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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车经过墓地时，“黑手党”突然讲起他的安妮表姐。“我那时还小，头一回见到从南非来看我们的安妮表姐。她又高又壮，一对大奶子。她使劲搂住我，差点儿没把我憋死。打那时候起，我最害怕女人的那个部位。我妈让她和我姐住一起。安妮表姐很好奇，东瞧瞧西看看，我姐屋里贴满了爵士乐明星的海报。她突然从中窜出来，大声尖叫：‘你们打哪儿弄来这么多黑鬼？’我妈气得大骂：‘你以为你是谁？没尾巴的野兽，给我滚!’安妮表姐被赶了出去，再也没回来，谁也不知道她的行踪。这么多年了，说不定已经埋在这儿了……”

我们到一个穷人区参观。在国外住久了，很多东西都淡忘了。那景象让我感到震惊：骄阳、尘土、铁皮窝棚、衣不遮体的孩子和简陋的墓地。两栋没有颜色的旧楼分别住着单身男女，他们来自偏远地区，到城里谋生，相当于我们的盲流。第三栋楼晾满了尿布，那是婚姻的旗帜，为绝望的生活带来温情。向导正介绍时，一头牛走到路中间，拉了泡屎，甩着尾巴懒洋洋地走开。

仅几里开外，是一尘不染的现代化城市，名字很怪，叫“新德国”(New Germany)。“啊哈，我喜欢这个名字，”“黑手掌”高叫道：“我前年就他妈被德国救火车撞上，满脸是血，到现在衬衣还没洗干净。”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喜欢他了。我发现在他黑手党式的外表下，有颗脆弱的、多愁善感的心。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少见的怪人，收藏了八千张爵士乐唱片，是那种七十八转胶木的，还有八十副墨镜和五十套黑西服。他虽然戴墨镜，对人对事的判断却相当准确。我问他干嘛晚上戴墨镜。他不假思索地说：“用不着看太清楚。我们判断人不是根据他的表情，而是动作。”

我们来到一家贫民区的图书馆，五间平房空荡荡的，仅左厢房有十几架书，装在墙上的电视机正播放中国功夫片。“撒哈拉人”不顾病痛，又开始抨击美国文化：看，媒体无所不在，靠的是什么？美元!他妈的，我们的家园被美元毁掉了……

一位当地的黑人作者告诉我们，六年前这里的书架空荡荡的。他和几个朋友四处募捐，和官僚交涉，才有了现在的规模。他们朗诵了自己的诗。“撒哈拉人”跟着跳起来，叫喊着，抡胳膊跺脚，有点儿像文化革命的造反舞。在我的请求下，加拿大的罗娜背诵了她在私立学校读过的那首诗，关于洋葱头的爱情。“黑手党”读了他黑色的诗。

八九个黑人小姑娘在院子里更衣。进图书馆时，我给她们照相，排后面的提起裙子，学明星的样子搔首弄姿。鼓声响起，领舞者高呼，众人应和。她们踢腿翻跟头叠罗汉，动作难度极大。南非女诗人英格瑞德告诉我，非洲舞蹈中有很强的竞技性，甚至练到残酷的地步，有时候比舞等于拼命。鼓声戛然而止，指导一招手，全体舞蹈家跟着挤进一辆小车，伸出的胳膊好像两排木桨。

我们回到了“文明世界”，在一家旅馆草坪的遮阳伞下，喝着啤酒，眺望起伏的非洲青山。同桌的阿娜，被隔壁的三个罗马尼亚人认了出来，拉去合影留念。阿娜告诉我，她在布达佩斯不敢上街，否则寸步难行。

天色转暗，一场暴雨来了，在把所有诗人赶进旅馆前，先被淋成落汤鸡。

第二天早上我遇见阮锥夫妇。形势并不明朗，警察和学生在街头对峙。苏哈托中断了国事访问，匆匆赶回雅加达。军队在调动中，但总司令表示绝不会镇压群众。总司令是他的忠实读者，阮锥有些得意地透露。是的，他强调，很多人盼着他回去。

牙买加的罗娜，穿紫色长裙，抱着一大束红玫瑰，喜气洋洋，让大家在一张卡片上签名，上面有对组织者的美好祝愿，好像她不远万里，就是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使命的。

“基督”一早飞往津巴布韦，参加那儿的一个文化活动。他留下一首诗，是写给我的，请“白求恩”代他朗读。

今天是诗歌节的闭幕式，每个诗人都要登台。但组织者强调，每人一首，越短越好，不得超过三分钟。诗人们鱼贯上台下台。轮到摩洛哥的达哈，他在朗诵前，用纯正的英语说了几句话，把我和“白求恩”吓了一跳：达哈会英语!语言竟如暗器一般，可乘人不备。

最后一个是阮锥。他持厚厚一摞手稿，声称他近日心潮澎湃，夜不能寐，有诗为证。头一句用英文O fantasy(噢，幻想)，剩下的统统是印尼文。他像个真正的巫师，读一页，顺手把这页手稿抛向空中。除了偶尔重复fantasy外，在座的恐怕无人能懂一音一字。他嗓音嘶哑，眼睛燃烧。我琢磨，国家兴亡，把可怜的阮锥弄疯了，把我们当成雅加达广场上的狂热的群众。他读了二十分钟，手里还攥着把没撒出去的咒符。我和“白求恩”决定退席，刚出门，听见有人喝倒彩，阮锥草草收场。

牙买加的罗娜终于把玫瑰献了出去。

幕布落下，夜的舞台转动。我们在一家餐馆坐定。明天只有少数人留下，去野生动物保护区，大部分人要回家了。

餐馆一角，有歌手演唱。加拿大的罗娜跳起舞来，一直跳到街上，带动着几个认识不认识的年轻人。“黑手党”领来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她是诗歌节颁发给中学生的诗歌奖的落选者。签名时，“黑手党”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她高兴极了。女孩的父亲皱着眉头上下打量他，最后由我们几位作保，才勉强同意。“黑手党”彬彬有礼，鼓励女孩子写作，领她跳舞，他身子笔直，用右臂带着女孩旋转，像影子搅动光明。

“白求恩”和法语集团的“哲学家”举行会谈。当然，是通过翻译。达哈不再会说英语，他用餐巾纸堵着耳朵，四处溜达。他跟我用手比划——太吵。玛德告诉我，达哈在台上说的那几句英语，是她事先写好，念了很多遍才记住。

我们点了赛蒙(Simon)和嘎分寇(Garfunkel)六七十年代的老歌，如《沉默之声》(The Sound of Silence)、《烦恼流水上的桥》(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撒哈拉人”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大叫：“这些美国垃圾，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

“白求恩”告诉我，他跟“哲学家”聊得很投机，若无语言障碍，他们或许能成为好朋友。

这是英语集团与法语集团和解的开始，但可惜太晚了，明天大家又要回到自己的领地，被大片的水域隔开。

四

早上在柜台结账，见到“黑手党”。他和我握手，脸色阴沉：“我不用给你留地址，你来鹿特丹，总是能找到我的。”说完匆匆走开。“白求恩”告诉我，他们告别时，“黑手党”竟落泪了。法语集团的首脑们到旅馆门口送行，那场面竟弄得有点儿难舍难分。

我们一行九人，分乘两辆吉普车。出了德班先沿海岸开了一阵，再向西北深入腹地。我们这辆车上有我、“白求恩”两口子、玛德和诗歌节经理古拉姆(Gulam)，由古拉姆开车。他是印度后裔，三十多岁，小个子，精明强干，经商，兼操办各种文化活动，包括每年一度的德班国际电影节。

玛德被“撒哈拉人”折磨得已不会说英文了，上车便呼呼大睡。玛德年纪轻轻，才二十六岁，来自里昂附近的一个小镇，在大学主修非洲文学，自愿为诗歌节当翻译。她性格有点儿古怪，或者是我有问题，总之，每次说话都岔着，南辕北辙。

鲁鲁威(Hluhluwe)离德班280公里，位于土著祖鲁人的领地。它建于一八九五年，是南非最老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其实Game，在英文原意是狩猎。当年让野兽休养生息，是为了更好地瞄准。如今词意随时代潮流变了，好在野兽们不必为人类阐释的困境发愁。

进入保护区，玛德醒了。我们屏住呼吸，四处搜寻。罗娜的眼睛最尖，先看到一只长颈鹿，优雅地吃着树叶。我们把车开到它身边，它一动不动，能听见它咀嚼的声音。一群黑斑羚穿过道路。几只野猪在树丛里拱动，我用英文管它们叫“丑先生”(Mr. Ugly)。古拉姆对动物了如指掌。他指给我们大象的足迹，狮子粪便中的骨粉和犀牛洗澡的土坑。我们终于见到了两头犀牛，很近。它们动作迟缓，除了吃草，似乎对一切都无所谓，看起来像深刻的思想家，不过绝不跟人类分享。

夜宿山顶旅馆。这里很安全，四周绝壁，通道入口处用铁管铺成，有一定的间距，野兽蹄子会在上面打滑，或卡住。旅馆是一排排草顶小房子，圆圆的，像蒙古包。里面还算干净，只是没有厕所。我们在篝火前烤牛排，喝红酒。“白求恩”两口子帮厨，我做了三道中国菜，众人齐声叫好。酒酣耳热，我和“白求恩”一起唱起《红河谷》。

论经历，我和“白求恩”有不少相似之处：没上过大学，当过多年的建筑工人。他和罗娜同居了二十年。按“白求恩”的说法，“没有合同，每天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两口子像孩子，一会儿闹别扭，一会儿又挺黏糊。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有照相机，按罗娜的说法，“照相机的记忆太有限了。”

几匹斑马不知怎么混进来的，在我们周围吃草。看起来夜还是有危险。去厕所的半路撞上狮子怎么办？

只有我带了闹钟。早上四点半，我挨个敲门。大家无言，喝过和夜色一样寡淡的速溶咖啡，到旅馆服务台门外集合。等着等着，只见一个背着长枪的汉子出现，把一张张纸发给大家。再细看，是生死合同。上面写得明明白白，凡是被野兽叼走的，概不退赔。顿时大梦初醒，但也无奈，只好签字划押。

向导叫艾略特，祖鲁人，个儿不高，很壮实。他把子弹一颗颗压进枪膛，朝我们扫了一眼，作了简短说明：大家要鱼贯而行，不能出声，必要时以打榧子作联络暗号；遇猛兽要镇静，要按他的手势或倒退或躲到树后或散开……他让我想起那个带领我们穿越精神荒原的T·S·艾略特。

我们一行八人，紧跟向导，沿兽路而行，亦步亦趋，生怕落在后面。以前对“紧跟”一词有理解上的困难，比如“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现在恍然大悟，紧跟多半出于生理本能——恐惧。兽路与人路就其险恶程度有相似之处，绝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没有好下场，处处尸骨粪便，即证明。

我头一回体会穿小鞋的痛苦。前两天，我在德班逛街，拣了双便宜球鞋，问过尺寸，说正好。回来一试，生疼，估计小了两号。本来以为脚能把鞋撑大，几日下来，才知道鞋的厉害，尤其在此生死关头。

艾略特作了个手势，让大家停下来。风声飒飒，什么也没有。行几百步，蓦然看见三头犀牛。随他的手势迂回前进，再站定，只剩下十来米。我们屏住呼吸，和犀牛对峙。犀牛大概从记忆深处得知，还是人厉害，于是落荒而逃。我们刚松了口气，队尾的两个比利时女人报告，有头犀牛紧紧跟着我们。艾略特摆摆手，没关系。

我们来到林中的小湖边。几匹斑马正在饮水，对我们的到来并不介意，直到喝够了，才慢吞吞进入丛林。几声怪叫打破宁静，令人毛骨悚然。抬头什么也没看见，大概是秃鹫。在这两个钟头，我穿着小鞋，攥着生死合同，起初闻风丧胆，到后来竟然慢慢习惯了，在后面压阵，方显出英雄本色。

回到旅馆，谢过救命恩人艾略特，有一种再生的喜悦。中午和玛德、“白求恩”两口子在旅馆餐厅点了红烧马鹿肉，尖牙利齿，体会到狮子的凶猛。饭桌上，“白求恩”问起玛德的家庭。“我妈一个月前死了，”玛德平静地说。“白求恩”探寻地盯着她。玛德舔舔嘴唇，她是自杀的。

下午睡过午觉，古拉姆开车，把我们拉到一个观察站。高高的圆木围墙，如同古老的营寨。开门，穿过空场，钻进长长的圆木长廊，上面覆以铁网。终端是个封闭的建筑，像碉堡，木墙上有一尺宽的小窗。窗外是池塘，极静，衬着灰绿的树林。一对野猪夫妇，带着四五个野猪娃儿来饮水。只见父亲在训斥一个调皮捣蛋的儿子，它吱吱吼着，用长长的獠牙撵得儿子满处跑。

一个穿橙色衬衫的男人进来，用法文打招呼，发现玛德是同胞，激动得说个不停。我们全体，包括玛德向他发出警告的嘘声。他坐了一会儿，自觉无趣，悻悻走了。

黄昏来了，静得只能听见鸟的翅膀扑动和虫鸣。一群羚羊饮过水，消失在林中。三头犀牛慢吞吞走来，折断丛林的枝条。一只红嘴巴小鸟坐在犀牛背上，好像沉重的思想中的一点儿灵感。

回旅馆路上，红色的满月升起来。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午夜之门(1)

关于死亡的知识是钥匙，用它才能打开午夜之门。

——题记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半，法航一九九二次班机在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停稳。我们搭乘交通车到边检入口处，排队的黑压压一片。无望中冒出个以色列外交部的官员，把我们的护照敛齐，消失又出现，我们鱼贯而行，尾随着他从特别出口溜出来。我刚松了口气，就被个精干的小伙子拦住，显然是便衣警察。他说出于安全原因，我必须如实回答问题。此行的目的？我含糊了一下，说我是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成员。他把代表团(delegation)听成审问(interrogation)。什么？国际作家审问？他耳朵警惕地支起来。不，不是审问，我连忙摆手，叫来我们的秘书长萨尔蒙。可他只会法文，三个人越说越糊涂，闹不清到底是谁审问谁。幸好来接我们的法国驻以色列总领事馆的代表及时出现，总算解了围。便衣警察用两个指头碰碰太阳穴，用法文说了声再见。

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八名成员，来自四大洲八个国家，包括国际作家议会主席美国小说家罗素·班克斯（Russell Banks）、南非诗人布莱顿·布莱顿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意大利小说家文森佐·康索罗（Vencenzo Consolo）、西班牙小说家胡安·高伊蒂索罗（Juan Goytisolo）、国际作家议会秘书长克里斯蒂安·萨尔蒙（Christian Salmon）、葡萄牙小说家何塞·萨拉马戈（Jose Saramago）和尼日利亚诗人剧作家沃里·索因卡（Wole Soyinka），还有我。昨天下午六时，我们在巴黎书展大厅的法兰西广播电台专柜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巴勒斯坦和平呼吁书”，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五百多个作家，包括好几个以色列作家在上面签了名。

我们一行外加十来个随行记者，登上机场门外法国总领事馆的专车，于四点四十分出发。公路向腹地延伸，景色越来越荒凉。这基本是块不毛之地，砂石堆积成丘成山成阴郁之海，灌木野草杂陈，让人想起戈壁滩。

九○年春，我和多多参加耶路撒冷国际诗歌节。其间被大轿车拉来拉去，那时从语言到时空全转向。只记得多多下死海游泳，爬出来后悔莫及——下死海可不是闹着玩的。以色列是个准军事化的国家，到处是这样的景象：小伙子一手握枪，一手搂着女朋友，满不在乎地逛街。和以色列作家谈起中东危机，他们既对右翼政客不满，但又无能为力。说到未来，几乎个个目光游移，满脸沮丧。我们去过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那儿的囤垦区让我想起六七十年代中苏边境上的建设兵团。

一晃十二年，整一轮了。这回我要到边境另一边去。

进入九十年代，和平本来是有指望的。九三年九月十三日，拉宾和阿拉法特第一次握手，签署了自治协议。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们又签署了第二个自治协议，紧接着以色列从西岸撤军。同年两人共获诺贝尔和平奖。阿拉法特结束了二十七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的故土。而九五年十一月四日，拉宾被极右翼学生刺杀，为和平进程蒙上阴影。历史往往被偶然事件所左右。若刺客未能得手，时间箭头或许会指往另一个方向。也正是这偶然之手从芸芸众生中拎出布什和夏隆，让他们粉墨登场，给世界带来多少变数。二十一世纪正是在这样的变数中开始的。

白日孤悬，紧贴着我们脑后，像无声的枪口。一只鹰翻飞，似乎想在大地上打开自己折叠的影子。哨卡出现了，大兵端着枪，检查车牌和通行证，附近的碉堡的沙袋上架着机枪。反方向的道路堵满车辆。向导告诉我，这条公路根本不许巴勒斯坦人的车辆通行。而这边的道路之所以畅通，说来很简单，我们的目的地是拉马拉(Ramallah)，即阿拉法特在其中坐镇的围城。

天色渐渐暗下来，风景变了。先是一个紧挨着阴森森的兵营的哨卡，旁边停着坦克，前方是炮楼，射击孔像空洞的眼窝。车门吱地打开，总领事馆的代表拿着以色列国防部的特别许可证，跟大兵交涉。摄影师扛着摄像机跟过去，聚光灯刺眼。只见那个大兵又叫来他的上司，估计是个排级干部。他用步话机向上级请示。他先索去我们的护照，又上车一一查对。他很年轻，眼睛既疲倦又冷漠，面部无表情也是一种表情，好像在说：你们这帮家伙吃饱了撑的，来这儿找死？他又用步话机联络，等了好一阵，总算挥挥手放行。车没开多远，又是一个哨卡，这回耽搁的时间较短。继续向前，一个穿蓝色迷彩服的巴勒斯坦警察出现，他一招手，停在路边的警车启动，闪着蓝色顶灯在前面开道。我们终于进入拉马拉。

拉马拉在阿拉伯语的意思是“神的高地”。其实它没多高，海拔不到九百米，坐落在耶路撒冷以北十六公里处，比那儿高出六十米，居高临下。它周围是山，泉源充足，是约旦河西岸的避暑胜地。拉马拉是拉马拉和比拉两城市的合称。拉马拉建于十二世纪十字军占领时期，而比拉城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的迦南时代。《圣经》中曾七十六次提到比拉城，传说圣母马利亚曾多次在此停留。拉马拉以前的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一九四八年战争后，巴勒斯坦难民大量涌入并定居。五○年拉马拉归属约旦，而六七年六日战争落入以色列手中，八八年约旦把主权归还给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但实际上仍由以色列统治。直到九六年以色列撤军，拉马拉成为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首府。

夜色中的拉马拉像座死城。街上无人，车少，建筑物大都黑灯瞎火。到达花园大酒店(Grand Park Hotel) 差一刻七点。主人们在旅馆门口迎候。领头的是达维什(Mahmoud Darwish)，巴勒斯坦当代最优秀的诗人。我们是应他的邀请而来的。在记者问及我们巴勒斯坦之行的目的时，索因卡答得好：“这很简单，我是应被围困的同事巴勒斯坦作家达维什之邀。大家两度盼着他去领取美国大学的一个重要奖金，并和其他作家交流。这相聚因九一一事件推迟，然后被取消了。依我看，他失去这次翻越边境的机会是大遗憾。由于达维什不能来，我们应该去找他，就这么简单。”

花园大酒店相当豪华，大理石光可鉴人，侍者彬彬有礼，在围城拉马拉多少带有某种超现实意味。达维什围了块白丝巾。他是那种很难判断年龄的人。我想苦难多半加速衰老，但有时也会抹去岁月的痕迹。他有个乐观的鼻子，看起来总是笑眯眯的。他生于一九四一年。七岁那年，他们村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袭击。达维什逃到了黎巴嫩时和家人失散，成了孤儿。一年后他回到故乡，那儿已夷为废墟，色列人建起他们的定居点。他在小学开始写诗，由于“政审”不合格，不能上中学。他蹲过班房，并多次被软禁在家中。

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步行去参加巴勒斯坦文化部的晚宴。出门略有凉意，明月升起来，满地清辉。远处是灯火通明的耶路撒冷。这三大宗教的圣城，历史上招来多少灾难，且都是以神的名义。说来宗教作为一种想象活动，恐怕源于对死亡和未知世界的恐惧。与诗歌不同，那是源于集体的想象，势必与权力发生关系，从而被权威化制度化甚至军事化，一旦和另一种集体想象遭遇，非闹得兵戎相见，血流成河不可。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不为宗教打仗，大概因佛教道教重个人体验，“道不同不相与谋”，不行干脆就“立地成佛”。再说，想象需要空间，这空间在中东特别是在圣城极有限。而想象的传播和反馈往往导致更复杂的局面。比如八次十字军东征中的头一次，如闹剧。那想象首先和企图统一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罗马教皇的野心挂钩，又把一个法国修道院打瞌睡的隐士唤醒。他煽风于地下，点火于基层，在莱茵河畔纠集起八万贫农，向东进发。那盲目的仇恨和升天的承诺是动力，可他们连圣城在哪儿都闹不清，又没补给，沿途打家劫舍，最后惨败于突厥人手下，幸存者不到三千　

晚宴是自助式的。巴勒斯坦人流亡多年，其饭菜显然带有兼容性，丰富味重且细腻。让我吃惊的是，上好的葡萄酒竟是本地产的。我端着酒杯，在落地窗前看拉马拉夜景。一位优雅的中年妇女走过来，她叫塔妮娅(Tania)。她说她是女高音，是业余的；我说我是诗人，也是业余的。她笑了。她讲到她母亲，讲到围困中的日常生活。她指指山上那带围墙的建筑物，告诉我那就是以色列的定居点，它不断扩张，常无缘无故向这边开枪，打死了不少孩子。就在一个礼拜前，这儿满街都是坦克。达维什插话说，在拉马拉总共有一百四十辆坦克。塔妮娅在坦克的轰鸣中练声。不知为什么，这个意象一直纠缠着我。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午夜之门(2)

早上醒来，不知身在何处。一缕阳光从窗帘后溜进来。记得我去旧金山以色列领事馆办签证时， 一个犹太小伙儿在门口盘查我。我说我去巴勒斯坦。他说没有巴勒斯坦。那口气平静自然不容置疑。他一看就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心地善良的人，而他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否认的悲剧性。

吃早饭时遇见西班牙的胡安和意大利的文森佐，还有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胡安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到市中心转转。胡安住在摩罗哥，会讲一点儿阿拉伯语。他写的是那种实验性小说，同时热衷于社会活动，是那种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这欧洲相当普遍的角色在美国几乎绝了种。胡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西班牙的大报上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影响舆论趋向。他以前带电视摄制组来过巴勒斯坦，这教授就是他当年的向导。

我们坐出租车来到拉马拉市中心。这和新疆或南非的某个偏远小镇没什么区别，贫困但朝气蓬勃。路口竖着可口可乐和莫托瑞拉的广告牌。露天集市摆满新鲜的蔬菜瓜果，小贩在吆喝。教授满街打招呼，他捏捏瓜果，尝尝药材，问价搭话谈天气。胡安在报亭买了份英文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这儿居然摆满各种美国的流行杂志，诸如《生活》《时装》《阁楼》《十七岁》。我纳闷，到底谁是这类杂志的买主？

教授指给我们看那些以色列炮火毁坏的商店住宅，大部分已经修复，但斑驳可辨。墙上到处张贴着一组组肖像照片，像我们当年的劳动模范光荣榜。在众多小伙子中有个秀美的姑娘。一问，原来这就是那些引爆自己的“烈士”。教授告诉我，那姑娘一个月多前死的，仅二十八岁，是第一个“女烈士”。

我们步行到文化中心。这中心是以巴勒斯坦诗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萨卡基尼(Khalil Sakakini)命名的。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一次大战期间还因庇护波兰犹太人而坐牢。这是个典型的巴勒斯坦传统建筑，建于一九二七年，是以前拉马拉市长的住宅。穿过精心规划的花园，进拱形门廊。一层正举办画展，二楼是办公室，包括达维什主编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楼梯把我们引向三楼的会议厅。

巴勒斯坦作家和我们相对而坐。由巴勒斯坦驻法国的总代表雷拉(Leila)介绍代表团成员。她是乐观的胖女人，喜欢开玩笑。介绍意大利小说家文森佐·康索罗(Vencenzo Consolo)时，念他的名字重音先在前，那意思是电视支架或仪表盘，相当物质化；她又把重音往后移，意思就变了——安慰，那倒是精神性的。对，安慰先生。

首先由达维什讲话，他先提到“这个血腥的春天”(this bloody Spring)。他说，你们勇敢的来访就是一种突围。你们让我们感到不再孤立。“我们意识到有太长历史和太多先知，我们懂得多元环抱的空间而不是牢房，没有人可以独霸土地或神或记忆。我们也知道历史既不公平也不优雅。而我们的任务是，作为人，我们既是人类历史的牺牲又是它的创造。”最后他说，“而我们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希望将让这儿恢复其原意：爱与和平的土地。感谢你们和我们一起背负这希望的包袱。”

希望的确是个包袱。三天后，以色列军队再次占领拉马拉和西岸大部分地区。这个文化中心也未能幸免，美术作品和办公设备全部被捣毁，连电脑的硬盘也被拆走。

接着是在巴勒斯坦传媒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萨尔马戈成为焦点。从巴黎出发前他就一语惊人，把以色列当局和纳粹相比，使用了奥斯维辛(Auschwitz)和“大屠杀”(Holocaust)这样的词。代表团的多数成员感到不安，生怕其激烈言论会影响此行的目的。我倒觉得萨尔马戈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又不是政客，用不着那些外交辞令。一个作家有权使用隐喻，若能警世，正好说明语言的效用。再说，他的话如预言，被随后发生在杰宁(Jinin)等地的屠杀证实了。以色列并不拥有奥斯维辛和大屠杀这些词的专利权。过去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今天的暴君。这是人性的黑暗，冤冤相报的黑暗，让人沉溺其中的仇恨的黑暗。而作家正是穿过这黑暗的旅行者。

在发布会上，我提到除了种种围困，还有另一种围困，即仇恨话语的围困。散场时，坐在我旁边的胡安说，他完全同意我的说法，可能因为西班牙和中国有过相似背景，语言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

我们应伯尔泽特(Berzeit)大学校长的邀请，和教授们一起共进午餐。伯尔泽特大学在拉马拉西北郊。我们乘坐的大轿车突然停下来，前面被水泥路障拦住。所有人必须步行穿过大约五百米的土路，然后到路的另一头再搭车。我问塔妮娅为什么。我刚知道，她就是校长夫人。她耸耸肩说：“他们就是让我们生活不方便。”她告诉我哨卡原来是设在路边的，后来撤到山坡上去了。她指指山坡上的碉堡，那些以色列狙击手可射杀任何他们看不顺眼的人。我哆嗦了一下，这无形的威胁更让人得慌。

路的另一端挤满了人和出租车。大学及三十多个村庄与拉马拉隔开，诸多不便，倒是给出租车和小贩带来了生意。尘土飞扬，人们大叫大喊，脾气暴躁。有个小贩背着个一人多高的铜壶，壶嘴拐八道弯。像个高深莫测的乐器。只见他一拱肩膀一扭腰，饮料就音乐般流出来。他免费送给我们头头罗素一杯。我也跟着尝了口，像冰镇酸梅汤，心定了许多。

我们下了出租车，穿过校园。这和世界上别的大学没什么两样。学生们三五成群在聊天，享受午后的阳光。女学生似乎很开放，都不带蒙面纱巾。伯尔泽特大学是第一所巴勒斯坦高等院校。初建于一九二四年，那时只不过是个小学，逐渐升级，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成为正规大学。这些年来，有十五个大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杀害。以色列当局经常强行关闭大学，自七九年到八二年，百分之六十一的时间是被关闭的。最后一次是八八年一月，关闭了长达十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校方秘密在校外组织临时学习小组。即使如此，很多学生要花十年工夫才能完成四年的学业。

可惜没邀请学生代表参加，午餐会有些沉闷。校长致欢迎词。罗素谈到校际之间，比如与他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合作的可能。一位教授告诉我，因为围困，很多学生晚上就睡在教室。

我溜出来在楼里转悠。大厅陈列着学生的雕塑。其中一件作品让我震惊：一个鸟蛋放在由锈铁钉组成的巢中。这想象让人心疼，只能来自受过战争创伤的年轻人。

我们从大学乘车去拉马拉的一所难民营。所谓难民营，其实就是为被逐出家园的人所建的临时住处，说临时，好几代过去了，拥挤不堪。我们先来到难民营的文体娱乐中心。迎面是被坦克撞破的门，满地纸片碎玻璃，电脑乐器健身器材等所有设备无一幸免。中心的负责人抱歉说，没有一把好椅子能让我们坐坐。他摊开双手问我们：你们说说，这就是恐怖基地吗？

几乎每堵墙上都有个大洞，贯穿家家户户。这是以色列新发明的爆破武器，嫌破门而入麻烦，索性穿墙越壁。看来，这种新技术带来新的串门方式，正在改变人类的礼仪传统。我们来到难民营小巷深处的一家住户。“客人”串门时，不仅毁了电视机，还伤了主人。我不懂阿拉伯语， 而他们手势表情中的那种绝望与恨，一看就明白。

晚六点，阿拉法特要接见我们。这并没写在时间表上，但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陪我们的雷拉说，会见只有半小时，随后阿拉法特要召开内阁会议。由警车开道，到阿拉法特官邸时，天已擦黑。大轿车进入大门穿过空场，停在一栋外表普通的楼房门口，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雷拉带我们上楼时，多数记者被拦住。我们被带到一个休息室，大家聊天开玩笑，自由散漫惯了，不习惯这种正式场合的压力。大约十分钟后，我们被带到对面房间，阿拉法特站在门口，由雷拉介绍，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阿拉法特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和照片中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个子比想象的还矮小。小个子自有他们对付大世界的办法，一般来说，他们更自信更顽强更务实更富于挑战精神。以色列当局的那些战略或心理专家大概没想到这一点。

这显然是阿拉法特的办公室兼会客厅。一头是办公桌，旁边立着巴勒斯坦国旗；另一头是一圈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盆娇气的睡莲。阿拉法特和我们头头罗素坐中间。按事先说定的，这次会见不对外公开，故所有记者都被赶了出去。罗素首先代表国际作家议会说了几句话，表示对巴勒斯坦独立和自由的支持。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是来看望达维什的。阿拉法特指着达维什开玩笑说：“他是我们老板。”每个成员都说了几句话，由雷拉翻译，但阿拉法特时不时用英文回答。索因卡说，他希望不要把仇恨和冲突写进教科书去。阿拉法特做了个坚决的手势，说：“绝不会的。我们甚至相反，太不关注对历史的描述了。”说到仇恨，他感叹道，小时候他家就在哭墙附近，他整天和犹太孩子们一起玩。如今这几乎是不可能了。最后轮到我。我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知道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和重重困难，你是否还保持着当年的理想？阿拉法特激动地跳起来，指着他身后的庙山(Mount of Temple)的巨幅照片。特别是那醒目的镀金圆顶(Dome of the Rock)和旁边的犹太教寺院。庙山不仅是伊斯兰教，也是天主教和犹太教圣地。基督曾在这儿布道，希伯莱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祭坛也在这儿。阿拉法特用指头划了个大圆圈，意思是在一起和平共处，那就是他的理想。他也是个会用隐喻的人，那是一种能力，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另一种方法另一个向度。很难想象他的对手沙龙使用隐喻，沙龙的语言倒是直截了当，那就是坦克。三天后，他的坦克冲进阿拉法特官邸。

会见大约一小时，超过了原定的时间，内阁会议不得不推迟了。阿拉法特和大家一一合影。他又跑来跑去，拿来二○○○年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发展计划的画册和纪念章分送给每个人。布莱顿请他在画册上签名。临走，调皮的布莱顿走近阿拉法特的办公桌，卫队长想拦住他，他闪身偷走了桌上的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午夜之门(3)

晚八点，我们在拉马拉阿尔-卡萨巴(Al-Kasaba)剧院和巴勒斯坦诗人一起举办朗诵会，下面挤满了听众。有人告诉我，由于围困，好久都没有搞这样的文化活动了。首先由达维什朗诵。从台下会心的赞叹声中，能感到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骄傲。他的诗让我想起已故的以色列诗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十二年前我在耶路撒冷诗歌节上见到过他。他们俩的诗中居然有某种相似的音调：在词语中的孤寂状态，与现实的无奈和疏离，对大众喧嚣的畏惧，试图以自嘲维护的一点点最后的尊严。我不知道他俩是否见过面，也许这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若两个民族都能真正倾听他们的诗人就好了。就像帕斯所说的，诗歌是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这声音，并不能真正消除仇恨，或许多少能起到某种缓解作用。

就在今夜，诗歌在突破仇恨话语的围困。

第二天一早，我们要离开拉马拉，去加沙走廊(Gaza Strip)。我醒得早，打开电视。CNN六点钟新闻，头一条就是阿拉法特接见我们的镜头，接着巴勒斯坦发言人宣布：阿拉法特决定不去参加正在贝鲁特召开的阿拉伯高峰会议。我不明白这两件事的关联，但这决定显然就是在内阁会议上作出的。两个意象的叠加会让人有非份之想。是国际作家的支持让他坚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

从昨夜起，每层楼都派了两三个武装警察，持枪守卫。听说是由于萨尔马戈的激烈言论惊动了葡萄牙总统，他亲自打电话给阿拉法特，希望能确保他的安全。

达维什等人来旅馆送行。塔妮娅送给我她在巴黎演唱会的录音带和她编的书。她最后说：“和加沙相比，这儿就得算天堂了。”

从拉马拉到加沙的路并不远，但走走停停，开了近三个小时。进入加沙前，我们在边境检查站换了联合国的专车，由联合国驻加沙援助总署的负责人陪同。行李要特别检查，和人分开，乘别的车辆过关。我们的护照被收走，足足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出来个以色列官员验明正身。雷拉告诉我，我们的运气好，若没有联合国帮助，很难进入加沙。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若无特殊许可，则永远不能离开那里。

进入加沙比预定时间晚了俩钟头。一过边境，车就被焦急等待的当地记者团团围住。但时间紧迫，说好暂不接受任何采访。雷拉打开车门，先解释，转而大发雷霆，记者们只好悻悻离去。她双手插着腰对我们说：“他们以前都很乖，说一不二。如今就是被美元闹的，打破脑袋往里钻。哼！”

这时上来一个中年男人，他叫罗基(Raji)，巴勒斯坦人权中心的主任。他开始秃顶，脑门沁出汗珠。他英文流利，但有一种明显的焦躁，词像弹壳般弹跳。他律师出身，从事人权活动多年，被以色列当局监禁过。车在行进，他站在车门口向我们介绍加沙的情况。

加沙走廊是块沿地中海展开长四十六公里宽六至十公里的狭长地带，约三百六十平方公里。在加沙，一百二十万巴勒斯坦人占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以色列控制了百分之四十二的土地，包括定居点军事基地及隔离区，而以色列犹太移民仅六千人，占加沙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四分之三的加沙人是一九四八年被以色列逐出家园的难民及后代。

横贯加沙的惟一一条主要公路由以色列控制，专供以色列军车和犹太移民使用。而巴勒斯坦人只能挤在土路上，连这土路还被两道哨卡切割，下午五点以后禁止通行。每到高峰时间简直是灾难，哨卡前面排着长龙。路窄，常出事故。就在我们眼前，一辆卡车翻在路边。坐我旁边的联合国驻加沙的副代表卡伦(Karen)是个美国女人。她告诉我，以色列怕自杀式的汽车爆炸，规定在加沙每辆车必须坐两人以上才能通行。她说连她开带有联合国标志的汽车，还是尽量让她儿子坐旁边，以防不测。

车转弯，沿海边道路行进。蓝天白浪绿树，总算让人喘口气。罗基告诉我们，前不久一个西班牙代表团来访，被他们地中海邻居的赤贫吓坏了。以色列掌有制海权，巴勒斯坦渔民只能在六公里以内的海面打鱼。经过一片草莓地。罗基说，很多欧洲人吃的是加沙的草莓，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因为加沙的草莓得先运到以色列，在那儿包装并贴上他们的商标再出口。更甚至的是，连加沙的地下水也被以色列人抽走，再用管道输送回来，卖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这种剥削倒是赤裸裸的，不用藏着掖着，准让全世界的资本家眼馋。

我们来到海边一个以色列定居点附近。这就像刚打过仗。道路坑洼，周围建筑大都被摧毁，废墟上弹痕累累。高墙围住的定居点有炮楼守望。这是加沙十九个定居点之一。罗基告诉我们，仅在这个路口，就有八十多人在抗议示威时死在枪口下，多是青少年。

加沙与西岸不同，被以色列铁丝网团团围住。依我看，除了经济上压榨，就是让巴勒斯坦人自生自灭。他们不仅没有出入加沙的自由，甚至连在自己土地上旅行也受到严格限制。如果说加沙是大监狱，那么这些定居点就是小监狱，是监狱中的监狱，被仇恨团团围住。犹太移民根本不可能和本地人接触，出入都靠军车护驾。到底什么人愿意搬到这儿来住？卡伦指指脑袋。“怎么，是神经有毛病的？”卡伦笑着说：“不，他们是被广告骗来的?风景好，房价便宜。多半是美国的犹太老人。”

我问布莱顿，这与当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是否有一比。他感叹说，以色列当局的高效率恐怕谁也不是个儿。这一切似乎是用电脑精心策划的：怎么才能剥削得最多，怎么才能带来生活上最大的困难。

我们继续向前，来到加沙尽头与埃及比邻的拉法(Rafah)省。下车前雷拉警告说，这是极危险的地区，以色列大兵随时可能开枪，大家要尽量集中，别走散。在一帮孩子的簇拥下，沿破败的街道向前，尽头是一大片废墟，堆满残砖碎瓦玻璃碴。边境墙就在五十米开外，以色列的炮楼和坦克虎视眈眈。

罗基告诉我们，为了在边境建隔离区，以色列军队在这一带先后摧毁了近四百栋难民的房屋。仅在今年一月十日，五十九栋民房被推倒，两天后又毁掉四十栋，一千七百个难民无家可归。轻则给四十分钟的时间，让难民取走随身物品，重则根本不事先警告。这时人们让开条路，走过来个中年妇女(看起来像老太婆)，通过雷拉翻译，她讲述了当时的可怕情景。那天凌晨两点，没有任何事先警告，以色列的推土机隆隆开过来，大人叫孩子哭。她连滚带爬，好不容易才把她十三个孩子救出来，而全部家当都埋在砖瓦下。接着是一个老汉的控诉。他听说罗素是美国人，便声嘶力竭地喊：“为什么你们美国给以色列飞机坦克？谁是恐怖分子？夏隆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