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一步也不肯离开自己的房间，他已经陷入幻觉之中。他把夏娃称作阿伽莎，常常对她叙述自己假想的历史，而且认为自己是某个阴谋的受害者，而夏娃则是这个阴谋事件的同谋，因此他对夏娃充满敌意。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幻觉，觉得房间里有一群冰冷的塑像在飞舞着，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每当这一幻觉出现时，他就脸色惨白，汗流如注，显出万分痛苦的神情。夏娃也逐渐被他那恐惧的心理所感染，似乎也能感觉到正在飞动的塑像。但是她心里明白，这只是一种病态的幻觉。
皮埃尔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夏娃一想到他的病情照此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不禁感到万分惧怕。但她决不愿亲眼看见丈夫变成一个痴呆，便决心在他变成痴呆之前，亲手杀死皮埃尔。
主人公夏娃实际上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一方面她拒绝了“正常”世界，不过“正常人的生活”，她认为，“正常”世界里是虚伪的，冷酷的，丑恶的。她不能忍受父母所遵循的那个世界的生活。实际上，她母亲的境况在实质上也无异于皮埃尔。因此夏娃拒绝了医生和父亲的建议，宁可与病子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她又不能真正进入“疯狂”的世界，她不能化入皮埃尔的错乱的、颠倒的、虚幻的世界。于是夏娃漂浮于看似对立实则互补的两个世界之间，这正是她的悲剧所在。
《艾罗斯特拉特》
这是一篇哲理性极强的小说，从它的题目就看得出来。艾罗斯特拉特是传说中的人物，他是古希腊的一个无赖，为了使自己的名字永垂青史，他放火焚烧狄安娜神殿。于是艾罗斯特拉特就成了“以无赖的行为使自己出名”的代名词了。萨特以这个名字称呼他小说的主人公，显然是寓有深意的，小说的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
一个心理变态的无名青年，居住在大楼的六层，他常常居高临下注视着街上的行人，对行人怀有莫明其妙的敌视和畏惧。
有一天，他买了一支手枪，从此，他每次出门，口袋里总是放着这支手枪，他觉得自己身强力壮，威风凛凛。
他还是个性心理变态的人，他用手枪逼着一个妓女赤身****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以满足他变态的****。
他向朋友宣称，他喜欢“黑色英雄”，所谓黑色英雄是指精神错乱的英雄。他的同伴告诉他，这类“英雄”与希腊传说中的艾罗斯特拉特相类似，是会受人诅咒、遗臭万年的。他听了同伴的一番话后，心想：艾罗斯特拉特死去已有两千多年，而他纵火烧毁神庙的举动却至今流传。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是短暂而可悲的，却又不甘心于默默无闻。为了能够名垂青史，他整天沉溺于遐想之中，一连旷工几个星期，终于被解雇了。
他草拟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宣称要用六颗子弹杀死六个人，并表示对人类怀有极度的轻蔑与仇恨。信拟就后，他誊写了一百多份，并按一百多个法国作家的地址写好信封，把信装好，放在抽屉里。然后，他大肆挥霍，过着阔绰的生活。等身无分文时，就把这一百多封信寄出去，转身来到大街上，寻找射击的对象。他犹豫再三，终于选中了一个过路行人，向这位无辜者开了枪。行人见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无辜，高呼捉拿凶手。他在惊慌失措之中，连连向人群开枪，想趁混乱之机逃之夭夭。但终于在厕所里被人抓住。
这篇小说所要表现的仍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自由选择。不过这里所描写的是丑恶的自由选择，主人公对人类极端蔑视和仇恨。作者通过这个人物表现了对那些以反人道来标榜自己的恶棍的否定，表现了萨特对恶的自由选择的否定。
《亲密》
这篇小说的内容大约如下：
吕吕的丈夫亨利因有生理缺陷，不能与她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她的好友利莱特劝她离开亨利，与彼埃尔同居。对此，吕吕一直犹豫不决，因为她已习惯于生活中的一切日常事务，而且心里依然爱着亨利。
利莱特为吕吕不肯离开亨利感到迷惑不解。在她看来，一个女子追求幸福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她认为吕吕只是为了不使亨利伤心才仍和他厮守在一起，这未免过于感情用事。她甚至对吕吕的犹豫有些恼火。
一天，利莱特与吕吕相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但她等了很久，仍不见吕吕前来。正当利莱特不耐烦之时，吕吕带着行李神色匆匆地赶来。吕吕宣称她已离开亨利，并对利莱特叙述她与亨利决裂的经过：吕吕认为亨利对她不体贴，对她家里的人粗野无礼。那天上午，吕吕的弟弟罗伯特到他们家来探望，不知何故竟被亨利揍了一记耳光。吕吕见亨利平白无故打人，十分恼怒，一气之下收拾了行李出走。
利莱特听后十分高兴，竭力劝说吕吕同彼埃尔去尼斯旅游。吕吕虽然离开了亨利，但并没有真正忘怀于他。她故意拉了利莱特到亨利每天必定经过的那条大街上的商店去购买日用品，希望能在路上遇见亨利。果然，她们在街上与亨利相遇。亨利见了吕吕，执意要她回家，利莱特也坚持己见，非要吕吕离开亨利不可。吕吕左右为难，不知所措。利莱特深恐吕吕临时改变主意，便一把抓住吕吕，不容分说，拉了就走。这时，刚巧有一辆出租车路过，她们上了车，急驰而去。
吕吕来到旅馆，心中无限惆怅。晚上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对自己这样背离丈夫深感不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终于披衣起床，决定离开旅馆去找亨利。夫妻两人相见，十分感慨。
第二天清晨，优柔寡断的吕吕却又不顾亨利的挽留回到旅馆。后来吕吕经过冷静的思考，感到自己有责任回到亨利身边。但她要求亨利和蔼地对待她的家人，并要求给予她更多的自由。她虽然仍想与彼埃尔继续保持暧昧关系，但又不得不写信告诉彼埃尔，说明自己再不能与他一起去尼斯旅游。彼埃尔对此倒深感欣慰，因为他明白，他母亲绝不会允许他随意带了女友去尼斯的别墅度假。可是，作为局外人的利莱特却对此感到十分遗憾。
“亲密”这个题目带有的反讽的意味，就是说，表面看来是亲密，实际则是与亲密相反。主人公吕吕与她丈夫亨利之间的亲密关系不是相互的。吕吕因为亨利的生理缺限对夫妻生活不能满意，又因日常生活单一死板而厌烦，她实际并不存在亲密。
这篇小说里的男主人公都是被动的附属人物。亨利让步于妻子，皮埃尔让步于母亲，而女人则把男人改造成雄性物，同时女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异化，就是说自己丧失了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小说揭示的实际上是一种掩盖真实，囿于日常平庸生活的自我欺骗。
《一个工厂主的童年》
据萨特自己讲，他在1924年认识了一个出身优越的年轻人，在父亲死后成了一个工厂主，这位年轻人便是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原型。这篇小说的故事大约是这样的：
吕西安出生在费洛尔的一个工厂主家庭。他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由于深受信奉宗教的家庭影响，他总是竭力装得十分听话，亲切，惹人喜爱。但实际上，他生性懒惰，对任何事都抱着冷淡的态度。常常独自沉溺于幻想之中。平庸的生活使他感到异常烦闷。日子一久，他的精神状态起了极大变化。整天懵懵懂懂，甚至还自认为是个梦游病者。
不久，吕西安举家迁居巴黎。到了巴黎，吕西安依然萎靡不振，精神颓唐，他一度打算自杀。后来，他班上来了一个叫贝尔里雅克的新生。贝尔里雅克建议他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吕西安很快和他成了知心朋友。两人经常互相倾吐心中最隐秘的想法。但隔不多久，吕西安就发现他们之间的思想并不完全相同。吕西安生性敏感，他虽与贝尔里雅克一样具有恋母情结，但他要把这种亵渎的感情引起向正路。而贝尔里雅克则以此为乐，自暴自弃，不求上进。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吕西安认识了一位名叫贝尔瑞尔的超现实主义者。贝尔瑞尔有一套所谓“精神紊乱”理论。吕西安很快被他的理论所迷惑，并把他视为知己。不料贝尔瑞尔是个同性恋者，玩异男性，道德堕落。在一次度假旅行中，贝尔瑞尔强迫吕西安搞同性恋。事后，吕西安为自己的丑行深感痛苦。同时又深恐自己从此不能自拔。他不甘心自己堕落成同性恋者。决心与贝尔雅里克和贝尔瑞尔断绝交往，一心读书，准备入学考试。不久他们全家又迁回费洛尔居住。
吕西安在费洛尔生活得十分安静。后来通过好友吉伽尔结识了一位名叫莫德的风尘的女子。同时，他开始与几位反犹太分子频繁来往，成为一个积极的反犹太分子。吕西安对莫德虽怀欲念，但内心又响往一位理想的纯洁的姑娘。可是他终究无法克制自己的情俗，终于使莫德成了他的情妇。
吕西安的反犹太情绪越来越强烈，他和他的伙伴把一个素不相识的犹太人痛打一顿。有一天，他应邀去吉伽尔家赴宴，当吉伽尔把一位犹太青年介绍给他时，他出于骄傲，拒绝与这位犹太青年握手，掉头就走。事后他又感到后悔。第二天，吉伽尔不但不为吕西安的无礼而生气，反而主动向他道歉，说是应该尊重吕西安的信仰。
这样，吕西安不禁有些飘飘然起来，感到自己真正为长为一个人。他踌躇满志，遐想连翩，决意要离开莫德，另寻一个理想的伴侣。同时又盼望着父亲早日归天，幻想继承父亲的事业，奔向锦绣前程。
作者在这篇小说里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未来工厂主的童年的生活和心理活动。吕西安性格敏感，容易冲动，充满好奇心，然而身心并不健康，他很不安分，常常胡思乱想，他结识恶少爷，打架、或与女人厮混。但他一直在观察、思考、体验自己的存在。他常常陷于困惑之中而不能自拔。他的 “顾虑重重”，“困惑不安”和“自我分析”，都是为了寻找存在的价值。他想：“我并不存在。”“他闭上眼睛，听之任之：存在是一种幻觉，既然我知道我不存在，我就只要堵上耳朵，什么也不去想，那么我就会自然消失。可是幻觉是顽强的。”他甚至感到他的父亲也不存在。正是体悟到了存在的虚无，吕西安烦躁不安，想到了自杀。他觉得，“单凭一篇哲学论文是不能说服人们：他们并不存在。需要做的是，要有行动，真正绝望的行动，能够剥去外表，充分显露出世界的虚无的行动。一声枪响，一个年轻的身躯浴血躺在地毯上，一页纸上涂着这几个字：我自杀是因为我并不存在。我的兄弟们，你们也一样，你们都是虚无。”
如果把这篇小说与《恶心》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两篇小说虽然都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但吕西安不同于洛根丁，吕西安虽然也与洛根丁一样在思考着存在的问题，在追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他并不能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存在，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要试图观察自己，没有比这更危险的错误。萨特认为，人应该正视存在，而吕西安却自我逃避。萨特写作这篇小说，目的在于告诉我们：如果你感到自己不存在，甚至是一片虚无，那是很自然的，因为人生本来是荒诞的，充满偶然的。但是存在是确定无疑的，是不可逃避的，人应该正视它。
值得注意的是，萨特这篇小说明显地受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精神病学专家，心理学家，他的理论颇为复杂，但有两条最基本的原则：一是潜意识论，二是泛****论。
萨特在这篇小说里，生动地描写了吕西安对外界事物的感受、联想、梦境、幻觉；描写了他的性心理，恋态癖好、潜意识、恋母情结等精神分析学上的内容。这说明萨特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弗洛伊德某些理论的实际意义。小说描写了吕西安与有恋母情结的贝尔瑞尔厮混，他向贝尔瑞尔承认自己也有同样的情绪。因此吕西安感到忐忑不定，后来他读了弗洛伊德的著作，感到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吕西安“贪婪地沉迷于精神分析之中，因为他明白，这个很适合他，眼下感到踏实了。他再不用心里烦躁不安，总要在自我意识里找寻自己性格可以感触到的表现。”
《墙》这本小说集中的五篇小说，主要着力于对存在的体验和内在情感的描写，并不涉及外部世界的重大事件。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文字的优美。主要是展示人物真实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敢正视存在，力图躲避存在，这是作者所不能赞同的。实际上他们的逃避总是被无形的墙所阻止，因为存在是不能逃避的。
长篇小说： 《自由之路》
《自由之路》是萨特的长篇三部曲，第一部《懂事的年龄》和第二部《延缓》发表于1945年，第三部《心灵之死》发表于1949年。这部长篇小说是萨特在经历了战争的磨炼和考验之后完成的。
第一部： 《懂事的年龄》
1938年 6月，三天里发生的事情。
马提埃是巴黎的一个中学哲学教员，三十五岁，他有一个情妇玛赛儿。七年来，他每周四次在她那儿过夜，但就是不愿意和她结婚。玛赛儿告诉他，她已经怀孕两个月了，怎么办？马提埃想到打胎。玛赛儿说她知道有一个老太婆秘密地干这种营生，只收四百法郎。
马提埃当夜就去找那个老太婆，但他发现那儿的条件实在太差，他不想让玛赛儿冒这个险。他想到他的女友萨拉曾经打过一次胎，她或许知道一个可靠的医生。
马提埃去找萨拉，告诉萨拉，玛赛儿怀孕了，正打算去打胎。萨拉不同意让玛赛儿去打胎，但最后还是告诉了他一个地址，那是从维也纳逃出来的一个犹太医生，妇科专家，但索价很高，要三千法郎。
马提埃去找他的朋友，证券经纪人丹尼尔。他告诉丹尼尔，玛赛儿怀孕了，正需要钱打胎，并表示他不再爱玛赛儿。他向丹尼尔借五千法郎，丹尼尔表示没有这笔钱，劝他去借高利贷，并对马提埃说：“我甚至高兴自己没有钱借给你。你总是想做一个自由的人，这给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让你去做一件自由的事：你只消与玛赛儿结婚，只要说一句话，你的全部生活就会起变化。”马提埃表示不愿意结婚。
马提埃又去向他的哥哥雅克借钱。雅克娶了个有钱的太太，用嫁资买下了一个公证人事务所。但雅克拒绝借钱，因为他不愿意帮助马提埃自欺欺人。 “你的全部生活都是建立在谎言上的。你是个对自己感到羞耻的资产者。……”雅克答应借给他一万法郎，条件是，马提埃与玛赛儿结婚。马提埃拒绝了。
老朋友布吕内来访。他建议马提埃加入共产党。“这是为你好，不是党需要你，而是你需要党。”马提埃心想：“他比我更自由：他与自己、与党相一致，而我是个不负责任的人。”但马提埃无意加入共产党，“人家说，只要跪下来，你会相信。但是对我来说，我首先要相信，然后才能下跪。”
谢尔庚神情紧张地告诉马提埃他的情人洛拉死了。洛拉平时吸毒，马提埃估计她是吸毒过量而死的。谢尔庚想起有许多信件在洛拉那里，信里谈到购买毒品的事情。如被警方发现，会给他来带麻烦。他不敢回去取，马提埃答应代他去取。马提埃潜入洛拉的房间，找到了信件和五千法郎。他望着钞票，有些犹豫，终于放了回去。这时候，他听到洛拉的声音，原来她并没有死，醒过来了。马提埃拿着谢尔庚的信走了。
马提埃到公务员基金会去借钱，没有结果。马提埃回到洛拉的房间，打开箱子，取出五千法郎，溜了出来。他把钱交给了玛赛儿，并告诉她，钱是偷洛拉的，玛赛儿认为马提埃不理解她，要他出去，把钱带走。马提埃把钱扔下离开了。
洛拉来索还五千法郎，否则她要起诉。马提埃拿不出钱。这时丹尼尔来了。他带来了马提埃留在玛赛儿家里的五千法郎。洛拉走后，丹尼尔宣布，他要娶玛赛儿。一是为了帮助玛赛儿保全孩子，二是为了改变他自己的同性恋癖。马提埃想：“难道这就是自由？他行动了，现在他再也不能后退。……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目标的，好象人家把我的的行为的后果偷走了似的。”丹尼尔告辞。马提埃感到自己孤身一人，并不比以前更自由。“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对自己说，“我到了懂事的年龄。”
《懂事的年龄》所描写的环境主要是宾馆，酒吧和卧室，萨特把这些在小圈子中的知识分子的焦虑和孤独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按照他一向主张的“真实性”原则揭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面对着荒诞的世界，平庸的生活，既感到压抑又无所寄托，最后的结论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目的的。”这种情绪是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显示出来的。
马提埃在不断思考，又摇摆不安。他渴望着行动，却又始终下不了决心。1937年他下不了决心到西班牙去战斗，虽然他在内心是同情共和派的；他下不了决心加入共产党，虽然他常常想这样做。他唯一关心的是怎样保存自己，以便采取某种行动，那种他认为是自由的深思熟虑的行动，这个行动会吞掉他的全部生活并开始新的生存。他总是在等待，然而他又感到岁月轻轻地，偷偷地流逝，岁月从身后抓住了他，那三十四个年头。因此，他感到自己的生活道路暗淡无光，庸庸碌碌，毫无意义。
萨特在小说中，集中笔墨描写了马提埃的摇摆不定，无力进行决定性选择的状况。为了给玛塞儿打胎，他到处找钱。他先是找到自己的兄弟，一个飞黄腾达的资产阶级律师，后又找到自己过去的朋友共产党员吕布内。马提埃始终处在这二者之间，表现为一个个人主义者，他既不能飞黄腾达，又不能加入共产党的队伍参加战斗。正象雅克所嘲笑的那样，“你诅咒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你是这个社会的官吏；你夸耀自己对共产主义原则的同情，但是你又害怕直接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去。……你蔑视资产阶级，然而你是个资产者，资产者的儿子和兄弟，而且你过着资产者的生活。”
马提埃感到自己的生活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加入党就意味着赋予自己的生活一定的意义，就意味着选择人生，行动起来，竖立信念。就意味着得救”。但是他始终拒绝加入共产党。他想继续做一个自由人，而且他更喜欢对现存秩序表示愤怒，而不是献身于新生活的建设。他要自己的独特个性，他说，“我喜欢对资本主义表示愤怒，但我又不愿意别人消灭它。那样我就不会再有表示愤怒的根据了；我喜欢自己充满蔑视和孤独”。
马提埃想摆脱而又始终不能摆脱焦虑苦闷状态，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动摇不安，重要的是作出选择。但是他始终不能迈出第一步。他害怕加入某个组织将失去自由。他的命运不能确定。他的焦虑不安是因为没找到自己存在的支点，因而他就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马提埃是个悲剧性的人物，萨特对待这个人物的态度是严肃的。至于其他几个人物，萨特多持批评的态度。
鲍利斯?谢尔庚从马提埃那里学到了“自由哲学”，但是他对“自由哲学”的理解是错误的，是萨特所不能赞同的。谢尔庚对自由的理解是：“可以为所欲为，要怎么想就怎么想，除了对自己之外，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经常对全世界考虑的东西表示怀疑。”他不但这样想，而且这样去实践。他认为自己是完全自由的人，为了证明他已摆脱了任何道德标准，他甚至去旧书摊偷书。谢尔庚显然是错误地理解了萨特的自由选择的思想，因而是萨特所否定的人物。
谢尔庚的妹妹伊薇士，马提埃称她是“垮了的女孩子”，他具有尖锐的批判意识，因而对现行的道德标准，对父母、对大众所尊重的传统，采取了无政府主义的反抗态度。传统的理想破灭了，但她并没有找到任何新的人生观。因而她深感空虚、压抑、麻木、甚至厌恶生活，意志消沉，有时突然爆发莫名其妙的愤怒、酗酒和胡闹。
在这部小说中，也显示了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原则。萨特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每个人都是从我的自由我的行动出发，他人总是企图侵害我的存在和我的自由。因此，我与他人的关系是永恒的冲突。用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话来说，就是，“当我试图摆脱他人控制时，他人也试图摆脱我的控制；当我试图奴役他人的时候，他人也试图奴役我。”在小说中，萨特把这个存在主义原则运用到情人们身上。小说中的情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对方。他们之间存在着可怕的隔阂，在这里，爱情是一种复杂的感情，其中包含着憎恨。如谢尔庚有时会憎恨洛拉，他会想：“她在害我。”马提埃憎恨玛塞儿，当他坐在另一个情人伊薇士旁边时。玛塞儿也憎恨马提埃，因为他使她怀了孕。
在谢尔庚与洛拉这一对情人之间，谢尔庚恰恰是在洛拉爱抚着他，想着如何爱他的时候，憎恨洛拉的。洛拉常向谢尔庚提问：你在想什么？但谢尔庚的回答总是：什么也没想。在马提埃与伊薇士之间也是如此。可见要了解情人的心是多么的困难。
萨特通过情人在最亲密的时候都不能共存这一点来表现人与人之间难处的关系。以此说明，一个人不能把心灵上真正的东西传达给别人的。
“他人就是地获”，人与人间存在着永远难于逾越的鸿沟，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永远是不可了解、格格不入的人。这一思想贯串着整个小说。萨特的主人公就是生活在这种孤独隔漠的世界里。
《懂事的年龄》也体现了萨特所主张的“真实性”原则。小说表现出一种“非诗意化”的倾向。诗情画意总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但萨特认为它有欠真实，他要打破这种诗情画意。作者抹去了生活中的一切浪漫蒂克，即使在爱情关系上也是如此。萨特只强调世界的荒诞和混浊。在小说中，两个情人幽会时，萨特很少去描写他们的美好感受和浪漫情调，相反，作者热心描写的是：马提埃如何脱去皮鞋，小心翼翼地抓着吱吱响的楼梯，免得惊醒自己情人的母亲。他在想：“多可笑啊！”他打算下次来时，带点油给门的铰链润滑一下，以便减小些开门的声音。在进门的时候，他吻玛塞儿的嘴和脖子，小说描写道：“脖子尽是香水味，而嘴巴则散发着香烟臭味。”谢尔庚与洛拉幽会时更没有什么浪漫情调，当洛拉热情地爱抚着他的时候，他仔细地审视着洛拉的脸，他觉得这张脸苍老不堪，他为自己的青春而担心，望着洛拉，心里却怀着憎恨：“她在害我。”
这种“非诗意化”的倾向与萨特“人生是荒谬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萨特看来，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诗意的。因此，他的描写便集中到一些令人厌恶的细节上：烂醉如泥的状态，汗臭恶心的感觉。象这样的描写经常出现在小说里。当酩酊大醉的伊薇士在“苏玛特拉”餐厅大闹一场之后，滑倒在地昏然睡去时，马提埃府首望着她，感觉到“一股细微的呕吐臭味，从她那洁净的嘴里散发出来，马提埃热情地吸进这股臭味”。
第二部 《延缓》
1938年 9月 23日星期五。
捷克苏台德地区。街让有人喊：“希特勒万岁。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会晤。莫里斯的妻子问《人道报》编辑布吕内是不是要打仗了。布吕内说他不知道，但是工人阶级不必害怕。马提埃在地中海岸雅克的别墅里度假，他与奥杰塔谈起伊薇士。丹尼尔带玛塞儿在某地度假、捷克政府宣布总动员。张伯伦与希特勒面谈。马塞一家旅馆的阳台上，萨拉招呼高梅茨和巴勃罗，让他们来听一个黑人唱歌。
9月24日，星期六。
法国政府公告，预备役军人必须立即到指定的部队去报到。马提埃应征入伍。
9月25日，星期天。
捷克政府拒绝接受希特勒提出的条件，呼吁英、法予以援助。高梅茨与马提埃见面，向他讲述西班牙的战况。波里斯预计自己到1940年满20岁时入伍，1942年死去，那么他这一辈子能吃了 365×22顿中饭。法国总理达拉第与张伯伦会谈。由于法国对捷克承担了义务，万一捷克受到侵略，法国不能袖手旁观。菲利普在酒吧间认识一个叫弗洛西的舞女。弗洛西发现菲利普还是童身。胖路易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他去打仗。
9月26日，星期一。
马提埃出发，奥杰塔主动与他接吻告别。谢尔庚在酒巴间里听希特勒广播演说，希特勒声称，如果捷克政府不接受条件，他将用武力夺取苏台德地区。
9月27日，星期二。
马提埃回到巴黎，谢尔庚和洛拉在海滩上。伊薇士担心德国人会毁灭巴黎。马提埃在蒙玛特区转游，不时想到伊薇士。菲利普在街上喊口号：打倒战争！打倒达拉第！打倒张伯伦！和平万岁！有人要揍他，伊莱娜保护了他，马提埃也出来干预。
9月30日，星期五。
营房里，一个小兵对胖路易说：“和平了。”胖路易不识字，小兵指给他看报上的照片：达拉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一起微笑。胖路易以为他这就可以回家了，军士不让他走。玛提埃到营房报到。飞机在巴黎布尔热机场上空盘旋，机场上人头济济，欢迎达拉第从幕尼黑归来。飞机着陆。人们挥舞着国旗和花环，高呼：“法国万岁！英国万岁！和平万岁！”达拉第站在舷第上，看着人群，转过身子背对热内说，“去他妈的！”
在《懂事的年龄》里，所展示的世界是狭小的，故事基本围绕着酒吧，卧室等小环境展开的。与此相反，《延缓》则一开始就向读者展现出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二战爆发，捷克沦亡，法国战争总动员。小说里的人物也被置身于大难临头的气氛之中。在《懂事的年龄》里那些茫然若失的主人公还只是在抽象地寻求自由，到了这里，他们不能不“介入”时代重大事件，他们不能不开始行动。
不过在《延缓》中，与第一部一样，萨特关心的不是客观事件本身，而是人物对事件的反应。因此萨特并不客观地向读者叙述战争本身，而是描写各种人物对战争的反应。
马提埃与他兄弟雅克的妻子在浴场谈论战争；雅克从正面议论战争；丹尼尔疯狂地梦想战争。希特勒与张伯伦等历史人物偶尔出现在小说中，也只是谈论战争。强烈的主观因素正是这部小说的特征。
整个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它由一些打乱的，混合的主观意识流程组成。作家有意识地把一些混乱的意识流组合在一起。描写时没有停顿、没有转接，也没有段落，甚至没有把一个人物的思想同另一人物的思想隔开的句点。形成一种由对立的意见，议论，激动的吼叫、各种语言的惊叹声组成的完全混乱的印象。《延缓》记录慕尼黑协定签定前七天的故事。
马提埃仍然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对战争的态度是消极阴忧的，他接到参军的命令后，感到自己是去参加最荒谬的战争，去参加事先就失败了的战争。他感到自己是一个没有姓名的人，他没有自己的服装，没有年龄、没有职业。他的未来被偷走了。许多人都拒绝参加战争，开小差，逃到瑞士去。他想道，“何必呢？……这不是我的事。西班牙战争也不曾是我的事，共产党也不是我的事。那末到底什么是自己的事呢？”他怀着烦躁的心情问自己。他终于明白了，战争是一种疾病，“我的事是当一场疾病来忍受它。不为什么。为了清洁。我将是一名勇敢的病人，仅此而已。”
马提埃的内心显得更加矛盾和摇摆。一方面，他痛恨战争，谴斥战争，谴斥法国当局的不抵抗立场，嘲笑慕尼黑的滑稽剧。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是无能为力的，无法去反对这个集体的发疯行为。人是注定要害战争病的，注定不被他人理解。他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被无能为力的感觉淹没了。这种感觉完全符合萨特关于人生是荒谬的，世界是不可认识的观点。
在小说中，战争主要不是作为社会邪恶出现的，而是作为世界永远是荒谬的一个证据。战争加剧了世界的疯狂和混乱，撕去了现有秩序的假象，更加使人们感觉到自己被抛弃了。更加感到自己的孤独、世界的荒谬。马提埃带着丝毫不后悔和什么也不留恋的心情去参军。菲利普在街头高喊：打倒战争。听到的回答却是人群的嘲笑和辱骂，还挨了继父的一个耳光。伊薇士从卢昂逃到巴黎，在一次歇斯底里症发作之后，投入了她根本不爱的人的怀抱。她想：“轰炸机越过了国境线。她高兴得热泪盈眶：至少在我死的时候不是处女。”
作者以强烈的嘲讽的笔调结束了 《延缓》小说的最后一个场面，达拉第出现在读者面前，他在完成了可耻的慕尼黑交易之后，回到了法国，他相信，人们一定会对他大喝倒彩。但他突然听到有人在欢迎他，“他们喊道：法国万岁！英国万岁！他们举着旗帜和花环。达拉第停在第一层台阶上；他用迟钝的眼光望着他们。他转身向热内，哼了一句：去他妈的！”
第三部 《心灵之死》
《心灵之死》是三部曲的高潮，它描写了法国1940年的失败时刻，小说展示出：人被迫投入战争，民族遭受灾难，人显得完全无能为力，显得更加孤独。
简要故事情节如下：第一部分：
1940年6月15日，星期六。
西班牙的马德里陷落后，共和国的将军高梅茨流亡到美国纽约，找到为一家杂志写艺术评论的工作。萨拉带着巴勃罗在法国公路上逃难。
6月16日，星期天。
马提埃和他的同伴们，呆在一个村庄的谷仓里。前方打了败仗，他们在驻地无所事事。谢尔庚在马赛的后方医院养伤。伊薇士来看他，她已嫁给一个叫乔治的富家子弟，乔治也在前线打仗。村子里有人发布消息，说是法国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马提埃他们还以为可以重新过太平日子呢。后来证实这是谣言。马提埃遇到一群从前线撤下来的败兵，他们没有军官统帅，各行其是。比奈特入伍前是地铁的职员，他带着马提埃去拜访村邮局的女邮递员，他俩已恋爱上了。村里的军官撇下士兵了，士兵们打开一个酒窖痛饮。
6月17日，星期一。
比奈特、女邮递员和马提埃到村子外面去散步。丹尼尔在赛纳河畔看到一个年轻人想自杀。便把他挡住，并带他到自己家里。年轻人说他叫菲利普，是从前线逃回来的。大家都逃，他也跟着逃回来。女邮员发现比奈特戴着结婚戒指，比奈特随手把戒指扔掉。一个中尉带着一队轻骑兵来到村子里。比奈特想加入他们的队伍，与德国人打仗。女邮员要马提埃阻止他。马提埃对比奈特说：“应该我替你去送命，因为我不再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我打一开头就弄错了。”马提埃和比奈特去找带兵中尉，中尉把他们拨给一个下士指挥，守卫教堂的钟楼。
6月18日，星期二。
洛拉来到马赛看望谢尔庚。谢尔庚告诉洛拉，他的朋友有一架飞机，准备开到英国去，继续作战。洛拉不让他跟他们一块去。谢尔庚转念想到一个小地方去当教师，与洛拉结婚，带着伊薇士一起生活。
清晨六点。德国人进入村庄，村里其他几个防守点都被攻克，唯独马提埃和他的伙伴们还在继续抵抗，比奈特等人相继牺牲，钟楼上只剩下马提埃一人。
“见他妈的鬼”，马提埃高声叫，“我们不见得不能再坚持十五分钟。”他走近栏杆，站着射击，这是一个巨大的复仇；每发子弹都是对他从前出于顾虑没有做成的一件事的报复。这一枪射向洛拉，因为我不敢偷她的钱，那一枪谢向玛赛儿，因为我本应当甩掉她，另一枪给奥杰塔，因为我不愿去吻她。这一发子弹是为了我没敢写的书，那一发为了我拒绝自己去做的旅行，另一发统统地射向所有那些我本心厌恶，但又努力去了解的人。他在射击，各种法则都被打得七零八落，你要爱你的邻人如同爱自己一样，“邦”一下打中这个王八蛋的鬼脸，你不能杀生，“邦”一下打中对面这个混蛋。他向人、向德行、向世界开火：自由就是恐怖；村公所着火了，他脑子里着火了：子弹呼啸，世界即将爆炸，与空气一样自由，我跟着世界一起完蛋，他射击，他看一眼手表：十四分三十秒；他不再要别的任何别的东西，除了半分钟的期限，正好用来射死向教堂奔来的、那么自豪的漂亮军官；他向漂亮军官开火，向大地上全部美好的事物，向大街、向花卉、向园林、向所有他爱过的东西开火。美扎了一个不雅观的猛子消失了，马提埃还在射击：他是纯洁的，他是万能的，他是自由的。十五分钟。
第二部分。
布吕内从前线退下来，孤身一人，深夜来到一个村庄，叫开一个农家的门。他想留下休息一会儿，农家夫妇怕受连累，赶他出去。天亮时分，他来到村里的广场，看到教堂的钟楼上烈火熊熊。他被俘了。德国兵押送俘虏到战俘营去。战俘们的秩序很乱，一个中士要布吕内出面维持秩序，他拒绝。布吕内留心寻找俘虏里的共产党员，他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凑在一起做些工作。德国人清理战俘，阿尔萨斯被认为是德国领土，因此阿尔萨斯籍的战俘都被释放。战俘营要转移，当局声明不会把他们撤离法国本土。列车向东奔驰，大家猜不透德国人要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列车驶过法国境内最后一个车站，大家才明白他们的目的地是德国。火车减速时，一个印刷工人纵身跃出车厢，德国兵把他打死，布吕内觉得自己像处在一个巨大的垃圾桶里，有人在里面踢脚。在他背后，印刷工人的尸体在路基的边坡上。明天拂晓，死人的肉体和生锈的钢轨上将淌出同样的汗水。
在《心灵之死》中，萨特把他笔下的人物置身于战争的灾难之中。集中笔墨描写了人们最严重的病态的肉体状况和病态的荒谬的心灵状态。
比如西班牙人高梅茨这个人物。他过去是一个画家，共和国将军，西班牙陷落后，他到了纽约，成了一个失业记者。他是在晒得灼热的马路上得到巴黎陷落的消息的。酷暑使他汗流夹背，他对“无用的太阳”、“无用的白昼”感到一种荒谬的气氛。巴黎陷落后，他的妻子萨拉带着幼小的儿子沿着公路逃难。她用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力量，避免同人群混在一起，逃难的人群像野兽，使她感到恐惧：“味道，人的味道，热乎乎的，腻人的，病态的，刺激性的臭味，一种有思想活动的野兽的臭味。”
还有丹尼尔，这个人物有严重的变态心理，他对法国的的沦陷反而感到快乐，预言“刽子手的时代来到了”。他对美少年菲利普怀着病态的欲望，他被这种病态欲望折磨得痛苦万分，恨不得把菲利普劈成两半。
还有日渐苍老的洛拉，患着子宫癌，怀着恐惧的心情接受谢尔庚的爱抚。
犹太人沙尔罗，对德国人的到来恐惧万分，他知道德国人在屠杀犹太人。“不是我害怕，而是我身上的种族害怕。这一点没有丝毫办法。”
《心灵之死》中所有的人物都感到恐惧、绝望，感到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被抛弃；感到茫然若失，束手无策。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种恶劣的境遇中，人们不但不能想互帮助，反而残酷地相互打击和伤害。“他人即地狱”的思想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恐惧和痛苦，他们非但不能联合起来，反而彼此成了敌人。有一队勇敢的人，打算反抗法国当局宣布投降的命令，抵抗德国人进驻法国。但他们的勇敢行为没有得到居民的任何同情，相反他们遭到农民的敌视。人和人之间永远是隔膜的。这就是萨特想要说的。士兵们看到自己的军官逃跑，深感绝望，“他们从来也没有爱过我们，谁也不爱我们：老百姓责备我们没有保护好他们，军官扔下我们不管，农民恨我们，德国佬趁黑夜往前闯，我们只是下等人。”
士兵得到法国投降的消息后，更加绝望，他们觉得自己是“无罪的罪人”、“战败的怪兵”，历史的审判将落在他们头上。他们痛苦得发疯，他们大笑，他们要把自己的悲哀淹没在笑声之中。“和平是一种偶然机会。他们笑了，他们撞上了荒诞的命运之墙……，他们笑，是为了惩罚自己，是为了净化自己，是为了替自己报仇。不讲人性的人，太讲人性的人，处在绝望的两方面，都是人。”
在萨特的笔下，主人公的英雄行为也只表明内心的绝望，世界的荒诞与虚无。当马提埃勇敢地射击进村的德国兵时，却是一次绝望的歇斯底里的大发作。马提埃觉得他不是在射击敌人而在射击人类，射击美德，射击他所爱过的信任过的一切，觉得他是在枪杀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这一枪为玛塞儿，我本应该离开她；这一枪为奥杰塔，我曾经不想吻她……，这一枪为我没有胆量写出来的著作；这一枪为我放弃的旅游；这一枪对准所有的坏蛋，我曾想要憎恨他们，同时又试图理解他们……”
马提埃本来完成了一项英雄的壮举，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阻击了德国军队晚进村庄十五分钟。但在萨特的笔下，这种英雄行为仍是为了表现存在的荒诞和无意义。不过马提埃的这个决定性的自由选择是积极的，他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自己的选择，获得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在射击，他是纯洁的，他是万能的，他是自由的。”
境遇剧
“境遇”是萨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人生存的客观环境和生活的各种遭遇，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萨特把境遇运用到戏剧上，创造了一种“境遇剧”。萨特境遇剧的特点就体现在“境遇”上，也就是在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萨特主张给人物提供特定的环境，让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动，创造自己的本质，表现自己的性格和命运。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说：“既然人在一定的境遇中是自由的，既然他在一定的境遇中自由地选择他自己，既然他在这个境遇中并通过这个境遇选择自已，那么在戏剧中就必须表现简单的人的境遇，以及在这些境遇中选择的自由。”因为这种戏剧要表现的人的境遇，表现人在特定境遇中的自由选择，所以萨特称它为“境遇剧”，或“自由剧”。
在萨特的境遇剧中，人物总是被置于充满危机，生死悠关的可怕境遇之中，作者着力渲染人物对生存环境的恐惧感。人物面对恐怖的境遇必然要进行生存选择。比如《死无葬身之地》的生存环境是法西斯的牢房；《苍蝇》中的生存环境是在暴君统治下受着满城苍蝇威胁的阿尔戈斯城；《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的生存环境是与世隔绝阴森的房间，这些剧中人物的生存环境都是“境遇”。人被抛掷在种种可怕的境遇里、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要生存要自由，就必须反抗挣扎，作出自由选择。
萨特在剧中总是要把人的各种荒诞的生存境遇展示出来，让人物认识到自己的可怕处境，从而萌发自我选择的强烈愿望。萨特以此阐发他的存在主义原则：自由选择。这就是萨特所说的：“境遇是一种召唤，它包围着我们，向我们提出某些解决办法，然而必须由我们自已去作出选择。”
《苍蝇》：“自由选择”
《苍蝇》是萨特在1943年创作的三幕话剧。这个剧本取材于古希腊传说。古希腊的“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曾用这个故事写过悲剧《阿伽门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