那一家人的陌生故事了。村里都传闻一个叫童震的名字。这个人多年前从家屋出逃，一向被村子视作黄水祸患。似乎只有老祖父对这个名字不加褒贬。在他残存的一点印象里，童震是个出身贫寒但又粗蛮不驯的野孩子。整日里好吃懒做，东游西逛，他的父母几乎每天都用竹鞭抽他的脊背，那背上布满了陈年累月的紫色伤迹，所以他在大热天也穿着又脏又臭的背心，决不让人看他的脊背。童震长得又丑又小，得了个怪毛病，碰到竹子浑身就疼痒难忍，打死他也不肯学竹匠。都说童震是十八岁那年逃出去的，临去把家里的所有竹篾堆上屋顶，一把火烧光了，他就在火边又是跳又是唱的，折腾了老半天。祖父忘不了那天夜里可怕的火光。他说竹篾在火中噼啪作响的声音惊醒了他，那种火焰充满一股清新潮湿的气味，在童家屋顶上闪烁，像疯狂的鬼火一样。
冬子一家是不是童震的后代，只有老祖父能辨认。但是老祖父对我们说过，"他们不像，眼神就不像，太软太弱啦。"那几天是收竹器的好日子。大船泊在河边，等着各家各户挑出山一样的上好竹器来。村里人干活都干疯了。我记得那回被老人们挑出来做了船上的送竹童子，跟着船走一百里水路到城里去。我被家人打扮得像个小木偶一样，埋在散发着清香的竹篮竹箩竹筐里，身子古板地扭结着不想乱动。船经过铜炕桥了，我猛地发现桥洞里伸出一杆枪来。正对着我。那枪管闪着暗蓝的釉光，微微颤动着。一切都发生得出乎意料，但我竟然不害怕那支枪，反而有一种冲动，想跳起来去抓住那个不祥的物体。就在这时，枪缩回去了，我看见冬子和他父亲的脸出现在桥洞的一片阴影中，俯视我们的船。枪在冬子的手里，冬子父亲却提着一只垂死的竹鸡。鸡的脖子上被切了一个口子，血在不停地滴着。这种场面船上人都很陌生。当时谁也不知道他们父子俩是在用鸡血擦拭那杆双筒猎枪。我长这么大见过的唯一一杆猎枪就是冬子家的那杆。后来当我和那父子成为朋友后，曾经多次抚摸过乌桕木的枪把。冬子说他爹枪法极好，要打人打兽都是一枪撂倒，他说这话时一边咳嗽，一边脸上又放出红光。
"你听见过我爹放枪吗？"
我常常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撞破雾霭，持枪在河的左岸徘徊，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听到外乡人的第一声枪响。"放一枪给我听听吧。"我在河这边朝对岸喊。对岸的外乡人还在徘徊，他没理我，只见又白又稠的雾从他身边涌来涌去。"你到底要打什么呢？"
隔了很久，我听到他发出了叹息般的声音："这儿没什么可打呀。这儿什么都不敢打。"我渴望那震破小村的第一枪。后来我对那父子俩编了个谎言。我说村外的竹林里有许多野物。他们是否相信我不知道，反正在一个黄昏我领着外乡人进了一片苍茫的竹林，竹林里幽暗潮湿，空气中混杂着植物的千奇百怪的气味。三个闯入者的脚步声显得仓促，鲁莽，各有心计。但是竹林黑黝黝地从身边闪过，纹丝不动，没有一片竹叶发出声响。我突然害怕起来，我觉得寂静如水的竹林容不下我的稚拙的谎言，许多竹子的眼睛都在愤怒地审视着我。
可是三个人仍然朝竹林深处走。
"冬子，你看见开红花的竹子了吗？"
"没有，什么都黑糊糊的，看不清。"
"小孩，你去拉住我儿子的手。"冬子的父亲温和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林子走完了说不定会看见的。"我的手和冬子的手贴到了一起。我发现那手掌像火苗一样舔灼着我。他全身发热，眼睛发亮地环顾着我们祖先的竹林，充满了莫名的惶乱和骚动。我想放开冬子的手，但是那手掌像连理枝和我长在一起了，挣脱不了。
"小孩，其实我知道你在骗我们，不过我不揍你，你陪着我们把林子走完吧。"天开始发黑的时候，我们钻出了竹林。病中冬子已经伏在了他父亲的背上。他的古怪的小辫无力地垂在外乡人宽厚的背上。那天是他先看见了天边的群鸟，他突然扬起头，用拳头捶着他父亲喊："来鸟啦，来鸟了。"
在村庄上空蓝沉沉的穹顶，飞过一群轻捷的鸟影，满耳是一种神秘的若有若无的鸟翅扇动声。不知那是一群什么鸟，它们散成庞大无边的队列，黑压压地朝竹林里落。紧接着我看见冬子的父亲把双筒猎枪顶向半空，一声巨响，火光一蹿，那外乡人父子的脸都清晰地映在枪口周围，完全是猎人才有的悍的形象。鸟影开始像花瓣一样往下落的时候，冬子的父亲手一松，把那杆双筒猎枪扔到了地上。他抱紧双臂，面朝竹林，突然神经质地狂笑起来，他笑得浑身颤抖，喘不过气来。在他的笑声中，被霰弹击中的未名小鸟一只一只往下落，老也落不完。我就是这样听到了第一声枪响。
我窜出去满地找寻那些落鸟。死去的小生灵们软绵绵热呼呼地躺在我的臂弯里、手心上。在最初的月光下，我看清那群鸟原来全是又小又丑的麻雀，血很腥很浓，把我的衣服染红了一大片。"我爹过去从来不打麻雀。"冬子在一片竹影里轻轻地说。他离鸟远远地站着，不知害怕什么。接着我又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吩咐我，"你把它们撂在地上吧，麻雀死了归土。"冬子的父亲慢慢弯下腰，他捡枪的动作那么疲惫那么迟拙。许多年以后我还记得那个高大的身影在暮色中散发的孤独气息。我甚至有这个印象，好像那个傍晚不是外乡人打落了一群小麻雀，而是那群神奇的鸟影从不可知的地方飞来，冲击了他们流浪的灵魂。那年冬天在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中降临我们的村庄。四周的竹林变成一座座洁白的雪垛，风吹过也不落。绿竹枝全在雪垛下发黄发干，雪地上好久没有人迹，那些黑卵石般的踪迹全是狗踩出来的。祖父颤巍巍地把门外的篾圈摘下来，回头对家里人说："一年到头了，竹器船该走了。"
我等着最后的竹器船从村里出去。船走了过年也就近了。我背着竹箩去拾狗粪，独自陷在茫茫的雪地里，一路上想着村子以外冬天以外的世界。走到铜炕桥那边，我看见雪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人的脚印，脚印很小，有胶底的花纹，一直延伸到河边的竹林里。我追寻着来到竹林深处，发现一个穿着花棉袄的男孩缩头缩脑地藏在竹子后面，朝我张望，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是冬子。"你在这里干什么？""没干什么。你别总是想管我的事。"
"我以为你来放枪呢。"
"爹从来不肯给我拿枪，他让我来看竹子。""看竹子干什么？""我大概快死了。昨天又做梦，梦见竹子全开满了红花。""我爷爷奶奶都没死呢，你怎么会死？"
"村里听不到我咳嗽吗？夜里我咳得多响呀，爹说我大概活不过这个冬天了。"冬子的脚陷在雪地里，我觉得他像一根独身竹长在冰天雪地里。他的脸上依然是一片病色，那飘飘忽忽的眼神跟老人一样充满宿命的意味。"下雪多好，在东北的时候，我爹隔夜就能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雪，等什么时候雪下厚了，我爹他已经把猎枪擦亮了，等着围山。一下雪山上的野物都没命地往有人烟的地方跑呐。"冬子又咳起来，他带着炫耀的神气，仰头望着四周，"这里怎么没有山呢？回来的时候我爹说老家全是山呢，竹子都长在山上。"也许在村子外面的世界有许多山。我从来没看到过山。便在冬子的诱惑下想像着遥远的东北的山峰。在下雪的冬天里，山上长满了竹子，竹子顶着皑皑的白雪，风一吹，竹枝上就伸出许多红红的花来，那就是冬子的山和冬子梦里的竹林。阴历十二月初五冷得异常。竹器船泊在河滩上，像一头埋伏在雪地里的怪兽，那天风很大，扬起雪粉扑打走出家屋的每一个人。人们挑着小山样的竹器去河边，都冻得脸色发青，说不出话来。年近八旬的祖父首先上了船，他亲手把一船的竹器码成一个圆丘状，最后又在上面插上一丛翠绿的竹枝。这时候拥挤在河边的人群发出一片呢喃之声，大家不约而同地开始祈祷，祈祷船过白羊湖时北风不要兴风作浪，祈祷苍天庇护我们村里那杆独特的竹枝旗帜。
我在风中缩着肩膀，混在人群中间。四周那些肃穆而又有所企求的脸使这天的时光过得冗长、艰难。我在大人孩子中间穿来穿去，等待着什么事情突然发生，像风一样把所有人所有房子卷进去。竹器船将要起锚的时候，有个女人恐怖地尖叫一声，大家闻声朝她望，看见了挤在那女人身边的外乡人。他肩上扛着一个被包，踮着脚从许多人头上面凝望河里的船，一大片雪地被他踏成黑色了。
女人是看见外乡人的被包后吓坏的。他的被包里裹着冬子。冬子的整个身体被捆得结结实实，埋在大花棉被里。露在外面的只有一张无声无息的脸。在人们的惊讶声中外乡人把被包放在雪地上，冬子也就躺下了。他的小脸红得让人疑惑，眼睛如小小的油灯，照射着陌生的人群。"你这是干什么？这孩子死了吗？"祖父俯下身子，摸了摸冬子的脸，厉声地质问冬子的父亲。
"没死，他这会儿还不想死。"
"你把孩子弄成这样想干什么？"
"……你们让冬子跟着船走一回吧。"外乡人脸上表情干涩，直直地盯着祖父干瘪的嘴唇，但是我祖父习惯性地缄默着，隔了好久，祖父说，"送竹童子要挑族祖里的孩子。""冬子姓童。"外乡人慢吞吞地说。他的长脸仰起来环视着河滩上的人群，显得超凡脱俗。就在这时祖父发现了他脸上类似孽障童震的神情，他似乎闻到了当年在童家屋顶上熊熊燃烧的竹火的怪味。人世沧桑油花般地在祖父胸中浮起，也许出于一种消灾化吉的心理，他破例地答应了让一个垂死的外乡孩子充当送竹童子的角色。童姓家族的人暴怒地喧哗起来，他们排成人墙站在河滩上，挡住了通向竹器船的跳板。但是我有那么一个德高望重凝结权力的老祖父，他用皱巴巴的铁笊篱一样的手推开了他的下辈们。
冬子的脸探出厚厚的花棉被外，浮现出幸福而迷惘的笑容。他是不是对我笑的呢？在村里他几乎只认识我一个童姓后代。我看见外乡人把他儿子扛在肩上，朝跳板走过去。竹条钉成的跳板在他的脚步下深深地陷下去，又重重地弹起来。走到河心的时候，外乡人突然站住了，他始终仰起的头这时垂下去，像一只老羊哺乳羊羔，在他儿子赤红的小脸上舔了一口。那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开始融雪了，河水很清冷很晶莹，竹器船吃水很深。人们站在雪水里，眺望那个不同寻常的送竹童子埋在一堆新竹器中顺流而下，不知道此去是灾运还是吉利的象征，只觉得一缕灵魂的轻烟缓缓卷过了我们的村庄，在每棵竹子每个人衣襟前磕磕碰碰，冬子那张被肺病浸泡的红脸蛋从此留在村人们的记忆中。
竹器船又一次经过铜炕桥时，一村老小都听见远远的一片枪响声，枪声响了足有五分钟，听来震耳欲聋。我又惊愕又振奋，仿佛觉得在空气的剧烈震颤中，方圆几十里的古老竹林都倾斜过来。那杆枪射出了美丽的火光，有许多竹子被点燃，竹叶上便腾起红色的花来。
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放枪。人们都朝铜炕桥的桥洞里张望，桥洞里有一堆火，孤独地闪烁着，那堆火在桥洞里已经燃烧了整整一个冬季。
从此不见了冬子的父亲，那个外乡人。
"那时候谁也想不到冬子会活下来。更想不到他后来会成为村里最好的竹匠。"祖父跪在一张巨大的篾席上，喃喃地说。他也已经很老了，和故事中的祖父一样，他也年过八旬了。风在夜幕降临前停息，满村的竹林静默下来。围在祖父身前的童姓后代听着外面世界的动静，觉得有一条河咸津津地流过他们的思绪。"也许冬子真姓童，也许他就是童震的后代。"我们听见祖父在堂屋的幽暗中说最后那句话。
世界两侧 一个朋友在路上
新年前夕我又收到了力钧寄来的贺年片。贺年片寄自陕北一个偏僻的小县，上面绘着早已过时的动物和花卉图案，边角已经在邮路上磨损得又皱又破，而且沾有些许莫名的灰黄色的污渍。这样的贺年片每年都从力钧手上寄出，邮戳上的地址每年都在变化，北京、昆明、海口、伊犁、哈尔滨，现在却是一个从未听说的旅行者足迹罕至的安塞县，它说明我的好朋友力钧还在路上，
在路上。
——这是力钧在数年前为自己订立的生活方式。我注意到贺年片上那句格言的风格较去年发生了些许变化。变向！只有简短响亮的一个词组，令人沉思却又不得其中之味。我联想到去年力钧赠我的格言--人类思考，上帝发笑--当时也使我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哲理的光辉。后来我曾把这句格言写在贺年片上转奇给别的同窗好友，再后来我就发现那句话原来出自一个声名鹊起的东欧流亡作家之口，那人叫昆德拉。我查了桌上的汉语词典，词典里居然没有变向这个词条。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意的遗漏，还是出于编撰者的孤陋寡闻。我也不知道力钧赠我这个词组（似乎是物理学名词？）包含着什么劝诫意义。但我知道作为力钧的朋友，必将受到他这种特殊的友情的滋润。变向是什么？管它是什么呢，用另外一些朋友的话来说，对于力钧你不必那么认真，就像你不必去探究他跑到陕北的安塞县去干什么一样。中国的各个角落几乎都有力钧的朋友，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回忆起与力钧最初的交往，至今令我感慨。那时候我们在北方的一所大学同窗共读，但平素很少看见他的人影，只是经常在哲学或政治经济学课堂上看见他突然举手站起来，向授课的教师提出一些深刻的质疑。他的声音带有明显的江浙口音，尖细而充满激情，每逢这时前排的女孩们都回过头来，用充满柔情的目光崇拜地望着他。力钧的头发是乱而蓬松的，力钧不苟言笑的仪态和锐利善辩的谈锋使人联想到康德、萨特这样的名人的青年时代。
力钧经常买书，也因此经常向别人借钱，借了钱往往无力偿还。所以力钧在大学里的形象是毁誉参半的，那些索债不得的人骂他是个骗子，而没有这种际遇的人仍然崇拜着力钧，终于有一次我也被力钧借去了二十元钱，他说书店里只有一本《存在与虚无》了，迟一步就会被别人买走了，于是我就觉得没有理由拒绝。但那些有前车之鉴的人的警告果然被印证，我手头极为拮据，却无法向力钧索取那二十元钱。更加令我气愤的是，有一次我发现力钧居然在校外的一家小餐馆独斟独饮。
那天我愤愤地坐在力钧对面，看着他微闭双目呷饮二锅头白酒。那本《存在与虚无》就放在酒瓶和油炸花生之间，我伸手去抢书的时候听见力钧发出一声鄙夷的冷笑。你想拿就拿去吧。他说，不过你读不懂它，世俗之人无法领略其中的真谛，你会一无所获的。
可是你得把钱还给我。我放还了书，恼恨自己在力钧面前为什么总是显得虚弱而委琐。
不要跟我谈钱，这个字最让我厌恶。力钧皱着眉头说，他把酒瓶推到我一侧，我请你喝酒，他说，别去想钱的事，别去想围墙里的学校和校规，想喝酒的时候就尽情地去喝，这样你的心里就会充实了。奇怪的是我竟然就此驯服了，我第一次喝了白酒，在酒意朦胧中听见力钧对我说，冲破围墙到外面去，去看真实的世界，去找寻你的自我。我像一个虔诚的教徒经受了力钧的洗礼，也就此成了力钧最为忠实的朋友。
在路上。在路上。
多年前力钧提出的这个口号在大学里风靡一时，激荡了许多人的青春激情。毕业分配前夕，正是这股激情驱使我的许多同窗学友报名去了遥远偏僻的新疆、青海或西藏工作。力钧选择了西藏，在毕业典礼上力钧的发言再次语惊四座，他说，不要表扬我，不要赞美我，我并非听从祖国的召唤，这是我自己的需要，我需要的是在路上，在路上--
在路上。
毕业典礼上于是响起海潮般的回响。那种狂热的回响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几年以后我读到了一个美国作家写于六十年代的书，书名就叫《在路上》。我怀疑力钧当时的口号源于这部小说，但作这种考证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力钧早就在路上了，追随力钧的那些同窗学友也早已在路上了。
力钧初到西藏那阶段经常给我写信，信封里还夹寄了他在布达拉宫、耗牛队或大昭寺前的留影。照片上的力钧神色疲惫，眼睛里却闪烁着一如既往的梦幻似的激情之光。其中一张照片上出现了一个短发圆脸的女孩，她似乎是被无意摄入镜头的，她蹲在照片的左下角，侧脸注视着骑耗牛的力钧，我觉得她的表情略含一丝嘲谑的意味。
那个女孩就是力钧的初恋。这是力钧后来在信中告诉我的，而且力钧还用含蓄的语言透露他们之间已经发生了那种关系。力钧说他们也许会像马克思和燕妮一样成为志同道合的伴侣。最后力钧当然忘不了在信尾催促我去西藏和他会合。看看你的人欲横流铜臭市侩的城市，不要留恋它。力钧在信中这样写道，到我的西藏来，到我的西藏来呼吸纯净清新的空气。我曾经被力钧说动了心，曾经想收拾行装就此离开沉闷乏味的学校，但在动身前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阻碍我挥手西行，我知道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我的优柔寡断和瞻前思后，这恰恰也是我与力钧本质的区别。我因此只能在这个繁华而嘈杂的南方城市过浑浑噩噩的日子，力钧却像一只自由之鸟在广袤而高远的天空中飞翔。
一个微雪的初冬的夜晚，有人敲响了我单身宿舍的门。是一个陌生的穿着男式军大衣的女孩，那张圆脸那头乌黑的短发似曾相识，却想不起是谁。女孩摘下绒线帽晃动着头发，她说，我从力钧那里来，我是小米。我一下就想起面前的女孩就是力钧的那位恋人。我在游历南方，到这里来当然就投奔你了。小米朝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莞尔一笑，你是力钧的朋友，当然也算是我的朋友了。深夜来访的女孩从外面带来一股清冷的寒气，我正在为如何接待这位不速之客发愁的时候，小米已经蹬掉脚上溅满泥浆的皮靴，坐到了我的床上，我听见她用一种略带怨气的语调说，南方怎么也下雪呢？我又冷又饿，你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来？我找出了两包方便面，与此同时小米在后面发出了一声怪叫，又是方便面，她满面惊恐地盯着我的手，我看见方便面就想吐，难道没有别的东西了吗？然后她撇了撇嘴不满地说，你们南方人就是小气，哪能跟我们西藏人比？在西藏不管来什么客人，都要拿最好的东西出来招待。我被小米的话说得无地自容，急忙去邻居家里借鸡蛋。后来我就站在一边，看饥饿的女孩吞咽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女孩在谈话中经常提及力钧的近况，说他正在研究西藏的宗教，但她说得更多的是一个叫老刚的人，我不知道老刚是什么人，根据女孩提及这个名字时的虔敬的表情分析，老刚才是她心目中的偶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匮乏的哲人。大概在凌晨一点钟，高谈阔论的女孩终于打了一个呵欠，我就抱了一条被子准备去学生宿舍借宿。女孩惊异地说，你去哪里？我说。找地方睡觉去。女孩指了指地上，你可以打地铺睡，在西藏我们就是这样的。我摇了摇头，有点窘迫地去开门，这时候女孩在后面嗤地笑了一声，她说，你真封建，你这种人就应该让老刚来给你上上课。
我假装听不懂小米的话，但心里却为自己的古板和委琐感到羞愧。雪后初晴的早晨小米跳上南行的火车，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但是由力钧介绍来的西藏朋友开始像潮汛一样涌到我这里来。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三五成群地登门作客。整个冬天我至少接待了十来拨力钧的朋友，他们或者是力钧在拉萨新结识的朋友，或者是在旅行途中结识力钧的陌生路人，每人都带来了力钧亲笔写的便条。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灾难性的季节，我必须以好酒好菜和自己的床铺招待他们，可我平素一直经济拮据，于是我只能到处借钱，我借来的钱有时又被来客借去，我知道他们能否归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我认为他们的事业比我重要，也比我更需要钱。那个叫老刚的人是在一个更冷的冬夜登门的。他的体格魁梧健壮，满脸灰黑色的络腮胡子，但说话的声音却柔韧而富有弹性，他像一个北方农民盘腿坐在我的床上，破烂的尼龙袜子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萨特与海德格尔相比是肤浅的，只有力钧这样初出茅庐的人才会迷信萨特。老刚不停地用纸条卷起莫合烟抽，他的神态安详而自信，我记得他在说话过程中突然跳下地，走到宿舍窗前用双手摇撼着铁条窗栅，他说，为什么要钉这些铁条？你看看你自己，就像一个囚徒被关在牢笼里！我解释说宿舍的窗户都是这样的，老刚突然大吼一声，不，把它砸碎，把它砸碎你才可以获得自由。老刚眼睛里突然迸发的一道白光使我敬畏而惶惑。老刚来去匆匆，临走时他明确地要求我为他们的一份叫做《高原思想》的刊物捐资，我告诉他我一文不名，连菜票都要向学生要。老刚就笑着抓住了我的左手，他指着我腕上的手表说，你还有一只手表，我们许多朋友已经在为《高原思想》卖血了。我摸着手表犹豫的时候，老刚又说，不要留恋身外之物，你应该知道思想比手表更为重要。我终于无法抗拒，那只父亲送我的手表后来不知被老刚典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在学院的名声渐渐变得很坏，力钧当年的悲剧在我身上重演，我欠了一屁股债。我躲着那些曾借钱给我的人，而另外一些人也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我，唯恐我一张嘴就要借钱。那段时期我情绪消沉，郁郁寡欢。我知道是力钧在千里迢迢之外将一张魔网罩住了我，我必须逃脱这张魔网了。我的工作调动原因就缘于力钧，说起来显得荒唐，事实上确实如此。到了秋天，我已经到另一所学院任教了，我的生活变得平静而美满，当然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也恋爱了。有时我把力钧给我带来的厄运告诉女友小韦，小韦对这事愤愤不平，她说，什么好朋友？这样的朋友不如不要，等他什么时候自己跑来了，你看我怎么教训他？
但力钧自己终于没来这个城市，我想这是我将工作调动刻意隐瞒起了作用，或者是我的回信中充斥了大量牢骚和埋怨，使力钧感到有所不安了。秋天匆匆过去，冬天就来了。没想到冬天一到力钧的信也到了。我不知道力钧是怎么知道了我的新的通讯地址，在这封长信中力钧告诉我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和小米已经互相厌倦直至分道扬镳，这个消息在我的意料之中。令我吃惊的是力钧说他对西藏已经找不到感觉，说他很快就要离开西藏去徒步考察黄河流域文化了。最后力钧兴味盎然地告诉我，他的一个诗人朋友将在元旦前夕来访，他以为与那个诗人朋友交谈将对我有所裨益，他还认为那个诗人目前虽然穷困潦倒，但未来也许会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力钧的朋友又要来了。我已经无法摆脱这种焦虑和恐慌。我如临大敌，元旦前夕和小韦一起匆匆到她祖母家住了几天，后来我回到学院宿舍，看见门口的水泥地上躺满了长短不一的烟蒂，想像那个诗人在我门前久久等待的情景，我说不清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后来我还在烟蒂堆里捡起了一些撕得粉碎的纸屑，似乎是那个诗人即兴创造的新作，可惜无法把它们拼凑起来，只有一块纸屑上的字是我所熟悉的，我情不自禁大声地念了出来：
在路上在路上
关于力钧离开西藏的原因有种种传说。我的几个大学同学从西藏回来说，力钧在失去小米以后终日借酒消愁，有一天他在酒醒以后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一支苍凉古朴的陕北民歌，力钧被深深地打动了，正是这支陕北民歌使力钧暂时忘却了失恋的痛苦，也正是这支陕北民歌使力钧最后踏上了浪游中国的漫漫长途。他们告诉我小米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孩，她抛弃力钧投向老刚的怀抱，半年后又被博学多思的老刚所抛弃，最后小米南下广东，彻底告别了以前的生活，据说小米在某个海滨城市从事一种难以启齿的职业。
我想起那些遥远的朋友，他们像浮动的岛屿朝各个方向浮动，他们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每当我收到力钧在浪游中国途中寄来的明信片，看到东南西北美丽的自然风光，看到那些不断变化的模糊或清晰的邮戳上的地名，看到力钧一如既往的充满激情的箴言赠语，我总是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我觉得青春是一簇月季花，有的正在盛开，有的却在凋零和枯萎。大学毕业后的第五个年头，我与小韦结婚成家了。新婚之日恰逢又一个飘雪的冬夜。我和新婚的妻子围着火炉听萧邦的钢琴曲，有人敲响了小屋的门，小韦跑去开了门。门外是一个陌生的穿旧军大衣的青年，他的头发、眉毛和肩上的登山包都结满了一层白白的雪片，看上去他比我们要更加年轻。你找谁？小韦只把门打开了一半，她用一种警惕的目光审视着那个不速之客。我是力钧的朋友。门外的青年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他说，我从大兴安岭来，力钧让我来拜访你们。小韦没有去接那封信，她的手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小屋的门。然后我听见她冷淡地说，我们不认识力钧，你大概找错门了。小韦说完就做了一个准备关门的动作，我在后面看见那个青年惊讶而失望的脸部表情，他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小韦就果断地关上了门。我没想到小韦会这么做。小韦靠着门沉默了一会儿说，只有这样了，这么小的屋子，这么晚了，这么冷的下雪天，我不想接待这种莫名其妙的客人。她抬起头看了看我的脸色，又说，他满腿泥浆，他会把地毯弄脏的。
我觉得她不该这样对待我的朋友，也不该这样对待我朋友的朋友。但我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在这些问题上，妻子自然有妻子的想法。
世界两侧 祖母的季节
挂在门楣上的粽叶已经发出了灰褐色。风飒飒地吹着那捆粽叶，很像是雨声。真的下雨了，雨丝白茫茫地扫过村弄，在我家门前织起一张网，那捆粽叶又沙沙地响起来，像是风声了。祖母坐在门槛上，注视着檐下的雨水像小瀑布一样跌落下来，汇在石硌路上，匆匆忙忙地流走了。入秋以来不知下了多少场雨，村落水淋淋的蒸腾着雾气。村外五里远的白羊湖从早到晚都在涨潮，潮声越过空旷的黄沙滩和玉米地，在我们村子里回响。祖母一直在倾听那声音。
很早以前祖母就聋了，但是那个秋天她说她什么都听见了。每天早晨她被雨声和潮声惊醒，便对灶边烧火的母亲说："凤英子，今天我要走了。"
祖母天天坐在门槛上听雨，神态宁静而安详。那捆粽叶在门栏上轻轻摇晃着，被雨濡湿了，不再响了。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情。去年秋天是我祖母的弥留之际。我们家的人都记住了那些下雨的日子。
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苇地里劈下的青粽叶，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木盆，挨祖母骂了，她不让人把码齐的青粽叶搞乱了。我们白羊湖一带的人都包"小脚粽"，大概算世界上最好看最好吃的粽子。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祖母挎着竹篮走过横七竖八的村弄，去五里外的白羊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我们站在湖边的黄沙地上望着四处可见的苇丛，然后赤脚涉过一片浅水，走进最南面那丛芦苇里。祖母喜欢这里的粽叶。
"这水里有小青蛇，我看见过。"祖母说。"你不怕吗？"我看见祖母踩在一片暗水中。"小青蛇不咬人。小青蛇游过的水里，长苇子都是甜的。"祖母采着白羊湖的青粽叶，时不时俯视身下的湖水，湖水波动着，把她穿蓝袄的影子搅碎了。有一次她俯视着那个影子，突然手里抓的苇叶掉落了。祖母站在湖水里颤抖着，告诉我她刚才看见了祖父的脸。她说她没有眼花，那确确实实就是我祖父。"老家伙来拉我走了。"祖母对着湖水自言自语。她一笑起来脸上便苍老了许多，那种笑是又凄凉又欣慰的。我记得祖母的头发就是那个春天白的。她常常一个人到湖边去，去很长时间。有一片芦苇的叶子差不多让她劈光了。她赤着脚站在冷冷的湖水里，俯视着水面，说她又看见了老家伙的脸，湖上下网的人看见我祖母在水里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哭的，都说她的眼睛也许真看见了什么。
家里人猜祖母是看见了游过水下的小青蛇。我祖父属蛇，他跟我这么大的时候，村上人都喊他小蛇儿。他十七岁娶了我祖母，我祖母就成了"小蛇儿家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