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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顿时地大动恻隐之心。我本想说句能够影响子卿给予的话，他，不仅他，还有那位文化局文化处的副处长，那位记者，那位公关小姐，总之差不多他们全体，都在向我投注着求援的目光。席散了，我居然还没搞清楚需要资助办画展的究竟是哪一位。因为席间根本就没谁谈过什么画不画的。也许正是他。也许并不是他。是他在为朋友“两肋插刀”，发扬见困难就上的精神……

当时我忽然明白了，人们希望某“大款”掏腰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要安排在某豪华的地方“撮一顿”——大概因为只有在半醉不醉的情况下，行乞的人才有勇气当众最后一次开口最后一次伸手吧？成败完全在此一举，他们的企图如果还是受挫了，肯定相当于一次心理方面的非死亡性车祸，不好好儿地将养几个月，是不会再又鼓起一股勇气的吧？……

我虽然对他们暗抱几分恻隐之心，却并没有对子卿说什么也许会具有影响力的话。我近乎残忍地将脸转向了一旁，目光望着别处。如果子卿仍是二十余年前的子卿，我肯定会充满爱心大发慈悲的。可我毕竟与子卿分离了二十余年了。那一天毕竟是我们二十余年后见到的第一面。我尚根本不了解子卿已经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我对自己的话究竟能否影响子卿已毫无把握，毫无信心。我可不愿使自己也无形中作了他们的窘状的搭配品……

“哦，那事儿呀，我差点儿忘了……”——子卿说时，将一只手伸入西服衣襟内，掏出一个信封来。子卿拿着那信封，轻轻往另一只手的手心上拍着。

他们的目光都盯着他手中的信封。

子卿一笑，又说：“今天要是你们请我，我也许还忘不了。又是我请你们，所以呢，差点儿就忘了。幸亏你提醒啊……”

子卿说罢，就将信封朝向他半缩半伸地展示着一只手的人抛过去……

他没接住。他身旁的一位替他接住了。

于是他们互相瞧着，都吞了一颗定心丸似的，都暗舒了一口气似的，都互相庆幸地笑了……

子卿一转身，将手臂从背后搭在我肩上，命令似的说：“到我家去。跟我走。我母亲见了你不知会多高兴呢！”

他已经不再像当年一样，对我提到他母亲时说是“我娘”了……

我暗想，大变革的时代，它改变一个人真如儿戏似的。所以才有人企盼更大的变革，有人拒绝更大的变革，有人拥护它，有人反对它吧？……

离开餐厅，我去了一次厕所。

在我身后跟进两个人，我听他们说：

“真他妈的小气，才给三千！”

“唉，三千也是人家白给的啊！比起来，他不是强于那些一毛不拔的嘛！”

“依我，这三千元扔他脸上去！三千够他妈干什么的？”

“老兄，这口气可治不得的啊！……”

我听出了是那位记者和那位文化局文化处的副处长。怕他们尴尬，我解完手，低着头往外便走。

但他们还是发现了是我，当然也就尴尬起来了。

其中一个讪讪地说了句废话：“你也解手哇？”

我同样回答了句废话：“对，我也解手。”

子卿站在饭店门外的台阶上等我，很斯文地吸着烟。

从前不吸烟的他，并且还曾对我发誓永远不沾烟酒的他，现在竟是烟也吸了，酒也饮。而且还是个烟必“万宝路”、“红塔山”，酒必“茅台”、“威士忌”的人了……

我对他说我头还在疼，希望能改天再去他家看望他母亲。

他倒挺体恤我的，一点儿也不勉强了，同意地说那就改天吧。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印制很精美。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是质地极软极薄，被叫作“撕不烂”的那一种。上边没有单位，没有职务，更没有头衔。只有他的名字“翟子卿”三个字。而且落款是手书体的。我一看便知，那是他自己的笔画隽逸的手书体。他的字迹更帅了。和他这个人相互衬托……

我欣赏片刻，不禁又上上下下欣赏它的主人。如同对着一面别人看不到的镜子欣赏我自己。并想象着他就是我自己。另一个我自己。英俊的风度翩翩的气质不凡的我自己，而非相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我自己。是“大款”而非作家的我自己。想象着在什么条件之下，我和他，也就是另一个我自己美妙地复合在一起多好……

子卿问：“你干吗这么打量我？”

我说：“直到现在我仍有点儿怀疑你不是你！”

子卿又问：“那我是谁呢？”

我笑了，说：“是啊，你是谁呢？”

子卿也笑了。他又把名片从我手中要过去，在背面另写了一处住址和一个电话号码。他说他现在是狡兔三窟。印在正面那地方，并不常去住。是应付一般人的虚址。那儿的电话也是永远没人接的。他很有苦衷地解释，没法子，贫贱亲戚离，富贵他人合，什么人都免不了接触，不得不对自己实行掩护政策。说我们关系非同一般，当然要给我留下能找得到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实在地讲，对于我，他确实已是一个陌生人了。不知为什么，我隐隐感到，他身上的“皮尔·卡丹”，他脚上的“耐克”，他胸前的“金利来”，以及领带上的纯金领带夹和指上的钻戒，更加上他那二百多万，像某些具有杀伤放射性的物质，仿佛使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亲昵地接近他了。我对发生变化的任何东西总是格外敏感。哪怕是自己的手，如果忽然一天我觉得它变了，变得不像我的手了，变得使我感到别扭了，尽管不至于产生要求外科医生替我动一次手术切除它的荒唐念头，却会经常提醒我自己，尽量不再用我那一只手抚摩我的脸，或我身体的裸露部位。但是我看出子卿的邀请是真诚的。起码在很大程度上是真诚的。至少在我的心理可以接受的程序上是真诚的。于是我答应他第二天到他家去。我相信他的话——他老母亲挺想我的，常念叨我。而我也挺想那老人家的……

第二天，我按照他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家。他和他老母亲，住着四室一厅。面积大约百平方米左右。即使在北京，除了某些老资格的司局级干部，某些走红的歌星影星，某些成功的经商者，或某些收入很值得怀疑的人，两口之家能住上四室一厅，那绝对是寻常人望洋兴叹的事。而在普遍住房情况拥挤的哈尔滨，占有如此宽绰的居住条件，仅凭这一点，也就够贵族化的了。室内的装修自然是很考究的。家具不消说也皆是高档的。何况，他还另有两处住房。我内心里又暗生一缕嫉妒。我想，我本是不应该嫉妒他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嫉妒谁都可以，就是不应该嫉妒子卿。我怎么可以嫉妒和我一起在“脏街”上长大，从小情同手足，一块儿从小学考入重点中学，又和我一块儿下乡，白天一块儿干活，晚上被褥紧挨着被褥睡了五六年的子卿呢？难道我竟不希望他和他的老母亲生活得比我好吗？然而我拿自己毫无办法。尽管我明明知道嫉妒是一种丑恶的心理。尽管我们受的全部文明教育和传统家教，激烈地反对我对小时候的朋友产生嫉妒，但我还是真真实实地嫉妒着。似乎只有嫉妒才使我清楚——我是我，子卿是子卿。他并不是什么另一个我。或者另一半儿我。他只是他自己。当他在他家里脱下“皮尔·卡丹”和“耐克”的时候，我是不能穿上就走，像穿上自己的衣服自己的鞋一样，像从自己的家里走出去似的。我也不可以当他摘下他的名贵手表和钻戒时，自己拿起来就戴上，像戴自己的一样。而小的时候，我们互相却是可以的。看来只有破烂的东西才具有共有性吧？而值钱的东西则具有属权性。正是这种属权性，使人不能亲和如旧吧？更不消说他那二百余万我是无权支配的了。我想起了一首流行歌儿里唱的一句话——“只要你过的比我好，我就真为你祝福”。难道事实上人们都很难承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的心理压力？这一种心理压力仿佛意味着别人过得比你好就是对你的冒犯和侵犯似的。而嫉妒他妈的又总是从对自己身边的人，往往是和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开始的。有谁嫉妒过日本天皇继承人或英国王储呢？可是许许多多的人都曾嫉妒过自己的同学、战友、同事、朋友、邻居、甚至亲兄乃弟。在子卿家里，我当时对子卿的嫉妒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使我想立刻从他家里逃掉……

幸而他老母亲对我很亲热。老人家拉住我手不放松。说起来没完没了。絮絮叨叨的都是我和子卿小时候的事。或我们那条“脏街”上的故人往事。老人家尤其充满感情地讲到我当年替子卿给她买了一条鱼的事。我纠正她说那并不是一条活鲤鱼。只不过是一条活鲫鱼罢了。而老人坚持说那当然是一条活鲤鱼。肯定是一条活鲤鱼。我也就乐得顺水推舟，承认是自己记性太差，是自己记错了。我望着老人那张血色充盈的脸，觉得她所絮叨的，和我因此所回忆起的，都只不过是一些破碎的，东一片儿西一片儿莫须有的梦片儿。或者用老母亲们的说法，可听作是一些旧梦的破“补衬”。我觉得．毕竟的，我和老人家之间，仍能共织某种亲和与某种温馨。而子卿分明的对我和他母亲的回忆都一样不感兴趣。他吸着烟，坐在我和他母亲对面，似听非听地望着我和他老母亲矜持地微笑……

我说：“大娘，看到您终于享福了，我真替您老高兴啊！”

老人家说：“享什么福啊！”

我说：“瞧您现在住的，穿的，还不享福啊？”

当时正是七月中旬，哈尔滨最热的日子。老人家身上穿的，是在哈尔滨刚时兴起来的，从韩国进口的一种绸料做的褂子和裤子。褂子是白底儿碎蓝花儿的。裤子是黑底儿碎紫花儿的。哈尔滨人管那叫“凉快纱”或“高丽绸”。老人家手里还扇着折扇，指上也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如果拍电影拍电视剧的要找一位扮演旧社会富家老太太的群众角色，老人家当时的自我感觉和样子是最适合不过的了。我不禁又回想起当年，我的母亲和子卿的母亲，是没有摸过一把折扇的。实在酷热难当的日子里，她们就用捡的纸板儿做一柄勉强可以叫作扇子的东西扇。连我们两家用的蝇拍也是纸板儿做的。尽管当年买一个蝇拍不过才一毛钱……

老人家听了我的话，收了折扇，用它指着子卿谴责地说：“可子卿整天到月的不着家，我像根本没他这么个儿子似的，叫享福啊？我不在乎住的多么好，穿的多么好，吃的多么好，在乎儿子心里究竟有没有我。子卿他变了。他心里开始没有我这个娘了……”

我笑望子卿。

子卿说：“娘，还让我心里怎么有您呀？我成年到月的在外边，又不是学放荡，是为了……”

子卿没把话说完，接电话去了。

他接完电话回到客厅，他母亲用折扇指着他继续数落他：“你想说是为了挣钱对不？钱、钱、钱，你心里整天琢磨的就是钱！儿呵，钱这东西，趁多少才是多呢？你想成资本家？……”

子卿说：“娘，您不清楚现在的生活水准，也不清楚现在的消费水准，尽说些抬杠的话。就我苦心积累那点儿钱，只能说是刚脱贫，不抓紧再挣行吗？不用太久，一二十年后，准就显出咱们穷了！到那时光穷我自己呀？您不是也得跟我受穷吗？”

老人家张张嘴，一时竟没说出话来。

我朝子卿要了一支烟，吸过两口后，尽量用一种客观而公正的口吻说：“子卿，你这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如果你也算刚脱贫，那我不就得强调自己是穷人了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不是就等于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该唱《国际歌》了吗？……”

子卿又笑了。不回答我的话，却冲他母亲说：“娘，我不骗您。在北方，在咱们这座城市，眼下确实还不太会有人笑话咱们穷。可要是在南方，要是在沿海一带的某些地方，我这样的人，那就得整天因为穷而自卑了……”

他母亲愤愤地打断了他的话：“别说了别说了。越说我越不爱听！张口就是南方南方，我不信同是中国，南方就遍地金银！南方再好，你南方还有个亲娘啊？就算南方个顶个都是大阔佬，个顶个都富得钱从裤筒往地上掉，你不去又怎么样？难道南方人还会跑到北方来笑话你穷？……”

老人家又问我：“晓声，南方是他说的那样吗？”

我说：“不是啊大娘。在南方，很有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哪儿像他说的那样，他尽胡说！”

老人家接着问：“我也不信一二十年后，咱们中国，就会从地球上原先差不多最穷的一个国家，变成了地球上最富最富的一个国家，富得连我们现在过这种日子，都算过不下去的穷日子了！”

我说：“大娘啊，我也不相信的。这样想纯粹是自欺欺人，纯粹是一种梦想。”

老人家双手一拍，极为赞同地说：“你的话大娘爱听！听了不来气！连早年‘脏街’上那种穷日子都熬过来了，过着眼前这种福日子还口口声声说刚脱贫，不是太烧包了吗？”

我看了子卿一眼，批评道：“子卿，大娘说你烧包，我听你那些话，也觉得你有点儿烧包，你承认不承认？”

子卿被他母亲和我说得脸上挂不住和悦了，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起身走入另一个房间去了。

老人家说：“他不爱听咱俩的话，是不？”

我说：“是啊，他不爱听呢！”

老人家压低了声音，要求地说：“那你也得替大娘训训他。平时我一个月里难得见着他几次面儿。一句话他不爱听，转身就又走了！你有责任替大娘训训他。你们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当年亲兄乃弟般的关系，他不会真生你的气。”

我苦笑道：“大娘，他就是真生我的气，该说我也得说啊！悠悠万事，孝敬老人是第一桩大事吗！”

老人家就动了感情，又双手攥住我一只手，老泪汪汪地说：“他这不是等于把我当一尊菩萨似的供起来了吗？可大娘不愿当菩萨啊，大娘愿意当一个儿子的娘啊！不在眼前还则罢了。这明明知道就在身边的时候，想见都见不着，算怎么回事呢？大娘已经又十来天没见着他个影儿了！今天是因为你，他才稳下心在家老老实实等着。我还能当他几年的娘呵！一二十年后，大娘早没了，还扯什么穷啊富啊的呢？……”

子卿母亲的话，说得我也不免伤感起来，竟顿时同情起她老人家来。

子卿却在那间屋朝这间屋探过身，召我：“来来来，咱俩这屋聊。我娘是得了絮叨症，只要来个人，抓住人家的手，就絮叨起来没完，也不管别人烦不烦！……”

我说：“我不烦，我不烦，我爱跟大娘聊聊家常嗑儿。”

子卿走过来，不由分说，将我扯到那间屋里去了。

那间屋也很宽绰。贴墙有一个巨大的鱼缸。里面养着些巨大的热带鱼。有种鱼我第一次见到，问子卿那是什么鱼。子卿说是银龙鱼。名贵得很。他鱼缸里那一对儿，是三年前八千多元买的。我不禁咂舌。说八千多元，差不多可以买一台“画王”电视机了。子卿说他买的还算便宜。三年前，上好的有三四万一对儿的呢。又说它们生的小鱼也很值钱。这城市里许多喜欢鱼倒卖鱼的人家，都是靠他卖给他们的鱼苗繁殖的。几乎可以说是他为这座城市引入了一个新的观赏鱼品种。有些倒卖观赏鱼的人，等于是他“扶贫”起来的。他说这些话时，表情相当自得。看他那意思，两条“银龙”，似乎早已为他“创收”不止八千元的三四倍了。它们都已长到快一尺长了。与其他几种我见过的观赏鱼相比，尤其显得鱼中老贵族似的，在鱼缸里游得别提有多自在。我不知供观赏的鱼究竟还有多大的。反正就我所见到的而言，它们真是够大的了。至于那框架镀成金色的鱼缸，除了水族馆里的，我也没见过谁家有三米长一米半高的。它的占地面积，折算起来，比得上我家的厨房了。可不吗，我家的厨房，也不过才三米多……

和鱼缸相对的一面墙，是一排书橱。从烫金或烫银的精装书脊，看出至少全部书的四分之一是豪华本。其中又有不少是典类。从《西方思想宝库》到《唐诗鉴赏辞典》、《文学导论》、《文学辞典》、《中国著名文学史学家辞典》、《文心雕龙》、《禁书大观》等等。我有的，书橱里有。我早想有而不可得的，书橱里也有。其余古今中外书籍，皆用有光泽的白纸包皮，书脊上用隶书体毛笔字写出书名。我问子卿究竟是用什么纸包的书皮？他说是用挂历的反面儿包的。我问他还有时间看书吗？他说哪里还有什么时间看书！不过是喜欢买书藏书罢了。说小时候喜欢书，买不起。如今什么书都买得起了，不买则觉得对不起自己似的。尽管买了也没时间看。说不过是圆了自己小时候爱书的梦而已。在正中那排书橱的最上一格，展开陈列着他小学和中学时获得的一切荣誉证书。当年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又穷又寒酸的时代，那些证书的制作也非常粗糙。与那些精装的豪华的书典同置一橱，仿佛将两个时代拼凑在了一起。仿佛它们能加以证明的，并非它们主人的什么光荣，而是它们自身的某种“古董”价值似的。我忆起了子卿下乡前对他母亲千叮万嘱的情形。它们仿佛尤其在证明着当年一个穷孩子的母亲的责任感似的……

我站在书橱前，满腹沧桑地说：“大娘真是有心人，你当年嘱咐大娘替你保存着，没想到大娘就居然替你保存下来了！”

子卿说：“我下乡后，我娘就把它们缝在枕头里了。夜夜枕着睡觉，能丢吗？”

我说：“缝在枕头里枕着睡觉，那多硬啊！”

子卿说：“是啊。我娘的颈椎病，就是这么落下的。如今还没治好。哪哪儿的医生都说，人老了，骨质也太老了，治不好了。”

我发现，在陈列着那些证书的下一格，在几位当代中国小说家的著作中，竟有我的十几本小说集或单行本儿。我立刻将目光移开，望向鱼缸。心里一时困惑，不知子卿怎么会将我的书也收集得那么全，而且抬举地放在他书橱最夺眼的位置。近些年来，我常常自觉地打消向别人赠自己的书的念头。商品时代，人人都忙忙碌碌于为公为私“搞活经济”，读书似乎早已不是好习惯，而是怪癖了。大概就好比当年子卿总吃臭豆腐被视为异端一样的吧？你把自己写的书签上名正儿八经地赠给别人，是不是意味着你在替自己作广告，怕别人不知道你又出了一本书呢？是不是还包含有希望别人“指正”、“批评”和“拜读拜读”的动机呢？“指正”亦即“拜读”。“批评”亦即“拜读”。不“拜读”何以能“指正”能“批评”呢？总之，你赠人家书，在人家，就等于你在暗示人家读。读书必占时间。时间就是金钱。金钱重要如生命。起码重要性仅次于生命，往往排在爱情更排在友情前头，对许多现代人是第二位重要的东西。你暗示人家挤出人家的时间读你的书，你不是强人所难吗？你不是大有谋财害命之嫌吗？……

子卿也并没有主动告诉我他的书橱内有我的十几册书。看他的样子，似乎并不愿被我发现这一点。他不主动告诉我，我更装没发现了。

子卿站在鱼缸那儿正喂鱼。

他一边观赏着他的鱼一边说：“我小时候，常听我娘讲，解放后，一些过去的有钱人，就是把元宝金条什么的缝在枕头里整天枕着的。当年，对我娘来说，我的那些证书，也许就像我家最贵重的一笔财物吧！”

我说：“子卿，你的藏书可比我的藏书多啊！”

他看我一眼，不无自得地笑了笑：“你想要的，抽出来，走时带走。”

我说：“君子不夺人之爱。”

他说：“书和书橱，对于我不过是一种室内风景。多几册少几册，没什么区别。”

他请我过去观赏他的鱼。说鱼其实和猫啊狗啊一样，也是认得它们的主人的。谁常喂它们，谁常观赏它们，它们就会对那个人脚步的轻重，那个人衣服颜色的深浅特别敏感。那个人往鱼缸前一站，它们就会浮上水面，摇头摆尾，表示它们的亲和。而不经常喂它们，不经常观赏它们的人若往鱼缸前一站，情形就很不相同了。它们就会受惊地往水底潜……

我说：“那它们现在怎么不浮上水面啊？”

他叹了口气，说他哪有时间常喂它们常观赏它们呢！

我问是不是他母亲常喂？

他说花钱雇人做这么巨大的鱼缸，养些名贵的鱼，一开始倒也不完全是图鱼生鱼可以卖钱。而是唯恐他母亲在家里感到寂寞烦闷，为他母亲做为他母亲买的。老人家倒不稀罕什么名贵的鱼不名贵的鱼，当初说养些金鱼就行的。可金鱼吃得多便得多，几天就得换一次水。这么大的鱼缸，换一次水够麻烦的。再说，来个人，一看他家养的居然是金鱼，他脸上也觉得不光彩。金鱼，现如今看来，已经被列为中国的“土”东西一类了。可这些名贵的鱼，老人家又喂不好。所以呢，不得不为它们又雇了个人，每天早晚两次，专来喂鱼。就像北京人雇“钟点家务工”一样……

我见他比刚才在客厅里话也多了，一时不悦的情绪也过去了，趁机劝他。

我说：“子卿，你呀，也别对你母亲的话太认真。我最知道你是个大孝子，你母亲心里还能没数吗？”

他说：“我不生我娘的气。我怎么能生我娘的气呢？不过，我也求你，替我开导开导我娘。她得体恤我这个儿子啊！可她不，不管谁来，她总当人家面儿责怪我。你我不见外，所以我求你。实话告诉你吧，我哪有二百多万！不过才一百多万。现在这个时代，引诱人逼迫人吹牛说假话。你说你有一百多万，人家却只跟你谈二三十万的买卖。你明明真的有一百多万人家也是不信的。所以人家那儿先自给你打了折扣，只当你有五十万，所以人家只跟你谈二三十万的买卖。你说你有二百多万，说得信誓旦旦，人家给一打折扣，你在人家眼里，不过是个百万元的主儿。你有一百多万，你到处说你有二百多万，现在这就等于说真话了。因为别人一给你打折扣，正是你的实际情况。你说你有三百万，别人一给你打折扣，也算接近你的实际情况。也不算吹牛撒谎骗人。五十万左右，是在打了折扣以后的真话的‘合理浮动限数’以内，是司空见惯的说与信之间的原则。好比生产销售方面有‘合理损耗’的规定限数一样。现在哪儿有真话？没有真话！只有在合理的假话‘浮动限数’以内被认为被确信的所谓‘真话’。你明明只有一百多万，你却到处说你有五百万六百万乃至一千万，这才是吹牛撒谎骗人。才算说假话。因为大大超过了说假话的合理的‘浮动限数’。我有一百多万，我说我有二百多万，你以为听的人都会信吗？只有傻瓜才会信。他们一给我的话打折扣，得出的结论是一百多万，正是符合我的情况的事实嘛！完全等于我并没骗他们。但如果我要真话真说，说自己有一百多万呢，在他们那儿结果就是五十多万了，反而意味着我是说了假话，骗了他们。我不愿骗人……”

他说时，我一直在非常虚心地洗耳恭听。但是却听得似明白不明白，甚至可以说听得越发地糊涂了。

子卿问：“懂不？”

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不懂。”

“不懂？”——子卿抓住我手，将我扯至沙发前，样子很郑重似的问：“真不懂假不懂？”

我说是真不懂。不是假不懂。但也不是一点儿都没懂。是似懂非懂。懂得不那么彻底。

“坐下，”他说：“你坐下。这你不懂不行。似懂非懂也不行。必须彻底懂。不彻底懂，那就未免太幼稚了。你是作家。好作家起码应该是半个社会学家。你坐下，你坐下……”

我坐下了。像一个小学生似的仰脸望着他。我竟很羞惭起来。竟真的觉得自己很幼稚了。

子卿不坐。他吸着了一支烟，退后几步，靠着书橱，注视着我问：“道家的太极图，你肯定是见过的吧？”

我说那我见过的。由两条首尾相交的抽象的阳鱼和阴鱼构成一个实心的圆。白鱼代表阳，黑鱼代表阴。隐喻阳盛极而转化为阴，阴盛极而转化为阳。道家以此图阐述宇宙规律。也叫“阴阳图”。

子卿说：“我方才讲给你听的，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道’。道家宣布，他们那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咱们先别讨论他们那个‘道’究竟意味着什么，你也先别问我他们那个‘一’、‘二’、‘三’指的是什么。我今天只给你讲讲，从现实生活中，我悟出的‘道’……”

我说：“你讲吧，我洗耳恭听。”

他说：“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打一个比方，现在你回答我——一是几？”

我说：“一就是一嘛！”

他说：“如果现在没有人相信一就是一了呢？你能不能换几种说法？”

我想了想，回答他：“那就说是0.5的2倍，2个二分之一。”

他鼓励道：“对！看来你还不太笨。一就是一，这无疑是真话。是最简明的真话。可如今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几乎一切方面，恰恰是最简明的真话，变成了没谁相信的话。那么，你再说一是一，你实际上得说几呢？”

我说：“0.5的2倍！”

他摇头：“这样说并不简明。简明的说法应该是说2。”

“2？”

“2！现在，进一步打个比方——你和我谈生意，我自然要问你有多少本钱。你有一百万，你怎么跟我说？”

“二百万！我有二百万！”

“正确！我呢，一听，不信。认为你在撒谎。骗人。看你的样子还老实，估计你也会撒一个弥天大谎。用‘合理的谎话限数’一分析，也就是把你的话打一个对折——二分之一真话，二分之一假话，那么用你说的二百万除以二，我得出了一个判断——其实你只有一百万本钱。这并不等于你在骗我。因为无论你对我怎么说，反正我都是不会信你的。都是要用‘合理的谎话限数’来分析你的话的。你说真话也白说。非坦白说，还会使我得出错误的判断。结果是你说了真话，反而会使我们俩都陷入假话的误区。比如你若照实说你有一百万，我当然还是不信，还是要用‘合理的谎话限数’分析你的话，估计你的话有一半儿水分。那么好，我就把你照实说的一百万除以2，结果得出的结论是你不过才有五十万。结果我们俩可能做成的一笔生意，反而因为我觉得你本钱少没做成。你说这怨谁呢？”

我说：“怨我。”

他说：“当然怨你。《卿斋》里有一则故事是《马俊漂海》记得不？”

我回忆了片刻，说记得的。书生马俊漂到了一个岛国。那里的人们以黑脸为美，以白净脸为丑。都觉得书生马俊丑极了，丑得像个怪物。他只好“入乡随俗”，从此也将自己的脸天天用炭涂黑……

子卿说：“如今咱们普遍的中国人，在语言和文字表述方面所面临的窘况，和马俊的窘况是一样的。真话已经死亡。绝对的真话反而只能导至绝对的假的结果。提倡、表扬、表彰、鼓励、甚至重金奖励，都没了意义。说者早已习惯了说假话，听者早已习惯了听假话。就像《红楼梦》里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习惯了的现象，也就没什么不便没什么可怕的了。但是，没有一个相对真的标准，人们也就很难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社交方面的活动。怎么办呢？需要有一个基本公式。是我总结出来的。我叫它‘翟氏二倍法真话提取公式’。现在我再问你——你有二百万，你为了能使我相信你有二百万，你怎么对我说！”

我张口便不假思索地回答：“四百万！”

子卿说：“完全正确！”

他说罢抛给了我一支烟。

我笑了，觉得自己其实也未必那么笨。

“有的报纸说——北京人均收入每月五百元，你应该从中得出一个什么接近真实的数据？”

“二百五！”

“好！很好！”

我说：“你再试试我！”

于是他又说：“假设今年不是1994年，而是1990年，说咱们中国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怎么理解？”

“十年乘二，起码二十年后！”

“某张报纸公布了十方面的统计数字，以说明国泰民康，生产蒸蒸日上，形势一派大好，你将怎么看？”

“每个数字都起码除以二！”

“还登载了十方面的统计数字，以说明人人心里都清楚，人人都忧患的一些事实并非杞人忧天，你又将怎么看？”

“每个数字都起码乘以二！”

“为什么都乘以二或除以二？”

“因为二这个乘数或除数，可以当成是假话的‘合理限数’，可以将真话从假话中提纯出来！”

“嗯，嗯，很好。你已经掌握了我说的‘道’，以后你这位作家，面对中国的种种现实，就不至于困惑，也不至于人云亦云，无形中做了假话的帮闲了！”

子卿点点头，表示满意。既包含着对我的领悟力的满意，也包含着对他自己的循循善诱的讲解力的满意。

而我，竟像一位考生，终于结束了面试答辩，从导师满意的表情中猜到自己一帆风顺，如释重负。

这时子卿母亲跟了过来，指着鱼缸又对我絮叨：“就说养的这些鱼吧，起初把我看着喜欢的呀！活到七十多岁，以前哪儿见到过这么好看的种种鱼哇！我最爱看的是‘红绿灯’了，晚上关了灯，鱼们身上发亮光，一片片的红亮光从水里游过去，一片片的绿亮光从水里游过来，像解放前看的西洋景似的。楼上楼下的老姊妹们，也都爱过来陪我看……”

“娘！……”

子卿皱起了眉头，不悦地制止老人家说下去。

可老人家那天却显得相当执拗，偏继续揭儿子的短：“后来那些大鱼生了许多小鱼，生的那个多呀！鱼缸里密密麻麻的，往少了估计也得有六七百。我就赶紧往外捞。捞迟了怕被别的大鱼吞吃掉。小鱼缸里，盆儿里，桶里，瓶儿里，捞也捞不尽！我心里那个喜兴呀！不正应了‘富贵有鱼’那句话吗？我把楼上楼下的老姊妹们都找来看，看得人家也替咱们心里喜兴兴的，一个个脸上眉开眼笑。趁着我自己和人家都喜兴兴的，我就分给他们。这家十条，那家二十条。多呀，分给了她们也不见少。咱们中国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有忧自家愁，有喜邻家乐’。我和你母亲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是整天这么教育我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自己家里有了忧苦的事儿，你要尽量闷在自己肚子里，要愁就在自己家愁。别搅得四邻不安，好像人人都该跟你一块儿愁似的。可是你家里要有了什么喜事儿呢，那就不能瞒着邻居们，在自己家里独喜独乐的了。而要把喜气也分给邻居们一些，让邻居们都跟着你高兴高兴。我那些老姊妹当时一个个高兴劲儿的。都觉得我分给她们的少。都争着要呢！还开玩笑说：‘咱们也分了她家一点儿喜气，盼着今年沾光碰上什么幸运的事儿！’正分的热热闹闹的，子卿他回来了。你猜他怎么着？他当着我众老姊妹的面儿，竟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别分别分，快别分了！你怎么也不问问我该不该分啊？放下放下，都放下！谁也不许拿走！一条也不许拿走！’我那些老姊妹们，一听都一声不哼地放下了。都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咱家。晓声你说说看，倒是让我这当娘的脸往哪儿搁？如今，我那些老姊妹，再也没谁到咱家看鱼来了。我呢，也再不好意思到她们家串门儿去了！我还能厚着老脸去他们家串门儿吗？……”

我说：“子卿，这件事上你做的确实不对！你应该向大娘认错儿，现在就认个错儿！”

子卿红了脸嘟哝：“你别光听我娘一面之词！你不明白，那些小鱼的品种都挺名贵的。能买一条大金鱼的钱，也买不下一条那种刚生下的小鱼苗儿。别看刚生，可拿到鱼市去卖，几元钱一条呢！我娘她当时那哪儿是分鱼，是在分钱嘛！这年月，谁家向邻居们分钱啊？”

“钱！钱！又扯到钱字上去！……”——老人家跺了下脚：“光钱是顶重要的吗？还是我那句话，钱这东西，多少才算是多呀？你把那些小鱼变成钱了吗？”——指着儿子转脸又对我说：“他可倒好，花钱雇了个人到集市上卖！”

子卿不但红了脸，而且有些恼了，气乎乎地分辩：“不雇人怎么办？我自己到鱼市去卖呀！我要钱，可也要名声！我有那工夫吗？我的时间能用在那种挣小钱的方面吗？”

我阻止道：“子卿，你少说两句吧！大娘平日心里积郁了些话，没处诉，今天我来了是大娘个机会，就让大娘说个痛快行不行？说的对或不对，咱们当晚辈的，笑呵呵地听着就是了吗！……”

子卿还算给我面子，将头一扭，不言语了。

老人家接着说：“结果呢，他定的价太高……”

子卿吼道：“不高！你懂什么价高价低的？”

我也冲他吼了一句：“子卿，你给我住口！”

老人家一怔，又跺了下脚：“不高？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我老糊涂了！反正是十几天内，也没卖出去多少条！……”

“那是人们不识货！”

老人家又一怔，朝他啐了一口：“呸！就你识货！他花钱雇那个人，卖不动，不卖了，都给送家来了！那么多那么多，放鱼缸里被大鱼吃，放盆儿里桶儿里瓶儿的，是常事吗？再说我也不会侍弄，没过几天，全死光了！我那个心疼劲儿就别提了……”

老人家愠愠地瞪着子卿，终于不再说下去……

子卿这才把脸转向母亲，尽量平静地问：“娘，说完了？”

老人家说：“今天想说的，说完了。”

子卿说：“你别指望人家晓声明天还来！人家是作家了，才不会天天有空儿来听你絮叨！”

他看看手表，站起来对我说：“走，咱俩找个地方吃点儿什么去……”

我说：“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大娘也得吃啊！大娘一个人在家多不好，咱们做点儿吃吧？”

老人家说：“你们去吃你们的，不用管我。子卿他为我雇了个人，天天来给我做三顿饭，收拾收拾屋子……”

我走时，老人家双手攥住我的一只手，不舍地说：“晓声，你就今天有空儿来看大娘一次？还有空来不了？……”

“娘！你烦不烦人啊？……”

子卿终于发火了。

“咱们走！……”

他率先往外便走。

我只好跟着往外走。一边劝老人家：“大娘，子卿并不是个糊涂人。他做的事，您若看不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常言说的好吗，儿大不由娘啊！”

“有空儿，可一定再来看大娘啊！大娘心里常闷的慌呢！……”老人家将我送出门，站在楼梯口，依依地望着我下楼……

在我的建议之下，那天我们没到什么大饭店去，而是选择了一家清静的私营小饭馆，点了几样家常菜，从从容容地聊着等着。

老板娘是个比我俩年纪小的女人。三十多岁的样子。很有几分姿色。待客也很热情周到。听你说话时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你。仿佛你真是她的上帝，化了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亲自当面向她传经布道似的。她自己说话时，未语先笑。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可谓唇红齿白。肯定的，她知道她那么一笑的魅力。她使你觉得她对你很亲爱似的。

怕我们等菜的时间寂寞，她笑盈盈地送来两本书给我们看。我接到手的是一本《黑衣儒侠》。梁羽生写的。翻看了两行。文字粗俗得不堪卒读。我肯定那是一种侵权行为的产物。心想我的一家子，如果亲眼读到有人冒充他的大名写出那么拙劣的东西，鼻子非气歪了不可！

我问子卿：“你那本是什么书？”

他朝我示了示封面——乃一本《麻衣神相》。他问：“想换着看！”

我摇头。

他笑了。

我也笑了。

只他那一笑，我仿佛觉得，往昔的子卿，我记忆里的那个子卿，和我共同在“脏街”上长大的穷孩子子卿，过去被“脏街”的所有母亲们交口称赞的拳拳孝子子卿，似乎和今天这个翟子卿，现实中这个翟子卿，坐于我面前的这个翟子卿，被叫作“华哥”或“大款”的翟子卿，使我非常想更亲近同时又使我不免感到那样陌生的翟子卿，终于是有一部分复合在一起了。

人，尤其是人，无论变化多么大，总是会留下些和他过去相似的地方。那可能是他的笑。也可能是他的哭。还可能是他恼怒时的样子等等。我们其实正是从这些依稀的方面得出结论——某一个成年人确实是从某一个孩子长大的。否则，社会后来对某一个人的内调整加上外包装，将会使我们大大地怀疑我们小时候的一切朋友，不过都是产生于我们头脑中的梦幻罢了。

尽管三天前我们在那家高档饭店的豪华单间里终于互相认出后，他每望我一眼也似乎总在笑，但那是“后天”的翟子卿的一种笑。准确地说更是一位被众星捧月似的口口声声叫作什么“华哥”的“大款”的笑。那笑有太多的被他们一致公认他像极了那个叫“詹姆斯·史都华”的美国佬的成份。

尽管在他家里他也对我笑过，但那仿佛是一种主人对客人的笑。充其量表示的是欢迎，而不是亲情。笑时有“但愿你生活得比我好”的意味儿。并且，他心里显然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只怕是永远达不到他那么高的生活水准了……

我忍不住说了这样一句话：“子卿，你笑得还像你小时候那样！”

他的笑渐渐从他脸上消失了。

他问：“怎样，……”

我想了想，一时想不出一个更准确的词回答他，便岔开话，反问：“如果你现在还能挤出点儿时间看书，你希望看些什么书？”

他说：“关于富豪人物的传记。我对虚构的书早已逆反。书摊上都在卖一本《港台十大富豪发迹秘史》，卖得挺火，再版多次，你看过没有？”

我说我没看过。

他说他买了一本。说很值得一读。希望我也买一本研究研究——他用手指点点那本《黑衣儒侠》：“这类书我连翻也不翻。这类书是为那些民工、农贸市场的小摊主，守电梯的女工们出的，有什么看的？纯粹浪费时间和精力！”——又点点那本《麻衣神相》：“这类书也纯粹是印满了铅字的废纸。这类书我曾研究过不少。不是看。是对比着研究过。宣传的全是尊贵贫富由命定的迷信。这本抄那本，那本抄这本。幸亏我不信，才有我翟子卿今天……”

我注视着他说：“子卿，我应该感激你。我对文学的热爱，是由于当年受你的影响。”

他也注视着我问：“你说的正话还是反话？”

我说当然是正话了。干吗说反话啊？

他沉默片刻，又像方才那么一笑。更准确地说，是又像当年那么一笑。那一种笑很天真。很无邪。仿佛是刚刚从人的心灵里诞生出来的某种带有本身光彩的东西，还丝毫也没有被我们这散布布满了尘埃、污秽、细菌和病毒的世界所污染，只有纯情少女才会那么笑。而且只有小说中的或影视中的。子卿那么笑时有几分女性化。那可以认为是一种“返朴归真”的笑。我时常觉得我们如今的人，连笑都现代化起来了。都带有“后工业”的意味了。仿佛是从工业流水线上或从电脑中借鉴到人脸上的。不论男女，从十七八岁起就已经不可能天真无邪地笑了似的。一直到死也不可能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