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蝇》一剧的情节很简单：阿伽门农是远征特洛依的希腊联军的统帅，阿尔戈斯国王。他的妻子即王后克吕泰墨斯特拉勾结其情夫埃癸斯托斯，杀害了阿伽门农王，并夺取了王位。那时阿加门农王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只有三岁，为了斩草除根，埃癸斯托斯命令武士将他杀死，武士念他年幼，动了恻隐之心，给他留下一条生路。自从埃癸斯托斯谋杀阿伽门农、篡夺王位之后，阿尔戈斯城充满了无数的苍蝇，挥之不去。城中百姓生活在恐怖和焦虑不安之中。十五年以后，俄瑞斯忒斯长大成人，来到阿尔戈斯城复仇，终于杀死了埃癸斯托斯和自己的母亲，为父亲阿加门农报了仇。随后，他离开了阿尔戈斯城，成群的苍蝇也随之而去，阿尔戈斯城得救了。
俄瑞斯忒斯是剧中的中心人物，也是萨特着力塑造的存在主义英雄。他敢于自由选择，敢于承担责任。当俄瑞斯忒斯来到阿尔戈斯城为父亲报仇时，众神之王朱庇特企图阻止他，警告他不要触动城邦的秩序和人们心灵的平静。否则将引起大灾难，并且暗示他屈从命运的安排，悄悄离开阿尔戈斯城。但俄瑞斯忒斯复仇之心已定，没有屈从于朱鹿特的压力和摆布。他坚信复仇的正义性，他要作出决定性的选择，并且打算承担一切后果。他认识到人是自由的，人应该在自己选择中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他相信，神不能成为人的主宰，神创造了人，但神并不能主宰人的命运，人应该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把握自己的命运。剧中有一段台词十分精彩地揭示了这一主题：
俄瑞斯忒斯：……你是诸神之王，朱庇特，你是石头和繁星之王，是海浪之王，但
你不是人类之王。
朱庇特：你这厚颜无耻的恶鬼，我不是你的王，那么是谁创造了你？
俄瑞斯忒斯：是你，但是你不该创造一个自由的我。
朱庇特：我给予你自由是要你为我服务。
俄瑞斯忒斯：这倒有可能，但这自由却转而反对起你来了。不论你或我，对此都无
能为力。……我就是我的自由，你刚刚创造出我来，我就不再属于你了。
俄瑞斯忒斯不屈从于任何发号施令，他挑战性地对天神朱庇特说：“我超乎寻常，违情背理，既无辩白，也无别的依靠，只有靠我自己。但是不会回到你的法律管束之下，我已判定为没有别的法律可循，只能遵循我自己的法律了。……我只能走我自己的路，因为我是一个人，朱庇特，每个人都</PGN0074.TXT/PGN>应该闯出自己的路。”
俄瑞斯忒斯的思想和行为是萨特“自由选择”原则的体现。在萨特看来，人是命定为自由的，人要真正获得存在，就必须获得自由，自由是不可阻挡的，是绝对的。正因为如此，当埃癸斯托斯请来天神朱庇特用雷电劈死前来复仇的俄瑞斯忒斯时，作为众神之王的朱庇特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出了自己的秘密：“一旦自由在一个人的灵魂中爆发，神对这个人就无能为力了。”俄瑞斯忒斯就是这样敢于自由选择，敢于承担责任，从而获得了自己的英雄本质，获得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剧中的另一个人物，俄瑞斯忒斯的妹妹厄勒克特拉，则是一个不能真正获得存在价值的人。她名义上是一个公主，但实际上只是国王和王后的女仆，十五年来，他时刻都想着哥哥回来报仇。而一旦哥哥真的回来杀死了国王和王后，为父亲报了仇时，她又感到恐惧不安，感到后悔，认为自己是一个凶手，她屈从于神的摆布，并向朱庇特悔罪：“朱庇特，我的国王呀！……把我带走吧，我将遵从你的法律；我将是你的奴隶，由你随意摆布：我将亲吻你的脚和膝头。……我将献出我的一生来赎罪。我后悔，朱庇特，我后悔。”厄勒克特拉本来已经作出了关键性的选择，获得了自由，但由于她的怯弱，不敢承担后果，又重新沦为奴隶。这在萨特看来，她并没有真正作出自由选择，没有获得自由的本质，她不是真正的“存在”。和厄勒克特拉一样，阿尔戈斯城的市民也没有获得自己的本质，不是真正的存在。因为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不能认识自己的存在，不能作出勇敢的选择。当凶手杀死阿伽门农王时，他们表示沉默，并接受了那个凶手作他们的国王。当俄瑞斯忒斯杀死了凶手，为阿伽门农报了仇，消除了阿尔戈斯城的灾难时，那些市民反而仇视俄瑞斯忒斯了。因为俄瑞斯忒斯使他们感到了恐惧，使他们感到他们自己的存在原来竟是那样的丑恶和乏味，他们不敢正视自己的存在，也不敢作出自由选择，因此他们对俄瑞斯忒斯十分仇视，有的狂叫：“打死他，打死他！用石块砸他！砸碎他，打死他！”有的高喊，“我要吃掉你的眼睛”，“我要吃掉你的肝脏”。在萨特看来，这些怯弱的人在自我欺骗，不敢正视自己的存在，因而不能获得自由的本质，永远不能获得拯救。
《苍蝇》于1943年在巴黎公演，有着特殊的意义，那时的法国正被德国法西斯占领，这个剧为正在因为祖国的沦亡而忧伤的法国人提供了及时的精神动力。 《苍蝇》一上演就深受群众欢迎。第一次在巴黎“都城”剧场上演就连续演了二十五场。
《苍蝇》在特定时期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明显是对希特勒的占领和合作运动的一种讽喻。那时的贝当政府要求法国人表示悔过，要对现存秩序表示默认，而俄瑞斯忒斯却号召人们保持尊严进行抵抗，只要敢于作出自由选择，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旦自由在人心灵里爆发，神对他就无能为力”。俄瑞斯忒斯的形象实际是要召唤法国人民，摆脱萎靡不振、悔恨交加的精神状态，冲破精神的枷锁，积极选择，反抗德国法西斯的占领。1948年，《苍蝇》在德国公演时，萨特对此剧的创作目的作了更详细的说明： “1941年到1943年，很多人非常希望法国人沉溺于悔恨，首先纳粹分子就竭力主张如此。贝当和他的新闻界也沆瀣一气。还要说服法国人，要我们自己说服自己，让我们确信我们曾是一些疯子，堕落到了不能再堕落的地步，……等等，不一而足。……其目的是让我们沉溺于懊丧与羞耻，最终使我们无力进行抵抗，满足于我们的懊丧……，我创作这个剧本是想用我唯一的手段……为把我们从耽于懊丧和羞耻中摆脱出来作出微薄的贡献。为此，必须使法国人重整旗鼓，恢复勇气。”
《禁闭》：“他人就是地狱”
《禁闭》（或译《间隔》）创作于1945年，是一个独幕剧，主要人物有三个：男主人公加尔森，女主人公埃司泰乐和伊奈司。人物活动的“境遇”是在地狱里。这个独幕剧所要表现的主题主要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之一：他人即是地狱。
剧情中三位死者的“生存”环境是地狱，不过这个地狱并没有刑具，也没有刽子手。加尔森、伊东司和埃司泰乐一男两女共同生活在一间地狱里，构成三角恋爱的关系。加尔森曾是一个报社编辑，他和别的女人勾搭，残酷虐待自己的妻子。在战场上，他是一个临阵脱逃的胆小鬼，他在逃跑途中被捕，吃了十二颗子弹而死，因而来到了地狱。伊奈司是一个疯狂的同性恋者，残酷暴虐，终于导致了他与别人一同丧生，她是一个“该下地狱的臭娘们”。埃司泰乐是一个****狂，放荡而自私，为了追求自己的享乐，溺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最终也来到了地狱。
这三个罪人死后来到地狱，同囚于一室，他们勾心斗角，互相折磨。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其他两人的牵制，谁也实现不了自己的欲望，谁都不得安宁，他们彼此折磨又难于摆脱。同性恋者伊奈司本性难移，在地狱又恋上了女****狂埃司泰乐，因而憎恨异性加尔森。但埃司泰乐对同性恋不感兴趣，她要的是男人，因而钟情于加尔森，仇视伊奈司。然而加尔森却蔑视埃司泰乐，喜欢伊奈司。这种错综复杂的牵制关系，使得他们都不能如愿以偿，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倍受折磨，因而都变得更加凶狠残忍。伊奈司坦率地说：“我活着就是要使别人痛苦。我是一把火，是烧在别人心里的一把火，当我独自一人时，我便熄灭了。”
他们三个之中每一个人都对他人怀有敌意，构成威胁，用伊奈司的话来说就是：“咱们之中，每一个人对其他两个人就是刽子手。”但相互又不能摆脱对方，像旋转木马似的永远处于痛苦之中。剧中主人公加尔森的一段的台词十分精彩地点明了剧本的主题：
“啊！你们不过才两个人哪？我刚才还以为有好多人呢。原来这就是地狱，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的印象中，地狱里该有硫黄，有熊熊的火堆，有用来人的铁条……，啊！真是天大的笑话！用不着铁条，他人，就是地狱。”
“他人就是地狱”，这就是《禁闭》所要表现的主题。不过“他人就是地狱”这句名言，往往受到误解因而受到不少的攻击。后来萨特也曾解释说： “‘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常常被人误解。有人以为我的本意是说，每个人和他人的关系总是坏透了的，总是地狱般的关系。然而我要阐明的却是另一回事。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一个人和他人的关系恶化了，弄僵了，那么他人就是地狱。”
要正确理解萨特的这句名言，应该注意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如果一个人完全依赖于他人，那么他就犹如生活在地狱里。因为萨特是主张通过自我选择，自我创造从而获得自己的本质和价值的，完全依赖他人，即放弃自由选择，放弃自我创造，因而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其次，如果一个人囿于陈规陋习，为别人的判断所束缚，不想改变自己的状况，怯于作出自由选择，那么他就象生活在地狱里，虽生犹死。再次，说明自由对人的重要性，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地狱之中，人都有砸碎地狱的自由，否则就是自愿入地狱。正象萨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用意是通过这出荒诞戏表明，我们争取自由是多么重要，也就是，我们改变自己的行动是极其重要的，不管我们生活的地狱是如何禁锢着我们，我想我们有权利砸碎它，但如果有人不砸碎它，那他们就自由自在地留在地狱里，这样他们就自由自在地禁闭在地狱里了”。
《死无葬身之地》：仍然是“自由选择”
这是一个两幕剧，写于1945年，于1946年在巴黎首次公演，剧本在1947年发表。剧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抵抗运动为背景，故事情节大约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五个法国游击队员卡诺里斯、索尔比埃、昂利、吕丝、弗郎索瓦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他们被关在顶楼里，等待着敌人的审讯。他们一共死了三百人，只有队长若望逃脱。他们当中卡诺里斯年纪最大，富有经验，他认为既然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就可以酷刑中挺过去。吕丝是若望的情人，她一直在想念若望。弗朗索瓦是吕丝的弟弟，年仅十五岁。
敌人首先提审索尔比埃，索尔比埃痛苦的嚎叫使大家感到恐惧，弗朗索瓦吓得直打哆嗦。这时若望被推了进来。原来若望是在逃亡的路上被捕的。吕丝觉得一切都完了，若望却说他完全有机会出狱，因为敌人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必须脱身去通知战友们转移。
半小时后，索尔比埃被送了回来，他没有招供，但他担心自己经不住酷刑，会招供出来，成为懦夫，从而一分钟毁掉自己的一生。接着卡诺斯被敌人叫去。
若望看到自己的部下为他受苦，心中不忍，想去自首。但昂利阻止了他，说他给战友们通风报信的任务尚未完成。以后他还可作为见证人去见他们的亲属。若望只好打消自首的念头。昂利还说，他们将在狱中战斗，不仅为若望，也为所有的战友，他们的战斗虽然失败了，然而他们也许能挽回面子。这时卡诺斯被架了回来，他没有叫喊，也没有招供。
在一间教室里，三个投靠德国法西斯的“合作分子”正在争论。克洛歇要求保留卡诺里斯流出的一滩血，连续提审游击队员，他的上司朗德里却主张把血擦掉，抓紧时间吃顿饭。佩勒兰打开了收音机，听到德军未能阻止盟军的进攻的消息，知道一切都完了。
敌人把昂利带来，捆在椅子的扶手上。审讯时，昂利表现得非常顽强。但他终究忍不住酷刑，终于喊叫了。但他宁死不屈，不肯招供。敌人只好把他送回牢房。敌人再次审讯索尔比埃，用钳子拔他的指甲。索尔比埃假装愿意招供，骗得敌人松绑后，跳楼自尽。敌人恼羞成怒，下令审讯吕丝。
吕丝被送了回来，她没有招供，但显得十分病惫，她被敌人奸污了。她对若望说，她再也感觉不到爱情了。不过她声明，敌人没有碰过她，她是石头人，感觉不到他们的手。她关心的是，弟弟要保持沉默，使敌人丢脸。但弟弟弗朗索瓦却声称要揭发若望。昂利问吕丝：弗朗索瓦会招供吗？吕丝的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昂利决定处死弗朗索瓦。若望想挺身保护，但吕丝拦住了他。大家看着昂利把弗朗索瓦掐死了。
吕丝拒绝和若望谈论爱情，她只想独自死去。若望对吕丝说他想起了一个主意，如果敌人放他走，他就把一个战友的尸体投到他们存放武器的山沿里，冒充他自己，如果敌人重新审问，他们就透露这个秘密的山洞，事情就会很快了结。说完，他被敌人叫去释放了。
吕丝安慰昂利和卡诺里斯，说是敌人通过他们的手杀死了弗朗索瓦，她作为姐姐，认为他们没有罪，弟弟一死，就是自己人，他保住了秘密。他又说同他们在一起，她不感到孤独。
第二天，朗德里厄决定同时审讯三个游击队员，为了使他们让步，他答应，只要供出他们的队长，就放了他们。吕丝听到敌人这样哀求他们活下去，高呼胜利了。这时敌人又要对他们用刑，卡诺里斯说他准备招供，但要和他的朋友单独相处一会，以便说服他们。
三个敌人出去后，卡诺里斯对昂利解释说，他刚才是骗敌人，他并不怕死。但他们没有权利死得毫无意义。昂利说他不愿在弗朗索瓦死后继续活下去。卡诺里斯说，如果你今天死去，人家盖棺论定：你出于自尊杀死弗朗索瓦，这就永远确定不变。如果你活下去，那就什么也不能确定。人们评判你每一个行动都要根据你整个一生。如果你还能工作就让人杀死，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吕丝本来不同意这个计划，但卡诺里斯劝说，为了把敌人引到错路上去，必须放下自尊心，她终于同意了。于是卡诺里斯按若望建议的那样作了假供。朗德里厄信以为真。马上派人去捉若望。但克洛歇没等朗德里厄对三个战俘作出安排，就下令把他们枪毙了。
《死无葬身之地》所要表现的无非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自由选择。不过萨特所强调的是积极的选择。萨特把五个人放在极端的境遇之中，是忍受酷刑而成为英雄，还是苟活而成为可耻的叛徒，他们是自由的，选择的自由在他们自己手中。
卡诺里斯被严刑拷打时，不吭一声，坚强不屈，拒不招供，可说是他选择了英雄。昂利被刑时，虽然叫喊，但同样宁死不供出战友，也可说是选择了英雄。索尔比埃担心自己挺不住酷刑而招供，选择了跳楼自尽，这也不失为一种英雄壮举。吕丝发现自已的弟弟可能叛变，出卖战友，竟同意昂利掐死自己的弟弟，她自己则宁可忍受被奸污的痛苦和屈辱也拒不供出战友。在这个极端的境遇之中，他们每个人都在作出选择，而且必须做出选择。他们为了自由而参加了抵抗运动；为选择不做叛徒而宁死不屈。他们的自由显然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民族的自由。他们宁死不屈的壮举体现了萨特的自由选择原则：人是自由的。懦夫自己造成了懦弱，英雄自己造成了英雄。根据萨特的意见，人活着，必须作出自由选择，创造自己的本质，从而获得真正存在的意义。剧中的五个人经受了严刑拷打，克服了自身的软弱，保护了战友，成了英雄。他们所作出的自由选择是积极的选择，是法国民族在抵抗运动中的应该选择的道路。萨特的自由选择原则在这里有着积极的意义。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萨特笔下的英雄只能是存在主义式的英雄。这些英雄身上仍体现出世界的荒谬性和生死的偶然性。剧中人物索尔比埃有这样的自由：“我将毫无意义地受苦，不知有什么价值而死去。”昂利则说： “我们的死对任何人都没有用，……事业把我们抛弃了，因为我们成了不能利用的废物。……如今我们就要死去，而且将成为冤死鬼。”存在的荒谬与虚无思想加在萨特笔下的英雄身上，显然冲淡了他们的英雄业绩。
这部戏剧由于过多地赤裸裸地表现酷刑的场面，又缺少戏剧悬念，因而在首演时，效果并不佳，萨特自己也承认，这是个不成功的剧本。剧本上演后，萨特对剧本作过一些删改。
《毕恭毕敬的妓女》：揭露种族歧视
这是一个两幕剧，1946年发表，1947年在巴黎首演，影响较大。这部戏剧揭示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并对美国黑人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剧情大致是这样的：
美国南方某城市的一家旅馆里。
一天早晨，刚从纽约来到此地的妓女利吉正在整理她的房间，突然门铃响了。她悄声对浴室里的男人说不要露面，然后打开了房门。门口站着一个黑人，一见她便哀求她帮忙。莉吉认出这正是前天她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黑人。黑人告诉她，城里的白人正在四处搜捕他，他已走投无路，不过他的确是无辜的。他恳求莉吉为他出庭作证，莉吉同意了。可是当黑人要求她把他藏起来时，她便粗暴地把黑人关在门外。
这时弗雷德从浴室里走了出来。莉吉情绪很好，有说有笑，但弗雷德却满脸阴沉，言语粗鲁，甚至不愿把自己的名字告诉莉吉，并且不时地表露出他的轻蔑。莉吉用开玩笑的口吻提起他们昨夜的欢情，弗雷德越发恼怒。他把一张十美元的钞票放在桌子上，作为酬报。莉吉好奇地闭上眼睛，猜测着自己在这个古怪的客人眼里的身份，当她发现自己手中拿着的只是一张十美元的钞票时，她激怒了，两人对骂起来。弗雷德威胁莉吉，说他是参议员克拉克的儿子，并且拿出他家的一张照片，莉吉果然安静了下来，并为刚才自己的无礼表示歉意。她真诚地问弗雷德，既然他对爱情已经厌倦，为什么还要到她这里来？弗雷德沉默半响，又问起了莉吉前天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件事。
那天，坐在莉吉旁边有两个黑人，他们非常安分地在那里聊天，甚至没有看莉吉一眼。一会儿，上来四个喝得醉醺醺的白人，他们纠缠着莉吉，还要把旁边的两个黑人推下车去，两个黑人无可奈何，奋起自卫。结果一个被白人用枪打死，另一个则跳车逃跑了。
现在弗雷德却硬要莉吉编造一个谎言，说是那两个黑人想****她，白人闻声赶来，打死了一个想动刀子的“黑鬼”，他告诉莉吉说，现在全城的的人都是这样解释这桩杀人案的，她也必须这样去出庭作证。莉吉拒绝道，白人没有权利杀害一个无辜的黑人，我要说出事实真相。弗雷德根本没有把莉吉放在眼里，他承认，凶手正是他的表弟托马斯。接着掏出了五百美元扔向莉吉。莉吉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开始哭闹起来。
这时门铃响了。两个警察走了进来，他们指控莉吉卖淫是犯罪行为。弗雷德立即从旁证实警察的指控。莉吉矢口否认，态度极为强硬，她对这种串通一气的欺骗十分愤怒。于是警察干脆直截了当说明真正的来意，他们拿出了一张事先拟好的伪证词，要莉吉签字，同时用坐班房来威胁她。但莉吉毫不示弱，拒不从命，三个男人束手无策，面面相觑。
这时参议员克拉克走了进来。他显得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赞扬莉吉做得对，甚至责备警察不该擅自闯入她的房间。他向莉吉表示歉意，又叹息着他那可怜的妹妹——托马斯的母亲的不幸。参议员的悲痛神情引发了莉吉的恻隐之心。参议员告诉莉吉自己正是受了那位白发苍苍的母亲之托才来向莉吉求情的。莉吉感动了，她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遗憾：要是那黑人真的要对她非礼就好了。参议员察言观色，乘虚而入，以美利坚民族的名义，要莉吉在那个黑人下流坯和托马斯这个民族精英之间作出选择。莉吉被参议员的花言巧语弄得昏头昏脑，她在想，如果她救了托马斯的命，就会有一个慈祥的老妇人在遥远的地方怀念着她，感激着她，说不定还会给她寄鲜花来呢。莉吉终于在伪证上签了字。但她又仿佛觉得是受了骗，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夜晚，街上一片嘈杂之声。黑人从窗口爬进了房间，听到门铃声，便躲在帷幕的后面。莉吉从浴室里出来，发现参议员走了进来，参议员告诉莉吉，托马斯已被释放了。然而她更为关心的却是那位老母亲的态度。但她终于知道：那位老母亲既没有感动得哭起来，也没有询问一下那位救她儿子性命的姑娘是什么人，而只是认为她尽了应尽的义务。莉吉失望了。参议员给她一个信封，莉吉以为是老妇人给她的信，她满怀希望地打开信封，里边只有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莉吉对参议员感到一阵轻蔑。
黑人从帷幕后面走了出来，请求莉吉为她提供一个藏身之地。外面，荷枪实弹的白人正在埃家埃户地搜捕他。莉吉承认自己迫不得已说了谎。但这时，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那些人用美利坚民族的名义欺骗了二十五年之久。她拿出一支手枪，鼓励黑人向追捕他的白人开枪，最好是打中参议员的儿子弗雷德。但黑人无论如何也不肯接过那支枪，他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出结论：白人的“真理”是无法抗拒的。
三个持枪的白人走进房间。莉吉神态自若，轻易地把他们哄骗过去。黑人感激不尽，吻着她的裙裾。这时门铃又响了，她让黑人躲进浴室。弗雷德出现在门口，莉吉一见则大为恼火，骂不绝口，弗雷德则大骂莉吉是魔鬼。忽然浴室里发出响声，弗雷德起了妒意，非要检查一下不可。他发现了躲在里面的黑人，便拨出了手枪，黑人逃走，弗雷德紧紧跟上。外面传来两声枪响。弗雷德没有追上黑人，转身回到莉吉的房间，他发现莉吉正端着手枪对准他。弗雷德拿出他父亲的伎俩，花言巧语地讲述着他的家族的优秀血统和光荣历史。莉吉始终一言不发，最后顺从地倒在弗雷德的怀里。
1945年1月至5月间，萨特曾担任《战斗报》和《费加罗》报驻美国特派记者，他目睹了美国的种族歧视。为了表示义愤，表示对黑人的同情，为他们的遭遇提出控诉，萨特写了这个剧本。这个剧本的思想性很强，它“尖锐地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上层统治阶级的卑劣”。剧中那个不知名姓的黑人在剧中虽然只出现过三次，但剧中所要揭示的恰恰是美国黑人的悲惨遭遇。剧中的黑人说，“当一些素不相识的白人在一起议论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黑人将要送命”；白人弗雷德说，“看到黑人，这总是一件倒霉的事情。黑人就是魔鬼。”萨特一贯主张文学要“介入”生活，揭露黑暗和荒谬，《毕恭毕敬的妓女》正是这样的作品。正因如此，这个剧1947年在巴黎上演时，曾受到官方的责难，有人指责它是反美的，认为它污蔑给欧洲带来自由的美国，因而禁止上演。
但是，作为一个存在主义的戏剧。自由选择的原则仍然体现在剧中。剧中展现了人物的特殊境遇和人物在境遇中的自由选择。剧情是围绕着妓女莉吉的活动展开的。莉吉在不同时刻的不同“自由选择”构成了本剧的主要内容。当黑人第一次出现，请求她出庭作证，证明他是无辜的时候，她答应了，这是她出自内心的选择，是真正的选择。当黑人要求她把他藏起来的时候，她却粗暴地把黑人关在门外，这也是她真正的自由选择。她答应给黑人作证，是出自良知，出自正义，她知道黑人是无辜的；她不愿把黑人藏起来，因为她也是白人，也有白人的偏见与高傲，她的这种选择似乎也是合乎常情的。当警察破门而入，以卖淫罪威胁她，要她在伪证词上签字时，她坚决拒绝，对他们表示了轻蔑和厌恶，弗雷德用五百元收买她，她也不动心，这也是她真正的自由选择。但是，当老奸巨猾的参议员克拉克，用花言巧语，以托马斯母亲的名义，以美利坚民族的名义来诱骗她时，她改变了主意，终于在伪证上签了字，这是她违心的选择。当黑人再次出现在她面前时，她不但将他藏起来，而且保护他逃走，把枪对准了弗雷德。这又是她一次真正的选择。最后，她听信了弗雷德的花言巧语不但没有开枪打死欺骗和玩弄她的弗雷德，反而顺从地倒入他的怀抱。萨特是根据他的真实性原则来塑造人物的，既不拔高人物，也不进行典型化的概括，只是展示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剧本的结尾，莉吉非但不开枪打死弗雷德，反而倒入他的怀抱，似乎显得有悖常情，这一点也曾受到人们的批评。但作为一个妓女，恐怕也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在萨特看来，只有这样才是真实的，他不想去拔高人物。
剧中的黑人完全是被剥夺了自由，受人任意摆布的羔羊。但他不能勇敢地选择，当莉吉把枪扔给他时，他却说：“我不能向白人开枪，……因为他们是白人。”萨特对这种不敢积极选择的作法是持批判态度的。英雄还是懦夫，都是由你自己造成的，人是自由的，选择是绝对的，人有砸碎任何“地狱”的权利。所以作者借莉吉之口说，“那又怎么样？因为他们是白人，他们就有权像对猪一样放你的血吗？”
《毕恭毕敬的妓女》深刻地揭示了种族歧视的丑恶现象，并且通过黑人的悲惨命运，呼唤人们积极选择，奋起反抗，人的自由选择是绝对的，人有打碎一切牢笼的权利。这个剧本在法国甚至在美国的上演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鉴于有的观众，特别是美国观众指责萨特有“反美倾向”，萨特于1946年一月十八日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致美国观众的公开信，信中说，“我一点也不是反美主义者，我一点也不明白所谓‘反美主义’是什么意思。……是的，如果我只是揭示你们的文明的可争议部分，那么，人们只好说我是反对这个文明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一个作家对于他的读者的责任和特殊使命，便是揭露他所遇到的无论任何地方的非正义；尤其是他所喜爱的国家容许犯有这种非正义的错误时，他更加要履行这一使命”。
《肮脏的手》：谁也不能清白执政
这是一个七幕话剧，完成于1948年初。《巴黎周报》上的广告曾给该剧题名为 《这个世界的善事》。萨特还曾考虑把剧名改为《红手套》或《情杀罪》。他解释说，由于担心《肮脏的手》的题目会引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它作为政治宣传，所以该剧的题目一再修改。毫无疑问，这是一出政治性很强的戏剧，其内容大致如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东欧国家依利黎。
奥尔加正在独自收听广播，苏军已经逼近依利黎国境。突然有人敲门，她迅速地抓起一支手枪，警戒地开了门。来人是雨果。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刚刚出狱。看得出来，雨果和奥尔加之间曾经有过亲密的友谊。奥尔加的神情缓和下来，但始终显得冷漠和怀疑。雨果询问两年来无产阶级党的情况，奥尔加有些吞吞吐吐，答非所问。雨果在猜想：党组织过去认为他尚可利用，现在大约已改变主意。因为在三个月前，他在狱中收到一个化名人寄来的包裹，里面有酒心巧克力和香烟，另一名犯人吃了他的巧克力，结果一命呜呼了。雨果出狱后，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妻子捷西卡早已离开了他。他只好投奔过去的同志奥尔加。
这时，一辆汽车停在门前，奥尔加知道是党内的同志们来了，便急忙让雨果躲进了自己的卧室。
查理和法郎兹一直在追踪雨果，此时，他们正奉路易的命令前来干掉他。奥尔加阻止了他们，并找来了坐在汽车里的路易。路易说，象雨果这样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已经不可挽救，尤其危险的是他讲话太多。但奥尔加却说她要亲自搞清楚两年前雨果枪杀党的书记贺德雷一事，究竟是情杀还是政治谋杀。路易作了让步，答应在当晚十二点钟听候奥尔加的回音。
只剩下奥尔加和雨果两人了。奥尔加要求雨果把两年前枪杀贺德雷事情的原委讲给她听。
那是在1943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奥尔加家中。担任党报编辑的雨果正在打字，他入党已经一年多了，当时他在党内的化名是腊斯科尼柯夫。在隔壁的房间里，贺德雷正在召集委员们开会，讨论他的一项提案：目前在依利黎存在着三大政治势力，一方是摄政王的法西斯政府，另一方是由共产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人合并而成的无产阶级党，处在二者之间的则是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的五角大楼党。贺德雷建议，实现三方势力的联合，在战后分享政权。
委员会以四票对三票批准了这项提案。持反对意见的另一位党的领导人路易则怒气冲天，他相信，只要除掉贺德雷，其他人就容易控制。他决定派一再要求参加实际工作的雨果去担任贺德雷的秘书，作为内线配合刺杀行动。但雨果却要求独立完成这项秘密任务。
雨果和妻子捷西卡搬进了贺德雷居住的乡间别墅。贺德雷早就风闻有人要谋杀他，因此防范极为严密，三个彪悍的警卫枪不离手昼夜守护着他。
雨果夫妇的房间还没有安置好，两个警卫就奉命前来搜查。雨果以尊重自我的名义拒绝他们。两个警卫大大地嘲弄了一番雨果这个穿着体面的煤业公司董事长的阔少爷。双方争执不下，贺德雷出来解围。他心平气和地居中调解，表示对雨果是信任的，但搜查还是必要的。雨果担心搜出箱子里的手枪，紧张得脸色惨白，但搜查结果，并没有发现手枪，原来捷西卡早已把枪藏在自己的怀里。
捷西卡对这场冒险游戏兴味盎然。她是个漂亮富有的女人，从未参加过雨果的政治行动。雨果曾经严肃地告诉过她，他将用这支手枪杀贺德雷，但她却把它当作是“演戏”。不过，捷西卡似乎一开始就对贺德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十天过去了，雨果仍然没有行动。这天下午，贺德雷正与保尔亲王和五角大楼党书记卡尔斯基进行谈判，雨果担任记录。正当雨果把手伸进了放着手枪的口袋时，花园里发生爆炸，玻璃窗被炸碎。
这颗炸弹使雨果十分恼火，他断定路易已经把他“撤职”了，他连声咒骂扔炸弹的人是混蛋，并且不停地喝酒，很快就醉倒了。
扔炸弹的是奥尔加。原来，党组织认为雨果延误了行动的时机，决定把他作为叛徒处决。奥尔加出于友情，背着党组织采取了行动，企图炸死贺德雷，或是造成雨果与贺德雷同归于尽的假象，为他保全名节。当她得知并没有成功时，便悄悄来到雨果的房间，要求雨果必须在明晚以前了结这件事。
到这时候，捷西卡才真正相信了雨果的“秘密使命”，她为贺德雷将被杀死而感到惶惑，竭力劝说雨果与他和解。雨果则坚信自己和路易是正确的，而贺德雷的作法简直像一个叛徒。这时贺德雷来找他们聊天，捷西卡不失时机地把雨果的反对意见告诉了贺德雷。他们开始了一场冗长的辩论。贺德雷认为，目前无产阶级党无力单独进行一场暴力革命，只有走联合这一道路才是现实的。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目标，一切有效的手段都可利用，那怕是说谎、妥协，或是玩弄权术。他毫不隐讳地承认，他有一双伸进了血污中的肮脏的手。这一切都是雨果所不能容忍的。他声称，与他观点一致的人大有人在。可是贺德雷却无情地预言，终有一天雨果将会发现，别人所以反对这样做，只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而把它当作原则问题来加以反对的恐怕只有他雨果一个人。雨果终究没有被说服。
第二天早晨，捷西卡赶在雨果之前来贺德雷的办公室，把雨果的决定向他和盘托出，并请求他不要伤害她的丈夫。当神情委靡的雨果走进办公室时，贺德雷虽然多了几分戒心，却料定他不会向自己开枪，他想把自己这一想法直接告诉雨果。当贺德雷转身去倒咖啡时，他的手指已经扣住了扳机，但终于没有开枪。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他请求贺德雷允许他出去散散步，认真思考一下。
一直躲在窗帘后面的捷西卡，在雨果出去之后便出来纠缠贺德雷，她表示自己真的已经爱上了他。贺德雷起初竭力回避她那明显的挑逗，随后还是吻了她一下。这时雨果推门而入，正巧目击了这一幕。他怒可不遏，向贺德雷连开三枪，贺德雷倒地而死。
雨果讲完了他的故事。
雨果反复思索着他杀死贺德雷的动机，他始终认为那纯粹是一个偶然。假如他没有看到那一幕，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当时他回到办公室是打算与贺德雷和解。他爱贺德雷，甚于爱这世界上的任何人。奥尔加对他这样的解释十分满意，她劝雨果重新入党。雨果对她表示信任。
离跑易规定的时间还差五分钟，奥尔加决定把一切事情都告诉雨果：在他入狱后，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去年冬天，党与苏联恢复了联系，苏联为了避免与盟国发生磨擦，不希望依利黎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指示党与其他各派势力联合。现在事实证明当初贺德雷的主张是正确的。党应该给贺德雷恢复名誉。至于雨果的谋杀行动，路易等人向党内作了解释，把这一案件说成是纯粹的情杀。雨果听到这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他终于明白，贺德雷、路易和奥尔加都是同一类人，都是冷酷无情的家伙，而只有他自己死抱住纯洁的理想，至今仍然认为贺德雷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为自己感到羞愧，羞愧自己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而不是出于政治热情而杀死了贺德雷。他不能再和这些人在一起工作了。
门外响起了汽车声，路易他们来抓雨果来了。奥尔加竭力要挽救雨果，让从窗子逃走，但他拒绝了。激愤的雨果大步向门口走去，大声喊叫着踢开了房门。
《肮脏的手》这个剧本政治色彩十分浓厚，表现了萨特对“戴红手套干活”的政客的揭露和对天真地追求“理想”而被政客们所利用的青年的同情。
作为党的领导人，贺德雷可说是一个实干家，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只要对党有利，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利用。他承认：“我的手是脏的，一直脏到胳臂，我把我的手插到粪堆里、血泊里。”不过萨特认为，这种选择是不可避免的，是合理的。同时萨特也不否认路易的暗杀阴谋。作为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当他在路线上与贺德雷产生矛盾时，指派雨果去行刺也是情理中之事。而贺德雷也能始终坦然地对待这一切。
这体现了萨特对政治的看法，在萨特看来，在任何政治形势下，取消谎言是不可能的，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又不“玷污”双手是不可能的。
萨特对雨果是同情的，雨果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青年。他不了解党内斗争的实质。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感到空虚和孤独，为了寻求个人解脱，他加入无产阶级党，他期望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上一世纪末，俄罗斯有一些人，口袋里装着炸弹，站在大公路过的地方。炸弹爆炸，大公炸死，投弹的人也同归于尽。我也能这样干。”同时他又渴望保持个人的纯洁性，他认为革命的手段也应该是最纯洁、最符合道德理想的。他遵循“自由”原则，他说：“我尊重命令，但我也尊重我自己，……我加入党，是为了有朝一日所有的人都有尊重自己的权利。”在萨特看来，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无产阶级者嘲笑雨果说：“我的小伙伴，我们加入党是因为挨饿挨够了。”而雨果没有挨过饿，他加入党只是出于某种荣誉感或某种抽象的正义感。
针对雨果关于纯洁性的幻想，贺德雷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多么看重自己的纯洁性啊！你是多么害怕弄脏自己的手啊！好吧，保持纯洁吧！但这对谁有什么用处呢？纯洁，这是印度出家人和僧侣们的理想。”在贺德雷看来，雨果不过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关于热爱人类的说法，不过是些空洞的没有意义的华丽词藻。贺德雷说：“你不爱人，雨果，你只爱原则，……而我爱他们，就爱他们现在这个样子，连他们的卑鄙龌龊和一切恶习在内。……你的纯洁等于零。你所梦想的革命决不是我们的革命，你并不想改变世界，你只想炸毁世界。”这实际上是对雨果宣称：玩政治，就必须要有一双肮脏的好手。雨果所追求的显然不是这种政治。因此，在戏的结尾，雨果坚持不肯撒谎，拒绝了党的“挽救”，大胆地选择了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萨特对待雨果与贺德雷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同情雨果，因为雨果是他的哲学和道德理想的化身。同时他又不能不敬重贺德雷，他承认，“肮脏的手”就是参与现实生活的手，就是实实在在工作的手。“肮脏的手比戴手套的手干活要好得多”。
《肮脏的手》虽是一个政治剧，但它仍然表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贺德雷的死是出于一场误会。雨果已经准备与贺德雷和解，当他走进办公室的一瞬，却碰巧发现自己的妻子正偎依在贺德雷的怀里。情欲占胜了理智，他朝贺德雷开了枪。雨果说：“完全是出于偶然，……这实际上是一出没有杀人凶手的谋杀案。”这里正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人的生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人的死也是偶然的。
这就是人生的荒诞性。
在构思《肮脏的手》时，萨特认为有两件事促使他写了这个剧本。一是他发现，在他的学生中，一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也加入了共产党；二是，萨特和西蒙娜?波伏瓦在纽约时，曾和托洛茨基的旧秘书会见。这位秘书是斯大林派来的，他告诉萨特和西蒙娜，他接到暗杀托洛茨基的任务后，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托洛茨基同住在一所受到严密监视的房子里。萨特曾表示过，剧本对于那些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表示了同情，同时也暗示了对斯大林统治的怀疑。不过萨特还是力图避免过分显露他在剧本中的政治倾向。他对《战斗报》记者说过：贺德雷与雨果分别代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理想主义，但萨特本人却并不表示赞成那一派。不过后来萨特又表示：就我个人看来，政治需要人们弄脏自己的手，必须如此。
《肮脏的手》的上演受到群众的欢迎，但在政界却引起激烈批评。法国共产党方面反响尤为强烈，他们指斥说，“为了三十个银币和一盘美国扁豆，萨特把最后一点荣誉和正直都出卖了”。《人道报》批评说：“难于索解的哲学家，令人恶心的小说家，引起公愤的剧作家，第三势力的政客——这就是萨特先生经历中的几个阶段。”苏联方面也表示了抗议，认为《肮脏的手》有“反苏宣传”倾向。
不过在美国，确实有人想利用《肮脏的手》进行反苏宣传。1948年 11月，美国报纸刊登了《肮脏的手》的英译本，题目为《红手套》。但萨特说，英译本的大部分文字被纂改。萨特曾为此提出抗议。
由于《肮脏的手》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社会影响又很大，萨特对剧本的上演始终持谨慎态度。特别是五十年代，他向共产党靠拢时，每次上演都要事先与党的有关领导人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萨特曾拒绝《肮脏的手》在西班牙、希腊和印度支那上演。他解释说：我并不否定《肮脏的手》，我讨厌人们任意利用它，我的剧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