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页

民国十八年，陕西遭了大旱，其严重程度在国内以及世界的历史上都是罕见，据呈报南京政府的文件显示：全省二百万人饿死，二百万人流离失所，八百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南京政府成立了“ 全国赈灾委员会”，派视察团到陕，其视察团某成员日记记载：第一天前往西安的西北二乡，东菜园、含元殿、二府庄、大白杨、西十里铺，车子行驶不到五分钟，便见路旁饿死的有十余具尸体，苍蝇营聚，白蛆咕涌。再往前行，更有奇臭刺鼻，停车见三千米外有一大坑，坑中塞满尸体，且不远处正有人用木板车和绳索拉扯往这里运死人。坑是天然的大涝池，已无水，尸体几乎填高至坑沿，有人踏着尸体过去拣扒衣服。午后再去了孙家湾、坑底寨，所有田地荒芜，蓬蒿没胫，不时发现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入其村，屋多泥门堵窗，无人居住。饿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村人埋不胜埋，只泥堵其窗户，希图苟安于一时。那时赈灾，西安设立了妇孺收容所，又设了施粥厂，由赈务会发给受赈者食粥票，填明街巷及姓名，并照票据上的姓名造册留给粥厂存查。粥多为霉米，稀可见影又石子硌牙，但施粥时，检票员站在粥厂入口，验明饥者所持的食粥票，并核对与本厂底册无异，再发给一个竹签，然后排队入厂内，每人一满勺。翻阅这些照片和有关资料，我实在不忍于提起这段往事。西安人至今有两大忌讳：一是不说“ 出玉祥门”，玉祥门是西安围城之役冯玉祥领兵解围时所新开的一道城门，而此城门外在四十年代为国民党西安当局枪决犯人的刑场，二就是不愿提说民国十八年。

经过了民国十五年的围城战争，又经过了民国十八年的饥馑，西安是元气大伤，越发不敢谈繁华之地，十多年后艰艰难难缓过劲来，愣神一望，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是了何等派头，而自己只是更多着农村的气息。这，也就是我在那一堆写生画里看到的情景。我的两个朋友，都是旧时西安城中的豪门后代。一个朋友讲，他那时还小，出门却是坐车坐轿，前后随着四个卫兵的，他推过牌九，吸过鸦片，到翠红楼上去窥视过妓女，在饭馆里聚众砸椅桌，是有名的“ 十大恶少”之一。“ 但我后来革命了。”他说，街上有了游行队伍，反饥饿，反内战，他每日一听到街上有动静就往出跑，而父亲在家他是不敢动的，父亲午休起来照例得喝茶，茶毕则和新娶的姨娘在后花园习剑健身，一等门口汽车的喇叭响，父亲戴了礼帽出去了，他就将藏在屋角的三角小旗子拿上往街上去。另一个朋友是位女士，年龄更小，她讲她的母亲是上海人，是父亲在上海做生意娶来的，父亲是传统的治家方法，从小要求她的大姐笑不露齿，行不动裙，竟在大姐的裙边缀上小铃铛，若大姐走路疯张，响了铃铛，就呵斥不已。而母亲却受的洋式教育，能诗能画尤喜弹琴，每日必要上街看电影，夫妇少不得吵架，最后离婚。“ 你看，你看这把琴！”她搬出一把古琴，上面刻着秀丽的三个字：张一白。这是她母亲用过的，母亲离家时她一岁半，但母亲决然地走了，据说她嫁给了一个金融家，后来定居在香港了。各个家庭有各个家庭难念的一本经，大户人家的故事在西安毕竟知之甚少，大多的市民还只是为生计忙忙。一圈的城墙外，护城河里日夜流着臭水，一早一晚风把热腾腾的酸臭味吹遍各街各巷，尤其夏季，刺鼻的蒜薹味经久不散，香囊是稍有讲究的夫人和小姐出门必备之物。进了南城门子，没有一幢高出城墙的建筑，楼垛上栖落了成群的乌鸦，将粪便白花花拉淋在墙砖上和箭楼梁柱上，天一擦黑就呱呱呱地聒叫不已。更有些猫头鹰，大白天里泥疙瘩一般蹲在城墙垛头、钟鼓楼屋脊或城河边的榆树丫上，谁也不敢打的，打了据说遭殃，看见只能仰天呸呸吐几口唾沫，这如同街上张贴的处决犯人的布告，碰见了就撕下那朱笔勾就的红钩，带回家可以避邪。猫头鹰在夜里一叫，听到的莫不心跳肉颤，很肯定，第二天必是某一街巷的什么人家死了人。死了人的奠祭就在门首挂纸把，芦席搭了灵堂在院里，请乐班吹吹打打，整夜里孝歌。孝歌里有这样一句“ 人活在世上有什么好，说死了他就真死了”，唱得一条街巷的人都心里发酸。大人们死了，两天三天后就用木板车拉着白木棺材在孝子贤孙的哭嚎中去城外的郊野埋葬了，而那些出生未满周岁的小儿夭折了，则是用破布或乱草包裹装于竹筐，放在门外，掏钱让那些“ 闲人”带出城去处理。西安至今有一个很著名的词：闲人，指那些浪荡于街头上的无所事事的人，但“ 闲人”的起源却是一种职业，即当年穿着白底皂面深帮鞋，光着头，披着件白布褂，肩头上扛了一把铁锨，专门做收埋死婴的勾当。

据史料记载，三十年代以前，西安是特别地冷，往往农历十月搭初就下雪，撕棉裂絮一般，街上积雪一尺多厚。整个冬季，地面冻得裂缝，砖瓦有的冻酥，“ 糟糕”二字，被当时报刊上频频使用，都是形容冻酥的砖瓦的。房檐上悬吊一尺多长的冰凌坠子，那是普遍的景色，坑坑洼洼的街路上，木轮的、胶皮轮大车时不时就碾扁了那些冻死的麻雀和老鼠，竟然都是无血。人人都讲究穿羊毛、狗毛袍子，戴耳套，蹬深腰棉窝窝，下层人的双手是要劳动的，手套当然要有，但手套只套住手腕和手背，五指是裸露的。富裕人家在家喝酒，酒得装

在铜酒壶里于火盆上温热，现在土话里有一句“ 一壶酒冷喝了”，形容一件事办得不体面不畅心，就是从那时产生的。

九月份，居民们就要准备着过冬做饭和取暖的山柴、烟煤和蓝炭了。南院门东头的德福巷是最大的木炭市场。终南山下来的炭民，两鬓苍苍十指黑，在那里要呆很久时间，却舍不得烤炭，常烧茄子秆和辣椒水泡手脚上的冻疮和血裂。差不多的四合院里，台阶上都是一摞两捆的堆着山柴，人与人见面，第一句问过“ 吃罢了没？”第二句就要说：“ 炉子盘了？”街上有专门盘炉的手艺人，马场门和牛市巷则有专售炉灶。用马口铁石油方桶内外涂泥制作的炉可以烧煤饼或蓝炭，铜盆可以架明火，还有大脚炉、袖炉，用的是白铜，亮泽如银，遍体刻花。炕是任何贫家和富户都少不了的，只是富户的炕上铺毡垫褥，重要客人来了，招呼上炕去吸几口大烟土，贫家的则讲究炕沿上镶一块光洁出油的柏木板，亲朋好友来了就脱鞋上炕，去人忙喊：快去买子啊，把炕煨热噢！子是晒干的马粪或柴火碎末，街上有出售的。如果炕烧得并不热，就在被窝里塞个“ 汤婆子”，那种铜制的能灌了开水的女人形东西。炕角当然有一尊石刻的狮子或老虎，若客人携了小儿来，一根红丝绳一头拴了石狮石虎一头拴在小儿腰间，大人再说话，小儿也不会掉下炕去。

太阳出来了，街上避风的墙根就必然有一堆堆人晒暖暖。有钱的主儿从街上走过，长袍马褂的，衣领处、袖口、马褂边暴露了绚白的羊羔九曲细绒。时髦的人有一条宽而长的围巾一头垂在前胸，一头搭于后背。店铺里的相公、伙计们依然立柜台内，一边跺脚哈气地一边拨响着算盘珠子，一边朝门外看缩着脖子仍叫卖不已的甑糕摊、羊血摊和卖针头线脑帽子围脖的货郎担。剃头匠的挑子真正是扁担两头翘，极夸张地往上翘，几乎成一张弓，可能是源于满人入关要求汉人剃发而不剃发者就割头的遗风，挑子一头是冷凳子一头是洗头烧水的热炉子，炉子前还是高竖一个木杆的，但木杆上已不再挂人头，是系一束红布条。大轱辘胶轮马车定时从北载客进城了，车夫的胡子上是一层热气哈出来又冻成的冰花碴碴，他在馄饨店里吃了两碗馄饨，又叮咛店伙计在擦黑将一碗不放胡椒的馄饨送到保吉巷的某某号去。伙计不免笑道：又给王姑娘啊？！王姑娘其实是保吉巷里最老最丑的妓女，老车夫脸并不红，一边走一边说老了老了还能干个啥，图着夜里暖暖脚嘛，头也不回地走了。冬天里，妓女的营生也是惨淡的，只有商界的军政界的有头脸的大人们才是包着开元寺妓院的几个苏州扬州的姐儿，而其他的妓女大多都闲置着，保吉巷的鸭子坑的下等娼妓就只有车夫挑夫和小贩去光顾了，便宜到一碗热馄饨即可。

我在芦荡巷的一个大杂院里采访过一个老得已走不动的人。他在解放前是个货郎，主要在教场门、洒金桥一带串巷，他没有多少文化，却无意间说出了两句当年说过的词儿：“ 卜浪鼓，响连天，媳妇女子一大串；过了桥，心里想，家里还有咱婆娘。”我觉得这词儿艺术性非常高，记录了他卖货时见到那么多女人，自然心里有许多想法，可走过了洒金桥那个地方要回家去了，心里就也只有自己的那个黄脸婆娘了。

漫长的冬季里，或许是孩子们最快活的。他们可以在街巷打雪仗，拿弹弓瞄准谁家屋檐上的冰凌坠子，用砖块和烂草堵谁家的炕烟囱，手脚已冻得裂口出血，头上却出了汗，卸掉了帽子，露出了马鬃头、笼系头、连毛头。城里孩子的发型和乡下孩子的发型没有差别，额头上都留长方形一块头发垂至额前，脑后也留一撮如雀尾头发，头顶又有从前至后的一绺头发，前连了刘海儿后连了雀尾。而系在脖子上的铁项圈和铁项圈下挂着的八卦钱和二十四象铜钱，就晃荡不已，叮当不已。在餐具上，中国人使用筷子，西洋人使用铁叉，有人认为历史上外国人侵略中国，光从他们以金属做餐具就看出他们的强大，而外省人的小儿脖子上一般佩戴红缰绳的，陕西的小儿却佩戴铁项圈，你可以认为是强悍，也可以说憨蠢，因为如囚徒。孩子们玩得疯狂了，要跑很远的路去西城门的骆驼巷去看热闹。甘肃、宁夏、青海的商人穿着没有上面子的老羊皮袍子，牵着几十头骆驼来贩青盐了，他们搭起了帐篷歇脚，骆驼就跪卧在帐篷外，孩子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帐篷里男人们用大碗喝酒时女人站在那里唱“ 花儿”，也不是骆驼跑开来从后看去拙笨滑稽，而是这些高脚牲口卧下来竟嘴上套个布袋在嚼草料。

陕西是内陆省份，一般人是没有见过海的，陕北沙漠地带的人将小小湖泊就称做了海。当然，西安人也要将海字理解为大，说到谁的官大就是“ 他把官做海咧”。大的碗也叫做海碗。所有的羊肉泡馍馆和面馆，使用的都是海碗。西安南大街就有一家耀州海碗店，门面上刻着一副对联：人生惟有读书好；世间莫如吃饭难。

李斯在西安的秦朝时，统一了全国的文字，也规定了以秦的话语为国内通行话语，但当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颁布实施了普通话，西安话却被沦丧为最难听的口音。原本同是北方语系的西安人按理较为容易讲普通话的，但西安人讲普通话显得艰难非常，这原因一方面是西安话去声多，咬字硬、重、浊，另一个原因是它的自大性和保守性作祟。普通话是普通人的话，西安人常常这么解释不说普通话的理由。可是，抛开它的保守性的弊病，这种保守却使西安话将中国上古语言在民间较多地保留了下来。我曾收集过相当多的属于上古语言的当今西安土话，总结出了其动词最多，又常常将一些现今流行的成语、词汇还原到原本含义的特点，使我的写作受益匪浅。我的文学创作使用的语言曾使许多外地人认为古文的功底深厚，其实是过奖和不了解，我仅是掌握了西安语言的特点而从民间话语中汲取一些东西罢了。现在，外省人对西安人最突出的印象是西安人把“ 我”念作“ 恶”，狠劲劲的，殊不知在西安的一些传统面食店里，门口支了床一样的大案用大钢铡刀切面，店屋正墙上写一个斗大的“ 咥”字，“ 咥”为古语，是吃的意思，但吃得凶猛。还有一种面馆，挂的招牌上是“ ”字，如武则天造“ 曌”字，神秘而蛮横霸道。

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为之得意的是我在这样一座古意浓厚的城里从事着我的写作，虽然孱弱单薄，但每每一月半载了就去登临城头，沿着南城门外走走，便气势上身，自我的感觉里也俨然成了大人。但我必然地也滋生了西安人不合时宜的毛病，比如讷言，有言则生硬，更甚者是张狂时最张狂，自卑时又最自卑。留给当今可供翻阅的史书和壁画里，唐长安城万邦来朝，生活在城里的平民百姓人高马大，宽衣松带，对待那些蓝目赤发的外国人并没有围观与惊羡，并且疑惑洋人走路腿直是不是没有长膝盖，更嘲笑他们的粗糙皮肤和恶心的狐臭味。即使文人士子如李白者，仰天大笑，醉卧酒市，连天子呼来也不上船。在汉长安，年轻的霍去病向西征战，所向披靡，将皇帝赐赏的酒倒在泉井则让将士痛饮，那种场面是何等地令人热血翻腾，心扉鼓荡！面对着普遍能收集到的那些汉时石匠、泥瓦匠用锤子凿子刻成的门墩、石狮，用泥土烧制盛水装米的罐子，我们有资格也有理由去戏谑明清以降的景泰蓝、鼻烟壶和蛐蛐罐。每每在京津的公园里看见一群一群老妇人插花抹粉，手摇彩扇跳舞健身时，我就想到霍去病墓前的人与兽的那块石雕，在汉代，长安城里的人健身常有人用与熊格斗的方式，而如今西安普通人家的床头不仅有拴小儿的石狮石虎，更多的是做布老虎为小儿的枕头，从小使孩子与虎同在。在常熟市的破山寺旁，我见到过许多旧石狮，皆雕得一派媚态，就觉得西安城里的石狮太威武了，连那些常见的拴马桩，顶端上的鹰犬雕饰也凶猛可惧。我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沿流光溢彩的秦淮河走过，也曾参观了京沪动物园中的所谓国宝大熊猫，却总是涌上心头的是西安城北日夜奔涌的古铜汁一般的渭水和汗血马。试想想，当姜太公在渭河岸头直钩钓鱼，高呼“ 愿者上钩”，当周文王求婚于金水畔，民众传唱“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得知金陵之地有王气而派去囚徒掘断那里山脉，当汉武帝在西域修建行宫，了解到负责修建的官员贪污巨款偷工减料而将其剥皮蒙鼓悬挂于城门洞上示警；是武则天可以令牡丹在寒冬里一夜开放，并能将她的坟墓造成仰面躺着的女人形状，是雷荀公敢于三次力荐苏洵父子三人使旷世的天才震动朝野……这些，凡是西安人没有不引以自豪的。明清以后西安的衰败以至于到现在西安仍属于边城的地位，西安人之所以竭力要振兴，辉煌的历史在支撑着他们的心劲。但是，正如英国人看不起美国人而又不得不事事附庸了美国人一样，西安人将历史说得太多就露出了阿Q的秉性。当年全国学大寨，西安人包括整个陕西派代表是去了大寨参观，骨子里并不以大寨为然，以至于连陈永贵也批评说：老陕爱参观，参观回去不动弹。改革开放后，当陕西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内别的省份，陕西人是蔫了，他们在国内的各方面会议上都只能坐在会场的后排和角落，听任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人夸夸其谈。口讷是有遗传基因的，而衰败使陕西人有口也说不起话。多少年来，陕西人在思考着落后的原因，西安也不知开过了多少研讨会，将重振汉唐雄风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西安仍未能坐拥西北，雄视天下。我曾经写过文章，提出过我的观点，认为西安和陕西在今日之滞后的原因有六：水源缺乏必然会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西域的历史上的三十六国消亡就是断水而被沙漠淹没的。古长安城曾是八水环绕，如今除泾水渭水还可以外，其余六水不是干涸便是流量骤减，竟然城市食用水也发生枯竭，不得不从太白山下的黑河里修渠引水，这是其一。交通是经济发展血脉所在，陕西原本属内陆省份，公路铁路交通不畅，虽近些年以西安为中心东西南北开始有了通道，但仍未辐射成网络，直接影响着外商投资环境，这是其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去东移潜意识影响着西安和陕西人的心态，这是其三。以上三个原因使明清以后外国势力未能侵入，在当时当然是一种幸事，而从另一个角度讲也缺乏了先进的商业意识，这是其四。沉重的历史包袱，又因革命圣地延安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的长期教育而难以平和心理放下架子，制约了想像力和创造性，这是其五。关中平原的富饶使民性中滋生了懒惰和历代游牧民族与难民的进入，而游牧民族仅满足于小生意，难民又多乏于温饱之后的进取且性格中多散漫、破坏成分，没有形成大生产的传统，这是其六。中国是有“三长”的：长江、长城、长安，长安虽然能长久地安康，可这种长久之安逐渐地销蚀了它的生气。我们常说，任何外来的东西到了中国，最后都是被中国同化了，西安正是最典型的体现，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历来的政治运动中，陕西以至西安始终未有什么典型可提供给全国的，或许错误的东西它执行得慢未受到大的祸害，而正确的东西它依然疲沓对待则失去了一次又一次机会。西安城可以说年年在扩大，奇怪的现象是那些已成了城区的那些没了土地仍是农民户口的众多人群接受新鲜事物特别迟钝，许多时兴东西从京津沪粤传到西安城城圈内，先是传到陕南陕北县城，然后再传回西安城郊，至今这些地方封建意识浓厚，如新媳妇仍要在婚后多少年每日必到公公婆婆屋中去倒尿盆，令人大惑难解。过去西安有八大景，说到雁塔钟声呀，灞柳风雪呀，曲江流觞呀，但很少传播开，倒是陕西八大怪却在西安问谁谁也能说，比如面条像裤带呀，锅盔像锅盖呀，辣子当做菜呀，房子一边盖呀，凳子不坐蹴起来呀。西安流行着一首谣词，可能是外省人给陕西人编的，陕西人没有恼，反而得意，我头回听这谣词是在一家面馆，一位黑胖子大声向老板要油泼辣子，然后念道：“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来一碗面条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舌头舔了一下宽厚的嘴唇，样子颇得意。

离西安不远的白水县有个仓颉庙，是中国汉文字产生的地方，仓颉造字的故事竟在西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仓颉庙的石碑拓片甚或寺庙里的任何物事的照片都相当数量地被西安人购买收藏。三年前，南门口西侧的湘子庙街的土墙上出现过一张红色纸条，上面写着：“ 敬惜字纸，善莫大焉。”我觉得奇怪，询问这是谁贴的，什么意思，于是认识了一个老者。我同老者在羊肉泡馍馆里一边掰馍一边交谈，他告诉我他在年轻的时候，西安的寺庙庵观道院都设有铁炉的，每日又派出当值的和尚道人，持钉竿，挑竹筐，走街串巷收捡字纸，然后携

回投炉焚化。那时的墙壁上多写着：“ 文字乃圣人创造，人人皆当敬惜。文人渎污字纸，文曲星降罪，则进学无门，考试不第；常人渎污字纸，则瞽目变愚，捡拾者，功德无量，增福添寿。”西安如此地爱斯文，对于祖先秦始皇嬴政的焚书坑儒又如何对待呢？西安东郊的洪庆堡据说就是坑儒的地方，洪庆就是由洪坑而改音来的，民间就一直有一种说法，即洪庆堡南侧的簸箕沟里活埋过文人，每逢天阴雨湿，冤鬼悲号，世世代代的孩子即使拾柴割草也不到那里。这里失去了文脉，自古以来没有出过名人，从秦至清末仅仅有一个秀才。此话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已无法考证，现在应届高考生在高考前特别忌讳去洪庆堡却是事实。

明清之际，西安是出了几个闻名海内的大儒，创办了一座关中书院。现书院已作为街名，书院的一些建筑仍保留在街口。关中书院的大儒叫冯从吾，办学的宗旨以“ 天地万物一体为度量；出处进退一丝不苟为风操”，评论时局，抨击魏忠贤之流。他每次阐道时，环而聆听者千人之众。天启二年，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朝内外一些依附魏党的官员献媚取宠，给魏忠贤树碑立传，修建生祠。魏在陕的党羽准备在西安修祠，冯从吾竭力反对，终使他们未能得逞，形成“ 天下皆建生祠，惟陕西独无”的局面。关中书院成为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不少学者，包括后来的状元王铎和那个赵舒翘都是从这里受教发迹。到了清初，西安另一个大儒出现，这就是李颐，也是在关中书院主讲，倡导“ 严义利之辨，审出处之宜，忧乐关乎天下，痛痒系乎生民”，对陕西地区人才的培养和社会风气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儒们经营的经国维世的理学，芸芸众生自有民间文娱。西安洒金桥北口内侧有座安庆寺，寺内殿宇按地势由东向西逐步升高于五座土台之上，由于城南终南山上有南五台，耀县有北五台，这里便称做西五台。西五台有古会，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七开始，十九结束，古会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长安古乐赛会。老西安的乐社是十分多的，它们并不是什么组织严密的音乐团体，既有宗教性质，更是业余爱好者的自愿组合，这样的赛会便为敬神和自我娱乐和谐的统一。乐社大致分两类，一类是由鼓、铙、锣、钹等打击乐器组成的铜器乐社，一类则是由笙、管、箫、笛等吹奏乐器组成的细乐社。乐谱都是用宋代的俗字记录的，流传演奏着我国古代传统音乐，特别是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唐代燕乐遗音。庙会期间，因安庆寺是尼姑住持，会期多售儿童玩具、地方小吃，商贩设摊叫卖，所以城内妇女儿童多来赶会，香火极盛，热闹非凡。这些传统的乐社至今还保留了一些，西安从八十年代举办起“ 长安古文化艺术节”，民间乐社演奏的古乐一直是压轴戏，现已作为陕西戏剧中一个剧种的“ 长安道情”，即是从这些古乐中继承发展而形成的，而已经名扬海外的击打乐节目《鸭子拌嘴》、《老虎磨牙》等，也正是在这些古乐中推陈出新创作出来的。如果去长安县何家营村参观“ 长安鼓乐陈列馆”，就可以看到原在西安市区和市属长安、蓝田、周至等县街道、乡镇、会社和寺观庙宇的鼓乐社使用过的乐器，和这类古乐世代传留的谱本百余册、乐曲四十余种。提起了古乐，我不禁想到了在西安东郊的半坡遗址上发掘出的乐器：埙。埙吹奏出的是土音，刚而浊。可以说，在现今的中国再没有一个城市的乐器店中、旅游货摊上那么普遍的在出售埙。我在《废都》一书中写到埙的时候，国内能吹奏埙的专家并没有几个，当我同几个朋友带着埙夜里登城墙吹奏，城墙下涌集了那么多人倾听，它是那样的浑厚、神秘，有极强的穿透力，以致使一些年幼的少女惊恐而哭。埙的声响最能表达中华民族的性格，最能与西安这座古城氛围相融，如今城内大小文艺晚会上总有埙的演奏，那是拳大的泥葫芦形状，而巨大的埙，该称做的，大若水缸，现放置于半坡母系氏族村中的陶山上，却无人能吹动，只等着天风旋来吧。

到这里，不能不说说秦腔了，说秦腔又怎能避开了易俗社呢？唐玄宗在长安宫廷中时，充分表现了他伟大的戏剧活动家的气质。他爱女人，更爱艺术，不但亲自编排曲舞与杨玉环演艺，更设立了专门训练俗乐乐工的机构，“ 选坐部使子弟三百人，教于梨园”。梨园是戏曲的代名词，历代的戏班所敬神主就是唐玄宗，如同妓院是设立猪八戒神牌一样。唐时的梨园就在当今市的北郊大白杨村，而西安的戏曲艺人早在二百年前就于骡马市建立了“ 梨园会馆”。有传统的渊源，西安的剧社代代不绝，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戏剧家，民众是听戏、看

戏，自己清唱作乐更成了生活的重要内容。曾发生过一个军人因犯军法被五花大绑拉上了断头台，他突然激愤地吼唱了一段秦腔，使他的将领念其豪爽赦罪还生。辛亥革命前后，西安进步的知识分子组织了易俗社、三意社、榛芩社、正俗社，以鲜明的民主主义观点编演新戏，寓教于乐，启发民智，移风易俗，其中易俗社最为有名。一九二四年的夏天，鲁迅先生和北师大教授王桐龄、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南开大学教授陈定谟、北京大学教授夏元以及孙伏园等十多人应邀到西安讲学，其间就专门到易俗社看戏。先生是南方人，在西安不服水土，数天里腹泻，又听不懂陕西话，特意请在西安的绍兴人来解说，当解说人讲他们初到西安看戏，一是觉得西安人唱戏要嘴大喉咙粗，二是自己的耳膜受不了，曾相互打趣：“ 谁谁谁某事若是说谎，就罚他去看秦腔。”先生乐得仰天大笑，却言，话一时听不懂也不习惯，但戏的内容好，表演好，尤其曲牌好。他竟在不足二十天的西安之行中五次去易俗社，并亲题“ 古调独弹”四字赠与易俗社。那时的易俗社里正唱红的是花旦刘箴俗，他十岁上粉墨登场，演出《慈云庵》、《忠孝图》，即被誉为“ 神童”和“ 虼蚤红”，十三岁上出演《青梅传》，观者如潮，一时城内交通堵塞。一九二一年易俗社赴汉口演出，适逢欧阳予倩先生的南通伶工学社也在那里演出，欧阳予倩特别赏识刘箴俗，说，我尤喜欢刘箴俗，他实在有演戏的天才……他的身材窈窕而长，面貌并不是很美，但一走出来，就觉得他有无限动人之致……后精心排演《蝴蝶杯》、《夺锦楼》、《西施浣纱》，一时出现“ 北梅南欧西刘”之说。鲁迅先生在易俗社看过刘箴俗的《美人换马》返回北京不久，还是这出《美人换马》，刘箴俗再次登台，忽然一句未唱完跌倒台上不省人事，从此卧床不起，拖延到十二月去世，年仅二十二岁。天才短命，名伶早夭，公葬那日送灵的行列长达二里之遥。那个孙伏园得知刘箴俗去世，与人说起刘箴俗，刘箴俗三个字在陕人的脑筋中已经与省长差不多大小了。你如果说刘箴俗不好，千万不要对陕西人说，因为陕西人无一不是刘党。

杨虎城在西安时修了一座别墅，取紫气东来之意，起名紫园，当蒋介石撤销了他的陕西省长一职仅保留绥靖公署主任头衔，杨虎城遂产生消极情绪，改紫园为止园。蒋介石再到西安视察，他特意让蒋住他的别墅，让其明晓他的心迹，但蒋介石看到“ 止园”二字，立即对手下人讲，止字是中正的正字没了头，此地不祥，得择另处。蒋介石没有住在止园，头是保住了，但也就在此次西行发生兵谏事件。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字百川，他到陕西，便要驻扎在陕西的宜川县。大的人物都迷信，人对于天地自然而能同一者皆能做大，西安人对此深信不疑。在一些狭窄的小巷酒馆里，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衣着不鲜的人独坐喝酒，他们不事张扬，邻桌上“ 街娃”们滋事生非似乎视而不见，酒洒在桌子上或许会俯下头去吸吮，但说不准这些人中正有惊世骇俗角色，真人高士大隐于市，他们要么熟识《周易》，能观天象能察地理，要么身怀吐纳引导身怀特异功能，若相识交谈，个个莫不是要以天下为己任。时下的中国，政治氛围浓厚的城市除了北京应当是西安，北京的政治气氛浓是理所当然的，数年来社会上流传了多少形形色色的笑话，产生于北京的都是政治笑话，而西安虽衰败的年月太久远了，其政治情结依然存在。自从出了个李自成，又有了圣地延安，陕北的农民在黄土塬上勒紧着裤带犁地，一坐下歇息说的竟是联合国秘书长上一届是谁下一届又该是谁，中央政治局谁在电视上出现得多而谁好久未露面了。曾经有三个农民背着饸饹来找我，一个是研究天象的，将丈二的白布摊在我的家中，指点他画在上边的星宿。一个是研究哲学的，先给我大段大段背诵了黑格尔、康德的论述，然后指责任继愈的观点，再是整个下午讲解他的隐性思维，使我昏昏欲睡又不能去睡。另一个是半月前以数封电报和长信与我商讨关于世界新格局问题，我未回复，他就来分析《孙子兵法》指点我国当今的外交政策。我曾在西安城玄武门内的一间公共厕所里，听见两个蹲坑的人在热烈地讨论了如何颠覆某非洲国家的计划后又分析现中央政治局常委组合的利弊，再后，他们没带手纸向我讨要，我说，二位还这么关心政治啊？！一个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

陕西南部的岚皋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森林深处的南宫山上一位老和尚坐化后，数百年肉身不腐，附近的一名游医自觉也功德无量，就用木板钉成箱子，自己坐进去，以重金买通一个山民从外钉死箱盖，可不足半年，箱板腐朽散裂，他化作了一堆白骨，让人嘲笑了一番还敲去了嘴巴里镶着的一颗金牙。

陕西人热衷政治，但政治是需要权术的，陕西人在自己内部手段运用得还能自如，出外

则因性格的缺陷往往玩转不开，所以中国近代史上陕西人没有几个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地位最高的算于右任，曾经竞选过国民党的副总统，还没有竞选上。秦始皇坐位后派人去蓝田采一块做玺印的玉，采玉人发现一只凤每每到一处地方歇落，遂在歇落地挖掘，果然获得一块宝玉，此地历来有当官的人去采玉做官印的。但即使再到那里采掘，蓝田玉再也没有刻过陕西人能做得更大的官的印章，以致现在从平头百姓到省府干部腰里只挂着一挂一嘟噜的钥匙，钥匙是他们在家的权力的象征。

我忽然想到了文人。

书院的一家字画店里曾出现过一副“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对联，笔力遒劲，肯定出自某大家之手，但没有印章，甚至连署名也没有，联语是：“ 红日当空；斯文扫地。”自古的观念里，诗文作得好的称“ 一枝笔”、“ 笔杆子”，可现在的事实是，在西安或陕西任何县市，论起“ 一枝笔”或“ 笔杆子”皆是专门为党政机构起草文件的为领导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所处的角色甚为难堪，在官场上他们是文人，在文坛上他们又是官人。即使是纯粹的文人，在政治的舞台上，亦往往有两种情况出现：要么奴颜婢膝，顺风俯仰，成为附庸；要么硬骨铮铮，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在江南的一个古驿站里，看到过乾隆皇帝南巡时当地接驾的资料，地方官员除了汇报政务，进贡土特产外，其中有安排本地方的秀才献颂诗三十首的记载。这种遗风沿至当今，恐怕是再没有这样的诗人了，但往往有大人物到了某地，地方却必会召集一些书画家到宾馆作书作画的。历来的文人在这方面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从而定位了其品行和个性。据说齐白石在北京，吴佩孚当局了，他画一个鹰送去，蒋介石在京了，他画一个鹰送去，等到毛泽东住进北京城了，他还是画一个鹰送去，他的意思是：你们都是大英雄，我只是画画卖钱的，我不反对你，你也别影响我。清初三大鸿儒之一，西安的那个李颙，康熙三十年里加以征召他都是坚决拒绝，说得好听些，他以一颗野心被白云缠绕和松风吹冷功名心为由，闹到僵时开出病历单寄给朝廷，以致陕西地方官“ 至县守催”。对他的医师和邻人“ 胁以重刑”，甚至派人用板床把他从富平抬到长安城来逼其就范。他绝食五天，滴水不进，卧怀白刃，誓欲自裁。陕西总督哈占不得已才同意以病重为辞回报康熙。在三四十年代，正是战乱岁月，西安的一批文化人，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却也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画家赵望云断然不肯为军阀权贵作巴掌大的画幅，豪屋不住，美宴不赴，你来硬的威迫，我惹不过我可以躲过，连夜西去敦煌。秦腔名角王天民到宁夏演出，马鸿逵要赠他一院房屋，要送他一万余元等优厚条件留他在自己身边唱戏，王天民就是要回西安。名剧作家范紫东、孙玉仁都是才高八斗的人物，数十年改编旧戏，编演新剧，宣传民主，爱国反帝，其作品成为秦腔乃至中国近代戏剧史上的经典剧目。吴宓晚年回到了陕西老家，别人见风使舵“ 紧跟形势”，他却敢讲“ 批林，我没有意见，因为我不了解，但批孔，绝不可以，因为孔子有些话是对的”。以致“ 反动学术权威”又加上了“ 现行反革命”的罪责而受迫害，最后双目失明，左脚残废，含冤死于冰冷的土炕上。

四十年代末，商南县有位姓王的县长，系省主席的侍卫员，凭主仆关系被外放县长，到任后贪赃枉法，无恶不作。西安有家文化通讯社报道了此事，一时社会轰动，舆论大哗。该县的议长在召集会议讨论时，姓王的县长突然破门而入，质问谁是揭发人，即拔枪射击，议长当场毙命，副议长越墙逃命，又被击中。血案的消息传到西安，省副议长在会上斥责“ 古今中外，无是政体”，文化社再次刊印副议长讲话，陕省当局大为震惊和尴尬，迫于舆论压力，将王押解西安法办。更有一家《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报纸，经常揭露省、县行政当局贪污舞弊及有关施政方面的种种黑幕，尤其抗战胜利后，坚持反对内战，呼吁释放全国政治犯，释放杨虎城。因此西北王胡宗南亲自听从省当局特别汇报，研究整治方案，封锁扼杀，指使特务强迫西安市报贩不准卖《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并由各警察分局秘密通知各商户不准订阅该报，不准在该报登载广告。但是，读者订不到报，亲自到报社取报，邮局把报扣了，报社就将铁路公路沿线的报纸交给每日第一班车上的司机代送。当局见软的不行，最后便纠集一伙暴徒砸抢报社营业部，要放定时燃烧弹焚毁印刷厂，并派人以车撞断总编辑双腿，将记者堵在巷子以辣面子、石灰撒入嘴和眼中，直至最后绑架著名报人李敷仁，秘密杀害报纸创办人杜斌丞。

我常常想，城市是什么，是一堆水泥和拥挤的人群。当我们是骑自行车的上班族时，我们反感着那些私家小车和出租车呼啸来呼啸去地常开在自行车的道上，而当我们有了钱能搭乘出租车，甚或有了自家小车，又总是讨厌骑自行车的人挡住了车的去路。几乎人人都在抱怨着城市的拥挤、吵闹和空气污浊，但谁也不愿自己搬离城市。大白天里，车水马龙，人多如蚁，可到了夜里街灯在冷冷地照着路面，清洁工抱着扫帚有一下没一下地划动，偶尔见到夜市上归来的相互扶着的醉汉和零星的幽灵一般倚在天桥上的妓女，你无法想象，人都到哪

儿去了呢？为什么竟没有一个走错了家门呢？西安的街巷布置是整齐的“ 井”字形，威严而古板，店铺的字号，使你身处在现代却要时时提醒起古老的过去，尤其那些穿着黄的蓝灰的长袍的僧人，就得将思绪坠入遥远的岁月，那汉唐的街上，脖子上系着铃铛，缓缓地拉着木轱辘大车经过，该是一种何等的威风呢？城墙上旌旗猎猎，穿着兵卒字样军服的士兵立于城门两侧，而绞索咯吱吱地降下城门外护城河上的板桥，该又是一种何等的气派呢？青龙寺的钟声中哪一声糅进了鉴真和尚的经诵？葫芦头泡馍馆门首悬挂的葫芦里哪一味调料是孙思邈配制？朱雀门外的旧货市场上的老式床椅是辗转过韩干的身肢还是浸润过王九思的汗油？上千年的风雨里，这个城市竟呼呼啦啦败落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来虽积极地重新建设，但种子种久了退化，田地耕久了板结，它已实在难以恢复王气。毕竟如今的城市规模小，城外而来的汽车和人流将泥土直接可以带到市之中心，又因为城市的经济能力有限，众多的失业者得有生存的营生而导致街巷行人道上有了地摊，卖小杂碎和饮食，所以，西安的尘土永远难以清除，一年数日里的昏天灰地令人窒息，皮鞋晌晌得擦，晌晌是脏，落小雨落下来是泥点，下大雨路面积潭，车漂如船。深秋天气，法桐的花绒便起飞了，整个城市不寒而雪，到了冬季，雪下起来又难以久驻，雪与尘土和成污泥又冻成疙瘩，街面上随处就有跌倒的行人，最难堪的是一辆自行车啪地一倒，三辆四辆、十辆八辆啪啪啪地倒一大片。一旦夏天来临呢，大天白日，小伙子们全裸了上身，脖子上搭一条湿而脏的毛巾，在小巷透着窗子一看，也常能看到一些老妪也裸了上身在案上擀面，乳房干瘪，肋骨可数。入夜的街道两旁，钢丝床、竹躺椅、凉席摆满，白花花一躺一片如晾在了岸滩上的鱼。慈禧西逃来的时候，为了祛热，派人从太白山取雪化水盛在屋中缸里，如果现在没有了空调，市府的官员们就得如过去一样坐水瓮断案了。树是越来越少，鸟愈飞愈稀，从春到秋从夏到冬，能听到的是声声紧迫的如哭如泣的猫的叫春。近年来有一句民谣：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钱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特点，如果说那一句以“ 你不像上海人”来评价上海人好的话是对上海的不恭，那么，说西安就不该是城，西安人是不太生气的，他们甚至更愿意保留下旧城重新在别处再建一个新的西安！

我一直有个看法，评价历史上任何人物是不是伟大的，就看他能不能带给后人福泽。因此，秦始皇是伟大的，武则天是伟大的，释迦牟尼伟大，老子也伟大，还有霍去病、司马迁。只要到临潼的秦兵马俑馆、乾陵、法门寺、楼观台、黄陵和延安去看看，不要说这些人物给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多大贡献，为中国增加了多少威望，也不要说参观门票一日能收入多少，单旅游点四周连锁而起的住宿、餐饮、娱乐的生意繁华，就足以使你感慨万千了。一个城市的形成，有其人口、建筑、交通、通讯、产业、商业、金融、法律、管理诸多基本要素，但人的精神湖泊里的动静聚散却是仍需教化导向的，宗教就这样从天而降，寺庙也由此顺天而建。西安之所以是西安，它就是有帝王的陵墓和宗教寺庙，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地上，民族传统的文化氤氲着这座古城。据史料记载，唐长安城坊佛寺有一百四十四座，道观有四十一座，至今保存的名刹古寺有大兴善寺、大庄严寺、青龙寺、净业寺、仙游寺、圣寿寺、感业寺、华严寺、慈恩寺、西明寺、荐福寺、罔积寺、香积寺、草堂寺、卧龙寺、法门寺、楼观台、重阳宫、八仙庵、东岳庙、西安清真大寺等等。中国佛教的十大宗派，除天台宗和禅宗外，其他八派都发祥于长安。富丽堂皇的殿宇内，壁画万象纷呈，慈恩寺塔西曾有尉迟乙僧画的湿耳狮子趺心花“ 精妙之极”，资圣寺东廊韩干的散马“ 如将嘶蹀”，王维在荐福寺作辋川图“ 山谷郁盘，云水飞动”，吴道子在菩提寺画的礼佛仙人“ 天衣飞扬，满壁风动”，而赵景公寺内有幅“ 地狱变”阴森可怖，凡是看过都“ 惧罪修善”，致使当年东西两市的鱼肉都卖不出去。名刹古寺里多有离奇的故事传颂，唐观中便有天女降临来观赏玉蕊花的事，连刘禹锡也写下了“ 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挚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法门寺里更有司礼太监九千岁刘瑾陪皇太后来降香，公断了宋巧姣一案，至今寺中还有双窝青石一方，据说就是当年宋巧姣告御状时跪诉冤情的地方。而“ 破镜重圆”的故事就发生在西明寺，西明寺原是唐隋越国公杨素的住宅，后因其子谋反被没收为官有。杨素当红时，陈后主的三妹下嫁给陈太子的舍人徐德言为妻，当陈破亡之际，徐与妻言：今国亡家破，必难相安，以你的才色，定入帝王或贵人之家。你我恩爱，生死永不相忘。乃将一面铜镜击破，各执一半，相约于正月十五在市中贷求，破镜重圆与否，即可知生死了。陈灭后，妻果被杨素纳姬，并宠幸无比，然而此姬依旧恋徐，正月十五日令奴婢持破镜至市求售，真的就遇上了徐德言，徐将重圆之镜及诗寄给陈氏，说：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姬娥影，空余明月辉。陈氏抱镜痛绝，不复饮食。杨素问明了缘故，惨然变色，长夜思考，终遣使召徐德言，将妻返还。

帝王陵墓和名刹古寺现在支撑着西安的旅游业，原本是清凉世界再难以清静，街上时常见到一些僧人道士，使市民们似乎觉得他们是上古人物而觉神秘，却也能见到一些僧人道士腰间别有传呼机，三个四个一伙去素食馆吃饭大肆谈笑而感到好奇。我曾一次去某道院想抽一签，才进山门，一脏袍小道即高声向内殿呼喊：生意来了！气得我掉头就走。但初一十五日庙观中的香火旺盛，而平日在家设佛堂贴符咒却仍是许多人家的传统。他们信佛敬道，祈祷孩子长大，老人长寿，仕途畅达，生意茂盛，甚至猎艳称心，麻将能赢，殊不知佛与仙是

要感谢的，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佛道以及上帝的存在而知道我是谁我应干什么。隋唐的时候，长安城里是有一个三阶教的，宣扬大乘利他精神，主张苦行忍辱，节衣缩食，救济贫穷，认为一切佛像是泥胎，不需尊敬，一切众生才是真佛，愿为一切众生施舍生命财物。开创三阶教的信行早死了，其化度寺也早毁了，但我倒希望现在若还有那么个寺院也好。

俗言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城市何尝不是这样，尤其像西安这样的城。因看过国外的一份研究资料，说凡是在城市呆三代人以上的男人一般是不长胡须的，为了证实，我调查了数量相当的住户，意外地发现，真正属于五代以上的老西安户实在罕见。毛泽东有一句军事战略上的术语：农村包围城市，而西安的人口结构就是农村人进驻城市成为市民，几代后这些人就会以种种原因又离开了城市，而新的农村人又进住城市，如此反复不已。但现在是居住在城里的市民，从二三十年代开始，意识里就产生了偏见，他们瞧不起乡下人，以至今日，儿子或女儿到了恋爱时期，差不多仍是反对找城里工作原籍在乡下的对象，认为这些老家还有父母兄妹的人将来负担太重，而且这些亲戚将会没完没了地来打扰。即使是父母俱在城里的，又看不起北门外铁道沿线的河南人和说话鼻音浓重的已是城籍的陕北人，认为他们性情强悍、散漫，家庭责任心不强。其实，河南人在西安起源于黄河泛滥而来的难民，现已成为西安极重要的市民一部分。陕北人源于解放初期大量革命干部南下，这两个地区的人勤劳、精明，生存能力和政治活动能力极强。西安基本上是关中人的集中地，大平原的意识使他们有着排外的思想，这也是西安趋于保守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