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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启示：萨特及其作品（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黄文贵
内容提要
本书比较系统地介绍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家萨特生平、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以浅显的语言对萨特深奥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作了简约介绍。本书重点介绍了萨特的文学创作，既有作品内容简介又有适当的分析。不失为一本了解萨特及其文学的启蒙读物。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编委会主编：吴元迈
编委：叶廷芳 卢仁龙 刘文武 吴元迈 郭宏安 谢伟民 蒋卫杰
琼新登字03号
责任编辑：刘文武
封面设计：郑在勇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存在”的启示——萨特及其作品
黄文贵
海南出版社出版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20号）
国家教委图书馆工作委员会装备用书
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印张 4.3185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1996年8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90——795—l/I? 87
总定价408.00元
追求自由和正义的一生
1980年4月19日，巴黎为一位文化巨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大约有五万巴黎市民和专程从外地赶来的人参加了送葬的行列，街道两旁目送灵车经过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当灵车到达公墓时，那里早已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了，以至灵车长时间不能顺利通过。
如此隆重盛大的葬礼，在法国历史上只有维克多?雨果享受过。
这位受到如此敬仰的法国人就是让?保尔?萨特，法国当代杰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
萨特个子矮小，相貌也不见得好看，而且常常不修边幅。但他性情温和，态度沉稳，看上去沉默寡言，似乎城府很深，实际上他坦诚直率，思想敏锐。他苦苦地思索着存在与自由的问题，有人说他是“不懈地实践，日夜地忧郁”。他的思想曾经成为法国一代人的精神力量，他影响了西方社会一代人的思想成长。萨特的名字成了存在主义的代名词，他是存在主义的一代宗师。
童年
1904年的某一天，巴黎一个名叫让?巴蒂斯特?萨特的海军军官，把一个教师的女儿、名叫安娜?玛丽?斯威泽的姑娘搞到了手，并且娶了她作妻子。第二年的6月21日，他们在巴黎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让?保尔?萨特，他就是本篇要描述的人物。
不幸的是，在萨特出生的第二年，萨特的父亲，这位海军军官便抛下孤儿寡母，一人归西去了——患亚洲热而死。母亲没有钱财，又没有职业，难以糊口，便带着不满两岁的萨特重回娘家。
父亲的死使外祖母一家大为不快。外祖母总是唠唠叨叨，认为萨特父亲过早地死去，是一种无礼行为，他是在推卸责任，又责怪女儿没有先见之明，不该轻率地嫁给一个短寿的男人。外祖父则常常夸耀斯威泽家族的人是多么长寿，对于三十岁上下就夭亡的人，他简直不屑一顾；他也认为萨特父亲的死是可疑的，甚至怀疑他的存在。
萨特的母亲是个温顺的女人，为了在娘家安身立命，她几乎成一个勤劳的女仆，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务，整天劳作，不能随便出门。这使年幼的萨特感到一种寄人篱下的压抑。不过斯威泽一家对萨特还是十分宠爱的。
父亲的早逝无疑对萨特有着重大影响。“它使我母亲重新进入牢笼、却使我得到了自由”，萨特后来这样说。在萨特看来，天下没有慈父——这简直是一条规律。父亲的早逝使他免遭压迫，他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纵情玩耍。他说他恨那些一辈子都欺压孩子的父亲们。“没有人教给我服从”，这是萨特幼年的生活体验。
十岁以前，萨特一直和母亲、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外祖父是一位语言学教师，他对小萨特颇为宠爱。萨特也深受其影响，他曾说过：“铭记在我心中的外祖父的声音，猛然把我唤醒，使我伏案工作。这也是我的心声。”外祖父的图书室成了萨特的乐园。外祖父的熏陶使萨特对阅读有着特殊的爱好，阅读成了萨特生命的一部分。三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读书，虽然还只是似懂非懂，但从此他与书籍结下不解之缘，“我在书籍中开始了我的生命”。他在外祖父的图书室里可以自由地阅读，这一本不懂便抽取另一本。外祖父对萨特嗜好读书的习性大加赞赏，在书海里畅游，萨特发现了生命的乐趣， “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宗教：书对于我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我把那间图书室视为神殿”。
七岁的时候，萨特已经能够阅读法国大作家福楼拜、高乃依、拉伯雷、伏尔泰、雨果等人的作品了。尤其是福楼拜的 《包法利夫人》，最后几页，他反复读了二十多遍，到了能够背诵的程度，不过总觉得有些不可理解。
萨特早就到了入学的年龄了，但由于特殊的家庭条件，他并没有及时到学校去受教育。1913年萨特已满八岁，外祖父和母亲都认为，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让萨特继续留在校外受教育。于是萨特被送进了蒙田中学。
法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十二年制，最低年级是十二年级，然后逐年上升直到一年级。外祖父在校长面前夸奖萨特天资聪颖，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的智力超过了他的年龄。于是校长答应把他插入八年级。但是上课后，萨特马上显示了他的缺点，他连最基本的拼音都不会。校长看了他听写的卷子，直皱眉头，便打算把他降到十年级。外祖父却很生气，与校长争吵。最后外祖父把萨特带回了家，给他请了家庭教师。
当时萨特虽然只有八岁，性格上却有些孤独，他在《语词》中说：“直到十岁为止，我一直很孤单，生活在一个老头儿和两个女人之间。”
1915年萨特进入巴黎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这时萨特已是六年级学生了。他的老师在第一学期末给他的评语是：“优秀的孩子，但过于轻率。最初的回答几乎从来都不是准确的，必须训练作进一步的思考。”但萨特非常用功，学年结束时，老师给他的评语是：“全面优秀。”进入五年级时，萨特更加显得才智出众。特别是法国文学方面，他的教师给的评语是：在法语方面是全班的尖子。从思想开放的角度来看，他已经是搞文学的材料，并且表现出很强的记忆力。
这一时期，萨特对文学的兴趣越发浓厚了，除了阅读文学作品之外，他还开始试着改写寓言，短诗，还写了两篇小说：《香蕉商人》和《一只蝴蝶》。
在萨特的童年，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他母亲的改嫁。1916年萨特十二岁，他的母亲和一个名叫芒西的海军工程师结了婚。母亲的改嫁给萨特的心灵带来了阴影。他觉得母亲不是为了爱情而嫁给那个工程师的，而且继父夺走了他最心爱的人，这使他感到若有所失，终日闷闷不乐。
1917年萨特跟随父母离开巴黎，到了拉罗舍尔城。
萨特和继父之间，无论感情、性格、爱好各方面都显得格格不入。继父是学工程的，对数理、工程有偏好，他认为唯有数理科学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他迷信数理科学，并且企图强迫萨特将来也要学数理工程。在萨特看来，继父对他的学习方向的干预，不仅显示了他对历史文学哲学的无知，而且显示了他想控制萨特的欲望。这使萨特十分反感。直到1960年，萨特对继父给予他的压抑仍耿秋于怀，“我一生中有十年工夫是在一个综合工程学院毕业生的支配下度过的”。但萨特不能听从继父的安排，他决心反抗，“正是为了跟他顶牛，我才决定搞哲学”，他还说，这段生活对他“大有裨益，总之，增长了阅历，虽是间接地，却也具体地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
巴黎高等师范
1920年萨特重回巴黎，仍然进入享利四世中学就读。这时萨特的兴趣仍然在文学，他如醉如痴地阅读文学作品，不过这时他已经喜欢现代派作家的作品。1922年萨特顺利地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他打算报考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这所师范大学非比寻常，入学要求甚严，于是萨特进入巴黎路易大帝中学文科预备班学习。在这两年的学习中，萨特的人生道路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他的兴趣开始从文学转向哲学。他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萨特最早接触到的哲学启蒙著作是法国大哲学家享利?柏格森的《关于意识的直接材料》，萨特读了这部著作之后，激动地说，哲学真了不起，可以教人认识真理。从此，萨特开始大量阅读哲学著作，尤其是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的思想使他感到神往。这时年轻的萨特便决定以哲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1924年，萨特如愿以偿，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在巴黎高师，萨特如鱼得水，心情畅快，尤其使他感到满意的是，这里学术气氛浓厚，崇尚自由争鸣的学风。萨特后来回忆说，“对我们之间的大多数人来说，进入高师的第一天，就意味着独来独往的开始，可以说和许多人一样，我在那里度过了几年幸福的时光”。
在巴黎高师，萨特很快成了一个小团体的首领，他们不信任何宗教，独往独来，自由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课程。他们辩论时，思维敏捷，言辞激烈。他们是一群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反对任何束缚。于是他们嘲笑巴黎大学的学生道貌岸然，一本正经；蔑视索尔本大学的课堂死气沉沉，没有朝气。也是在这里，萨特遇见了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后来的终身伴侣。虽然他们没有正式结婚。但他们在一起共生活了五十年，起初，他们只是订立 “合伙”的契约：一、两年以内二人同居，以后分道扬镳，一段时间后再在一起生活；二、二人开诚相见，互不隐匿。后来，他们又把契约改为三十年后再散伙。萨特认为，波伏瓦具有一种男人的理解力，是自己最理想的对话者；而西蒙娜也认为萨特是自己真正的知音，“我与萨特的关系，在我一生中是一个毫无疑义的成功”。正是思想相通，志气相投，他们才能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五十年。事实上，萨特一生和好几个女性保持着亲密关系，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与西蒙娜的正常相处。他们独特的婚姻形式反映了他们共同的人生观：摆脱旧道德的束缚，追求自由的人生。
1929年，萨特荣获中学哲学教师学衔考试第一名。接着他服了十八个月的兵役，1931年，萨特来到法国西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担任中学哲学教师。从此开始了他的哲学探索生涯。不过萨特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他从小就酷爱的文学。司汤达是他崇敬的文学家，斯宾诺莎是他崇敬的哲学家。文学与哲学是萨特心中的两位上帝，庄严而神圣。他野心勃勃，立志要超越前人，他自信地说，我要同时成为斯汤达和斯宾诺莎。他要把文学与哲学结合起来。事实上，萨特后来所以成为存在主义文学和哲学的一代宗师，他的影响超过了单独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或文学家，正得益于他用文学的形式宣扬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
投师海德格尔
萨特对传统的哲学早已感到厌烦，他认为当时的法国哲学——占统冶地位的笛卡尔哲学和新康德主义，是纯粹的唯心论和理性主义，这样的哲学从思维到思维，已经和现实中的人疏远了，这不是哲学的正确道路。他对唯物主义也感到不满。他认为唯物主义是用意识以外的东西来解释人，同样是不可取的。于是萨特打算寻求一条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道路。当他接触到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时，他感到自己对胡塞尔是一见钟情，一拍即合了。这使他欣喜若狂，他喊道，这才是真正的哲学。萨特相信，胡塞尔的现象学为他寻求新的哲学体系提供了方法论，他打算前往德国取经。
1933年9月，萨特如愿以偿，以官费生身份，前往德国法兰西学院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这时胡塞尔已经退休，他把自己的职位让给了自己的门徒马丁?海德格尔。于是萨特投师在海德格尔的门下。
在柏林期间，萨特认真研究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还研读了雅斯贝斯等人的作品。法兰西学院的研究为萨特后来建立自己的存在主义体系奠定了基础。二战以后，萨特便把存在主义从德国移到了法国。法国成了战后存在主义中心。
1934年萨特回到法国后，继续做他的中学教师，并且开始陆续发表哲学著作，为他后来写作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期间，萨特与波伏瓦一起到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摩洛哥等地旅行，广泛地接触到欧洲各国的风土人情。在旅行期间，萨特时有灵感爆发，构思和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
为了研究人的幻觉，萨特曾注射麦司卡林药剂，这种药剂可使人产生幻觉。注射后，萨特感到精神抑郁，全身疲惫，并伴有幻觉产生。他满嘴胡话，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好象陷入大海中被一群章鱼围困。这种感觉伴随萨特过了六个月，他常把雨伞看成秃鹰，把鞋子看成骷髅。有一次他正写作，突然向波伏瓦宣称：他对“存在的动荡”感到厌倦了。
他成了德军战俘
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萨特在法国东部地区应征入伍，参加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从战争爆发直到1940年5月，德军实际上并未正式攻击英法两国，法军参谋部认为他们的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又幻想尽可能使战事限于英法国境线之外。因此，法国虽然对德宣战，但实际上前线无战事，表面平安无事。所有的人都称这场战争是奇怪的战争。因此，萨特在军营中有机会继续读书和写作。他坚持每天记日记和写读书札记。1940年6月，德国人绕过马奇诺防线，长驱直入，占领巴黎。巴黎陷落后，法国政府在一片慌乱之中逃往都尔，后又迁往波尔多。法国当局声称：抵抗是无谓的冒险。宣布巴黎是不设防的城市。1940年6月21日，萨特35周岁生日那天，他被德军俘虏，送往德国，关进战俘营。萨特被指派到病房工作。在战俘营里，他和一些神甫交上了朋友。因为在德军军营里，不少神甫实际上是反对战争的。他们向往自由，认为战争把人化为奴隶，这是违背上帝的意志的，上帝是尊重自由的。因此他们乐意和萨特交往，萨特也给他们讲解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神甫还怂恿萨特和他的难友排演由萨特创作的圣诞剧《雷霆之子》，萨特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在战俘营里，萨特体验到了常人难于体验到的生活，一方面，他感到自己属于一群人，他人对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战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他更多地体验到一种在别人目光逼视下的痛苦，一种群居中的孤独，体验到人与人之间一种不可摆脱的对立与冲突。后来，萨特的“他人即是地狱”命题的形成，显然与他的战俘营生活有关。
1941年5月，萨特伪造了证件，证明了他是一个非军事人员，便得以释放。因为这个缘故，法国共产党一直怀疑萨特是德国人故意释放的间碟。
萨特获释后回到巴黎，担任巴斯德中学哲学教师。但萨特并没有停止反法西斯的斗争，他立即和朋友们组成了知识分子的抵抗组织：“社会主义和解放”组织。
1943年萨特酝酿多年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发表。这标志着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成熟。这本书在大战期间出版，有其特殊意义。书中“存在即荒谬”的命题正是对现实中罪恶势力泛滥的反思和否定。而“自由选择”的命题则是一种号召，激励人们行动起来，抵抗和消灭法西斯势力。它在抵抗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有人称它是“反附敌宣言”。
存在主义风靡一时
这场毁灭性的战争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心灵创伤，也给萨特思想巨大影响。战争使萨特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萨特自己认为：“战争确实把我的生命一分为二。战争开始时我只有34岁，而在结束时我已经40岁了。……这使我的生活在战前和战后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转折。”在战前，萨特对政治感到厌恶，他的朋友尼藏 （在二战中牺牲）加入法共，萨特不以为然，他甚至不愿参加大选。大战的洗炼，使得萨特不再满足于一种心理上的内在自由。而是强烈地渴望一种“介入”的自由，也就是一种积极参预社会事务的自由。他不但要用新的哲学来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要在现实中实践自己的哲学。因此战后萨特的哲学成了一种“介入”的哲学。
二战结束后，战争的硝烟虽然消散，但战争给人留下的阴影却难于消除，心灵的创伤难以平复。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残破景象，人们不禁产生一种消极悲观的感情。人们茫然不知所措，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他们开始对正义对公理表示怀疑，也失去了对社会对他人的信任。他们感到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不可理喻的，同时又强烈地渴望摆脱这种混沌的状态。二战结束后，接踵而至的又是冷战和核恐怖。战争的阴云刚驱散，冷战与核恐怖的魔影又笼罩了世界。现实的确让人感到荒谬、混乱，不可理喻。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则要求人们正视“存在”的荒谬性，正视自己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同时又呼唤人们积极行动，摆脱环境的影响，进行自由选择，自我设计，在自我的创造中获得自我的本质和价值。萨特给了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一线希望，他给了人们摆脱失望和苦闷的精神力量。因此，萨特的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普遍的哄鸣，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战后的法国风靡一时，并迅速蔓延西方世界。
1945年萨特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一部第二部相继出版。同年 10月萨特在布鲁塞尔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接着萨特和他的朋友们创办《现代》杂志，这是存在主义的主要论坛。从此，“存在主义”不胫而走，风靡法国。
早在1943年，就有人把萨特的思想称作“存在主义”。最初萨特拒绝这个称号，他在一次会议上称：“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而存在主义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人们并没有理会萨特的拒绝，仍然称他是存在主义者。后来萨特无可奈何，只好接受“存在主义”这一桂冠了。
存在主义在法国风行了十几年，也成为战后西欧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而萨特则成了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的名字成了存在主义的代名词。
“介入”社会
从五十年代开始，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开始强调行动，表现为“行动的存在上义”，他不仅鼓吹“行动哲学”，而且付诸实践。他还力图将马克思义纳入他的存在主义体系。萨特一方面声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超越，另一方面，他又指斥马克思主义忽视对人的研究，是“僵化”的哲学，他要用存在主义来充实马克思主义。
萨特开始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他频繁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多次前往苏联，古巴，南斯拉夫、越南等国访问，他会见赫鲁晓夫，卡斯特罗，铁托等国家元首。他参加各种集会，游行，接待广播电视记者，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说和各种声明，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的独立斗争。现在萨特不只是一个哲学家和文学家，还是一个热情的社会活动家。在思想上，萨特日益与左派靠拢，声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虽然他从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又与法共产生分歧，与之长期论争。萨特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
1955年9月，萨特与波伏瓦一同访问中国。他们在中国逗留了两个月，受到了陈毅的接见，并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阅兵游行仪式。萨特和波伏瓦都表示毫无保留地称赞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回到巴黎后，萨特又专门为《人民日报》写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他说他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为建立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
不过那时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存在主义是什么东西。直到二十多年后，人们对萨特仍然是谈虎色变。因为他是主张“自由选择”的。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以为“自由选择”是荒唐不稽的，一定要引起天下大乱。因而对萨特多持否定态度。
195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可谓多事之秋。萨特的政治立场也有明显的变化。这一年国际上有三件事影响到萨特的政治立场。一是法国国内选举，左派获胜，但仍然在阿尔及利亚执行殖民政策：二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密秘报告，而法共却对此保持沉默；三是苏军进驻匈牙利布达佩斯。萨特从此与法共公开决裂，也明确了他的反对苏联制度的立场。萨特自认为是从左的狂热中走了出来。
1960年萨特发表了一篇长达七百页的著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这部著作是萨特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萨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结果。萨特希望把存在主义理论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以便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六十年代以后，萨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社会政治活动方面。他注视着国际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
反对法国殖民战争
萨特一向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多次谴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镇压。阿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1954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法国政府当即派兵镇压，这场战争持续了多年，而且成了法国各界关心的焦点。备派势力都围绕着这一问题，或是支持或是反对，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场战争在知识分子中也引起不同的强烈反应。有的公开支持法国的殖民战争，比如，加缪，这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左翼文学家，1957年获诺贝尔奖，在斯德哥尔摩演讲时，就表示：“我热爱正义，但在正义面前，我要为我的母亲而战。”这表明，他反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
与加缪相反，萨特一开始就反对这场战争，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他曾多次发表演讲，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法国的殖民政策和暴行。1956年1月，他在一次集会发出呼吁：我们唯一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而且在今天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人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
1959年，萨特接受了弗郎西斯?尚松的采访，表示赞同尚松所领导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下联络网活动。尚松曾主编一份地下刊物，鼓励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士兵开小差。尚松曾因这类活动而被捕入狱。1960年2月，尚松联络网成员被警方逮捕。不久，萨特联合一百二十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反战抗议书，即《一百二十一人宣言》，支持法国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不服从命令。同年9月，当局对尚松联络网成员进行审讯。那时萨特正在巴西访问，正在进行审讯的军事法庭突然收到萨特来信，信中明确表示，支持联络网活动，反对殖民战争。这封信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激进的右派青年为此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枪毙萨特”。其实这封信是别人假冒萨特写的，事后，萨特接受既成事实，以自己的名望来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
当时有一种谣传，说是政府已经作出决定，要制裁萨特，一旦萨特回到法国，立即加以逮捕。但萨特并不害怕，他于同年的11月毅然回到巴黎，准备迎接警方的逮捕。他为自己请好了辩护律师，并安排被捕后的一切事宜。但事实上，萨特回到巴黎后，并没有受到指控，更没有受到逮捕和审讯。据说执政的戴高乐曾对警方表示：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愿怎么闹就怎么闹好了，我们不要去逮捕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因为思想激进而受到路易十六的迫害，长期流亡国外。当然，戴高乐“不抓伏尔泰”主要是因为社会各方力量对政府的压力太大。
为了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萨特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组织和参加游行，他多次受到警方的威胁和警告，多次收到右翼分子的恐吓信，他的寓所两次被炸，但萨特并不畏惧。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为反对殖民战争而到处奔走，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拒绝诺贝尔奖
1964年10月22日，萨特在巴黎一家餐馆正与波伏瓦在会餐。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在一周之前，当他得知自己已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时，他就曾写信给瑞典皇家学院，希望能够撤销这一决定，他在信中写道：“由于个人原因，我不想出现在可能的桂冠作家们的行列中。”萨特还表示，他对瑞典皇家学院始终怀着诚挚的敬意，他拒绝这份荣誉不应理解为对这种美好感情的亵渎。
但是瑞典皇家学院仍然按原计划颁布了授奖决定。萨特立即重申了自己的态度，他解释说，他之所以拒绝领奖，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二是他不愿意使自己隶属于某一意识形态集团，不愿跟着他们去从事分裂欧洲的活动。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举动，给舆论界带来了一个热门话题，许多人对他的决定表示不可理解，如天主教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就称萨特是“惯常的毁谤家和有意的辱骂者”。尤其使萨特感到痛心的是那数不清的来自穷人的信件，“他们写来折磨人的信，异口同声地要求：‘把你拒绝的钱给我吧’。”
参加罗素国际法庭
1965年3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决定大举干涉北越事务，下令轰炸越南北方，镇压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战争逐渐升级。萨特立即作出反应，表示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
萨特当即决定放弃前往美国的康乃尔大学讲学的计划。他本来已接受康乃尔大学的邀请，打算在那里开设论福楼拜和论哲学的系列讲座。因为越南局势的恶化，他只好放弃这一计划，他解释说：“对一个与第三世界人民团结一致的欧洲知识分子来说，今天已不可能向政府部门申请前往美国的签证。如果他真的去美国，第三世界的人们将会谴斥他，因为他到敌人那里去了。”
为了进一步把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斗争推向前进，萨特接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邀请，参加他的“国际战犯审判法庭”。
他们着手对发动越南战争的主要战犯的罪证进行调查。被列为战犯的有：美国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当时许多欧洲国家都害怕得罪美国，因而不愿意接受国际法庭在本国活动。1967年4月，萨特写信给法国总统戴高乐，请求允许罗素国际法庭在巴黎开庭。戴高乐在回信中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并回绝了萨特的请求。最后法庭终于在瑞典首都斯德歌尔摩开庭。
同年11月，国际法庭又在丹麦的罗斯基勒第二次开庭。萨特担任了执行庭长，法庭确认，美国政府对越南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萨特的讲话以 《种族灭绝者》为题发表。文章揭露了美国军队在越南所犯下的罪行，呼吁世界进步人士用一切力量制止和结束这场战争。
罗素国际法庭的活动虽然没有直接影响美国的对越政策，但是它在道义上极大地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萨特的行动是一次进步的国际活动。
抗议苏军入侵捷克
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生追求自由和正义的萨特十分愤怒。他向报界发表谈话，公开谴斥苏军的入侵行为，称苏军对捷克的占领 “是十足的侵略，就是国际法条款中定为战争罪行的那类侵略”。11月萨特和波伏瓦访问布拉格，参加《苍蝇》和《肮脏的手》在捷克的首演式。他对捷克作家发表谈话说：“我不知道有哪一位进步人士不谴斥外国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
当《苍蝇》演出结束时，萨特应邀走上舞台，观众要求他对捷克事件发表意见，萨特充满感情地说道，我把苏联的入侵看作是一种战争罪行，当我的祖国遭受纳粹铁蹄践踏时，我写出了《苍蝇》、鼓舞人民进行抵抗活动，今天，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的剧本正在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上演……。萨特的讲话赢得了海潮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造反有理”
1968年5月，巴黎发生所谓“五月风暴”，巴黎的大学生仿效中国的红卫兵进行“造反”，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与警察短兵相接，面对面地发生大冲突。萨特一开始就站在学生们一边，支持他们的“造反”行为。他呼吁“所有的劳工者和知识分子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由学生和教授们所从事的斗争运动”。他在一项支持学生运动的声明中又说：“学生们为摆脱异化的社会秩序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可歌可泣的。”萨特还在卢森堡电台发表讲话，他鼓励青年说，青年们不要接受他们的兄长们所过的那种社会，他们不要以过去的那种社会作为他们的未来。萨特还亲自到巴黎大学去演讲，就学生们的造反行为进行辩论。
法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不赞成学生运动，他们指斥学生运动领袖是“冒险分子”，认为学生的斗争是自发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萨特反驳说，“我认为，这场革命根本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这是民主，这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过的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萨特还严厉谴责法共，“我认为，在这场危机中，共产党的态度完全不是革命的，甚至也不是改良主义的。”
造反的学生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造反有理。他们还学中国红卫兵，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机构。由于萨特对学生运动的支持，1968年的学生运动往往被称为“萨特主义的革命”。学生们发自内心地拥戴萨特的思想，把萨特看作是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在巴黎大学的校园里到处张贴着萨特、毛泽东等人的语录。
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常为学生们所称赞的人物是：马克思、托洛茨基、卡斯特罗、萨特、马尔库塞、毛泽东等。实际上，他们并未真正读过了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他们崇拜马克思等人，只不过是马克思等人的名字已经和“造反”联系在一起。他们所赞赏的只是：造反有理。
在以后的几年里，萨特继续支持左派的活动。七十年代初，萨特接替了 《人民事业报》的社长职务，而旦兼任《一切》、《我控诉》、《革命》等刊物的负责人。虽然他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但他认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方向是对头的。萨特还想利用自己的名望来保护这些刊物，以免遭到查封。为了扩大毛派在法国的影响。萨特在1972年为一本毛派著作《毛分子在法国》写了一篇序言，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只能是暴力主义者。萨特还同毛派分子一下厂下乡，到工农之中去落户，宣传毛派的主张。
1974年3月，在法国举行总统选举前夕，萨特出版了他的《造反有理》，这本书以毛泽东的语录为书名，收集了他自1972年至1974年间的政治性演说和谈话。这本书体现了萨特自1968年以来在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方面的进一步激进化，他越来越相信毛泽东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观点。
生命的最后历程
七十年代后期，萨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的视力越来越糟糕，双目濒于失明的境地。他已不能读书和写作，他感慨地说：“我已经丧失了阅读与写作的能力，再也不能作为作家从事活动，我的作家职业已经彻底断送了。”但他始终顽强地生活下去，并且坚持不懈地参与和指导他拥护的社会活动。
萨特生命的最后几年，几乎是在欣赏音乐中度过的。他说：“音乐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它既是一种娱乐，又是文化修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萨特母亲的一家人都是音乐爱好者，他从小就学弹钢琴。萨特一生中，一直保持弹钢琴的习惯。双目失明之后，他不能弹琴，主要是听音乐，他喜欢古典音乐，而且喜欢单独欣赏。他认为很多人参加大音乐会，那简直是胡闹。
1980年3月，萨特发表题为《希望?现在是……》的谈话。垂暮之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曲折奋斗，不免有些感伤，但仍没有放弃希望。
“不管怎佯，世界看来是丑恶的，没有希望的，这是一个即将在这个世界里死去的老人的不会打扰别人的失望。但是确切地说，我正在反抗，我将在希望中死去。”
1980年4月15日，萨特——存在主义一代宗师，在巴黎走完了他生命的历程。
萨特的去世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萨特去世后的两小时，法国电台即报道了这一消息。考虑到萨特生前一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法国总统德斯坦和总理巴尔都以个人名义就萨特的去世发表谈话。德斯坦说，“萨特的去世使我感到人类智慧的一盏明灯熄灭了”。巴尔说，萨特是当今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一些法国作家和外国作家也撰文以表示悼念，称他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中国的新华社也发了消息，称萨特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萨特是时代的见证人，是法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一生追求自由和正义，他酷爱自由，鄙视一切权威。创造、超越、追求真理是他一生奋斗的动力。他揭示世界的荒谬性不合理性，同时鼓励人们面对荒谬，正视现实，进行自由选择，自我创造，从而获得自己的本质，自己的价值，从而也改造这个混沌的世界。萨特的一生证明，他是一个挺身而出、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战士，是一个永不安于现状的真理的追求者。他的思想一度成为西方世界的精神支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存在主义的一代宗师这个称号对萨特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萨特的哲学思想
什么是存在主义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萨特的存在主义风靡西方世界，影响巨大，萨特的名字几乎成了存在主义的代名词。然而存在主义哲学却并非萨特首创，在萨特之前，早已有了存在主义哲学。
早在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1813—1855）那里，就已出现了存在主义的萌芽。克尔凯郭尔1842年在柏林曾听过德国大哲学家谢林 （1775—1854）讲授关于存在的课，也研究过大哲学家黑格尔 （1770—1831）。然而使克尔凯郭尔深感失望的是，这些大哲学家们忙于建立抽象的思辩体系，再也不去观察、领悟和体会人的具体性，忽视了“人的存在”。克尔凯郭尔猛烈地抨击黑格尔，他憎恨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辩证法体系。他特别重视个人的主观性，因此他打算提出自己的“存在”哲学。
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他主张用内心体验的方式直接领悟自己的存在，上帝的存在，并且直接与上帝勾通。他相信，人的一生是在忧心忡忡中度过的，当人遇到危机的时候，这种忧虑就变得特别严重。只有当人处于极度的孤独、恐惧、空虚、绝望状态的时候，人对自身的认识才会深刻起来，才能真正领悟到自己的存在。他还认为，人对自身的认识就是认识到自身是罪人，认识到自身是有缺限的人。他又强调说，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由自己选择的，这种选择完全凭自己的意志，而不借助任何理性思索。人对自己的选择是偶然的，没有什么理由可言，也无法预测。克尔凯郭尔的这些观点都被后来的存在主义者所吸收，存在主义哲学就是在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不过在当时，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存在主义真正引人注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二十世纪初期。这一时期，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 （1883—1969）和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雅斯贝斯的《世界观伦理学》被认为是第一本成熟的存在主义哲学著作。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则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主要著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