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与上帝》：上帝死了
这是一个三幕剧，创作于1951年。萨特在剧中塑造了一个欺骗成性、哗众取宠的葛茨的形象。剧情大约是这样的：
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的德国。
大主教统治下的沃姆斯城的市民举行叛乱，他们把全城的教士关押起来，限制主教的行动自由。同时康拉特和葛茨兄弟联合起来进犯主教的领地。主教处于腹背受敌的处境。
主教很快就利用了康拉特兄弟间的不和，拉拢了葛茨。但是主教无法控制这个魔鬼，葛茨不满足于守卫后方，擅自包围了沃姆斯城。葛茨是个以作恶为乐的魔鬼，又是德国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说不定他会血洗全城呢。于是城中居民惶恐不安。市长召集市政会议，决定派人去与葛茨谈判。
主教要求市民释放所有的教士，打开城门与葛茨和谈。面包师纳司蒂号召人们反抗主教和富人。在一片混乱之中，主教被打死。
海因里希神甫因为受到市民的尊敬才没有被逮捕。他拾起主教的钥匙，打开修道院的地下通道，连夜出城，来到葛茨军营，主动要求放军队进城，但必须保证全城居民的生命安全。其实他心里明白，他是在跟魔鬼打交道，自己的行为实在是叛变。
银行家以大主教使者的身份来到葛茨军营，他答应以优厚的代价换取葛茨的合作，只要他保住沃姆斯城。葛茨回答说，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杀人是他的天职，既然人人都劝他饶过沃姆斯城人，那么，他偏要来一场大屠杀。他下令把银行家捆了起来。
面包师纳司蒂打算到附近的农村去，一周之内集结一万多名武装农民，援救沃姆斯的穷人。在路途他听说已经有人出卖了沃姆斯，便径直来到葛茨军营。他建议葛茨立即攻下城市，杀死全城的教士和富人，给农民以武装，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以爱为宗旨的上帝的城市。但葛茨却回答说，他是热爱贵族的，至于上帝，他今夜定要把他钉到十字架上去。
葛茨得意万分。因为上天接连给他送来了海因里希、银行家和纳司蒂，而且还粉碎了军官海尔曼与自己身边的娼妓卡德琳娜企图刺杀他的阴谋。他下令给纳司蒂施肉刑，把卡德琳娜交给士兵去任意糟踏。
葛茨宣称，恶就是他存在的根本，他为作恶而作恶，使得上帝都手足无措。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在他的想象中，地狱如同荒无人烟的沙漠，只等待着他一个人。不料海因里希却在一旁嘲笑他说，地狱好比热闹的集市，这世界上人人都想作恶，而善则是根本不可能的。葛茨闻言，颇感吃惊，他当即放弃攻打沃姆斯的计划，下令释放俘虏，解散军队，他与海因里希打赌，从此以后，他偏要行善。双方约定在一年零一天之后再见分晓。
两个月过去了，葛茨在沃姆斯城的善举没有得到任何赞赏和支持。他与穷人称兄道弟，并且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他们，遭到的却是耻笑和唾骂。他派人到各地去传播他的许诺，要求其他贵族效法，煽动农民起义。于是葛茨在富人眼中成了德国贵族的掘墓人。但葛茨仍不敢初衷，继续行善。他认为善就是爱。人们不相爱，关键在于地位不平等。他决定改变这一切，实现大同世界。为此，他首先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然后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一个基督徒社团，取名为“太阳城。”
葛茨无法博得农民的信任。他取消租税，农民仍旧把粮食送进他的仓库；他要人人互称兄弟，农民还是口口声声称他是老爷。
在一所乡村教堂前，泰泽尔带领三名小教士从沃姆斯来卖赎罪券，在他那花言巧语的蛊惑下，农民纷纷把钱放进了教士的钱袋。站在一旁的葛茨与泰泽尔唇枪舌剑，争夺人心。这时从森林里来了一个麻风病人，希望能捡到一张赎罪券。教士们吓得躲进教堂，葛茨却迎上前去，吻了他的嘴唇。麻风病人却厌恶地擦擦嘴，表示不喜欢健康人的虚伪。泰泽尔趁机让麻疯病人在这一吻和一张赎罪券之间选择，麻疯病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赎罪券，并高呼教会万岁。葛茨大失所望。
经过许多努力之后，葛茨终于俘获了人心。他建立了“太阳城”，果然出现了太平盛世，无人酗酒，偷盗，丈夫不打妻子，父母不打孩子，乡村女教师教导农民，在认识葛茨之前，他们的本性是坏的，现在应当创造第二天性。
农民起义爆发了，但农民武装缺乏装备，军纪涣散。纳司蒂动员葛茨出来带兵，但葛茨回答说，只有严厉的手段才能建立严明的纪律，他不愿意再杀害那些无辜的农民了。不过他打算亲自向农民说明，他们几乎没有希望取胜。他把“太阳城”委托给希尔达，嘱咐人们永远以善对付恶，绝不要参与战争。然后自己去劝说农民要相信善。
当葛茨回到“太阳城”时，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和孤零零地坐在石头上的希尔达。所有的人都因听了希尔达的劝告而拒绝参战，被起义者活活烧死了。
又过了六个月，葛茨与海因里希在一年零一天前定的日子来到了。在一年零一天之前，海因里希断定，善是不可能的，现在已由葛茨自己证实了。他感到无路可走，他向上帝求救，明明知道那是无济于事的。他曾每时每刻在猜测自己在上帝眼中的形象，现在得到了答案，什么也不是。上帝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沉默即上帝，人类的孤独即上帝，如果上帝是存在的，人类则是虚无的，如果人类是存在的，则上帝不存在。既无上天，也无地狱，只有这人世是真实的，想摆脱人类是徒劳的，他要重新开始生活。
起义者把失败的罪责归咎于不肯出面指挥的葛茨。他们捉住了他打算把他处死。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葛茨转变了，愿意领兵作战。葛茨向纳司蒂表示，他希望结束三十六年来的孤独，与人们生活在一起，让人们遮住他头上由于失去上帝而造成的真空。既然今天的人类生来就是罪人，那么他的新生活也将从犯罪开始。他企求过纯粹的爱，那是愚蠢的，因为爱就是对共同敌人的仇恨：他试图行善，那也是遇蠢的，因为善恶是不能分割的。
葛茨当即行使指挥官的权力，下令吊死所有的逃兵，宣布人的统治开始了，他将成为刽子手，既然他注定无法成为人们中的一员，就只有头顶着这块真空而独自存在。
萨特自己曾解释说，这个剧本实际上是《肮脏的手》的续集，虽然故事发生在四百年前。他试图向观众表现一个如同《肮脏的手》的主角雨果那样，与他同时代的群众有区别的形象。这形象已经被历史粉碎。我现在的主角，葛茨，也同样被粉碎。因为他作为一个贵族和农民的私生子，也同样受到两方面的压迫。萨特还指出：我的主人公葛茨，作为罪恶的自由射手和无政府主义者，当他认为他大肆破坏时，实际上并没有破坏任何东西。他破坏人类生活，但并没有破坏社会，也没有破坏社会基础。当他试图做绝对的善事时，也同样意味着虚无。他施舍给农民土地，但又被重新收回。因为恰好是这一施舍引起了一场大战。因此，当他想在善或恶中做绝对的事情时，他所达到的无非是破坏人类生活。
萨特相信，人间并无绝对，任何自称达到完善或达到绝对的人，都是自欺欺人。葛茨追求绝对的善或绝对的恶，要么做上帝，要么做魔鬼，这也只能是幻想。
剧本还体现了萨特反对神或上帝的观念。“如果上帝存在，人就不存在，而如果人存在，上帝就不存在。”萨特通过人的存在、人的自由否定了上帝的存在。萨特在剧中借人物之口说出了这一思想，“上帝没有看到我，没有听到我说的，也不认识我。……缄默就是上帝，缺席就是上帝，人的孤独也是上帝。只有我：我独自决断恶行，发现善行。我欺世盗名，伪造奇迹，我现在痛斥自己，同时我也能为自己开脱，完全推卸责任。如果上帝存在，那人便是乌有。”
《涅克拉索夫》：讽刺****宣传
1953年萨特与法共的关系有所改善，这也导致了他对苏联的好感。1953年10月萨特应邀访问苏联。在二十多天的访问中，萨特参观了许多地方。回国后他写了四篇观感，肯定了苏联制度，他说在苏联他看到了新型的人。自访苏之后，萨特开始创作剧本《涅克拉索夫》。
《涅克拉索夫》是个八幕讽刺剧，1955年发表，并在巴黎上演。故事内容如下：
乔治?瓦莱拉是一个行骗有术、遐迩闻名的大骗子，警察正追捕他。
乔治逃进了《巴黎晚报》记者西比洛家中躲藏起来。西比洛和她的女儿维罗尼克二人在政治倾向上迥然不同。西比洛是 《巴黎晚报》****宣传的专栏负责人，维罗尼克则是一家进步报纸的记者。当乔治潜入西比洛家时，正好碰到维罗尼克，他告诉她警察正在追捕他，请求把他藏了起来。维罗尼克答应了。一会儿警察来询问，维罗尼克说她什么也没看见，便把警察打发走了。她掩护乔治，倒不是因为同情他，而是她对警察很反感。
不久，西比洛回到了家里，他的情绪很坏，满腹劳骚。因为今天报社董事长莫东找社长儒勒谈话，传达了内政部对《巴黎晚报》的指示，眼下，赛纳?马恩省就要进行选举，政府示意的候选人是布洛米夫人，因为她是主张重新武装德国的。可是布洛米夫人拥有的选票与法国共产党差不多，要挫败共产党人，就必须利用《巴黎晚报》加紧****宣传。社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洛西比，责成他第二天想出妙计，否则就让他卷起铺盖滚蛋。洛西比绞尽脑汁，想不出绝招。他向女儿诉苦，发牢骚。这时躲在隔壁房间的乔治听后，正中下怀，便毛遂自荐，说他有绝好的办法，他的高明的骗术可解洛西比之围。西比洛无计可施，只好听他的。
第二天，西比洛带乔治去见社长儒勒，说他是从苏联铁幕后面逃出来的一位苏联官员。乔治自我介绍说，他是苏联内政部长涅克拉索夫。的确，涅克拉索夫部长上星期二没有在莫斯科剧院露面，这事已经引起了西方记者的注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涅克拉索夫竟然出现在社长面前。儒勒将信将疑，但眼前这个人显得气度不凡，再加上董事长频频来电话，催问****宣传妙策，形势紧迫。儒勒先生宁可相信眼前这位就是涅克拉索夫。
涅克拉索夫要求社长把董事们都找来，要求满足他提出的一些条件，然后才肯把他所知道的苏联绝密内幕一一披露于世。
涅克拉索夫先从苏联的C计划谈起，这项计划包括：一旦世界大战爆发，苏联将占领法国，并且拟定了一个枪毙十万法国人的黑名单。
涅克拉索夫凭记忆说出了最先两万人的名字，其中包括所有现在和过去当过部长的高级官员。儒勒十分高兴，又问新闻界哪些人上了黑名单。涅克拉索第一个报了儒勒本人的名字。这使儒勒先生又惊又喜，马上命令立即在第一版以“涅克拉索夫逃抵巴黎；本社社长上了黑名单”为标题抛出这一最新重大新闻。
董事们相继来到报社，儒勒领涅克拉索夫和他们一一相见。所有的董事，除了董事长莫东之外，都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这些上了黑名单的董事们感到十分荣幸。唯有莫东感到迷惑不解。怎么会没有自己的名字呢？是不是涅克拉索夫记错了或忘记了？但涅克拉索却斩钉截铁地说：他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莫东先生就是没有上黑名单。至于为什么，涅克拉索夫说不知道，因为情报部长递交名单时没有附加说明。
莫东感到十分难堪，他要求儒勒在披露黑名单时加上他的名字。涅克拉索夫断然反对，因为他从来不弄虚作假，只能真实地报导他所揭发的内容，不能改动任何细节，否则他就离开《巴黎晚报》去找《法兰西晚报》合作。眼看一块到口的肥肉，岂肯让给他人。社长和董事们劝莫东妥协。莫东恼羞成怒，大骂涅克拉索夫招摇撞骗，痛斥他的同事不讲情义，愤愤然离开了报社。
《巴黎晚报》连续刊登了由涅克拉索夫口授的一篇又一篇耸人听闻的铁幕内部新闻。晚报的发行量猛增了三倍。布洛米夫人的选票越来越多，已经稳操胜券了。乔治得意忘形。正在这时，西比洛的女儿维罗尼克来找乔治。乔治开始不敢承认自己冒充涅克拉索夫，只说自已和涅克拉索夫是表兄弟。但维罗尼克揭穿了他的底细，乔治只好承认自己就是冒充的涅克拉索夫。维罗尼克责骂他是堆粪土。乔治为自己辩解说，如果他真是一位苏联官员，岂但是粪土，简直连狗屎不如。遗憾的是他不过是一个孑然一身的高明骗子而已，难道骗一骗那些阔佬不是应该的吗？维罗尼克反驳道，你欺骗的并不是富人，你不过是受资本家雇用而干欺骗穷人的勾当。维罗尼克拿出一张《巴黎晚报》给他看。上面登有“涅克拉索夫先生说他非常熟悉罗伯尔?杜瓦尔和查理?格斯特”的消息。乔治说他不认识这两个人，也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女记者告诉他，这是他的两个同事，人们想通过涅克拉索夫作证，诬陷他们受苏联收买。乔治答应说马上去找社长辟谣。
的确，维罗尼克说对了，大资产阶级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最高当权集团正在把乔治当工具使用。其实内政部早已知道涅克拉索夫是假冒的。但这一假冒适合了他们****宣传的需要，这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了。
警方的高级密探向乔治提出了要他提供假证词的要求，乔治不乐意，密探终于向乔治摊牌：要么作伪证，你继续当你的涅克拉索夫，要么拒绝作伪证，你就不再是涅克拉索夫，而是要投进监狱的乔治?瓦莱拉了。这时乔治开始后悔，不该冒充涅克拉索夫而卷入政治漩涡。他宁可当他的乔治?瓦莱拉了。
涅克拉索夫的骗局眼看就要拆穿了。《巴黎晚报》的社长和董事们十分懊恼，想不出什么妙计来挽救报社的声誉。这时董事长莫东带着西比洛赶到报社，西比洛已经把一切详情向莫东作了坦白交待。为了挽救报社的命运，莫东决定撤销儒勒的社长职务，任命西比洛为报社社长。并命令改组后的第一份报纸在头版头条，以半版篇幅，刊登特大标题“乔治?瓦莱拉卖身投靠共产党”，再加上大标题：“涅克拉索夫在出席布洛米夫人家招待会时被苏维埃分子劫持”，补以小标题：“不幸者在苏联驻法大使馆的地窖里度过了十二小时之后，据传已被装在一个大箱子中运往莫斯科。”
《涅克拉索夫》这个剧本纯粹是讽刺剧，并不体现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作者用喜剧的形式尖锐地讽刺了西方国家借反苏进行****宣传的做法。戏剧上演后，萨特解释说：通过 《涅克拉索夫》这场戏，我想表现的只是一个讽刺。首先，在这个现代社会里，我不能不采取这个形式；其次，是因为在法国有一种潜在的审查制度足以窒息这类戏剧。后来萨特又更明白地说：我的剧是公开地对于****宣传的讽刺。
《涅克拉索夫》上演后，曾受到一些左派报纸的批评，但苏联方面却十分高兴，1955年11月《涅克拉索夫》在莫斯科上演。
《阿托纳的隐居者》：人不能逃避存在
剧本创作于1959年，剧情如下：
故事发生在1959年联邦德国汉堡附近的阿尔托纳城。
欧洲最大的造船主盖拉赫患了绝症，医生诊断他最多还能活六个月。于是他召集家庭会议，安排后事。盖拉赫决定把企业和家产都交给二儿子韦尔内。唯一的条件就是：韦尔内和他的妻子约翰娜必须居住在他们家的老住宅里，一辈子也不能离开。老父亲叫儿子发誓。这位老父亲为什么一定要他们住在那幢多达三十二个房间、阴森可怕的古宅里？
原来，老盖拉赫是要二儿子韦尔内照顾他的长兄弗朗茨。弗朗茨在这座古宅里隐居十三年之久。除了妹妹莱妮可以进入他的房间送食物以外，弗朗茨拒绝见任何人，也从不走出他的房间。
可是家里对外面的人谈起弗朗茨时，都说他在四年前就死在南美。弗朗茨的遗像挂在客厅醒目的地方。
弗朗茨为什么要隐藏起来呢？
当初，弗朗茨作为盖拉赫的长子，造船主对他十分宠爱，精心培植，一心想着让他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时希特勒已经上台，开始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盖拉赫负责建造兵舰，又把一块空地卖给国家建造集中营，迫害犹太人和波兰人。弗朗茨对父亲为纳粹服务表示不满。但父亲却说纳粹的行为有利于资本家开拓市场。他叫儿子不要多管闲事。一天，一个波兰人从集中营里逃了出来，弗朗茨把他藏在自己的房间里，纳粹分子要追究责任。老盖拉赫与纳粹头目交涉，最后纳粹分子同意不予追究，但弗朗茨必须参军。那年弗朗茨刚十八岁。他是个非常高傲，自尊心极强的人，营救波兰人的失败使他非常懊恼，也使他对父亲感到失望。
弗朗茨一声不吭地离家入伍，被派到苏联作战。在部队里他从不与家里人通信，他想在战场上用自己的血来抵偿父亲出卖土地所造成的过失。他勇敢作战，以求一死。但是死神偏不喜欢他，他求死不得，反而得了十二枚奖章。
纳粹德国战败后，弗朗茨从苏联只身逃回德国，一路上满目疮痍，断壁残垣，这又一次给他很大的刺激。到家之后，他从不出门，也很少说，整天借酒浇愁。一年之后，家里出了件乱子。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住宿在他家的一个美国军官企图****弗朗茨的妹妹莱妮，弗朗茨跑过来援助莱妮，与美国人博斗，莱妮用酒瓶砸破了美国人的脑袋。这下闯了祸。弗朗茨把一切责任都承担下来。美国人要追究这件事。老造船主又出面与美国人霍浦金斯将军交涉，最后将军决定给造船主一点面子，同意以弗朗茨离开德国为条件来结束这场官司。实际上弗朗茨并没有离开德国，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关便是十三年。
现在老头子快要死了，他非常想见见大儿子。约翰娜也想见识见识这位神秘的长兄。
原来，弗朗茨的头脑中，还一直铭刻着他刚从苏联逃回德国时所见的凋敝景象，他认为德国吃了政伏，战胜者想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整个德国民族。他们正在使整个德国灭种绝代。他想象中的德国是；城市被夷，满街荒草，工厂被洗劫，机器砸碎了，失业率直线上升，肺病流行，出生率下降，在杜塞尔多夫。有七百孤儿正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他因为不忍目睹这种惨状才把自己关在这房间里。十三年过去了，他认为德国变得越来越糟，再过二十年或五十年，最后一个德国人也会死绝。他以被告的证人和辩护者自居，他要保留自己的这张嘴，通过录音让后世的人们听到自己的声音，了解历史的真象。十三年来，他一直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法庭上为自己、为德国辩护。
约翰娜终于敲开了弗朗次的房门，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希望他走出家门，重新开始生活，并告诉他父亲快要死了。弗朗茨告诉约翰娜：他是一个被指控犯了谋杀罪的人，正是他的死亡登记才使摆脱了官方的追捕。现在约翰娜要他复活，无异建议他自杀。他再次向约翰娜回忆起那可怕的战时遭遇：他和其他五百名德国士兵在斯摩棱斯克被苏军围困，除他之外，无人生还。他还承认他曾虐杀过苏联俘虏。
弗朗茨看了莱妮给他的报纸之后，他终于发现：德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他爸爸的造船厂也更加兴旺发达。幻境已不复存在。他决定与父亲见面。
父子在隔绝了十三年之后重新见面。父亲告诉儿子，他曾经希望弗朗茨在他身后继承他的事业，给了他一切特权，可惜这些都没有用处，儿子注定是无所作为的，是要犯罪的。于是老头子顺便告诉儿子，斯摩棱斯克五百士兵中还有两个被苏军释放而生还，他们1956年曾找过盖拉赫，说弗朗茨是刽子手，想问老头子要一笔钱来作为他们保持沉默的代价，盖拉赫这才决定找人去阿根廷弄一份弗朗茨的死亡证明书。并且把二儿子从汉堡叫回来准备接自己的班。这一切都应由他做父亲的来承担责任，盖拉赫承认自己是唯一的罪人，他向儿子表示道歉。弗朗次听后，马上表示，这正是他迟迟没有自尽而等待着从父亲口中听到的。他同意一切责任都在父亲，但是斯摩棱斯克的屠杀除外，他应独立承担责任。现在他可以和父亲一同去死了。于是弗朗茨和他的老子一同乘车出走；用车祸来掩盖两人的同归于尽。
剧本塑造了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弗朗茨对法西斯战争负有罪责，但他不敢正视这种罪责，力图逃避它，摆脱它，他为自己辩护，为德国辩护，但他始终不能摆脱心灵的困境，因而遭到精神上的折磨。萨特主张正视存在，勇敢选择，因为存在是不可逃避的。
在剧本中，萨特还通过弗朗茨的口说出了存在主义原则：残酷的敌人总是在暗中等待着人，这个残酷的敌人就是“没有毛皮的恶兽，即人”。他人就是地狱，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人注定永远孤独。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集体，甚至连两个人都没有。永远只有一个。“一人，还是一个，永远是一个：多大的误会。”弗朗茨这样说。
剧本一方面揭露了法西斯及其帮凶的凶残，另一方面通过重温战争的历史教训，启发人们抵抗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正象萨特所解释的那样， “在一个正在向暴力社会演变的历史阶段，谁都逃脱不了折磨别人的危险……没有一个观众会按表面现象理解我所展示的德国。没有一个观众会认为我真的想讲一个前德国兵在1959年的情况。在这个德国的背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阿尔及利亚。”
《圣徒谢奈》与《家庭白痴》
萨特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小说和戏剧里，也体现在他的传记作品里。萨特的文学传记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通过对人物的分析研究来阐发他的哲学思想。可以说他的文学传记既是文学著作又是哲学著作。《圣徒谢奈》与《家庭白痴》就是这佯的两部传记作品。
《圣徒谢奈》
这是萨特在1952年发表的一部文学传记。早在1944年，萨特的朋友从狱中带来一部小说 《我们的花卉女士》。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名叫让?谢奈的囚犯。谢奈因为偷窃和同性恋而正在狱中服刑。谢奈是个传奇性的人物。他一来到人世就被母亲遗弃，送进了慈善机构。十岁的时候，他因偷了他的抚养人的东西而被赶出家门。从此他开始了流浪生活，学干各种坏事，他扒窃，赌博，扰乱社会治安。但他有很高的文学天赋，自学成才，写下了许多精彩的诗歌和小说。谢奈多次进监狱，但并不沮丧，在狱中坚持阅读和写作。
萨特被这个囚犯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他相信，谢奈是一个可堪造就的天才。
1944年5月谢奈刑满出狱。萨特与加缪、波伏瓦等人在一家咖啡馆里会见了谢奈。他们之间的交往从此开始。谢奈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波伏瓦曾经在她的文章中写道，“他没有任何理由去尊重这个抛弃了他的社会，但是他的眼睛仍就在笑。和他在一起谈话是轻松的。他是好听众，并且很快对问话作出回答。你一点都不会猜想到他是一个自学成长的人，他有那种天生获得一种文化背景的人所共有的那种坦率态度。看到他，你的指斥和偏见便会荡然无存。”
萨特十分同情谢奈的遭遇，1948年，萨特曾给法国总统写信，请求给谢奈减刑。萨特发现，谢奈的身上体现了不少存在主义思想。他陆续写了一些有关谢奈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还为谢奈的《窃贼日记》写了引言。1952年，萨特发表了他的一部近600页的长篇巨著《圣徒谢奈——逢场作戏的角色与殉道者》。
在这部传记中，萨特试图用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一个作家的个人历史、遭遇、品格及其艺术成果，同他的作品的内容、影响，联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加以考察。据萨特自己讲，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说明心理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在解释问题时各自的局限性。证明只有自由才能从总体上阐明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说明这种自由在与命运搏斗时，起初被一些灾难所压垮，而后又转过来，逐渐地消除他们；说明才能不是天赋的.而是处于绝望境地的人们所创造的。”
萨特认为，谢奈相当完整地实践了他的关于“存在主义个人”的理论；人应该自由地选择他的存在，并承担起这种选择的后果。萨特说.谢奈在偷窃自己的抚养人财物被抓住时。就决定要去做一个贼。在他人眼里，谢奈是一个罪恶的家伙.而谢奈也正是决心要去做那样的人.第一次决定性的选择开始后，他的整个历险活动就展开了、他成了一个贼，一个同性恋者.一个诗人.一个圣徒，一个英雄，一个叛徒等等.别人这样看待他.他也这样接受.并且把自己造成别人认为的那种人。
萨特毫不隐讳地表示他对谢奈的极端主义道德观和美学观的赞同。谢奈曾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对这个社会的绝望，因此他无视一切道德原则，他搞同性恋，偷窃，做尽人间所痛斥的恶事；他无法无天，向社会和道德挑战；同时他又发表令人信眼的深刻的哲学思想。萨特称赞道：谢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英雄。因为他总是不顾最不利的环境和条件，努力按照世人对自己的看法造就自已，将自己与自己在世人眼中的形象统一起来。
萨特还进一步研究造成谢奈的那个社会，萨特说，当谢奈犯罪的时候，社会把它当作一个应受谴斥的怪物。然而这种谴斥中却包含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偷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着私有财产；同性恋之所以出现.因为社会上充满假装正经的人。萨特指出，谢东无疑是一个异化了的人，但他首先是异化了的社会的产物。这里表现出一种恶性循环。
《家庭白痴》
福楼拜是萨特十分喜欢的一个作家，还是在童年的时候，萨特就对福楼拜有着浓厚的兴趣，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萨特读过多遍，其中的最后几页，他读了二十多遍，能够整段地背涌。后来萨特写作《恶心》时也颇受福楼拜的启发，在描述海港风景和人物性格方面，受了福楼拜风格的影响，甚至《恶心》的主人公洛根丁这个名子也是从福楼拜的著作中找来的。
萨特试图通过对福楼拜的研究来验证他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
早在1954年，法共理论家罗杰?伽罗蒂就曾向萨特建议，他们各写一部专著，分别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理论去分析同一个为公众所熟悉的作家，以比较两种学说的优劣。
萨特对福楼拜的研究自1959年开始，但时断时续，直到1971年才开始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家庭白痴》，这部著作共2800多页，是一部资料丰富、典籍浩瀚的传记性文艺评论巨著。在福楼拜研究中，萨特重申了他在《圣徒谢奈》中的观点：在研究个人生活时，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都有缺限。萨特认为，弗洛伊德主义揭示了个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环境的发展，但二者都不能很好地说明个人与社会的结合。应当把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解释一个历史人物。
这样，对萨特来说，福楼拜就成了最好的研究对象。因为福楼拜对法国社会环境有着深刻的感受，同时又留下了十三卷书信集，福楼拜在书信中记录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心灵历程。
《家庭白痴》详细地描写了福楼拜的一生，尤其花了大量篇幅描写福楼拜的童年。福楼拜的童年非常不幸，而这不幸的根源又在于他的家庭。福楼拜的父亲是个医生，他习惯于独裁的作风，宠爱他的大儿子，决定把自己的医术传授给他。福楼拜感到自己受了冷落，深感妒嫉。他的母亲也不喜欢他，福楼拜从小生活在没有温暖的家庭里，他被看作是“家庭中的白痴”。这使他性格十分孤僻。后来父亲又强迫他学法律，预备将来当律师。但福楼拜对法律毫无兴趣，他在巴黎考试不及格，但家庭却逼迫他第二年再考。福楼拜只能顺从，但精神上却极度压抑，终于导致精神病发作。在此后的三十年之中，福楼拜一直处在精神的病态之中。这种病态使他得以放弃律师的职业而从事文学写作。萨特认为福楼拜的精神病是一种超越，他以精神病为代价获得了自由。
萨特在研究中发现，福楼拜从青年时代起，就表现出两个心理特征：“歇斯底里症”和“性消极”。他把这两个心理特征都带进了他的小说《包法利夫人》。萨特认为，福楼拜是个性变态者，具有自恋癖。他童年的经历使他具有服从性，依赖性等女性特征，他是一个女性化了的男人。这种特征使福楼拜深感羞耻，而又无从摆脱。因此，福楼拜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男性化的女性，——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就是福楼拜的化身。这恰好印证了福楼拜自己所说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这样，福楼拜受压抑的变态心理在想象之中得到了发泄，精神得到了某种安慰。
在《家庭白痴》这部著作中，萨特对他在《存在与虚无》中的绝对自由说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
萨特认为，福楼拜违背父亲的意愿，不作律师而要作一个文学家，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但他也不能不承担这一自由选择的后果。在写作《包法利夫人》的几年里，他遭受到许多痛苦的折磨。但是《包法利夫人》的成功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福楼拜一举成名，获得“现实主义文学之父”的美誉。萨特承认，福楼拜的选择不是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他所属的社会环境和全部的社会活动的产物。这就说明，福楼拜的选择仍要受社会环境的制约，而不是绝对自由的。这一点无疑标志着萨特思想的进步。
存在主义文学“三剑客”：
萨特加缪和波伏瓦
在介绍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的时候，不提及加缪与波伏瓦，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事实上，他们是法国最有影响的存在主义作家。虽然他们之间有着差异和分歧，但毫无疑问，他们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三剑客”。
加缪 （1913—1960）
把加缪归为存在主义作家之列，在开始时，与萨特一样，加缪是十分不情愿的。“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我总是惊奇地看到我们的名字被连在一起。我甚至想有朝一日发个小小启事，具名者声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但并不担保相互之间没有受到影响。这是笑谈。我们各自写的书，都无一例外，都是在我们认识之前出版的。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是确认分歧。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出版的唯一论文，《西绪福斯的神话》却是反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的。”这是 1945年 11月 15日加缪所作的声明。
声明归声明，这并不妨碍人们从加缪与萨特的作品找到共同之处。人们仍然称他是存在主义者。
1943年6月，萨特的剧本《苍蝇》在巴黎上演，彩排那天，萨特正在大厅里，突然有个褐色皮肤的年轻人，自我引见，自报家门：阿尔贝?加缪。这是萨特和加缪友谊的开始。
阿尔贝?加缪1913年11月7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镇。那时的阿尔及利亚还是法国的殖民地。他的祖籍是法国的阿尔萨斯。加缪的父亲是个农业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那时加缪不满一周岁。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父亲死后，母亲带着加缪到了阿尔及尔。母子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童年给加缪的记忆是暗淡的，“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鼓声中长大的。而我们的历史从此就未曾断过屠杀，不正义或暴力”。他们住在贫民区里，母亲在一家弹药厂工作，有时帮别人做点家务，靠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
加缪在一个教师的帮助下，考取了奖学金，进了阿尔及尔中学，又靠着勤工俭学进了阿尔及尔大学。十七岁那年，加缪患了肺结核，这给他心灵留下了终身难以抹去的阴影。在后来的生涯中，他当过气象员、商店雇员、政府小职员等等。1933年德国的希特勒上台执政，加缪很快投入了巴比塞和罗曼?罗兰所领导的反法西斯运动。1934年加缪加入法国共产党，第二年又退出。1936年加缪完成了毕业论文，他打算去教书，但因健康原因未能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做教师的希望遂告落空。1937年加缪前往阿尔及利亚的北部山区进行社会调查，写出了轰动一时的长篇报导，揭露当地少数民族的悲惨生活状况，试图引起法国政府的注意，以便改变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
二战爆发后，加缪打算参军，但他的健康状态不佳，入伍要求遭拒绝。但他对大战的性质是清楚的。他认为那是反动派之间的战争。面对这场残酷的战争，他说，第一件事是不要绝望，别太听那些人高喊世界末日。让我们宣誓在最不高贵的任务中完成最高贵的行动。不久加缪离开阿尔及尔到法国。他一面为一些报刊撰稿，一面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同时还在一家私人学校任教，给那些被排斥在教育之外的犹太儿童授课。并且建立了一个组织，帮助一些犹太人在突尼斯寻找栖身之地。1941年法国共产党员加尔里埃尔?贝里被德国法西斯枪杀，加缪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决定参加抵抗运动。他说：“我一直觉得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我憎恨暴力，但我更恨暴力的机构。” 1942年和1943年，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的神话》相继发表，这两部著作发表后，反响很大，加缪一举成名。
二战结束后，加缪担任记者和编辑工作，同时埋头文学创作，但他仍然关心政治。1947年他谴斥法国政府对马达加斯加起义的镇压；1949年他又声援被处死刑的希腊共产党员。他表示，一个艺术家不应对时代的危机袖手旁观。不过在五十年代，加缪逐渐对政治冷淡了。
1951，加缪发表了他的《反抗者》一书。他认为，在荒诞的环境里，反抗是唯一的出路，反抗是人的本质，反抗意味着人性的存在，人性就是反抗为自己规定的意义和界限。任何一种反抗如果违反了人性，超越了界限，就失去了意义，导致了虚无主义。
加缪在《反抗者》一书中还认为，历史并无方向，也没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美好描述，不过是乌托邦幻想而已。他相信，人不能创造一个绝对完满的社会，苏联人也同样做不到，标榜共产主义不过是自欺欺人。因此，加缪认为苏联今天的一代人为明天的所谓“完满的社会”而牺牲自己的权利和幸福，实在是悲剧。
加缪还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所谓“善的暴力”，他激烈的谴斥苏联的“劳改集中营”制度。在加缪看来，革命往往伴随着法西斯暴力出现，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就是例证。他还嘲笑革命者对绝对抱有真诚的幻想，比如他们相信绝对的正义能够创造出和谐的天堂，但同时却又掩盖矛盾，压制一切自由。
加缪的《反抗者》受到法国作家尚松的批评。尚松指斥加缪是一个“消极的无神论者”。加缪对此大为不满，并加以反驳，而且把矛头指向了萨特。萨特认为加缪对尚松的态度武断粗暴，采取了警察的方式。加缪则讽刺萨特 “从不设法提出什么奏效的东西，却总是把座椅放在历史的方向上”。又指斥萨特对苏联的“反人道行为”不作出任何批评。
萨特发表了长文《致加缪书》，与加缪进行辩论。萨特否定了加缪关于历史无方向、无意义的观点。至于苏联的集中营问题，萨特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他并非没有注意到苏联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他写道，“您声称我从未对集中营说过一个字，而这则是污蔑。是的，加缪，我象您一样认为这些集中营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是 ‘资产阶级新闻’每天所使用的那一套也同样是不能接受的。……我感到他们利用其不幸，正如苏联利用其劳动一样。”
辩论的结果是萨特与加缪十年友谊的彻底决裂。
1957年，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
1960年，加缪死于车祸。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发表文章表示纪念，他说，“我跟他已吵翻了。吵翻，也无所谓，那怕彼此不再见面，还是生活在一起，不过是另一种方式而已，在我们这个狭小的世界上，彼此并没有从视线里消失。”他还说，加缪虽死，但他的文学事业将以其独创性而长存。
加缪一生创作有戏剧、小说和哲学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局外人》和 《百绪福斯的神话》。
《西绪福斯的神话》体现了加缪的“荒诞”哲学。所谓荒诞，指的是一种不合理、不可理喻、又不可克服的矛盾状态。加缪的荒诞哲学包括从觉醒到行动的全过程。觉醒即是意识到了荒诞，行动即反抗荒诞。加缪说，荒诞感首先表现为对某种生存状态的怀疑，比如一个人的生活总是起床、公共汽车、办公室或是工厂、吃饭，公共汽车、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一旦有一天，人们问为什么这样？并对此感到厌倦，试图拒绝这种生活，这就是觉醒，这就是意识到了荒诞。但是，意识到荒诞只是第一步，发现荒诞不能成为目的，而仅仅是个起点，重要的不是仅仅认识到荒诞，而是对荒诞采取什么行动。在荒诞的世界中，是以死来结束荒诞状态，还是以反抗来赋予人生的意义？加缪的准则是挑战，是反抗，向荒诞挑战和反抗，并以此获得人生的意义。加缪把荒诞比作西绪福斯的神话。希腊神话中说，西绪福斯被天神罚做苦役，把一块巨大的石头推上山顶，但每当巨石到达山顶时，立即滚落下去，他必须重新下山，重新推上去，到达山顶时，又滚落下去，西绪福斯就这样永无休止地重复着这种“无用而无望的工作”。西绪福斯认识到自己的悲惨命运，但他不屈服于这种命运。他敢于正视那块巨石，勇敢地把它推向山顶，他的这种不屈精神即是对命运的挑战和反抗。所以加缪说，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西绪福斯的苦役象征着人类的命运。但是加缪所感兴趣的不是人类命运本身，而是那种敢于正视命运，反抗荒诞，战胜荒诞的不屈精神。正因如此，加缪才会说，“我对人从不悲观，我悲观的是他的命运。”
西绪福斯的神话，就是加缪荒诞哲学的概括。
《局外人》是加缪在1942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所谓“局外人”即被抛出世界之外的人，主人公莫尔索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世界，又莫名其妙地离开这个世界。他好象是超越世界之外的人，对一切都抱无所谓的态度。他的母亲死了，他感到无所谓，情人爱不爱他，他无所谓，公司派他去巴黎，给他优厚的薪水，他无所谓，他开枪打死了人，被投入监狱，他无所谓，律师替他辩护，他也懒得理睬，被判处死刑，他并不恐惧。生活是多余的，生命也是多余的。
加缪在这个故事中要说明的是：存在是荒诞的。主人公荒诞地生，荒诞地死。莫尔索对荒诞的经历和领悟正是对加缪哲学的图解。加缪相信，人活着就象西绪福斯那样，吃力地把巨石推上山顶，滚下来，又推上去，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人虽可对抗荒诞的世界，却无法改变它。但人却正是在这个徒劳的抗争中获得了意义和幸福。加缪所塑造的莫尔索这个形象就是西绪福斯式的人物。他意识到了存在的荒诞，能够自觉地对待自己的悲剧性处境，他感到自己是被世界抛弃了，“在这个骤然被剥夺了幻想和希望的宇宙里，人感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莫尔索就是这样的局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