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太阳还没有落，大街上的人都匆匆忙忙地赶着回家，街面上一时拥挤起来。我和身边的人不时地碰撞着，擦着他们的身体走着，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擦肩而过，很有意思。你的身体虽然被陌生人碰撞着，但是你却没有什么想不开的，碰撞了也就碰撞了。我去了附近的电信局，买了一个五百多块钱的191寻呼机，号码是1163469，当场让服务员调试了，然后就给白猫打了电话，把号码告诉了她，才朝洗脚屋赶去。
去洗脚屋的路上，我心里就忐忑不安，担心杨洋不出来见我。结果像我担心的那样，根本没有见到杨洋。洗脚屋的那个姓柳的老板见我去了，就说杨洋在给客人按摩，没有时间见我。又说，“杨洋不是告诉你不要再来找她了？她说过不见你就一定不会见的。”我猜测杨洋对柳老板叮嘱过了，于是就磨蹭着不肯离开，希望见到我认识的豆豆，但是豆豆一直没有露面，我就只好问道：“豆豆在吗？”
“也在接待客人。”柳老板不冷不热地说，“你想洗脚按摩？我们还有别的小姐。”
我摇摇头，把手里的报纸交给柳老板，说：“麻烦你交给杨洋，上面有一篇写她的文章。”
柳老板接过报纸，看了看那篇文章，说，“我代杨洋谢谢你了。”我准备离开洗脚屋的时候，想起自己刚买的呼机，就把寻呼机的号码留给柳老板，希望她能转告杨洋。“她有事的时候，就呼我。”柳老板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写着号码的纸条接过去了，没有一句话。
离开了洗脚屋，我站在大街上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了，我的心很灰暗。越来越浓的夜色正从四周漫上来，笼罩了这座城市，在这夜色里，一切的夜生活开始了。我沿着马路慢慢走着，看着从我身边走过的一个个陌生人，很希望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能突然停下来，跟我说说话。但是，这座城市惟一可以和我无拘束地说说话的杨洋，已经不再想见我了。我相信她还是惦念我的，只是担心她在我的关爱里陷得太深。
我还是坚信有一天找到了她的父母，她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那时候我们让一切重新开始。
想到寻找杨洋的父母，自然想到了报社的亚玲，我是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了。我在一个电话亭站住了，很想给亚玲打个电话，说实话，我对这个女人印象不错，觉得她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富有同情心和平民心，是比较容易接近的。
电话打到亚玲家里，有一个男人接了电话，很不耐烦地说她不在家。好在这次他没有立即挂断电话，我就多问了一句，说：“她去哪里了？我找她有急事。”那男人说，“你打她的手机吧。”
我按照那男人告诉我的手机号码，给亚玲打了手机，她接了电话后，很抱歉地说她还没有得到有关杨洋父亲的消息。我急忙说自己不是催问这事的，是要把我刚买的寻呼机号码告诉她。她“哦”了声，找了笔和纸记下来，然后问我，“你还没有返回内蒙古？”我说明天就走。她又“哦”了声，说：“有了消息我就给你发传呼，好吧？”
本来我应该把电话扣掉了，但是我却一直拿着话筒，而对方也没有立即挂上手机，就这样静止了一会儿，她就问了：“你有什么事吗？”
“没有，你在家里？”我问。
“啊，在家里，怎么？”
“吃过饭了？你帮了我的忙，很想请你吃饭。”
她停了一下，然后问：“你好像有事，你在哪里打的电话？”
“光明街口的电话亭。”
“好吧，你在哪里等我，十五分钟。”
放下电话，我的心才突突跳，自己没想到会把她约了出来，现在突然约了，我跟她怎么说呢？
心里正乱乱地想着跟亚玲说些什么的时候，她已经走到我面前了，微微一笑，把手伸给了我。我实在不习惯跟人握手，在离开乡下以前，似乎还没有人把手伸给我握握。
握过了亚玲的手，她观察了我的脸色，说，“你还没有吃饭？”我老实说已经吃过了，她就笑了，说：“吃过饭了想起请别人吃饭呀？”我被她一句话说得很窘，正不知怎么解释，她又说话了，说自己也吃过了，“你下次再请吧，等到找到杨洋的父母，你说呢？”她看着我，微笑着，尽管她比过去瘦多了，但是笑起来还是很好看的。“找我有事？”
“没有，就想给你打个电话。”
之后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亚玲已经看出我的不老练来，主动说，“我们两个人不能站在这里说话吧？找个地方坐坐，你喜欢喝茶还是喝啤酒，或是喜欢唱歌？”我说，“都行，都可以。”她又笑了，说：“那就找个能喝茶能喝酒能唱歌的地方，你跟我走。”
她带着我去了一个练歌房，要了一个小包间，服务生给我们倒上了啤酒和茶水，就小心翼翼地把门带上，退出去了。屋子里一时很静，只有打开的电视里播放着歌曲，我们在柔和的光线里，坐在沙发上，无语。从房门的玻璃口处，可以看到一个个亮丽的小姐来回走动，有的已经被客人揽住了腰肢。
亚玲端起啤酒说，“喝啤酒吧，你怎么不说话呀？”我动了动身子，端起杯喝酒，一边喝着一边琢磨我应该说点什么话，想了半天，终于说：“谢谢你帮了我的忙。”
“你都说了几遍了，叫我出来，不是为了再对我说一遍吧？”
“我是想再求你，能不能想别的办法，帮忙找了找杨洋的父亲？”我突然找到了这个话题，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说，“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这件事好像对你很重要，是吧？”
我点点头，看了看她。她穿着一件开领很低的短袖上衣，下身穿着一条长长的裙子，一直长到脚脖子。
“你能不能告诉我，杨洋是怎么救了你的命？”
“以后、以后吧。”
她很理解地一笑，说：“好吧，等找到了杨洋的父母是不是？”她站起来，拿着点歌薄走到电视前，换了一张光盘，说，“我给你唱一首歌吧。”
她唱的是《糊涂的爱》，唱完，一笑，伸手说，“来，跳舞吧，你会吗？”我摇摇头，说自己不怎么会跳舞。她说，“好跳，就跳两步吧。”说着拉起我的手。
谁都知道，其实在歌厅包间里跳舞，纯是找感觉，那么狭窄的空问，你说能跳舞吗？要跳也只能跳两步，把两只脚来回倒来倒去，总是一个动做。
我揽住了亚玲的腰，在她的带领下，两只脚来回挪动，很快就找到了简单的节奏了。“你没学过跳舞？”她问我。我告诉她，自己这是第一次到舞厅，过去从来没有到过这种场合。
“我今年高中刚毕业。”我说。
“你还会有许多个第一次，有些是你愿意去做的，有些是被动的，不过该会的终究要会的。”她说话的时候，面孔离我很近，说话的气息扑打在我的脸上。
“你的歌唱得真好。”我说，“不过不是唱给我听的。”
“怎么不是唱给你听的？就是为你一个人唱的，还有谁？”
“你自己。”
她愣了愣，脚步停下来，仔细地看看我，这时候一首歌的曲子结束了，她松开我的手，坐到了沙发上，端起啤酒喝了几口，然后挤出许多笑容问我，“你怎么说我唱给自己听的？”我知道她是故意笑给我看的，想了想说，“你是带着一种真感情唱的，从心里唱出来了，为了我，你不会这么唱。”她似乎点了点头，立即说自己是瞎唱，什么真情不真情的，说像我们这个年纪，哪还有真情呀。
我就顺着她的话说下去，说：“你才多大？二十五六吧？都不像结婚了的样子。”她白了我一眼，说：“你人儿不大，就学会夸女人了。”
我很真诚地说自己是说的实话，她当然不会相信，说：“你上次不是还叫我阿姨吗？这会儿是不是想叫我小妹了吧？”说着，她一个苦笑，叹息一声，说：“我都三十出头了，要比你大十岁吧？”
“十一岁。”我说。
“你看你看，真可以做你的阿姨了，以后就叫我阿姨好了。”
“你喜欢我叫什么我就叫什么。”
我们再跳舞的时候，她跟我似乎很亲切了，有时看到我注意地看她，就有意识地用力握一下我的手。她的身子也离我很近了，还把头微微地歪着，似靠非靠地放在我的胸前，迷上了眼睛。她的这种姿态，很容易让我心跳，我揽住她腰的手就有些不自然了，而且不停地出汗。最让我为难的是，我下身不敢挨着她的身子，总要有意识地离开一些，因为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那东西已经不安分了。
曲子结束后，我们都没有立即分开，她很自然地拥着我，站着不动。我明显感觉到她的身体与我紧贴着，我想她一定能感觉到我身体某部分的异样来。她快速地在我脑门上亲了一下，就像大人亲小孩一样，然后就松开了我的手，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又坐到原来的位置上。
而我却不能控制住自己了，上前准备亲吻她，她挡开了我的手说：“当心呀，我有传染病。”
电视里又自动地播放下一首歌曲，一个穿着三点式泳衣的女孩子正在海边奔跑着，缓慢地倒在了沙滩上，轻轻地抓起细沙，洒到自己的肚皮上，一连串的动做都很煽情。
“你知道你长得很帅吗？”她看着我说。
“你都告诉我几遍了。”我学着她说我的口气，说道。
她摸了摸腰部，说：“你手上的汗水都把我的衣服湿透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问道：“你没在家里住？我给你家里打过电话，那个人好像对你不太好。”
“你问得太多了。”她不看我，站起来拿起话筒唱歌去了。
我坐着听她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到最后，她的眼里就噙了泪水，坐到沙发上不说话。我很尴尬，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敢去看她，低着头搓手。
正沉闷着，我的呼机突然发出刺耳的叫声，吓了我一跳，但是紧接着心里一阵兴奋，猜想一定洗脚屋的柳老板把我的呼机号告诉了杨洋。但是我借着灯光一看，不是杨洋呼我，而是白猫，她给我留言：“很晚了，早些回来。”
亚玲已经把手机拿出来举着，问我，需要回电话吧？我摇摇头，说：“是我们老板娘催我早些回去。”她就把杯子里的啤酒一次喝干，站起来说，“我也该回去了。”
我却拦着了她，说：“你心里有事，就讲出来，不要憋在心里，真的，憋在心里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我说着，伸手拽住她的胳膊，让她坐下来，她挣扎着，不说话，只是摇着头，似乎坚持要走。去拽她的胳膊，本身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我也没有想到自己怎么能敢去拽她的胳膊，而且用的力气太大，她向后趔趄了一下，好像是倒在了沙发上，身子就势一歪，就把头靠在我的腿上，呜呜地哭起来。我还没有经过这种场面，当时手足无措。你想想，一个不太熟悉的女人扑在你怀里呜呜地哭，她们大都哭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身子软的像一团泥，你既不能抚摸她，也不能推开她，就那么僵在那里看着她哭，把泪水和鼻涕都揉在你的衣服上。
我终于想起可以做的事情，就掏出自己的手帕递给她。过去我没有用手帕的习惯，一般兜里都是揣着餐巾纸之类的东西，但是这次从内蒙古回来的路上，我去路边的一个商店给司机买香烟的时候，店主应该找我五毛钱的零钱，却给了我一条手帕，说没有零钱了，我也就没有去计较，把手帕装进兜里，没想到现在用上了。现在我想告诉你，男人兜里是应该揣着块崭新的手帕，随时准备为在你面前哭泣的女人拭泪，效果真的很明显，不信你试试去。亚玲当时接了我的手帕擦了擦泪水，立即停止了哭泣，还不好意思地对我撇撇嘴，做出笑的表情，目光里多了几份温情与信赖。
“我正闹离婚哩。”她把手帕还给我时说。
“你……”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虽然我感觉到她最近有事情缠磨着她，却没有想到是这种事情。
我毕竟年龄比她小很多，这种事情还不会像成年人那样去安慰她，似乎也不太便于细问。如果我是一个结了婚的人，这事情就好办多了。但是她却一直看着我，好像等待我说一些安慰的话，或者询问其中的原因。
我于是犹豫着说：“一定要离了？”
“一定的。”她说，“宁可让他打死，我也要离。”
“他怎么会打死你，他？”
她叹息了一声，之后就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她从结婚到离婚的经过。我的脑子里便出现了一个四十四五岁、个子矮矮的男人，是一个电工，长着一双粗壮的大手和一个圆圆的脑袋。
31
你一定要问了，亚玲这么个漂亮女人，工作也不错，怎么会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男人？而且这个男人出身在一个普通的家庭，这好像不太可能。但是，的确是这样，亚玲就是嫁给比她大十四岁的一个电工。
亚玲是一所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的就是财会专业。1994年快毕业的时候，她被分到报社实习半年，那时各单位的人员都大批下岗了，分配工作已经成了难题，报社是个好单位，她非常希望自己能留下来。当时，报社的广告发行科刚实行承包责任制，实行独立核算，正需要一个专职会计，亚玲在那里干的也确实不错，基本上已经确定留用了。
在报社实习期间，亚玲住在报社的单人宿舍里，那里的电线路很老化了，总是出问题，她就经常打电话让报社的电工去修理，电工看起来很尽职尽责，接到电话就赶过去，因此亚玲对他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这个老光棍就有了一些很温暖的想法，开始有意识接近亚玲，修理完了线路并不急于走开，而是找一些闲话说。赶上节假日或是晚上，亚玲一个人也挺烦闷，就听他漫无边际地聊，有时还要笑几声。一天晚上，老电工在类似于强奸的活动中，占有了她的身体。她才23岁，老电工已经37岁了，她当然觉得嫁给他太委屈了。但是她的身体被电工打开了，电工不怕承担强奸罪，他一个老光棍怕什么？大不了去蹲几年监狱，她就不一样了，不要说留在报社困难了，就是以后找男朋友也成了问题。
说到家，亚玲是一个性格懦弱的人，这一点已经被老电工看透了，老电工提上裤子走的时候，特意说，“你可以去公安局告我，这样咱们报社都知道你和我干了。”她没有告发他，自己在屋子里哭了一场，觉得事情也就过去了。
这种事情怎么会轻易过去了？过了几天，老电工就大摇大摆来到了她宿舍，要求跟她结婚，说：“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满世界宣传，反正我什么都不怕，如果你跟我结婚，咱俩一个单位，你以后什么都不用操心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报社就要给我们两问房子，你考虑考虑吧。”老电工临出门的时候，当然不会忘了把她按在床上，不费什么周折地又把她折腾了一次，她当时什么感觉都没有，心里一直在琢磨老电工提出的问题，她被这个问题弄晕了头。
其实即使老电工不提出跟她结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绝不会就此结束。男人总是这样，有了第一次就想第二次，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据为己有，况且满大街的女人，还没有一个女人供老电工专人消费的，他不会把到手的亚玲放过了。
一次两次三次，亚玲承受着他一浪高过一浪的扫荡，在他面前，她身体上剩下的属于自己的神秘色彩已经不多了，而且想再重新塑造自己的神秘已经不可能了。那时候，老电工因为追求她，一方面对她进行威胁，让她感到不嫁给他，就再也别想在报社同事面前抬起头来，另一方面对她表示出极大的关心爱护，让她感受到丑男人的好处，在她面前显出温顺而又可怜巴巴的样子。有一次，他还给她讲起自己早已死去的母亲以及他这么多年的辛酸，几乎要把她感动了。
既然无法摆脱他，要经常偷偷地满足他的要求，倒不如公开算了。亚玲想，也罢，嫁给他吧。
不了解内情的人当然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报社那些追求亚玲的小伙子，当得知她要嫁给老电工的时候，都又羞又恼，气愤得直跺脚，觉得自己还不如那个老电工了。这些小伙子参加亚玲的婚礼时，就都喝醉了酒，每人摔了一个盘子或者酒杯之类的东西才算拉倒了。
亚玲当然知道他们为什么喝醉，为什么摔东西，但是亚玲在心里质问他们，如果告诉你们我已经山河破碎，你们还会娶我么？你们不嘲笑不辱骂我就算有修养了，行了，就这样吧，大家没有缘分呀。
你看吧，亚玲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
老电工跟她结婚之后，渐渐地对她凶狠起来，经常拧得她身上五彩缤纷，并且公开在外面搞起了女人，主要是外地打工妹和桑拿房里的三陪小姐。当然，这方面亚玲也有责任，结婚后她越来越感到老电工很恶心，觉得自己的一生毁在他的手里，所以对他要求做的那种事情很不积极，即使做了，身体也是波澜不起。这就惹恼了老电工，逼迫她做一些超出她正常的服务范围的动作，到后来她彻底厌恶了这种事情，任其打骂折磨，坚决拒绝跟他同枕共眠。
这几年，亚玲开始要求离婚，她已经陪了他五六年，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而且现在想想，也没有什么怕他满世界宣扬的事情了。对于一个结婚几年的女人，尤其是生过孩子的女人，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没有什么值得羞涩和同情的，它们都属于整个人类。她虽然没有生过孩子，但是做过两次人工流产，看到那个五十多岁的男医生，把一个专用扩阴撑子支撑了她的女性器官，然后用铁钳和镊子之类冰冷的工具，在那片她曾经看得非常神圣的区域内，胡乱的一通捣古，拽下了两块血淋淋的稀肉。当时，她面对着五十多岁的男医生脱下自己的内裤时，满脸烧红，有些难为情。但是，男医生摆弄她的下身的时候，面部的表情非常麻木，这多少让她感到意外，她完全不必担心男医生趁机有一些不正当的动作。于是，当她站起来穿上内裤的时候，大胆地看着男医生，问了一些如何清洁阴部的常识，她觉得身上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的了。
她要求离婚，老电工也不再以过去的理由威胁她了，他也知道那种男女之间的事情是威胁不住她了，他就凶狠地说：“你敢离开我，我就杀了你，信不信？”
“信，你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但是不怕，我！”亚玲说。
她觉得和他在一起生活，和死了有什么区别呀？所以她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一次一定要离开他。
32
我听亚玲讲完离婚的原因，觉得那电工实在可恨，就对她说：“你大胆离，她敢找你的麻烦，我收拾他！”
“你？你长得倒是比他高大，却不一定比他有力气。”
“你等着看吧。”
她看到我气愤的那个样子，刚才的伤悲消失了许多，笑着说我真是个孩子，还冒傻气哩。
紧接着，她的脸红了红，说：“我也冒傻气了，跟一个孩子说了这么多他还不懂的事情。”
“我不是孩子，我19岁了。”我说话的时候，尽量显得很老到的样子。
“倒是，你比同年龄的人狡猾多了。”
我笑了，故意弄出一脸的坏笑，说：“你把眼泪鼻涕弄了我一裤子。”
她站起来，说：“我以后赔你一条裤子行了吧？这么晚了，你赶快回去，我也该回去了。”她打开门喊服务生结账，我急忙掏出自己的钱朝外走，却被她一把抓住，说：“你不要动了，我来结，你刚开始挣钱，以后吧，机会多的是。”我坚持要去结账，这时候服务生拿着单子走过来，对她说，“小姐，八百二。”我一听这个数字，僵在那里，我兜里没有这么多钱，只能看着她结了账，然后很愧疚地跟着她走出包房。走廊里，有许多没有找到主顾的小姐，像觅食的鸡四处张望着，目光追随着从面前走过的一个个男人身上。不时地有小姐从一些包间里走出来，欢快地扭动着屁股蛋子，满面春风。走出练歌房，亚玲向我摆摆手，说再见了。我问她怎么走，需不需要拦辆出租车，她说不用了，穿过东山公园走回去，也就二十分钟。
“我想走走。”她说。
“好吧，我送你。”我说。
她说：“不要了，你们老板娘不是催你了？”我说：“没什么事情，让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前面的公园太黑。”她说，“我经常夜里从这条路走，已经习惯了。”我站在她面前，仍然不走，她叹息了一声，又说了一声再见。
我只好也说再见，说：“我回来后，还听你讲你的故事。”
“好，我还有很多故事，只是你下次要多带一条手帕。”
“还需要别的？”
“一只很坏的手。”
她说完，自己的手倒是坏起来，伸到我的后脑勺，抚摸了我的头两下，开心地笑了。
33
赶回药行，已经凌晨一点多了，白猫把门死死地闩住，我只好用力敲门。白猫很快走出来，从她的脸色和神态上，我看出她一直没有睡觉，一直在等我回来，身上的衣服都没有脱。我主动说，回来晚了，有点事儿。
她开了门就朝楼上走，边走边说，“你不是说一会儿就回来吗？我呼你都呼不回来，见了杨洋就迈不开步子，这个时候了，倒不如在那里睡到天亮。”
“我没有见到杨洋。”我说。
我们已经上楼了，她站在屋子中央，看着我说，“没有见到？这么晚了你去哪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想了想，还是什么不说好，于是就从她身边走过去，到里面的屋子休息。就在我走过她眼前后，她哼了一声，说：“没见到，怎么一身女人味了？你还说谎，越来越没脸没皮了！”
我呆呆地看着她，惊奇她的嗅觉这么灵敏，同时心里觉得恼怒，我身上有女人味儿，与你有什么关系？你比公安局审我还细致了。
于是我说：“这个不用你管了，有女人味妨碍你啦？”
她气愤的嘴唇抖动了半天，然后声音很大地说：“你在我这儿干一天，我就要管你一天，上次派出所抓了你，人家为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要负责任的，你离开我们这儿后，想怎么胡来都行，我还懒得管你，这个没心没肺的！”
她骂完后，砰地关上了自己屋子的门，一会儿就听到屋子里传出哭泣声。我尴尬地站在那里，知道自己的话说得太混账，却不知道怎么减少混账话带来的后果。
你说，这个晚上我是幸福还是痛苦？刚刚把亚玲哄得开心地回家了，现在白猫又哭了，而我兜里确实没有第二条手帕了。
按说，亚玲和白猫都比我年龄大，不应该让我这个小男人来哄她们，但是她们在你眼前这样伤心地哭泣，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吗？不管大小，我毕竟是个男人呀！
没办法，我只好推开了白猫的房门。
·9·
衣向东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