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泽治三郎在1945年5月19日当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刚刚就任大本营就发表了一道古怪的命令，说是因为离本土太远，所以南西方面舰队和南东方面舰队改由大本营直辖，退出联合舰队序列，但是处于同样情况的第四舰队和第十方面舰队又没有这种调动。原因何在？小泽治三郎的吊床号是45号，而南西方面舰队长官大川内传七中将是41号，南东方面舰队长官草鹿任一中将是21号——小泽指挥不了他们！联合舰队长官应该是大将，小泽中将为什么没晋升？——也是不能晋升，小泽晋升了，那两位就只能退出现役。不能同时晋升？没那么多大将的位置，只能去当军事参议官，反正就是不能留在现役当指挥官了。
这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同为37期第二号的井上成美两个星期前的5月15日刚刚升了大将，同时吊床号26的海兵校长小松辉久中将和大凑警备府长官，37号的后藤英次中将被编入了预备役。这两位和井上成美不挨着，而且是在用人之际——这是在为小泽治三郎打扫卫生。小泽治三郎若要升大将，所有吊床号在他前面的都不能在海军里待了。吓得小泽坚决不同意自己的晋升，要成光杆司令了。
原来的出发点是为了公平竞争的吊床号制度到后来就是这样把日本海军给弄成了个极其死板僵硬的组织。
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中国和韩国也很有过影响，良弼、蒋百里、蔡锷、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李烈钧、李根源、唐继尧、阎锡山、徐树铮、杨宇霆、贾德耀、何应钦、孙传芳、陈仪这些在中国近代史留下名字的人全是陆士留学生，甚至蒋介石都是陆士21期的，只是按士官候补生的规定在第19联队服役期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所以没有在当时位于东京市谷台的陆士校园里上过课。
战后的韩国国军总共36任总参谋长中前16任均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或“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或者在日本军队中服过役。韩国陆军首任和第二任总参谋长李应俊和蔡秉德在日本殖民地时期的名字是香山武俊和大岛秉德，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战败时的军衔分别是日本陆军大佐和中佐。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72年卢载铉就任第20任总参谋长开始才切断了总参谋长职位和旧日军陆军的血统联系。1963年到1979年担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就是陆士57期的第三名，当时叫高木正雄。
和陆士不一样的是海兵没有什么国外留学生，这是因为建立海军耗资巨大，自从中国在甲午战败以后，亚洲国家除了日本之外就几乎没有了海军的缘故。
陆士和海兵是日本陆海军最骨干的军事主官培养学校。再往上就是陆军大学校和海军大学校了。陆军大学校是1883年在德国教官支援下开办的原来目标为培养专职参谋人才的学校，学制两年到三年，学生来源是陆士毕业、年龄30岁以下在基层部队工作两年以上由联队长推荐的大尉或中尉军官。但是实际上在陆大60年历史、3000名毕业生中却有过两名，也仅仅是两名的例外，首期的东条英教（后来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之父）和第二期的谷田文卫不是陆士毕业生。从第三期以后就全部是陆士毕业了。到了后来还形成了一个陆士毕业成绩不在前20%之内的人没有报考资格的规矩。
海军大学校则是在1888年海兵校从东京搬到广岛以后在原海兵的校址上办的。也是招收海兵毕业生，不过军衔得是大尉或少佐，比陆大高了一级。海大从一开始的培养目标就是海军高级将领，不像陆大那么定位在一个怪怪的“参谋”上。这是因为参谋在日本海军没有像陆军那么占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海军的指挥权在舰队司令长官手里，参谋只是出谋划策，没有什么非要海军大学校学历的规定，当然其实到最后担任各舰队参谋的也都是海大毕业生。
本来的培养目标是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校毕业生到后来垄断了所有陆军核心位置，无将不是陆大出。海军还能找出几个不是海大毕业的将军，比如海兵四十期，吊床号20，最后担任军令部次长，发明了“神风特攻”的大西泷治郎中将就两次（也有说三次的）报考海大失败，但因为接触航空较早，在霞浦航空队担任教官时受到队长山本五十六的青睐，也混了出来，再有就是日本海军的名参谋、协助东乡平八郎在日俄战争中全歼沙俄海军的秋山真之。秋山真之的情况又有点不同，海军大学校校长坂本俊笃出访美国时遇到正在美国留学的秋山真之少佐，劝他回国参加海大的考试，秋山真之的回答是：“谁来当我的教官？”——秋山真之当时的导师是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马汉。所以秋山回国以后不是当学生而是直接担任海大教官。
和陆士海兵主要进行的军官素质教育不同，陆大海大应该进行的将帅教育有很大问题。陆大从一开始就只重视战术战略，而海大则过分重视兵器的技术问题，两者都没有进行战争学的研究和教育，这种重大缺陷在1931年以后的事态发展中逐步表现出来，在给亚洲和环太平洋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最后也造成了日本帝国的覆灭。
现在网上经常能看到某某人为“日本陆大毕业生”的说法，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日本陆大的入学资格首先就要是日本陆军现役中尉或大尉军官加上联队长推荐，陆大没有外国留学生。外国军人有可能作为旁听生听过课，但没有成为正式学员的例子。
陆军在陆士之前还有个“陆军幼年学校”，也很有历史。在大阪兵学寮时代就有一个叫做“幼年学舍”的附属机构，兵学寮改称陆军士官学校以后幼年学舍也改称“陆军幼年学校”，除了东京的陆军中央幼年学校以外，在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这五个原镇台所在地还有陆军地方幼年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在地方幼年学校学习三年后集中到中央幼年学校再学习两年以后免试直升陆军士官学校。
1928年以后中央陆军幼年学校改名为陆军士官学校预科，而陆军士官学校也改名为陆军士官学校本科。陆军幼年学校是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化过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被送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陆军甲级战犯们几乎全部是从幼年学校出来的。陆幼→陆士→陆大，就构成了日本陆军出人头地的一条标准通道，而经过这条通道出来的所谓精英将领们则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对社会一无所知，除了蠢动之外不会做其他动作。
而日本海军没有这种贻害无穷的幼年学校。
像陆士、海兵这种直接培养军官的学校在日本军制中被称为“补充学校”，因为是直接对军官人员补充。这种主要的补充学校陆军除陆士以外还有培养军需后勤军官的陆军经理学校和培养宪兵的陆军宪兵学校以及培养军医和兽医的陆军军医学校和陆军兽医学校等，海军则有是海军经理学校和培养轮机部门军官的海军机关学校以及海军军医学校等等。
除了陆士和海兵之外，这些补充学校中没有作战学校，而海军的轮机部门在日本海军也是不算作战部门的，这是日本军队教育机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军事一元化，除了陆士和海兵以外都不培养作战军官。作战军官全部由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集中统一培养，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军种内部能够统一处理上下级关系，不同兵种之间较为容易沟通，因为有一层同学关系在。
但是学制有限，光靠陆士和海兵怎么可能培养如此多兵种的军官呢？特别20世纪上半页几乎是军事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骑兵逐渐淡出战场，而装甲兵、航空兵、防化兵和潜艇兵等则从初露头角到领衔主演，令人眼花缭乱。
日本军队解决这个问题是采用一个对作战军官实施再教育的方法，于是除了“补充学校”之外日本还存在一类被称为“实施学校”的机构，名称的来由是学校的机能是对现役军官实施技能再教育。各技术兵种的军官学校像陆军的骑兵学校、步兵学校、战车学校、野炮兵学校、重炮兵学校、高射学校、工兵学校、通信学校、自动车学校、辎重兵学校、飞行学校、海军的气象学校、潜水学校、机雷学校、对潜学校、通信学校、电测学校、炮术学校、航海学校这些在苏联式军事教育体系中似乎理所当然地应该是“补充学校”的专业技术兵种学校居然全部是“实施学校”。学员全部是陆士或者海兵毕业后再经选拔入学深造的。
这样的做法当然有好有坏。好处是很显而易见的：能够保证各技术兵种主官的一般军事素养，能够保证专业兵种主官的高质量和自负，能够便于各兵种间的互相沟通和配合，减少摩擦。然而坏处也同样显而易见：专业兵种主官耗费太多时间，造成能够胜任专业兵种主官的人才极度缺乏，在准备进入或已经进入了太平洋战争那种超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完全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可以作为旁证的结果就是在从中国大陆战场到太平洋战场中日军的表现，扣去战略的失误和国力上的差异，日军各军种兵种在一开始的进攻作战中以及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中小规模作战（联队单位以下）中均表现不错，但在相持阶段以后师团以上单位的作战中无论军种兵种均有严重失误。这种失误的原因除了陆军大学校和海军大学校的将帅教育问题之外，用兵上的蛮干造成本来就来之不易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少佐级以下军官的大量损失也是一个重大原因。
甚至连航空兵这个专门中的专门兵种上，日本陆海军也还是抱着那种军事主官教育一元化的做法不放。
进入20世纪以后，军事学上的一个革命性变化就是空军作为一支崭新的军事力量出现，1910年法国组建了第一支航空部队，1911年英国也编制了航空师。日本则是1919年陆军组建了陆军航空部，1925年改称陆军航空本部，海军则是从1927年才组建海军航空本部。
陆军一直没有独立的航空士官学校，一直到1937年底才在陆军士官学校内设置专门的陆军航空士官学校分校，再过了一年，1938年12月才正式搬出去独立为陆军航空士官学校，不过招生计划还是统一在陆士一起，而且毕业生仍然计算为陆军士官学校学历，这是因为日本民族的保守性，不这么计算学历的话就无法吸引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来报考。而海军根本就没有专门的海军航空士官学校，只有培养飞行员的各种飞行队。“文革”期间在中国内部放映的一部日本电影《啊，海军》就描写了海军的这种奇怪现象，一边是已经知道了航空母舰的重要性，另一边又只是选拔一些优秀毕业生去航空队学习飞行。因此日本海军航空部队飞行员中大尉军衔极少，而一般少佐以上就不执行飞行任务了。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丧失西太平洋的制空权除了在航空母舰以及作战飞机生产上美日两国工业能力的巨大差异之外，日本缺乏一个大量快速培养一定水平的飞行员和飞行指挥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国家的一般教育体系也决定了军队的教育体系。到麦克阿瑟进驻日本开始教育改革为止的战前，日本的一般教育体系也是这么一个封闭、少数精英式的贵族化教育体系。采用这种军事教育体系能够保证培养出有质量的优秀中下级军职主官，但不能对长期大规模战争所带来的大量中下级军官损失进行及时补充。如果说日本的失败在军事教育这个层次就已经开始了，也不算为过。
冰眼看日本 花样政治
一个没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受民选制度制约的由众多派阀组成的自民党，独裁得起来吗？它只能就是忙于选举，为选举聚钱，为了聚钱而制定各项法律法令来使各利益团体满意从而乐于为其提供政治活动资金。这样一来，立法权倒是用得很好。道理很简单，总得使各利益团体有钱赚才行。
倔里倔气的共产党
日本的政党林林总总，数不胜数。除了执政的自民党、公明党和主要的反对党民主党、共产党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日本人似乎很像是孔子之徒，凡事喜欢来个“必也先正名”，得从法律上来规定一下“什么是政党”的问题，省得人人都跑出来号称一下自己代表一个什么“政党”。
根据日本的《政治资金规正法》和《政党助成法》，政党的定义是：在议会有5个以上的议席或者是在最近的国会选举中全国共计的得票率超过2%的政治团体，这样日本现在就只有8个政党。那么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政治团体呢？就是“政治团体”而已。
这8个政党中历史最悠久的是日本共产党。别看人家历史悠久，但最清白，绝对贞节烈女，绝对没有偷过人或包过二奶。在政治也一贯正确，起码没有干过任何祸国殃民的勾当，日本国出什么乱子也怪不到日共身上，只有它揭别人老底，别人没法给它扣什么大帽子。
但日共还是赢不了选举。现在在众参两院加起来16个议席，不到3%，只是个小党，说话没什么份量。
原因是日共在历史上再三地折腾过。
日共是在中共成立一年以后的1922年7月15日作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成立的。但日共的运气没有比它大一岁的中共好。两次国共合作，让中共在自身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关头得到了休生养息的机会。而日共成立的开始就正好是昭和军阀开始抬头、整个日本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候，因此在1945年以前一直是处于非法状态之中。
共产党要掌权，一定要有个对外战争作前奏，而且还得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不算东欧那些苏联扶植起来的共产党政权，在进入20世纪以后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人都是最积极的民族主义者。
可日共当不了民族主义者。日本是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所以反对日本帝国战争政策的日共虽然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在老百姓们看来，那可都是一帮“日奸”，就该被治安警察和特高警察抓去才解恨。
再加上还有个关东军宪兵司令出身的东条英机当了首相，实行的是其最拿手的“宪兵政治”，所以日共的遭遇也就悲惨的可想而知了。到最后除了远走延安坚持反战的野坂参三等几个人之外，要不然像作家小林多喜二那样惨遭杀害，要不然就像德田球一、宫本显治那样一坐就是十几年的牢。
战后前期的日本政治家有个特点：坐过牢的特别多。坐牢也分两类，一类是战前战中坐特高警察的牢，像吉田茂首相，另一类是战后坐美国人的牢，像岸信介首相。
比如日共的总书记，1922年建党时的元勋德田球一就从1928年开始坐了18年牢，是条硬汉子。连吉田茂都不得不服，那位吉田茂也被特高警察请去喝过茶的，但就只有40天左右，麦克阿瑟来得快，把吉田茂救了出来。但就这40天已经让吉田茂觉得好生难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天哪，这位德田球一居然坐过18年牢，本老爷的150倍，绝对是条好汉。所以尽管吉田茂在###这点上是人所共知的铁杆派，但是他对德田球一的评价却很不差：“和对其他共产主义者不一样，我对他（德田球一）不知怎么没有憎恶感。”估计是德田球一的坐牢记录让吉田茂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麦克阿瑟来了，把德田球一从牢里给放了出来。不仅放了出来，麦克阿瑟还搞“民主化”，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
一般都认为麦克阿瑟是极端###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麦克阿瑟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位职业军人，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一开始的时候虽然不喜欢共产党，但一定要说和共产党有仇倒也不一定。再加上法国的戴高乐有句话对他特有启发：“消除共产党的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共产党合法化”。戴高乐就是那么做的，所以共产国际被打开的第一道缺口就是法共。
这德田球一就和从延安回来的野坂参三一起又把日共给重建了起来。1946年战后首次选举，日共首次参选就得到了5个席位，德田一开心，就又规定了一条，以后不准叫“美军”或者“占领军”，得叫“世界人民解放军”。
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日共还自己制定了一个《日本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想废除天皇制，虽然后来“世界人民解放军”反对，结果不了了之，可也是了不起的一步哇。到1949年的大选时，日共的议席增加到了35席。两年翻了7倍！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德田没事在算离那个“日本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几天的时候，接连出了几件大事。
1950年1月6日，共产国际情报局突然发表了一篇论文《有关日本的形势》，开始了批判日共领导人的“右倾投降主义”和“议会斗争”路线，指责日共“容忍美帝发动战争”，证据就是那个“世界人民解放军”的提法。
这就是当时日共最可悲的地方，它还不是个独立的政党，一举一动都得听共产国际情报局的。所以德田球一就不买账，以日共政治局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读〈有关日本的形势〉有感》，和共产国际情报局对着干。德田是日共的大英雄，所以他这边也人多势众，大家给他们起个诨名叫“所感派”。另一派就是宫本显治等主张接受“国际批判”的所谓“国际派”了。
但是祸不单行，6月25日，韩战爆发。麦克阿瑟可不管共产国际情报局和日共在吵架，反正你们都姓“共”，那就是一伙的，那边在打韩战，你日共就肯定是第五纵队。日本作为美军的韩战后勤兵站基地，不搞好安定团结不行，俗话说攘外必须安内嘛。
麦克阿瑟这就和日共翻了脸，把日共领导人都剥夺了公职，实行预防式逮捕。就是说虽然还没有抓到你犯罪的真凭实据，但是为了预防你的犯罪，先把你抓起来再说。到了1952年还干脆就制定了一个《破坏活动防治法》来专门对付日共。这下野坂参三又只能远走中国了，德田球一呢，当然也不愿再坐18年牢，跟着野坂参三一起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那二位也牛不起来了（中共也已经正式开始批判日共了），那个所谓“有感”也就收了起来。积极检讨，立功赎罪。第二年1951年召开的日共第五届全国协议会（简称“五全协”）上，采纳通过了德田球一起草的《日本共产党当面的要求》，采取了军事方针，走中国老大哥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虽然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那也分时间场合。当时的日本是怎么回事呢？韩战一开，日本作为了美军的后勤兵站基地，光修那些在朝鲜半岛上被志愿军打散了架的坦克大炮就忙不过来了。这一下子经济景气起来了，经济一景气再要搞武装暴动就不容易了。日共组织的“山村工作队”、“中核自卫队”除了扔个把燃烧瓶，乘没人的时候跑到派出所去打个上年纪的片警大叔之外什么都干不了，反而还搞坏了形象。1952年的选举中原来的35个议席给全弄没了。
结果德田于1953年10月14日客死北京。两年之后的1955年9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三万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主祭的是刘少奇，毛泽东亲自题字“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但是没人知道为什么追悼会迟了两年才开。
德田球一现在还有继承者，叫“日本共产党（行动派）”，他们的口号是：“我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德田球一的正统继承人”。
德田球一死后，野坂参三于1955年回了日本。1953年《旧金山和约》签定以后，日本重新成为了独立国家，原来对日共的限制措施作为占领军的东西就自然失效。趁这机会，野坂参三和宫本显治也和解了。1955年7月又开了个第六届全国协议会来清算以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按说这也没什么错，但是问题是那些“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怎么办呢？当初说要搞武装斗争也是中央指示，人家可是提着脑袋出生入死的。现在不搞了，还要说上一句那是错误路线，当年被杀被捕的哥儿们就只能怨运气太差了。
这样一来，一直是绝对地被信任着的党的权威就垮了。日共这种像风车一样骨碌碌转的政策变化，一下子就使其丧失了最基本的支持群体：青年学生。青年学生大多转向了托洛茨基派。
1956年对于国际共运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年，这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赫鲁晓夫的斯大林批判；第二件是匈牙利事件。这两件事对日共的发展都很不利。
现在的人可能不容易理解这两件事的重要性。
除了在晚清老佛爷的时代有过要杀革命党的事以外，“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个非常酷、非常进步的字眼。在1950年代的世界上，“共产党”和“革命党”就是同义词，不存在共产党之外的什么革命党。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联共是世界革命的最高司令部，联共总书记的斯大林则无可争辩的是所有革命运动的最高领袖，是和马克思、列宁并列的人。啊，应该说是并列的神。全世界的革命思想家们都在拼命读《斯大林全集》，拼命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斯大林说过的话。
这时候世界革命大本营的总扛把子赫鲁晓夫却跑出来批判斯大林，你说大家震惊不震惊？这件事和当年天皇的“人间宣言”有得一比，不，比天皇的“人间宣言”尤为震惊：天皇的“人间宣言”是从神降到了人。而斯大林则是从神降到了恶魔。
苏联是工人阶级的乐园，社会主义国家全是工人阶级的天下对不对？可怎么工人阶级在自己的乐园内闹起暴动起来了？这些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怎么就一起开着坦克去打那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去了？
日共无法解释这些问题，只是说明自己的观点：日本虽然名义上是独立国家，但实质上是受美帝国主义占领的殖民地，因此首先必须把日本从美帝国主义手里解放出来，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两阶段革命论”。
因此首先必须搞“反美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力量。至于现在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托洛茨基主义。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日本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运动中，日共先是没有积极行动，从而失去了领导权，失去领导权之后又开始攻击领导运动的学生领袖们是托洛茨基派。这就得罪了一代学生，而这些学生无论左右，现在都是各媒体的主要喉舌，控制了语言权，遇到事情就要攻击一番日共来报当年的仇，这就使得日共的形象更加糟糕。
后来的中苏分裂，又使得日共左右为难。既不能得罪国际共运老大的苏联，也不愿意和一直亲近的中共翻脸。一直到“文革”开始以后才和中共闹翻，而当时的日本左翼人士对中国的文革大多持支持立场。
所以现在日共再三标榜的既没有和苏联走得怎么近，而且就只有它一家反对中国“文革”这一事实有意无意地就是被人刻意忘记。
因为日共真正认识到它是一个日本的政党，凡事只能从日本的实际出发这一点已经太晚了，其实日共现在已经正式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日共所主张的和一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没什么区别，但日共就是不肯放弃“共产党”这个名字，而这个名字老给人一个共产国际日本支部的印象，现在很不容易消去。
日共的支持层很有趣，是知识分子群体，而且是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教师和律师。都很有钱，所以日共不接受企业的“政治献金”，因为日共认为企业向政党提供政治资金就是日本政治腐败的温床，也拒绝接受政府的“政党助成金”，因为日共认为这种制度违宪。
日共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党费，个人捐助和机关报收入。订阅日共机关报《赤旗》的读者有200多万，这两年来经济不景气，人们又想起了过去的日共，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出版80年后又重新登上排行榜，2008年上半年就发行了40万册，2008年一年中日共新入党人数达13 000人。
土头土脑的自民党
这个题目有点奇怪，不是说日本是发达国家吗？“发达”好像就有点意味着“洋气”，怎么会跑出来一个“土头土脑”的自民党呢？你还真别说，日本就是土！在日本生活过的中国人都会这么说，不但从大陆来的，连台湾人、香港人在这点上都会这么认为，甚至韩国人都会同意。如果推而广之，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点土头土脑，起码照中国的对“土头土脑”的定义来说是这样的。
有个朋友问过老冰一个问题：怎么能够最简单地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老冰想了好一会儿，回答他说：有一个很方便而且有效的方法，到乡下去一趟，乡下人日子过的比城里人好的，那就是发达国家，反之就是发展中国家。老冰去过的意大利、德国、日本全是这样。
别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老冰不敢说。但是日本则全是因为有了一个自民党，其实老冰看自民党改名农民党更合适。为什么？很简单：乡下出身的人当权。他们只代表农民的利益。
为什么会这样？理由也很简单。日本人讲究论资排辈，总理、各省的大臣都是由政治家也就是议员出任（大臣有时候由民间人士出任的，但很少）当大臣，当总理得讲究你当选了几回？你有没有把握下次再当选？总不能出现大臣、总理选不上的笑话吧。其实这种笑话也有，不过真是凤毛麟角罢了，起码作为执政党得防止这种事的发生，你说是吧？那可是形象问题。
这样一来，乡下人的优势就出来了。城里人脑子灵活，喜新厌旧。今儿个喜欢张三，明儿个保不准就觉得李四长的更秀气。如果看谁都不顺眼的话，那这次选举就不去了，您的选区如果是在城里的话，下次您还能不能选上，说实话把握不大。而乡下人呢？村长一声令下，全村的选民冲着管他是乌龟还是王八蛋的人物就去了，老婆的话不听可以，村长的话也能不听？这样一来那个管他是乌龟还是王八蛋的人物也就当选了。那位一当选，就得想方设法地为他的选区弄项目来，大家有钱挣。下次再选，自然还是他，就这样，四五期一来，就有资格当大臣了。所以查一下日本的大臣，总理的出身，几乎全是哪个犄角旮旯的。田中角荣是新泻的，中曾根康宏是群马的，竹下登是岛根的，全是些个兔子不拉屎的山沟沟，可现在就不一样了，别提多漂亮了。哪怕是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这些二世祖三世祖，生活在大城市，还是要经常回去看看，那是他的地盘，将来是指着那儿吃饭的。
受了农民兄弟香火，就该保佑农民兄弟是不是？所以日本的国策之一就是“不准一粒大米进口”，哪怕是老大的大米也不行，和老大闹起贸易摩擦起来，其他地方有商量，牵涉到农产品就没有商量。2005年开始的因为疯牛病而禁止美国牛肉进口就是最新的例子了。除去战后最初那么几年，就一年从国外进口了大米。政府从农民手里高价买进大米，平价在市场上销售。然后从国际市场上平价买进小麦和其他农产品，高价在市场上出售，用来补贴大米的亏损。可是在1993年行不通了，那年遇到冷害，大米收获量不足，只好从泰国、中国、澳大利亚、美国进口大米。托冷害的福，那年老冰算是把全世界的大米给吃了个全。
还有就是大兴土木，在日本乡下常常可以看到莫名其妙的体育馆、博物馆什么的。300人的村庄，平均年龄70岁，嗨，建了一座可以进行世界级比赛的体育馆。干嘛要建？建馆能有钱，建好了还可以向政府要维持费，日本农民的收入中，土木费用和务农费用差不多，有些地方土木所占比重还要高一些。经常听得到人在抱怨说北海道的高速道路上除狗熊以外没活物在跑什么的。
所以有时候看自民党干事真是土得有趣。最有趣的是十来年前的一件事，山东人往日本卖大蒜头，价钱太便宜，弄得日本农民活不下去了，就有议员建议政府要采取措施，政府也真傻乎乎地对山东大蒜头进行制裁。中国就来了一个反制裁，反制裁品目中有一项是手机。当时手机在日本也还没有普及，通产省宣称手机出口只占对华出口的，所以无所谓。话音刚落，手机在中国开始普及了，这一下是那个痛哟，眼睁睁只能看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在中国卖手机。后来制裁是取消了，但是中国人记了仇，日本手机在中国审批起来特别严，NEC有一款手机光审批就花了一年，过了一年的手机你卖给谁去？就为了几颗大蒜头，丢了几百亿美元的生意。后来大阪又有人要制裁中国毛巾，一来城里人说话没人听，二来刚吃过亏，通产省对大阪人说，该动什么脑筋动什么脑筋去，就别动制裁中国毛巾这个脑筋。
再讲一件事，北朝鲜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日本人和北朝鲜的狗肉账不少，首先是北朝鲜绑架日本公民的事，加上北朝鲜发导弹又正好从日本人头上飞了过去，所以日本人就一口咬定北朝鲜搞原子弹是冲着他们去的。
那怎么办？自民党有人出主意了，说制裁北朝鲜。这制裁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美国人不就成天制裁这个制裁那个吗？这日本人对于制裁的理解邪门。有个自民党的议员就出主意了，说咱们只要搞制裁，北朝鲜肯定乖乖地听话。为什么呢？听说金正日特别喜欢吃东京一家糕团店的“大福”（一种日本的糯米团子），咱们一制裁他就吃不到了，这样他肯定得坐下来跟咱们谈判。您说这号也是议员。
这么个土头土脑的自民党是从哪儿来的呢？说来有趣，这是同一个人建了两个党然后再并到一起而弄出来的。1945年10月，有个叫鸠山一郎的（就是现在日本最大的在野政党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的爷爷）成立了一个“日本自由党”，在1946年的战后第一次大选中获胜。但当这位鸠山一郎正要出任战后日本首届总理大臣的时候，麦克阿瑟的占领军总部GHQ发布了一道命令，规定战前战中和军国主义政治有关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不得担任公职。鸠山一郎战前出任过文部大臣，所以也在被禁止之列，这才连忙把当时是贵族院议员的吉田茂请过来当头，这样就从天上掉了一顶“战后第一任日本首相”的高帽子到了吉田茂头上。
过了几年，麦克阿瑟的这道命令撤销了，鸠山一郎想重返政界。但那时的自由党已经成了吉田茂的了，鸠山回不去了。这样1954年鸠山一郎就又拉着被放出巢鸭监狱没多久的岸信介一起成立了一个“日本民主党”。第五次吉田茂内阁辞职以后，鸠山一郎就组了阁。但是组成的内阁是少数内阁，不稳定。所以鸠山一郎上台第一件事就是解散议会重选，但是重选了以后还是少数，这下一来鸠山就和吉田茂商量两个党合并的问题了。本来就是同一个人弄出来的，“小异”当然是不少，但是“大同”不是完全没有。
最大的大同就是自由党和民主党都想修改宪法。
现在的日本宪法是当年麦克阿瑟在的时候让几个当时全不到30岁的原来学政治学法律的美军下级军官们订出来的，这些军官中军衔最高的是中尉。那些出学校门没几天的年轻人把自己对国家的理想全写进日本宪法里去了，所以您要看日本宪法肯定觉得那特棒。
但是鸠山一郎、吉田茂、岸信介这些保守派可不会觉得那倒霉宪法棒。总认为是占领军用刺刀强加给他们的，要改。但美国人坏，当然不能说我给你的宪法你就得世世代代用下去，但偷偷地在第九章第96条里塞了点私货：要改宪法可以，但要2/3以上的议员和一半以上的选民同意。说实话忽悠过半数选民来同意改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这“2/3以上的议员”就不容易纠集了。所以为了“修改宪法”这一共同目标，这就走到一起来了。于是在1955年这个日本自由党和日本民主党就合并了起来，改名为自由民主党，首届总裁是鸠山一郎。
本来就是为了凑票数去修改宪法而出来的保守派政党，虽然一直没有改成那个宪法，但是票数倒却是实实在在地凑了出来。从1955年以后开始的半个多世纪，除了从1993年8月到1994年6月这十个月之外，自民党一直是执政党；除了唯一没有当过内阁总理的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在任的两年半之外，自民党总裁就是日本政府内阁总理。这在西方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自民党原来也没什么党纲，大家凑在一起就是为了下次的选举。到了2003年11月在准备参议院选举的时候，为了对抗民主党，总算弄了个六条“信念”，也就是些什么重人权爱和平搞好环境努力改革之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废话真理，说了和没说也没有多大区别。真要说自民党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修改宪法。本来就是为了修改宪法出来的党嘛，不改还不如解散了呢。
但要完成这个任务也实在太艰难，那美国鬼畜弄的那个“2/3”问题实在是厉害，良心大大地坏了坏了。不知大家知不知道，当年美国阻扰中国重返联合国，玩的也是这一招。说中国重返联合国是“重要问题”，一定要全体成员国的2/3以上同意才行。就靠着这个2/3，美国把中国拦在联合国外边二十几年。后来在中国重返联合国时，首先否决的是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以后才进行投票表决接纳不接纳中国。
而现在自民党绕不过去，这2/3就写在了宪法里面。所以自民党就只有想法子弄出来2/3多数票一条路走。2005年小泉纯一郎解散众议院重选获得特胜，什么叫“特胜”？就是不能再胜了，已经溢出来了。胜到了在东京比例区居然候选人全体当选还多了一个名额的选票出来，因为没有了候选人，只好把那多余的名额让给民主党。这次命运之神是真好像在向自民党微笑了——光自民党自己就有了296票，加上联合执政的公明党31票以后就超过了众议院480议席中的2/3，修宪有望。被炒作的甚嚣尘上的修宪也就在那个时候。
可是回头一想，还是修改不了。众议院是过了2/3，可是参议院总共242个议席里面自民党只有114席，不到半数！这就是自民党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是得拉着公明党一起鼓捣的原因，只有加上公明党的议席才能过半数。
那为什么就不能乘着“小泉人气”如日中天的时候，把那起哄架秧子的参议院也解散了重选，不就有参众两院同时过半数的希望了吗？不行，法律上已经把这个漏洞补上了。参议院没有解散一说，参议员一任就是六年，只要不死不被抓进监狱，他就能安安稳稳地坐在那儿。就算是小泉也没治。
不仅如此，还有条更缺德的规定，参议员选举是一半一半选的。每次选一半，三年后选剩下来的一半。干嘛弄得这么复杂？这就是为了防止全民发疯的一种机制，比如有哪个牛人当总理，还挺有人气。他会不会瞅上参议院选举的日子解散众议院来个全民大发疯，那同时在众参两院得到2/3多数也不是不可能。那不成了独大，随心所欲，想干嘛就干得成了吗？所以就用这种方式来制衡。因为人气是最靠不住的玩意，几个月一过，谁还记得谁是谁啊，别说三年了。
没头没脑的民主党
讲自民党的由来就啰嗦了半天，这要讲起现在日本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来就更不容易说清楚了，得从战后的社会党开始说起。因为经常有人把现在的民主党和过去的社会党混为一谈。除了在“最大的反对党”这点上两者确实一样之外，其余就没什么血统上的联系。战后日本除了日共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势力联合起来成立了与保守势力抗争的党，这就是社会党，社会党的英文党名才有意思呢，是Social Democratic Party Japan（日本社会民主党），但很讽刺的是，当这个英文名字和日本名字真的正式统一起来了的时候，还就是这个党正式消亡的时候。
事实上有关社会主义的定义可能是最为宽广的一类思想意识形态，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往里面装，没有什么主义不能宣称自己不是社会主义，比如苏联的斯大林当然是在搞社会主义，可德国的希特勒也是在搞社会主义。
所以既然是“所有社会主义势力”，那就什么五花八门的派别都有了。于是几乎从社会党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天天吵得不可开交，不是和别人吵，而是自己和自己吵，吵着吵着就分裂，分裂成“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分裂了又觉得太寂寞，再重新联合起来，就这么分来合去从1950年到1955年这短短的5年里就玩过两回。结果到了1959年，社会党里的右派终于分裂了出去。这次是彻底分裂，再也不叫什么“右派社会党”了，连名字都跟你们左派对着干。你不是叫“社会民主党”吗？咱们叫“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上年纪的中国人都应该记得这个名字。
怎么这次就分得这么彻底，再也没有复婚的可能了呢？这里面有个原因，那次的民社党分裂事件有美国人的阴影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50年开始就一直在向自民党提供选举资金，同时向日本反对党里的右派提供选举资金以保证日本不会左倾。这件事一直到1994年才被原美国外交官暴露出来，真正得到证明还是2007年7月份美国解禁的外交文书才被证明。
也别说，这么一分倒也干脆，从此以后社会党就真成了左翼政党。原来有句挺流行的话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美帝国主义是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句话的知识产权就归当年日本社会党的书记长浅沼稻次郎。
日本社会党当然是要搞社会主义，它基本上是采用了“左派社会党”的党纲，就是说要通过社会变革从资本家手里接管权力，改变日本的美国属国地位，粉碎垄断金融资本的社会支配而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么一个反美亲苏亲华追求社会主义、自命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的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呢？有，而且很大。正统共产党，或者是原教旨共产党是参加了共产国际的那些政党，而日本社会党参加的则是继承了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国际。首先日本社会党保持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距离，其次日本社会党反对暴力革命，最后日本社会党也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日本社会党的主张看起来有点脱离实际，不具备可操作性。但是作为一个万年反对党，社会党的存在很有意义，有了社会党，就能够抑制自民党的过度右倾，保证了日本没有在美国的压力下搞重武装，现在自卫队的轻武装就能混过去了，这是连自民党都不得不承认的。而且社会党所提出来的提高雇员待遇和社会福利的方针方法中不少也被执政的自民党盗版并付诸了实施，弄到后来在经济政策上社会党和自民党没有什么很大区别。
这样日本社会党就只能作为反对党而存在，但1994年自民党由于小泽一郎的叛乱而失去了执政党地位，急于重新执政的自民党提出了和社会党联合，而社会党也忘记了自己的党纲，真的就和自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还当了一任首相。
那时候日本最畅销的小说是渡边淳的描写通奸的《失乐园》，有些评论家在评论那本书小说时说：“内阁都是一个通奸内阁，写通奸的小说成为最畅销书不是很正常的吗？”。
社会党一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坚持认为自卫队违反宪法。可是一旦当上总理大臣，安保也不反对了，自卫队也合宪了，村山富市还手按着胸脯去检阅自卫队。虽说是“屁股决定脑袋”，坐到了那把椅子上不那么说不行，但是为什么要坐到那把椅子上去就是你自己的责任了。而且社会党不是共产党，没有民主集中制这么一说，不是上面几个人说了下面就必须服从的那种组织体制，于是就卷堂大散，寿终正寝，一些原教旨的社会党人分裂出去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但是面临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冷战后局面，这个社会民主党搞不出名堂是肯定的，到现在在参众两院只有12个议席，和当年在众参两院拥有近200议席的社会党是不可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