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我对国产片的看法
我很少出去看电影，近来在电影院看过的国产片子，大概只有《红粉》。在《红粉》这部片子里，一个嫖客，两个妓女，生离死别，演出多少悲壮的故事；看了让人起鸡皮疙瘩。由此回想起十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国产片《庐山恋》，男女主人公在庐山上谈恋爱，狂呼滥喊：“I Iove my motherland...”有如董存瑞炸碉堡。不知别人怎么看，我的感觉是不够妥当。这种不妥当的片子多得不计其数，恕我不一一列举。
作家纳博科夫曾说，一流的读者不是天生的，他是培养出来的。《庐山恋》还评上了奖，这大概是因为编导对观众的培养之功，但是这样的观众恐怕不能算是一流的。所以我们可以改改纳博科夫的话：三流的影视观众不是天生的。他也是培养出来的，作为欣赏者，我们开头都是二流水平，只有经过了培养，才会特别好或是特别坏。在坏的方面我可以举个例子，最近几年，中央台常演一些历史题材的连续剧，片子一上电视，编导就透过各种媒体说：这部片子的人物、情节。器具。歌舞，我们都是考证过的。我觉得这很没意思。可怪的是，每演这种电视片，报纸上就充满了观众来信，对人物年代做些烦琐考证，我也觉得挺没劲。似乎电视片的编导已经把观众都培养成了考据迷。当然，也有个把漏网之鱼，笔者就是其中之一。但就一般来说，影视的编导就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凭良心说，现在的情况不算坏。文化革命里人们只看八个样板戏，也没人说不好。在那些年月里，也培养了一批只会欣赏样板戏的观众。在现在年月里，也培养了一批只会考证的观众。说到国产片的现状，应该把编导对观众的培养考虑在内。
作为一条漏网之鱼，我对电影电视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想从上面欣赏一些叫作艺术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产片的一些编导犯下了双重罪孽：其一。自己不妥当，其二、把观众也培养得不妥当。不过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近年来，中国电影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有些片子还在国际上得了奖。我认为这些片子是好的，但也有一点疑问：怎么都这么惨咧咧。苦兮兮的？《霸王别姬》里剁下了一根手指头，《红高梁》里扒下了一张人皮。我们国家最好的导演，对人类的身体都充满了仇恨。单个艺术家有什么风格都可以，但说到群体，就该有另一种标准。打个比方来说，我以为英国文学是好的，自莎士比亚以降，名家辈出；内中有位哈代先生，写出的小说惨绝人寰——但他的小说也是好的。倘若英国作家自莎士比亚以降全是哈代的风格，那就该有另一种评价：英国文学是有毛病的。最近《辛德勒名单》大获成功，我听说有位大导演说：这正是我们的戏路！我们也可以拍这种表现民族苦难的片子。以我之见，按照我们的戏路，这种片子是拍不出来的。除非把活做到银幕之外，请影院工作人员扮成日本兵，手擎染血的假刺刀，随着剧情的进展，来捅我们的肚皮。当然，假如上演这样的片子，剧院外面该挂个牌子：为了下一代，孕妇免进。话虽如此说，我仍然以为张艺谋。陈凯歌不同凡响。不同凡响的证明就是：他们征服了外国的观众，而外国的观众还没有经过中国编导的培养。假如中国故事片真正走向了世界，情况还不知是怎样。
莫泊桑曾说，提笔为文，就想到了读者。有些读者说：我感动吧…在中国，有些读者会说，请让我们受教育。我举这个例子，当然是想用莫泊桑和读者，来比喻影视编导与观众。敏感的读者肯定能发现其中的可笑之处：作品培养了观众的口味，观众的口味再来影响作者，像这样颠过来。倒过去，肯定是很没劲。特别是，假如编导不妥当，就会使观众不妥当；观众又要求编导不妥当，这样下去大家都越来越不妥当。作为前辈大师，莫泊桑当然知道这是个陷讲，所以他不往里面跳。他说：只有少数出类拔萃的读者才会要求，请凭着你的本心，写出真正好的东西来。他就为这些读者而写。我也想做一个出类拔萃的观众，所以也这样要求：请凭着你的本心去拍片——但是，别再扒人皮了，这样下去有点不妥当。对于已经不妥当的编导，就不知说些什么——也许，该说点题外之语。我在影视圈里也有个把朋友，知道拍片子难：上面要审本子审片，这是一；找钱难，这是二。还有三和四，就没必要一一列举，其中肯定有一条：观众水平低，不过，我不知该怪谁。这只是一时一地的困境，而艺术是永恒的。此时此地，讲这些就如疯话一般。但我偏还觉得自己是一本正经的。
□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旧片重温
我小时看过的旧片中，有一部对我有持殊意义，是《北国江南》。当时我正上到小学高年级，是学校组织去看的。这是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由秦怡女士主演。我记得她在那部电影里面瞎了眼睛．还记得那部电影惨咧咧的，一点都不好看——当然，这是说电影，不是说秦怡，秦女士一直是很好看的——别的一点都记不得。说实在的，小男孩只爱看打仗的电影，我能在影院里坐到散场，就属难能可贵。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在于：我去看时还没有问题，看过之后就出了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这种问题我一点都没看出来，说明我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都很低。这件事引起了我的警惕，同时也想到，电影不能单单当电影来看，而是要当谜语来猜，谜底就是它问题何在。当然，像这种电影后来还有不少，但这是第一部，所以我牢牢记住了这个片名：《北国江南》。但它实在不对我胃口，所以没有记住内容。
和我同龄的人会记得，电影开始出问题，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准确地说．是六五年以后。在此之前也出过，比方说，电影《武训传》，但那时我太小。六五年我十三岁,在这个年龄发生的事对我们一生都有影响。现在还有人把电影当谜语猜，说每部片子都有种种毛病。我总是看不出来，也可能我这个人比较鲁钝，但是必须承认，六五年六六年那些谜语实在是难猜。举例来说，有—部喜剧片《龙马精神》，说到有一匹瘦马，“脊梁比刀子快，屁股比锥子快，躺下比起来快”。这匹马到了生产队的饲养员大叔手里，就被养得很肥。这部电影的问题是：这匹马起初怎么如此的瘦，这岂不是给集体经济抹黑？这个谜底就大出我的意外。从道理上讲，饲养员大叔把瘦马养肥了，才说明他热爱集体。假如马原来就胖，再把它喂得像一口超级肥猪，走起来就喘，倒不一定是关心集体。但是《龙马精神》还是被枪毙掉了。再比方说，电影《海鹰》，我没看出问题来。但人家还是给它定了罪状。这电影中有个镜头，一位女民兵连长（王晓棠女士饰）登上了丈夫（一位海军军官）开的吉普车，杨尘而去。人家说，这女人不像民兵连长，简直像吉普女郎。所谓吉普女郎，是指解放前和美国兵泡的不正经的女人。说实在的，一般电影观众，除非本人当过吉普女郎，很难看出这种意思来。所以，我没看出这问题，也算是有情可原。几乎所有的电影都被猜出了问题，但没有一条是我能看出来的。最后只剩下了“三战一哈”还能演。三战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大多不是文艺片，是军事教育片。这“一哈”是有关一位当时客居我国的亲王的新闻片（opig按:指西哈努克亲王），这位亲王带着他的夫人，一位风姿绰约的公主，在我国各地游览，片子是彩色的，满好看，上点年纪的读者可能还记得。除此之外，就是《新闻简报》，这是黑白片，内容干篇一律，一点不好看。有一个流行于七十年代的顺口溜，对各国电影做出了概括：朝鲜电影，又哭又笑；日本电影，内部卖票；罗马尼亚电影，莫明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这个概括是不正确的，起码对我国概括得不正确。当时的中国电影，除《新闻简报》，还剩了点别的。
这篇文章是从把电影当谜语来猜说起的。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多数的电影都被指出隐含了反动的寓意，枪毙实在是罪有应得。然后开始猜书。书的数量较多，有点猜不过来，但最后大多也有了结论：通通是毒草——红宝书例外。然后就猜人。好好—个人、看来没有毛病，但也被人找出谜底来：不是大叛徒、就是大特务，一个个被关进了牛棚；没被关进去的大都不值得一猜，比方说，我，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关我就没啥意思，但我绝不认为自己身上就猜不出什么来。到了这个程度，似乎没有可猜的了吧？但人总能找出事干，这时就猜一切比较复杂的图案。有一种河南出产的香烟“黄金叶”，商标是一张烟叶，叶子上脉络纵横，花里胡哨。红卫兵从这张烟叶上看出有十几条反动标语，还有蒋介石的头像。我找来一张“黄金叶”的烟盒，对着它端详起来，横看看、竖着看，—条也没看出来。不知不觉，大白天的落了枕，疼痛难当，脖子歪了好几个月。好在年龄小，还能正过来。到了这时，我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这种胡乱猜疑，实在是扯淡得很。这是个普通猜疑的年代、没都能猜出有来。任何一种东西，只要足够复杂，其个有些难以解释的东西，就被注坏里猜。电影这种产品，信息含量很高，就算是最单纯的电影，所包含的信息也多过“黄金叶”的图案，想要没毛病，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你要是听说某部电影有厂问题，干万不要诧异。我们这代人，在猜疑的年代长大，难免会落下毛病，想从鸡蛋里挑出骨头，这样才显出自己能来，这是很不好的。但你若说，我这篇短文隐含了某些用意，我要承认，你说对了，不是胡乱猜疑。
□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为什么老片新拍
听说最近影视圈里兴起了一阵重拍旧片的浪潮，把一批旧电影重拍成电视连续剧，其中包括《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等等。现在《野火春风斗古城》已经拍了出来，正在电视上演着。我看了几眼，虽然不能说全无优点，但也没什么新意。联想到前不久看到一些忠实于原著的历史剧，我怀疑一些电视剧编导正在走一条程式化的老路，正向传统京剧的力向发展。笔者绝不是京剧迷，但认识一位京剧迷。二十年前我当学徒工时，有位老师傅告诉我说，在老北平，他每天晚上都到戏园子坐坐。一出《长坂坡》不知看了多少遍，“谁的赵云”他都看过。对此需要详加解释：过去所有的武生大概都在《长坂坡》里演过赵云；而我师傅则看过一切武生演的赵云。因为还不是所有的男演员都演过杨晓冬、也不是所有的女演员都演过银环，现在我们还不能说淮的杨晓冬、谁的银环都看过；但是事情正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杨晓冬和银环正在多起来。而且我们也不妨末雨绸缪，把这件事提前说上一说。
老实说，老片新拍（或者老戏重拍）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在美国时看过一部《疤脸人》，是大明星艾尔·帕西诺主演的彩色片。片尾忽然冒出一个字幕：以前有过一部电影《疤脸人》，然后就演了旧《疤脸人》人的几个片断。从这几个片断就可以看出，虽然新旧《疤脸入》是同一个故事，但不是同一部电影。我们还知道影片《乱》翻新了莎翁的名剧．至于《战争与和平》，不知被重拍了多少遍。一个导演对老故事有了崭新的体会，就可以重拍；保证观众有一个全新的《疤脸人》或《战争与和平》就是；而且这也是对过去导演的挑战。必须指出，就是这样的老戏重拍，我也不喜欢。但这种老片重拍和我们看到的连续剧还不是一回事。我看到的《野火春风午古城》，不仅忠于小说原著，而且也忠实于老的黑白片；观后感就是让我把早已熟悉的东西过上一遍——就如我师傅每晚在戏园子里把《长板坡》过一遍。前些时候有些历史连续剧，也是把旧小说搬上银幕，也是让大家把旧有的东西过一遍。同是过一遍，现在的连续剧和传统京剧不能比。众所周知，京剧是高度完美的程式化表演。连续剧里程式是有的，完美则说不上。
我认为，现在中国人里有两种不同的欣赏趣味。一种是旧的，在传统社会相传统戏剧影响下形成的．那就是只喜欢重温旧的东西：另一种是新的，受现代影视影响形成的，只喜欢欣赏新东西。按前一种趣味来看现在的连续剧，大体上还能满意，只是觉得它程式化的程度不够。举例来说，现在连续剧里的银环，相老电影里的银环，长相不一样，表演也不一样，这就使人糊涂。最好勾勾脸，按同一种程式来表演。当然，既已有了程式，编导就是多余的。传统的京剧班子里就没有编导的地位。不过，养几个闲人观众也不反对。若按后一种趣味来看连续剧，就会说：这叫什么？照抄些旧东西，难道编导的艺术工作就是这样的吗？但后一种观众是需要编导的，只是嫌他没把工作做好。总而言之，老戏新拍使编导处于一种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地位：前一种观众要你的戏，但不要你这个人。后一种观众要你这个人，不要你的戏。换言之，在前一种观众面前，你是尸位素餐地鬼混着。在后一种观众面前，你是不称职或不敬业的编导。照我看来，老戏重拍真是不必要。我有一个作导演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做编导的苦处，好多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这样一说，我倒是明白了。
□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欣赏经典
有个美国外交官，二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呆了十年。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看过三百遍《天鹅湖》。即使在芭蕾舞剧中《天鹅湖》是无可争辩的经典之作，看三百遍也太多了，但身为外交官，有些应酬是推不掉的，所以这个戏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看，看到后来很有点吃不消。我猜想，头几十次去看《天鹅湖》，这个美国人听到的是柴科夫斯基优美的音乐，看到的是前苏联艺术家优美的表演，此人认真地欣赏着，不时热烈地鼓掌。看到一百遍之后，观感就会有所不同，此时他只能听到一些乐器在响着，看到一些人在舞台上跑动，自己也变成木木痴痴的了。看到二百遍之后，观感又会有所不同。音乐一响，大幕拉开，他眼前是一片白色的虚空——他被这个戏魇住了。此时他两眼发直，脸上挂着呆滞的傻笑，像一条冬眠的鳄鱼——松弛的肌肉支持不住下巴，就像冲上沙滩的登陆艇那样，他的嘴打开了，大滴大滴的哈喇子从嘴角滚落，掉在膝头。就这样如痴如醉，直到全剧演完，演员谢幕已毕，有人把舞台的电闸拉掉，他才觉得眼前一黑。这时他赶紧一个大嘴巴把自己打醒，回家去了。后来他拿到调令离开苏联时，如释重负地说道：这回可好了，可以不看《天鹅湖》了。
如你所知，该外交官看《天鹅湖》的情形都是我的猜测——说实在的，他流了哈喇子也不会写进回忆录里——但我以为，对一部作品不停地欣赏下去，就会遇到这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你听到的是音乐，看到的是舞蹈——简言之，你是在欣赏艺术。在第二个阶段，你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物体在移动，觉察到了一个熟悉的物理过程。在第三个阶段，你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最终体会到芭蕾舞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不过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已。从艺术到科学再到哲学，这是个返璞归真的过程。一般人的欣赏总停留在第一阶段，但有些人的欣赏能达到第二阶段。比方说，在电影《霸王别姬》里，葛优扮演的戏霸就是这样责备一位演员：“别人的”霸王出台都走六步，你怎么走了四步？在实验室里，一位物理学家也会这样大惑不解地问一个物体：别的东西在真空里下落，加速度都是一个G，你怎么会是两个G？在实验室里，物理过程要有再现性，否则就不成其为科学，所以不能有以两个G下落的物体。艺术上的经典作品也应有再现性，比方说《天鹅湖》，这个舞剧的内容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为了让后人欣赏到前人创造的最好的东西。它只能照老样子一遍遍地演。
经典作品是好的，但看的次数不可太多。看的次数多了不能欣赏到艺术——就如《红楼梦》说饮茶：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饮驴了。当然，不管是品还是饮驴，都不过是物质存在的方式而已，在这个方面，没有高低之分……
“文化革命”里，我们只能看到八个样板戏。打开收音机是这些东西，看个电影也是这些东西。插队时，只要听到广播里音乐一响，不管轮到了沙奶奶还是李铁梅，我们张嘴就唱；不管是轮到了吴琼花还是洪常青，我们抬腿就跳。路边地头的水牛看到我们有此举动，怀疑对它有所不利，连忙扬起尾巴就逃。假如有人说我唱的跳的不够好，在感情上我还难以接受：这就是我的生活——换言之，是我存在的方式，我不过是嚷了一声，跳了一个高，有什么好不好的？打个比方来说，犁田的水牛在拔足狂奔时，总要把尾巴像面小旗子一样扬起来，从人的角度来看有点不雅，但它只会这种跑法。我在地头要活动一下筋骨，就是一个倒踢紫金冠——我就会这一种踢法，别的踢法我还不会哪。连这都要说不好，岂不是说，我该死掉？根据这种情形，我认为自己对八个样板戏的欣赏早已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欣赏的，但这些戏的艺术成就如何，我确实是不知道。莫斯科歌舞剧院演出的《天鹅湖》的艺术水平如何，那位美国外交官也不会知道。你要是问他这个问题，他只会傻呵呵地笑着，你说好，他也说好，你说不好，他也说不好……
在一生的黄金时代里，我们没有欣赏到别的东西，只看了八个戏。现在有人说，这些戏都是伟大的作品，应该列入经典作品之列，以便流传到千秋万代。这对我倒是种安慰——如前所述，这些戏到底有多好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但我也有点怀疑，怎么我碰到的全是经典？就说《红色娘子军》吧，作曲的杜鸣心先生显然是位优秀的作曲家，但他毕竟不是柴可夫斯基……芭蕾和京剧我不懂，但概率论我是懂的。这辈子碰上了八个戏，其中有两个是芭蕾舞剧，居然个个是经典，这种运气好得让人起疑。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对，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当然，你要说它们都是经典，我也无法反对，因为对这些戏我早就失去了评判能力。
□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
看过冯小刚导演的都市言情剧《情殇》，感到这个戏还有些长处。摄影、用光都颇考究，演员的表演也不坏，除主题歌难听，没有太不好的地方。当然，这是把它放在“都市言情剧”这一消闲艺术门类内去看，放到整个艺术的领域里评论，就难免有些苛评——现在我就准备给它点苛评。我觉得自己是文化人，作为此类人士，我已经犯下了两样滔天大罪：第一，我不该看电视剧，这种东西俗得很；第二，我不该给电视剧写评论。看了恶俗的都市言情剧，再写这篇评论文章，我就如毕达哥拉恩学派的弟子，有了吃豆子的恶行，从此要被学院拒之于门外。所幸我还有先例可引：毛姆先生是个正经作家，但他也看侦探小说，而且写过评论侦探小说的文章。毛姆先生使我觉得自己有可能被原谅。当然，是被文化人原谅，不是被言情剧作者原谅——苛刻地评论人家，还想被原谅，显得太虚伪。
毛姆是这样评论侦探小说的：此类小说自爱伦·坡以来，人才辈出，培养出一大批狡猾的观众，也把自己推入了难堪之境。举例来说， 一旦侦探小说里出现一位和蔼可亲、与世无争的老先生时，狡猾的观众们就马上指出：杀人的凶手就是他，此类情形也发生在我们身边，言情剧的作者也处于难堪的境地。这两年都市言情剧看多了，我们正在变得狡猾：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温柔、漂亮的女主角林幻，我马上就知道她将在这部戏里大受摧残——否则她就不必这样温柔、漂亮了。在言情剧里，一个女人温柔、漂亮，就得倒点霉；假如她长得像我（在现实生活里，女人长得像我是种重大灾难）倒有可能很走运，她还有个变成植物人的丈夫，像根木棍一样睡在病床上，拖着她，使她不便真正移情别恋。从剧情来看，任何一个女人处在女主角的地位，都要移情别恋，因为不管她多么善良、温柔， 总是—个女人，不是一根雌性的木棍，不能永远爱根雄木棍，而且剧里也没把她写成本棍，既然如此，植物人丈夫作用无非是加重对女主角的催残……剧情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我的预见。
更狡猾的观众则说，剧作者的用意还不仅如此。请相信，这根木头棍子是颗定时炸弹、一旦林幻真正移情别恋，这根木头棍子就会醒来，这颗定时炸弹就要炸响，使可爱的女主角进—步大受摧残，戏演到现在，加在女土角身上的摧残已经够可怕的了：植物人丈夫一年要二十万医药费，她爱的男人拿不出。有个她不爱的男人倒拿得出，但要地嫁过去才能出这笔钱。对于一个珍视爱情的女人来说，走到了这一步，眼看要被逼成—个感情上的大怪物……我很不希望这种预见被证实，但从剧情的发展来看，又没有别的出路，造出一颗定时炸弹，不让它响，对炸弹也不公平哪。
毛姆先生曾指出，欣赏通俗作品有种决窍，就是不要把它当真；要把它当作编出来的东西来看，这样就能得到一定的乐趣。常言道：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侦探小说的主题是死，言情剧的主题是爱。虽然这两件事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但出现在通俗作品里，就不能当真。此话虽然大有道理，怎奈我不肯照办。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被杀也是一种可能的死因。但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人都会拒绝侦探小说里那种死法：把十八英尺长的鳄鱼放到游泳池里，让它咬死你；或者用锐利的冰柱射入你的心脏，最起码要你死于南洋土人使用的毒刺——仿佛这世界上没有刀子也拣不到砖头。其实没有别的理由，只是要你死得怪怪的。这不是死掉，而是把人当猴子耍，凶手对死者太不尊重——我这样认真却是不对的。侦揉小说的作者并没有真的杀过人。所以，在侦探小说里，别的事情都可以当真，唯有死不能当真。
同理，都市言情剧别的事都可以当真，也只有爱情不能当真。倘若当真，就有很多事无法解释，以《情殇》中的林幻为例，她生为一个女人，长得漂亮也不是她之罪，渴望爱情又有什么不对？但不知为什么，人家给她的却是这样一些男人：第一个只会睡觉，该醒时他不醒，不该醒时他偏醒；就是这么睡，一年却要二十万才够开销——看到睡觉有这么贵，我已经开始失眠；第二个虽然有点像土匪，她也没有挑剔，爱上了，但又没有钱，不能在一起；第三个有钱，可以在一起，她又不爱——看到钱是如此重要，我也想挣点钱，免得害着我老婆；甚至想到去写电视剧——我也不知还有没有第四个和第五个，但我知道假如有，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这世界上不是没有好男人，怎奈人家不给她，拣着坏的给。这个女人就像一头毛驴被驾在车辕上，爱情就像胡萝卜，挂在眼前，不管怎么够，就是吃不着——既然如此，倒不如不要爱情。我想一个有尊严的女人到了这个地步，一定会向上帝抱怨：主啊，我知道你的好意，你把我们分成男人和女人，想让我们生活有点乐趣——可以谈情说爱；但是好心不一定能办好事啊。看我这个样子，你不可怜我吗？倒不如让我没有性别，也省了受这份活罪——我知道有些低等生物蒙你的恩宠，可以无性繁殖。我就像细菌那样分裂繁殖好了。这样晚上睡觉，早上一下变成了两个人，谈恋爱无非是找个伴儿嘛，自己裂成两半儿，不就有伴儿了吗……
上帝听了林幻的祷告，也许就安排她下世做个无性繁殖的人，晚上睡觉时是林幻，醒来就变成了林幻一和林幻二，再也不用谈爱情。很不幸的是，这篇祷告词有重大的遗漏，忘记告诉上帝千万不要再把她放进电视剧里。以免剧作者还是可以拿着她分裂的事胡编乱派，让她生不如死。但这已是另一个世界里电视剧作者的题目，非我所能知道。
□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祝你平安》与音乐电视
我很少看MTV，但既看电视，总免不了会看见一些。最近看到了孙悦唱的MTV《祝你平安》，心里有些疑惑，想借《演艺圈》的园地，求教于高明。照我看来，那是一首安慰失意情人的歌，对此不当再有其它解释了。
孙悦唱得很好，歌也很好听。但画面就让人有点看不懂，看懂的地方又让人有气。
先说我不懂的地方。众所周知，MTV的画面不一定有逻辑，好看就成。但我不懂的是导演的创意。这本是支爱情歌，却串进了女教师和聋哑学生。虽然宏扬主旋律、歌颂人民教师是好的，但却不是这么宏扬法……我老婆没看过这段MTV，却会唱这歌，时不常对我来几句，以示柔情，但我总觉得她在说我是哑巴。这不就是搞串了吗？主旋律是主旋律，男女之情是男女之情，切不可这样胡串。再说，在片首孙悦打扮得像个小蜜，片中才出现了聋哑学生。假如不是我想像力过于丰富，这故事仿佛是说：有一聋哑学校的教师，丢下学生跑到深圳，傍上了大款。回过头来想想被丢下的学生，心中不忍——这歌就不叫《祝你平安》，该叫作《鳄鱼的眼泪》，因为真有良心就该回去教书。就算真有这样的事，也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没有普遍意义。
再说说我自以为看懂了的地方。片子结束时，出现了一个交通警，微笑着做准许车辆通行的手势。照我浅薄的理解，这是对歌曲名称的简单图示：警察同志让你过去，同时一笑，此乃祝你平安之意也——用这种手法来点题。但愿我理解错，因为把别人想得如此低能是有罪的。有个英文歌《Crazy》，请这位导演来拍MTV，就要拍些疯子了，否则没法点题。《我的太阳》可以是这种拍法：请一漂亮女孩搂住陈佩斯。既有“我的”，又有“太阳”，太阳就是陈佩斯的脑袋。你肯定会同意，我的创意虽然直露，尚不如《祝你平安》的结尾那么直。要拍岳飞《满江红》，就得去请食人族，否则不能“饥餐胡虏肉”。按照这种自然主义的逻辑，麦当娜《Like a virgin》该请观众看点什么？难道要请大家当一回大夫，去看那个东西？我们又不是妇科大夫，看了也看不懂……
□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承认的勇气
我很少看电视。有一天偶然打开电视，想看看有没有球赛，谁知里面在演连续剧《年轮》，一对知青正在恋爱——此时想关上也不可能，因为我老婆在旁边，她就喜欢看人恋爱——当时是黑更半夜，一男一女在旷野中，四野无人，只见姑娘忽然惨呼一声，“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投入情郎的怀抱。这个场面有点历史的真实性，但我还是觉得，这女孩子讲的话太过古怪了。既然是“子女”，又堪教育，我倒想问问，你今年几岁了。坦白地说，假如我是这位情郎，就要打“吹”的主层。同情归同情，我可不喜欢和糊涂人搞在一起。该剧的作者会为这位当年的姑娘辩护道：什么事情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看，当年上面的精神说她是个子女，她就是个子女。这话虽然有道理，但不对我的胃口。我更希望听到这样的解释：这女孩本是个聪明人，只可惜当时正在犯傻；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很少能听到的。知青文学的作者们总是这样来解释当年的事：这是时代使然，历史使然；好像出了这样的洋相，自己就没有责任了。
我和同龄人一样，有过各种遭遇。有—阵子，我是黑五类（现在这名字是指黑芝麻、黑米，当时是指人）、后来则被发现需要再教育，就被置于广阔天地之中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再后来回到城里，成了工人阶级，本来可以领导一切，但没发现领导了谁。再以后干辛万苦考上了大学，忽而慨然想到：现在总算是个臭老九了——以后的变化还多，就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人生在世，常常会落到一些“说法”之中。有些说法是不正确的，落到你的头上，你又拿它当了真，时过境迁之后，应该怎样看待自己，就是个严肃的问题。这件事让中国人一说大过复杂（我就是中国人、所以讲得这样复杂），美国人说起来简单：这不就是当了回傻X吗？
傻X（asshole）这个词，多数美国人是给自己预备的。比方说，感觉自己道入愚弄时，就会说：我觉得自己当了傻X（I feel like an asshole）！心情不好时更会说：我正捉摸我是哪一种傻X。自己遭人愚弄，就坦然承认，那个X说来虽然不雅、但我总觉得这种达观的态度值得学习。相比之下，国人总不肯承认自己傻过，仿佛这样就能使自己显得聪明；除此之外，还要以审美的态度看待自己过去的丑态。像这种傻法，简直连X都不配作了。
本文的目的是想谈谈我的心路历程。保这样说美国人的好话，有民族虚无主义之嫌，会使该历程的价值大减。其实我想要说的是，承认自己傻过。这是一种美德，而且这种美德并不是洋人教给我的。年轻时我没有这种美德，总觉得自已很聪明，而且永远很聪明，既不会一时糊涂，也不会受愚弄。就算身处逆境，也要高声吟道：天生我才必有用——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忽一日，到工厂里学徒，拜刘二为师，学模具钳工，顺便学会了这种美德。这种美德出于中国哲人的传授，又会使它价值大增。这位哲人长了一双牛一样的眼睛，胡子拉茬，穿着不大干净。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听见他在班组里高谈阔论道：我是傻X。对这个论断，刘师傅证明如下：师傅加师母、再加两位世兄，全靠师傅的工资养活，这工资是三十五块五，很不够用，想不出路子搞钱，所以他是傻X。假如你相信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该为家庭负责．就会相信这个结沦。同理，脑袋扛在肩上，是自己的．也该为它负责，假如自己表现得很傻，就该承认。假如这世上有人愚弄了我，我更是心服口服；既然你能耍了我，那就没什么说的——我是傻X、人生在世有如棋局，输一着就是当了回傻X，懂得这个才叫会下棋。假如我办了什么傻事被你撞见了，你叫我傻X，我是不会介意的。但我不会说别人是傻X，更不会建议别人也说自己是傻X，我知道这是个忌讳。
我现在有了—种二十岁时没有的智慧。现在我心闲气定地坐在电脑面前写着文章，不会遇到任何人的愚弄，这种状态比年轻时强了很多。当时我被人塞了一脑子的教条，情绪又受到猛烈的煽动，只会干傻事，一件聪明事都办不出来。有了前后两种参照，就能大体上知道什么是对的。这就是我的智慧：有这种智慧也不配叫作智者，顶多叫个成年人。很不幸的是，好多同年人连这种智慧部没有，这就错过了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能学会的唯一的智慧——知道自己受了愚弄。
□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明星与癫狂
笔者在海外留学时，有一次清早起来跑步，见到一些人带着睡袋在街头露宿。经询问，是大影星艾迪·摩菲要到这座城市来巡回演出，影迷在等着买票。摩菲的片子我看过几部，觉得他演得不坏。但花几十块钱买一张票到体育场里看他，我觉得无此必要，所以没有加入购票的行列，而是继续跑步，这样我就在明星崇拜的面前当了一回冷血动物——坦白地说，我一直是这样的冷血动物。顺便说一句，那座城市不大，倒有个很大的体育馆，所以票是富裕的，白天也能买到，根本用不着等一夜。而且那些人根本不是去等买票，而是终夜喝啤酒、放音乐、吵闹不休，最安静的人也在不停地格格傻笑，搞得邻居很有意见。凭良心说，正常人不该是这个样子。至于他们进了体育馆、见到了摩菲之后．闹得就更厉害，险些把体育馆炸掉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排队买票时是在酝酿情绪，以便晚上纵情地闹。此种情况说明．影迷（或称追星族）是有计划、有预谋地把自己置于一场癫狂之中。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每有英式足球比赛，或是摇滚歌星的演唱会，就会有人做出这种计划和预谋。当时我很想给埃迪·摩菲写封信、告诉他这些人没见到他时就疯掉了：以免他觉得这么多人都是他弄疯的，受到良心的责备。后来一想，这事他准是知道的，所以就没有写。
现在我回到国内，翻开报纸的副刊，总能看到有关明星的新闻：谁和谁拍拖，谁和准分手了等等。明星作生意总能挣大钱．写本书也肯定畅销。明星的手稿还没有写出来就可以卖到几百万元，真让笔者羡慕不置。至于那文章，我认为写得真不怎样——不能和我祟拜的作家、也不能和我相比。在电视上可以看到影星唱歌，我觉得唱得实在糟——起码不能和帕瓦洛蒂相比（比我唱的当然要稍好一些，但在歌唱方面，笔者决不是个正面的榜样），但也有人鼓掌。房地产的开发商把昂贵的别墅送给影星，她赏个面子收下了，但绝不去住；开发商还觉得是莫大的荣耀。最古怪的是在万人会场里挤满了人，等某位明星上台去讲几句话，然后就疯狂地鼓掌；这使我想起了文革初的某些场景。我相信，假如有位明星跑到医院去，穿上白大褂，要客串一下外科医生的角色，肯定会有影迷把身体献上任她宰割，而且要求不打麻药；假如跳上民航的客机要求客串机长，飞机上肯定挤满了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影迷，至于她自己肯不肯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则是另一个问题。总而言之，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也开始出现了针对明星的癫狂，表面上没有美国闹得厉害，实际上更疯得没底。这种现象使我陷入了沉思之中。
我认为明星崇拜是一种癫狂症，病根不在明星身上，而是在迫星族的身上。理由很简单：明星不过是—百斤左右的血肉之躯．体内不可能有那么多有害的物质，散发出来时，可以让数万人发狂。所以是追星族自己要癫狂。迫星族为什么要癫狂不是我的题目，因为我不是米歇尔·福柯。但我相信他的说法：正常人和疯子的界线不是那么清楚。笔者四十余岁，年轻时和同龄人一样，发过一种癫狂症，既毁东西又伤人，比追星还要有害。所以，有点癫狂不算有病，这种癫狂没了控制才是有病。总的来说，我不反对这件事，因为人既有这样一股疯劲，把它发泄掉总比郁积着好。在周末花几十元买一张票，把脑子放在家里，到体育场里疯上一阵，回来把脑子装上、再去上班，就如脱掉衣服洗个热水澡，对身心健康有某种好处，也末可知。我既然不反对这种癫狂，也就不会反对这冲癫狂的商业利用（叫作“明星制”吧？）。大众有这种需求、片商或穴头来操办，赚些钱，也算是公道。至于明星本人，在这些癫狂的场合出现，更没有任何可责各的地方。我所反对的，只是对这件事的误解。虽然有这种癫狂，大家并没有疯，这—点很重要。
如前所述，迫星族常常有计划、有预谋地发一场癫狂；何时何地发作、发多久、发到什么程度、为此花费多少代价，都该由那些人自己来决定。倘若明星觉得自己可以控制这些人的癫狂，肯定是个不合理的想法，因为他把影迷当成了真的疯子。据报载，我国一位女影星晾台，涮了四川上万影迷，这些影迷有点发火了。这位女影星却说，这些影迷不懂什么叫作明星制，还举迈克尔·杰克逊为例。说这位男歌星涮了新加坡大数的歌迷，那些歌迷还觉得满开心云云。我以为女影星的说法是不对的。四川的影迷虽然没有新加坡的歌迷迷得那么凶，但迷到何种程度该由那些人自己来决定。倘若由你决定他们该达到哪个程度，人家就迷到什么程度，有这种想法就不正常。几年前就从报上看到有位男明星开车撞了人，不但不道歉，反要把受害者打一顿。显然，该男明星把受害者看做追星的影迷，觉得他该心甘情愿地挨顿揍，但后者有不同的看法，把他揪到警察那里去了。总而言之，用晾和揍的方法，让大家领略明星制的深奥，恐非正常人所为。最后的结论是：追星族不用我们操心，倒是明星，应该注意心理健康。
最后再来说点题外之话。国外（尤其是指美国，但不包括港台）对待影星的态度有两重性：既有冷静地欣赏其表演的一面，也有追星起哄的一面。大影星同时也是优秀的演员，演出了一些经典约艺术片。好莱坞的影业也玩闹起哄，但恐怕另有些正经的。他是个有城府的拳师，会耍花拳绣腿；但也另有真相，不让你看到。鉴于这种情形，我怀疑所谓“明星制”，是帝国主义者打过来一颗阴险的糖衣炮弹——当然我也没有任何凭据。只是胡乱猜测——香港的影业已经中弹了。你别看它现在红火，群星灿烂，但早晚要被好莱坞吃掉；不信你就拿两地的片子比比看。至于在大陆，首批中弹的是演员。现在有明星，但没有出色的表演，更没有可以成为经典的艺术片。假如我没理解锗，这些明星还拿玩闹起哄当了真，当真以为自己是些超人。这个游戏玩到此种程度，已经过了，应该回头了。
□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另一种文化
我老婆原是学历史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学三年级时，有一天．一位村里来的女同学在班上大声说道：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太监！说完了这话，还作顾盼自雄之状。班上别的同学都跟着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我老婆性子直，羞答答地说：啊呀，我可能是知道的，太监就是阉人嘛。人家又说：什么叫作阉人？她就说不出口，闹了个大红脸。当时她是个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监、阉人，受了很大的刺激；好一阵子灰溜溜的、不敢见人也不敢说话。
但后来她就走向了反面，不管见到谁，总把这故事讲给别人听，未了还要加上一句恶毒的评论：哼，学历史的大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太监，书都念到下水里去了！没有客人时，她就把这故事讲给我听。我听了二百来遍，实在听烦了。有一回，禁不住朝她大吼了一声：你就少说几句吧！人家是农村来的，牲口又不穿裤子——没见过阉人，还没见过阉驴吗！这一嗓子又把她吼了个大红脸，这一回可是真的受了刺激，恼羞成怒了，有好几天不和我说话。假如说，这话是说村里来的女同学知道太监是什么，硬说不知道，我自己也觉得过份。假如说，这话是说那位女同学只知道阉驴不知道太监，那我吼叫些什么？所以，我也不知自已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自己什么意思，但还是有点意思，这就是种文化呀。
依我之见，文化有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各种书本知识，这种文化我老婆是有的，所以她知道什么是太监。另一种是各种暖昧的共识，以及各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妙气氛，一切尽在不言中——这种文化她没有，所以，她就不知道要说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太监。你别看我说得头头是道，在这后一方面我也是个土包子。我倒能管住自己的嘴，但管不住自己的笔。我老婆是乱讲，我是乱写。我们俩都是没文化的野人。
我老婆读过了博士，现在是社会学家，做过性方面的研究，熟悉这方面的文献——什么homo、S／M，各种乱七八槽，她全知道。（opig按：homo＝homosexual＝同性恋；S／M＝sadist／masochist＝施虐狂／受虐狂。）这样她就自以为很有学问，所到之处，非要直着脖子嚷嚷不可。有一次去看电影《霸王别姬》，演到关师傅责打徒弟一场，那是全片的重头戏。整个镜头都是男人的臀部，关师傅舞着大刀片（木头的）劈劈啪啪在上面打个不休，被打者还高呼：“打得好！师傅保重！打得好！师傅保重！”相信大家都知道应该看点什么、更知道该怎么看。我看到在场的观众都很感动，有些女孩眼睛都湿润了。这是应该的，有位圈内朋友告诉我，导演拍这一幕时也很激动，重拍了无数次，直到两位演员彻底被打肿。每个观众都很激动，但保持了静默……大家都是有文化的。就是我老婆，假个直肠子驴一样吼了出来：大刀片子不够性感！大刀片子是差了点意思，你就不能将就点吗？这一嗓子把整个电影院的文化气氛扫荡了个干净。所有的人都把异样的目光投向我们，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没有找到。最近，她又闹着要我和她去看《红樱桃》。我就是不去．在家里好好活着，有什么不好，非要到电影院里去找死……这些电影利用了观众的暖昧心理，确实很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