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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顿时感到了对我的威慑力的挑战，低声而坚决地下达了命运：“呜枪示警！”

哒哒哒……

武警战士们朝天开了一排枪。

那些已经跃到了马路上的大胆之徒们皆呆愣了片刻，随即恢复了大模大样，继续翻寻他们的尾巴。他们的无畏成了很坏的榜样。更多的人从立交桥上、跨街桥上、人行道上拥到了马路上……

“这是我的尾巴！”

“我的！我掉的就是兔子尾巴！”

“我掉的也是兔子尾巴！”

他们为了争夺尾巴，又相互拳来脚去了。显然，他们中不乏火中取栗者。有人并非是找自己的尾巴，而是趁机掠得别人的上等尾巴甚至极品级尾巴。还有人不管什么尾巴，只顾贪婪地一条条往起捡，仿佛大荒之年的饥民，在一片有望收获的土地上行抢……

这简直等于无视我的出现！

我又高举一支手臂，往下猛地一劈……

哒哒哒……

又是一阵清脆震耳的枪声。

这一次武警战士们可不再是朝天放的了，而是朝马路上低射的了。

密集的子弹，扫得遍地尾巴乱蹦乱跳，某些尾巴竟被击起一二米高！

大胆之徒们，又如仓皇的动物四下逃蹿。

我举起了话筒。

“公民们，”我嗓音响亮地说：“可耻！可耻呀公民们！一位日本小姐，就至于使我们中国人之间分裂到这种地步发狠到这种地步么？”

跨街桥上立刻有人喊：“不是普通的日本小姐！是日本大银行家的女儿！”

“她意味着三分之一个日本！”

三分之一个日本——这一导火索性的前提，使我在路上结构成熟的演说腹稿婴死胎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张口结舌，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我本打算将一件不成体统的，有失我们中国人自尊的坏事，彻底转变为一件好事的。也就是说，我本打算利用这一次不寻常的时机，对我市公民，尤其是尾巴公民们，进行一次爱国主义和精神文明之现场教育的。我预先并不晓得事件的起因乃由于三分之一个日本。报告者当时没提到这一点。我忽然非常之理解起他们来。妈的，为了能做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发动一场内战也是值得呀！既非常之理解，也就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教育了……

而这一种尴尬，使我恼羞成怒。

我朝跨街桥上一指，恨恨地又下达了一道命令：“去抓住他们！”

于是武警战士们勇猛地向跨街桥发起了冲锋……

半个多小时后，人们被驱尽了。一些不识时务胆敢对抗的家伙，界青脸肿地被塞入了警车。遍地的尾巴之间，又遗落了遍地的鞋子。空气中飘荡着微微的火药味儿。我抽了抽鼻子，觉得怪好闻的，和一种品牌叫“巨无霸”的驱蚊剂的气味儿相似。

我脚踩遍地尾巴和鞋子，步伐缓慢又威武地向前走。我见一条棕色的蛇尾、正缠住一只红色的秀瘦的高跟鞋，而且在发出着哗哗的响声，显然是一条响尾蛇的尾巴。

“把这只鞋捡起来。”

一名寸步不离紧跟在我身旁，随时准备应付暗算保护我的安全的小武警战士，用枪筒挑起了那只高跟鞋，自然也连缠住鞋的那一条响尾蛇的蛇尾巴也挑了起来。

他的一名战友，费了好大的劲儿也不能将蛇尾与鞋分开。

我看着心急，提醒他：“用匕首嘛！”

他经我提醒，抽出匕首，将蛇尾切割得段段纷落……

我接过那只高跟鞋，以欣赏的目光反复观看。它的秀瘦，使我联想到了一位年轻女郎的俏足。我对这只高跟鞋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我的熟悉之物。蓦地忆起，那位曾在她的长久的宾馆包房里主动委身于我的表演“尾巴独舞”的女舞蹈演员，也喜欢穿红颜色的高跟鞋。不但是这一种时髦样式的，而且似乎大小也相同的。不知我手中这一只，是否便是从她脚上掉下的？果真是的话？不知她一个二十多岁的丽人，究竟被什么心理所蛊惑，也参与到了这一场主要是男人们因他们的野心才造成的骚乱中。难道某个男人一旦成了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她也会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姐么？我想，我得以这只高跟鞋为据当面迫她交待清楚。我厌恶既一心企图“傍”我又对我用情不专的女人。倘她竟是这么一个女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她从“东方之尾舞蹈团”开除的……

我将鞋交给紧跟在我身旁的小武警战士，嘱咐他不得丢失。

我又继续向前走。看着狼籍遍地的上等甚至极品级尾巴，我内心里倏地涌起一阵难过，鼻子不禁一酸，险些落下泪来。我市的尾巴公民，尤其那些一向有头有面有身份有地位在公众中具有影响的杰出尾巴公民，在这一个悲惨的日子里，十之六七一定都失掉了使他们备受尊敬的尾巴吧？这一场骚乱，显然的是一件大丑闻呀！如果让外电也报导了，不是会使我市的尾巴旅游业大蒙其羞么？

许多尾巴，仍保持着生命的活力，在马路上抽搐着，扭曲着，蠕动着，甚至爬行着。仿佛许多受了重创不肯毙命的大小活物。更有的互相纠结在一起，形成一些丑陋的尾巴团。

一个巨大的尾巴团居然滚到了我脚前。我飞起一脚踢散了它。但同时我脚腕上也感到了一阵火辣辣的剧疼。显然是被某种带有毒针的尾巴蜇了一下。

我毗牙咧嘴蹲下了身，一只手想要去捂疼着的脚腕，却又不敢捂，惟恐一捂，毒性更加深入。

武警战士问我：“首长，您没事儿吧？”

我忍疼站直身，平易近人地说：“别叫我首长。我怎么配是你们的首长呢？我不过奉市里的命令，配合你们平息这一场骚乱罢了。”

他却啪地立正了，语调铿锵地说：“是我们配合首长。”

于是周围的战士都啪地立正了。一个个精神抖擞地望着我。

我被逗笑了。我说：“同志们请稍息。既然大家非要视我为首长，那么现在请听我的命令：一部分人，立刻分头寻找花旗参枝子小姐。另一部分人，将所有这些尾巴，一条不丢地收集起来，送到义尾厂去。同志们，这些尾巴，经过加工修整以后，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呀！应当再为国家创收才对。尤其那些高级的尾巴，收集时千万当心，要单独放着……”

于是他们分头去执行我的命令了。

但最终却没找到花旗参枝子小姐。她失踪了。而她的翻译，是被从一个垃圾筒里发现的……

我敏锐地预感到——花旗参枝子小姐，肯定是被一伙胆大包天的黑社会分子绑架了……

事关重大，我当即返回市里去向市长和市委书记汇报。

那时天已黑下来了。市长和市委书记都没回家，正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我那只被蜇过的脚肿得非常厉害。他们一左一右将我扶坐在沙发上。

市长问：“你受伤了！”

我淡淡一笑，说没什么。不过一点儿皮肉之苦。

市委书记提起我的裤腿看了看，也问要不要立刻送我去医院？

我摇头说不用。市委书记亲自开了一瓶矿泉水递给我。我咕咚咕咚一口气儿喝下大半瓶，接着告诉他们——骚乱已经彻底平息了。没有流血，更无死伤。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都欣慰地微笑了。

市长说：“好同志，好同志！真没白为你立塑像！”

我说：“如果你们听了我下边的话，就不会表扬我了！”

他们见我表情严峻的样子，都催我快说。

我说：“我的话其实很短——花旗参枝子小姐失踪了！”

“失踪了？”

“失踪了是什么意思？”

“据我推测，很有可能被本市的黑社会组织绑架了！”

市长顿时表示怀疑：“你说我们市有黑社会组织？”

我说：“这有什么可惊奇的。至少有十几个黑社会组织吧。难道市长您此前闻所未闻？”

市长怔了怔，嘟哝道：“我一直分管经济嘛。治安方面，始终是市委书记同志在亲自挂帅抓着嘛！”——他将脸缓缓转向了市委书记，那意思是——如果花旗参枝子小姐真被黑社会绑架了，责任也主要应由市委书记承担。

自从这两位官员被我镶到高贵相框里，悬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以后，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他们了。也就有更多的“资料”对他们进行研究了。是的，我经常潜心研究他们。如同研究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并不艰深。研究起来还挺有意思的。他们真是既争又和的一对儿。他们争的时候，你就明白什么叫哲学上的“一分为二”了。他们和的时候，你又明白什么叫“对立统一”了。他们使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有了最典型也最标准的诠释。那句话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他们堪称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模范。比如本市有了什么似乎重大的成绩，而这一成绩又将被上边树为样板，或将由市里总结为宝贵经验自荐到上边去时，他们就必定的要争了。谁也没法儿劝止他们不要争。只不过有时明争，有时暗争罢了。哪怕那成绩是虚假的成绩。或虽算得上是成绩，但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成绩，仅仅是上边为了声势的热闹需要夸大宣传的一种成绩罢了。总之他们都是要争一通的。尤其在这成绩完全是由基层干部和群众实干取得的，他们谁都既不曾关注过，支持过和指导过的情况下，他们争得更其厉害。所争的实质有时很鄙琐，无非是在向上边汇报的文牍中写明“在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英明领导下”还是“在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英明领导下”——这一细微的差别，往往是他们争起来最计较最认真的。经过这一番争以后，他们一般总是要进行一次促膝谈心的。通常的情况下，达到了目的那一个，向没有达到目的那一个，主动说些表示希望进一步达到团结愿望的话，于是就又“团结”在一起了。反之，由于什么严重的事件，必须由他们中谁来承担主要责任时，他们互相推得也很激烈。当然，这一种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争。争的是“与己无关”。彻底的“与己无关”。写在检讨上的是“由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什么什么责任，还是”由于市长和市委书记”的什么什么责任，这一差别，也是他们最在乎最耿耿于怀的。通常经过这么一次，他们之间的团结会出现相当大的裂痕。但是列位，一点儿也不必为他们的团结忧患。只要他们共同度过了危机，又确保住了官位，他们总是会重新团结在一起的。何况，也不一再地有成绩导至他们争，也不一再地有责任动摇他们的官位，不是还经常有批判甚至反击性质的“运动”么？这样的“运动”一经布置下来，便是他们同仇敌汽，空前团结，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像一只铁拳似的，极具战斗力的时候了……

但眼下，却又是他们各施高招要开始互推的时候了。

我可不愿搅到他们之间去。我往沙发后背上一靠吸起烟来。我只想看戏。只想暗学。

市委书记听了市长的话，愣了愣，望向我说：“不错。我是一直在亲自挂帅抓安定的问题。如果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我想任何人也不能否认，我抓的还是卓有成效的嘛！该开的会没少开。不是吗同志们？该发的文件没少发。不是吗同志们？该耳提面命强调的，也没少强调过。难道不是吗同志们？比如这一次，我要求宣传部长一定要出席陪同观看，人场券一定要发给那些讲文明有教养的公民，不得乱送关系票。不得有一张流失到不文明没有教养的人手里……”

他望着我，仿佛望着一位上边派来的“调查大员”。仿佛对我摆脱了责任，也就等于对上边摆脱了责任似的。

于是市长的目光也望向了我。这时我脸上一时不知该做出怎样的表情才好。任何一种表情，不是会使市长不高兴，便是会使市委书记不高兴。

我索性弯下腰，低下头，捂我那只被蜇过的脚腕。这样他俩就谁都看不到我的脸了。事实上我脚腕那儿也的确仍在疼。我夸张地发出噬噬的不停吸冷气的声音。

“宣传部长呢？徐部长呢？难道他当时不在么？他管干什么的呢！”

市委书记突然发起脾气来，一副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怒相，大步腾腾地跨到电话机那儿……

我问：“您要给徐部长打电话么？”

他说：“对！出了乱子到现在也不来汇报！我要他给我个交待！”

我起身走过去按住了电话。我对他说您不必打电话了。徐部长他此刻肯定不在家里，而在医院里。因为我已经初步审问了一下被逮起来的人中的几个。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当时的一些详情。据他们交待，徐部长当时也争着自荐要当“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来着。有人亲眼看见他的尾巴也被别人拽掉了。那么他这会儿不在医院里，又会在哪里呢？

市长问什么“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

他这一问才提醒我——最主要的一点倒忘了向他们汇报了。于是告诉他们，花旗参枝子的父亲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大银行家。除了是银行家，还是实业家。在日本的铁路、海上运输国际民航以及电子业方面，都占有着举足轻重的股份。她父亲只她这么一个女儿。而且他父亲已患癌症，估计将不久于世了。她不久将成为家庭庞大资产的唯一继承人了。那庞大资产几乎会直接影响到全日本的三分之一的兴衰。她若嫁给谁，谁还不意味着成了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了么？……

市长和市委书记不禁地互相看了一眼。

市委书记问：“当真？”

我说：“千真万确。这些情况，都是花旗参枝子小姐的私人秘书亲口对我讲的！”

市长却连连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仿佛出生以来，就只会说“原来如此”四个字似的。

市委书记指着我又说：“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重大的背景，你们尾巴旅游社怎么预先一点儿情况都不掌握？嗯？”

市长也随之将目光瞪向我连连重复市委书记的话：“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也有不可推……”

我只得低下头承认：“是的是的。我也该负一份责任！我也该负一份责任！对我自己该负的责任，我绝不往两位领导身上赖……”

这时电话猝然而响。市委书记离得近，一把抓了起来……

“对。我是市委书记。市长同志也在。您在哪里？”

“市委书记大人，市长大人，我是‘凶尾帮’的！我现在通知你们，花旗参枝子小姐，目前在我们手里！我们将她绑架了！她的身价，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凶尾帮’要求你们通知她的父亲，派人送五亿美元赎回她的女儿！一个星期后我们若不见赎金，便撕票！……”

对方说话的嗓门儿十分大。每句话我和市长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市委书记另一只手捂着话筒，眼望着我和市长，一时呆着木鸡。市长伸了下手，似乎想接过话筒——而市委书记，当然立刻就将话筒朝他一递。市长却又将伸出的手缩回去了。不仅缩回去了，而且背在身后了。于是市委书记就以一手捂着话筒一手递着话筒的姿态僵在那儿了。

我犹豫了一下，为了解决两位官员之间这一种尴尬的局面，见义勇为地从市委书记手中接过了电话。

对方问我是谁？

我机智地说我是市长。怕我如实自报家门，对方拒绝和我说什么，把电话挂了。那么一来，线索不就断了么？

对方又问：“你再大声说一遍——你究竟是谁？”

我只得对着话筒大声说：“我、是、市长！”

我刚一说完，电话那一端静默了。我拿着听筒等了片刻，正要将电话挂上，却又传出声音了：“喂，你他妈的听着！你根本不是市长！你是‘V·文经集团’的王八蛋老板！你他妈的有什么资格和我们对话？快他妈把话筒给市长或市委书记！叫他们中的一个接着听！……”

显然，对方身旁有人。那人既熟悉市长的声音，也熟悉我的声音。而且非是一般的熟悉。

我不得不将话筒朝市委书记递过去。但他往后退，不接。脸上已淌下冷汗来。

我又将话筒朝市长递过去。但市长两只手都背到身后了。一个劲儿地朝我摇头。而后又一个劲儿朝我努下巴颏儿，那意思是还是由我来对付的好。

天可怜见这两位平素高高在上的官员，何曾想到过，有朝一日他们得跟黑帮打交道呢！分明的，他们早已都心乱如麻，半点儿也没了主张。

但我却和他们不同了。起码，我比他们早二三年就知道，本市确有几伙黑社会帮派势力。他们的势力也非同小可。帮羽遍插各行各业。甚至包括公检法部门都有他们的骨干分子。只不过他们一向从事的乃是经济犯罪，而且对共产党的法规政策倒背如流，最善于变非法为合法，所以有别于流氓团伙。我是作家时，便和他们之中某些人有过若深若浅的交情。我是儒商后，黑红两道，过从都很密切，颇积累了一些和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因而电话听筒虽然握在我手里，却不至于像市委书记似的脸上淌下冷汗来。

市长和市委书记都不接电话，我又不好当着他们的面儿将电话挂了，尴尬便转移到我自己身上了。将电话挂了太简单了，谅他们也不至于责怪于我。他们自己都不敢接，还有什么理由责怪我呢？但那么一来，我不是将自己降低到和他们一样的程度了么？不要说他们以后内心里是否还会一如既往地将我当成个非凡的人物，我自己首先就太瞧不起我自己了！何况我胸膛里逐渐产生了一股冲动。一股英雄豪杰面临大事件顶天立地叱咤风云般的大气概！我要向市长和市委书记证明——为我在市人民广场立镀金的全身铜像，那的的确确是立对了的！

我突然对着话筒破口大骂！

由着性子骂了一通之后，电话那一端又是一阵静默。对方既不挂线，也不开口说话了。仿佛被我骂哑巴了。

良久，一个冰冷冰冷的声音低问：“那么，你们是根本不在乎花旗参枝子小姐的身家性命了？”——已不复是原先那个声音了。冰冷冰冷的语调中，遥远地传达过来恶毒阴险的杀机。

他的问话正中我下怀。

我也以冰冷冰冷的语调说：“很好。你们已经认识到我有资格代表市长市委书记和你们谈判了。这是一个进步。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这很好。现在听清楚——你们要求市里替你们通过花旗参枝子小姐的父亲派人送五亿美元来赎她的命，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难道五亿美元她父亲还拿不出来么？”

“混蛋！首先不是钱的问题！对一位拥有三分之一个日本的资产的父亲，为赎女儿的性命，五亿美元算什么？但他的女儿在中国，在我们这座城市被绑架，再由我们通知他从日本派人送五亿美元来，你们置我们中国人的脸面于何地？结果必然是惊动国际刑警组织与我们采取联合行动对付你们，那你们将猴子捞月亮，竹篮打水一场空！”

话筒那一端再次沉默。几分钟后，又换了一个声音说：“老兄有何高见？”——语调比前几个人温和多了。温和之中带有套近乎的意味儿。仿佛我是他们的同伙，或一名绑架老手，有着丰富无比的经验，他们是在虚心向我讨教，希望我能指点他们绕出迷津似的。

我朝市长和市委书记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我已将对方稳住了。于是他们都趋向前来，一左一右站在我身旁，各自将一边耳朵凑近话筒，屏息敛气地倾听。

我大声说：“不许你们称我老兄！这是对我的侮辱！你们再给我竖起耳朵听着——我们会派人按照指定的地点和时间送去赎金的！但你们如果胆敢伤害花旗参枝子小姐一根毫毛，你们的狗命就得全他妈玩完儿！”

市长和市委书记，又一次同时从两边儿向我竖大拇哥。

“您的意思是，由市里出赎金？”

“对！”

“这可不行！这怎么可以呢？我们‘凶尾帮’的弟兄们，是打算狠敲小日本儿一笔！这年头儿，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嘛！但我们可没打算敲共产党！没打算敲国家！国家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还不是老百姓用汗水钱积累起来的么？我们‘凶尾帮’是有宗旨的。我们既不祸国，也不殃民！再者说了，我们知道我们这座城市的财政的底子，五亿美元的亏空不等于雪上加霜么？兔子还他妈不吃窝边草呢！那么多下岗的失业的工人兄弟，那么多上不起学的穷孩子，那么多需要救助的贫困家庭……”

对方越说越来气。越说话越急。越说火越大。说着说着，竟也破口大骂起来。先骂我连起码的爱国主义都没有。连起码的体恤百姓的心肠都没有。接着骂贪官，骂污吏，骂倚仗父辈权势窃国的衙内，骂与贪官污吏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巧取豪夺的暴发户……

总之是在电话那一端骂了个天翻地覆慨而慷！骂得我一次次将听筒举远。骂得市长市委书记脸上都白一阵红一阵的。最后竟骂得那听筒唾沫四溅，仿佛喷水的莲花头似的。显然，对方的唾沫是顺着电话线传过来的。

我和市长市委书记往后门脸躲避唾沫之际，对方将电话挂断了。

我们三个人一时你看我，我看他。因为对方的一通破口大骂，并非泛骂而已。也并非指桑骂槐。重点还是指名道姓地骂的我们三个。我生平第一次被那么狗血喷头地大骂。我想他们更是。对方历数我和他们权钱交易的种种勾当。痛揭我和他们的种种腐败丑行以及糜烂堕落的享乐方式。仿佛早就一笔一笔地为我们暗记了一本帐，终于有了个机会对我们进行一次模拟宣判似的。显然的，对我和本市最高官员之间的犯罪关系了如指掌……

市长和市委书记看着我的目光，好像很无辜，好像他们原本是廉洁无私两袖清风的官员，不幸名声受了我的玷污。我心说，老子还觉得自己的名声受了你们的牵联呐！我又没有当官儿的野心！这年头，不是仅仅因了一个钱字，有哪一个哪怕稍微有点儿自尊的人，愿与你们这等表面上道貌岸然，动辄满口冠冕堂皇的词句的伪公仆穿一条裤子啊！

市委书记终于首先省过神来，问我对“凶尾帮”了解多少？

我说“凶尾帮”是由本市一些长了最凶恶最丑陋并且最具毒性、进攻性、杀伤性的尾巴的男女纠集在一起组成。他们的平均年龄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他们的人数大约有二百之多。他们由于他们长了最受歧视的尾巴，理所当然地遭到我们这个以尾巴的等级化分尊卑贵贱的社会的拒绝和排斥。甚至也受到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亲人的拒绝和排斥。他们是一些被斩断了亲情脐带无家可归的尾巴人。

我问市长市委书记是否知道这样一件事——曾有一名长蟒蛇尾巴的男性尾巴人，用尾巴缠死了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以及邻家的一位女歌星，最终被武警用火焰喷射器彻底消灭掉了……

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连这一件使全市人一个时期内惊恐不定的事都不知道，足见他们一向高高在上，耳塞国盲，官僚主义到了何种程度！

我又说正是从那一件事发生以后，他们才纠集在一起的。他们对抗社会，报复社会，专门袭击长了高级的和极品尾巴的社会名流。致使一个时期内本市人寿保险业忙得不可开交。

我只顾向市长和市委书记解释，待想到电话时，“凶尾帮”们已挂断了。

我和二伪公仆便都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沉默。那一种沉默持续了很久。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都以接近白痴似的愚钝的目光望我。他们的目光证明了他们的束手无策。我有点儿同情他们，又有点儿幸灾乐祸。同情他们乃因他们与我的特殊关系意味着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进一步侵吞和掠夺本市的财富，我还不能不仰仗他们手中的权利之“协助”。还不能不邀他们一并参与瓜分。道理是那么的简单，没有他们这号伪公仆的存在，我的财富欲就不能满足；没有我的存在，他们手中的权力难以直接或间接地“变通”为他们由尊者而富人的财富。当上了“V·文经集团”总裁以后，我对历史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日理万机的百忙中我挤出精力潜心研究了中国自有阶级以来的历史，结论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中国的尊者们之所以被我们现在还当尊者纪念着，乃因其言也廉，其人也廉。比如尧舜禹，比如黄帝；近代的比如孙中山和他的民主革命的同仁；比如毛泽东和他那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今人可以从许多方面指责毛泽东，但毛泽东毕竟清廉。现在的某些伪公仆们则不大相同了。他们是人之将腐，其言也廉。心之贪极，其言廉极。例如果立在我面前的二伪公仆，他们对金钱和财富的贪欲，比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只不过他们尚披着“公仆”的外衣，不敢向我那么放手放脚地大肆侵吞和掠夺。只不过我非是“公仆”，见钱眼开之际没他们那么多顾忌，不像他们那么虚头巴脑。但我的哪一次获得中没有他们的份儿呢？我敢忘了暗中提成儿给他们么？我幸灾乐祸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因我常觉得对我而言他们是两个不折不扣的剥削者。他们天经地义地从我手中剥削去的那一部分金钱，每使我心刀剜一般疼！对这座城市的财富进行的一次次侵吞和掠夺，那都是处心积虑地充满了极高智慧的举措。不但要变非法为合法，还要堂而皇之地变，还要巧妙地严严密密地隐蔽了权钱交易的幕后勾结，也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掩护他们作为“公仆”的清廉形象，我他妈容易吗我？！而他们一次次从我手中接过巨款存折，或接过豪华别墅的产权证书以及进口名车的车证时，竟都他妈的那么理所当然似的。存折、产权证书和车证儿上，一向注明的都是他们的儿子、侄子、女儿、外甥女、小姨子、大勇子的名字。他们自己一如既往地住在市委大院国家按照干部级别限定了的公宅里，若用尺子量一量谁都不“超标”。而他们实际上又是本市许多幢豪华别墅的产权的真正拥有者。他们自己坐的是“奥迪”，而他们实际上又是本市许多辆“奔驰”、“宝马”、“公爵王”的真正车主。我对他们的依赖程度和对他们的嫌恶程度是相等的。我对他们的亲爱和对他们的鄙视也是相等的……

“太过分啦！太过分啦！五亿美元的要求太过分了！这是公然向共产党进行讹诈！”

市委书记突然挥舞手臂大声嚷嚷起来。

市长“嘘”了一声，不安地向会客室的门瞟。我悄悄走过去将门关严了。

市长愁眉苦脸地嘟哝：“五亿美元，四十多亿人民币啊！咱们这个小市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大半啊！”

听他的语调，像是要哭。

我说：“他们在电话里声明，本意并不想讹诈共产党……”

市委书记将脸转向我，手臂又是一通乱挥乱舞：“那他们是想讹诈谁？你说他们是想讹诈谁？你别光眨巴眼睛！你说呀说呀说呀！”

我觉得市委书记似乎有点儿歇斯底里了。他们这等伪公仆一向如此，平日高高在上，谈起“客里空”的大道理一套一套的，仿佛没有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克服不了的困难摆不平的事情。仿佛先天具有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似的。而有限之极的能力一旦面临挑战性质的大考验，就原形毕露了，方寸大乱了，毫无主张了。

我避开市委书记的目光，望着市长，卑恭地微笑了一下，慢条斯理地说：“市长，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们是不是在电话里声明，本意想讹诈的是日本人，具体讲是花旗参枝子的父亲。否则他们要求是人民币不就得了么？干嘛要求非得是美金不可呢？”

市长连连点头道：“你没听错。他们的本意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于是我将目光望向市委书记，又卑恭地微笑了一下。此时，对“凶尾帮”那方那一个既熟悉市长的声音，也熟悉我的声音的人，我已经判断出了可能是谁。而且我确信我的判断准确无误。于是一个火中取栗的计划迅速在我头脑中孕育成形。这计划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而也具有极大的刺激性。是我此前一切谋财计划中最大也最高级的。成功了，我将摇身一变是真正的亿万富翁。我同时树立起了稳操胜券的信心。

“你还笑！你还有心情笑！你居然还笑得出来！我倒要问问你，你笑什么究竟笑什么？！”

市委书记不但焦躁，而且恼怒起来了。

市长低声说：“同志，你先别光火嘛！他笑，必有他笑的理由。就是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他反正已经笑过了，也不值得你发这么大脾气啊！别忘了你我是领导，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应该显得沉着冷静嘛！不要失了领导者的风度嘛！”

我及时向市长投去感激的一瞥。暗想我此前贿赂市长的钱，一向比贿赂市委书记的钱多一些，看来还是英明正确的。

“我够冷静的啦！够有风度的啦！市长同志，你给我听明白了——如果不能从‘凶尾帮’们手中营救出华旗参枝子小姐，日本政府将会向我们中国政府追究责任的！从省里到中央将会对我们逐级问罪的！美国之音正愁没有关于中国的世界性新闻评三评四呢！咱们二位，在政治上以后也就没戏唱了！

市委书记一步跨到市长跟前，铁青着脸对市长嚷嚷。那番话与其说是阐明利害，毋宁说是训斥更恰当。

我想我可长了见识了，亲眼看见一位市委书记如何训斥市长了。以前老曹告诉我，市委书记常常要在地位上压制市长一头，我还始终有点儿不信，果不其然啊！

我以息事宁人的口吻说：“两位父母官，稍安勿躁。都请听我解释我为什么笑……”

市长也迁怒地冲我吼：“别对我解释！他是第一把手。他决定，我配合，你对他一个人解释好啦！”

市长说罢，走向沙发，一屁股重重地坐将下去，低头吸烟。

我也走向沙发，也一屁股重重地坐下去吸烟。

16

市委书记倒背着手，在我和市长面前急速地踱来踱去，像一只挨过了喂食钟点的笼子里的虎。

他的身影晃得我眼乱心烦，我不禁大喝：“你他妈别那样！给我老老实实地坐下！……”

他一愣，驻足在我眼前，瞪了我片刻，不知为什么，竟乖孩子似的，猫悄地退向一只沙发，缓缓地无声地坐下了。

我望着他，以他跟市长说话那种训斥的口吻说：“市委书记同志，你给我听明白了——我笑，乃是因为，从‘凶尾帮’们的话中，我反复咀嚼出了一点点爱国主义的意味儿！只要他们还有一点点爱国之心，我们就可以充分加以利用。而这正是我们营救花旗参枝子小姐的一线宝贵的希望！……”

市委书记腾地从沙发上弹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大喊大叫：“胡扯！胡扯！他们有什么爱国主义可言？咹？咹？”

我一拍沙发扶手，又喝道：“混账！坐下！”

他瞪着我呆了片刻，坐下了，安静了。

我感到这个小小的伪公仆，这个庸常的末流政客身上，有一种贱。那是一种必须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某些特殊的情况之下，以舍得一身剐的，敢于犯上的勇气和胆量进行一次冒犯才“镇压”得住的贱。我想，那一种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这号人，以及别的许多人们惯出来的。在我，是用权钱交易惯他们的。在别的许多人，是用唯命是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惯他们的。

我瞥见市长以夸张的嘴脸吐出了长长的一缕烟。显然的，我敢于对市委书记犯上使他心里快感。

我指着市委书记不客气地说：“如果他们没有爱国主义可言，那么你有么？你的儿女们都办妥了绿卡，难道你自己还不清楚么？谁替他们办妥的？我！我为什么要替他们办？因为你求我！你都不愿意你自己的儿女们以后生活在中国了，你还妄谈什么爱国主义！”

他狡辩地嘟哝：“可我的儿女们目前不是还在国内，还在咱们这座城市里，为‘改革开放’贡献着他们自己的才能么？”

我不禁又拍了一下沙发扶手：“那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在中国，在咱们这座城市，挣大笔大笔的钱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容易，都简单！那是因为你现在还在位，他们还能利用你手中的权利！他们从银行贷出了多少钱，别人不知底细，我还不知底细么？我不知底细，你自己还不知底细么？那一笔又一笔巨额贷款都哪儿去了？都被他们洗成外汇弄到国外去了！银行催债，谁替他们还的？我！我从‘V·文经集团’拨出一笔又一笔巨款替他们堵的窟窿！”

我又伸直手臂朝他一指：“你给我听明白了，那一笔笔账单我都保存着呢！”——我向他俯过身去，几乎是脸凑脸地对他说：“我现在还拿你当市委书记看，那是由我们共同的利益所决定的。可哪一天你若使我忍无可忍了，惹我翻脸了……”

我将手中的烟盒使劲一攥，攥扁了，扔在地上。

市长这时打圆场，调解地说：“算啦算啦，这扯到哪儿去了呢？合理的腐败，哪位当领导的能不多少沾点儿边呢？咱们的市委书记同志，还是位好领导干部嘛！没有他的支持，‘V·文经集团’能发展壮大得这么迅速？尾巴系列行业，能成为我市的支柱行业么？”

我将目光转向市长，冷笑道：“你别装好人儿。你那些贪赃枉法的破事儿，我今天就不往外兜了。给你留点儿情面。现在，我们来谈营救花旗参枝子小姐的正题！”

于是他们都同时向我俯身，近距离注视我，都装出极其虔诚的样子，仿佛不论我有何主张，对他们都意味着是指示，他们都会言听计从。那一时刻，我心理上非常优胜，觉得我和他们之间的从属关系转变了，我成了一位大权在握的人物似的。

我往后一仰，头靠在沙发上，以启蒙者的口吻说：“据我看来，我们这座城市的经济形势是这样的——尾巴经济的发展势头，虽方兴未艾，但已显出种种虚假繁荣的迹象。泡沫一灭，水落石出，一个大的，也许还是很漫长的经济萧条时代，就将张牙舞爪地扑过来。那时，我们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包括你，你，和我自己在内，都将受到它的严重威胁。我是尾巴经济的始作俑者，对这一点我的分析和估计绝不会错。你们二位对这一点有什么疑义么？”

市长英雄所见略同地连连点头道：“对对，对对，完全正确啊！一想到这一点，我夜里常常为老百姓愁得睡不着觉！”

我心说，你要是为老百姓愁才怪了呢！你愁是因你的灰色积累还不够多，还不足以使你具有处变不惊的安全感。

市委书记说：“是啊是啊，我也整天替老百姓忧患着呐！可咱们的当务之急是……”

我竖起手掌制止了他的话。

我说：“不错。如何营救花旗参枝子小姐固然是当务之急。但那也不能孤立地来谈。你、你、还有我，咱们三位，各自从尾巴经济的泡沫中分享到了多少利益，那是心照不宣的事儿。你们二位的利益是一斤对八两。我分享到的利益比你们多些，但也多不到哪儿去……”

他们对视了一眼。我从他们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中看出，他们又哪里会相信我比他们“多不到哪儿去”呢？

他们不相信，证明他们虽然无能，但毕竟还不是傻瓜。只要还不是傻瓜就好。还不是傻瓜就可以被收买和利用。就能继续合作到一块儿去。这年头，凡聪明人，都好收买，都好利用。只要收买成功了就能充分利用之。越聪明的人，越好收买，越好利用。因为越聪明的人，对钱的伟大和深刻的能量认识得越全面，也就越难以抵御钱的魅力的诱惑。而傻瓜如果傻到根本不知钱为何物，你反倒拿他毫无办法了。

我燃着一支烟，吞吐两口，从表情到语调，尽量推心置腹地说：“我们从尾巴经济的泡沫中分享到的那点儿利益，如果兑换成美元的话，也不过就各自几百万是吧？几百万美元，就够我们的晚年，以及我们的儿女，我们儿女的儿女们以后过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了么？”

市长说：“是啊是啊，几百万美元，那才哪儿到哪儿啊！将来咱们要是到美国去定居，总不能住贫民窟吧？可在美国的某些大城市里，买一幢像样的房子就得一二百万啊！……”

列位，你们听一位市长说这种话，你们的思想感受将会是很复杂的。可惜你们并没有机会当面听到他们说这种话。没听到过好，听到了，你原本很爱国的，你的爱国心肯定就会被他们的丧气话严重腐蚀了。我这个人原本就是很爱国的，自从和他们一次次大搞权钱交易的勾当，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么爱国了。我的心已经变得只为一个字激动了。那个字便是钱字。真的，其实不是我使他们变得不可救药了。而是他们使我变得不可救药了。

市委书记接着市长的话说：“那我们可怎么办呢？那我们可怎么办呢？你有何高见你就开门见山吧！”

这会儿，“当务之急”对他而言似乎已经不是如何营救花旗参枝子小姐了，而是如何拯救自己了。

我又吞吐了两口烟，将一切表情全都从脸上打扫干净，单刀直人地说：“坏事，有时候的确是可以变成好事的。汹尾帮绑架了花旗参枝子小姐，这对我们三个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坏事。倘花旗参枝子小姐性命不保，我们三位谁都逃脱不了干系。但绑架还只不过是此事件的开始嘛！现在我有一个较成熟了的计划，不但能万无一失地营救出花旗参枝子小姐，还能使我们三位各有一笔数目极其可观的人项，而且是外汇。将按我们的要求，万无一失地存人瑞士银行。”

他们对视一眼，又向我俯身，都作洗耳恭听之状。

我低了声音说：“第一，你们二位联名，以官员名义，致电花旗参枝子小姐的家人，据实相告，她已经在我们这座城市遭绑架了。第二，电中申明，责任并不在我方，而在花旗参枝子小姐自己。因为她自己有意隐瞒了她的特殊身份，是以普通旅游团成员的身份来到我们这座城市的。事后从未要求，甚至从未暗示我们须对她的人身安全施行一级保卫。如果她预先要求，哪怕仅仅是暗示，我们完全可以对其实行一级保卫的。那么绑架事件不可能得逞。第三，她自己不应在公开场合轻率地暴露她的真实身份。尤其在没有人身保卫的情况之下不应该那样。所以说责任在她自己。第四，绑架既已成为事实，那么只有暂时满足‘凶尾帮’的要求为上策——速向瑞士银行存人一亿美元，并速派人将密码存据交给我们。具体地说，是交给我……”

“交给你？”——市长沉吟起来。

“对。因为从现在起，我的身份是‘花仙子行动’总指挥。也就是营救花旗参枝子小姐的行动的代号。”

“那么，谁承认你是营救行动总指挥呢？”

市委书记注视着我的眼睛眯了起来。

“首先是您啊！您必须承认，您只能承认，您现在就得承认。因为只有我才有大智大勇担任总指挥。大约也只有我才肯率人出生人死地去营救。‘凶尾帮’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