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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顿生于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屠宰场工作，母亲操持家务，生活与文学绝缘。他还记得有次过生日，母亲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想了想说，一本诗集。母亲大吃一惊，但还是照办了，买下一本自己根本看不懂的书。他至今还记得母亲拿着诗集那惶惑的表情。怀着对诗歌的向往，克雷顿离开了母亲，上大学，写诗，翻译，办杂志，教书，参加反越战运动。怀着对诗歌的向往，他离开了美国，浪迹天涯，在秘鲁、墨西哥、日本和法国住过。

克雷顿年轻时长得像吉米·卡特。七十年代末，他、卡柔和一位捷克朋友在布拉格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待账单送来，比他们预想的要贵得多，原来鱼是按每一百克算的。他们和老板吵了起来。克雷顿突然说：“好吧，你们竟敢欺骗吉米·卡特的侄子，咱们走着瞧!”老板一听大惊失色，连忙道歉，并找来贵宾签名簿。克雷顿签名时，那位捷克朋友吓得脸色煞白。

卡柔则是个地道的纽约人，而且是在纽约的工人区布鲁克林长大的。她年轻时的疯劲是我从他们对话中的只言片语猜到的：离家出走，吸毒，在大街上酗酒——六十年代可爱的“左派幼稚病”。卡柔风韵犹存，一看就知道她过去是个美人。她学过美术，搞过广告设计，做过首饰，现在帮克雷顿编杂志。卡柔聪明、敏感、有主见。但这么说很难概括她。她是个特殊的女人，以至似乎什么都不干，也用不着干，并对一切都百般挑剔，从诗歌到小吃。幸亏克雷顿混上个教授，可让卡柔慢慢地品尝生活。

卡柔的生活只限于室内，一到户外总有麻烦。不是扭伤了脚，就是跌断了指头。前年秋天，我和卡柔带我的女儿出去买冰淇淋。刚经过草坪，她就被一只大黄蜂螫伤了。那是一次警告，我想卡柔此后更加强了足不出户的决心。

他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此前双方都经过婚姻的失败。卡柔告诉我，克雷顿头一次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在一次宴会上，他拎着一块淌着血汁的烤牛肉穿过雪白的地毯。依我看，这一印象纯粹是审美的，像克雷顿在白纸上写下的一行诗。

享受生活，佳肴和美酒是必不可少的。有一回，他们请我在纽约的一家高级餐馆吃晚饭，点了俄国鱼子酱和法国香槟酒，三个人花了快四百美元，差点儿把我这个平时只吃糙食的噎在那儿。轮到我请客，他们也绝不会客气，点得我心惊肉跳。当然，教授的薪水怎么也顶不住这样的开销。于是他自立炉灶，跟菜谱学艺，法国菜、意大利菜，几乎样样精通。

我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是他们家常客。傍晚时分卡柔掌灯，克雷顿系上大围裙，在他们家设备齐全的厨房里忙开了。程序之复杂，一点也不亚于中国饭。在他们的感化下，我的中国胃，也终于能欣赏别的饮食文化了。我有时提前打电话，告诉他想吃某一道菜，他干脆答道：“我这不是饭馆，没有菜单。”

喝葡萄酒可是一门学问。年份、产区、厂家之类的都可以从书本上学到，但品尝就得靠经验与悟性了。我跟他们专门去了趟加州著名的产酒区——那帕尝酒。尝酒是免费的。他们两口子满脸虔诚，一边和酒厂的专家用复杂的术语大谈颜色、味道和口感，一边把酒含在口中，念经般咕噜良久才吐掉。我学着他们的样子，却一口咽了下去，尝不了几种酒便天旋地转起来。

如果说克雷顿是个酒鬼，应该不算过分。尤其有朋友来，他总是喝得太多，一瓶一瓶地开下去，越喝话越多，越说越没边，进而转向肢体语言，放上他喜爱的爵士乐，手舞足蹈，巨大的影子在墙上转动，像动荡的夜。他们也常带我到别的酒鬼朋友家做客。回来在车上，克雷顿总是发表关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富于哲学性的演讲，每次都被我的鼾声打断了。

克雷顿脾气不好，说话太直，朋友多，敌人也不少。他出版了一份诗歌刊物，以前叫《毛毛虫》，后来变成《粉蝶》，苦心经营了十五年，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诗歌刊物之一。他口无遮拦。比如在退稿信里劝你改行，这无异于劝一个自以为天下第一的诗人去自杀。好在美国诗歌界营垒虽多，但中间地带开阔，极少互相交火，诗人之间最多老死不相往来，用不着恶语相向。

让我佩服的是美国作家普遍的敬业精神。克雷顿除了教书，余下的时间都用来写作、翻译、编辑和做研究，从不知疲倦。他是法文和西班牙文诗歌的重要译者，曾因翻译秘鲁诗人瓦耶霍的作品而获国家图书奖。瓦耶霍的诗以晦涩著称。克雷顿为此专程去秘鲁，花了三年的时间译完瓦耶霍的长诗《垂尔西》。

我和克雷顿酒后常玩语言游戏。我的英文不好，往往会听错他的意思，这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从一个词跳到另一个词，从一种含义转成另一种含义。有一次，我请他帮我们杂志的英文选集起个名字，他顺口引用了美国诗人庞德《诗章》里的句子：“恶运与丰富的酒。”“丰富”(abundant)在英文中发音和“放弃”(abandoned)很接近。让我给听错了，将错就错，这本选集就成了《弃酒》。

待书出来了，我送给他一本。卡柔喜欢这个名字，他不。总而言之，那是隐喻。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都同意，酒是不该放弃的。我们干杯。

第一辑 空山异乡人迈克

我刚收到寄自布拉格的明信片：“辛格(Singer)说：生命是坟墓上的舞蹈。让我们相见。你的美国叔叔迈克(Michael)。”明信片是张带有怀旧情调的黑白照片：一杯咖啡旁放着一朵野菊花。上面印着英文“地球书店兼咖啡馆”。典型的迈克风格。大概他此刻就坐在布拉格这家英文书店，呷着咖啡，在黑白的忧郁情调中等待他绚丽的情人。

我和迈克是一九八五年在荷兰鹿特丹诗歌节上认识的。那是我头一回出国，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但迈克忧郁的眼睛让我记住了他的话，他邀请我第二年春天到伦敦朗诵。我果然如期来到伦敦，在市中心最热闹的考文特花园的一个小剧场朗诵。和我同台的是一位罗马尼亚的女诗人，可在最后一分钟才得知她的政府不肯放行。迈克站在聚光灯下，挑选着词句，委婉地批评了齐奥塞斯库政府，他不想给这位女诗人带来麻烦。散会了，迈克把我带到酒吧，介绍给他的同行们。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凑够请我来的经费，他就像卡夫卡小说里的主人公，去敲开一扇扇官僚机构的门。

迈克长我三岁。他七十年代初从美国搬到伦敦，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染上了一口伦敦腔。为什么离开美国？他在一次访问中这样回答记者：为了寻找诗歌上的精神家园，像前辈诗人庞德、艾略特那样。可大英帝国并未向这位孤军奋战的美国骑士致敬。

他请我到他家做客。他们的生活，按英国人的标准得算十分清贫了，但仍保持着一种读书人的尊严：书在家中占了重要的地位。他在区图书馆有一份半日的差事，勉强养活四口之家。他的夫人汉娜是波兰人，精明能干。小儿子刚出生，大儿子嘎比四五岁，有着同龄的孩子没有的谨慎。我想这个小迈克多少反映了他父亲的窘迫：用刻板的小职员的生活来捍卫他的诗歌世界。谈起诗歌，他的眼睛湿润了，言辞也变得犀利起来，这无疑才是当年来伦敦闯天下的迈克。

与英国有缘，赞助这次活动的英中文化协会请我到杜伦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者。一九八七年春天，我和妻子带两岁的女儿来到英格兰东北部的幽静的大学城。这里低头看书，抬头看著名的大教堂。我有时去伦敦办事，顺便看看迈克。出于中国人的礼貌，我也请迈克有空到杜伦来玩。没想到迈克竟全家出动，应声而至，让我们有点惊慌失措。我们比他们更穷，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床招待客人。好在穷人间并不嫌弃，没床就打地铺。离开伦敦，离开那个临时图书管理员的位置，迈克变成一个可爱的梦想家，他有很多关于诗歌的计划，向我这个惟一的听众娓娓道来。在邵飞两次做饭的间歇，也被他拖进梦想的行列。他坚持要邵飞为他的第一本诗集配画，一家爱尔兰的出版社正在恭候巨著的诞生。那昏天黑地的诗歌的梦想穿插着孩子们的哭喊。第三天早上迈克一家走了，我连书也不看了，只看大教堂。

离开英国，我们又去了美国，回到中国，接着是多年的漂泊，我中断了和迈克联系。

一九九○年春天我到英国朗诵，在伦敦试着给迈克打了个电话。迈克愣了一下，惊呼起来：“我的孩子，你在哪儿？我一直在找你!”对一个在街头电话亭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来说，这话的分量太重了，我不禁流了泪。我们约好在一家餐馆见面。迈克又是全家出动。坐下，他紧紧盯着我，眼镜后面聪明而忧郁的眼睛布满血丝。他明显发福了，看来年龄和家庭压力正在逼他就范。不，另一个迈克在说话。他愤世嫉俗，大骂英国诗歌界的堕落和势利，让我吃了一惊。

我问起邵飞为他配画的那本诗集，更让他生气：出版社毁约了。看来这个世界成心要毁掉一个诗人。我们这对难兄难弟在倾泻了对世界的所有怨恨后，突然沉默了，喝着杯中的残酒。我看着他的儿子，提议去买两本书给他们作礼物。进了附近的一家书店，迈克的表情变得明朗起来，像被内心的灯照亮。他为他的两个儿子各挑了一本书，让我签名。他叮嘱嘎比要好好保存，仿佛这不是本书，而是他的精神遗嘱。嘎比抬头看看父亲，看看我，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一别又是几年，我偶尔收到迈克的明信片，都是简短的，跳跃式的，像诗歌笔记。他的字迹小得几乎消失。我请他用打字机，他最后屈辱地接受了。他把愤怒和绝望诗意化——诗越写越好，每个词都获得了重量。

九三年我在荷兰，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兴奋地说，应该热爱生活。接着告诉我他不在图书馆里混了，而成了布拉格国际书展的主任，公司设在伦敦，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也就是说，他下海了。我真心为他高兴，这也许能让他在吞噬灵魂的官僚体制外透透气，至少他可以用“公家”电话跟我聊聊天。我搬到美国，早上总是被来自伦敦的免费电话吵醒。他的话题跳来跳去。除了诗歌，他开始抱怨工作，抱怨老板和同事，然后转而抱怨他的老婆。汉娜几乎成了魔鬼，要控制他的生活，控制他的写作。我闻出家变的味道。

九五年春天，迈克坚持要我参加他主办的布拉格国际作家节，但又无法负担路费。我有生头一次自费去朗诵。能看得出来，迈克真心地喜欢布拉格。几乎每天晚上他带我去迪斯科舞厅，但我嫌太吵。在心惊肉跳的节奏中，迈克告诉我，他在伦敦暗恋上一个捷克姑娘。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又告诉我，国际书展的主办权已被捷克人夺去，他们公司只好改行搞服装展览。我安慰他，至少他能整天和漂亮姑娘在一起。

同年夏天，我从巴黎坐火车通过海底隧道去伦敦，正赶上迈克的生日。他请我参加他的生日宴会。我带着一条法国名牌领带和一瓶波尔多红酒，和住在伦敦的诗人胡冬一起赴宴。迈克已经和老婆分居，等着办离婚手续。他在伦敦北郊的富人区租了一个相当舒适的公寓，后窗临湖，晚霞铺在水面。家中并没有别的客人，孤独的迈克。我们打开一瓶红酒，为他的生日干杯。酒后他的话多起来，抱怨汉娜通过离婚抢走了嘎比，还要进一步敲诈他。在我们去饭馆前，他给嘎比打了个电话。他告诉儿子，北岛在这儿。我又想起我这个精神遗嘱执行人的角色。

迈克失业了，他决定搬到布拉格去。这从美国出发的旅行，经过伦敦，最后终于抵达欧洲的中心，历时二十五年。他的旅行速度远远赶不上跨国资本对梦想的覆盖速度。布拉格已经越来越商业化，他又晚了一步。再说，嘎比怎么办？

前年年底，我和迈克在迈阿密海滨的遮阳伞下喝啤酒。这是我们头一次在美国见面。他的老父亲就住在附近。我突然问：“你不想搬回美国吗？”“不，这不再是我的家。我没有家，像你一样。”他笑了。

第一辑 空山上帝的中国儿子

飞机开始降落。我从窗口看见盐湖及沿岸切割成一块块不同颜色的土地。飞机的影子在上面滑过，像对不准焦距。后舱有人合唱圣诗，而我和其余乘客各怀鬼胎，降落到摩门教的圣地——盐湖城。

旅馆面山，窗外落满准备过冬的虫子。我找出英文讲稿，对着那些虫子练习朗读。犹他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蓝纳(Lanner)讲座，本届主讲人是乔纳森·思班斯(Jonathan Spence)。我纯属陪绑，参加讨论。临走前才收到他的演讲稿，我匆匆写了篇回应，电传给朋友，译成英文。剩下的，就是把它念利索。

乔纳森有个中文名字，叫史景迁。他是英国人，至今也不肯加入美国籍。按他的话来说：“我为什么要背叛莎士比亚？”他在耶鲁教书，是十几本书的作者。这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几乎本本畅销，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说实话，我对历史学家心怀偏见。他们多少有点儿像废车场的工人，把那些亡灵汽车的零件分类登记，坐等那些不甘寂寞但又贪图便宜的司机。而乔纳森似乎不屑与他们为伍，他更关心历史中个人的命运，并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写的大都是传记。如关于帝王心路历程的《康熙自剖》，传教士的传奇故事《利玛窦的记忆迷宫》，一个普通的乡下妇女的不幸身世《王氏之死》以及一个曾漂流欧洲的教会守门人的坎坷遭遇《胡若望的疑问》。依我看，与其说他是历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作家更贴切。再说，历史本来就是个故事，就看我们怎么讲了。

今晚是我的朗诵会。我在旅馆大厅碰见刚到的乔纳森和夫人金安平。乔纳森长得极像007扮演者康纳瑞(Sean Connery)。安平告诉我，他常在街上被陌生人拦住，要求签名合影。不知康纳瑞是否有过类似的遭遇，被人们拦住问：“你是乔纳森·思班斯？”

我朗诵时，乔纳森表情严肃，像康纳瑞在《以玫瑰的名义》里扮演负责办案的神父，坐在听众中间。我躲开他的目光，好像我是把毒药涂在经书上的人。难道诗是一种毒药？

九一年春天，我应一家国际慈善组织Oxfarm的邀请，到波士顿参加为非洲难民举办的捐款朗诵会。他们请乔纳森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朗诵会头天晚上，他的学生文朵莲请我们吃晚饭，在座还有文朵莲的女儿和艾略特。乔纳森来了，抱着一袋葡萄酒和威士忌。那是我们头一次见面。他坚定、含蓄，而且幽默，英国式的幽默。据文朵莲说，多少耶鲁的女学生为之倾倒。那天晚上，惟我独醉。醒来，大家兴致未尽，有人提议去看末场的电影《菊豆》。散场后，我醉意未消，哈佛广场像甲板在我脚下摇晃。直到第二天晚上在散德斯(Sanders)剧场朗诵时，酒精仍在我脑袋里晃荡。我那困难的表情大概被听众们误读成流亡之苦，和乔纳森翩翩风度及典雅的英国口音恰成对比。就在我们向非洲难民象征性地致意时，美军成千上万颗飞弹正在伊拉克土地上爆炸。

第二年夏天，我和朋友开车从纽约去波士顿，路过纽海文(New Heaven)，去看望乔纳森。他正经历婚变，住在市中心的一个小公寓里。家徒四壁，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还有一台小录音机——不真实，像小剧场的后台。我们的主角乔纳森汗淋淋地坐在那儿，正幕间休息。在一家越南小馆吃牛肉面时，乔纳森讲起他去广西的经历。他正着手写一本太平天国的书。我似乎看见他头戴草帽，遮住他的鼻子，混入当地农民的行列，一起走进那本书《上帝的中国儿子》(God's Chinese Son)之中，成为他们的一员。

纽海文是个令人沮丧的城市，太多的流浪汉，若有人领头，恐怕也会揭竿而起。乔纳森领我们穿过街上那些绝望的手臂，来到一间空荡荡的芭蕾舞练习厅，再钻进隔壁小房间，这就是他的书房。我环顾那剥落的墙皮和窗户上粗粗的铁栏杆，不禁感叹道：“这真像监狱。”“哦？”乔纳森吃了一惊，“我还一直以为我把别人关在外边呢。”

盐湖城之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冷清，街上人影搅动着灯光。朗诵会结束后，我们来到一家私人俱乐部“纽约人”用餐。一个政治学教授用张戎的自传《鸿》纠缠我。他的手势特别，中指和戴着一颗硕大金戒指的无名指分开，像把剪刀不停地剪断我的思路。晚餐时，他坐在乔纳森旁边，那把“剪刀”伸向乔纳森，似乎要剪掉他花白的络腮胡子。

第二天，我们驱车去附近的滑雪胜地——花园城(Garden City)。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过午饭，我们沿着寂静的街道散步。阳光闪耀，屋顶上的积雪正在融化。一路上，他们两口子手牵着手，像初恋的情人。乔纳森和我谈起诗歌。他和安平最喜欢的美国诗人是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最近开始迷上弗洛斯特(Robert Frost)。乔纳森叹了口气，说：“我有时真厌倦了历史，想多读读诗歌。”

九四年春天，乔纳森邀请多多和我去耶鲁大学朗诵。他结束了幕间休息，进入第二幕。场景变了。他们在纽海文郊区买了一幢带歌特式窗户的楼房，花园里还有一个中国亭子。我头一次见到安平。她在附近一所学院教中国古代宗教史。她并不算漂亮，但有一种东方女人的魅力。她总是眯起眼微笑，好像在品尝甜食。乔纳森忙着招待客人，但他的目光却被安平的一举一动所牵拽。

从花园城回到旅馆，匆忙更衣。我根本不会打领带，在镜子前面抓住领带挣扎着，就像一个不小心钓到自己的渔夫。今晚是乔纳森的压轴戏，他像他的领带一样镇定。但安平悄悄地告诉我，每次乔纳森演讲，其实都紧张得要命，甚至连上课时也难免。在舞台灯光下，乔纳森的脸显得有点儿苍白。他讲得很好，讲皇权思想，从乾隆、康熙到现在。

晚上，我们在旅馆的酒吧喝酒。一讲到他的老师房兆楹，乔纳森显得有些激动。当年他进耶鲁时，他的导师芮玛丽(Mary Wright)让他先在图书馆泡泡，再确定研究方向。在图书馆泡了一个月，他从书堆里认识了房先生，于是写信到澳大利亚拜师。没想到房先生只是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回信说他从未带过学生。乔纳森一意孤行，去了澳大利亚。不仅房先生的学问，也包括其为人之道，引导他踏入中国历史之门。后来房先生恰好又成了安平的老师。

夜深了，乔纳森握着安平的手，背诵十六世纪法国诗人隆萨(Pierre de Ronsard)的诗。他先用法文，再一句句译成英文。那首诗是关于暮年之恋。

第二天清晨，我和乔纳森夫妇一起乘出租车去机场。司机是个矮小的老太婆。她怎么也打不开一瓶“雪碧”，递到后座问我们：“谁是超人？”我帮她拧开瓶盖。她从兜里掏出一把药片，就着“雪碧”倒进嘴里，“我六十五了，还总以为自己三十五。瞧，这月亮!可惜昨天早上我忘带上这家伙了。”她抄起一架带变焦镜头的照相机，一边开车，一边对准那轮苍白的满月。我吓得抓住椅背。“升得太高了，”她叹了口气。乔纳森说，“抓住月亮可不容易。”

老太婆答道：“关键得抓住好月亮。”出租车拐弯，和月亮分道扬镳。老太婆放下照相机，吹起口哨。

第一辑 空山约翰和安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和彦冰开车从纽约出发，北上，经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进入美国最北部的缅因州。风卷积雪，打在车窗上；偶尔有几个旧招牌向我们打招呼。从州际公路换地区公路，再上颠簸的土路，路标越来越不正规了，似乎更具有私人含义；我担心在某一终点，会变成孩子猥亵的图画。一座残破的铁桥在车轮下唱歌。彦冰告诉我快到了。森林深处，一家农舍冒烟。敲门，没人。门没锁，无留言。水壶在铁炉上嘶嘶响，蒸汽翳暗了窗户。在两只苍蝇的环绕下坐了很久，终于传来汽车声，主人回来了。

约翰(John)结实能干，像守林员。他正经是个文学教授，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学院教书。他五十出头，络腮胡子及鬓角花白，头顶还是黑的。我跟他开玩笑，说他自下往上被冻结。安(Ann)人高马大，比约翰年轻多了。她原来是约翰的学生。在美国大学，严禁师生之恋，但他俩堕入情网。约翰被校方逐出伊甸园，安就像带着红字，穿过鄙夷的目光，又熬了一年多才毕业。她讲起当时的压力，委屈地笑了。

晚饭前，我们去散步。到处是冰雪，但泥土变得松软，春天就在脚下。一条小河冲进阴郁的森林，在洼地滞留成一片湖泊，召来几只野鸟戏水。约翰和安忙碌着，搬开横在路上的枝干，辨认动物的踪迹。他们拥有一百多公顷的森林。走了一个小时，都未出其领地。约翰告诉我，近年，有些私人公司买下土地，大肆砍伐。他和安只要有钱，就尽量扩充地盘，并鼓励周围的朋友也这样做，以对抗毁灭森林的恶势力。那想必是一种相当绝望的斗争。

他俩都能迸出几句中文。安八九年在复旦大学教英文。六四后，外国老师展开激烈争论：撤走还是留下？谁也说服不了谁。安决定留下。不久，约翰也从美国赶来。教书之余，他们和上海的青年诗人有来往，并翻译了一本当代中国诗选《烟民》(Smoking People)。彦冰就是那时认识他们的。

安是本地人，家在十英里外，在一个叫墨西哥的小镇上。那极像个中国社会，表姐堂兄七姑八姨都住一条街，这家的故事传到那头再传回来虽走了样，但没耽误功夫，正接上故事的发展。我们一下车，亲戚们探头探脑。安忙着打招呼。这是个典型的工人区，房子矮小，毫无特点。走进客厅，所有家具摆设，带有一股尘土的味道，和她的父母一起老去。她父亲在看电视，他转过头来，跟安说起母亲的病情。母亲从厨房出来，脸色泛红，嘴唇苍白。她说话很快，不易听懂。半年前，她被发现得了癌症，目前正在化疗。她体质虚弱，笑着，有一种对命运的无力感。父亲插话，但紧盯着电视。安就在这儿和四姐妹一起长大。我好像听见地板上纷乱的脚步声和女孩子的尖叫。

安领我们到河边。一群难看的水泥建筑群，就是母亲的病源。这个造纸厂建于本世纪初，带有所有资本积累的血腥味道。这本镇居民惟一的生活来源，又是终生折磨他们的噩梦。它在血缘关系上，又加上阶级关系、工作关系和男女关系。它造成的污染，使小镇的癌症发病率极高。安年轻时在厂里打过工，吃过苦，也恋爱过。她是个讲故事能手，那些天，一个个血泪的幽灵纠缠着我们。大概以前起过誓，她正用造纸厂的白纸写下一段被湮灭的历史。

约翰，作为一个例外被安的亲戚们接受。起初，人们用疑惑的目光打量这位勾引女孩的大学教授。约翰默默不语，用双手证明他还有别的本事。他和安花了十年的时间，把森林深处的破败农舍翻修成像样的家。

约翰每天只睡5个小时。我失眠多年，得靠午睡、打盹等多种形式的休息才能勉强充上电。不管我何时睁眼，约翰总是抱着杯咖啡，精神抖擞地坐在桌前。他正义务帮朋友校对一本厚厚的书信集。电源到底哪儿来的？咖啡公司应该拿他做广告：看，永不疲倦的约翰!请注意本厂的标志“约翰牌咖啡”。

星期六一早，我被他们叫醒，睡眼惺忪地上车，拉到本地的一所中学。铺着白桌布的长桌摆着各种早点。桌后是缅因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高矮胖瘦，系着围裙在“为人民服务”。他们倒咖啡，端点心，殷勤周到。我忍不住想掏小费。政客们屈尊到此，也算是到家了，但不知有多少选民会为了顿早饭投票。一位众议员到我们桌来作陪。约翰介绍这是中国客人，他并不介意我们兜里没选票，讨论起美国的对华政策。

安有时在一所小学教亚洲孩子说英文。她很适合当老师，乐观而有耐心，能看得出来，孩子们喜欢她，但她更想成为小说家。她正在写那个梦魂萦绕的造纸厂，好像那罩住她青春的魔法，只有用笔才能除掉。那旷日持久的写作使她占据家中惟一一间书房，因此而获得某种中心地位，像一颗恒星，约翰得围着她转。约翰四月开车去一千二百英里外的大学教书，十月回来，陪安过冬。

想想都让我不寒而栗。整整六个月，安独守空房，在老林深处写作。即使约翰冬天回来，这天涯地角也只是两个人的世界。缅因冷到零下三四十度，一旦大雪封门，只能困守家中，面对炉火，度过漫漫长夜。我在这些年的漂流中，虽有过类似的经验，但就承受能力，远不能相比。在说笑声中，我意识到他们的内心磨难，远非我能想象。而他们自甘如此，毫不畏惧，在人类孤独的深处扎根，让我无言。我默默向这两个迸溅火花的寂寞灵魂致敬。

安和约翰吵架，被作息不定的我无意听到。安想要养个孩子，或至少养条狗。我当然能理解她内心的软弱。她在暗夜里嘤嘤哭泣。但转过脸来，她又笑了，跟我们讲起他人的悲惨故事。

约翰的女儿来了，和男朋友开车从波士顿来度周末。她小巧玲珑，是约翰热爱德国文学的结果。约翰年轻时翻译里尔克的诗，从德国带回译稿和妻子。他女儿刚在波士顿定居，找到工作，生活才开始。能看得出约翰由衷的高兴。但房子太小，他坚持让女儿和男朋友在外面的草地上搭帐篷过夜。两个年轻人倒十分乐意，酒足饭饱，早早去休息。我感到不安。一个小生命驶离父母，就本质而言，既残酷又自然，谁也无能为力。我在床上辗转不眠，听外面风声。那帐篷在风中鼓胀起来，像船一样驶离。约翰的女儿惊恐中转身，紧紧搂住她的情人。

第一辑 空山美国房东

如果我凭记忆给拉瑞画幅肖像：秃顶，肥硕的鼻子，眼镜后面狡黠的眼睛，身材不高但结实，肚子微微鼓起。他就是我的头一个美国房东。九三年秋我刚从欧洲搬到美国，在东密西根大学找了份差事，活不多，钱不少。负责接待我的美国教授事先给我写信，说帮我找了住处，在他家附近，离大学也不远，有自己的卧室和卫生间，可使用房东的客厅、起居室和厨房，租金300美元。听起来不错，我欣然接受了。

教授和夫人到机场来接我。先在他们家共进晚餐，佐以法国红酒。酒足饭饱，他们开车带我到拉瑞家。主人上夜班，要很晚才回来，这是栋普普通通的木结构房子，两层，主人住在楼上。我的卧室紧挨着楼下的客厅，小卫生间里老式澡盆的水龙头滴滴答答地漏水。居住条件基本上符合信上所说的，只是所有的设备都很陈旧。地毯磨穿，壁纸发黄，沙发吱吱作响。只有一台9英寸的黑色电视，摆在厨房的食品架上。我只待三个月，没什么可抱怨的，于是住下。

早上起得晚，我正打开冰箱想找点儿饮料，忽然感到背后的目光，转过头去。“嗨，”拉瑞坐在沙发上微笑，狡黠的眼睛在眼镜后面审视我。我有点儿尴尬，像贼被抓住似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拉瑞在附近的密西根大学的剧场当电工。他四十岁，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在密西根大学毕业。一年前离了婚，前妻带两个孩子也住在这镇里。他抱怨前妻贪婪，离婚时分走了不少钱，只剩下这座祖传的房子属于他。

我们所在的小镇叶普斯兰梯(Yipsilanti)，混居着白领工人和大学生，和邻近的密西根大学所在的城市安纳堡相比简直像个穷弟弟。这里市政建设落后，治安差。我曾在夜里听见过枪声。第二天看报，醉汉火并，死一人。没想到拉瑞竟是本市的议员。他说起这事时，我们正坐在他家的前廊喝啤酒。黑暗中他握着酒瓶，得意地露出白牙。他的野心不大也不小，有一天想当当本市的市长或州议员。我问想不想当州长甚至美国总统，他摇摇头。

他很现实，市议员每年能拿两千美元的津贴且受人尊重。“但我得花钱花精力竞选。”他说。不过他又承认，竞选的费用大部分是捐来的。常看到他在电脑前忙碌，然后把几百封宣传资料寄给选民。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否去过本市的脱衣舞厅？他连连否认说：“我哪能去那种地方？要是被我的选民看见就完蛋了。”美国人对政治家道德完美化的要求，真是到了愚蠢可笑的地步。

我发现拉瑞喜欢中国饭。于是我每次做饭就多做一份，一个人吃实在无味。有一天，拉瑞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晚上要来一位女客。我连忙下厨，备了四菜一汤。女客正点到达。我发现她和拉瑞根本就不认识。她一进门东张西望，好像在给拉瑞的房子估价。席间她透露了她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级技工，年薪五万（吓了我一跳，美国人是从来不谈工资的。） 接着她开始盘问拉瑞，拉瑞倒也沉得住气，应答自如。饭后我看两人继续喝酒，情投意合，便退避三舍。

夜里我被他们做爱的声响吵醒了。看来事情进展顺利，我为拉瑞终于结束了单身生活而高兴。

第二天我问拉瑞是否关系已定。他含糊其词，暗示那位女客不会再来了。没两天，又有另一位女客登门，戏重演了一遍，只是我不再给他们做饭了。我终于忍不住问拉瑞到底怎么回事。原来他参加了一个单身俱乐部。俱乐部把诸如人种、年龄、身高、体重、爱好等个人资料及电话号码发给每个成员，大家可以通过电话自由结合。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拉瑞每天回家直奔电话录音机。拉瑞坦白说，他根本不想再结婚，要好好享受一下单身汉的自由。

拉瑞很吝啬，一般吝啬的人总是抱怨没钱。他下了班常常不归，找一些杂活干。比如帮别人粉刷房间、安装电器、布置花园。后来发现他并没有那么穷，他另有一处房子租给了学生们。

刚到时我想多看电视，既学英文，又排解寂寞。但拉瑞的小人书般大小的电视实在让我束手无策，这玩意儿十几年前在中国就被淘汰了。我建议拉瑞买台新的，拉瑞马上摊开手表示，他还欠银行的债。其实在美国几乎人人都欠债。我又提出新的建议：如果他肯买电视和录像机的话，我愿负担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三个月后东西归他所有。他起初还是说不，出门转了个弯，终于算过账来，马上催我一起去电器商店。我们选了电视和录像机，又去租了录像带，回家举杯祝贺中美合资的伟大成果。但一到周末，我就算遭殃了。拉瑞的前妻送两个圆滚滚的儿子过来，把电视开得山响，我只好躲到朋友家避难。拉瑞的前妻是做房地产生意的，见到她，我才明白为什么拉瑞会欢呼单身汉的自由。她有拉瑞两个那么胖，而且看起来极有主意。我能想象她在离婚时卡着拉瑞的脖子，让他把钱交出来。

我搬走时，拉瑞握着我的手说：“真高兴与你相处了这么一阵子。”我盯着他那狡黠的眼睛，似乎很真诚，我有点儿被感动了。如果我是他的选民，说不定会投他一票呢。

第一辑 空山帕 斯

一

四月十七日早上，我把车停在过夜停车场，再搭机场班车前往候机厅，总算赶上了班机。夜里没睡好，我一路昏沉沉的，像只被雷电震晕了的鸟。一下飞机就转了向，得亏有路标指引。汽车站，旅客动作缓慢，鱼一般游来游去。我登上辆面包车，开车的高个黑人跟大家打招呼，没人答理。他见怪不怪，说：“欢迎来芝加哥。”正是尖峰时间，一路堵车，堵得个个面目可憎。在旅馆柜台，我拿到钥匙和一个信封，跟提行李的印度人上升。我给过小费，关上门，打开信封：“……可惜艾略特不能来和你一起朗诵，今天凌晨帕斯去世了……”

可以说，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斯(Octavio Paz)是现代主义文学最后一个大师，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帕斯，在西班牙语意思是和平。而他生于一九一四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那年，人类从此就没和平过。一九三七年，他赴西班牙参加共和国保卫战，在马德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上，结识了聂鲁达、阿尔贝蒂等作家。随后他卷入了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

他家里有很多有名的现代画家的画和各种艺术品，想必都是多年友谊与游历的见证，结果前两年毁于一场大火。帕斯从此一蹶不振。他从家里搬出来，住进旅馆和医院。最后墨西哥总统借给他一套官邸，并派军人们护理他，那跟软禁没多大区别。艾略特告诉我，帕斯变得沉默寡言，连老朋友的电话都不愿意接。美籍华裔女作家汤婷婷跟我讲述过她类似的经历。一场山火吞没了她的房子，包括未完成的手稿、信件、照片，什么也没留下。“我没有了过去。”她悲哀地说。

我头一回听说帕斯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在圈子里流传着一本叶维廉编选的外国当代诗选《众树歌唱》，可让我们开了眼界。其中帕斯的《街》特别引人注目：“又长又静的街。/我在黑暗中走着，跌倒/又爬起来，向前摸索，脚/踩着沉默的石头与枯叶：/我身后有人紧跟。/我慢，他也慢；/我跑，他也跑。我转身：没人……”我后来重译过。原文中的Nobody在《众树歌唱》中被译成“空无一人”，我改译成“没人”，这样更短促，更具突然性。这首诗是有点儿让人闷得慌。那会儿大家见面开玩笑，“我转身：空无一人。”自己先起一身鸡皮疙瘩。

八九年十月，美国笔会中心在纽约为中国作家举办了一场讨论会，由艾略特主持。艾略特住在纽约，是散文作家及帕斯的英译者。帕斯和夫人居然也坐在听众中间。散了会，一帮老朋友聚在门口，看来又得昏天黑地侃一夜。

那天晚上在一起的，除了帕斯夫妇、艾略特、多多和我，还有在讨论会上担任翻译的文朵莲。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坐定。我连菜单都读不懂，请文朵莲帮忙。帕斯发福了，比照片上显得要老。他微笑着，带着老人的威严。我们谈到拉丁美洲的文学与政治，多多问起他和博尔赫斯的争论。不，没这回事，我们关系一直不错。也许你指的是和聂鲁达吧？我后来在一篇访问记中读到，帕斯认为聂鲁达的斯大林主义僭越了政治与道德的准则。

九○年十月，帕斯获诺贝尔文学奖。当天夜里，帕斯接受郑树森代表台湾《联合报》的电话采访时说，我已经躺下了，刚吃了安眠药。那是不眠之夜的开始。

再见到帕斯是九一年十二月，在斯德哥尔摩一起开会。我还记得议题是“困难时期的严肃文学”。那是我的困难时期，几乎什么也听不懂，冒充严肃文学坐在那里。最后一天，布罗斯基作总结报告，报告后的讨论中，他的傲慢激怒了某些听众，帕斯也跟他呛了几句。帕斯的英文有限，时不时借助法文。让我记住的是他的姿态：像头老狮子昂起头。

一天早上，我和女儿在旅馆餐厅吃早饭。帕斯从街上走过，看见我们便拐了进来。我给他要了杯咖啡。那天帕斯心情似乎特别好，恐怕和港湾的新鲜空气有关，也许再加上轻松感——媒体的注意力已转移到新的获奖者头上。

他从提包掏出我刚出版的英文诗集《旧雪》，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他喜欢，飞机上一直在读，我们在美国同属一家出版社。他拿出他的一本书，签名送给我，是刚出版的论文集《另一种声音》。可惜这本书在漂泊中遗失了。

直到很多年后的今天，我才读到此书的中译本，被他的博学和雄辩震住了。他把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并纠正了欧美学术界对“现代主义”历史的严重歪曲。更重要的是，他在相当严谨的理论阐释中体现了“批评的激情”，这正是他另一本论述诗歌的书的书名。

用瑞典文写诗的李笠来电话，约我晚上和几个年轻的瑞典诗人聚聚。下午在通往老城的石桥上，我碰到帕斯，问他愿不愿一起去，他满口答应。周围行人涌动，买东西的遛狗的下班回家的，均与诗无关。帕斯站在冬天稀薄的阳光下，披着黑呢大衣，像个退休的将军。傍晚，我打电话到帕斯住的旅馆，他改变了主意。“不行，我累了，”他声音干巴巴的，有气无力，“你知道，这类的聚会太多了……”我当然知道，他这一年所受的名声之累，是要折寿的。

也巧了，我们下一站都是巴黎。

一周后的晚上，尚德兰(Chantal)、高行健和我在巴黎一家旅馆的大厅等了一会儿，帕斯夫妇下来了。他夫人玛瑞朱丝(MarieJose)是法国人，比帕斯至少年轻二十岁。我提议去中国餐馆，帕斯有点儿不放心，叮嘱我说：“可别乱七八糟的，要去就去家像样的。”终于在附近找到一家，还真不赖。我们吃火锅，喝黄酒，聊唐诗。帕斯翻译过李白、杜甫和王维的诗，他还跟艾略特合写了一本书《读王维的十九种方法》。我多喝了几杯，变得伤感，大背李煜的词，把帮忙翻译的尚德兰害苦了。在烛光下，帕斯宽容地笑了。

临出门，他被一对法国夫妇认了出来：你是帕斯？

二

帕斯当过多年外交官，在法国、日本、瑞士和印度等国任职。由诗人作家当外交官，这似乎是拉丁美洲的文化传统。一九六八年，帕斯为抗议墨西哥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辞去了驻印度大使的职务，他在欧美漂流了三年，直到七一年才回国。

九三年春天，我到墨西哥的莫尔里亚(Morelia)参加一个国际环保会议，这个会议请的都是科学家和作家。贫富悬殊像一道巨大的裂缝横贯墨西哥。我忘不了跟着汽车跑的那些光屁股的孩子，他们眼睛中有一种深深的绝望。我们到山林中的一个蝴蝶巢穴考察。上千万只蝴蝶，每年从这里出发经美国飞到加拿大，再返回这里过冬，行程几千英里。坐在树林中，只见蝴蝶遮暗了天空，翅膀发出轰鸣。

开完会回到墨西哥城，我给帕斯打了个电话，是玛瑞朱丝接的。她用法语大声呼唤帕斯，能听见房间里的回声。帕斯接过听筒，问我住在哪儿，什么时候有空，他要请我吃顿午饭。美国小伙子若贝托(Roberto)陪我一起去，他曾做过帕斯的秘书，母亲是墨西哥人，他的西班牙语跟英语一样好。我一直问他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跟一个古巴作家同居。

餐馆在郊区的山坡上，外观像古寺，草木掩映，大半餐桌散置于花园中。若贝托去查订位名单，没有帕斯。他猜帕斯用的是假名。一会儿，帕斯和夫人来了，他戴了一顶遮阳便帽，蓄起满脸花白的胡子，像戴着毛皮面具。

那一阵子墨西哥偏远山区正闹游击队。话题像苍蝇飞来飞去，自然而然地落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上。帕斯和若贝托争论起来，看法截然相反。帕斯一下翻了脸，用手指打了个榧子，厉声喝道：“你美国佬懂什么？滚回家去!”若贝托闭住嘴，脸憋得通红。我赶紧把话题岔开。