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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应是绿肥红瘦，却乍暖还寒。和一个从德国来的朋友约好，一起逛格林威治村。蒙蒙细雨，穿过曲折小街，先去了迪兰·托马斯喝死的那家“白马”酒馆（White Horse Tavern），又去了世界上最早的同性恋书店，今天周末，要等中午才能开门。我们来到华盛顿广场。西北角有几张镶棋盘的石桌，多数空着，有个老头摆好棋子，拿出计时器，等待对手的到来。穿过广场，沿第六大道拐进西十一街，终于找到十八号。

这栋三角形的现代化建筑是一九七八年重建的，夹在老房子中，似乎故意突出某种不协调。这是个普通的星期六的早上。一个父亲在门口逗弄小男孩，另一家人正迎接客人，或告别。有谁还会记得三十一年前的爆炸事件？在那些“气象员”中，死者永远年轻，生者和我年龄相仿，都来自六十年代的造反运动，并留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如今，风向早就变了。我想起鲍普·迪兰的歌：“你用不着气象员告知风往哪儿吹”。

十一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三日，一艘油轮停靠在费城德拉河（Delar River）码头卸油，见习船员X和伙伴乘出租车到附近的小镇，他另付了一百五十美元，出租司机换了辆自己的车，一直把他们拉到纽约。他一九五○年出生在台湾屏东南州，自幼爱画画，在马祖服了三年兵役。他“跳船”蓄谋已久，是为了到纽约闯天下。

我是在朋友家的聚会上认识他的。他小个儿，黝黑，但眼睛特别，直愣愣的，有一种藏得很深的忧伤。陪他一起来的女人跟他正好相反，又白又高，高出他大半头。他们靠着墙角喝酒聊天。主人把X介绍给我，说他是著名的观念艺术家。高个女人纠正说，是世界级大师。你好，大师。酒尽人散，大师要开车送我回曼哈顿。他开的是辆后车厢加盖的小卡车。那女人后我下车。于是窝进窄窄的后座，手脚支出来。

X车开得稳，不像刚出道的艺术界的怪人。当时作为画家的家属，我也跟着啧啧称奇。

我们约好再去喝一杯。到西村停好车，那女人被解放出来。先进一家酒吧，女侍态度恶劣，每人非得买两杯才能坐下，岂有此理。又换了一家，坐定。他相当内向，自有一套语言系统，不易进入。我琢磨一个人独处久了，他人已不重要——虚无之墙的投影而已。

到纽约后，他边打工边琢磨自己的走向。他早期作品有自残倾向，比如跳楼钻粪坑，把腿都摔坏了。一瘸一拐地摸索，终于开了窍，他连续做了四个为期一年的作品。

从七八年至七九年，他自我监禁在一个十平米见方两米多高的笼子里。一年期间，不交谈，不读写，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他进笼子那天由律师贴了封条，出来时再启封。每日三餐是由一个朋友送的。对伙食不满，他只能摔碗抗议。他以床为家，到余下的地盘散步算作出门。他每天在墙上画一道——整整三百六十五道，早画了还不行，剩下的时间显得太漫长。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笼子，只是往往意识不到而已。

从八○年春天起，他把自己关进同一个笼子，穿着工作服，每小时打卡一次，持续了一年。为了精确，他买了台日本打卡机，和手表和高音喇叭串连，每小时差三十秒响一次。和头一年那种半冬眠状态正好相反，他成了世界上最忙的人，每天打二十四次卡。他说，打卡打久了，就像瘸子走路变得自然而然。在他看来，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消耗有限的生命，而所谓时间是无限的，在打卡时他强烈感觉到生命与时间的荒谬关系。

第三件作品是从八一年夏天起在户外生活一年，不进任何建筑物、地下道、洞穴、帐篷、汽车、火车、飞机、船舱等。他背着个睡袋，与纽约街头的流浪汉为伍。比流浪汉强的是他兜里有钱，能填饱肚子，但不能像他们那样钻进地铁、桥洞或废弃建筑物睡觉。那年纽约的冬天奇冷，低到零下三十八度，他把所有衣服都穿上，烤火取暖，一躺下就会被冻死。人比自然更恶。有一回他在一家工厂附近喝茶，老板连打带骂赶他走，他掏出护身用的三节棍。警察来了，他拿出报道他的报纸，蒙混过去。不久那老板在街上看见他，又叫来警察。这回可不管什么艺术原则，先关十五个小时，还要判刑。他花钱找来律师。开庭时，法官同意他留在室外。律师的铁嘴铜牙加上法官的同情心，最后把他放了。除了那十五个小时，他孤狼般在户外生活了一年，成了人类文明的旁观者。

从一九八三年七月四日即美国独立日那天起，他和一个美国女艺术家林达（Linda）用根八英尺长的绳子互绑在腰间一年，双方身体不能接触。洗澡上厕所在一起，出门遛狗接受采访会见各自朋友也得在一起。一旦吵起架来比较麻烦。有一回他正洗澡，林达发脾气要冲出去，差点把他光屁股拖出门外。和平共处时，他们俩一起打工挣钱，一起去教书，一起坐飞机到别的城市演讲。由于完全没有隐私，在八四年独立日分手时，两人几乎到了彼此憎恨的地步。

从八五年到八六年，他坚持不做艺术、不看艺术、不谈艺术一年。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号他的生日起，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整整十三年期间，他虽然做艺术，但不发表。在我看，这后两个声明是多余的：将军退休了，就不必再言战事。他结了两次婚，又都分了手。他告诉我，他现在忙着装修他在布鲁克林的房子，准备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免费居住创作。

十二

每星期三中午我坐九号地铁到宾夕法尼亚火车站（Penn Station），先买一份《纽约时报》，然后搭乘十二点十五分开往长岛的郊区火车。在车上我把报纸翻过来掉过去，被另一种语言所遮蔽的事件弄得昏昏欲睡，直到播音器吱吱嘎嘎响，我戴着花镜冲出车门，一片茫然，再随众人涌上另一辆日本造的双层火车，爬到二层，把报纸扔在一边，看窗外风景。离开纽约，空气越来越新鲜，到处是树林、坡地、溪流和一闪而过的白房子。下午两点五分到达石溪（Stony Brook）。

搬到纽约不久，经朋友介绍，我稀里糊涂找份工作——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Stony Brook）分校英文系教一个学期的诗歌创作课。由于交通不便，课都集中在星期三。我就这英文水平，若让我反过来当学生肯定不够格。我心想，在美国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再说诗歌本来就说不清，用另一种说不清的语言也许更好。头一天上课，我真有点儿上刑场的感觉，头皮发麻，身上冷飕飕的。

我的课从四点到六点，外加三个钟头的辅导课，说得我理屈词穷，累得我灵魂出窍。在美国大学，老师比学生更怕性骚扰：办公室永远敞着，相隔一米，还得尽量提高嗓门儿。送走最后一个学生，锁上门，我裹紧大衣，哆哆嗦嗦穿过楼群和停车场，好歹赶上八点四十开往纽约的火车。除了换车时买包土豆片充饥，我真恨不得睡到世界末日。

我的学生多是本地人，没有纽约人的那种精明和神经质。要说也怪了，这儿离纽约不到一百英里，不仅地貌甚至连人种都变了。迈克（Michael）赤红脸膛，满脸络腮胡子，头发蓬乱，潦草得像一张未完成的肖像速写。他嗓门大，一会儿叫我“教授”，一会儿叫我“船长”。每回课间休息，他高喊着“热狗的时间到了”，冲出门去买热狗。他告诉我，他刚跟女朋友吹了，现在有两个候选人。听那口气他本人就是白宫，看哪位候选人有资格进来。他每周在报亭打工三十个小时，比美国总统对世界的局势还了如指掌。他既信天主教又渴望革命，跟他的诗一样混乱。

安娜（Anna）是个白净的女孩子，一说话就脸红，在课堂上总是静悄悄的。她起先成绩平平，到后来竟写出一些惊人的句子，让我这个当老师的颇有些沾沾自喜。克里斯蒂娜（Chistina）是个五十多岁的职业妇女，是这儿艺术系某教授的夫人。她来上课，纯粹是因为热爱写作。她无疑是全班最勤奋的学生，一首诗往往改上十几遍，可进步不大。她是那种富于幻想的女人，诗歌正好帮她飞翔，飞向美国中产阶级那单调刻板的生活以外。我们之间似乎没有性骚扰的问题，可以关起门来无话不谈。

冬去春来，通往火车站的小路从积雪中显露出来，被阳光晒干。我理直气壮走着，迎风用手机满世界打电话。

十三

纽约人的内心其实是极孤独的，只要看看他们眼神就知道了。一般来说，除了神经有毛病的，他们从不直视别人，在人口密度这么高的地方，也真难为了。比如在地铁车上，为了躲避目光碰撞，他们要不看书看报，要不闭目养神，要不干脆把目光悬浮在空中，梦游一般。这本事，恐怕得花好多年工夫才能练就出来。当然要有个把绝色美女出现，男人们会醒过来，混浊的目光像雾中的灯一闪。但绝不像我这样的乡下老鼠直眉瞪眼，而是用余光悄悄跟踪，漫不经心，甚至有点儿倦怠。好像在说，那又怎么样？别烦我。

曼哈顿的单身贵族特别多。这道理很简单，单身是保持了孤独的最佳方式，没配偶没孩子，省得罗嗦。除了访亲会友，他们会多半在家一个人吃晚饭。打个电话到附近中国餐厅订外卖，一份咕老肉外加酸辣汤；要不干脆对付对付，就着干酪，啃着昨天的干面包。目光像苍蝇在四壁游荡，一不留神落进墙角的蜘蛛网里。偶尔也说说话，跟自己。据说在纽约吃抗忧郁药的比例特别高，这也难怪。

若两个孤独加在一起，必有新的麻烦。有一回从甘乃迪机场飞巴黎。一上飞机，我就发现自己的尴尬处境：正好坐在一对纽约夫妇中间，女的邻通道，男的靠窗口。我马上提出换座位，人家不干。起初我还以为感情有问题，拿我作挡箭牌。没有的事儿，老两口亲热得很，一口一个“亲爱的，我的甜心，我的宝贝儿”，让我直起鸡皮疙瘩。男的给女的找出拖鞋和小说，嘘寒问暖；女的藏起一小瓶免费红酒，留给男的在巴黎受用。更让我不解的是，两口子竟隔着我侃起来，从纽约的天气到巴黎的旅馆，从亲戚间的纠纷到股票投资。我再次提出换位子，遭到一致反对。我这才明白，这位子是人家事先挑选好的，让我为孤独作证。

其实孤独并非与寂静对应，它有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在纽约则被无限放大了。首先是那些警车救护车救火车，为引起足够的注意，不断提高音量，高入云霄。而那些单元里快憋疯了的狗，好不容易放到街上，为了向另一只狗致敬，非得用整个腹腔吼叫。轮到纽约人，要想再表达点什么，得多不屈不挠才行——他们扯直嗓门，说到一半被警笛打断，张着嘴，只好把话咽了回去。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纽约变奏(4)

十四

W大姐在纽约中国文化圈是个中心人物，那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有人打破脑袋撒遍钱，名片印十八个头衔也没用。文化圈既有形又无形，不存在权力结构，故也不认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没有头头，只有中心人物。

曾几何时，纽约人才济济。一九八八年我头一次来纽约，赶上个聚会。有唱茶花女的、跳黑天鹅的、反弹琵琶的、话剧演正角的；还有红卫兵大款、文化掮客、舌头打结的侨领和半老半疯的业余女作者，外加身分不明者——如我。要说谁谁都面生，但全认识W大姐。她性情中人，好热闹，揽天下闲事，会八方来客；她办文学社，为诗歌刊物撑腰，组织朗诵会，收容流浪文人，穿针引线于撕碎的纸片之间。

她自打年轻时就写诗，又是个美人，台湾诗人群起追之。尘土飞扬中，被一个不言不语的台湾留学生得手，成婚，众人傻了眼。

糊涂可算得她优秀品质中的一部分了，对化解大都市的勾心斗角和人生的千古忧愁，百利而无一害。在美国留学，她稀里糊涂卷入美丽岛事件，上了国民党黑名单，流亡了二十年；她稀里糊涂当上北美某中文报纸文艺版主编，招揽天下长反骨的，这报纸后被切断财源，不得不停刊；好不容易歇两天吧，她又稀里糊涂被我裹挟进《今天》，当牛做马。

她大事糊涂，小事更糊涂。给外州读书的儿子寄隐形眼镜，到了邮局，顺手把刚买的汉堡包塞进纸盒。回家路上猛醒，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再三叮嘱，千万别吃那个会变质的汉堡包。有一回，她满心欢喜到旧金山看朋友，下了飞机没人接，给谁打电话都不通。问警察，才知道自己坐错了飞机，飞到洛杉矶，离目的地差四百英里。她早上永远睡不醒，到曼哈顿时上班基本上处于梦游状态。若有熟人招呼声，她会大声警告说：“我还没醒，现在认不出你是谁！”

W大姐的微笑特别，在表达对人世间无奈的同时，又展示了某种宽慰，像护士在照料垂危的病人。和她在一起，不说什么，心里也会踏实多了。在某种意义上，作家都是病人，正需要这样的护士。

他们两口子当年在苏活（Soho）买了一层旧厂房（Loft），数年后翻了好几番，卖掉以轻心，搬到纽约上州。这一离开曼哈顿，想回来可就不容易喽。每回她都得掰着指头掐着表赶郊区火车。当年仗着年轻倒不怕，晚就晚一趟。如今大家兴致正高，她起身告辞，谁拦也拦不住。眼见着纽约中国人的文化圈衰败了，肯定和这郊区火车的班次太少有关。

十五

在纽约一住半年多，没有老A的消息，听说他回国做生意去了，他那些故事倒常有人提起，那是纽约传说的一部分。老A上辈子肯定是个说书的，其杜撰演绎绘声绘色的天赋，无人出其右。若在太平年代，故事就是故事，说书的和故事保持足够的距离，台上台下共享叙述的快感。而他投胎于乱世，故事和自身经历搅在一起，说书的和听众兼于一身，忙得他上窜下跳，顾此失彼。

我是九七年认识他的。那时我刚调进一家杂志社，跟他同事。他十三岁那年在天津被打成反革命，跳河自杀未果，跟父亲一起被发配到新疆，又成反革命，到处流浪。在西安要饭时，结识了公安局长的千金。据他说，每天都从那官邸后窗递出一张张热腾腾的烙饼，有一天突然变成火筷子，劈头盖脸——原来是局长大人发现了。

我认识他没多久，他的舌头得罪人了，遭到暗算，左眼被打得半瞎。自八十年代初起，他是我家常客。他的故事每回都有新发展，跌宕起伏，关键处他大笑，一抹嘴，戛然而止，起身——且听下回分解。我们请他帮个女孩找对象，先让他过过目。经不住当天下午一阵神侃，那女孩成了他老婆。

他有种处变不惊的本事。大年初一，他跟老婆闹别扭，只身到我家。我们刚买了只烧鸡准备过年，端出来招待客人。只见他一边诉苦，痛不欲生，一边抓住烧鸡麻利地啃着，津津有味。我们眼睁睁的——烧鸡不见了，在悲惨世界的终点剩下一堆鸡骨头。

那年我在纽约见到他，他都长横了，油光满脸，半瞎的左眼球鼓出来。但在表面的亢奋状态中，我发现他其实有某种焦虑：在那些顾客中他只是个说书的。钱倒是挣到了，但既没参与感，故事也没新高潮。总之，纽约缺了他也行。

这一面很快就翻过去。我有一天在《世界日报》看到一篇台海局势分析文章，署名是军事评论家A。接着又在电视的中文频道看见他，正在一个两岸军事专题讨论会上慷慨陈辞。他告诉我，中南海和五角大楼都跟他秘密接触过，暗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能避免，就看他了。

从风水先生到军事专家，其实不仅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鸿沟，对我来说，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从古到今，先礼后兵：从八卦图到导弹封锁，和为贵。说书的不耐烦了，直接进入故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十六

纽约有个和高层建筑相对应的地下世界，如同影子之于巨人，黑夜之于白天。我想起首流行歌曲的题目“白天不懂夜的黑”，原不以为然，再细想其实很有道理。若对纽约进行精神分析的话，这地下世界无疑是个关键。

和地面混乱不堪的交通相比，地铁代表了秩序，那是纽约极其坚韧的神经系统。只有下去走一遭，你才会明白，这个国际大都市为什么没发疯。在曼哈顿，其实地铁只有两方向：上城或下城，按道理连傻瓜都不该迷路。在城面再糊涂，到地下就全都门儿清了。这有点儿像美国的两党制：民主党——下城，共和党——上城。大多数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单向度的，目标明确，黑白分明。有时候想跟美国人说清楚中国是怎么回事，可真把我难坏了。你说得越认真，他脸上越困惑，冷不丁问一句，能把你鼻子气歪了。没辙，“白天不懂夜的黑”。

纽约第一条真正的地铁建于一八七○年，是发明家比奇（Beach）先生设计的。他异想天开，用风作动力——大风扇照着封闭的管道狂吹。模型先在一个博览会展出，引起轰动。再把模型变成真正的交通工具可就难了，除了技术问题，更大障碍是人，是操纵纽约政界的黑手——外号“大老板”。他不点头，没戏。于是比奇下决心用地下方式进行。他租了个服装店的地下室，工人们昼伏夜出，把挖出来的泥土在天亮前运走。神不知鬼不觉，只用五十八个夜晚，这长312英尺的风力管道地铁建成了，还居然带个120英尺长的豪华候车室，包括油画、钢琴和喷水池，目的是让幽闭症患者安心。一八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比奇先生举行了隆重的通车仪式，把纽约震了。他接着宣布了他的计划：先通过一个公共交通法案授予他建造权，再私人筹资五百万美元，修建长达五英里每天运载二十万乘客的专线。纽约州众参议院通过了这一法案。“大老板”急了，这直接影响到他从每辆公共马车获得的抽成。他的傀儡州长，想方设法否决了交通法案。这官司打了两年多，最后以比奇先生的失败告终，他只好把自己的地铁封起来。直到四十年以后，即一九一二年，工人在市政厅附近修地铁，无意中打通了那个静悄悄的候车室……

十七

M祖籍湖北，香港出生长大，到巴黎读书，考进联合国做口译，先在日内瓦，后搬到纽约，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她会说六七种语言，其中三种能同声传译。她做意大利饭，喝法国酒，读英文报，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有时候我纳闷，中文在她心里到底占多大份量？文化归属往往在潜意识中，比如，用什么语言数数骂人说梦话。说到底，凡在精神上说不清血缘关系的，都应通通算作“文化孤儿”。据说纽约一半外国人，其子女又占了四分之一——整个一个孤儿院。故“爱国”在纽约人的语调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纽约是相遇的地点，把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经历的人凑在一起。十年前，一个朋友带我到M家去吃晚饭。她住曼哈顿中城东边二十七层的一个玻璃牢笼里。一只鹦鹉居高临下打量着客人。鹦鹉叫“鲁克”（Look），它不停地用英文重复：“Look wants peanuts. （鲁克想要花生）”。那一晚，美酒佳肴钢琴曲外加黄色笑话。男人们几乎都在抽烟，女主人打开窗户，让风把一缕缕浓烟带走……

字母M在英文绝对是阴性的：小姐（Miss）、夫人（Madam）、母亲（Mother）。她正儿八经是按传统路线一步步走过来的。如今很多女人要不省了某道程序，要不倒着来，要不干脆闹革命了——脱离这套系统。可惜我只见着做母亲的M。她离婚多年，独自把两个男孩拉扯大了。在纽约这样的城市，青少年猛于虎，何况还俩，想想我都替她发愁。直到多年后，俩孩子都离开上了大学，有一回我请她看电影，随便捡了个，没想到是关于青少年吸毒和暴力问题的。开演不到五分钟，她就受不了，说什么也得走。一路上她双手勾着双肩，怕冷似的。

我跟M同岁。我们经历完全不同，有一点相似，都是属候鸟的——热爱旅途中的生活。有那么几年她像发了疯，一得空就满世界飞。在联合国本来出差机会就多，但还嫌不够，自己掏腰包孝敬旅行社。纽约成了航空港中转站，她家成了旅馆，随时准备出发。她甚至会去巴黎度周末。星期五乘夜班飞机到巴黎，两个白天加秉烛夜游，累得半死，但没耽误星期一早上的班。

她一直盘算着提前退休，搬到佛罗伦萨去。谁成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她升了官，成了联合国口译中心的总头，手下管着好几百口子语言天才。说来我们每个人往往都事与愿违。我想起她家的鹦鹉：“鲁克想要花生……”

十八

飞机正点降落在纽沃克（Newark）机场。今天星期二，即9·11事件后的第三周。通道上，几个荷枪实弹的国民警卫队大兵，阴暗地打量着乘客。我拉着行李，到客运柜台买了张票。在汽车站等车的人沉默不语，似乎各有各的心事。车终于来了，连咳嗽带喘在机场兜了一圈，捞起些散客。除了后视镜中那司机的半张歪脸，全都是乘客的后脑勺。曼哈顿出现了。夕阳西下，世贸大楼像两颗门牙被拔掉，豁口处浓烟滚滚，直入云霄。我在四十二街的长途车总站下车，迷了路，终于拦辆出租车，直奔东村。

纽约人似乎一如既往，该干嘛干嘛，但细看去，他们脸上蒙了层阴影。到了晚上才自在些，大概是夜的阴影更重，让人喘口气。我们在街上散步。天气闷热，弥漫着一股焦糊味。街角或灯柱旁的一个个小祭坛，烛光摇曳，有失踪者照片和文字，散乱不经意。

我在纽约总共住了六个月，不长不短，算得上我生命途中的一站。我得承认，在这告别时刻，我多少有点儿喜欢上纽约了。这是个消耗精力的城市，年轻人喜欢它，是因为他们有的是精力，需要释放——在最小的空间蹦跳冲撞挤压流汗放血；老年人喜欢它，因为怀旧。我大概只能算后者了。精力消耗大必变化快，更新快变旧更快。要说纽约是个真正怀旧的去处，好像开车——朝前看，别回头，让心悬在那儿，对身后消失的一切心知肚明。

今年春天，我和一个黑人女诗人在曼哈顿一起朗诵。记得她有着关于纽约鸽子的诗，给我印象很深。要说鸽子，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但鸽子和鸽子的命运截然不同。比如巴黎的鸽子就舒坦得多。古建筑优雅开放，从游客的面包到餐馆的垃圾，应有尽有；而萨拉耶佛的鸽子则饱受惊吓，除了炮弹就是枪子儿，好不容易消停两天，还得忍饥挨饿，个个需要看心理医生。纽约的鸽子处境不同。首先是地势险恶，万丈深渊要先学会垂直起落，这打生下来就得学，没保险。还有那无数的玻璃陷阱，得学会识别闪避，否则一不留神非撞死不可。再加上废气、噪音和没长眼的汽车轮胎，虽说不愁吃不愁喝，但它们因其环境变得狭隘冷酷，并极有侵略性。其实鸽子本来就是相当凶残的鸟类，好勇斗狠，弱肉强食，自有其权力系统，和人类很像。但除了食物链相关外，它们和人类生活基本是平行的。它们是旁观者。当一只鸽子和你隔窗相视，它只是好奇，两只眼睛在迅速聚焦，捕捉你的尴尬表情，但它并不愿进入你的生活。

一天早上，两只金属大鸟先后插进曼哈顿两栋最高的大厦，引发了一场大火。巨响和热浪，让栖息在楼顶的鸽子惊呆了，它们呼啦啦起飞，在空中盘旋。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他乡的天空(1)

一

头一回见到D是五年前。我和一位美国女诗人在我们小镇的书店朗诵，由D主持。按惯例，朗诵会后大家一起到附近酒吧喝一杯。D坐在我斜对面。我们岁数差不多，而他像个青少年，正做牙齿矫正，满嘴钢箍，笑起来难免有些狰狞。人跟人相识往往靠机缘，有时只是一个词，像暗号对上了。D提到他家新铺石板上的鱼化石，我很好奇，于是他请我到他家做客。

由于鱼化石，我被卷入他的生活。每周二晚上，我跟他到加州首府萨克瑞门托（Sacramento）的一个老年中心，参加由他主持的诗歌工作坊。那都是些身处社会边缘的散兵游勇，因为热爱诗歌走到一起来了。由D掌控时间流程，俨如法官。每个人轮流读自己的新作，读完由大家评点，任人宰割，最后才轮到作者说话。有人忍不住提前辩解，只见D口中一亮，喝住。散了会，大家到附近一家名叫卡柔斯（Carrow’s）美国餐馆，其饭菜可怕，无论点什么都得后悔。有人提议换家馆子，但由于价格距离和惯性的左右，使我们依然忠实于卡柔斯。那儿的最大好处是空旷，以及因空旷带来的自由轻松的气氛。我们聊天与聊诗，直到夜深。那多少像个秘密团体，准备语言的暴动。大概由于远离中心，加上老弱病残，恐怕FBI都懒得记录在案。

他父亲是银行家，十多年前病故。他不少诗是写给他父亲的，有一首诗写的是生死临界处的父子情。他告诉我，二战期间，他父亲在美军潜水艇服役，常躺在鱼雷发射管里睡觉。若战友使坏，一按电钮，他就会从梦中射向大海。奇怪的是，那幽闭恐怖症竟会遗传，跟潜水艇一起深入D的潜意识，再呈现在他的诗中。人的经验是不可重复的，但却会通过别人的体验得以延伸。我猜想，D的梦境多半在深海，而他的情人就是潜望镜中的敌舰。

在他看似光滑的生活中，死亡是个巨大的阴影。他家哥儿五个，他居中。俩哥哥一个弟弟都是因病先后去世。最近的死亡是他大弟弟，住圣地亚哥，去年感恩节还开车来看他，回去就不行了。对D来说，死亡好像是个谜语，而谜底是现成的。

D是上高三因失恋开始写诗的。他在被迫选修的数学课上写诗，被老师发现。他跟老师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老师容许他课堂上写诗，但不给学分。他年轻时生活混乱，大学没毕业，更换工作也更换女友。里尔克在《秋日》中写道：“谁没房子，就不要建造房子。/谁孤独，就永远孤独……”D反其道而行之，没房子就非得建造房子，最后还成了建筑商；孤独却偏不甘孤独，近四十年和B结婚。B在州政府工作，专管捕鱼和狩猎。她是那种有定力的女人，像锚，把他这只船留在港湾。

他是个现在进行时的美国建筑商，我是个过去时的中国建筑工人。建筑是男人的行业，语言粗鲁直率，但挺有人情味。若要盖栋房子，他先把小算盘拨拉一遍，再把活分派给各种小公司承包，既得懂专业又得懂人情。有时候跟他到工地转转，他跟师傅们打招呼，仅三言两语，什么都在其中了。待一天的活安排妥了，他溜回家，关起门来写诗打瞌睡。

他是我认识的惟一一个写诗的共和党人。两年前，我们到旧金山度周末。在外面先喝了一圈，街道和路灯开始摇晃起来。我们像难兄难弟，互相搀扶，回到旅馆的酒吧接茬喝。他趁醉慷慨解囊，请坐吧的每个人喝一杯。电视正在播放总统大选的进展。我问D支持谁。他一下酒醒了，嘴一歪，露出闪闪的钢箍。他嘶嘶地警告我说，别在这儿问，周围的人会杀了我。原来旧金山是民主党们大本营。

今年D五十岁。生日那天，我们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晚饭。D的牙箍终于摘掉，露出雪白的牙齿。他告诉我，他弟弟病危，活不了几天了。他强作欢颜，笑容是一寸寸展开的。他眼角有一滴泪，不易察觉。

二

一个城市对于一个人，往往就是中心，不在于其大小、地理位置重要与否。这就好比每个国家出版的世界地图都把自己置于中心，好在地球是圆的，用不着为这打架。北加州的小镇戴维斯（Davis），对我来说，就是世界的中心。这道理也简单，无论我飞到哪儿，最后都得回来——我家在这儿。

如果戴维斯是中心的话，那么我的活动半径就是本文所涵盖的范围。依我看，在这个汽车时代，人的活动半径应在一百二十公里左右，开车往返应在三个小时内，这意味着对于上班族来说每天可以回家。按速度比例，常年在北京骑车，活动半径是二十公里——我最远骑车到香山的工地上班。旧金山正好在活动半径内，可算作戴维斯的卫星城之一。

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是为工作而搬到戴维斯来的；不同的是，我并没有因失去工作而搬走。从九五年秋天起，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了两年书。最后老闾找我谈话，她神色凝重，鼻子上有一道深深的横纹。我竟对她产生同情，好像被解雇的是她而不是我。我琢磨，她在说这番话前，内心得经受多大的折磨。

由于家庭事故，我在外晃荡了一年多。女儿回北京读书，我们把房子租了出去。在此期间，有一次我到湾区出差，从机场租车开回戴维斯，下十八号公路转一一三公路，再沿拉索大道（Rusell Blvd）出口。一进入戴维斯，暮色苍茫，华灯初上。突然一股致命的乡愁袭来，我强忍泪水。戴维斯于我意味着什么？这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小镇，就是我的家，一个人在大地上的住所。对于漂泊者来说，它是安定与温暖的承诺；对于流亡者来说，它是历史之外的避难所；对于父亲来说，它是守望女儿的麦田。

当年我师傅常对我说：“哪儿的黄土不埋人？”这话虽说是人的无奈，但也包含了一种绝对真理。说实话离开故乡久了，家的概念变得混乱。有时我在他乡的天空下开车，会突然感到纳闷：我在哪儿？这就是我家吗？

我家，在不同的路标之间。

戴维斯坐落在加州首府萨克瑞门托（Sacramento）以西十二英里处。一八六八年，当铁路穿过一望无际的麦田，在这里停留，连车站带小镇得名于本地农民兼财主戴维斯。命名的过程至今是个谜。当一个人成了一个城市，这城市必然会塞进那人的性格。我仔细研究了有关戴维斯本人和这小镇的记载，发现有不少共同点。比如，这小镇正如戴维斯其人，重农轻商。这儿有全美最好的农学院，但市中心一点儿也不繁华，我女儿常抱怨没商店可逛。还有，由于继承农民戴维斯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传统，除了外来的大学生，几乎全体居民都得了嗜睡症，一到晚上九点，家家户户都关门熄灯。

我家住在戴维斯西边的帝国大道（Imperial Avenue）。但愿这街名别给人非分之想，这和纽约那些大道毫无共同之处。本街的居民，多是些对世界漠不关心而过分礼貌的帝国主义者，大家准是被嘘寒问暖这一套礼仪折磨得疲倦不堪，尽量缩在家里，毫无向外扩张的野心。这是条相当僻静的小街，一眼就能望到头；草坪像绿色补丁错落有致，缝补着灰色的道路；我家和邻居的猫穿来穿去，互相串门。七年前我们搬进来时，这里还处于城镇边缘，后院面对另一种历史——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去信箱取信，邻居家的两条狗像往常那样狂吠。我站在帝国大道上，望着冬天苍白的太阳，叹了口气。

三

开车去旧金山。过海湾大桥，阳光明媚，无风也无通常沿海湾涌来的浓雾。十二点整到F家。通过内线电话，女主人请我们到楼下稍候，他们马上下来。见面时难免拥抱握手，由于男女有别，内外有别，局面一时有些混乱。若男人抱拳，女子道万福，则会免去不少麻烦。这方面最繁琐的是法国人，见面分手都得左右贴三次腮帮子才肯罢休，助长了流行性感冒的气焰。

我推坐轮椅的F到附近的餐馆。F是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教授，是中国历史的权威，曾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和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夫人H是上海人，意大利文学博士，她心直口快，凡事爱刨根问底。

进德兰西（Delancey）餐馆，坐定。H告诉我们，这家餐馆是由监狱办的，从侍者到厨师都是服刑的犯人。这真是个好主意，为他人服务改造自己，表现好的减刑，让他们最终融入社会。F提到上次陪他父亲进餐，一时找不到大衣，问侍者，答曰被偷了。这种犯人的自嘲倒应该广为提倡，尤其在知识圈，他们犯了罪却不自知。

F的表情像孩子，眼睛湿润，时不时闪着调皮的光。他话并不多，而突然爆发的大笑能震碎杯子。H对丈夫情意绵绵，那是令人心动的爱情。她说起一次聚会上，朋友们让F交代他俩的恋爱史。没想到见过大世面的F，拿着麦克风突然哭起来……

我们点菜时，F打开送给他们的诗集，翻到头一首诗《岁末》。“白金尺，”他念叨着，像调音师在寻找绝对的辨音力。他是那种很特别的智者。他一生坎坷，涉猎极广。其实知识也是一种权力结构。F既在这种权力结构的顶层，又同时置身其外。汉学只不过是为他人提供了一种向度，并未覆盖一切。依我看，不少汉学家毁就毁在这儿：汉学既是饭碗，又反过来主宰其精神世界；这种互相占有的结果，使他们失去了“白金尺”。

说到真实（truth），引起一番争论。说来真实是由交叉小径组成的花园。一个人的真实，只在某一点和他人的真实交叉。

F讲起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也写过诗办过诗刊。有一天，诗友戴维（David）拉他去拜访佛罗斯特（Robert Frost）。他们找到他家，敲门。佛罗斯特出来了，他七十多岁，身体硬朗。戴维壮胆说：“我们也是诗人，特地来看望您。” 佛罗斯特摇着食指说：“你们不能管自己叫诗人。”他俩愣住了，转身撒腿就跑。

午后时光慢下来，甚至停顿了，杯中的残酒即证明。H提议我们换一家咖啡馆坐坐。起身出门，时间又继续流动了。

我们穿过一片相当豪华的住宅区，全都属于劳改局，犯人们就住在里面。这可是旧金山寸土寸金的地段，连一般中产阶级都负担不起。咖啡馆和那家餐厅一样，都属于劳改局。里面很大，兼卖书。桌椅大小高低不齐，有沙发纵横，可立可坐可卧可打盹儿做梦。我们点咖啡和红茶，F要了杯白葡萄酒。H告诉我们，在这里服务的犯人是属于戒毒中心的。我不禁犯嘀咕，他们自己戒毒倒不要紧，可别顺手给我们下点蒙汗药什么的。

说起前两天哥伦比亚太空飞机的爆炸，H告诉我们，F这两天为此很难过；而他的中国学生认为，那是典型的美国式思维，是人类无限自我扩张的结果。

我说，若生不平等的话，在死亡面前是人人平等的。那七位宇航员至少是自愿去死的，而炸弹下的阿富汗农民和饥饿中的非洲儿童则没有选择的余地。F又提到白金尺。他说，人的很多努力是非实用的，但有意义。他的话有道理。但我接着说，这种死亡是被美国媒体无限夸大了，成为民族国家神话的一部分。这样做，起码是不尊重死者应享有的宁静。

F又要了一杯白葡萄酒。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到唐人街办事。H提议再坐一会儿。在F上厕所的时候，她突然哭了，她为她丈夫的身体担扰。

回家的路上，我记起我那首诗的结尾：“这是并不重要的一年/铁锤闲着，而我/向以后的日子借光/瞥见一把白金尺/在铁砧上”。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他乡的天空(2)

四

戴维斯人民公社成立于若干年前，这和合作开荒发展农业或与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集体谋反都没关系，而是一些住在戴维斯的中国人为了巩固友谊消磨时光而凑成的松散团体，自认为“人民公社”。主要活动是吃中国饭喝白干嗑瓜子闲聊熬夜打牌钻桌子。X是专家兼美术设计，憨厚正直，助人为乐。他们两口子好客，加上房子大，顺理成章成了公社的据点。每到周末大家先打电话，破门而入。满屋欢声笑语，通宵达旦。

B是一家复印店的老板，可算是本地首领了。他为人和善，笑容可掬，说话有时吞吞吐吐，故得“保密”的雅号。他身为老板，克勤克俭，尽买些二手复印机自己翻修。拆装擦洗中，总会多出些零件来，他顺脚踢到一边，只要复印机运转就行了。要是人的生活在拆装擦洗后能还原就好了，而那多出的零件正是感情中未知的部分，闲置时有潜在的危险。B表面上满不在乎，内心必有疯狂之处，要不怎么好端端信了“天功”，还成了本地骨干。他自以为有了魔法，可呼风唤雨，让外星人调节室内光线，但每回表演都以失败告终。

L曾一度领导戴维斯中国女性时装的新潮流，后来搬到硅谷，眼见着这里女社员们花一般全都蔫了。逢年过节，她回娘家似的风风火火赶回戴维斯，一身时髦打扮，照亮了我们黯淡的生活。她是那种天生不发愁的人，永远乐呵呵的。有人说过，幸福是一种能力。果然如此，她原来那份工作让我羡慕不已——在实验室砸核桃，既轻松又不费神，还能顺手吃俩补补脑子，外加各种福利保险。可人家一甩袖子把那活儿辞掉，转身生孩子去了。

J来自北京军区大院，可一点儿也没染上那颐指气使的傲劲。五年前她来戴维斯考查美国生活，想顺便找个如意郎君。于是公社作为一项重大任务布置下去——网举目张。当时领导潮流的L正在善于保密的B的复印店招工，引起中国小伙儿H的注意。可L名花有主，于是提到待字闺中的J。这一网就捞了条小尾巴鱼。他俩虽住在同一小镇，可先通了三天三夜的电话，昏天黑地订了终身，然后再见面约会。说来也巧，这位在美国长大的H用英文写诗，报考加大戴维斯分校是冲我来的，可还没等学生到老师已被解雇了。他边读书边打工铺地板，花钱如流水，欠了一屁股债，满脑子乌托邦梦想。有一回，我们一起去海边野营，他边喝啤酒边开车。他对我说，他要建一座城，把我和别的艺术家养起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几年前，从北京来了个跟我们沾亲带故的女人，先住在我们家，后搬出去自立门户。她耐不住这小镇的寂寞，于是开始勾引公社的男社员，一度几乎让主妇们人人自危。要说她人并不起眼，打哪儿来的魅力？后来才明白，她在公社分配浪漫梦想。用诸如温莎公爵的故事和巴黎温柔之夜的承诺，拉拢腐蚀革命干部。等大家猛醒把她扫地出门，才意识到，我们这儿缺的就是梦。

去年感恩节，公社社员从美国各地匆匆赶来，男女老少共二三十口子，只能打地铺。这回除了多年的革命传统外，还增加了新节目，由X为女社员拍艺术照。只见个个浓装艳抹，风情万种。X忙乎了三个星期，用电脑修版配背景，那些玉照最终制成挂历，或卖或送，为新的年景增色，一时传为佳话。

五

常有一些不速之客敲我们家的门。首先是上帝的黑衣使者们，多半在周末，随门铃丁零一声现身，他们彬彬有礼，诚恳耐心。久了才知道他们来自不同门派，有天主教、福音新教、摩门教、基督见证人，还有些边缘化的神秘邪教。

他们不仅带来各种语言的宣传材料，而且有联合国才具备的众多翻译人才。有一天是刘伯伯开的门，他被黑衣使者说懵了。我赶来解围，说他不懂英文，只会中文和俄文。那人伸出食指问，哪种语言更好？我顺口说俄文。本以为糊弄了事，没想到下个周末人家真带来个俄文流利的教友。我估摸，若说只懂斯瓦西利语，他们也准能从非洲派个黑人牧师飞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