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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卿说：“首先靠的是你的天份。当年，两个中学生，两个半大孩子，哪儿能谈得上谁影响谁啊！……”

他将“影响”二字，说出几分强调的意味儿。仿佛他并不情愿承认。而当年的他的确影响过当年的我，尽管那可能并非是他的愿望。但那是一个事实。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想要否认那样一个事实。

先上来了一盘冷菜。他端起了啤酒。我觉得他在透过杯中泛着微小气泡的橙黄色的液体，胸有什么城府地审视着我。

我也端起酒杯，和他的杯碰了一下，同时肯定地说：“能……”

他向我摇了摇头：“那不过是你的主观结论罢了。”

我们彼此对视着，各自无声而饮。

放下杯，我又说：“你忘了？你当年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两个人，一个人一门心思挣钱，另一个人一门心思写作。后来一门心思挣钱的人，用他挣的钱盖了一座大厦，而一门心思写作的那个人，呕心沥血，写成了一部书。几个世纪过去了，大厦倒塌了，而书流传下来了……”

他说：“我讲过的吗？”

我说：“你讲过的。”

他说：“我不记得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他说得那么庄重，甚至有些庄严。

我说：“我记得。”

他试探地问：“你后悔了吧？”

我一怔。

他说：“当年最想成为作家，也最有希望成为作家的是我，而如今我成了一个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儿的人，你却成了作家……”

我说：“你可以出来。”

他睥睨着我，似乎很困惑地问：“从哪儿出来？”

我说：“从钱堆里出来。如果你并不喜欢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儿的话。”

“想拯救我？”

他又笑了。已不复再是当年那种笑。而是三天前在大饭店的豪华单间里那种笑了。

他仿佛又变成了“华哥”。

我也笑了。也反问：“子卿，你觉得如今你还需要谁来拯救吗？”

他饮了一口酒，旋转着手中的杯，岔开话题说：“先不谈我了。先谈谈你自己吧。终年爬格子，卖文为生，你不至于认为我应该对你负什么责任吧？”

我说：“不。”

我回答得也很庄重。也庄重得近乎庄严。

他又透过酒杯研究我。

我说：“我明白了。”

他问：“明白了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挺怜悯我的？是不是还因为我成了作家，觉得挺内疚的？怪对不起我？”

他诚实地回答：“是的。”

我低声然而含有抗议意味儿地说：“其实大可不必。正像你并不觉得整日在钱堆里打滚儿很不幸，我也并不觉得终年爬格子很不幸。我可没产生什么想拯救你的念头，你也犯不着产生想拯救我的念头。”

我隐隐感到自己受了伤害。这伤害很轻微。如果我不是一个过分敏感的人，也可以认为它并没有构成。但我是一个敏感的人。

于是我又说：“子卿，在你面前，我丝毫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你同情和怜悯的。我的心理也不至于失去平衡。我选择的乃是我适应的高兴的活法。让我再重新选择一次，也许我还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写作生涯。子卿，我并不嫉妒你有二百多万，真的……”

其实我最嫉妒他的，正是他有二百多万这一点。

“真的？”

“真的。”

“二百多万实际上是多少？”

“一百万。”

“考考你。怕你又忘了我教你的‘真话提取公式’！”

我们互相凝视着，忍俊不禁的，忽然都大笑起来。

这其间老板娘一盘一盘地为我们上全了菜。

我有些饿了，抓起筷子，不谦不让地吃起来。

子卿默默陪我吃了片刻，放下筷子，吸着了一支烟。

“如果让我重新讲你说我当年对你讲过的那个寓言，”他以一种深思熟虑的口吻说：“我将这样来讲——几个世纪过去了，不，不需要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来证明，几年就可以了——一幢大厦拔地而起。它的建筑材料是现代的。建筑工艺是一流的。外观十分壮丽。它不是那么容易倒塌的。它能使人联想到‘永恒’这个词。几个世纪后，它肯定依然存在着。它成了一种文化。成了古迹。而那个一门心思写书的人，当他的书完成后，则须四处写信推荐自己的书。四处找门路请求出版社出他的书。而他的书并不像他们自信和以为的那样经久流传。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流传。在书店的书柜上摆着，淹没在千百种的书的海洋中削价处理也无人问津。最后被书店当废纸从书库里清除了。而在书摊上摆着的，封面积落着马路上的尘土，留下了一些翻过它的肮脏的指印……”

我听着听着，也不由得放下了筷子。

我说：“那是写的不好的书。正如偷工减料盖起来的楼。难道这城市里的每一幢楼都很壮丽吗？”

他递给我一支烟，并伸过按着的打火机。看着我吸了两口烟后，又说：“不好的楼，也是楼。只要没险情，就可以住人。起码可以当仓库。而不好的书，除了送回纸厂重新打成纸浆，还能干什么用？在我家里，你可能也发现了，凡是你写的书，我差不多买全了。而且都认真读过。我不敢武断地说你的书都一点儿价值也没有。但你以为它们会传世吗？……”

我不禁面露愧色，无言以答。

“我反过来问你，情况好又怎么样？印一百万册，够多的了吧？开座谈会，评论文章见报，改编成影视，又怎么样？那不就是一年内的热闹吗？而今天，凡是能印一百万册的，不塞入大量媚俗的，甚至色情的，下流的，肮脏的，用你们的话叫作‘自然主义的人性描写’的内容，岂非天方夜谭吗？海明威以后，世界上又评出了那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你是搞文学的，你又能扳着手指头对我说出几个。今天，此时此刻，在这个地球上，哪儿在上演着莎士比亚的戏剧？谁在读雨果或巴尔扎克的小说？有几个法国的年轻人知道乔治·桑是谁？又有多少儿童还在喜欢听安徒生或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谁还真的需要什么文学。一个现代人手捧一本小说在看的情形，你真的不觉得那是十分滑稽可笑的情形吗？比一头猩猩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滑稽可笑！……”

我冷笑道：“你还可以顺着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那个一门心思写书的人，比如就是我，终于无法靠出卖文字养家糊口了，于是不得不去找那个一门心思挣钱并盖起了一幢壮丽大厦的人，请求他周济自己。好比他就是你。你念及过去的友情，大发慈悲，收留了我。让我当一名看电梯的员工，或者司门人。而我呢，发誓再也不对这世界上的任何人讲你当年曾给我讲过的那个寓言了……”

我说完，默默望着他。

他也望着我。

他问：“生气了？”

我说：“没有。”

我打定主意，吃完，拍拍肩，握握手，就告别。我当然并没生气。我知道他今天抽出他十分宝贵的时间，绝非是为了有机会当面嘲笑和挖苦我。即使他认为当年我也是一个伤害过他的人，二十多年了，他也不会耿耿于怀，以这么一种方式报复我的。我只不过觉得他变的太古怪罢了。古怪得我感到无法和他交流情感。我暗想，由穷而富了的人，尤其是由穷而富了的中国人，比如子卿这样的“大款”，也许是差不多都要变得古里古怪的吧？难道普遍的中国人，在他们眼里，都是些活得迂腐，活得窝囊，活得不开窍，活得有几分可怜亦可笑可悲之人吗？大概还有几分可鄙吧？

子卿塞了牙，向老板娘要牙签儿。老板娘转入柜台，大方地取了一袋放在我们桌角。

子卿拿起看看，问：“地摊儿上买的吧？”

老板娘倏地红了脸，大摇其头，说保证不是。

子卿说：“老板娘，这骗不了我。塑料袋儿上连个字都没有，肯定是地摊儿上买的无疑。地摊儿上卖的牙签是不消毒的。提供给顾客用，太不卫生。”

老板娘喏喏连声。

子卿又说：“就算我给你提个建议，以后再不要买地摊儿上的牙签儿。谁会用过了这一端，再反过来用那一端剔？这种两端尖的牙签，除了中国，大概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见不着。这是典型的旧中国农民心理的体现。似乎什么东西都要省着用。老板娘你以后要买那种一端尖的。记住没有？”

老板娘赶紧说记住了记住了。

子卿又诲人不倦地说：“工艺品小店里就有卖。顾客吃到一半儿的时候，要主动送上来。每客一包。人家走时，也值得随手儿带走。我可不是在找你茬儿。我这个人，对牙签儿也没那么多讲究。有时削尖一根火柴杆儿，也剔。我是在教你怎么样挣钱啊！”

老板娘嗫嚅地问：“那样的，多少钱一袋啊？”

他说：“不贵，才一元多。”

老板娘咂舌道：“那还不贵呀？如果十个人吃一桌，一人一袋儿，还兴带走，我们不就等于搭上十元钱吗？我们不过是一家私人小店，哪儿经得起那么做呀！”

子卿拉过一把椅子，指着对老板娘说：“坐下！”

老板娘犹豫片刻，自忖他不至于有什么越轨企图后，老老实实地坐下了。

从厨房朝外递菜的小窗口，探出一颗戴着肮脏的白帽子的男人的脑袋，朝我们瞪着。从那种虎视眈眈的劲儿，我得出判断必是老板娘的丈夫无疑。

我在桌下暗踢子卿的腿。他却理也不理我。

他说：“老板娘，你也真死心眼儿，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假如十个人吃一桌，菜盘上刮下十元钱谁看得出来？而对于来吃过饭的人，也许就因为那一元多钱的牙签儿，下次还来，你的‘回头客’不就多了吗？人们并非都贪图你那一袋儿牙签儿。人们找的是一种感觉……”

老板娘的丈夫，从厨房转出来了，双肘支在柜台上，两只油腻的大手托着下巴颏，旁听生似的听着。

子卿又问老板娘：“就我们两个顾客，方才干吗不主动陪我们说几句话？”

老板娘又红了脸，讷讷地说没这习惯。

“要养成这习惯。”——子卿耐心可嘉地启发：“这叫感情竞争。没有这点儿竞争意识，生意能兴旺吗？”

老板娘想了想，似乎茅塞顿开，连说多谢指教之类的话。并回头大声吩咐她丈夫：“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再给加一道拔丝土豆！”——又笑容可掬地对子卿说：“大哥，最后这道菜，算我们敬您的！”

子卿摆摆手：“那倒不必。”

说罢，捻出一根牙签。而那一袋儿，大大方方地揣入了西服上衣兜。

吃着拔丝土豆的时候，子卿又说：“现在的中国，遍地都是钱，哪儿还用到外国去挣？你知道我走在路上有种什么样的感觉？脚下软绵绵的，钱铺得比三层地毯还厚。在这个地球上可能再也没有比赚中国人钱容易的事了。所以连外国人都忙不迭地到中国来赚钱！对全世界而言，想赚大钱不到中国来还能到哪去？这也许是上帝提供给外国人的最后一次赚大钱的机会了。这个机会肯定到本世纪末就为止了。”

我问：“那么对于咱们中国人而言呢？”

他反问：“电影《金光大道》，当年你一定看过的吧？”

我说：“看过。”

他说：“那里有一句话——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现在的中国，正是这么样的一个中国。现在的时代，正是这么样的一个时代。”他向我伸出三根指头，加重了语气：“三年。我的看法，今后三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三年。三年内发的，那就算发了。发不了的，那就算错过机会了。而且，可能意味着永远的错过机会了。因为，前几年发财，只有一条规则——那就是，不必讲规则。无所谓犯规。什么叫犯规？没被‘裁判’发现，那就是没有犯规。被发现了，那是运气不好，算你倒霉。何况‘裁判员’的黄牌红牌，该对你举起来的时候，因为你把他‘搞活’了，也可以对你的犯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不得以而为之的时候，该对你举起红牌，也可以只对你举起黄牌。该对你举黄牌，也许仅仅罚你‘点球’。现在情况略有不同了。开始由无规则而有些规则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白听一位“大款”给你上这么一堂课的。我竟听得有些入迷了。

“那将意味着，个人积累财富的限制严密了，严格了。机会减少了，变得更加宝贵了。做法也不得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了。没有规则的机会摆在眼前的时候，普遍的老百姓是没胆量伸手一把抓住的。怕是陷阱。怕触犯了规则。明明毫无规则，还怕触犯了规则，这多有意思。最后老百姓也动了野心了，也都想参与着‘搞活’了。每每就在这时，那规则好像冷不丁地就出现了。在刚出现的那一瞬间，当然照例要抓几只替罪羊，或者坐牢，或者杀头。以正视听。替罪羊绝不会是他们。他们转而又去玩儿别的了，又到别的没有规则的方面去进行‘搞活’了。所以，在这三年内，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晓声，这些话，我平时，对别人是不说的。你我不是一般关系。我觉得，我翟子卿有义务点拨你个明白！别他妈爬格子了。别他妈卖文为生了。我知道你勤奋，稿费收入也还凑和。但靠一支笔养家糊口，太迂腐了吧？别他妈当什么作家了！那都是扯淡！活到四十多岁，我算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你有钱，你不漂亮也漂亮了。你没有风度也有风度了。你没有气质也有气质了。你唱歌不好听也有人替你喝彩了！你的小说是臭狗屎，也能花钱辟专栏大评特评了！也能组织研讨会了！甩出几万元就是了吗！你在电影厂，美国电影《沉默的羔羊》一定看过。女演员朱迪·福斯特，为了获影后提名，准备将《好莱坞导报》的有关版面全垄断下来。聘请职业影评家和电影海报画家为她在新片《似是故人来》中的表演进行吹捧。这叫什么？这叫‘抬高自己’。有钱你才有资格抬高自己！花钱你才雇得到人抬高你！无独有偶，《纯真年代》的女主演，也不惜一切代价来确保自已被提名，花费了一千多万美元大搞宣传竞争。雇了十九个有才干的评论家，巧妙地，恶意地贬低别的竞争对手。这叫什么？这叫‘打击别人’！有钱你就有资格打击别人！有钱你就能雇到别人替你去干你自己不能直接干的事儿！包括杀人！……”

“你……你该不会……”

我吃惊不小了。

他一笑，接着说：“放心。我是绝不会花钱雇杀手的。我也没仇深似海的仇人。我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使你明白——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连鬼都可以用鞭子抽着你推磨！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比金钱的魔力更大？没有。根本没有了！……”

他不容我插话。滔滔不绝。他已经不再动筷子。一只手握着酒杯，一只手握着酒瓶。一边大口大口地喝，一边自己为自己一杯一杯地斟满着。仿佛的，他的那些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金钱的思想，不是从他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酒瓶里随着泡沫产生出来的。只有不停地喝酒，才能不停地论说似的。他的脸已经泛红。我看出了他已醉到五六分的程度。在兵团时，逢年过节，我们免不子了也凑一起喝一回。当年是我喋喋不休，尽叙尽说，而他一个人闷着头独斟独饮。等我没什么话题可说了，他才不其然地说一句。常常出语惊人，见解刁钻，使我目瞪口呆。我没想到他如今变得口若悬河了。也许，他和他老母亲一样，平时也是太缺少向人诉说的机会了吧？

而我自己也有些醉意醺醺了。

我反驳他：“有的！”

“有什么？”——他眯起眼睛凝视着我。当一位哲学家面对一个大傻瓜而傻瓜竟反驳他的时候，哲学家可能就是像子卿当时那么一种样子。

但是我想我不是一个大傻瓜。他那一种凝视的目光使我恼火。使我的自尊心大受刺激。而一个自尊心敏感之人，半醉不醉的情况下，自尊心是更不可侵犯的。

我说：“你也听着，听我给你朗诵一首诗！”

“诗？哈，哈，朗诵诗！……”

若不是在饭馆里，而是在他自己家里，我想他当时一定会大笑起来的。

“你必须听！”——我轻轻拍了下桌子，饮了半杯啤酒润润嗓子，便低声对他“朗诵”：

比金子更有魔力的

那一定是珠宝

比珠宝更有魔力的

那一定是钻石

比钻石更有魔力的

那就只有女人了

与美妙的女人相比

连魔王的魔杖

都不值一提了……

我“朗诵”时也凝视着他。在我的想象之中，子卿似乎便是一个魔王了。仿佛他正企图用他巨大的魔法迷乱我的心胜，而我“朗诵”那一首诗是解除他的魔法的咒语……

老板娘斜靠柜台，交抱双臂，笑盈盈地望着我们，如同望着两个争强好胜的大孩子。

子卿缓缓拍手。

我说：“难道不是那样吗？”

他说：“诗倒不赖。但结论是弱智者的谬论。因为美妙的女人本身就是这世界上最为昂贵的一种东西。是金子、珠宝和钻石混合成的物质。美妙的女人在一切物质之上，所以你必须用比她们本身造价更高的金钱才能收买她们的芳心。加上这一层意思，才不失为一首起码自圆其说的诗。请问在如今的世界上，你还能找到一个又美妙又对自己之美妙的价值浑然不知的傻女人吗？你有多少私有财产？哪怕你仅有一千万，你在本市登一则征婚广告试试看，全市美妙的女人非整天包围着你吵吵嚷嚷发誓非嫁给你不可！结了婚的也随时准备为你离婚甚至谋杀亲夫！待价而沽并非她们的可悲之处，在这一点上像你这样的男人们一直在犯着一个严重的错误！一直不明白没有人出得起比她们本身的价值高十倍百倍的价格买断她们，才是她们最大的可悲之处，才是她们觉得最失望、最沮丧和最不幸的事！……”

我一时被他辩糊涂了。但是想起了他老母亲希望我劝劝他的话，很有责任感地又说：“子卿啊，你母亲的话有一定道理。钱这东西，无所谓少，无所谓多。比起普遍的中国人，你已经可以算是能过上很体面的物质生活的了！差不多就满足吧。别整天东奔西蹿地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挣钱方面了！你母亲还能活几年啊？她渴望你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她，这也属于老人对儿女的正常心理要求和情感要求嘛！守着你母亲过几年安稳日子吧！……”

他又要了两瓶啤酒。

“三年，”——他饮了一大口后，嘟哝地说：“三年之后，我一定听你的！这三年内不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挣钱的机会一次次摆在眼前，如果我自己没挣到手，我恨我自己恨得咬牙切齿！看着别人挣钱的方式不得法，不灵活，头脑转不过弯儿来，比如咱们吃饭这地方，我也忍不住要教导教导……”

我说：“子卿，不然你就投点儿资，也开个小饭馆，或办个小工厂，以后既能有固定的收入，又能有更多的时间关照你母亲，岂不更好？”

他将剩下的半杯酒一饮而尽，杯往桌上重重一放，大不以为然地说：“那样挣钱，太慢了，也太操心了。纯粹是笨人挣钱的方式！”

我不禁朝老板娘瞥了一眼。她倒丝毫没显出听了不高兴的样子，反而给我们又加了一盘糖拌西红柿。

待老板娘走开，我低声问：“子卿，难道你对钱，真有很大的需求吗？……”

他说：“是的！我有！……”

我看了他已醉了七八分。他的话几乎是恨恨地说出来的。我不明白他在恨谁？在生谁的气？生他老母亲的气？生我的气？或许他的老母亲和我，真有许多对他的不理解处吗？或许他生他自己的气？认为在这家小饭馆儿陪我吃着喝着向我论说着的时间内，又有某些能挣大钱的机会，正悄悄地令人终生遗憾地从他身边溜走？可这也不是我的错啊！不是他在陪我，明明已经是我在陪他了呀！不是我在浪费他的时间，明明已是他在浪费我的时间了呀！

我决定什么也不劝了，我决定什么也不说了。

这时他冲动地抓住我一只手，向我凑近脸，以苦口婆心的口吻说：“晓声，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时代早已变了！难道你从来也不曾因为它的变化而感到过恐惧？没有什么东西能医治你的恐惧，只有钱，只有钱啊！你们作家与社会之间的传统‘蜜月’关系已经一去不返地结束了！你们这批‘上帝的宠儿’再也没有什么荣誉的糖果可以享用了！你们甚至失去了给你们分发奖赏糖果的上帝，你们已经沦落成了商品时代都市文明中的‘拾垃圾者’，难道你打算隐居到乡村去吗？……”

我说：“不……”

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还是的！”——他用另一只手在我头上摩挲了一下，如同一个大人爱抚一个终于变得懂事了的孩子……

“那么听我的，不要再迷恋什么文学了，不要再当什么作家了！不要再靠卖文为生了！看看今天的苏联，不，这该怎么说呢？苏联他妈的已经不存在了！苏俄文学，苏俄绘画，苏俄电影——我，和你，我们当年曾多么敬仰和崇拜啊！可他们的作家们如今都在干什么？有点儿积蓄的隐居了，他们的社会不再需要他们了！没有积蓄的到处打工，有不少人变成了不得不伸手讨小费的人！还有的变成了‘国际倒爷’来到过中国，大包小包的，情形像我们当年探家一样！‘倒’回去的尽是我们国家假冒伪劣东西！你知道有一次我碰到了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导演！《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导演啊！六十多岁了！我不信是他，可别人向我介绍正是他！他叫什么名字我是记不起来了。但向我介绍他的人绝不会骗我！就是三天前和我们一起吃饭的那位文化局的副处长。还向我介绍了一位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编剧！那一天是我替文化局掏钱请的客，所以我成了真正的主人！他们听我说看过他们的电影，他们都哭了。他们对我毕恭毕敬的。你猜他们对我提出了什么样的恳求？他们恳求我为他们创造几次在中国挣钱的机会！哪怕教中国孩子学俄语他们都乐意。我没法儿答应他们的恳求。我没这义务。但我也着实从内心里可怜他们，临分手给了他们一人一千元钱，他们感激得没法形容。晓声，我可不希望有一天你也落到他们那种地步！自从见到了你，三天来我总在替你前思后想！对你，我觉得我有义务！有责任！不管你自己怎么想，反正我觉得我有！听着，你是另一个我！起码是另一半儿我！这么多年来我也常常回忆起你，我是为了劝你才浪费今天的时间的。可你还反过来劝我！你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昏昏吗？如果我今天不能劝你改行，我今天的时间可是白耽误了！……”

我眼中不禁一阵热，虔泪顿涌。

对于我自己的今后，我并非丝毫没想过。我不是一个对时代的演变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的人。我不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恰恰相反，仿佛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忧郁情怀几乎始终追罩着我。即使在我觉得生活很美好，普遍的人们都享受着生活的美好的时候也是那样。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便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了。忧郁和悲观，完全是两回事。我这么认为。忧郁是一种有时候可供自己领略的心理风景。而悲观不是。悲观只能腐蚀和破坏人的一切情怀。所以我常常本能地拒开悲观。尽量不使它在我的内心里发酵。何况，在十二亿中国人中，但凡是一个作家，则总归并不是最可怜最值得同情的人。作家的自哀自怜和过分的自我钟爱自我欣赏一样，是掺杂了太多的矫情的……

但我还是极其地被感动了。被子卿的话大大地感动了。被子卿对我的友爱感动了。在如今的现实中，除了你的亲兄乃弟，除了你的父母爱人或儿女，还有另外一个人为你将来的命运思前想后，当成是自己的命运一样操着份儿心，实在可以感到是一种幸福了啊……

我也不禁将自己的另一只手按在子卿手上。我们两个人的四只手交错叠按着。眼泪在我眼圈儿里直打转……

我们的脸彼此凑得很近。我们互相凝视着。子卿的眼泪也在眼圈里直打转……

天津《文学自由谈》的编辑李晶也是一位女作家。有一次她在给我的信中剖析道——某些知青们之间的深厚的情感，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极为特殊的情感标本。仅仅用“同代情结”来作结论是肤浅的，不全面的。其中肯定包含着“同性恋”的心理倾向。今天倘不如此探究则便难以解释清楚——为什么当年两个男知青或两个女知青好得像一个人的现象司空见惯，而一个男知青和一个女知青或一个女知青和一个男知青之间却难能那样？即使他们暗暗相爱了，在他们的感情关系中，也总会有他的一个男朋友或她的一个女朋友充当着极其微妙的角色。甚至常常能左右他们感情的进展和结局。实际上，他的男朋友或她的女朋友，在他和她的感情戏剧中，往往在扮演着一个近乎“情人”的角色。他或她没有那样的一个“情人”，往往连对异性的爱心都是处于枯萎和干瘪状态的……

那时刻我凝视着子卿，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就忽然联想到了李晶在给我的信中写的一些话。而我感到终于明白了的是——原来子卿他是我第一个爱过的人啊！从是孩子到是少年到是青年，我们一直是在彼此呵护的关系中长大的。除了子卿，不曾有过一个女孩儿或一位少女一位可爱的姑娘取代过他和我的关系。反过来我对他也是如此。从是孩子到是少年到是青年，我们的感情园圃中都不曾有异性的身影驻留过。我们之间的友爱真的带有互相怜爱的色彩呢！……

心里边这么想着的时候我一点儿也未觉得羞耻。只不过觉得多多少少有些遗憾罢了。遗憾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感情色彩回头观望竟是那么的单调。对我而言，当年最亲爱最温馨的色调，除了我的母亲，再就是子卿涂在我人生画板上的了。对子卿而言我当然也是那样的……

我又想到了鲍卫红……

她仿佛是一只蝴蝶，在我们共同的感情园圃中翩飞了一番，不知去向地便飞走了。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是一缕淡远的惆怅。不知留在子卿记忆里的是什么？我们之间从小到大最为深长的一道心理冲突的裂痕，归根到底是那个鲍卫红造成的。哪怕仅仅由于这一点，她也够使我难忘的了……

我听到老板娘的丈夫在柜台那儿低声发问：“他们怎么了？……”

我听到老板娘这样地低声回答她的丈夫：“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两个大男人会这样……”

我并未回头……

子卿也并未朝他们望……

我问：“子卿，那你要我改了行干什么呢？”

子卿说：“什么挣钱干什么！什么来钱快干什么！跟我一块儿干。我，和你。我们两个加在一起，那我就如虎添翼了！三年后我保证你也可以像我现在一样积累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那时，我们用我们两个人的钱，能在本市建立起一种类似王朝的金钱统辖范围！那时候我就是那个王朝的主教，而你就是国王！你要愿意当主教也行，那我就当国王！一个由主教和国王共同挽手统辖的王朝，才是一个理想的王朝！赋予宗教色彩的王权是完美的。赋予思想色彩和哲学意味儿的金钱才更具有魔力……”

我扑哧笑了。

我明白在当时那么一种情况之下我是绝不该笑的。因为当时子卿的真挚和虔诚是不容置疑的。我也明白他当时对我说出的全是他的肺腑之言。而且于他，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妄言痴语，是深思熟虑后的人生设想……

但我还是忍不住笑了。

我一边笑一边回头朝老板娘瞥了一眼。那是一种下意识的使然。我猜她和她的丈夫从柜台那儿望着我们，听着我们从始至终几乎一直在谈钱，一定像在看两个“玩深沉”的小品演员在预演，一定早已感到我们太滑稽可笑了……

不料却发现她正手拿着一台小录音机，在暗中录下我和子卿的话！

我急了，大声说：“老板娘你……”

我顾此失彼，一时忽略了子卿在我笑后的反应……

啪！……

一只酒杯摔碎在地上。我倏地将目光从老板娘身上转移向子卿，见子卿已离开座位站了起来。

“虚伪！”——他指点着我，恼怒地说：“你！你一样的那些个人们，我见得多了！你们的话，我也听得多了！可你们实际上跟我一样，给你一套带花园的别墅，你不要？给你一辆‘林肯’，你不要？你做梦都想要！可谁给你？凭什么给你？你得买！拿什么买？拿钱买！钱从哪儿来？要靠自己去挣！钱不像雨点儿或雪花儿，能均匀地落在每个行人的身上！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自然而然地源源不断地往富人的衣袋里淌！于是穷人到手的每一个角子都将更多地沾有他们的汗水！贫穷是耻辱！什么是穷？和你这样的‘拾垃圾者’在一起我是‘大款’！因而是比你在这座城市里还有知名度的‘华哥’！可是和另外一些人在一起时，我仿佛是穷光蛋！被人耻笑！轻蔑！有时候他们仅仅比你多二三十万元钱就像比你多一条命似的！你仅仅因为比他们少二三十万元钱就像在他们面前你是侏儒一样！钱就是这么有权力的东西！而你竟觉得我的话可笑！仿佛我是一个小丑似的！你们写的书里，你们发表的文章里，一贯装模作样地告诉人们，尤其是装出诲人不倦谆谆教导的样子，告诉孩子们青少年们追求金钱仿佛是一种罪过！教他们最虚伪地企图过一种与金钱无涉无染的生活！今天，在这个地球上，只有动物才与金钱无涉无染！而所有的人都知道金钱是唯一使人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东西！是像玫瑰花一样美丽的东西！听着！金钱它代表着健康、俊美、力量、荣誉、高贵和尊严！正如它代表着疾病、软弱、耻辱、下贱和丑陋对它的需求对它的渴望一样明明白白！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是萧伯纳！你还问我看不看书了？告诉你，自从我十几年前从书中读到了萧伯纳这句话，就刻骨铭心地记住了！就觉得其他的一切书都没有一读的必要了！……”

子卿他是大醉了。

我很后悔不该那么扑哧一笑，惹恼了他，又不得不聆听了他这么一大番教诲。我赶紧招来老板娘付账。这顿饭本是他请我的，不料他醉成这样，结果却成了我请他。

付过账，我严正地要求老板娘将录音销毁。

老板娘将录音机往身后背，嫣然一笑：“怕什么啊？我们这儿又不是窃听点儿，我们两口子又不是收集民间有害言论的！我们不过是觉得你朋友的话太深刻了，太明白太有道理了！录下来嘛，为的是以后经常听，反复听，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她的丈夫也说：“是啊是啊，我们绝对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就是想学习学习嘛，你朋友的话很符合时代的潮流嘛！……”

我也顾不上和他们太认真，挽起子卿就往外走。

子卿一抡胳膊：“听着，都听着！老子……不是个没文化的人！对……社会……时代……老子也有……独到的见解！这个国家现在需要的，不是更好的道德！不是教我门怎样管理好自己灵魂的道德家！不是……他妈的冠冕堂皇的人权！不是自由、文化、一小撮人津津乐道的什么他妈的文学和艺术！不是怎样拯救堕落的同胞姐妹和迷途的同胞兄弟们！也不是上帝的慈悲、怜悯和他妈的什么仁爱！它最需要的仅仅是金钱！金钱本身就是生活！就是爱、情欲和性！就是最实在的实在之物！是统治一切男人和女人的至高无尚的意志！这个国家最应被消灭的，不是……不是对神圣的亵渎！不是……不是蛊惑人心的虚伪的宣传、垄断、酗酒、瘟疫、卖淫、吸毒和艾滋病！而是贫穷！消灭贫穷！金钱万岁！……”

老板娘和她的丈夫目瞪口呆……

我对子卿吼：“可耻！……”

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拖出门。

而子卿在门外仍高叫：“这就是我——一个拥有二百万的穷光蛋的宣言！一包金币多么美！钱柜多么美！如果谁的钱丧失光了，谁将嚎啕大哭！像父母失去了宠爱的独生子一样！”

我招手截住一辆出租车，将他送回了家里。

子卿母亲守在床边，低俯着花白了头发的头，端详着并抚摩着儿子的脸。那一时刻，老人家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放射着无比慈爱的光彩。

我感到内疚极了。

我说：“大娘，真对不起，我劝他别喝那么多，可他……”

老人家回头问我：“喝的啤酒，还是白酒？”

我说：“啤酒……”

老人家说：“要喝的是白酒就好了！”

我一怔。

老人家又说：“啤酒，他睡一觉就醒过酒劲儿了。要是白酒，他兴许能醉上三天！我巴望他哪一次醉上三天。那样，我就能守着他三天，看着他三天了……”

老人家几乎掉光了牙的嘴一瘪缩，老眼中扑簌簌落下泪来，无声地双手掩面哭了……

那一时刻，我更加明白，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苍老人生命的女人，对于一位含辛茹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她最最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一个她看得见抚摩得着的儿子！尤其是，当她的儿子实实在在地拥有了那么多钱以后，她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实实在在地拥有自己的儿子呵！……

可是子卿的母亲却并不拥有子卿……

我在内心里怆然地诅咒着：生活、生活！我操你妈的生活！你把我那么好的一个子卿改变成这样！你把一个可敬爱的老母亲唯一的一个孝子改变成这样！你这本身就已变得像最不要脸的娼妓一样的生活！我恨你……

我忍不住想陪着老人家一起哭……

我怕我会那样……

我一转身冲出了子卿的家……

接连下了几天雨。

我终日将自己囚禁在宾馆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填写每页五百字的大稿纸。从早至晚伏案十余小时，每天也不过仅能达到两千余字的创作进度。子卿他像一个幽灵纠缠住了我。尽管那几天里我再也没去找过他，他也再没来找过我。甚至连电话都没打来过一次。然而当我写作时，却总觉得他就坐在我身旁或背后，脸上带着嘲讽的表情注视着我似的。有时我想象贫乏，思维迟钝，竟至于神经质地猛转过身大吼：“你走，不要干扰我！……”

吼过之后，连自己也感到自己完全是在发神经，更加心烦意乱，写不下去了。

离出版社限定的最后交稿期日日迫近，我变得焦躁极了。原以为回到我的母亲城，于悠悠往事中寻觅旧情种种，可能会大大激发创作灵感，不料却是“劳思复劳望，相见不相知”。依稀的往事，都变作了都市靡华的风景！

我决定离开哈尔滨，赶快到黑河去。我在兵团当过一年多的小学代课老师，教过的一个学生如今“出息”了，当上了黑河市一家新落成的宾馆的“前台经理”。他给我来信说黑河今非昔比了，热闹多了。如果我去，能为我于热闹中安排一处靠黑龙江边的幽幽静静的下榻地点。我想所谓“前台经理”，大概就是“领班头儿”的意思。“领班头儿”安排个把人的住处不会成问题，他的话也肯定不至于是夸口。决定一下，便于当日订了票。

下午三点多钟，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有人敲门。开了门，见是一陌生的小伙子。他很礼貌地问过我姓名，将一封信交给了我，说是“华哥”让他送来的。交了信，连我房间的门也没进，说自己还有急事要办，转身就走了……

信是封着的。我放下书，手中拿着信，想看又不太想看。

正犹豫，电话响了。

抓起一听，对方是女人。声音很亲切。然而又很陌生。语调款软，分明是南方语音。

“是晓声弟吗？”

我说我是。一时相当困惑，回忆不起来在这座城市里有哪一位女性自认为她有资格称我“晓声弟”。

“我是吴妍啊！……”

“噢，妍姐，你好。你在哪儿给我打电话呢？”

既然她已称我“晓声弟”，我也就只好顺水推舟地暂且称她“妍姐”。怕真是一位年长于我从前又与我或我家关系亲密的女性，由于我一时回忆不起对方是谁，而在语气方面首先就使对方受了冷淡……

“我在妈这儿给你打电话呀！”

“……”

我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因为我的母亲早已被我接去北京，和我住在一起了。

“晓声弟，你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在看书。”

“晚上还有什么重要的应酬吗？”

“没有。没有什么应酬……”

“那，今天是她的生日。妈希望你来家里，陪她过生日……”

“这……”

“别这个那个的了！你可一定要来，啊？嫂子还没见过你呢！那边电话又响了，我得去接，见面再聊！你可一定要来呀！妈说你不来她会失望的……”

不待我再问什么，电话已挂了。

什么人呢？——她先称我“晓声弟”，我只好诡称她“妍姐”，可她又强调自己是我“嫂子”！她说的“妈”又究竟是谁的妈呢？

我吸着一支烟。苦苦地想着。猛地就想到了子卿身上。该不会是子卿那口子吧？果而是她，那么当然便是我的“嫂子”了！她在子卿母亲家里给我打电话，对我说是“在妈这儿”，说“今天是妈的生日”，说“妈希望你来家里”，冲我和子卿从前手足般的关系，冲老人家和我母亲从前姐妹般的关系，冲老人家从前把我当亲儿子一样看待的关系，冲我们两家人的任何一种关系，都是并不唐突的啊！

吴妍——嫂子……

肯定是子卿那口子无疑了！

子卿这个混帐东西！我们都见过两面了，他竟一个字也没对我提起过我的“嫂子”！最可恨是他喝醉了那一次！两个多小时内他滔滔不绝地只谈钱、钱、钱！却只字没向我透露他已结了婚！而我也只字没问。实则怕他是一个婚姻方面的失败者，无意间冒犯了他的自尊心……

我立刻撕开了他的信。

信很短。只几行字。写的是——晓声，我因事已于昨日到外地去了。这一时期心情不佳，所以那天多喝了几杯，不曾想竟醉了。望勿见笑。亦祈勿见责。弟不晓古人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耶？然孜孜所劝，皆肺腑语耳！还望三思而又三思。但愿从外地回来，仍能再见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